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儒、墨、道、法并行于世。秦始皇统一天下后，焚书坑儒，以法家治国，结果二世而亡。汉初崇尚黄老，与民休息，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一直为统治阶级所提倡。二千多年来，儒家经典一直是国人的启蒙读物，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至巨。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在国人的心目中更有十分崇高的地位。孔子和中国儒学对毛泽东一生的价值取向，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在他的著作讲话中，经常引用孔子的话，并对他进行评价一方面，孔子对毛氏的影响十分深刻，另一方面毛氏对孔子评价的转变又决定了孔子及其儒学在当代中国的地位。然而，学术界至今对此尚无作系统而深入的研究，故笔者不揣冒昧，试图对此进行探讨，欲以野人献曝之诚，收抛砖引玉之效。本文将毛泽东对孔子的评价分为三个阶段；(1) 尊崇期，(2) 批判继承期，(3) 全面否定期。透过勾勒毛氏的心路历程，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毛氏对孔子评价转变的原因。

关键词：毛泽东  孔子  儒家思想  继承  批判

*本文曾在20 12年5月国立中央大学历史研究所第三届研究生论文研讨会《传承与创新》──明清以降两岸发展史会”发表。会上受齐茂吉教授指正，特此鸣谢。后受两位匿名评审的指正，纠正许多缺失，补充资料，进而能完善拙文不足之处，非常感谢。

冯天乐，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

1.引言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儒、墨、道、法并行于世。秦始皇(公元前259年~公元前210年)统一天下后，焚书坑儒，以法家治国，结果二世而亡。汉初崇尚黄老，与民休息，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一直为统治阶级所提倡。二千多年来，儒家经典一直是国人的启蒙读物，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至巨。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在国人的心目中更有十分崇高的地位。孔子和中国儒学对毛泽东一生的价值取向，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在他的著作讲话中，经常引用孔子的话，并对他进行评价。通观《毛选》五卷，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不多，而中国古籍则信手拈来，触目即是。从四书五经、诸子百家、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到诗词曲赋、历史小说、各家笔记等，能找到几百条成语典故。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是毛泽东一生的主要思想土壤。“文革”时李锐在秦城八年，长期手头只有《毛选》四卷，曾就此作过一个粗略统计，这些成语典故来源于古籍的：三十条以上者有《左传》，二十至三十条者有《论语》、《孟子》、《史记》、《汉书》、《朱子语类》等，其它十条左右者有《大学》、《中庸》、《战国策》、《后汉书》、《三国志》、《孙子兵法》、《诗经》、《晋书》、《尚书》、《老子》、《易经》、《国语》等。  一方面，孔子对毛氏的影响十分深刻，另一方面毛氏对孔子评价的转变又决定了孔子及其儒学在当代中国的地位。然而，学术界至今对此尚无作系统而深入的研究，故笔者不揣冒昧，试图对此进行探讨，欲以野人献曝之诚，收抛砖引玉之效。本文将毛泽东对孔子的评价分为三个阶段：(1) 尊崇期，(2) 批判继承期，(3) 全面否定期。透过勾勒毛氏的心路历程，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毛氏对孔子评价转变的原因。

2、毛泽东对孔子评价的三个不同阶段

(1) 尊崇期：以孔子为榜样，形成圣贤创世观

和其它接受传统教育的中国人一样，毛泽东自幼便学习儒家经典。1936年他和斯诺谈话时回忆说：

我八岁那年开始在本地一个小学里读书，一直在那里读到十三岁。清早和晚上我在地里劳动。白天我读儒家的《论语》等四书。我的国文教员是主张严格对待学生的。

1964年8月18日，他在《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中也说：

我过去读过孔夫子的书，读了“四书”、“五经”，读了六年。背得，可是不懂。

可见毛泽东在小学启蒙阶段就已经“熟读”而且“背得”四书五经。虽然他“不喜欢它们”，但毕竟“很相信孔夫子”。到了青年时代，毛泽东就读东山高等小学堂和湖南第一师范等校。他除了读经书外，开始接触康有为和梁启超的维新思想，并涉猎外国的自然科学、外国史地等西方新学书籍。一个崭新的世界初次在他眼前呈现，但占主导地位的仍是儒家学说。“一师”的伦理学教员杨昌济以自编的《论语类钞》作为教材，对毛泽东言传身教，使他留下深刻的印象。毛泽东对斯诺回忆说：

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他是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后来我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联系。他讲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 — 但是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一个公平正直、品德高尚和有益于社会的人。在他的影响之下，我读了蔡元培翻译的一本伦理学的书，而且在这本书的启发下写了一篇题为《心之力》的文章。我当时是一个唯心主义者，杨昌济老师从他的唯心主义观点出发，高度赞赏我那篇文章，给了我100分。

当时正值新文化运动兴起之际，以陈独秀为首的新知识分子以《新青年》为阵地，发起对孔子及儒家思想的猛烈批判。陈独秀在批判文章中说：

儒者三纲之说，为一切道德政治之大原：君为臣纲，则民于君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父为子纲，则子于父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夫为妻纲，则妻于夫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

然而，毛泽东虽然是《新青年》的热心读者，他并不盲目崇拜西方而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他对孔子的学习方法十分推崇。他在给萧子升的信中说：

仆读《中庸》，曰博学之。朱子补《大学》，曰：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至乎其极。表里精粗无不到，全体大用无不明矣。其上孔子之言，谓博学于文，孟子曰博学而详说，窃以为是天经地义，学者之所宜遵循。

事实上，毛泽东是把孔子当圣人看待的。1917年4月，毛泽东第一次在《新青年》发表文章，题为《体育之研究》，征引四书五经就有八处之多。他在文中称孔子为圣人，认为他讲文明重卫生。他说：“有圣人者出，于是乎有礼，饮食起居皆有节度。故“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按：此语出于《论语？述而》，以下凡引自《论语》一书的只注篇名)；“食饎而餲，鱼馁而肉败，不食”（《乡党》）；“射于矍相之圃，盖观者如墙堵焉”(《礼记？射义》)。体育者，养生之道也。东西之所明者不一：庄子效法于庖丁，仲尼取资于射御……；在批评“精神身体不能并完”的观点时，毛泽东说：“孔子七十二而死，未闻其身体不健。”接着他又举了释迦和穆罕默德，称“此皆古之所谓圣人，而最大之思想家也。” 在他看来，议会、宪法、军事、实业、教育俱为枝节。他希望像孔子这样的圣人一样，改变天下的大本大源，以动天下人之心，所谓“大本大源”，就是“宇宙真理”，也就是“思想道德”。他在给黎锦熙的信中说：

圣人，既得大本者也；贤人，略得大本者也；愚人，不得大本者也。圣人通达天地，明贯过去现在未来，洞悉三界现象，如孔子之“百世可知”，孟子之“圣人复起，不易吾言”。孔孟对答弟子之问，曾不能难，愚者或震之为神奇，不知并无谬巧，惟在得一大本而已。虽然他后来接受“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不似唯理观之不能证实而容易被人摇动”，但毛泽东希望以个人力量动天下之心的思想，直到他的晚年仍然没有放弃。在生活作风上，毛泽东也十分推崇孔子。孔子曾称赞颜回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雍也》)。毛泽东也曾设想“拟效颜子之箪瓢与范公之画粥”。毛泽东虽然“身无分文”，但“心忧天下”。他尽量节省生活开支来兴办学校。他反对奢侈，崇尚节俭，不屑和追求生活享受的人交朋友。毛泽东对斯诺回忆说：

记得有一次在一个青年的家里，他和我谈起“买肉”的事情，并且当面叫佣人来和他商量，叫他去买。我动怒了，以后就不和他来往。我和朋友只谈大事，只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事！

1918年，他和蔡和森去北京，为赴法勤工俭学进行活动时，本来就有机会广泛地接触新思潮。但据《回忆蔡和森》一书中记述，当时在蠡县布里村留法预备班任教的沈宜甲回忆说，蔡和森经常热情谈论十月革命，而毛泽东同他谈话的主题却是《周易》之“道”。1920年4月，毛泽东为驱逐张敬尧事从北京往上海活动，虽然他一贫如洗，还是不避艰辛，绕道去曲阜和邹县拜谒孔孟的故居和陵墓。他后来在与斯诺的谈话中回忆说：

在前往南京途中，我在曲阜下车，去看了孔子的墓。我看到了孔子的弟子濯足的那条小溪，看到了圣人幼年所住的小镇。在历史性的孔庙附近那棵有名的树，相传是孔子栽种的，我也看到了。我还在孔子的一个有名弟子颜回住过的河边停留了一下，并且看到了孟子的出生地。

从这段追叙中，可以看出，青年毛泽东对孔孟故乡那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怀有一种特别的感情。

(2) 批判继承期：继承孔子实事求是精神和教育思想，批判其道德论和中庸哲学

毛泽东对孔子并非完全虔诚地推崇。在他第一次到北京后，他对孔子态度明显地改变了。1918年夏，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8月，他因组织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事宜到北京。经杨昌济介绍，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手下当一名助理员。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各种西方思潮在校园竞相传播。毛泽东在李大钊指导下，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他参加哲学会和新闻学会，尽量了解各种新学说。从长沙到北京，他又一次开拓了视野，使其思想日趋激进。1919年4月，五四运动爆发后，他回到长沙。全力参与并领导学生运动，再也无暇去读经、史、子、集。

民初政治黑暗混乱，几乎已到极点。袁世凯为了复辟帝制，一面提倡尊孔读经，一面颁布“祀天”、“祭圣”的诏令。于是，社会上陆续出现了孔教会、灵学会等名目繁多的宗教迷信团体，又出版了《孔教会杂志》、《灵学丛志》和《不忍》等杂志，狂热鼓吹恢复儒教主义，宣扬鬼神迷信，形成一股反对民主共和、否认科学的思想逆流。即使袁氏死后，这种尊孔风潮仍未止息。康有为乘张勋复辟清逊帝的机会，请北洋政府在宪法中定孔教为国教。在此刺激下，一些新文化的倡导者，如陈独秀、李大钊、吴虞等人，深感孔教与帝制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认为孔子所提倡的道德礼教，正是帝制的护符，非加痛斥，无法引导国民扬弃帝制，追求自由。毛泽东对康有为的尊孔之举也十分反感，在《湘江评论》创刊号着文加以批判。文章篇幅不长，特将全文照录，以备参考。

各国没有明伦堂（一九一九年七月十四日）

康有为因为广州修马路，要拆毁明伦堂，动了肝火，打电给岑毓英、伍廷芳，斥为“侮圣灭伦”。说，“遍游各国，未之前闻。”康先生的话真不错，遍游各国，那里寻得出什么孔子。更寻不出什么明伦堂。

什么是民国所宜？（一九一九年七月十四日）

康先生又说，“强要拆毁，非民国所宜。”这才是怪！难道定要留着那“君为臣纲”“君君臣臣”的事，才算是“民国所宜”吗？

随后，他又着文对孔学垄断中国思想界的现象大加抨击：

我们反对孔子，有很多别的理由。单就这独霸中国，使我们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二千年偶像的奴隶，也是不能不反对的。

然而，毛泽东对孔子并非全盘否定。青年毛泽东毕竟受过儒家教义的熏陶，培养了深厚的传统文学修养，使他又不同于当时的江湖浪子、绿林豪杰。也正因为此，毛泽东一方面嫌恶旧教育、憎恨“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和“温良恭俭让”的孔夫子的传统；但另一方面，他仍然能接受、运用和继承从孔孟到宋儒到曾国藩在社会上层所宣讲的“立志”、“修养”的理学精神。他把这两个方面奇异地综合起来了。因此，毛泽东对孔子及其学说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他对孔子重视调查研究的务实精神十分欣赏，并对此加以继承和发挥。

《论语·八佾》载：“子入太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这反映了孔子对周礼和周公的态度是十分谨慎和尊重。毛泽东对此十分重视，并将它作为工作方法加以推广。1930年5月，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提出“没有调查研究，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并号召干部：

迈开你的双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任凭什么才力小也能解决问题，因为你未出门时脑子是空的，归来时脑子已经不是空的了，已经载来了解决问题的各种必要材料，问题就是这样子解决了。

孔子除了主张勤学好问之外，还十分重视对问题进行分析思考。他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 ，不但要“思”，还要“再思”(《公冶长》)。

1942年2月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指出，对问题要多加思考，对文章要反复修改时说：

孔夫子提倡“再思”，韩愈也说“行成于思”，那是古代的事情。现在的事情，问题很复杂，有些事情甚至想三四回还不够

孔子重视调查研究和严肃认真的思想方法对毛泽东影响很深，形成了他实事求是的思想。

孔子主张宽猛相济，一张一弛的“文武之道”，也被毛泽东予以继承和发挥。《礼记？杂记下》载：“子贡观于蜡。孔子曰：“赐也乐乎？”对曰：“一国之人皆若狂，赐未知其乐也。”子曰：“百日之劳，一日之泽，非尔所知也。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1948年4月2日毛泽东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说：

在反右倾的斗争中，你们作得很认真，充分地反映了群众运动的实际情况。你们的缺点主要是把弓弦拉得太紧了。拉得太紧，弓弦就会断。古人说：“文武之道，一张一弛。”现在“弛”一下，同志们会清醒起来。过去的工作有成绩，但也有缺点，主要是“左”的偏向。现在作一次全面的总结，纠正了“左”的偏向，就会做出更大的成绩来。

1949年3月，毛泽东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中要求党员要虚心学习时说：

我们必不可强不知以为知，要“不耻下问”，要善于倾听下面干部的意见。

毛泽东也赞扬孔子的教育主张和教育方法。

孔子曾经说过：“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述而)＞孔子除了提倡有教无类之外，还懂得因材施教。

《论语·先进》载：“子路问：“闻斯行诸？” 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 ”

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

公西华曰：“由也问期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1943年3月22日，他在谈到边区文化教育问题时说：

在教学方法上，教员要根据学生的情况来讲课。教员不根据学生要求学什么东西，全凭自己教，这个方法是不行的。教员也要跟学生学，不能光教学生。现在我看要有一个制度，叫做三七开，就是教员先向学生学七分，了解学生的历史、个性和需要，然后再拿三分去教学生。这个方法听起来好像很新，其实早就有了，孔夫子就是这样教学的。同一个问题，他答复子路的跟答复冉有的就不一样。子路是急性子，对他的答复就要使他慢一些。冉有是慢性子，对他的答复快一些。

1956年2月24日，他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说：

孔子是教育家也是音乐家，他把音乐列为六门课程中的第二门。

1958年8月6日，他在审阅陆定一的《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一文时曾写道：“中国教育史有人民性的一面。孔子的有教无类，孟子的民贵君轻……”8月22日，他又致信陆定一，说：

中国教育史有好的一面，应当说到，否则不全。

1964年2月3日，在春节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他针对当时课程过于繁琐，学生学习困难的弊病，强调学制要缩短，课程要精简。讲起教育制度的改革时，毛泽东还是把孔子看成自学成才的典型，和从事简化而有效的平民教育的先驱。他说：

孔夫子出身贫农，放过羊，当过吹鼓手，还作过会计。会弹琴、射箭、驾车子，还搞历史书。他学会了“六艺”。孔子的教育只有六门课程：礼、乐、射、御、书、数，教出颜回、曾参、子思、孟子四大贤人。现在的课程就是多，害死人。

这样，毛泽东就透过古今对比，论证孔子对教育的贡献，并指出其教学方法可资借鉴的地方。

不过，毛泽东对孔子的批判也十分尖锐，这主要集中在批判其道德论和中庸哲学方面。他对 孔子轻视劳动就很不以为然，1939年5月4日，他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中说：

延安的青年们干了些什么呢？他们在学习革命的理论，研究抗日救国的道理和方法。他们在实行生产运动，开发了千亩万亩的荒地。开荒种地这件事，连孔夫子也没有做过。孔子办学校的时候，他的学生也不少，“贤人七十，弟子三千”，可谓盛矣。但是他的学生比起延安来就少得多，而且不喜欢什么生产运动。他的学生向他请教如何耕田，他就说：“不知道，我不如农民。”又问如何种菜，他又说：“不知道，我不如种菜的。”中国古代在圣人那里读书的青年们，不但没有学过革命的理论，而且不实行劳动。

可能受到毛泽东的影响，到了“文化大革命”，中山大学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杨荣国(1907～1978)对孔子轻视劳动也大加批判说：

孔子十分看不起生产劳动。他的学生樊迟要求学习农业知识，孔子很生气，他说：这是奴隶干的事情，我才不干呢。他骂樊迟是“小人”(《论语？子路》)。劳动人民怎样回答他呢？有位正在耕田的老农看到孔子，说他不过是个“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只会过不劳而获生活的寄生虫(《论语？微子》)。这是对孔子的最正确的评价。

杨荣国的批孔文章发表后，得到毛泽东的赞赏，随即在各地掀起了批林批孔运动的高潮。1939年2月20日，毛泽东在给张闻天的信中对陈伯达《孔子的哲学思想》一文的观点提出商榷时指出：

关于孔子的道德论，应给以唯物论的观察，加以更多的批判，以便与国民党的道德观（国民党在这方面最喜引孔子）有原则的区别。例如“知仁勇”，孔子的知（理论）既是不根于客观事实的，是独断的，观念论的，则其见之仁勇（实践），也必是仁于统治者一阶级而不仁于大众的；勇于压迫人民，勇于守卫封建制度，而不勇于为人民服务的。知仁勇被称为“德”是历来的胡涂观念，知是理论，是思想，是计划，方案，政策，仁勇是拿理论、政策等见之实践时候应取的一二种态度，仁像现在说的“亲爱团结”，勇像现在说的“克服困难”（现在我们说亲爱团结，克服困难，都是唯物论的，而孔子的知仁勇则一概是主观的），但还有别的更重要的态度如像“忠实”，如果做事不忠实，那“知”只是言而不信，仁只是假仁，勇只是白勇。还有仁义对举，“义者事之宜”，可说是“知”的范畴内事，而“仁”不过是实践时的态度之一，却放在“义”之上，成为观念论的昏乱思想。“仁”这个东西在孔子以后几千年来，为观念论的昏乱思想家所利用，闹得一塌糊涂，真是害人不浅。我觉孔子的这类道德范畴，应给以历史的唯物论的批判，将其放在恰当的位置。

“中庸”是孔子学说的核心思想，是人生修养的最高境界。他曾经说过：“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雍也》)。毛泽东对此不以为然。他在读艾思奇《哲学选辑》时批注道：

中庸思想是反辩证［法］的。他知道量变质，但畏惧其变，用两条战线斗争方法来维持旧质不使变化，这是维持封建制度的方法论。他只是辩证法的一要素，如同形式论理之同一律只是辩证法一要素一样，而不是辩证法。中庸主义包括了死硬派和折衷派两种思想。当其肯定质的绝对安定性，这是同一律，也就是死硬派思想。当其畏首畏尾于过程正反之间成为排中律的反面之唯中律，代表两端间的过渡形态时，他是折衷主义。当新势力与旧势力斗争激烈而胜负未分时，往往出现这种折衷主义。

中共建国以后，毛泽东对孔子的道德论继续持批判态度。1953年9月，他在中央人民政府第二十七次会议上批判时任政协委员的梁漱溟时说：

关于孔夫子的缺点，我认为就是不民主，没有自我批评的精神，有点像梁先生。“吾自得子路而恶声不入于耳”，“三盈三虚”，“三月而诛少正卯”，很有些恶霸作风，法西斯气味。我愿朋友们，尤其是梁先生，不要学孔夫子这一套，则幸甚。

1957年1月27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曾说：

我劝在座的同志，你们如果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那就还需要补学一点它的对立面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康德和黑格尔的书，孔子和蒋介石的书，这些反面的东西，需要读一读。不懂得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没有同这些反面的东西作过斗争，你那个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不巩固的。

在这里，毛泽东将孔子和黑格尔、蒋介石相提并论，认为他们的哲学都是唯心主义的，是不可取的。

应该指出的是，从投身革命直至“文化大革命”之前，毛泽东对孔子的评价是肯定多于否定，他对孔子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孔子曾经说过：“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里仁》），毛泽东便命名他的两个女儿叫李敏和李讷。1956年他写的《水调歌头？游泳》，就化用了孔子“逝者如斯夫”的话表达积极奋进的精神。他之反对孔子，主要是出于政治需要。

首先，孔子以“仁”和“中庸”为核心的哲学不符合毛泽东的“斗争哲学”。李零认为：

孔子办教育、讲学问，这方面的话他喜欢，但他个性强，“温良恭俭让”，不喜欢。斗争环境，爱讲斗争话，他想听这种话，孔子太少。

然而，如果说毛泽东的性格热爱斗争而否定孔子，则未免将问题过分简单化。其实，毛泽东不断强调斗争是因为他需要斗争哲学。王若水指出：

毛泽东是人民的“救星”，人民需要“救星”是因为他们受到阶级敌人的压迫。敌人越多越凶恶，越不能没有毛泽东。毛泽东既要消灭敌人，又不能没有敌人，一旦外敌打倒了，毛泽东就要在内部搜寻新的敌人，搞内斗了。

毛泽东需要斗争哲学，一方面是要利用它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只要敌人尚未完全消灭，人民就离不开他；一方面他又要利用它来消除各种反对派和异己分子，并利用它转移人民因施政失误而产生的不满情绪。最后，他也利用“斗争哲学”，发动“文化大革命”，将“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打倒，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

其次，毛泽东批判孔子是为了和政敌划清界限。据匡亚明回忆：

1942年在延安，一度住在杨家岭，有机会和毛泽东同志接触请教。我带着对孔子已形成的“否定之否定”态度和他谈起孔子问题，并举出了孔子说的“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和“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这两段话。前者是说领导人要起模范带头作用，后者是说遇事要问个为甚么即调查研究弄清问题底细，因为那时延安正在整风，上述内容都和整风问题有关。毛泽东同志首先认为上面两段话很有道理，而且强调了孔子生在二千多年以前，确是中国历史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但认为孔子毕竟是二千多年的人物，他思想中有消极的东西，也有积极的东西，只能当作历史遗产，批判地加以继承和发扬。对当前革命运动来说，它是属于第二位的东西。第一位的用以指导革命运动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当时重庆(国民党政府所在地)方面正在大搞甚么“尊孔读经”，他们靠孔夫子，我们靠马克思，要划清界限，旗帜鲜明。所以他认为当时对孔夫子最好是暂时沉默，既不大搞批判，也不大搞赞扬。

其实，蒋介石和毛泽东自幼接受严格的传统教育，熟读四书五经，但两人对孔子却采取截然不同的态度。蒋要利用孔子的忠恕之道来维护其统治；毛则要反对孔子来夺取政权。

此外，孔子思想具有强烈的保守性。孔子始终希望恢复周礼，他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八佾》)毛泽东作为一个大国领袖，他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希望为中国开辟一条富强的快捷方式，能够尽快超过苏联。斯大林去世半年多，毛泽东就预言中国的建设“比苏联还要快些”。赫鲁晓夫任苏联总书记后，毛泽东就大力宣传，在他的领导下，农业合作化运动“带有极其伟大的世界意义”。不久，他又宣布大约五十年到七十年左右，就可以争取赶上或超过美国。农业合作化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进展较快时，他自诩其领导艺术“有发展”，“理论上也应有所贡献”，“十月革命到现在还没有显著的东西”。他在1956年4月《论十大关系》和1957年2月讲“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时，颇有用意地多次评论斯大林对“竭泽而渔”，“杀错了许多人”，“形而上学”等等，并          称自己已经找到了中国发展的道路。毛泽东多次强调，中国人口多，占人类总数1/4，“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每当因财力物力不足，而办事受到掣肘，或难以给小党小国更多援助时，他就会感到不安。他说过，几十年以后，如果中国还不是世界第一个大国，是不应该的。他还说，

六亿人口的国家，在地球上只有一个，就是我们。

如果五六十年超不过美国，那你就不那么光荣，也就不那么十分伟大……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

着力追求经济建设和社会改革的速度，以尽早跻身于大国行列，是毛泽东梦寐以求的事。孔子的保守思想在他看来显得不合时宜。1955年3月，他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结论的提纲中写道：“没有孔夫子，中国更进步了。”在1958年1月28日第十四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说：

有一个朋友”(指张奚若----引者)说我们“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这几句话恰说到好处，“好大喜功”，看是好什么大，喜什么功？是反动派的好大喜功，还是革命派的好大喜功？革命派里又有两种：是主观主义的好大喜功，还是合乎实际的好大喜功？我们是好六万万人之大，喜社会主义之功。“急功近利”，看是否搞个人突出，是否搞主观主义，还是合乎实际，可以达到平均先进定额。过去不轻视不行，大家每天都想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是不行的。对过去不能过于重视，但不是根本不要。外国的好东西要学，应该保存的古董也要保存。南京、济南、长沙的城墙很好，北京、开封的旧房子最好全部变成新房子。“迷信将来”，人人都是如此，希望总得寄托在将来。这四句话提得很好。还有一个右派说我“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喜怒无常，轻视古董”。“好大喜功”前面已说过。“偏听偏信”，不可不偏，我们不能偏听右派的话，要偏听社会主义之言。君子群而不党，没有此事，孔夫子杀少正卯，就是有党。“喜怒无常”，是的，我们只能喜好人，当你当了右派时，我们就是喜不起来了，就要怒了。“轻视古董”，有些古董如小脚、太监、臭虫等，不要轻视吗？

(3) 否定期：崇法反儒

从1964年开始，毛泽东对孔子越来越不满，对孔子几乎全盘否定。1964年6月24日，毛泽东在接见外宾时说：

孔夫子有些好处，但也不是很好的。我们认为讲公道话。秦始皇比孔夫子伟大得多。孔夫子是讲空话的。秦始皇是第一个把中国统一起来的人物，不但政治上统一中国，而且统一了中国的文字、中国各种制度如度量衡、有些制度后来一直沿用下来。中国过去的封建君主还没有第二个人超过他的。可是被骂了几千年，骂他就是两条：杀了四百六十个知识分子；烧了一些书。

6月13日接见胡志明的谈话中，他把这个观点表述得更明确。他说：

孔孟是唯心主义，荀子是唯物主义，是儒家的左派。孔子代表奴隶主、贵族。荀子代表地主阶级。

在中国历史上，真正做了点事的是秦始皇，孔子只说空话。几千年来，形式上是孔夫子，实际上是按秦始皇办事。秦始皇用李斯，李斯是法家，是荀子的学生。

1966年毛泽东亲自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次运动的目标除了要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外，还要对“封建主义”和“修正主义”进行彻底的批判，以孔子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自然会遭到强烈的冲击。这年12月，他对外宾说：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重要任务之一，是消除孔夫子在各方面的影响。要抓住整个阶级斗争和还未完成的反封建主义的斗争。孔夫子的影响存在大学文科，哲学、历史、美术、法律等。他们灌输帝王思想，这些都同孔夫子影响联系着。

1968年10月31日，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毛泽东再次讲了话。他说：

广东那个杨荣国，我也没有见过这个人，听说怎么样也不好，也逮起来了。在党校教书的那个赵纪彬，这两位是反对孔夫子的。所以我对两位的书都注意看。此外，还有北大的一位教授叫任继愈，他也是反对孔夫子的。拥护孔夫子的，我们在座的有郭老，范老基本上也有点崇孔啰。因为你那个书上有孔夫子的像啊。冯友兰就是拥护孔夫子的啰。我这个人比较有点偏向，就不那么高兴孔夫子。看了说孔夫子是代表奴隶主、旧贵族，我偏向这一方面，而不赞成孔夫子是代表那个时候新兴地主阶级。因此，我跟郭老在这一点上不那么相同。你那个《十批判书》崇儒反法，在这一点上我也不那么赞成。但是，在范老的书上，对于法家是给了地位的。就是申不害、韩非这一派，还有商鞅、李斯、荀卿传下来的。这些古董我也不劝同志们回去研究这一套呵。

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化大革命”对传统文化的激烈批判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延续。五四新文化运动虽然主张“民主”与“科学”，但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却持全盘否定的态度，其结果是对传统文化不断进行非理性的批判，与五四提出理性科学的原则背道而驰。钱穆指出：

文化革命之口号则有“礼教吃人”、“非孝”、“打倒孔家店”、“线装书扔毛厕里”、“废止汉字”、“全盘西化”等。……政治不安定，则社会一切无出路。社会一切无出路，则过激思想愈易传播流行，愈易趋向极端。要对此加以纠正与遏止，又不知费却国家民族多少元气与精力。

如1969年5月4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联合社论《五四运动五十周年》中写了批孔的内容，其中说：“有些人企图重新打起孔家店的旗子，为孔家店复辟。多年以来，打倒孔家店还是保护孔家店的问题，一直在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中引了孔子、孟子有关个人修养的话。社论由此批判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大肆宣扬孔孟之道”，“为孔家店招魂”。但在此以后，当时的报刊再也没有发表有分量的批孔文章。

1971年林彪事件后，在北京平安里附近毛家湾他的家里，查出一些推崇孔孟之道的言论、条幅，如“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之类。同时，在他的儿子林立果搞的《“571”工程纪要》里，竟也三次说到毛泽东是秦始皇，称毛泽东是“行孔孟之道，…… 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在1974年1月25日召开的中央、国务院直属机关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谢静宜曾谈到这个过程，“当我们向毛主席汇报林彪也有孔孟之道的言论的时候，主席说，噢，凡是反动的阶级，主张历史倒退的，都是尊孔反法的，都是反秦始皇的。问到林彪有哪些孔孟的言论或者类似的语言，主席让我们，就是我和迟群同志搞一个材料送主席看一看。所以，我和迟群同志就召集了几个同志议了一下，整理了一个初稿，这个稿子只有两三页，当时只有两三页，送给了主席，也送给了江青同志……（江青）还提议我们要到毛家湾去找数据。所以这样一来，东西就多了……后来编了一本（即《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送给主席和江青同志，主席、江青同志看得非常细，连封皮标题，就是封面那个标题，前言，内容，一字一句地、不漏地看完，特别是在内容方面。”

1973年8月5日，毛泽东叫江青去，同她谈了中国历史上的儒法斗争。毛泽东说：

历代政治家有成就的，在封建社会前期有建树的，都是法家。这些人主张法治，犯了法就杀头，主张厚今薄古的；儒家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都是厚古薄今的。

毛泽东还说：郭老对秦始皇、孔子的态度和林彪一样。他还让江青记下他写的一首诗《读＜封建论＞呈郭老》。诗云：“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在批孔运动中，这一首诗盛传一时。

1974年1月12日王洪文、江青给毛泽东写信：“我们看了北大、清华汇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觉得这份材料对当前继续深入批林、批孔会有很大帮助。”“我们建议是否可以把这份材料转发全国各省、市，各大军区、省军区，军委各总部，国务院各部，供批林、批孔时参考。”“现把材料呈上，妥否请主席批示。”毛泽东在这封来信上批示“同意转发”。

1974年1月18日，中共中央批转了《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其实，毛泽东发动“批林批孔”的目的主要不是批林，因为林彪已经不再对他构成威胁，如果他深入批判林彪，对毛本人也不利，因为林彪的许多讲话和行动是得到毛泽东同意和支持的，因此他只能将林定性为极右而非极左。毛泽东主要是要借“批孔”来压制周恩来，因为他不容许周氏全面纠正“文革”的错误，从而否定“文革”的成绩。 1月24日，江青召开首都各界万人参加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周恩来是被通知参加大会的。这个大会连开两天，江青们在会上呼风唤雨，指桑骂槐，不指名地把会场上的周恩来置于四面楚歌的窘困境地。这个“精神”很快传遍全国。接着各地的“大批判组”就纷纷发表文章。这次“批孔”的文章差不多都是“项庄舞剑，志在沛公” ，针对周恩来的。

因为周恩来一直努力纠左，所以这些“批孔”文章都用“复辟”、“反攻倒算”来影射他。江青曾两次接见梁效等写作组，指示说：“现在的文章有点缺点，就是不讲现代的大儒。”她明确地说：

蒋介石是大儒，党内也有大儒。刘少奇、林彪是大儒，党内还有大儒。不然，为甚么搞这么大的运动？。

由此可见，毛泽东当时发动批孔运动，主要是出于政治需要。在批孔的过程中，毛泽东将秦始皇作为孔子的对立面大加赞赏，肯定其焚书坑儒的做法。既然秦始皇焚书坑儒不应谴责，那么“文革”中的“焚书坑儒”也就显得合理化了。

3.结语

纵观毛泽东一生，他对孔子的评价时有改变。从尊崇到批判继承，再到全盘否定，其中有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毛氏早年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熏陶，熟读儒家经典，视孔子为圣人，对孔子极为崇拜，并希望成为像孔子这样的圣人以动天下人之心。然而，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胡适、陈独秀、李大钊等新知识分子将大量西方学说介绍到中国，令毛氏对孔子及其学说的价值也开始产生怀疑。国难当头，毛泽东和其它有志之士一样，都试图探索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他不得不对以孔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进行重新取舍。一方面，他继承和发展了孔子实事求是的精神和教育思想，因为在他看来，这些文化遗产都有可资利用的价值；另一方面，投身革命后，为了和国民党划清界线并作针锋相对的斗争。基于“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斗争策略，毛泽东乃对孔子的道德论加以批判。建国以后，为了保持自己革命领袖的形象和权力，毛泽东需要斗争哲学以铲除反对派和敌对势力。同时，他也需要利用斗争哲学，刻意树立对立面来转移人民因施政失误(如大跃进)而产生的不满情绪。在“文革”之前，他对孔子的评价有褒有贬，有时甚至自相矛盾，但总的说来还是肯定多于否定。“文革”时期，他对孔子持全盘否定的态度，主要是出于政治需要。不过，如果将毛泽东一生对孔子评价的转变，纯粹视作政治需要和个人性格热爱斗争，则未免将问题过分简单化。无可讳言，毛泽东批判孔子确实有其功利主义的考虑。然而，毛泽东又是一个浪漫主义者，他希望中国能够摆脱传统文化的羁绊，追求“六亿神州尽舜尧”的理想。在他看来，以孔子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规范，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重要障碍，只有打破传统规范的束缚，才能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局面。“文革”期间红卫兵的“破四旧”，“立四新”，无疑是这种思想发展到极端的产物。毛泽东受惠于传统文化，但他对传统文化却造成不可磨灭的破坏，这不但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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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政大史粹； 22 2012.06[民101.06]； 页53-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