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出的短篇小说大师蒲松龄以其传世名作《聊斋志异》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然而人们在评价这部几乎耗尽作者毕生精力的名著时，多从“浪言孤鬼史，抒发磊块愁”的角度入手，其实，《聊斋志异》在呼唤女性的人格尊严和展示中国女性强烈的反抗精神方面，也有其独到地思想光辉，值得人们去探索和思考。
《聊斋志异》全书共约四百九十余篇，虽然主要采用了狐精和鬼怪、神鬼故事，但也有不少直接取材实现的题材，这其中正面描写青年男女尤其是女性形象的篇章占了绝大的比例。本文拟就《聊斋志异》的女性意识谈些自己粗浅看法，以期与方家共识。
一、对女性反抗意识的讴歌
蒲松龄生于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死于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正值明末清初，这个时代已进入封建社会的末期。明朝百孔千疮而亡，李自成大顺政权昙花一现，满族统治者靠武力入主中原，战争频繁，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异常激烈，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社会地位本来就比男人卑下的妇女，则更是挣扎于生活的底层，倍受欺凌和摧残。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种反抗如果来自命运最不幸的妇女，哪怕这种反抗是多么微弱，代价是多么惨重，它的社会震撼力则是巨大的。
《商三官》写的是女主人公为父报仇的故事。商三官的父亲因酒醉触犯邑豪，被其家奴打死，商三官的兄长告到官府，而“讼不得直，负屈归”。而其兄仍执迷不悟，欲“张再论之本。”商三官却清醒地认识到，这是官府与豪强相互勾结、渔肉百姓的惯伎，忿而对其兄说：“人被杀而不理，时事可知矣。天将为汝兄弟专生一阎罗包老耶？”廖廖数语，入木三分，一针见血地点出封建社会黑暗现象的实质。她深深懂得，欲报仇除恶，非靠自己的力量不可。为不打草惊蛇，她夜遁离家，假扮优人，借豪强诞辰大庆之机，前往献歌酬欢，并在豪强借势“留与同寝”的深夜杀死仇人，自己也壮烈缢死。商三官死后仍击死欲淫自己的豪强和家奴，虽然带有神秘色彩，但也看出作者对商三官反抗精神的有力伸张。须知在一个男性为主宰的社会里，商三官的这种见识、气魄和智勇是非同寻常的。作者最后赞美说：“家有女豫让而不知，则兄之为丈夫可知矣。然三官之为人即萧萧易水亦将羞而不流，况碌碌与世沉浮者耶？愿天下闺中人，买丝绣之，其功德当不减于奉壮缪也。”这里作者认为，三官和这种反抗行为不仅庸夫俗男无法与之相提并论，就是流芳千古的壮士荆轲也羞而不敢与其为伍，直堪与人们崇化而神化和武圣人关羽相妣美了。
如果说商三官对社会是一种与仇人同归于尽的遗憾，而代价惨重的话，那么《庚娘》中的主人公则更具有沉着机智，善于斗争的必胜信念，给人以启迪的意蕴。
在与丈夫的逃乱途中，情势危急中，庚娘一家与贼人王十八同途，但庚娘敏锐地一眼识破王十八的险恶，并提醒丈夫，无奈丈夫认贼为友。结果，王十八与橹人合谋把她的丈夫和公婆设计打落水中。睹此惨状，庚娘自知惊慌愤怒均于事无补，她把仇恨埋在心里，后来在王十八强与求欢时，乘机用酒灌醉仇人，将仇人杀死，并事先预留一函于窗，备述其冤状。庚娘后又历尽种种艰辛，终于与丈夫团圆。这种安排和描写显然反映了作者希望庚娘的反抗有一个完好的结局。但是庚娘的遭遇则是当时社会妇女无法自保的真实写照，也反映了封建社会战乱之时人民群众流离失所的悲惨生活，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
我们知道，封建社会里，妇女较男子更易遭受统治者和社会恶势力的欺诈与蹂躏。而商三官与庚娘的反抗复仇要比《聊斋志异》中其它描写狐鬼追求爱情自由的篇章的意义大得多。当然，作为受封建文化熏染的知识分子，蒲松龄不可能直接鼓励妇女起来群体反抗社会，反抗黑暗势力，但他通过奇巧的艺术构思和饱含同情的笔调正面塑造这些感人至深的女中豪杰形象，并公开称赞她们是“千古烈丈夫中岂多匹俦哉！”正是一种进步民主思潮在作品中的体现。
二、对女性独立人的赞美
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国女性早已被打入另册，社会只是男人的世界，女性属男性所有，是男性的附庸，而没有独立的人格和独立的生存权利。神权、政权、族权、夫权的数座大山，沉重地压在妇女头上。一方面严格的男尊女卑的观念强烈制约着女性的思想和行动；另一方面，由于生理因素和社会习惯的偏见，使得女性难以理解和实现自我价值并发展自己的独立人格。现实中的女性多自甘做男人的附庸，那些自动放弃生活权利的女性并不认为自己还应有独立的人格。如《明史》记载：戚家妇，其夫暴死，恸哭失声，哭毕，投水死；金华方氏，其夫袁坚嗜酒败家，死葬城北濠上。方氏无所依，在其夫坟处，放一口棺材，睡在里面，渴了出来到濠沟里喝点水，不久，再没出来，已死在里边了；……所谓“为失三从泣泪频，此身何用处人伦。”
蒲松龄的时代，中国已经有了一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市民阶层逐渐形成，民主意识、平等意识已开始形成反封建反宗法专制统治的潜流。一些正义的知识分子在进步思潮影响下，开始有意识地思索社会、人生以及个性解放等人类生存基本要素的大问题。从徐渭、汤显祖到李贽，逐渐形成一股强大的文艺启蒙思潮，蒲松龄无疑也接受了这全新思潮的洗礼，他把思索的焦点集聚在社会最敏感的女性问题上时，凝化在他笔下的女性形象也就会显现出一种人格的力量。
《仇大娘》写的是仇仲为敌寇俘去，家中的续妻邵氏及其两个幼子，被天灾人祸和恶邻魏名暗中相害，弄得家景破败，其前室之女仇大娘归来收拾残局，重整家业，终使亲人团聚。仇家的悲欢离合和家业兴衰几经反复，正是在这起落曲折的过程中，仇大娘的女性独立人格得到充分地体现。作者介绍她是“性刚猛，每归宁，馈赠不满其志，辄迕父母，往往以愤去，仲以是怒恶之。”她这种与娘家不睦的背景，使心存不良的魏名“欲招之来启其争”，以达到败坏仇家，从中渔利的目的。但仇大娘的行为却出人意料：“入门，见幼弟待母病，景象凄惨，不觉侧然。因问弟福、禄，备告之。大娘闻之，忿气塞吭”。先入厨炊糜供母，又诣邑投状，讼诸博徒，出入衙门，情词慷慨，使守令终为之动，判回田产。这其间“众惧，敛金赂大娘。大娘受其金仍讼之。”可见她不计前嫌，不为金钱诱惑的可贵人格。而后“里中豪强，少见凌暴。”她“辄握刀登门，侃侃争论，罔不屈服。”这又见她敢于据理抗恶的刚强品格。在坏人当道，祸灾横生，家业屡衰的情况下，她坚韧不拔，奉母教弟，治家理财。可见她的练达才干。最可贵的是她任劳任怨面不图报的德行操守，“我苦争者，非自利也。今弟悔过，贞妇复还，请以簿籍交纳；我以一身来，仍以一身去可。”这种不畏恶、不怕官、不图报、不靠他人的种种言行不正是仇大娘自立自强人格的写照吗？
《乔女》中的乔女也同仇大娘一样有着自己卓世不群的人格。她“黑丑，壑一鼻，跛一足，”因此受人歧视，甚至无人与之议婚。后来她嫁给了年过四十，“妻死贫不能续”的穆生，三年后生下一子，不久，穆生便死了。她忍着贫困靠自己纺织抚子度日。丧偶急于求续的孟生，见了乔女“大悦之”，欲与婚配。但乔女在“残丑不如人”的心理支配下谢绝了孟生。在孟生益贤之，且乔母对孟生悦之并自诣所固要之的情况下，乔女志终不奇。不久，孟生暴病而死，乔女“往临哭尽哀。”可见她是引孟生为知己的。孟生无戚党，村中无赖趁孟生死后欲乘机夺其家产，孟生生前好友林生因惧怕无赖的戚吓，为孟生连一张状纸都不敢写，而乔女却因“孟生能知我，……自当有以报知己。”为之奔走讼告呼冤。封建社会里，男女无由而互为知己，乃是封建道德所不允，社会舆论所不容的。乔女冲破种种樊篱，在官府公堂上，理直气壮地说：“公宰一邑，所凭者理耳。如其言妄，即至戚无所逃罪，如非妄，即道路之人可听也。”排除阻挠，据理力争。终于为孟生鸣冤申屈，并代其重整家业，教抚幼子。而自己“锱珠无所沾染，抱子食贫，一如日。”乔女以一寡弱妇，能有如此见地和行止，这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乔女这种对社会极强的适应能力和她成功地扮演一个男子尚不敢承担的社会角色的同时，也暗示了在时代思潮影响下女性迸发出来的顽强生命活力。蒲松龄当然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关于妇女解放的先进思想，但他明显地表示出“摆脱依附性和奴隶性”才是还女性做“人”的先决条件。难怪他在小说结束后还意欲未尽地发表议论说：“知己之感，许之以身，此烈男子之所为也。彼女何知，而奇伟如是，若遇方九皋，直牡视之矣。”可见他对乔女是多么肯定。
三、对女性传统意识的反思
在中国的传统意识中，关于女性的教化似乎有着比男性教化更重要的位置。历代的伦理大师们不断深入，制定出一系列女性必须遵循的行为准则。所谓标准的女性：孝女，顺媳，贤妻，良母，慈姑。而要达到这种标准，则必须遵从什么“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什么“七诫”、“七出”，婚姻则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什么“从一而终”、“男女授受不亲”等。更有甚者，是规定有一系列细则。如《女论语》中就有“行莫回头，语莫掀唇，坐莫动膝，立莫摇裙，喜莫大笑，怒莫高声”，什么“退身相让，忍气吞声，莫学泼妇，斗闹频频。”
以上种种规范和训诫，不外是要把女性自由天性和做人权利剥夺迨尽，把女性作为生儿育女的工具和逆来顺受的奴隶。
由于统治思想的长期浸染，中国女性群体并无意识去对自己命运进行思索，去有意识地追求自身的个性发展。但蒲松龄却在用另一种方式来设想，且看在他的笔下女性的天性是如何展现的。
《婴宁》中主人公是作者尽情赞美的“这一个”。婴宁一出场，就“携婢出游”，尽情享受大自然的自由空气。她“捻梅花一枝，笑容可掬”。当她见到独自漫游的王子服对自己注目不移时，她“遗花地上，笑语自去。”后王子服在巧访其家时，婴宁又是“含笑捻花而入。”笑，仿佛是婴宁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是她性格的主要特征。作者纵笔铺写婴宁的笑，有捻花含笑，倚树憨笑，有“咤咤叱叱”的笑，纵情大笑。特别是在与王生相处的时候，她更是“且行且笑”，“边说边笑”，仍至笑不可仰。真是一路笑来，一路笑去。封建礼教为束缚女性而制的清规戒律，对婴宁丝毫不起作用。我们从这笑声里看到是一个无拘无束、天真烂漫的可爱少女形象。作者笔锋一转，写婴宁与王生结合后，现实中世俗的种种非难，却使婴宁很不容易笑下去。这从侧面反映出封建专制社会对女性的压抑，是限制妇女天性自由发展的羁绊。
《侠女》是写官至司马的女儿，因父陷于仇人之害，全家被戮，唯她与母逃生，隐姓埋名，三年后报仇的故事。侠女的独立个性是在同顾生的友谊和爱情中展示出来的。她与顾生没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他们在患难中相交，当顾生向她求爱时，她默然谢绝。但随着他们相知深入，她却主动同顾生“私下欣然交往”，过后又“冷语冰人”，完全一副自决自断，我行我素的样子。她先施剑术斩淫狐为顾生除恶，以报知己之恩，后又提仇人之首与顾生作别隐去。这里作者不光反映出当时的社会已是官场倾轧，邪恶四伏；更主要是为我们塑造出一个罔视“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刚烈侠女形象。它不同于一般的侠义传奇，也不同于获得爱情后的才子佳人故事。它旨在反思作为女性如何在维护自己本体意识中的主动精神，也对封建传统意识要求女性逆来顺受，做男性附庸的落后思想进行了有力的批判。
伟大的作家不仅是自己时代的思想者，也是时代进步思潮的表现者。尽管蒲松龄不曾在其作品中系统地发挥其进步思想，对社会本质、宗法文化和妇女问题诸方面缺乏更深刻地认识，但他试图通过歌颂妇女在社会生活中的闪光点，并把它凸现出来，以使它不至于掩没于鬼狐神怪故事之中，自是用心良苦。他用肯定的笔调直接描写现实生活中那些有一定理想追求和一定人格的女性，是要唤起人们对妇女问题的重视。这恐怕也为他身后的伟大作家曹雪芹全面探索女性全新形象开启了先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