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播媒介的发达是近代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和指标,中国近代大众传媒主要是指传递印刷符号的书报。[1]早在1902年,梁启超就认为,“学生日多、书局日多、报馆日多”是影响中国前途的三件大事。[2]如果说报刊以“反应敏捷”、“传递快速”、“传播广泛”见长,那么,图书出版物则更以“容量大”、“说理深刻”、“立论系统”取胜。教育变革作为近代社会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显然也受到大众传媒的影响和推动。但从传播的角度来研究中国近代教育出版在教育变革过程中的作用,这一课题尚未引起学界充分的关注。《民国时期总书目》中的《教育·体育》卷,收录各类教育类出版物多达9324种,[3]仅次于《经济》卷中收录的经济类出版物16034种[4]和《政治》卷中收录的政治类出版物14697种,[5]由此可见,当时教育出版的盛况。

一、近代教育出版业的崛起

据考证,“出版”一词始见于19世纪90年代前期,此时以国人为主体的中国近代出版业开始登上历史舞台。[6]“出版”一词形成之晚,说明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人才真正将出版视为一项独立的活动或事业。中国近代教育出版伴随着鸦片战争后教会学校及洋务学堂的相继出现而崛起,特别在新学制颁行、科举制废除后,新式学堂的迅猛发展产生了对新式教科书的巨大需求,教育出版活动随即大规模开展起来,并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教育的变革。一方面,近代推行新教育课程所需要的新教材的编印,无不由出版机构倡导、策划,以适应新的学制或新的政治文化环境。以商务印书馆为代表的近代一大批出版机构,都有以服务教育、出版教科书而起家的经历,而且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世界书局等一些大的出版机构,均以教科书的出版为营业之大宗,这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出版的一大特色。另一方面,西方文化的介绍、导入和传播莫不借助于近代出版之力,而西方教育理论和学说也通过翻译出版使我国教育界获得了可资借鉴、模仿的理论模式和学科体系,进而又引发本土化教育理论著作的创作和出版,从而推动了中国教育学术的转型和发展。

中国近代专业的教育出版机构并不多见,规模也比较小,教育图书的出版主要是由一些大型综合性出版机构承担完成的。据现有资料,近代中国以“教科书”或“教育”“教学”冠名、以出版教育图书为主要业务的出版机构有:上海的基督教学校教科书编纂委员会(SchoolandTextbookSeriesCommittee,又名益智书会)、上海的教育世界出版社、北京的清廷学部编译书局、上海的教学图书馆(民国后改称教育图书馆)、上海的教科书辑译社、上海的新国民教育社、上海的教育改良会、福州的教育普及社、上海的中华职业教育社、上海的中华新教育社、上海的教育编译馆、上海的国民教育编译馆、重庆的生活教育社、广州的中华科学教育改进社、上海的教育书店、上海的现代教育研究社、上海的教育出版社、上海的教育印书合作社、上海的生活教育出版社、成都的大学印刷局、南京的教育合作社、福州的教育图书出版社等。这些出版机构虽出版过不少教育图书,但因实力、资金和规模有限,较之综合性出版机构,其出版数量和质量都难以望其项背,这主要是由于大型综合性出版机构有资金和人才的优势。例如,商务印书馆1922年扩股后资本多达500万元,曾被旧中国海关外籍税务司编写的《海关十年报告》称为亚洲最大的出版机构,[7]它一度汇聚了大批新型知识分子,其编译所编辑人员最多时达三百余人,其中包括不少归国留学生和著名学者。因此,大型综合性出版机构在教育出版方面的优势非常明显。而且,随着出版事业的推进和发展,各大出版社也逐渐形成了自身的特色。例如,文明书局以出版蒙学教科书而著称,1906年,清廷学部公布审定通行的教科书书目,其中蒙学教科书主要为文明书局所出;[8]而开明书店则在出版中学教科书和中学生课外读物方面凸显特色,在开明书店主办的《中学生》杂志的发刊辞中,就明确其出版宗旨在于:“对全国数十万的中学生诸君,有所贡献。”[9]综合性出版机构出版的教育图书主要分单行本和丛书两大类,其中尤以丛书类更能反映出版者的出版理念及其特色。中国近代出版的教科书在内容上涵盖修身、国文、算术、历史、天文、地理、英文、化学、物理、医学、生物等多个学科,在层次上则包含小学、中学、大学等各个阶段。以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为例,随着学制的每一次变革,其教科书的编辑出版都及时做出调整和革新。

我国是一个有着优秀的教育传统和丰富的教育遗产的文明古国,但近代意义上的、独立的教育学学科直到20世纪初才出现。19世纪后半叶,在“西学东渐”的推动下,西方近代学科分类观念的引进和教育制度的导入,为教育学学科的产生创造了条件。20世纪初,近代学制的颁定和实施,把教育学纳入大学堂和师范学堂的课程教学体系之中,从而使教育学学科在制度上得以确立。从教育学学科的角度来看,教育类图书涉及面很广,除教科书外,举凡教育制度之探讨、教育思想之阐发、教育名著之译介、教学方法之研究、教育—96—史料之汇辑、教育辞书之编纂、教育统计之披露,对教育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均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而从教育类图书的市场来看,随着近代各级各类学校的普遍建立和师范教育的迅速发展,从事实际教学工作的教师、师范学校的学生以及教育管理者和研究者的数量逐渐增加,为此类图书提供了庞大的读者群,从而使大量教育类图书及教学参考书的出版发行成为时代的需要。引人注目的是,近代以降,教育类图书同教科书一样,在单行本大量刊行之后,若干实力较强的大型综合性出版机构又开始汇编出版丛书,这样既便于文献的保存,又可产生规模效应。例如,商务印书馆编有《教育丛书》、《师范丛书》、《比较教育丛书》、《小学教育丛书》、《国民教育文库》、《公民教育丛书》、《万有文库》、《大学丛书》、《汉译世界名著》、《学艺丛书》、《尚志会丛书》等;中华书局编有《教育丛书》、《通俗教育丛书》、《民众教育从书》、《儿童教育丛书》、《大学用书》、《义务教育丛书》等;世界书局编有《教育讲话丛书》、《教育概要丛书》、《世界新教育丛书》等;正中书局编有《教育丛书》、《教育小丛书》、《国防教育丛书》等。总之,从传播的角度看,在编辑出版教科书及教育类图书的过程中,中国近代出版机构不仅有引进移植之功,也产生了宣传推广之效。

二、近代教育出版与教育变革

出版与教育的联系可追溯到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后,外国传教士开始从香港、广州及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向中国内地渗透,他们渐次开办学校和印刷出版机构。19世纪60年代以前,中国出现的新式教育几乎全是传教士举办的教会学校,而从近代出版史来看,当时中国的西书出版也几乎是教会出版机构一统天下。[11]与创办教会学校一样,编译出版书刊作为传播教义的辅助手段,从一开始就受到传教士的高度重视,同时也成为教会学校教材和教学参考书的主要来源。据统计,1842—1860年,香港以及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通商口岸城市共出版西书434种,除329种纯属宗教布道书及宣传品外,其余105种为天文、地理、数学、医学、历史、经济等方面的图书。[12]而最早在中国本土开办的教会学校———马礼逊学堂,所开设的课程除了圣经课外,还有中文、英文、天文、地理、历史、算术、代数、几何、初等机械学、生理学、化学、音乐、体育等课程。[13]两相比较不难看出,二者在西学传播的内容上是彼此呼应的。

19世纪60年代后,为了配合和适应洋务教育及其学堂的兴起,开始出现洋务出版机构。从那时起直到90年代中期,在教育上形成了洋务学堂和教会学校共举的局面,与此相对应,在出版上也形成了清朝官方出版机构和教会出版机构并峙的局面。当时的出版机构基本上由两类组成:其一,属清朝政府系统,如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福州船政学堂、天津机械局等;其二,属教会系统,主要有益智书会、美华书馆、广学会等。这一时期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出版机构大多与学堂合为一体,这或许反映了新式学校与出版机构同为新教育传播媒介的内在联系,虽然它们的传播方式有着明显的差异。教学机构和出版机构合二为一有其便利之处,译述西书是学生课程的一部分,而西书译出以后又多成为学堂教科书。当时,教会所办的出版机构更具教育出版的职能。早在1877年,上海成立了益智书会,其所出版的教科书不仅仅在教会学校使用,相当一部分还为洋务学堂所采用,从而对新式教育的发展及教科书的推广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无怪乎有的外国学者称西方传教士在近代中国的活动涉及各个领域,但其“影响在教育方面最强”[14]。

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制定学制、废除科举制为标志的教育改革高潮,促进了各级各类学校的普遍建立,新式教科书匮乏的问题也随之充分暴露出来。甲午战争后,国人开始为新式学堂自编教科书,南洋公学、商务印书馆等机构出版的教科书以其鲜明的实用性受到广泛欢迎,教会出版物的垄断局面遂被打破。这一时期民营出版机构空前兴盛,其出书数量与影响程度都凌驾于教会和官办机构之上,民营企业开始成为出版业的主力军。以1897年创办于上海的商务印书馆为例,经过几年跨越式的发展,从一个小小的印刷作坊,一跃成为实力雄厚的大企业。与前述教育文化机构兼办翻译出版不同,按资本主义企业方式运作的民营出版机构,追求利润是其生存和发展的前—97—提,在此基础上进而追求出版的文化理想。商务印书馆早期负责人张元济坦言“以扶助教育为己任”,后期负责人王云五也明确将“教育普及”列为商务出版方针之一。教科书已无可争议地成为出版业之大宗,这一时期几个著名的出版社,如商务印书馆、文明书局、中国图书有限公司等,或起初就因出版教科书而成立,或中途以教科书出版而发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新式学校对教科书的需求。教科书的出版将教育事业和出版行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进入民国以后,出版事业继续推动教育的变革,既表现在教科书的革新方面,也表现在对教育理论的传播方面。民国建立引发了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二次兴学高潮的到来,也催生了中国近代出版史上第二大出版机构中华书局的成立。中华书局的崛起,打破了商务印书馆在清末教科书出版行业渐成垄断的态势,两家大型综合性出版机构在狭路相逢的中小学教科书出版市场上,不约而同地比起了质量、价格、营销策略、服务手段,教育界由此而得益。随着教育的普及和教育规模的扩大,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虽依然称雄出版界,但在教科书市场上两家平分秋色的风光局面已不复存在。世界书局、开明书店、大东书局、北新书局、儿童书局、正中书局等出版机构,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或崛起或壮大,跻身于教科书竞争的行列。各种新思想、新学说、新科技借助于出版广泛地传播开来,遂改变了人们的思维观念,也影响着人们的文化教育生活。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教育观念的更新,促进教育向平民化、个性化、科学化方向迈进,出版界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这一时期,与教育思想十分活跃相对应的,有各种外国教育名著及理论著作的翻译出版;与国语教育蓬勃开展相对应的,有国语教科书的及时编写刊行;与平民教育、乡村教育先后勃兴相对应的,有各种平民课本、民众课本及其通俗读物的相继涌现;与“儿童中心论”的教育观点相对应的,有各种体裁、题材的儿童读物的大量刊印;而随着教育界对教育实验的重视和推广,出版界对其发展动态及相关成果也予以及时报道和广泛传播。

从近代出版与教育共同走过的道路来看,可以说“具有同质性的新出版与新教育,其发展历程是共生共荣,互为促进,相得益彰的”[15]。教育界和出版界的良性互动,既大大加速了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整体进程,也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近代教育出版的发展。

三、近代教育出版家群体的产生及其特征

近代出版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要有一个具有新的知识结构,以积极态度参与和从事出版事业,并以出版寄托自己人生理想的近代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从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伴随着中国近代教育改革和出版事业的发展,逐渐产生了一大批近代教育出版家,他们大都有办教育、搞出版两者兼于一身的共同经历,驰骋于教书育人和编辑出版两大领域,以教育和出版为双轮开拓一条“智民之路”,推动着时代的前进。

(一)地域活动的特征

近代教育出版家群体包括一批扶持或从事出版事业、胸怀教育理想的知识分子,其主要代表人物为蔡元培、张謇、张元济、高梦旦、蒋维乔、庄俞、陆费逵、夏丏尊、王云五、章锡琛、舒新城、叶圣陶、邹韬奋等,他们大多出生在东南沿海地区。作为近代中国“西学东渐”的前沿,同时,也是近代出版业的发源地,东南沿海地区所形成的新的文化氛围,对于他们的成长和教育大有裨益,也对他们投身于教育出版事业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最终会聚在近代中国西学传播的中心上海,这为他们提供了认识世界、转变观念、孕育新思想的机遇和土壤,也在一定程度上消弭了他们出身的地域差别。

由于政治、经济、社会等因素的综合作用,近代上海逐渐成为各地文化人的汇聚之地。19世纪下半叶,上海已经汇聚了一批新型文化人,他们多分布在教育、卫生、新闻、出版等领域,到戊戌变法时期已初具规模。上述教育出版家群体中的成员多数有在上海学习、任教的经历,其从事教育出版的实践活动更是在上海开展的。例如,蔡元培曾担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第一任所长,倡导编译出版新式教科书,后又长期担任商务印书馆的董事,他所确定的编辑方针深刻影响了商务印书馆的发展方向,“对商务印书馆早期的奠基性成就—98—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16]。而张元济、高梦旦、蒋维乔、庄俞、王云五等人也曾长期任职于商务印书馆。此外,陆费逵、舒新城所在的中华书局,章锡琛、夏丏尊、叶圣陶所在的开明书店,邹韬奋所在的生活书店,也均为近代上海著名的民营出版机构。它们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上海巨大的经济空间、生活空间和文化空间“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17]的结果。具体而言,一方面,上海作为市民生活中心和近代文化中心,强烈地吸引着大批新型知识分子;另一方面,在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最为发达的上海,文化事业尤其是出版事业又表现为一种文化产业。有学者认为,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文化界已出现了市场化、商业化的趋势,行业竞争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出版业的迅猛发展。[18]中华书局的总经理陆费逵即是凭着对市场的敏锐体察,靠《中华教科书》一炮打响,迅速脱离商务印书馆,成立中华书局,“并以陆费逵提出的`教科书革命'和`完全华商自办'的口号做号召,与商务印书馆等同行展开竞争”[19]。此外,为了个人的经济利益和发展空间,教育出版家在几大出版机构之间出入流动也是常有的现象。总之,上海特殊的地域环境决定了这个教育出版家群体既有文化启蒙、“教育救国”的理想,又理性地面对和选择竞争与市场带来的经济利益。文化启蒙和商业利润遂成为他们心中的两大砝码,通过平衡两者之间的关系,以求实现“安身立命”的愿望。

(二)职业身份的转型

晚清中国尤其在上海崛起了一个新型文化人群体,较之传统士大夫阶层,他们“不再把做官视为实现人生价值的唯一取向,而往往凭借新的知识,服务于新式的报馆、书局、学校、图书馆、博物馆等文化机构,从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20]。19世纪90年代以前,经营出版业的多为不得意的文人或买办。例如,开办同文书局、靠石印《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大发其财的徐润是买办,石印《百子全书》的扫叶山房则为追逐利润的书商。然而,随着中国近代社会的改革和发展,由旧学向新学转变的一代知识分子不再像传统士大夫一样,将自己的人生事业完全寄托于“治国平天下”的狭隘仕途。20世纪初年,身为翰林的蔡元培、张元济情愿为商务印书馆效劳;状元出身的张謇于1906年带头发起组织中国图书有限公司,从事编译、印刷、发行图书工作。于是,服务于报馆、书局的一批新型文化人在职业身份的转型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近代教育出版家群体。

清末民初出版业的民间化、市场化趋势,使得“商务”和“文化”成为一对突出的矛盾。曾任开明书店董事长的邵力子说过,近代中国出版既有属于文化的一面,又有属于商业的一面,[21]这是近代中国出版人渐次获得的一种对职业身份的认同与共识。然而,如何在两者之间求得兼顾与平衡,做到既有助于文化的传承弘扬,又能保住事业的生存发展,并非易事。商务印书馆的两代掌门人张元济和王云五皆求协调发展,但又各有不同的套路。相比较而言,张元济多念一点“文化经”,而王云五则多念一点“生意经”。作为一个饱读诗书的学者,张元济本能地倾向于文化,其晚年写的诗句概括了他一生的理想及其追求:“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22]而做生意出身的王云五则富有经济头脑和眼光,以商人的机敏预见到了近代出版业的崛起以及文化产业所具有的潜在活力,因此,以经商的方式而努力于民众的教育文化事业成为他一生努力追求的宗旨和目标。陆费逵在平衡二者的关系时更反映出一种舍私利、取公义的气概,他办中华书局时,“一手经营资本数百万,员工数千人之大企业者,亘三十年之久,而身后所遗,乃不如一寻常之商贾”,因此,被誉为“皆为文化事业、教育事业,并非图一己之私”,为此,著名语言学家金兆梓感叹道:“当今之世,又复有几人!”[23]夏丏尊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和编辑出版工作,他的一生做教师20年,做编辑20年。作为教育家,他桃李满天下,出于其门下的著名人士有丰子恺、柔石、冯雪峰等;从事出版工作后,他为其教育理想的实践寻找到一个新的平台,一生教育理想的很大部分通过出版得以实现。他以自己的教育主张来指导开明书店的出版工作,为开明书店确立了以青少年读物为重点的出版方针,遂指明了开明创业的基本路向。从此,开明书店成为夏丏尊一生的名山事业,而他本人则被称颂为“不改教育家本色”[24]。这些近代教育出版家群体的代表人物在其出版实践中逐渐形成了自身的职业信念,一言以蔽之,可谓“立商务以文化理想,倡出版以教育使命”。中国近代出版之所以形成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强大助力,推动着教育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上述教育出版家群体所起的历史作用不可谓不大。在中国近代教育的变革中,教育出版家是积极的参与者和推动者,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教育出版家引领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方向。

(三)群体构成的差异

中国近代教育及其出版事业是在近代中国社会急剧的变革中崛起的,奔走其间的新型知识分子虽然胸怀“教育救国”、“出版救国”的共同理想,但因各人生活经历、投身出版业的机遇以及学识素养方面的不同,近代教育出版家群体的构成又表现出个性上的差异。就类型而言,他们或是关注、扶持教育出版的知名学者,虽然直接参与的实践活动并不多,但以自己的巨大声望和影响促进近代教育出版的发展,如蔡元培、张謇等;或是主持大出版机构的当家人,他们在经商创业的同时,以扶助教育为己任,坚持“教育为本”的出版方针,如张元济、陆费逵、王云五、章锡琛、邹韬奋等;或是专任编辑,在编辑出版教科书和教育类图书的实践中实现自身的教育理想,如高梦旦、蒋维乔、庄俞、夏丏尊、舒新城、叶圣陶等。就年龄而言,近代教育出版家大致可分为两代知识分子,第一代是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文化人,如蔡元培、张謇、张元济、高梦旦、蒋维乔、庄俞等;第二代则为那些接受了更多新式教育的现代知识分子,如陆费逵、夏丏尊、王云五、章锡琛、舒新城、叶圣陶、邹韬奋等。

戊戌变法前后,维新派把立学堂、办学会、设报馆以及翻译出版图书作为维新的重要内容和实施变法的重要措施,这一特定的历史环境催生出一批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文化人。蔡元培和张元济年龄相近,又是壬辰科(1892年)同科进士,次年同点翰林院庶吉士;张謇则于1894年考中状元,授翰林院编修。他们是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时期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一代学人,但以中学为根基,可谓晚清科举出身的硕学鸿儒。他们一方面继承了中国历史上“建国君民,教学为先”这一重教兴学的优良传统,另一方面又接受了近代欧美和日本提倡“国民教育”的思想观念,遂立志于普及教育、启蒙国民,并以此作为终身为之奋斗的远大理想和目标。甲午战败后,张謇在《条陈立国自强疏》中写道:“人皆知外洋各国之强由于兵,而不知外洋之强由于学”,故主张“广开学堂”。[25]蔡元培进而认识到“国民教育”的重要性,而张元济也认为“国民教育之旨,即是尽人皆学,所学亦无须高深,但求能知处今世界不可不知之事,便可立于地球之上”。[26]从事出版工作后他认定“盖出版之事,可以提携多数国民,似比教育少数英才尤要”。[27]商务印书馆所推出的涵盖各科新知识、新观念的中小学教科书,对于启蒙民智、推行国民教育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商务印书馆早期重臣高梦旦、蒋维乔、庄俞也都是从旧学向新学转变的出版家。第二代出版家,从总体上说更多地接受了西方新式教育和学术的熏陶,也深受西方近代学科分类观念的影响,遂较多地致力于教育理论图书、大学各学科教材以及各类学术专著的编辑出版工作。他们中间有的即为教育学专家,自己也有大量教育论著问世,如舒新城曾编著《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列入中华书局《教育丛书》)、《近代中国教育史料》(列入中华书局《教育丛书》)、《现代教育方法》(列入商务印书馆《师范丛书》)、《道尔顿制概观》(列入中华书局《教育丛书》)等;更多的人则主要编辑出版大学各学科教材、教学参考书以及各类学术专著。从民国初期开始,各大出版社相继推出《大学丛书》(商务印书馆出版)、《部定大学用书》(国立编译馆出版)、《大学用书》(中华书局出版)、《新中国大学丛书》(生活书店出版)等,极大地推动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及学术研究的发展。其中,王云五主持编纂的《大学丛书》是当时出版界与学术界合作互动的产物,并堪称其代表作。对此,王云五曾说明道:“本馆见近年日本学术之能独立,由于广译欧美专门著作而鼓励本国著作;窃不自量,愿为前驱,与国内各学术机关各学者合作,从事高深著作之译撰,期次第贡献于国人。”[28]为了确保这套丛书的高质量和高水平,商务印书馆致函国内有关专家,阐明其编辑出版的宗旨,并组织成立了丛书编辑委员会,由丁文江、胡适、冯友兰等各学科专家56人组成,他们负责拟订选题、推荐著译者、审定书稿等重要事宜。这套丛书中的很大一部分为中国近代大学各学科的奠基之作,有的堪称学术精品,其作者或译者也都是一时之选,如夏曾佑的《中国古代史》、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金岳霖的《逻辑》、马寅初的—100—《中国经济改造》、王力的《中国音韵学》、陈鹤琴的《儿童心理之研究》等;而杜威的教育名著《民主主义与教育》的译者则为邹韬奋。故周谷城评价道:“以丁文江为首,以顾颉刚居末的几十位专家任编委的大学丛书其形式内容都是现代化的。”[29]从编写中小学教科书到编辑大学教材和学术专著,从出版单行本到推出大型丛书,从出版机构单方面运作到出版界与学术界合作互动,中国近代教育出版的发展轨迹从一个重要的侧面展现了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在此过程中教育出版家群体做出了无可估量的巨大贡献。

[作者简介]　 肖朗,浙江大学教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洪港,浙江大学教育学系博士生 (杭州 310028)

＊本文系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国家一般课题“中国近代教育学术史研究”(课题批准号:BAA050010)及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中国近代教育出版研究”(课题批准号:07CGJY028YBM)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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