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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臧运祜，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赵秀宁，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邮编：100871
1930～40年代，主要是在第二次中日战争期间①，时逢甲午战争的40、50周年(1934～1935年，1944～1945年)。在日本侵华、国难当头和全民族抗日御侮的情势之下，中国学界掀起了关于甲午战争史研究的第一次高潮，并取得了空前且丰富的研究成果。这既是甲午战争研究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又是民国时代学术史上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抗战学术史与近代中日关系史上不应或缺的一页。
已故的甲午战争史专家戚其章先生，在1994年写就的《甲午战争研究一百年的回顾》②一文中，将1930至1937年定为甲午战争史研究的“奠基时期”，并列举了当时的主要作品，总结了其研究特点，但惜未涉及此后及至1940年代的情况；在2000年写就的《中日甲午战争史研究的世纪回顾》③一文中，将1930年代开始的近20年间作为甲午战争史研究的“开创与奠基时期”，并对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更为系统与全面的评述，但罗列的重点仍然还是1930年代。而且，戚先生的上述两文，因其重点在于总结1949年以后特别是1980年代以来新时期的学术成果，故对于1949年以前的相关研究情况和成果，只是作为新中国研究史的背景和引子来进行回顾，难免有所疏略。此外，北京图书馆阅览部和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合编的《中日甲午战争研究论著索引(1894～1993)》④，以索引的方式收录了甲午战争以来的相关研究著作，但关于1930～40年代的论著仍不够全面；张海鹏等先生所编《甲午战争的百年回顾——甲午战争120周年学术论文选编》⑤，收录的论文主要是1980年代以后，1949年之前则没有涉及。
基于上述情况，笔者认为：时至甲午战争120周年之际，有必要在戚其章先生既有研究的基础之上，全面收录与总结、分析相关研究文献，对于1930～40年代中国学界的甲午战争史研究，进行较为系统与全面的学术述评。
一、甲午战前史的研究
甲午战争爆发于中国步入近代以后的半个世纪、日本明治维新开始以后的近30年。在甲午战争已过去30多年、乃至近半个世纪之后的1930～40年代，不拘泥于甲午、乙未之争的考据式探讨，而是进行追根溯源式的战前史研究，进而更加深入地探究甲午战争爆发的历史原因与性质，这是中国学者在此期间的第一大贡献。
(一)王芸生、王信忠的外交史研究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不久，天津的《大公报》社即宣布今后的编辑方针是“明耻教战”；10月7日所发表的社评《明耻教战》，更将这一内部的编辑方针，公开为该报的对日策略。⑥按照上述之“明耻”方针，《大公报》指派汪松年、王芸生负责编辑甲午以来的日本侵华史和中国对日屈辱史；嗣因汪氏不擅长于此，而改由王芸生独立进行。⑦
按照张季鸾的最初规划：《大公报》要尽快开辟一个专栏，定名为“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记载自1871年中日签订修好条规到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为止的重大事件，以帮助读者了解甲午以来的对日屈辱史。王芸生受命后，自1931年10月开始，奔走于平、津之间，广泛搜集中日外交的史料。经过三个多月的努力，初步整理出了头绪，并写作了部分章节。⑧自1932年1月11日开始，《大公报》在第一张第三版的显要位置，开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的专栏，进行连载。其首刊即指出这六十年来的中日关系，是“从同治十年中日始订条约到民国廿年九一八新日祸”；并再次表明了本刊的主旨“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国耻认明，国难可救!”王芸生在该专栏的“序言”中，对此宗旨又做了进一步的阐明。⑨如此，《大公报》及王芸生就明确表达了将六十年来中日外交关系视为“国耻”、用以解救当前“国难”的宣传与研究宗旨。这不但是对于近代中日关系史重新进行的学术定位，也为1930年代的甲午战争史研究奠立了基础。⑩
《大公报》连载的王芸生辑“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正当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东北三省沦丧、日本侵华未已之时，故在国内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鉴于报纸连载尚需时日，为了适应社会急需，《大公报》决定在连载文章的基础上，由王芸生再行厘正补充，出版《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的单行本。1932年4月30日，天津大公报社出版部将王芸生辑“自同治十年中日订约到甲午战前之一段”，作为《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予以印行。(11)该卷书稿出版之时，张季鸾亲自作序，再次将其编辑与出版之宗旨进行了阐述：“吾侪厕身报界，刺激尤重，瞻念前道，焦忧如焚。以为救国之道，必须国民全体，先真耻真奋，是则历史之回顾，当较任何教训为深切。因亟纂辑中日通商以后之重要史实，载诸报端，欲使读本报者，抚今追昔，慨然生救国雪耻之决心。其材料概采诸公私著作，而推王君芸生主编之。今为便于读者诸君保存之计，更加增补，印单行本问世。其第一册卷首，新加古代关系之追溯一章。盖使国民仰汉唐之盛，悲今日之衰，亦以证明中日文化渊源之深厚，而责日本之凌压中国之暴残。第一册印成，略述数语，弁诸间端。愿全国各界，人各一编，常加浏览，以耻以奋。自此紧张工作，寸阴勿废，则中国大兴，可以立待。事急矣!愿立于兴亡歧路之国民深念之也。”(12)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的主要篇幅，在于论述甲午战争之前，中日两国以朝鲜半岛为中心的外交斗争。对于日本在朝鲜半岛的步步为营和中国的拒日方策，尤有较为全面的叙述和分析。在写作方法上，则以史料见长，史述多于史论，直接完整引用大量历史档案材料，包括中日双方往来的照会、节略、覆照、信函、双方谈话之记录等等。通过这些外交史料，提供一个相对客观的历史情境，而交由读者对这一历史做出自己的判断。而作者本身之见解，实已寓于史料之剪裁与史实叙述之中。
王芸生编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之第一卷及其以后各卷，因其鲜明的“明耻”宗旨而使全书贯穿了1871年以来特别是甲午以来中国对日外交的屈辱之历史叙述，从而亦使得该书在此后的中国抗战期间，其政治影响是第一位的。对此，刘大年先生总结道：“此书在当时动员抗日斗争的舆论中，所起的积极作用是明显的。虽有若干缺陷，并没有妨害它激发读者的爱国思想、民族感情。”(13)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抗日战争期间，《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成为日伪政权在大学里要查禁的“抗日”书籍之一。(14)
在学术上，《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连载之后，《大公报》在决定出版第一卷之前，即自我认定该书为“研究近代中日外交之宝典”。(15)当时的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中国近代外交史专家蒋廷黻先生，对于该书的出版亦极为重视。他对于第一、二、三卷的评价是：“编者搜罗史料之勤及选择之精，实在令人佩服之至。各章节的介绍词及衔接词，除爱国心太显露外，大都极有斟酌。我们倘记得中国外交史的科学研究尚在起步之期，我们不能不承认《中国与日本》为上等佳作。”(16)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的出版，同样受到了当时日本学界的重视。日本著名的中国研究学者长野勋，得到该书后，即与波多野乾一一起，对其进行了翻译。1933年3月，东京的建设社出版了他们编译的《日支外交六十年史》第一卷，内容为《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的第一章至第九章。时任斋藤内阁外相的内田康哉，特作“序文”称：“其资料得自中国之秘库，博引旁证，庶期略略完璧。盖辛亥革命后二十年，清室既屋，不出库外之档案，亦陆续公之于世，得以利用，以是足察本书之价值。”日本法学博士末广重雄，作为该书的“监修”，亦作“序文”称：“顾许多外交史专述中日外交者极少。而如本书之详审精密者，殆可谓绝无。今此类著述先在彼邦出版，令吾人不胜惭愧之戚，然亦堪为惊异之盛事也。本书之资料，深探清廷秘库、军机处、外交部及当局者之箧奥，并涉猎中外文献而编纂者，洵堪推重之伟业也。”(17)
由上可见，王芸生在《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关于甲午战前中日外交史的研究，及其第二卷(1932年6月30日出版)关于甲午之战与第三卷(1932年9月1日出版)关于甲午战后中日外交史的研究，开创了中国学界关于甲午战争期间中日外交史研究的先河。
该书之后，专门研究甲午战前中日外交史的著作，当推王信忠在蒋廷黻先生指导之下于1934年完成的硕士论文《中日甲午战争之外交背景》。该论文作为“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丛刊”之一种，于1937年4月由清华大学出版部出版。全书共分10章，约45万字。这是中国第一部研究甲午战争历史背景和起因的专著。
考察甲午战争爆发的远因，首先就要追溯近代以来以朝鲜为中心的中日韩三国的历史渊源。王信忠以此为主题，详细考察了中日两国围绕朝鲜半岛所形成的三角关系，是如何由相安无事，而一步步走向紧张冲突，而最终坠入战争深渊的历史过程。该书从中朝传统的宗属关系说起，批评中国对朝鲜之放任为朝鲜问题的发端，“中国与朝鲜既放弃了此种权力与义务，则各国即不承认中韩之宗属关系，而朝鲜问题之发生，肇因于此矣。”(18)作者将甲午战争的远因，追溯到明治初年的征韩论，且有专文论述征韩论与甲午战争的关系：“夫日本既早具谋韩之野心，而中国复欲确保中韩之宗属关系，此甲午战争之所以不能幸免也。故谓征韩论为甲午战争原因之一，孰曰非宜。”(19)随后，作者又论证了《江华条约》的签订对于中国的影响、壬午事变、甲申事变中日本与中国的态度与对策，乃至东学党之乱和丰岛海战的中日对应，“通过这样层层揭示和分析，便可清楚地看出，日本之挑起甲午战争并非偶然，不能归结为偶发事件，而是明治政府长期推行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政策的必然结果。”(20)
王信忠采用中、日双方及西方的外交史料，详实而全面，在此基础上所著就的论文与著作，史论结合，点评中肯。最后并附有日志，其用功之深可见一斑。王信忠的著作，可算是从中朝传统关系分析甲午战争之外交背景的最有力的代表作，它可以补足王芸生此前著作在相关问题上的不足。
王芸生、王信忠的上述著作，珠联璧合，其对于中日甲午战前外交史的研究，实在具有不但空前、甚至绝后的标志性意义。他们的著作不但超过了同时期日本学界产生的有关成果(21)，成为代表中国学术水准的作品，也为中国学界赢得了关于甲午战争史研究的一定的话语权。他们本人，也因此一举闻名，成为抗战时期中日关系史与日本问题的专家。(22)
其实，无论是推介王芸生的著作，还是指导王信忠的硕士论文，都与时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的中国近代外交史专家蒋廷黻先生，有着密切的关系。蒋廷黻不但依据故宫博物院所刊外交档案，编辑、出版了《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上卷、中卷)(23)，其内容为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之前的中国外交史料，以实现其“历史化中国外交史，学术化中国外交史”的目的；而且还依据其中的史料，于1933年4月，在其主编的英文期刊上，发表了关于甲午战争前的中日外交关系的论文，从中日外交关系演变的角度，以李鸿章为中心，重点围绕朝鲜政策，论述了甲午战争的起因。(24)蒋廷黻力图使中国学术科学化与国际化的上述努力(25)，对于王芸生、王信忠的上述研究乃至中国近代外交史学的形成，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二)其他论著关于朝鲜问题的论述
在王芸生、王信忠的著作之外，中国学者还发表过大量论著，主要从朝鲜问题入手，分析甲午战争的背景与原因。
例如：梦贤的《甲午中日战役经过之概要》，指出“约而言之，两国皆挟持朝鲜问题，其见解不同，致生冲突”，战前“和局有成功之希望，惟清廷宣言媾和吁日本撤兵，但一方企图暗中增兵，以致调处之列邦，惊讶不信，遂立于旁观之位置”，认为战争责任在清政府身上。(26)刘奇甫的《甲午战役之回顾》，追溯日本的“征韩论”，认为《江华条约》“此实中日争韩第一关键，而亦我国断送韩国之第一步也”，甲午战争起因于日本者为日本欲征服朝鲜，起因于中国方面的是由于中国对朝鲜采取放任政策，并订立《天津条约》。(27)陈绍汉的《甲午中日战争以来的检讨》，将战争远因归于朝鲜的排日政策，近因是东学党之乱。(28)黎光明的《甲午中日战争的原因》，从日本的发展扩张、中国的腐败落后和朝鲜的内争分析甲午战争的远因，近因则是朝鲜的防谷令、金玉均被刺和东学党之乱。(29)舜生的《记甲午战争以前中日交涉的经过》，论述中日战前之交涉，包括壬午事变、甲申事变等。(30)郭寿生的《论甲午中日之海战》(31)和《九二三与甲午之战》(32)，从日本自身发展和朝鲜问题两方面，分析甲午战争的原因。汪中的《光绪甲午中日战役之回忆》，也将战争原因归结为朝鲜问题和东学党之乱。(33)朱国定著《甲午之战》，分析甲午战争的根本原因是“日本想藉战胜的力量，夺取中国对朝鲜的优越地位”。(34)参谋本部所编《甲午中日战争纪要》，将远因归之于日本对朝鲜的野心，近因则是东学党之乱。(35)
此外，当时的许多通史性著作也多持此观点。如：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将中日之争的起源归于《江华条约》，“藩属之争，乃伏于此”(36)。李剑农的《中国近百年政治史》，认为：“日本经营朝鲜的发端”是《江华条约》。(37)曹伯韩的《中国近百年史十讲》，认为：“日本要占朝鲜，第一步就要排除中国在朝鲜的势力，使朝鲜完全脱离中国的关系，名义上独立起来，然后进一步去灭亡他。”(38)宋云彬的《中国近百年史》也认为朝鲜问题是甲午战争的导火线。(39)
(三)马克思主义论著关于甲午战争原因的论述
除了以朝鲜问题为中心分析战争原因之外，当时还有一些论著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出发，认为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导致甲午战争的主要原因。
魏建猷的《朝鲜问题与甲午战争》，以马克思主义史学观，分析日本对外侵略之原因是由于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使日本的侵略政策强化。作者首先分析了日本棉纺织业的发展，来说明其侵略动机是争夺市场。随后叙述了中日两国“朝鲜争夺战之展开”，其一大亮点是论述“中日在朝鲜之经济战”，以统计数据为基础，论证甲午战前中国在朝鲜经济实力之上升与日本相对之下降，并指出经济对立只是其中一方面，“此种亘政治经济军事诸部门之中日在鲜对立，一方面由于日本资本主义之发展而日益尖锐化，一方面由于我国积弱日益暴露，使日本越发肆行无忌，于是中日战争更无法避免矣。”(40)该文从经济方面论证日本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是甲午战争爆发的重要原因，其角度是新颖的。
杨松《论第一次中日战争》分析了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的发展，指出甲午战争是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是日本确立大陆政策的结果。(41)翦伯赞《论中日甲午之战》也指出，甲午战争“从本质上看，则是日本资本主义对中国残余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清算”。(42)张健甫著《中日关系简史》，指出日本侵略中国的原因是掠夺国外市场。(43)他在另一部著作中也提出：“日本侵略中国的原因，是为了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掠夺国外的广大市场”。(44)华岗的著作也认为：“中日战争是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日本攫取朝鲜，除了和中国开战外，很少有其他办法，甲午一役就是日本制造出来得以争夺朝鲜的”。(45)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看到，在甲午战争已经过去近半个世纪的时候，中国学界对于甲午战前史的研究已经较为充分。以王芸生、王信忠的著作为代表，围绕以朝鲜为中心的中日外交过程，已有较为深入的研究；对于甲午战争发生的原因之分析，主要集中在朝鲜问题和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两个方面，也进行了较多的论述。上述成就的取得，一方面反映了中国近代外交史学在1930～40年代的全面发展和相对繁荣(46)，另一方面也是同时期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之马克思主义化在甲午战争史研究上的一个折射。(47)
二、甲午战争史的研究
(一)战争过程概观
甲午战争的战事只经过了九个月，中国便一败涂地，在战事方面几乎没有可称道之处。三四十年代的研究，对甲午战争过程的综合性叙述多，但深入战事之研究者较少，对具体战事的研究则更少。
该时期研究甲午战事最具体、也最具有代表性的，当推参谋本部第二厅第六处编印的《甲午中日战争纪要》。(48)该书详述了甲午战争中的各次战役战斗，并附有相应的作战地图，文末所附图表详细列明日军的部队组成、战斗配备以及中国在各相关省份的指挥官、军队名称、步炮马队的数量等，内容十分专业而详实。唯由于其对各战役关注的全面性，故使其对于战事研究的深度十分有限，较之一些研究具体战役的著作，也浅显了许多。刘奇甫的《甲午战役之回顾》，对甲午各战役有较为概括的论述，但因其作为论文，不如上书全面。(49)
(二)张荫麟等的甲午海战史研究
甲午海战是甲午战争的一个重要内容和主要课题，中国学界对此领域进行的开创性研究，首推张荫麟先生。
张荫麟的主要学术贡献是在中国古代史方面，但在1930年代初，他开始转而研究甲午海战史。这起源于他将英国人泰莱的《中国事记》译成中文，而以《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为题发表。(50)此后，他更涉猎晚清海军与甲午海战的中外资料，于1933年撰《甲午战前中国之海军》一文，专述甲午战前中国海军之建立与发展及走向停滞的过程。(51)1935年，又发表《甲午中国海军战绩考》一文，并出版了同名专书。(52)
张氏《甲午中国海军战绩考》一书的重要性，主要不在于其中的一些结论，而在于其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作者认为：以往关于中日海战的记载，“不独中日双方之报告互有出入，即我国之记录，亦多牴牾。除极抽象之轮廓外，旧史所承认之细节，由今观之，几乎无一不成问题，乃知严格考信之需要与艰难，于近世史殊非例外。”故此主张将传统的考证方法用于近代史研究，以增加研究的手段。
该书以丰岛海战、黄海海战、威海卫守卫战为具体对象，来逐一考证清朝海军的战绩。在丰岛海战中，作者首先探讨了中日双方谁先开战的问题，断定绝非中国方面挑起战斗，并根据中日双方之史料，考证了丰岛海战的大略经过。关于黄海之战，对战前李鸿章之退避、战争之过程、战后之赏罚进行了论述；作者着重使用了泰莱的上述回忆录，并完全采信之；不但对黄海海战进行了详细的考证，而且还详述了威海卫守御的过程。该书以扎实的史料功夫，将事件中的人物、关系、过程进行了详实的考证，并对部分史料提出了质疑。这是中国学界抗战以前关于甲午海战研究史的一部力作。直到今天，它仍是研究甲午战争史的学者不能不读的一部先行研究之专著。
在张荫麟先生的论著之外，尚有一些学者专门研究了甲午海战史。
归与的《中日黄海海战纪略》(53)，先述黄海海战的起因，第二部分以列表的方式，详细对比了中日双方海战之兵力，包括舰型、吨数、舰质、装甲厚度、兵器、速力等各方面，以及各舰所载军官姓名籍贯、成员人数等，使双方之优劣一目了然；第三部分对战争的经过进行了较详细的叙述，并辅以双方战舰战阵变化的图示，非常直观。
郭寿生的《九二三与甲午之战》和《论甲午中日之海战》，也对甲午海战有较详细的论述，其对于方伯谦的论述较有特色：前文认为在丰岛海战中，“倘非方伯谦能够临机应变，力攻智诱，则济远非被虏即为敌舰击沉。”(54)后文将方伯谦丰岛之逃描述为“惟船尾炮尚能转动，乃伪悬白旗诱敌，待吉野迫近，突发尾炮中其望台。”对方之黄岛海战逃跑，也有辨解：“其舰长方伯谦，从在舰之德籍官员之议，认难继续作战，先驶回旅顺。”“第照实在情形，其罪未至临阵逃走，然以我国海军当时军令森严，各舰长有进无退，即虽方伯谦一时处理失当，亦难免身受国法。”(55)
黄影呆的《记甲午之战邓世昌殉难事》，述邓世昌在海战中事，但史实多有错误。(56)顾廷龙的《甲午战事中之吴大澂》，叙吴大澂请缨出关与日本作战失败之事。(57)张其昀的《甲午黄海战役回顾谈》，叙述黄海战事，批评刘步蟾：“刘氏并非不学无术之人，可惜他是一个懦夫，临危丧胆，不惜任何牺牲以图自全。”(58)
(三)战争期间的外交与李鸿章的评论
张忠绂的《甲午战争与远东国际关系之变化》(59)，分析了甲午战争期间英国由支持中国，到最后与日本结盟的原因、过程；认为俄国不愿中国强盛，并想在朝鲜伸张势力，故有“援助日本”的传言；但是战后，英俄两国态度皆有转变，“俄国由亲日而袒华，英国由袒华而亲日。”关于三国干涉还辽，中国转向依俄，英国转向亲日，作者指出“其结果，则造成一八九五年后俄国在远东之激进政策，一九〇〇年美国政府关于中国门户开放原则之宣言，一九〇二年之英日同盟，一九〇四年至一九〇五年之日俄战争，以及此后远东国际关系之一切变迁。此种重要的国际关系几莫不直接或间接的因中日甲午战争而演成。”
许松龄的《甲午战争中日本欧美之外交》，是一篇分析甲午战争期间日、德、俄、英、美、法、意等国外交活动的大作。(60)作者指出：日本方面在开战前与中国的外交折冲，采取“外交被动，军事主动”的策略，以改革朝鲜内政为借口，迫使中国处于被动地位；在战前面对各国的调停，日本看准各国无以实力做调停的决心，以言语搪塞，毫不让步，使调停归于无效；和议期间，日本对中国所提条件始终秘而不宣，直至正式谈判时才公布，杜绝他国干涉的机会；和议之后，面对三国干涉还辽，在分化三国无效的情况下，日本接受三国提议，归还辽东，但对中国毫不让步，索取三千万赎辽费。此外，作者对于英、德、俄等国的外交活动也进行了分别论述。
冯节的论文，分别论述了中国和日本在战争期间的外交。(61)关于“中国之外交路线”，虽然对李鸿章的外交活动表示出一定的理解和同情，但批评其疏于军事准备，并批评其外交偏于俄国而忽视英国。至于“日本之外交策略”，认为“日本政府对外之审慎，手段之狡狯，苦心孤诣，又决不能谓为忽视外交也”，对日本的外交活动表示了肯定，并分析了英俄等国战前战后态度之变化。
谈到甲午战争期间的中国外交，当然就离不开李鸿章这个中心人物。
王芸生编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二卷之内容自甲午之战到烟台换约，历述战争期间的中日外交关系，并在书后专门有“附论”李鸿章之功罪。(62)《大公报》此前的广告也自认为这卷书可谓“是良史论，亦是觉世文”。(63)王氏此书，实则开启了中国学界对于李鸿章及其外交的评论。(64)
郭寿生在论及战前中国的外交时，指出：“李鸿章外交的主张，始终以为中国应以对日为中心”，认为李鸿章在中法战争中对法国让步，“他的理由就是中国不能兼顾朝鲜与越南，不如失越南而保朝鲜。故李鸿章以保朝鲜为他的外交的中心，这并毫无疑问的”。(65)左舜生在《中日外交史上的李鸿章》中，较为详细地评价了甲午时期李鸿章的外交，认为“不用说李鸿章的对日外交是失败的。可是失败虽是失败，李鸿章毕竟不失为一个外交家，尤其不失为一个弱国的外交家”。(66)
1930年代中国学界对于李鸿章之正面评论，影响最大者，当推中国近代外交史的专家蒋廷黻先生。蒋氏除了在前述于1933年发表的英文论文之外，历时10年，自研究近代外交史所得而成之《中国近代史大纲》，1938年在长沙作为“艺文丛书”之一种出版。(67)他在书中称赞李鸿章为“中国19世纪最大的政治家”，“从同治九年到光绪二十年的中日战争，李鸿章是那个时代的中心人物”；但也指出了李氏甲午外交失败之“误国”及其战后的“引狼入室”。而对于中国外交之失败，蒋廷黻通过研究百年来中国外交史，在随后发表的论文中得出的结论是：“第一，我们近百年对外的失败不是由于我们的不爱国；第二，我们的失败由于外交本身的尚为次要，由于内政的实为主要，内政的致命伤即现代化的建设的过于零碎、迟缓和不彻底；第三，就外交本身而论，我们的失败一部分因归咎于士大夫的虚骄，其他部分则归咎于外交机构的不健全。”(68)如此，则可为李鸿章外交之败提供了历史注脚和现实解释。
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大纲》所构筑的近代化史观及其对于曾国藩、李鸿章等的正面评价乃至颂扬，对于中国近代史学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69)，也是同时代的国民党借助于“曾国藩热”而掀起的主流意识形态在历史学上的集中反映。(70)但到了1940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于李鸿章的评论则采取了不同的立场。
张健甫1940年发表的论文即批评李鸿章“没有抗战的决心，始终企图屈辱的和平，以求苟安于一时。”(71)但对于李鸿章的批判和否定，更主要地体现在范文澜1940年代后期在延安编著的《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72)作者指出：李鸿章是一个封建军阀和“外国侵略者选择充当最顺从的代理人”，永远是投降主义者；并称李鸿章在甲午战前的朝鲜交涉中，创造了半殖民地国家统治阶级奴隶思想的“最标本的实例”，“他的继承者一次又一次的重演这个实例。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李鸿章思想发展到最高点，人民所受的灾祸也比甲午战争不知大若干倍，中国人民要争取解放，必须反对李鸿章思想继续支配政治。”(73)
胡绳在1947年于香港写就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认为“李鸿章这样的人，是帝国主义侵略者可以引为满意的高材生。”关于他在甲午战争前后的外交政策，作者指出：如果说，在中日战争以前，他除了用所谓“以夷制夷”的政策来掩饰其屈服外交外，还可以拿着养精蓄锐、长期准备之说来欺骗人民，那么到了现在，李鸿章的一些军事上的本钱既已在对日本的战争中输光，便只剩下“以夷制夷”一块空招牌了。……因此所谓“以夷制夷”，在这几年实际运用的结果更证明了不过是全面地向侵略各国妥协让步而已。(74)
围绕着甲午战争的历史研究，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展现的与国民党主流意识形态迥异的对于李鸿章的评价，是同时代国共两党政治对立的学术折射，其对于1949年后的大陆学界自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四)战争前后的中国内政
相对于战争史与外交史，关于甲午战争前后中国内政史的研究，则是中国学界的一大缺憾。魏建猷的《甲午战争前的中国政治》，曾专论战前中国的政治情况，指出作为政治基础的经济，“战前中国新兴产业的发展是极其微弱的”，处在手工业为主的阶段，故这种经济情况“反映在政治上的，便是维持封建关系，保护封建利益的封建主义政治”，使得中国政治带着“浓厚的官僚主义色彩”和“种族观念的政治作用”，清政府是“崩溃过程中的腐化官僚政府”，这也成为中国战败的主要原因。(75)该文显示了作者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来论述中国政治之目的，但是关于甲午战前中国政治本身之研究则明显不足。
对于甲午战争前后中国政治研究之力作，当推刘适(石泉)的《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76)该书是刘适(后改名为石泉)在燕京大学研究院求学之时，在陈寅恪先生指导之下完成的硕士论文，论文原名为《中日甲午战争前后之中国政局》。据作者在该书的“自序”中称：1944年夏，考入成都燕京大学研究院，在陈寅恪先生指导下攻读硕士研究生；其写作该文之意起于是年冬季，因王信忠先生已写成《中日甲午战争之外交背景》一书，故其“颇欲就甲午战争中国惨败之内政背景进行探索”；在获得了陈寅恪先生的首肯之后，作者乃在其指导下，于1947年春开始写作，1948年夏完成了论文。
该书共计分为六章，以甲午战争为中心，详细考察了晚清内部政局的演变过程。作者经过研究后指出：“自同治初元，下迄甲午，三十年间，北京朝局，实日益由合趋分，由振作趋腐朽。”甲午以后，“政局全失平衡”，戊戌、庚子诸变相继皆起；辛丑以降，“南北之形势成，而辛亥革命之基础定。”从而认为“甲午一战，就中国国内局势言之，亦实为近代史上划时代之大事也。”作者在书中，尤其对于甲午战争期间的帝后党争、主和派与清流派之争，进行了较为翔实的论述。在写作方法上，作者对于史料之搜集、考辨、研讨、分析，可谓详尽、透彻、深细。
石泉在其写作论文之时，关于甲午战争史的研究状况，就认为“关于国际情势之变迁，中外人士致力研究者，颇不乏人，脉络线索大致已明。而关于当时中国国内之局势，则尚未闻任何有系统之研讨。”(77)因此，该书与10年前王信忠先生之《中日甲午战争之外交背景》一起，构成了1949年以前中国学界关于甲午战争史研究的学术代表作。非但如此，鉴于作者再次所指出的“1949年以来，中国近代史在史学领域中颇受重视，成果迭出，远逾过去。而关于甲午战争前后之清廷内政背景方面，做过较全面系统研究，并提出相应看法者，则尚未多见”的情况(78)，本书之现实学术价值仍然值得继续期待。
三、甲午战争的总结与反思
甲午战争是近代中国的一大转折，从此之后，东邻日本后来居上，一跃而成为侵略中国最用力的国家。1930年代以后，日本侵略日亟，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面对现实的民族危机和国难，学人们回望甲午战争，总结其失败的原因和教训，藉反思历史以为现实之借鉴。相关论著因此大量涌现，其在数量上也远超甲午战争史研究的其他方面，成为该时期的一大学术特色。
(一)甲午战败的原因
吴景贤认为中国之败于日本，“非军数寡不敌众，亦非器械精拙不敌，实由于各种人才缺乏，和内部意志不统一，以及士气不振。”(78)冯节在《甲午战争之检讨》一文中，对日胜中败的原因做了概括，指出日方胜利的原因是：“举国一致；军事上有充分准备；超然外交之胜利；深识内外情势”；中国败因为：“意见分歧；国民无国家观念；无作战决心；府库空虚；依人外交；昧于大势；秘密泄露。”(79)东莼从抗敌精神、统帅、侦查不得力、内奸、士兵纪律以及清政府的应变策略，分析了甲午战败的原因。(80)魏建猷通过梳理甲午战前的中国政治，总结失败的原因：“清季的官僚主义封建政治，是日益腐化与没落，加紧其崩溃解体的过程”，“是构成甲午战争失败的主要原因”。(81)
朱国定在《甲午之战》一书中，总结了中国战败的数条原因，并指出东南官员坐视李鸿章单独战斗，“不采取同一步骤，发动全面抗战，实为战败的主因”。(82)一位署名为“杰”的作者，总结战败原因为：“缺乏抗敌决心与和平误国”，“不知自力更生只知依赖外援”，“意旨不统一内部多摩擦”，“后方全无战时气象”。(83)李剑农总结失败的原因为清政府的腐败和各方面不统一，总的原因在于日本已经成了一个近代化的国家，组织系统，运用灵活，而中国依旧是旧时代的国家，无法与日本对抗。(84)张健甫也认为中国战败的原因是军队的腐败和其背后清政府的腐败，是封建主义落后于资本主义。(85)
邵子敬认为：“甲午之役，中国未始必败，日本未始必胜，胜败之间非关军事，实是朝廷政治的失败，官吏的昏庸怕事，以致造成战败的局面。”作者还根据文廷式的奏折，认为战争失败“完全为李鸿章一人所误。”另一个原因，是英国未能与中国联合共制日本。(86)郭寿生指出中国战败的客观原因是封建的落后国家对抗资本主义新兴国家，主观原因是清政府黑暗腐败，官员不明白世界大势，相互争斗，没有动员民众，等等。(87)翦伯赞认为中国战败的原因是因为此战是“日本资本主义对中国残余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清算”，其次就是中国内部战和不统一，没有动员民众，军队腐败。(88)
在以上关于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之总结中，中国学者们主要指出了中国方面的政治与军事等方面的原因。
(二)甲午战败的教训
关于甲午战争的历史教训，学者们的总结主要是为了现实的对日斗争之借鉴。
登璈的《甲午战争及其所予今日东北事件之教训》，从外交、军事两大方面，探讨了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并且指出了其对于今日之九一八事变的教训。(89)王信忠的《甲午战事给与我们的教训》，认为甲午战争中国速败，“与其说由于李鸿章迷信外援可恃，无宁说是因为没有应战的最后决心”。“所以九一八事变的种种失策，仍然是和四十二年前甲午之前一样，根本原因是觉于没有抵抗的最后决心”。“外援是可利用而不可恃，现在我们已经觉悟了，年来政府在军事方面似乎有相当的准备，不过我们现在不但要准备，并且还要有不惜玉碎的决心，这决心不是口头的，而是真能实行的”。作者最后提出劝告：“与其到了不可战的局面下不得已而战，而不如趁早准备，赶早牺牲，还可多得一点代价”。“四十二年前的一幕悲剧，我们又重演了一大半，希望及早回头，不要直演到底”。其现实借鉴意义十分鲜明。(90)
千家驹从财政方面总结了甲午战争的教训，他指出，在财政方面，“无论由哪方面的事实证明，甲午战争以前光绪朝的财政，是并不过分悲观的”。甲午战争的影响，“是使中国由准独立沦落而为准殖民地的地位，不但中国的政治经济，甚至清季的财政都受这次战败的打击而至于一蹶不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记取了四十多年前这种深痛的教训，在今日或许不是没有意义吧”。他指出由于赔款数额巨大，远超当时清政府岁入的四倍，“给予中国财政以致命打击，使中国财政平衡为之长期破坏，同时又因战败而举债之故，使列强在华径为投资角逐，因此而使中国正式卷入帝国主义者金融资本逐鹿的市场，中国的政治经济亦随之而沦为殖民地”。至于其长期影响，“中国财政在五十年内之所以不能恢复平衡，都可以说受甲午战争日本帝国主义者之赐呢!”最后则回应现实而指出：“假令国家没有抗战的决心，既不足以言战，亦不足以言和，战必败，和亦必辱。”(91)
陈诚编《甲午战争之始末与教训》，归纳了五点教训：“国家不统一，便无法对外”；“军队没有最精的统帅，便不能作战”；“部队训练不精，万无不败之理”；“如果自己不去努力，依靠他人绝不可能”；“真知耻辱的人，才能切实负重”。(92)钱安毅的著作总结甲午失败之教训为：国策不定，指挥不一，敌情判断失误，军民不能合作，军纪败坏，依赖外国的心理。(93)陈训慈的《甲午战争之最大教训》从精神力量论述甲午战争失败的教训，论述了精神力量在现代战争中的重要性。(94)于炳然的《甲午战争的教训》，认为优柔寡断是甲午战争失败的主因，归纳为三点：“不能集中力量安得不败”，“不求政治进步，难期军事胜利”，“胜败取决于最后五分钟”。(95)
上述这些主要产生于抗战期间的论著，作者们与其说是在反思甲午之战，不如说是在借古讽今，服务于当下中国的对日抗战。
本文以上按照“时经事纬”的体例，大致根据论著发表的时间和内容，分别论述了1930～40年代中国学界对于甲午战争的研究状况。概括而言，该时代的甲午战争史研究，具有以下特点：
从时间上看，相较于戚其章先生所谓在甲午战后一个相当时期内中国学界处于“沉寂的时代”(96)，1930～40年代，中国学界关于甲午战争史的研究，确实可以谓之空前的高潮的时代。根据相关论著发表的数量，可以看出在抗战爆发前六年间，算是一个硕果辈出的阶段，尤以王芸生、王信忠、张荫麟、千家驹的论著为代表；八年抗战期间，则是总结与反思的成果为主；战后一段时间里，除了继续有所反思之外，则深入到中国内政的研究，并以刘适的论著为代表。
从内容上看，关于甲午战前史的研究，无论是在外交史背景上的考察，还是关于朝鲜问题的专门研究以及马克思主义史观的见解，均具有创新和奠基性的学术意义。关于甲午战争史，对于外交史的继续探讨以及甲午海战史和中国内政史的研究，成果较为显著，且影响及于后世；围绕着李鸿章的评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展现的与国民党主流意识形态迥异的立场和见解，对于1949年后的大陆学界自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关于甲午战败的原因主要是出于中国方面的政治(含外交)、军事等方面原因的探究，以及关于甲午战败的教训之总结与反思及其对于抗战的现实借鉴，则表明了中国学界在半个世纪之后的理性思考与进步。
王国维先生曾云“凡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观之中国的学术状况亦然。1930～40年代，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从局部到全面的不断侵华战争，国难与民族危机的考验、抗日御侮的现实需求，使得国人自觉地回望近半个世纪之前的甲午战争。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现实需求之下，学者们通过对于甲午战争历史的论述，以史为鉴，抒发自己的现实关怀，并在家国情仇和民族感情的相互交融之下，使得这一时期的甲午战争史研究得以兴盛，达于高潮。从王芸生在九一八事变后奉命撰写旨在“明耻”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到王信忠在蒋廷黻先生指导下，于1934年写就《中日甲午战争之外交背景》的清华大学硕士论文，再到刘适受陈寅恪先生的指导，于1944年开始写作《中日甲午战争前后之中国政局》的燕京大学硕士论文，1930～40年代，中国学者于甲午战争史研究上所展现的时代情怀、使命意识和学术责任，其本身就构成了中国文人学术抗战史的重要内涵，亦应成为后世和当今中国学界之光荣传统。
注释：
①1931～1945年的日本侵华战争，战后日本学界称为“十五年战争”。中国学界虽然对于抗日战争史的分期问题迄今仍有所分歧，但是相对于甲午战争之被称为“中日战争”(邵循正等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之《中日战争》，7卷，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戚其章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之《中日战争》，12册，中华书局，1989～1996年)，也有学者将十五年战争时期称为“第二次中日战争”(吴相湘编著：《第二次中日战争史》，(台北)综合月刊社，1973～1974年；胡德坤著：《中日战争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笔者为叙述方便，在本文中暂取此说。
②戚其章：《甲午战争研究一百年的回顾》，《历史教学》1994年第7期。
③戚其章：《中日甲午战争史研究的世纪回顾》，《历史研究》2000年第1期。
④齐鲁书社1994年版。
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
⑥《大公报》，1931年10月7日，第一张第二版。
⑦在“明耻”的同时，《大公报》将“教战”的任务，主要交由蒋百里先生来担当。
⑧王芝琛：《一代报人王芸生》，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22～25页。
⑨《大公报》，1932年1月11日，第一张第三版。
⑩臧运祜：《王芸生对于“近代中日关系史”的研究及其他——以〈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为中心》，王建朗、栾景河主编《近代中国：政治与外交》，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687～710页。
(11)《大公报》，1932年4月30日，第一张第一版。
(12)王芸生辑：《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天津大公报社1932年印行。
(13)刘大年：《王芸生和他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读后记》，刘大年著《赤门谈史录》，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43页。
(14)伪北京大学在1941年的“禁书目录”中，就有以“抗日”为主题类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卷1、2、3、4、5、6、7)，王芸生著”。北京大学档案馆藏：伪北大档案WBD0000017“禁书目录(1941年)”。
(15)《大公报》，1932年4月11日，第一张第二版之广告语。
(16)蒋廷黻：《外交史及外交史料》，《大公报》，1932年10月10日，第二张第八版。
(17)王芸生著，末广重雄监修，长野勋、波多野乾一编译：《日支外交六十年史》第一卷，[日]建设社1933年版。
(18)王信忠：《中日甲午战争之外交背景》，国立清华大学出版部1937年版，第5页。
(19)王信忠：《征韩论与甲午战争》，《清华周刊》1933年第39卷第8期，第884页。
(20)戚其章：《中日甲午战争史研究的世纪回顾》，《历史研究》2000年第1期。
(21)田保桥洁1930年在朝鲜出版了《〈天津条约〉以后中日开战以前近代日华鲜关系之研究》(『近代日支鮮関係の研究：天津条約より日支開戦开％に至る』，京城帝国大学法文学部研究調查冊子：第3輯，1930)，虽为“非卖品”，却不胫而走，在日本极受欢迎；1932年被译成中文出版《甲午战前日本挑战史》(王仲廉译，南京书店)。信夫清三郎受该书之影响所著《日清战争——从政治外交方面的观察》，1934年10月出版后(『日清戦争：その政治的?外交的観察』，東京：福田書房，1934)，立遭日本政府查禁，被迫改名为《陆奥外交——日清战争外交史研究》，于1935年11月再次出版(『陸奥外交：日清戦争の外交史的研究』，東京：叢文閣，1935)。参见：戚其章：《中日甲午战争史研究的世纪回顾》。
(22)王芸生此后关于中日问题的若干代表作，收入氏著《芸生文存》、《由统一到抗战》(芸生文存第二集)，上海大公报馆1937年版。王信忠自清华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毕业后，赴日本东京大学研修两年，后回清华大学历史系任讲师，讲授日本史，抗战以后任西南联合大学政治系教授，讲授“中日外交史”，并在《今日评论》上以“王迅中”的笔名，发表过一系列关于日本问题的论文。参见谢慧著《知识分子的救亡努力——今日评论与抗战时期中国政策的选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91～310页。
(23)蒋廷黻编：《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上卷、中卷，商务印书馆1931、1934年。
(24)T.F.Tsiang,Sino-JapeneseDiplomaticRelations,1870～1894,TheChineseSocialandPoliticalScienceReview,Vol.ⅩⅤⅡ,No.1，April1933.
(25)尹媛萍：《蒋廷黻与甲午战争起因研究》，《甲午战争与东亚历史进程——纪念甲午战争12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未刊)，2014年9月，中国威海。
(26)梦贤：《甲午中日战役经过之概要》，《军事杂志》1930年第20期。
(27)刘奇甫：《甲午战役之回顾》，《外交月报》1933年第2卷第2期。
(28)陈绍汉：《甲午中日战争以来的检讨》，《大中学生》1933年第2期。
(29)黎光明：《甲午中日战争的原因》，《明耻半月刊》1935年第9期。
(30)舜生：《甲午战争以前中日交涉的经过》，《国论》1936年第2卷第4期。
(31)郭寿生：《论甲午中日之海战》，《新海军》1936年创刊号。
(32)郭寿生：《九二三与甲午之战》，《海军整建月刊》1940年第7、8期。
(33)汪中：《光绪甲午中日战役之回忆》，《国讯》1937年第172期。
(34)朱国定：《甲午之战》，正中书局1938年版。
(35)参谋本部第二厅第六处编：《甲午中日战争纪要》，1935年。
(36)陈恭禄：《中国近代史》，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347页。
(37)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商务印书馆1942年版。
(38)曹伯韩：《中国近百年史十讲》，华华书店1942年版，第32页。
(39)宋云彬：《中国近百年史》，新知书店1948年版。
(40)魏建猷：《朝鲜问题与甲午战争》，《国专月刊》1937年第5卷第4期。
(41)杨松：《论第一次中日战争》，《群众周刊》1940年第2卷第1期。
(42)翦伯赞：《论中日甲午之战》，《群众周刊》1945年第10卷第2期。
(43)张健甫：《中日关系简史》，黑白丛书社1937年版。
(44)张健甫：《中国近百年史教程》，文化供应社1940年初版、1941年再版，第99页。
(45)华岗：《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东北新华书店辽东分店1949年版，第111、113页。
(46)李恩涵：《中国外交史的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六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上册，1988年；朱梅光著：《近代中国外交史学研究》，黄山书社2012年版，第1～5页。
(47)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化过程，参考：张海鹏、龚云著：《中国近代史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48)参谋本部第二厅第六处编印：《甲午中日战争纪要》，1935年。
(49)刘奇甫：《甲午战役之回顾》，《外交月报》1933年第2、4卷连载。
(50)泰莱(Tyler，W.F.)(著)、张荫麟(译)：《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东方杂志》1931，28(6)；1931，28(7)。
(51)张荫麟：《甲午战前之中国海军》，《国防论坛》1933年第3卷第4期。
(52)张荫麟：《甲午中国海军战绩考》，《清华学报》1935年第10卷第1期。1935年1月，清华学报出版该文之单行本。
(53)归与：《中日黄海海战纪略》，《海事》1934年第8卷第5期。
(54)郭寿生：《九二三与甲午之战》，《海军整建月刊》1940年第1卷第7、8期。
(55)郭寿生：《论甲午中日之海战》，《新海军》1946年创刊号。
(56)黄影呆：《记甲午之战邓世昌殉难事》，《国闻周报》1931年第8卷第41期。
(57)顾廷龙：《甲午战事中之吴大澂》，《大公报·史地周刊》，1934年12月28日，第11版。
(58)张其昀：《甲午黄海战役回顾谈》，《外交评论》1936年第6卷第3期，第37页。
(59)张忠紱：《甲午战争与远东国际关系之变化》，《国立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1931年第2卷第3期。
(60)许松龄：《甲午战争中日本欧美之外交活动》，《民族杂志》1935年第3卷第8期；许松龄：《甲午战争中日本欧美之外交活动(一续.完)》，《民族杂志》1935年第3卷第9期。
(61)冯节：《甲午战争之检讨》，《新亚细亚》1935年第10卷第6期。
(62)王芸生编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二卷，天津大公报社1932年印行。
(63)《大公报》，1932年6月6日，第一张第二版。
(64)王芸生在此书之“附论”中，首先指出李鸿章“为清季之中兴名臣”，亦为晚清数十年外交之“一代人才”；但是对于其在甲午外交失败之罪，则引证了蒋廷黻教授的有关评论，并附录了北平教育界某位读者的见解。王芸生在1980年再版该书时，则去掉了这一部分文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版)。
(65)郭寿生：《论甲午中日之海战》，《新海军》1936年创刊号。
(66)左舜生：《中日外交史上的李鸿章》，《外交评论》1936年第6卷第3期。
(67)长沙艺文研究会，1938年版。
(68)蒋廷黻：《百年的外交》，《新经济》(半月刊)第四期，1939年1月。
(69)关于其专门研究，参见张海鹏、龚云著：《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14～142页。
(70)刘浦江：《太平天国史观的历史语境解构——兼论国民党与洪杨、曾胡之间的复杂纠葛》，《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2期。
(71)张健甫：《谈甲午战争的李鸿章》，《前锋月刊》1940年第10期。
(72)范著该书，自1943年开始撰写，1945年写就，1946年在延安初版，以后又有多种版本。其1949年5月修订的版本，改正了延安本的许多错讹，1951年7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73)范著上书，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第257、308页。
(74)胡绳：《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7版，第71～72页。
(75)魏建猷：《甲午战争前的中国政治》，《文化批判》1939年第1期。
(76)石泉：《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
(77)氏著：《中日甲午战争前后之中国政局》之“引言”。
(78)石泉：《石泉文集》，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自序”第5页。
(79)吴景贤：《甲午战争中国失败的原因》，《学风》1931年第1卷第9期。
(80)冯节：《甲午战争之检讨》，《新亚细亚》1935年第10卷第6期。
(81)东莼：《论甲午之役(下)》，《申报每周增刊》1936年第1卷第29期。
(82)魏建猷：《甲午战争前的中国政治》，《文化批判》1939年第1期。
(83)朱国定著：《甲午之战》，正中书局1939年版，第32页。
(84)杰：《甲午之战中国失败的原因》，《中美周刊》1940年第1卷第29期。
(85)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商务印书馆1942年版，第168页。
(86)张健甫：《中国近百年史教程》，文化供应社1943年版，第119页。
(87)邵子敬：《从甲午之役说到八年抗战的胜利》，《大众周刊》1945年第14期。
(88)郭寿生：《论甲午中日之海战》、《九二三与甲午之战》，前引文。
(89)翦伯赞：《论甲午中日之战》，《群众周刊》1945年第10卷第2期，第167页。
(90)登璈：《甲午战争及其所予今日东北事件之教训》，《新亚细亚》1933年第6卷第4期。
(91)王信忠：《甲午战事给与我们的教训》，《学生与国家》1936年第1卷第2期。
(92)千家驹：《中国财政史上的一页重要教训——甲午战争与中国财政》，《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1937年第4卷第2期。
(93)陈诚编：《甲午战争之始末与教训》，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编印，青年书店1938年。
(94)钱安毅：《甲午战争的教训》，正中书局1939年版。
(95)陈训慈：《甲午战争之最大教训》，《国命旬刊》1937年第3期。
(96)于炳然：《甲午战争的教训》，《抗战月报》1939年第2卷第1期。
(97)戚其章：《甲午战争研究一百年的回顾》，《历史教学》1994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