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不行，百年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无善治，士犹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诸人，以传诸后；无真儒，则天下贸贸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灭矣。——程颐语，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11，页353。

每当历史上遇到大扰动，大混乱，便有那些隐居独善之士，退在一角落，稳握枢机，来斡旋那气运。

——钱穆，钱穆：《中国思想通俗讲话》，三联书店，2005，页83－84。

一

衷心感谢杨景凡先生，在先生百年冥诞之际，先生的英灵将流布各地的弟子们重聚在歌乐山间，共同探讨法治中国与中国法学的重大课题。

感谢王祖志教授和俞荣根教授的盛情邀请，使我有缘得以亲近景凡先生，得以亲身感受景凡先生人格的伟大，得以亲自见证杨门多贤，见证杨门诸弟子为法治中国与中国法学作出的巨大贡献。

我生也晚，对景凡先生并无缘相识，只是在两位著名法学家兄长江山教授和范忠信教授的著作中获知先生的大名，隐约感到先生乃是一超凡脱俗之士，但总的来说，先生的形象模糊得很。也真算是我跟先生有缘，十多天前祖志教授造访南宁，远道而来赠我美酒且邀我参加景凡先生百年冥诞盛会，我深为感动，连忙在网上浏览景凡先生事迹，于是，以前在我脑海之中所存先生的一个模模糊糊的老者形象现在以朗豁的智者形象呈现在我面前。正好这段时间我重读钱穆先生的“如何研究中国历史人物”，钱先生特别强调衰乱之世人物对于人类历史之延续的重要性，钱先生引《易经》上的话“天地闭，贤人隐”后并进一步说，“中国文化之伟大，正在天地闭时，贤人懂得隐。正在天地闭时，隐处还有贤人。因此，天地不会常闭，贤人不会常隐。这些人乃在隐处旋乾转坤，天地给他们转变了”。读到钱先生这段话我感动极了，这不是正是在说景凡先生吗？我当时就给祖志教授发信息说，我打算写一篇小文参加景凡先生的百年冥诞，题目就是“贤人景凡先生”。

二

钱穆先生在“如何研究中国历史人物”一文中指出，“中国人一向以人物为历史中心。”并进一步指出三点，一，伟大人物往往出现在衰乱之世，二，得志成功的人物往往不如失意落败的人物伟大，三，在事功上无所表现的人物往往是历史上至高卓至的伟大人物。钱先生因此说：“处衰世乱世不足怕，就是不得志或失败了，亦不足怕。甚至于无所表现无所作为，同样不足怕。主要的在如何成得一人物。有了人物，下面自然会不断有历史。”

依我意，景凡先生完全可称得上钱先生所谓之“人物”。景凡先生生在衰乱之世，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失意落败的人，甚至在事功方面的表现也并不充分，但景凡先生却是一至高卓至之人物。我们今天纪念景凡先生，并不是因为景凡先生在生前创造了多么非凡的现实功业，而是因为景凡先生在做人方面的成功。钱先生说，“这一时代是失败了，但处此时代之人，仍可各自有成，并可有大成。只要人能有成，下面时代便可挽转，不使常在失败中。若人都失败了，则一切完了，下面亦将无成功时代可期。”中国文化之所以能绵延数千年而不终断，按照钱先生之看法，正因为中国即使在社会最为溃败的情势之下，依然有人物在，这一点大不同于西方文明。西方文明并不是连续不断的文明，而是一种反复中断的文明类型，其中缘由盖在于没有人物在衰乱之世懂得隐，因此不可能为未来的人类历史开辟新路。中国文化则代不乏隐者，代不乏贤人，所以中国文明屡仆屡起，绵延不绝，不断转进，从而形成更新的人类文明类型。

将钱先生的论断进一步向前推演，中国文明不仅仅是一绵延不绝的文明类型，而且是一不断成长转进的文明类型。我认为，中国文明在其成长转进过程之中，可以大致区分出儿童时代（先秦）、少年时代（秦汉至唐）、青年时代（唐至晚清）与壮年时代（晚清至现代）这样四个时代，与之相应，学术上则可区分出子学时代、经学时代、理学时代与法学时代。法治中国乃是中国文明进入到壮年时代的秩序建构，而中国法学乃是承担此一使命的学术类型。我曾指出，法治中国乃是新千年的宏伟事业，并不是一蹴而就的，甚至是一个十分艰巨的过程，惟其艰巨，所以需要人物，没有人物，一个时代不会自动开启，中国文明史上的每一个时代都是在它那个时代的人物的光照之下实现的。正如伯夷、叔齐是子学时代的贤人，成就了经学时代的辉煌，陈抟是理学时代的贤人，开启了中国文明史上灿烂的理学时代，那么今天，照我看，景凡先生就是法学时代的人物了，可以合理地预料，景凡先生将以自己的光辉人格，激励后辈，不唯杨门诸弟子，前仆后继，为中国文明史上一个新的法学时代的来临而殚精竭虑。

三

人类文明发展到现代，也许跟历史上的时代比较起来，人类面临着更加严峻的前所未有之危机。权力的打压，让许多人噤若寒蝉，而利益的诱惑，更使不少人趋之若鹜，放弃自己的德性与公正立场。

也许更大的危机在于人心的危机，今天的人们已然失去了对于那些不成功不得志的人物的景仰。钱先生就此说：“今天我们只看重得志成功和有表现的人，却忽略了那些不得志失败和无表现的人。诸位当知，中国历史所以能经历如许大灾难大衰乱，而仍然绵延不断，隐隐中主宰此历史维持此命脉者，正在此等不得志不成功和无表现的人物身上。但在今天，我们心目中已无此等人物的地位存在。纵使尚有隐了的贤人，我们也将觌面不相识，此实是中国文化的极大危机。”

多年来，我对钱先生的忧虑深有同感，但是今天，或可告慰钱先生的是，我来到歌乐山间，亲眼见到杨门诸弟子及社会各界对于景凡先生的景仰，这恰表明中国文化的命脉尚在，中国文化尚存开新之能力，如是则法治中国可期，而中国法学，作为中国学术史上全新的知识类型，必然会在包括杨门诸杰出弟子在内的中国现代学人的努力之下建构起来。

在构思这篇小文之际，有两段话始终萦绕在我脑海之中而不散。第一段是宋代理学家程颐的话，他说：“道不行，百年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无善治，士犹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诸人，以传诸后；无真儒，则天下贸贸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灭矣。”今天上午会议上俞荣根教授反复讲到景凡先生全然不同于时下那些以著作等身竞相炫耀之小人儒，俗儒，乃如孔子所说之一君子儒，乃如荀子所说之一大儒，照我看，先生亦如程颐所说，乃一真儒。

第二段话是钱穆先生的，钱先生在《中国思想通俗讲话》中论文化之气运时说，“每当历史上遇到大扰动，大混乱，便有那些隐居独善之士，退在一角落，稳握枢机，来斡旋那气运。”中午休息时连忙看赵明教授的《江海月明》，其中说到先生晚年，“时常独自一人站在桥头，凭栏凝望远方。”先生诡秘地告诉赵明教授说他不过是“晒晒太阳”，但我现在领悟到，他哪里是在“晒晒太阳”，他其实是在斡旋那中国文明的气运，用自己的心力来重铸中国文明的传统，志在开启一个法治文明的新类型。

谨以此小文缅怀贤人景凡先生！

魏敦友

匆草于南宁广西大学法学院，2016－04－29

修改于重庆西南政法大学渝北校区毓才楼一楼学术报告厅，2016－05－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