冯天乐，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博士候选人

黄仁宇提倡“大历史”，主张从大处着眼，从宏观的角度解读蒋介石日记。然而，他从“大历史”的角度看蒋介石，以历史之“大”来为蒋介石个人之“小”辩护，以“非人身因素”来解脱个人因素，把个人责任推给不可抗御的历史潮流，于是蒋介石的功过都是历史之“必然”。如果加以批判就犯了“道德裁判”的错误。其实，蒋介石都承认自己对国民党失去大陆政权负有重要的责任。他在迁台之后，就不断在公开演讲中检讨失败的原因，但他最重要的反省是在他的日记中，直到迁台十年后还不断反省自己的失误。例如他理解到“愤慨与抗辩是为余失败后之病态”，且大陆失败前对重大军政外交问题“皆不能有健全之幕僚与顾问组织，事前作切实检讨及精密之研究与计划，此即独裁武断之所为，此后能不切戒乎？”他也认为自己“知人不明、用人不当”，同志荣辱与共者寥若晨星，是因为“自我缺陷太多”，症结则是“诚而不实”；被人轻侮欺凌“皆为自我无识无学，甚至自大自是，特别是自作聪明以致坐井观天，而无怪于人也，及今速改或尚未晚乎？”

有趣的是，黄仁宇在书中既认定蒋介石个人在“大历史”中身不由己，无可奈何。但又说蒋氏建成“高层建筑”，主持“人类历史罕见”的“群众运动”，并认为“中国的抗战动员了三百万至五百万的兵力，在统一的军令之下，以全国为战场，和强敌作生死战八年，其情形已是洪荒以来所未有”， 为中国现代化铺了路，且不说这种论断不但在思维逻辑上自相矛盾，与史实亦多有不合。

一九二四年国民党改组，请共产国际的鲍罗廷当军师，确实组织并发动了群众运动。但自从蒋介石于一九二七年实行“清党”之后，已与群众运动“划清界线”，对群众运动采取敌视的态度和镇压的政策，将工会、农会一律解散，工运、农运领袖，几乎诛锄殆尽。相反，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共不断发动工运、农运、学运与蒋氏对抗，由此可见蒋介石执政后，即站在群众运动的对立面。他虽然“革命”不离口，以孙中山先生的继承人自居，但自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蒋即背离孙中山之三民主义，而实行专制独裁之法西斯主义。结果蒋介石被中共领导的武装革命所击败，退守台湾一隅。蒋氏认为：“我们在大陆的失败并不是被共党打倒的，实在是我们自己打倒了自己！”蒋介石总结了四条“自己打倒自己”的原因：第一，是内部不能精诚团结，因之予奸匪以分化挑拨的可乘之机。第二，是违反国父遗教，大家不以服务为目的，而以夺取为目的。第三，是丧失了革命的党德，不能以个人自由与能力，贡献于革命大业。第四，是丧失了民族的自信心，不知道民族道德的力量，和民族精神的伟大。 至于说抗战时期“统一的军令”，只是蒋的梦想而已。1927年后，虽然蒋介石有意吸取苏共经验，声称国民党党员“处处要能自立自强，独立奋斗，作一般非党员的模范。时刻要把义务与责任摆在前头，把权利与享受放在后面，认定我们作了党员，就是准备吃苦，准备牺牲” 。但是国民党无法真正成为列宁主义的政党。1928年后，国民党内派系林立，党纪松懈。比较大的派系就有以汪精卫、陈公博为首的改组派，以邹鲁、谢持为首的西山会议派，以胡汉民、古应芬、邓泽如为首的胡派和以孙科为首的再造派（太子派）。在蒋介石集团内，又有政学系与CC系、黄埔系与CC系的长期争斗。1930-1931年，国民党三度分裂：

1. 1930年8月，北平反蒋的国民党扩大会议与国民政府、南京

国民党与国民政府的对抗。

2. 1931年5月，广州的国民党非常会议和国民政府、南京国民党与国民政府的对峙。

3. 1932-1936年，南京与以胡汉民为精神领袖的半独立的西南粤、

桂等省的对立。由于党内派系不断冲突，使国民党始终不能在政治上精诚团结，同舟共济。

抗日战争爆发后，全民抗战，全国各派政治力量，一切敌对集团都捐弃前嫌，重新集合在中央政府周围。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形成了一个真正的统一战线。应该说，民族战争给国民党政权创造了一个绝好的机遇，可以实现政治整合。蒋视军队如己有，将军队分为“中央军”和“杂牌军”。蒋并不善待杂牌军，甚至派杂牌军孤军作战，以达到其铲除异己之目的。如在对待桂系时，蒋的态度上表现得非常明显：白崇禧被授予副参谋长和军训部长的较高职务，调离广西；李宗仁被任命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派往北方抗日的最前线。这样，作为桂系核心的两个领导人物离开了其政治基地，而且被分割开来；在抗日最前线的桂系军队又得不到像“嫡系”部队一样的给养和装备，致使军队士气低落，军心涣散，连吃败仗后损失惨重；1945年2月，李宗仁被免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职，“晋升”为委员长汉中行辕主任，一个形式上辖几个战区，而实际上不直接指挥任何部队的有职无权的虚衔；与此同时，取消了广西农民自卫军，切断了桂系补充兵力的重要管道，企图控制桂系的政治基地。蒋氏此举导致军政不和，互相倾轧，如山东省主席韩复，山西省主席閰锡山都为了保存实力，对抗战采取消极态度，(韩复更在抗战中不战而逃，致使山东沦陷，被蒋介石逮捕枪决，是抗战时期惟一被判处死刑的省主席)，以致士气消沉，又何来“统一的军令”？那“洪荒时代所未有”的“动员”，实在乏善可陈。由于军队腐败，军饷为军官克扣，老百姓千方百计逃避兵役，于是军官乱抓强拉壮丁入伍，买卖壮丁，贿放顶替；虐待新兵，不把新兵当人。 这种“动员”的效果确实不佳，对中国现代化起着消极作用，而黄氏竟说这种“动员”为中国现代化“铺路”，实在令人费解。

黄仁宇还说：“蒋介石和国民党因借着北伐与抗战替新中国创造了 一个高层机构，使中国能独立自主。” 其实，蒋介石建成的“高层机构”，无非是说他成立了一个南京中央政府而已，这个“高层机构”并不能使中国独立自主，否则蒋介石就不必拱手将外蒙古让给苏联了，也不必与美国签订《中美商约》，使美国货透过低关税大量在中国倾销，使民族资本遭受沉重打击。胡厥文在回忆录中说：“美国剩余物资的倾销，加上官僚资本的压迫，在1946年一年，上海的民营工厂就有767倒闭。”

此外，美军在中国犯下不少暴行，国民政府也不敢认真追究。政治学家塞缪尔o亨廷顿认为，在一个由传统政体向现代政体转型的社会中，政治发展首先涉及到权威合理化，即“以单一的、世俗的、全国的政治权威来取代传统的、宗教的、家庭和种族的等五花八门的政治权威” 按照这个标准衡量南京国民政府，这个机构并不比北洋军阀政府更高层。在1924年以后，国民党改组，学习苏俄的经验，面目焕然一新，那个时候它是一个革命党，主要依靠意识形态。国民革命兴起以后，很多北方知识分子开始认同国民党。为什么认同？因为国民党代表了“五四”以后的新气象。1927年以后，国民党要从革命党转型为执政党。然而，国民党仍然保留了革命党的方式，依靠三民主义教育大、中学生，强行在学校设立训导处，推行三民主义党义教育，而不是靠建立一套严密的法制来获得社会认同。国民党自由派知识分子和学生对国民党坚持训政，拖延实施宪政非常不满。虽然三民主义党义教育在主流教育体制有不可动摇的位置，但相信它的人并不多。国民党始终不能掌握公共舆论的主导权。“五四”启蒙的核心观念，如民主、自由、科学，与国民党的官方意识形态始终格格不入。国民党基本上是一个丧失政治理想，纪律松散的政党。国民党各派势力集合往往只是为利益所驱动，而非因信仰该党的意识形态。1928年后，长期主持国民党党务的陈立夫，认为中国政治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三种关系是政治关系、经济关系和同乡同学关系。但他认为，在国民党内发生作用的只有经济关系和传统的乡谊关系。 陈立夫长期身处国民党高层，深知国民党的问题所在，他对国民党的批评，是相当可信的。蒋介石沉痛地指出，党员在精神上“丧失了他对本党革命的自信心”，他认为经济、政治、军事之所以失败，最基本原因，乃是自抗战胜利之后，一般党员，尤其是文武干部，精神上与心理上，乃至一切行动生活上，都忘了革命，忘了主义。一言以蔽之，就是在精神上根本已解除了武装。……物必自腐而后虫生，因此无论在政府、社会、学校、军队各阶层，以至举国上下，就散布了共匪的毒素，都要把国父所定的一切制度与革命方略，加以彻底推翻。

在这种情况下，南京国民政府与北洋政府一样缺乏中下层﹝民族资本家、知识分子、工人、农民﹞的统治基础。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最后做了这样的结论：“蒋介石不是大独裁者，他缺乏做独裁者的工具。他也不可能成为一个民主斗士，纵使他有此宏愿，他也无此机会。” 事实上，蒋并不缺乏独裁的工具。为了镇压政敌和各党派的反抗，敉平内部的离心势力，他除了直接控制军队外，还指挥庞大的特务系统﹝军统和中统﹞以刀斧、手枪、毒药暗杀反对其专制统治的各种人物。如1933年6月18日，蒋派特务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执行委员兼总干事杨杏佛刺杀于上海法租界；1934年11月12日下午，他又派特务将报业大王史量才暗杀于沪杭路上。正由于独裁心态，蒋不可能有做“民主斗士”的宏愿；他若有此宏愿，则肯定有此机会。抗战胜利后，在自由民主的潮流下，他仍坚持一党专政，反对联合政府。即使在美国的压力下完成政协决议，他又故意破坏。蒋介石对其它政党采取只要不同国府合作，就强行解散的策略。据唐纵日记，1946年6月5日，蒋介石在情报最高指导委员会的会议上作指示：“对民盟不必姑息，罗隆基、沈钧儒、章伯钧，应施打击。”。 如果说在大陆时期，蒋介石面对日本、中共和各地军阀的挑战，没有时间和条件实施民主政治的话，那么蒋氏撤退到台湾后，他还执政了二十六年，有足够的时间与环境，逐步推行民主，还政于民，但他却一再违宪连任，厉行党禁，使反对党胎死腹中。本来国民政府于1946年公布的宪法规定，总统只能连任一次，但是1960年，蒋介石利用他的权力与影响，当上第三任连任总统，使台湾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大受刺激，激发《自由中国》的主持人雷震出面筹建公开的反对党。对此，胡适深表同情，赞许他争取自由的勇气。胡曾经几次说过，将来应为雷震立铜像，但临到反对党即将成立之际，蒋介石下令逮捕雷震，以“通共”的罪名将他判刑十年。当时胡适对蒋介石的独裁行径感到十分失望。1961年11月15日，胡适要求见蒋介石，汇报中美学术合作会议的情况。这次会见是由总统府秘书长张群安排的，当时的气氛相当紧张。首先，蒋介石安排的时间是上午十一点半，也就是午饭前的半小时，说明根本没有恳谈的诚意；其次，蒋介石以前都是单独接见胡适，这次会见时一左一右站着两位便衣，杀气腾腾。蒋介石抢先谈到了雷震问题。他说：“我对言论自由，已经放得很宽，但雷震背后有共产党的间谍，政府不能不办他。这一两年来，胡先生好像只相信雷震，不相信我们的政府。”胡适说：“今天总统说这话太重了，我当不起，我受不了。1949年4月，我对美国记者说，我愿用我道义力量来支持蒋介石先生的政府。十一年前的这句话，我至今没有改变，也许我的道义不值一文。总统没有出过国，副总统也没有出过国，警备司令部的发言人也没有出过国，他们不会深知雷震案在国外产生的不良影响。”这次谈话大约进行了五十分钟，可以说是不欢而散：这次见面之后，胡适借助蒋介石在台湾推行民主的幻想彻底破灭。 由此可见，蒋介石从始至终均未尽其所能使中国走上民主宪政的道路，也未能建成“高层机构”，使中国能够独立自主，不受外国控制。

由此可见，蒋介石从始至终均未尽其所能，使中国走上民主宪政的道路，也未能建成“高层机构”，使中国能够独立自主，不受外国控制。本书虽命名为《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但作者从“大历史”的角度，却不能如实地呈现历史的本来面目。

注释：

1.胡佛档案馆藏，《蒋介石日记》，1956年11月14日、1958年2月24日、1958年3月31日；“上星期反省录”、1958年6月29日、“杂录”(1958年5月8日记)、1959年1月24日，“上星期反省录”。

2.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页4。

3.蒋介石：《如何纪念国父诞辰--检讨失败的事实，反省革命的责任》，载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5年)，页258-261。

4.蒋介石：《对中央政治学校师生之恳切期望》，载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演讲卷20，页188。

5.王彦民：《蒋介石与国民党腐败》（合淝：安徽大学出版社，1998年），页130-151。

6.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页6。

7.胡厥民：《胡厥民回忆录》（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年），页97。

8.(美)塞缪尔o亨廷顿：《变化社会的政治秩序》(北京：三联书店，1996年)，页12、32。

9.刘恭：《我所知道的“中统”》，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36辑(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年)，页68-69。

10.蒋介石：《为谁而战为何而战──说明国民革命军的成败与军队党部存废的关系》，收入秦孝仪

11.主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4演讲，页97。

12.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页427。

13.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北京：群众出版社，1992），页622。

14.陈漱渝、宋娜：《胡适与蒋介石》（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1年），页1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