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

——《论语·子罕》

不久前的一天，我从重庆参加完西南政法大学俞荣根教授主持的杨景凡先生百年冥诞座谈会回来，专程去拜会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周腾先生，给他带来母校师生的问候，其时他正在电脑上紧张地忙碌着，我问他在做什么，他告诉我说，他正在编辑一部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干警撰写的集子，已经到了最后的审校阶段，也算是他从2010年任职以来在南宁法院反复强调读书与思考的一个阶段性总结，这时，他突然对我说，到时你给集子写一个序言给集子增添一些光彩怎么样？当我看着这位我心中十分敬重的老兄长的脸上，今天依然流溢着当年我非常熟悉的孩童般的微笑，我爽快地答应了，在我看来，能为当年的老兄长老领导的新著写点什么，那才真是我自己的荣幸呢。

南宁的朋友们都习惯于称呼周腾先生为周院长，可是我却一直为怎么称呼他犯难，我想，这也许与一个人最初在自己印象中的定格有关。当朋友们称呼他周院长的时候，我却在心里认定这位兄长为周检。2008年10月，因缘际合，当我从大学校园来到右江边的百色市人民检察院挂任副检察长的时候，周腾先生正好担任检察长之职。百色检察院内人人呼周检，我自然也从众称呼周检，于是周检就这样在我心目中定格了下来。到百色检察院不久后我得知，从西南政法大学来此挂职一年的马方博士刚刚离开，我实际上是来接替马方博士的。期间我心中难免有些讶异，何以周腾检察长这么期待学者在他所任的百色市人民检察院挂职？在百色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常常追随他左右，他时不时叮咛我，要我睁大眼睛仔细观察司法机关运作的诸方面，当今中国的司法活动尤其是基层司法活动是否真象时下一些名学者及社会人士所批判的那样不堪。另外，他多次非常真诚地对我说，他对文化的喜欢是出自于内心的。这时，我恍然明白了，我眼前这位周腾检察长，他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领导，他对法治中国之道的关怀与其说是一种制度意义上的关怀，毋宁说更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关怀，同时他对学者也有更高的期许，他期待于学者的，是他们能将自己的眼睛放在滋养中华民族的这一方水土之上，而不能仅仅自得于想当然的对现实进行无端的批判与教训。

今天，百色已成为我人生路途之中最为宝贵的历史记忆，而我的百色记忆是与周腾检察长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百色时，我将自己每日行程都详细记录在笔记本中，一年多后离开百色时，不曾想已记有满满的十三大本，其中就有许多我与周检在百色与南宁来往的路上周检讲给我听的他的从检故事。其中有的故事我回家讲给我当时还在读初中的女儿听了，她感动得无以复加，甚至在多年以后，她还问我周检故事中一些误陷法网的善良人的后来命运呢。在我心目中，周检就是法治中国之大道上一位重要的思考者与探索者。

在周腾先生从百色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转任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的这六年多时间里，虽然我们之间联系极少，但我一直关注着这位好兄长和他的法院。当年我在百检时，时常听闻年轻干警对我说起自从周检来了之后，他们才感到有了奔头，这些年在不同场合遇见南宁法院系统的法官，也常听他们说到周院长将南宁法院治理得井井有条。于是我深深感到，一个单位的主官决定了一个单位的气质甚至风格。尤其令我感动的是，这个好兄长不改初心，一如既往地关心文化，在南宁法院系统倡导争创学习型法院、争当智慧型法官的读书与思考活动，成效卓著，许多年轻法官因此而脱颖而出。所以当他告诉我即将编辑出版的这部著作是这一活动的阶段性总结甚至是他履职南宁中院六年来的工作总结的时候，我自然是极渴望地看到老兄长老领导的这部著作的。

终于十多天前，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研究室宋桂芬主任给我传来了这部著作的电子版。可以说，周腾先生主编的这部新著是南宁法院系统一大批卓越法官群体的心志写照。这十多天来，我几乎每天都要读上几篇，我感动于法官们工作的艰辛，我感动于法官们不渝的追求，我更感动于法官们在读书中所体悟到了自身的身位与担当，如刘丹法官在文中引用了日本刑法学家西原春夫的话：“在法学部的学习值得你用青春去拼搏，人们对法学部出身者期望的是：对于社会生活中到处都会发生的争执，说得范围再广些是对于那些对立的见解，能指出一条正确理解的途径，能够成为最懂得正确解决方法的足智多谋者。而这些足智多谋者，并不是那些只记住了一些零零碎碎的法律知识的人，而是能代替神、佛作出判断的人，即他的判断就等于神、佛的判断。这样的人，才是我所说的足智多谋者。”

作为读书活动的倡导者与推动者，周腾先生更是对法官这一职业有着清醒的定位，对法官的活动有着更自觉的考量。一方面，他将法官定位为社会菁英，他指出：“在常态社会和民主法治的现代国家里，法官应当是社会菁英的一份子。所谓‘菁英’体现何在？我想最重要的不仅是对法律专业知识的掌握及职业技能的专精程度，最重要也最核心的还是文化及其所代表的价值。作为一名法官，如果文化内涵丰富、价值高，代表着社会发展的先进方向，那才具有了被称为社会菁英的资格。”另一方面，他又将法官的行为看成是一个远远超越于法匠之上的对人生与社会之大道的寻绎过程，如他所说的，“如果仅仅定位于追求一个安稳体面的职业，人生注定是不完美的。事业比职业要高尚得多，对个体素质的要求更高。一个没有追问过人生的终极价值，没有对法官职业、审判执行事业的真谛予以认真思考的法官，不过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充其量只能成为一个法匠，停留在‘技’的层面，永远无法触及‘道’的核心。”读到这里，我非常感慨，当中国法学学术界正为所谓法教义学与社科法学争论的如火如荼之际，一位深谙世事的法院院长却正带领着他的基层的法官们思考着如何从法之技进入法之道。这怎么能使我不想起自己多年前在百色检察系统一次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我当时说到，法学学术的前沿不在学者们的笔下，而在司法者包括检察官的脚下！今天我愈发坚信这一点！作为一位普通的学者，面对这位资深的司法者和他的伙伴们，我能说什么好呢？心中唯有祝福而已！幸好有一位董金法官在文中这样写道：“虽说你若盛开，清风自来，但是我要说，清风不来，何不盛开？”我想，正是这样的自主精神，中国的法治之道虽然曲折多舛，却是有着极其广阔的前景的。

人生易逝，我从湖北迁居广西忽忽十七载矣，回思如许岁月，最感到安慰与幸运的是遇到了周腾先生。这些年，我常常想到《论语》所记孔子的话：“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我深深感到，周腾先生是一位可与共学、可与适道、可与立、可与权的好兄长。他既有法律立场的持守，同时亦有情理的考量，他能将原则性与灵活性完美地结合起来。法治中国大道所需要与期许的正是一大批周腾先生这样的人。几天前周腾先生来信告诉我说他不久后将从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转任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法院专职审委，我觉得这也许是一个非常好的新的契机，在未来的时日里，周腾先生可以从繁复的具体事务中摆脱出来，更从容地思考法治中国的大道了，而这也是我所期许于周腾先生这位昔日的好兄长与老领导的。

是为序。

魏敦友

匆草于南宁广西大学法学院法理教研室，2016－0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