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澳大利亚籍华人
2016年6月23日英国脱欧后，人们纷纷预言全球化将因此而退潮。全球化真的会因为英国脱欧这一个别事件而退潮吗？
一、现代与古代的区别
如果问：是什么从本质上将现代与古代区别开来的？答案只能是：现代科技和现代资本。推动人类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变的根本动力一直都是科技和资本，思想观念，社会制度，以及生产和生活方式在内的一切，都是从科技和资本这两颗种子生发出来作为科技和资本生长的土壤而存在的，而贸易、人员、文化、旅游和教育的全球化都只不过是科技和资本全球化的副产品。今天这个世界已充斥着科技和资本，几乎所有的事物都与钱有关，而所有的事物背后又都离不开科技的支撑。现代科技和资本已经从本质上永久性地改变了世界，并使一切循环和回归都成为不可能。
整个现代史最终可以归结为科技和资本的发展史，各种大规模的人类活动都是由利益驱动，依靠科技展开的。如果没有资本的诱惑，这些活动就不会开始，如果没有科技的支撑，这些活动则无法完成。从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到16-19世纪的“三角贸易”，再到20世纪70年代后由于通信和交通领域里的革命引发的全球产业转移，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是同步的，与科技和资本本身的发展是一致的。海外殖民贸易、产业转移、跨国公司和互联网等历史事件的出现只能为全球化提供一种阶段性动力，全球化的根本和持久的动力则来自科技和资本。离开了现代科技和资本，世界已无法运行。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全球化的进程，因为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科技和资本本身的发展。
现代化是一种过程，又是一种趋势，这种过程的产生和趋势的形成并没有一个确切的时间点，它是由各种因素促成的，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科技和资本，因此，现代科技和现代资本的出现就成了世界近代史开始的主要标志。公元1500年之所以被视为世界近代史的开端，主要是因为导致资本主义产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都是在这前后发生的，如地理大发现、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等，而这些事件的发生都是现代科技和资本诞生前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准备。世界各地之所以进入现代史的时间是不一致的，也主要是因为现代科技和现代资本在世界范围内出现的时间不一致。通常认为，欧洲的近代史始于15世纪，因为现代科技和现代资本在欧洲出现的时间为15世纪前后，由此而引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以及整个社会形态的巨变，从这时就开始了。而世界其他地区的近代则史始于19世纪，占世界人口80%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地区要到19世纪后，由于西方国家的海外殖民扩张带来的科技和资本输入，才开始进入自己的近代史的。
广义的全球化是从人类走出非洲时就开始了，狭义的全球化则是从现代科技和现代资本出现时才开始的。在现代科技和资本出现以前，全球化主要以商贸、战争和宗教为载体，今天的全球化则主要以科技和资本为载体，全球化参与的主体也已从最早的国家发展到企业，直至今天全人类的共同参与。
在人类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人力资源始终是第一生产力，无论将生产力叫做征服和改造自然的能力（马克思），还是将生产力叫做创造财富的能力（刘德），作为第一生产力的早已不是人的劳动力了。而今天，无论将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邓小平）还是将资本作为第一生产力（刘德），都是不符合事实的。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根本找不到单独存在的科技，也找不到单独存在的资本。
然而在人类历史上的绝大部分时间里，科技与资本主要是以单独的形式存在的。科技存在的主要形态是各种因地制宜的实用技术，资本存在的主要形态是一些基本的交换手段，二者之间缺乏内在和深入的联系。更重要的是，在精神取向的时代，科技和资本都被视为败坏心智的事物而受到抑制。而单独存在的科技或资本并不能成为第一生产力，如同单独的X或Y不可能孕育出生命。然而，科技和资本从一开始就是同气相求的，它们的共同倾向就是发展，这种倾向在资本表现为逐利，在科技则表现为创新，二者具有天然的依存关系，资本需要科技一点也不亚于科技需要资本。离开资本的科技只是一种智力游戏，离开科技的资本很难产生剩余价值。这一切决定了，科技和资本终会冲破任何束缚，并最终走向结合。
今天的第一生产力是由科技和资本共同构成，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科技和资本总是以结合体的方式出现的，并总是同时作用于任何事物，无论其大小、简繁和难易。结合在一起的科技和资本，其性已“如油入面”，难以分割，所产生的功效和能量也已远远超出了二者的叠加，从而带来生产力的爆炸式增长，从此，整个人类便进入了一个突飞猛进的时代。
二、科技和资本主导的世界秩序
每种制度都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1648年建立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是从近代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中产生出来的，而资本主义又是科技和资本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所确立的国际关系和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主权独立平等、不干涉内政、势力均衡），反映了民族国家时代科技和资本发展的内在要求，代表着人类理性的最高成就。在这个个人利益至上和国家利益至上的时代，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仍然是保持均衡，维护和平的最佳模式，很难想象还有什么能比这些原则能够更好适应科技和资本的发展了。只要我们不能脱离科技和资本的时代，我们就将仍然生活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的秩序中。
人类文明从产生至今，实际上只出现过两种最根本的秩序，即精神取向的秩序和物质取向的秩序。今天我们早已告别了第一种秩序而仍生活在第二种秩序之中。在这两种秩序之内，世界一直都是处于无政府状态的，靠精神和物质两种力量的自发调节。两种秩序的转换发生于近代科技和资本产生之时，从此，人类逐渐从神圣的精神原则过渡到世俗的利益原则，世界也逐渐从文明国家进入到民族国家，从帝国秩序进入到国家秩序。在精神取向的时代，世界秩序主要靠信仰和价值来维系，其结构的形成和改变主要由精神力量决定。进入物质取向时代后，世界秩序就主要是靠权力和利益来维系，其结构的形成和改变也主要由物质力量决定。例如，各国（主要是大国）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了国家实力的改变，进而导致了国家地位的改变，并最终导致了世界格局的改变。从大英帝国秩序，到美帝国秩序，苏联帝国秩序，再到可能出现的中国秩序，在本质上，都是一种以科技和资本为核心的秩序。
现代国际体系的形成始终伴随着科技和资本的发展，现代世界体系的版图是按照科技和资本实力分布的，这一版图随科技和资本实力改变而改变。源于欧洲的现代科技和资本与源于欧洲的现代国际政治的演变是同步进行的，国际战略格局的演变早已成了综合国力，尤其是科技和资本实力竞争的结果。从1648年建立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1815年建立的维也纳体系，1918年建立的凡尔赛体系，1945年建立的雅尔塔体系，20世纪80年代后形成的全球化，直到今天的互联网时代，都是科技和资本内在逻辑演化的结果，代表了科技和资本影响范围的扩大，程度的加深，以及基于科技和资本的价值观、社会制度和利益诉求的普遍认同。
世界秩序不是人为设计的，而是自发形成的，那些人为的努力只不过是在促成某种合力的形成，而合力的方向就是历史的方向。世界秩序的演变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慢到绝大多数人难以察觉。直到近代以前，世界秩序一直是由信仰、道德和礼俗主导的。各种秩序系统都是历史文化长期演化的产物，具有内在的一致性、稳定性和连续性。由一种秩序系统过渡到另一种秩序系统，动辄需要几百上千年，因为信仰、道德和礼俗本身的形成需要漫长的时间积累。彼此分割的自然条件造就了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多样性，并由此造就了信仰、道德和习俗的多样性。
历史上，曾出现过许多庞大而独立的秩序系统，如东亚的朝贡秩序体系、伊斯兰的哈里发秩序体系、印度秩序体系、印加秩序体系和西方殖民秩序体系。最早形成各种秩序系统的原因主要是特定的自然环境。随着人类逐渐从精神取向的时代过渡到物质取向的时代，整个人类秩序也逐渐从精神和道德主导的秩序转向科技和资本主导的秩序，而科技和资本本身的捉摸不定也决定了各种现代秩序的变化不居。今天，许多国家由一种经济模式转变为另一种经济模式，一种社会制度体系演变为另一种社会制度体系，往往只需几十年，而演化的动因总是为了更适应科技和资本的发展。
近代以前，人类关于世界秩序的共识多是相似的，各种来自神圣和自然的力量总是被作为世界秩序的基础。近代之后，由于科技和资本的出现，摧毁了这种秩序的基础，从此，人类似乎再也没有形成过关于世界秩序的共识。但事实上，人类一直在遵循着另一种共同秩序，这就是科技和资本的秩序。今天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秩序无不是建立在科技和资本之上的，今天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合法性无不最终来源于科技和资本。科技和资本为现代文明划定了一个基本框架，一切变化都未超出这个框架内。现代政治文明所遵循的理性原则、秩序原则、自由民主平等原则，都是从科技和资本的原则中引申出来的，这些原则在逻辑和方向上与科技和资本是一致的。
世界秩序的改变正在迫使所有传统国家放弃自身的逻辑，接受科技和资本的逻辑。尤其是那些以精神和道德立国的国家，如果继续坚守自身的价值，只会在越演越烈的全球竞争处于劣势，甚至根本无法延续。中国、印度和阿拉伯世界曾经由于强大的精神传统而大大推迟了进入现代化的时间，如果不是因为难以为继，这个时间有可能还将继续推迟。全世界都应感谢中国、印度和阿拉伯世界的保守，正是因为中国、印度和阿拉伯世界迟到的现代化，以及由此而遭受的巨大伤痛和屈辱，才为整个人类换回了更多延续的时间和空间，而这些本应留给整个人类未来的时间和空间，最终还是被西方的无度发展给占用了。完全可以想象，如果中国、印度和阿拉伯世界都提早10年加入现代化，今天人类的处境将会怎样？
现在，没有国家再甘愿这种无谓的牺牲，也没有任何国家能够置身于全球化之外。中国和印度放弃传统换来的是今天的发展，而阿拉伯世界对传统的继续坚守，换来的则是今天的动荡。而随着现代通讯和交通的发展，所有国家和整个世界都在围绕着科技和资本加速变化，依靠信仰和道德建立的秩序也在加速消亡。而当所有传统国家完全卷入科技和资本的现代化洪流，世界将更加不堪负重，人类前途将更加堪忧，而这一切，相信连中国、印度和阿拉伯世界的现代化先驱也会反思。
三、科技和资本带来的分化与整合
社会分化就是社会结构、系统和功能被不断分解为新的社会要素和社会关系的过程，社会整合就是社会要素和社会关系重新组合成新的社会结构、系统和功能的过程，在导致社会分化与整合的众多因素中，科技和资本始终是最重要的因素。而科技和资本内在的统一性，以及人类利益诉求的一致性，使普遍的分化与整合成为可能。
科技和资本都如一种躁动不安的精灵，都具有一种无限发展的倾向，这种倾向在科技表现为创新，在资本则表现为逐利。发展的后果总会导致原有平衡的丧失，原有结构和秩序的改变，而新的平衡的恢复，新的结构和秩序的重建需要很长时间，尤其是那些颠覆性的科技和资本革命带来的震荡需要几代人才能平息。而科技和资本具有的内在统一逻辑，使其能够超越一切种族、国家和地域，以及一切信仰、意识、观念和习俗，在任何场合都会发挥同样功效。
从长远来看，社会常态始终是一种自发秩序，社会分工和社会整合并不是一种主动安排的过程，而是一种被动适应的过程，而这一过程从人类社会产生就开始了，只是社会发展的每一个阶段，分化整合方式的不同。分化与整合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全过程。最早导致社会分化与整合的力量来自自然，当科技和资本出现以后，分化与整合的力量便逐渐来自科技和资本，而随着科技和资本的发展，尤其是近代以后，现代科技和现代资本的出现，导致社会分化与整合的力量已主要来自科技和资本。最初的科技就是取火和弓箭，最初的资本就是以物易物，科技和资本发展至今，虽变化无穷，复杂无比，但科技和资本与生俱来的本性从未改变。
人类对省力、便捷和舒适的追求始终是推动文明发展的原始动力，而世界上没有一种客观事物能像科技和资本这样活跃，也没有一种客观事物能像科技和资本这样与人的这些欲望结合得如此紧密。科技和资本能地倾向于将一切稳定、统一和有机的事物拆散，从本质上改变其性质，然后按自身的逻辑重新组合，以达到新的统一和平衡，最终成为一种全新的事物。科技和资本正是通过这种运动来对人和自然产生影响和实施控制的。
现代科技和现代资本的高度分化与整合本能决定了，现代化从一开始就是朝全球化和个体化两个方向发展的。从财富和权力到自我意识和文化认同，从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层到社会系统功能，分化与整合是一个从社会结构向心理结构逐渐深入的过程。分化就是打乱那些不符合科技和资本逻辑的生产秩序、生活秩序和精神秩序，整合就是在科技和资本的基础上重建生产秩序、生活秩序和精神秩序，使那些被分解产生的社会要素和社会关系重组为新的结构，发挥新的功能。分化与整合是同一进程的两个方面，分与合，主要取决于科技和资本本身发展的需要，而社会的分化程度和整合程度则取决于科技和资本的发达程度。
近代以后的历史发展主要是科技和资本分化与整合的结果，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种国家层面的分化与整合，全球化是一种世界范围内的分化与整合。分化与整合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更符合科技和资本的逻辑。历史已反复证明，那些不符合科技和资本逻辑的人为设计的社会计划总是行不通的，而成功的社会计划一定是符合科技和资本逻辑的，计划经济的普遍失败即是最近的例证。
科技和资本对人类社会的分化与整合是一种现代宿命：没有任何人、事、物能够置身于这种分化与整合之外，拒绝或逃避这种分化整合完全不可能。例如，超市和电商的出现对零售业的分化与整合，网约车的出现对传统出租车行业的分化与整合，互联网对各行各业的分化与整合，而所有这些都是随着科技和资本的发展不可避免会出现的。
科技和资本深刻而全面的分化与整合作用，使今天的世界无论在个人层面，社会层面，国家层面还是国际层面，都越来越分崩离析，又越来越联系紧密。从社群生活向个体生活的转变，与从文明国家向民族国家的转变，在逻辑方向上是一致的，都趋向于个体本位，自我中心。世界经济的统一和分离，与世界政治和世界文化统一和分离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一方面，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大众文化正成为人类共同的经济模式、政治模式和文化模式，另一方面，世界又正呈现出一种普遍的经济无序，政治混乱和文化破碎，而这种倾向在作为现代科技和现代资本发源地的欧洲表现得更突出。
历史上分离主义的主要动力来自权利之争，历史宿怨，民族自我认同的变化，以及各种社会资源的分配不均，而今天的分离主义虽然都有境外势力的支持，大国地缘政治的博弈，以及民主政治造成的对民族国家认同的弱化的影响，但主要动力则来自自身经济利益的驱使。如德国的巴伐利亚，法国的科西嘉岛，意大利的威尼托，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英国的北爱尔兰，比利时的弗拉芒，而英国脱欧则是最近的一例。
分化与整合绝不是形式上的加减，而是本质、结构、系统和功能上的改变。最早的科技分化产生于学科分化，最早的资本分化产生于职业分化。而科技和资本从开始就是同气相求的，因此，在最早的科技分化中就有资本的因素，最早资本分化中也有科技的因素。随着二者的彼此渗透，越往后结合得越紧，直至最终融为一体，今天，所有的分化与整合都是由科技和资本共同参与完成的。
在现代科技和资本出现以前，各种文明都曾建立过以自我为中心的秩序，并将此视为普遍原则。而将社会成员结合成为一个整体的既有物质因素，也有精神性因素，但传统社会的精神整合作用要远大于物质整合作用，而现代社会的物质整合作用则要远大于精神整合作用。传统社会的统一性主要是建立在信仰和道德上的，社会秩序主要是靠共同的价值、信仰、道德和习俗来维持的，而现代社会的统一性主要建立在科技和资本原则之上，社会秩序主要靠分工而建立的协作关系、利益关系以及相似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来维持。而使精神纽带变为利益关系，使血缘、地缘和业缘变为组织规制和政治观念的，最终都是科技和资本。
尽管每个民族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方向都趋于一致，但在现代化发展的路径选择上却不尽相同，因为每一种传统都是特定时空的产物，其本质都是为了适应环境与自身的变化，其功能都是为了调节环境与自身的关系。因此，在特定自然条件下形成生产和生活秩序总是与特定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吻合的。
但当现代科技和现代资本出现以后，基于特定信仰、道德和习俗建立起来的精神秩序，与基于特定自然条件建立起来的生产和生活秩序已一同瓦解，各种传统的文化功能均已失效。只有现代科技和现代资本这种客观中性、不带地域、文化和种族偏见的实体被普遍接受。而科技和资本对传统的整合过程，既是传统文化对科技和资本的适应过程，也是科技和资本对传统文化的妥协过程，以便在结构和功能上能够与科技和资本的逻辑更加一致。
古代社会是一种在结构和功能上相对集中的社会，而现代社会则是一个在结构和功能上高度分散的社会。由劳动分工所产生的社会效益要远远大于经济效益，同样，社会一体化所产生的社会效益也要远远大于经济效益。如果只有社会分化，没有社会整合，经济效益便无法实现，经济利益的提升有赖于社会效益的整体提升。因为科技和资本的每一个变化都会引起社会相应的机制、组织、机构、制度、规范、法律、思想、观点、立场、目的、价值观、行动方式和沟通方式的改变，而科技与资本的发展创新越快，产生的新的社会功能就越多、越细和越复杂。例如，支付手段和购物方式的变化引发了消费观念的改变，消费观念的改变又产生了更多的消费需求，更多的消费需求又催生了更多的科技与资本创新，更多的科技与资本创新又导致了更多的社会分化与整合，如此循环不已。
如果将历史上所有器物、制度和观念的发展创新加以高度抽象，就会发现，一切变迁都是围绕科技和资本展开的。科技和资本既是文明的核心内容，又是衡量文明程度的主要标准，科技和资本的发展程度代表着文明的进化程度，其它方面的进步发展，只是作为科技和资本发展的辅助条件，而整个人类从这些进步发展中得到的好处最终只是科技和资本本身产生发展，成长壮大的副产品。
今天，每个民族国家能否融入科技和资本的时代潮流，取决于如何改变甚至放弃自己的传统，不是那些日常生活中表面的传统，而是价值观念中深层的传统。因为西方以外大多数传统文化和知识体系与科技和资本的逻辑都是不相符的，只有西方的传统文化和知识体系从一开始就是与科技和资本同构的，其中最致命的倾向包括：线性思维、物质取向和个人主义，而这些正是产生和发展出现代科技和资本的必备条件。
很难想象现代化能从其他任何文化中产生出来，即使能够产生，这个时间也一定会大大推迟，而如果能够推迟，则整个人类的生存时间将大大延长。因此，追求现代化又拒绝西化几乎是不可能的，整个现代化从器物，到制度，再到观念，无一不是从西方文化中产生出来的。现代化与西方文化虽不是完全重叠，但却是高度一致，现代化过程一定是不同程度的西化的过程。一定的生活方式总是与一定的生产方式一致的，一定的制度总是与一定的器物一致的，一定的观念也总是与一定的器物和制度一致的。所有的传统国家被整合到西方主导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意味着整个世界已被整合到科技和资本的秩序中，意味着整个世界秩序是按照科技和资本的逻辑来运行。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并没有错。
四、趋同与全球化
历史不只是由作为主体的人或作为客体的客观事物单方面决定的，也不是由单个个体或单个群体的意志决定的，历史是各种因素作用的结果，历史的方向就是合力的方向。而科技和资本是所有客观事物中最活跃，与人关系最密切的因素，是人与客观事物打交道的主要手段。
尽管人类在所有历史活动中都显示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但在最终意义上，人只不过是科技和资本实现自身意志的工具。因为科技和资本都是一种具有更高生命意义的自组织，人类所有的发现和发明，征服和成功，都只不过是在一种更深层次上表达了科技和资本本身的意志，实现了科技和资本本身的愿望。科技和资本才是历史的真正主体，而人其实只是历史的客体。对科技和资本本身来说，现代化和全球化是历史上最好的制度，没有谁比科技和资本本身更需要现代化和全球化。
现代化和全球化是同一种历史运动，具有相同的方向性，都是由生产力自身发展规律决定的，不是由任何个人或国家靠理性设计出来的，最终是由科技和资本发展自发形成的，因为科技和资本是一种比现代化和全球化更本质的存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核心都是科技和资本，现代化产生自现代科技和现代资本的出现，而全球化只是现代化的扩大和深化，现代化和全球化都是以科技和资本一以贯之。二者区别仅仅在于，现代化侧重于对这一历史运动的纵向描述，而全球化侧重于其横向描述，运动的根源和动力都来自科技和资本。
科技和资本的内在统一性决定了科技和资本的普适性，科技和资本的普适性又决定了其趋同性，表现在人类历史，就是生产和生活方式的趋同，文化和制度的趋同，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的趋同。来自于不同地域、历史、社会和文化传统的国家、民族和社会，在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中，最终都会在科学技术、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大众文化的前提下走向一致。而随着科技和资本发展的加速，趋同只会加强。趋同既是现代化和全球化发展的结果，又是现代化和全球化加速发展的条件。
如果说在现代化时期还存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现代化模式的话，到了全球化时代，已越来越不可能继续存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全球化了。日益相似的生存环境正在使二者走向深度融合，原教旨主义的市场经济和原教旨主义的计划经济早已过时，而兼具计划与市场，国有与私有，平等与竞争特征的经济模式正被普遍采纳，不同的只是这些因素所占的比重。从北欧的社会市场经济，英美的自由市场经济，东亚的政府干预市场经济中可以发现，资本主义正在社会主义化，社会主义正在资本主义化，双方都在改变自身的同时改变着对方。科技和资本是不分“姓社姓资”的，什么形式的经济模式和政治模式能够最有利于科技和资本发展，最大限度地发挥科技和资本的潜能，就迟早会被发展并推广开来。
从根本上讲，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只是通向科技和资本途径的区别，二者之间的一致性要远大于其分歧，过去的一切争论在今天看来都是无为的。它们真正一致的敌人其实是那些有益于人类延续的各种文化传统，及其相对应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都是西方价值和西方经验的产物，都是运用的线性思维方式，都信奉唯物主义、进步观和发展观，都致力于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都以社会化大生产为基础，都是公有与私有制相结合的经济结构。
今天，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都在运用市场机制和竞争机制，都在使用政府干预和宏观调控手段，也都实行现代民主和法制。而各式各样的中间形式，如国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社会主义等，也只存在资本运用程度上的差别，如公有与私有的比例，宏观调控的范围，政府干预的程度的区别，再本质上，均未脱离科技和资本的逻辑。现代资本主义之父亚当?斯密和现代社会主义之父卡尔?马克思都不曾预见，科技和资本会发展如此迅速，科技和资本会结合得如此紧密，尤其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最终会因为共同的生存环境而走向融合。
从表面上看，今天的人类都是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这三大思想模式之中，其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代表了对现代化的主动追求，而民族主义代表了对现代化的一种被动追求。民族主义是在18世纪的欧洲破除神权和封建特权的资本主义运动中兴起的，它与现代化的出现几乎是同时的，二者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民族主义思潮虽然强大，但它通常需要与某种形式的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结合在一起。民族主义一方面被用作激发民族热情和推动现代化的工具，另一方面又被用来抚慰在现代化进程失去的自尊。因此，今天人类实际上是生活在两种思想模式中，而由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日以融合，人类最终将生活在完全由科技和资本决定的一种思想模式之中。
相对于政治和经济制度的趋同，文化趋同是一种更为深刻和普遍的社会现象。文化趋同不仅意味着相似的服装、建筑、音乐、商场、超市，更意味着从相似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中产生出来的相似的认同、情趣、道德、观念和价值观。尽管各国政府和世界舆论都提倡尊重多元文化，保护传统文化，但终将无法改变其加速走向衰亡的命运。无论对科技和资本采取主动拥抱，还是被动接受，最后都逃脱不了科技和资本分化整合的结局。因为传统文化深层结构所包含的价值取向、思维模式、信仰倾向和审美情趣与科技和资本在逻辑上是格格不入的，根本不能与代表消费和娱乐的大众文化抗衡。只有大众文化才能让本能和欲望充分释放，才能给消费和娱乐提供更多机会，才能为科技和资本的发展创新提供能够更多动力。
对科技和资本来说，大众文化都只不过是其社会表现形式，因此，现代化和全球化并不公开反对本土文化，并常常将本土文化作为扩张的工具，例如，借“伪古镇”来推广酒吧文化，借“伪民俗”来搞商业促销。全球化不是一种阴谋，没有任何国家有能力策划这种旷世阴谋，全球化是由科技和资本共同发动的，由全世界共同参与的运动。所谓宿命就是那种公开的，但无法改变又无法逃避的厄运。
人类历史上，不同文明和不同传统之间总是既有冲突，又有融合，融合总是多于冲突。冲突主要是利益的冲突，融合主要是生产和生活方式的融合，最终是思想观念的融合。在现代科技和资本出现以前，不同文化之间的交往是一个非常有限而缓慢的过程，现代科技和资本的出现，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和生活方式的相互吸收，社会制度和思想观念的相互借鉴。在某种程度上，科技和资本是人类最好的传播工具，它起着消除误解，弥合分裂的作用。对社会变迁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科技和资本，而导致社会融合的主要因素也莫过于科技和资本。
历史总是朝着均匀化程度增加的方向发展的，现代化和全球化大大加速了这一历史进程，而充分的均匀化意味着发展空间和发展动力的完全丧失。
五、跨国公司与全球化
全球化的根源在于科技和资本，而跨国公司和互联网则是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量。
资本逐利的动机是始终存在的，但资本能够膨胀到什么程度则完全取决于科技。只有在科技（尤其是通讯与交通）高度发展的今天，才有可能实现各种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在世界范围的合理配置，从而使劳动力、技术、资本、市场和土地等生产要素的功效得以充分发挥。
迄今为止，人类共发生过三次科技革命，第一次科技革命开创了“蒸汽时代”，第二次科技革命开创了“电气时代”，第三次工业革命开创了“信息时代”。每一次科技革命都为生产力的大发展提供了巨大空间；每一次科技革命都是科技与资本共同促成的；每一次科技革命都使科技与资本比以前结合得更紧密。没有资本的参与，根本不可能完成。当上一次科技革命提供的动力将被耗尽时，又酝酿着下一场新的科技革命。
跨国公司就是科技和资本结合的产物。从世界上第一家跨国公司——荷兰东印度公司问世至今，跨国公司已发展成为堪比国家实力的经济主体。尤其是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已成为全球贸易和投资的主角。全球的6.5万家跨国公司，已控制着世界生产总值的30％、世界贸易的60％、技术研究开发及技术转移的80％，海外直接投资的90％。这些跨国公司的活动极大地推动了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促进了国际分工模式和管理方式的转变，主导着全球经济的发展，影响着世界经济新秩序的形成。
今天，无论是公司之间的竞争，还是国家之间的竞争都主要是科技和资本的竞争。尽管每天都有无数单项的科技和资本创新问世，但没有任何事物像跨国公司这样能够有效地将科技和资本结合在一起，使那些科技和资本发挥出在分散状态所无法达到的功效。全世界大部分专利、新技术和新工艺已掌握在跨国公司手里，跨国公司拥有的研发中心已遍布全球，许多科技的最新成果，资本的最新运作方式都是首先从跨国公司推出的。
尽管我们仍然生活在一个由民族国家组成的世界秩序中，全球化虽然并未改变民族国家的格局，跨国公司也不会公开挑战民国家的法定主权，但在这个科技和资本主导的时代，跨国公司的实际影响力早已超出许多民族国家，许多大规模经济活动的主体已成为跨国公司而不是国家，各国政府对资本、技术、劳动力、贸易、资产所有权以及思想文化的控制已变得越来越困难。跨国公司与民族国家具有不同的运行机理，民族国家既要考虑经济发展，又要兼顾社会公平，既要遵循资本和科技的法则，又要兼顾自身的文化传统，而跨国公司只需服从市场和科技的法则，没有文化负担，很少社会责任。
此外，跨国公司往往代表着各个领域里科技和资本结合的最高成就，而科技和资本都是没有祖国的，它们为寻求资源、劳力、市场、土地和税收的最佳机会，常常游离于不同国家之间。这些都使得主权国家没有精力，也没有能力对跨国公司庞大而复杂的经济活动实施监管。这一切导致了民族国家在国家生活和世界秩序中的地位不断下降，尤其是那些弱小的民族国家，不得不服从跨国公司的意志。
六、互联网与全球化
互联网既是现实的，又是虚拟的；既是实物，又是关系；既是技术，又是社会。在互联网时代，一切都是联接，任何人、事、物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将处于主动或被动的联结状态。联结成了一种生存方式，独处则成为不可能。在这种普遍的连接状态中，所有的人、事、物都只是一个节点，将这些节点联结在一起的就是现实中的科技和资本。那些看似随机的联结，其实都是按照科技和资本的内在逻辑结合在一起的。联结的程度就是科技化和资本化的程度，也是个人、企业和国家的生存度，世界的均匀程度，最终则代表着接近熵的程度。
然而，互联网在强化事物间联系的同时也加速了事物间的分离。互联网倾向于使事物朝着整体和个体两个相反的方向发展。互联网时代是一个高度统一和分裂时代。统一就是各种人、事、物的高度科技化和资本化，分裂就是各种人、事、物的加速原子化和碎片化。今天，将地球上70亿人联系在一起的，早已不是共同的信仰、感情、习俗、情趣，而只是科技和资本，以及从科技和资本产生出来的各种利益、规范和价值。来自科技和资本的凝聚力早已超过了来自人类信仰、感情和习俗的凝聚力。
无论从西方的线性思维还是东方的循环思维出发，对确定性的追求一直是人类的天性。人类的所有活动都是为了追求某种确定性，因为不确定性带来恐惧，而确定性带来安全感。然而，从农业到工业，从乡村到城市，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从土地、庄家、天气、集市和各种实用技术，到现代科技和现代资本，人类获得的确定性越来越少。
互联网的出现，不仅带来更多现实生活的不确定性，更带来整个人类发展方向的不确定性。因为科技和资本本身是不确定的。以追求确定为目的科技带来的是更多的不确定性。科技和资本都是一种具有独立意志的自组织，它是自我生成，自我发展，自我调节，自我完善和自我定向的。
现代世界不确定性的增加与科技和资本的加速发展创新是一致的，科技和资本发展创新越快，越让人不知所措，同时，又越要拼命发展创新，以期来消除不确定性。互联网可能是目前科技和资本结合的最大事例，它“其小无内，其大无外”，因而更放大了各种不确定性。
今天，不确定性正在成为一种常态，空间的不确定性正在发展为时间的不确定性。无论我们对具体的科技和资本项目计划得多么完善，实施得多么周密，但在整体上，已越来越难以把握科技和资本变化的全貌，越来越难识别其演化的方向。几乎所有预言家对科技和资本时代的预言都失败了，尤其是那些乐观的预言家。因为在局部与整体之间，现在与未来之间，那些明确的因果联系已经发生了改变，随着科技和资本的发育成熟，确定性的时代已经终结。
科技和资本也改变了人类权力的合法性来源。在精神取向的时代，权力主要是由自然和各种神圣事物赋予的，人类的权力中心曾长期集中在那些精神的国度，如，中国、印度、巴勒斯坦、波斯和希腊等。自从人类进入物质取向的时代后，权力的来源和权力的合法性发生了根本改变。现代社会的一切权力最终都是由科技和资本赋予的，而这些权力中心又总是随科技和资本中心的变迁而变迁的。16-19世纪的权力中心在欧洲，20世纪以后移到了美国，现在正在转向亚洲。今天的科技和资本无处不在，互联网时代的权力也将逐渐呈网状分布。
互联网时代注定是一个多元的时代和民主的时代，因为民主自由是互联网的社会属性，互联网本身比人更需要民主自由。互联网天然是自由、平等和大众化的，它倾向于消除一切封闭和隔离，实现所有人、事、物的自由交流。互联网技术与政治自由化、经济自由化和思想自由化在逻辑上也是一致的，所有传统的专制独裁将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而瓦解。西方意义上的民主自由，将比人们期盼的还要来得早，也比人们希望的还要来得快，甚至比人们想要的还要来得多。民主自由已不是问题，问题是民主自由的后果。
互联网的出现，除了加强了所有民族国家现实中的科技和资本联系外，还扩大了各种与科技和资本相关的文化观念和政治思想的传播，从而进一步动摇了民族国家的统治基础，削弱了传统民族国家的控制力，有助于一个纯粹的科技和资本王国的建立。互联网比跨国公司对民族国家构成的威胁更大。
更重要的是，互联网为科技和资本发展带来的无限的现实可能，以及它为科技和资本的创新提供的无限的想象空间，将使各种与科技和资本相关的新事物层出不穷，并使科技和资本的功效将趋于前所未有的最大化。然而，每一项发展和创新都需要有相应的资源和能源来支撑，在各种资源和能源日趋枯竭的今天，去哪里找这么多的资源和能源？而所有这些发展创新中又有多少，而且是否与维持人类的身心健康有关？
互联网的世界将使科技和资本将结合得更加紧密，人类的主观能动性将更受排斥，人类精神将受到进一步消解。当一切联结都成为科技和资本的意志，人类的意志是否仍然存在？当互联网最终成为完全自主的世界，人在什么意义上还是人？
七、大同社会
全球化不一定会惠及所有人，那些未能从全球化中获利或获利较少的人，总会通过各种形式来表达对全球化的不满。作为早期全球化的发动者，英国人有着比其他人更强的全球意识。他们不会不知道，人类早已深陷科技和资本的旋涡，根本不可能摆脱和改变科技和资本的逻辑，人类也已进入非全球化就无法生存的时代。英国脱欧只不过表达了一种对欧盟式全球化的不满和对另一种全球化期待。但无论哪一种全球化，都是科技的全球化和资本的全球化。而科技和资本已成为一种不依赖于个人甚至国家的超验存在，个人或国家只是被用作帮助科技和资本发展的工具。
即使欧盟解体，各国重设投资、贸易和人员流动的国家藩篱，整个世界重回国家保守主义时代，都只会是暂时的，只要科技和资本的逻辑没有改变，全球化趋势就不会改变。由权威思想和等级观念确立的传统秩序早已破除，从特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中产生出来的节制也已失效，对科技和资本的一切人为限制已不可能。没有任何国家、政权和社会能够长期有效的控制科技的自由传播和资本的自由流动。
科技和资本的深入发展总会整合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中的任何矛盾。英国脱欧只意味着全球化与民族国家矛盾的某种调整，根本不可能成为全球化的转折。
现代化和全球化最终要达到的目标是，使精神完全从属于物质，使宗教和道德生活完全从属于经济生活，使农村完全从属于城市，使高雅文化完全从属于大众文化，使哲学家和艺术家完全从属于工程师和资本家，使各种传统逻辑完全从属于西方逻辑，最终，迫使整个人类从精神和自然家园迁往科技和资本的国度。
世界已经越来越不可能统一于某种精神，如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也越来越不可能统一于某一阶级，如马克思的无产阶级，越来越不可能统一于其他任何形式的乌托邦。世界只会越来越倾向统一于科技和资本，一个基于科技和资本的大同社会要比历史上基于任何理想的乌托邦大同社会要现实得多，由于互联网的出现，这个时间可能会大大提前。而科学技术、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大众文化已经为这个大一统确立了一种基本框架。但人类的拯救并不会因大同社会的提前到来而更有希望，因为在这样一个缺乏任何神圣感和崇高感，充满无聊和乏味的社会，一切都将难持续。
今天世界上尚未被纳入全球化的地方已为数不多，但这些地方很快就会被全球化浪潮裹挟进来，当各种土地、矿产、人力和市场的区位优势丧失殆尽，资本将如何寻找扩张的动力？战争是否仍然是资本获取新动力的唯一途径？连短暂的和平是否也需要更具毁灭性的军事实力来维持？难道被人类从潘多拉魔盒里放出来的科技和资本真是作为终结者而诞生的？
总之，人类已不可能返回任何精神传统，也不可能返回任何有节制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更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遏制科技和资本的发展，人类只会沿着科技和资本的道路走到尽头。全球化不会因为英国脱欧这一个别事件而退潮，而相较于全球化的强劲趋势，这其实是微不足道的。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