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1984年以来，费孝通12次到甘肃考察，2次到青海考察。在西部大开发的适当时机，他进一步思考和研究西部民族社会的发展路径，通过对甘青各少数民族聚居区的详细考察和理性认识与思考，提出了有别于苏南、温州、珠江等内地社会发展模式的多种甘青民族社会发展模式。本文试图通过分析费孝通对甘青民族社会发展的考察与构想的理论基石，探讨其对甘青民族社会的研究理路，从而整理出费孝通研究甘青民族社会发展的思想脉络和学术贡献。
［关键词］费孝通；甘青民族社会；考察；构想
费孝通先生学术生涯的两个时期的民族研究经历呈现出非常清楚的脉络。1935年至1957年是他学术生涯的第一时期，这一时期主要是实地调查阶段，他先后完成了《江村经济》、《乡土中国》等著述，先后参与了民族识别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深入到贵州、广西等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实地调查研究，获取丰富的第一手调查资料。从1980年至其逝世，是费孝通先生学术生涯的第二期，这一时期他在继续关注南方少数民族的同时，把目光投向了西北民族地区，先后赴新疆、宁夏、贵州、甘肃、青海、内蒙古、广西等少数民族地区调查，对在民族调查研究中的问题作思考、提升和总结。①也正是在这第二时期，费孝通对甘青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给予了高度的学术关注，从理论建构、研究理路和发展模式等多方面进行了学术构想，并积极推行甘青民族社会发展的多种构想。从1984年以来，费孝通12次到甘肃考察，①2次到青海考察。在西部大开发的适当时机，他进一步思考和研究西部民族社会的发展路径，通过对甘青各少数民族聚居区的详细考察和理性认识与思考，提出了有别于苏南、温州、珠江等内地社会发展模式的多种甘青民族社会发展模式。本文试图通过分析费孝通对甘青民族社会发展的考察与构想的理论基石，探讨其对甘青民族社会的研究理路，从而整理出费孝通研究甘青民族社会发展的思想脉络和学术贡献。
一、考察与构想的理论基石
费孝通在其学术生涯第二期中，在继续民族研究之余，仍在努力阐述一种观念，并力图使之推广成为一种普世共识，即：中华民族是一个多元的统一体，“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论断不仅仅是一种学术论述，还是一个现实的阐述，更是对将来的一种期待。②他在重新审视中国的民族及各个民族与中华民族的关系时，认识到民族是分不同层次的，认为中华民族不能等同于56个民族。他以中华民族指中国疆域里具有民族认同的13亿人民，认为中华民族包括的56个民族单位是多元的，中华民族是一体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阐释清楚了中华民族与56个民族之间的层次关系。并且他论证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各个民族之间的关系特征是：许许多多分散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民族间的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在这个过程中，汉族是凝聚的核心，少数民族不断给汉族输入新鲜血液，同时汉族也充实着少数民族。③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是费孝通先生对整个中华民族发展过程的宏大叙事和整体思考，也是费孝通考察研究西部地区和甘青民族社会微观叙事的理论基石。在对甘青地区的访问、调查和思考中，他始终将各民族之间的接触、交往、联系和融合作为问题的出发点，打破民族隔阂和民族偏见的藩篱，由此消除当地民族的发展疑虑，提出有助于当地社会发展的建设性意见。他对地方社会的具体构想也体现出了这一理论所包含的宏大愿景，如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的设想，把多个民族容纳在共同经营的经济开发区中，并未因民族成分的不同和省区的区隔而要单建各个民族的经济开发区。他的多民族经济开发区设想试图将具有不同文化传统和文化内容的民族纳入到由经济纽带作联结的一个共同体中，让各民族求同存异，发挥本民族特长，重新形成一个由业缘关系组建的新的认同群体。同样，他的其他设想，如甘肃临夏和青海海东经济协作区的构想、“两南兴牧”的经济发展思路、“两西牧本农业”的考察总结等诸多设想，都广泛体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真实内涵，并把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嵌入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中。他一向认为我国西部地区的民族团结最后还得依靠减少直至消灭民族地区间的经济差距，④也正是在这一理论的指引下，他在对甘青民族社会考察时，将现代化与民族社会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多次谈到现代化的紧迫性：大西北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还是以牧业为主的，牧业的现代化必然是最大的课题，改变牧业结构，第一步就是要发展商品经济，打破牧区的自然经济。①现在的问题是怎样在已有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目标是为广阔的青藏高原建立一个牧业现代化的前进基地。②牧业现代化主要是使畜产品成为加工工业的原料。发展纺织、皮革、食品工业才能把牧业带进现代化经济。③在设计民族地区经济现代化的步骤时，他根据甘南藏族自治州在藏汉交界的特殊位置，将其视为是整个藏区的桥头堡。在考察和访问甘南时，他对民族关系及“现代化”的表述是“：我来甘南时间短，但学到了不少东西，你们在这里责任很大，要看到自己不仅是藏族，而且是藏族现代化的先锋，要想到藏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重要成员，藏族地区现代化是我们国家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藏族地区的现代化要从你们这儿先走一步，用你们来带动西藏的现代化。”④他将商品化作为现代化的重要内容，积极倡导商品流通，如在《开发甘南的意义和建议》一文中阐释“：如果现代化和商品化是不可分割的话，甘南藏族已经在藏族地区起着商品流通的作用，为现代化开了门。”⑤弥足珍贵的是，费孝通的“现代化”发展理念并未像西方一样一味追求掠夺式开发，而是基于对实地调查的理性分析。对此，他阐述：“我这几年就是想研究怎样把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起来，或者叫做‘边区开发’。我一直认为民族地区的发展，必须是民族本身的发展，不能脱离开民族的发展来讲发展民族地区的经济，否则会走上美国、加拿大等国的道路。这几年我走了很多民族地区，到过包头，也去过海南岛，在一些地区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看来整个民族地区可能发展、进步了，但这些地区中的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这些地区的资源被开发了，但是少数民族没有得到多大好处。这些现象一定要避免。应该是通过发展少数民族本身，发展民族地区经济，同时也不排除国家资源的开发，不排除用外边的劳力去开发，但是一定要把当地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提高起来。”⑥费孝通的阐述表达了知识分子对西部民族社会的真诚的人文关怀。历史上的西部是民族接触、民族融合最为频繁的地区之一，这里民族成分复杂，民族文化传统异彩纷呈。这里和东部地区相比，存在经济上的差距，如何让这里的民族既在发展中得到经济实惠，又做到民族文化素质的整体提高，是费孝通的深度思考，他的上述话语至今仍是西部民族社会发展的宗旨。经世致用的人生理想使费孝通在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的学术生涯第二期中发下“志在富民”的心愿，目的就是让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中国老百姓尽快富起来。⑦在对西部开发的人文思考中进一步体现了费孝通作为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意识，他倡导的西部地区的持续发展、绿色发展体现了一种长远的战略眼光。他在与方李莉的访谈录中细致而全面地阐述西部民族地区的历史文化资源及与之相适应而应采取的发展思路：“我认为对西部的开发，应该是立体的，其中不仅是包括经济的开发，也包括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的保护和开发。也就是说，我们发展西部的经济是对的，当年我们不要忘记了，我们还有这样的一个宝贝，这是几千年中华文明的历史替我们流传下来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资源。切实地说，在西部地区的这一广阔的时间和空间里，产生过很多不同的民族、不同的优秀人物，他们共同创造了一个文化的、人文的资源在这里边。之所以称之为资源，就是其不仅是可以保护的，而且，还是可以开发和利用的，是可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所发展、有所作为的。因此，在开发西部的热潮下，我们一方面要发展它的经济，繁荣它的市场，使大西北的发展和内地平衡，甚至超过内地。与此同时，还要保护其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的平衡，不仅如此，对于已经遭到了破坏的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还要加以修复和再造，甚至重新发掘。因为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也是一种资源，一种财富，而且是一种难以用人工制造的财富和资源。”①这是费孝通文化自觉的真实表达，他不执着于单纯的经济发展，而是将经济发展与当地生态平衡维系在一起，号召人民努力创造跨越式发展、持续发展和和谐发展。费孝通的文化实践和文化自觉是对先秦以来儒家实践理性精神的继承和发扬，在对甘青地区的考察中，他难掩“治穷致富”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与此同时，又传达了对西部民族文化保护、传承与开发的前瞻性思考。而对甘青民族社会发展模式的设想是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宏大叙事为理论框架，他所阐发的发展思路都是在此理论框架内展开和推行的。
二、甘青民族社会的研究理路
费孝通的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积极倡导实地调查的风气，他主张当代的中国社会学应该是结合中国社会实际和民族特点的社会学，必须立足于中国社会的实际生活。从科学的社会调查入手，实地调查，是他学术研究的根基。他在云南内地农村八年的实地调查研究中，积极吸收和总结西方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结合乡土中国的社会实际，逐渐在社会学本土化过程中探索出一套独具特色的“费氏本土方法论”。②在对甘青民族的研究中，他一如既往地践行实地调查研究的学术传统，在《撒拉餐单》一文中有这样的表述：我这几年多次去甘肃、青海，目的是想了解一下处于青藏牧区和中原农区之间的那一条历来是农牧桥梁的陇西走廊。③《海东行》一文记载：他于1987年8月8日至17日如愿第二次去海，在十天里，走访了少数民族聚集的海东六县，获得了一些新的印象。在上次去青海后整理《临夏行》那篇考察报告时，便对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有些想法，后来到海南黎族自治州考察时，这些想法深化了。这次再来，种种想法明晰起来，也丰富多了。④他对青海西宁、海晏、青海湖一线和海东一线的两次考察形成了关于当地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的数篇考察报告，报告中的经济发展设想都得自对本地民族的社会历史及文化传统的考察和理论总结，当地的经济发展思路也正是在他的学术设想的支持下逐步推进。循着实地调查的研究理路，他的学术足迹遍及甘青两省交界处的多民族聚居区。1984年，去甘肃定西考察种草种树。1985年8月，再次组成专家团考察定西，途径临夏回族自治州，打尖整宿，随后沿着洮河流域单独南行，前往甘南藏族自治州，考察了合作市舟曲县的白龙江林业、夏河县的拉卜楞寺，并提出了一系列甘南现代化的构想，包括区域间和民族间在牧业上的协作、教育先行和联办学校、牧业商品化和市场化等。1986年8月再访定西时，又到临夏州府停留了一周，详细考察了临夏的地理环境和历史上活动过的民族和现存的民族，从地理条件和经济条件上将临夏回族自治州所处的地带命名为“陇西走廊”，在经济发展的设想上肯定了“劳务输出”带给本地的经济效益，并从历史上的文化传统中寻找临夏和青海海东经济发展的契合点，展望古河州地重兴“茶马互市”和重开“丝绸之路”的前景。1987年8月10日访问海晏县，顺道游览青海湖，8月15日从青海西宁动身前往甘肃的临夏，路过两省边界上的循化撒拉族自治县，住宿两天，考察了与撒拉族渊源颇深的骆驼泉，并在补记的考察报告中细数了“撒拉餐单”的文化内容，把“撒拉餐单”定位为尽收其美的多民族的综合体，①尽释“撒拉餐单”蕴含的多元性和一体性文化内容。走访海东八县，特别访问了互助土族自治县，摸索海东和临夏商品流通的渠道，构建临夏、海东经济协作区。费孝通在甘肃一线的足迹历经定西、张掖、白银、金昌、西成、连海、永登等县市，他总结了“两西移民”的成功经验，考察了不少国营大企业存在的问题，积极认可“一厂两制”的发展路径和“扩散式”乡村企业。1989年国庆前，费孝通抽空去甘肃访问，横穿了东西一千多公里、南北一百多公里的河西走廊，详细考察了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并将三年前考察过的甘南藏族自治州的牧业经济和肃南的牧业经济并联思考，提出了“两南兴牧”的牧业现代化设想。
如果说实地调查研究是费孝通学术研究的根本出发点，那么对当地的民族历史文化的深入研究是他的重要的学术理路之一。在他的甘青民族研究中，对民族历史的理性认识和思考使他准确地把握住了民族经济发展的脉搏，并使他的研究呈现出明确的步骤：“我觉得对西部的研究要分几步走，首先要了解它发展的历史，有了一点基础了，对它的历史清楚了，然后再找到几个有代表性的可以作田野考察的地方，花点功夫，作深入的考察，把他们作为研究的标本。”②基于这样的方法论指引，他在他的甘青考察报告中每谈及一个民族时，总追溯现存民族在历史上的活动行迹。他考证撒拉族先人来自中亚西亚的历史事实，从宗教信仰、体质特征、民族关系和地理环境等方面仔细研究撒拉族的民族文化特性，将撒拉族归位到农牧桥梁的陇西走廊中，总结出了农牧结合、亦农亦牧的经济特点。他在回答回族善于经商的民族特点形成的原因时，从回族的历史和分布上寻找答案：回族的先人是中亚各地信伊斯兰教的人，他们很早就从丝绸之路进入中国内地，海运通航后又有不少来到我国沿海诸港口，定居下来，繁衍生息，当时被称为番客，至今广州、泉州、杭州、西安等地均有他们遗留下的墓地。“回回”这个名称最早见于北宋的文献，但到元代才通行。公元13世纪初叶蒙古军队大举西征，横扫中亚各地，一路把所征服的各城市中的工匠、商人和文人编入后勤队伍，为远征军服务。据述，撒马尔罕城陷落后被征的工匠即达三万多人。当蒙古军队回师灭宋，统一中国时，这支被称为“探马赤军”的伊斯兰教信徒的队伍随着进入中国，在各军事重镇“屯聚牧养”，定居下来。其后即和早来的番客混合，并不断吸收汉人，形成了各地大大小小的回族聚居区。这段历史说明了回族善于工艺和经商是有悠久传统的。①在设想建立甘肃临夏和青海海东经济协作区时，他也将这两个目前分属不同省级行政区划的地域作历史考察，寻找历史上两地区之间的连接点：这两个地区在唐宋时称河州，处在陇西走廊和古丝绸之路的交叉点上。陇西走廊为茶马互市（农、牧贸易）提供了便利的场所。河州原是欧亚交通要道，丝绸之路的商站，明代时在这里设立了管理农、牧贸易的行政机构“茶马司”。②通过对这两地经济文化传统的研究，费孝通结合当前的经济发展形势，提出了建立上述经济协作区的设想，也由此想重启欧亚大陆桥上的隆盛商贸。他通过对肃南裕固族的先民的考察和研究，准确掌握了裕固族的游牧传统，提出了“肃南兴牧”的主张。在访问甘南时，重点研究了藏族历史及现代行政区划下的分布情况，从藏族历史中挖掘藏族现代化需甘南先行的历史依据，充分认识甘南藏族在藏、汉接触中的前哨位置，并从商品流通、甘南和西藏的空间距离、甘南藏人入驻的拉萨自由市场人数等多方面论述了甘南可以作为藏族现代化的一个起点的构想。在访问拉卜楞寺时，他仔细研读拉卜楞寺建寺史及一世嘉木样传记，从历史深处探寻拉卜楞寺作为安多地区高等学府和政教文化中心的现实地位，从中挖掘拉卜楞地区在藏区与内地经济流通和商品流通中的关键性作用。费孝通对甘青民族的研究理路给我们的启发是：社科研究的根本出发点是实践，即实地调查研究，同时，在研究现存民族时，不能忽略或无视各民族的地理、经济、宗教等历史文化传统，在制定当地民族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策略时充分发挥民族文化中富含的疏导因素，切忌切断文化之根、割断文化传统的盲目发展，在对传统的传承和扬弃中选择文化适应和创新的道路。
三、甘青民族社会发展的构想和学术贡献
从1984年始，费孝通将民族研究的学术目光投向了西部贫困地区，十数次深入甘青民族地区考察的结果便是一篇篇考察报告的出炉。在关于甘青民族的考察报告中，他提出了多个经济发展的构想，现在，这些地方的发展正朝着他的设想步步推进。费孝通研究甘青民族社会发展的思想脉络和学术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的经济设想。这一设想是基于地区文化传统而提出的。从龙羊峡到青铜峡之间的一千多公里的黄河上游地区，蕴含丰富的矿藏、水能资源，是西北回、藏、蒙古三大少数民族和汉族聚居的核心区，正处在新疆、宁夏、西藏、内蒙古四个民族自治区的中心。1988年，费孝通考察该区域，提出：应当将这一区域在经济上连起来，构成一个协作区，发挥回族人善于经商的优势，并在黄河上游建立12个大型水电站，解决这个地带的能源问题。由水电产生能源，又由能源推动该地域矿产资源的开发，由此带动该地域的工矿业，从而带动该地域包括各少数民族在内的3000万人的致富，促进整个地域经济的良性循环。③他的这一经济设想是“地区性的多元统一”理论的进一步延展，立足于当前黄河上游多民族地区的人类生态条件和民族特点，摒除因行政区划而产生的省、区级差序，充分发挥区域优势和民族传统，让黄河上游各民族在取长补短的发展中形成并存共荣的同一格局。
2．民族走廊和民族小岛的文化设想。1987年费孝通在甘肃考察时，注意到甘肃和青海交界的祁连山两麓除汉族居住和生活外，还生活着人数不多的少数民族，他们处于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之间，形成了一道夹在藏族与汉族之间的民族走廊，这条走廊上聚居了许多人数不过几千人、几万人的小民族，如保安族、撒拉族、东乡族、土族、裕固族等，他将这些人数较少民族形象地称作“民族小岛”。他还抓住这条走廊地处农、牧两大经济区的地理特征，主张让处在这条走廊上的民族充分发挥各自优势，让走廊担当起桥梁的作用，推动各民族的共同发展。他的民族走廊和民族小岛的文化设想依然是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宏大叙事中探讨如何在较高层面上实现一体性，而在下一层面上实现多元性，从而将各民族的发展与中国的现代化紧密联系在一起，在理论层面和现实层面阐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发展前景。
3．青海海东地区与甘肃临夏经济协作区的设想。基于民族走廊和民族小岛的文化设想，费孝通提出了在古河州地，现分属青海和甘肃两省的海东地区和临夏建立经济协作区，利用古河州的历史文化传统，充分发挥古河州地曾是商贸重镇的重要作用，在青海海东和甘肃临夏重建农牧贸易基地，使海东和临夏共同发展成为青藏高原商品贸易的中心，进而促进牧区的发展。他的这一构思并未局限在现行行政区划的约束中，打破省际区隔、横向联合发展是他经常性倡导的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命题，尽管是针对经济发展而言，但实质上仍然贯穿着各民族取长补短、融合发展的思想，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这一宏大叙事在经济领域的体现。
4．对西宁毛纺业等国有企业的思考。费孝通建议对西宁的毛纺业采取保护性措施，在保证羊毛供应的情况下，改变企业的技术和经营，或者联营，或者承包，从外面引进技术、机器，甚至资金。这是费孝通对国有企业的发展的思考。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国有企业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针对西宁毛纺业存在的问题和占据的优势，费孝通提出国有企业的地方性保护措施，实际上将国家和地方的经济宏观调控作为促进特殊地区经济发展的有效手段，从而避免了“现代化”就是“市场经济”的教条主义倾向，把灵活运用市场经济理论作为中国特色发展道路的尝试，让市场调控和政府调控从不同层面发挥效用使民族地区的国有企业走出困境，迈出健康的发展步伐。
5．对定西种树种草的思考。定西自然生态条件恶劣，为恢复生态平衡，定西实施了种草种树、治穷致富的方针，初始阶段成效可观。但随着种草面积的不断扩大，以钱、粮补草的效果越来越弱。费孝通详细考察了种草种树的效益后认为，定西有种草的优势，要把草转化成其他的经济效益，如发展商品化的畜牧业，从而使生产结构的合理性与生态平衡取得一致性效果。他的这一学术研究立足于定西特殊的地理环境，以前瞻性的眼光探讨定西经济生态条件，并从生态人类学的角度思考定西生态链的打造和产业结构的合理性设置。
6．提出“两南兴牧”的建议。费孝通在肃南裕固族自治县考察时，建议实现肃南牧业的现代化，并通过对甘南牧业现代化的考察研究，将两地的牧业发展并联思考，提出“引进现代科技知识，发展纺织、皮革和食品工业，促进两南地区牧业经济的现代化”的建议。他把肃南与甘南看作青藏高原的少数民族和中原地区各民族联系的两架桥梁，提议通过原属藏族重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甘南这架桥梁，把现代文化科技知识与观念输入藏族地区，通过在牧业经济改良上已取得成绩的肃南这架桥梁，把现代化牧业送入藏区。“两南兴牧”充分反映了费孝通对少数民族地区现代化道路的追求与探索。他的“两南兴牧”的建议肯定了肃南和甘南地区的优势传统产业，并试图提议在优势产业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现代化的牧业生产，打造产业特色，推广产业经验，拓展产品销路，从而通过“两南”高架桥实现藏区的牧业现代化。
7．对白龙江林业的思考。白龙江流域是我国重要的林区，以林为生的藏民族的生活向来优于甘南的牧民和农民，但是在近三十年里颠倒过来了，林区居民已退居末尾。费孝通针对森林面积业已缩小、木材蓄积量减少、生态平衡遭破坏等情况，提议改革林木经营权的分配制度，主张合理分配林木经营权，让群众得到直接利益，从而保护森林资源。他的这一主张实际上体现的是产业结构的多元化。单一的产业结构势必会破坏当地生态平衡，而多元化的产业结构恰恰可使各产业相互补充，多样化的经营手段和分配措施无疑会起到促进林业持久发展的作用。
8．“甘南先行”的主张。在考察甘南时，费孝通阐述了开发甘南的建议和意义，将甘南藏族的现代化视为是藏族现代化的前哨，并提出了与经济发展相关联的一系列建议，包括人才培养、教育先行、联办教育、变传统的自给经济为商品化经济、外助自立建设工业等。他的“甘南先行”的主张是在考察了拉卜楞地区的商贸历史和政教历史之后作出的适时性建议。拉卜楞寺是格鲁派六大宗主寺之一，它的建筑规模、学经制度、扎仓（学院）设置享誉藏区，是安多方言区的文化中心，历世寺主嘉木样活佛与政界交往密切，河南蒙古亲王和拉卜楞寺的深厚渊源奠定了该地区连接内地和西藏的重要地位。根据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文化资本可转化为经济资本，经济资本可转化为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可转化为象征资本，一切资本是可以流转的。费孝通正是看中了拉卜楞地区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以图文化资源带动经济的发展，从而带动整个藏区的社会经济发展。
除了以上的设想、建议、思考外，在费孝通的甘青考察报告中随处可见思想的火花，他对民族地区社会发展的睿智思考是当前西部大开发中可以吸收的宝贵财富。他在上述一系列设想中还提出了民族地区发展的具体方式，他认为民族地区的发展需要外界的帮助，但切忌输血，要造血，在技术、资金引进等方面从牵线搭桥引进逐渐转变为自主引进，最终作到自主发展和自立发展。他高度关注农村、牧区的农民和牧民问题，他十二次到甘肃考察，七下定西，两次前往甘南和临夏，两次西去青海的海晏、西宁、海东八县（湟源、湟中两县后来划归西宁市），深入探讨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问题，帮助当地民族寻找脱贫致富和加快发展之路，提出了许多既符合当地实际，又具有全局意义的重要发展思路和具体建议。晚年，他又提出并阐述了“文化自觉”的思想，其学术研究对中国社会的和谐发展与进步作出了非凡的贡献。“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论不仅体现在包含政治色彩的“民族”概念的阐发上，还体现在经济、文化、生态等各个领域，他充分领会并发挥人类学的功能主义理论，从各民族与汉族相互需要的现实出发，在横面上探讨汉族和各个民族的多元化的发展道路，在纵面上探讨各个民族的经济、文化、教育如何形成资本转换链条，从而在空间和时间层面将中国各民族凝聚在多元一体的叙事模式中。
黄淑娉从人类学学科角度总结了费孝通在本学科理论领域作出的四个方面的贡献:1.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论，从中华民族整体出发研究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及其规律。2.将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与人类学研究相结合，发展了功能派文化理论；3.提出全球化过程中的“文化自觉”，探讨不同传统文化的人们如何形成和平共处的世界秩序，建立世界范围内文化关系的多元一体；4.社区研究理论。纵观费孝通对甘青民族社会的研究，经世致用的人生理想和“志在富民”的人文关怀是他行万里路并著书立说的精神支撑，“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论是他民族研究的理论基石和框架，细致的实地调查和民族历史文化研究（包括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是他民族研究的重要理路之一，对甘青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的诸多设想、建议和思考是他对现实问题的总结、提升和理论升华。费孝通甘青民族研究的学术贡献在于其理论框架和研究理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体认和民族地区和谐社会的构建仍具有现实意义，当前甘青民族地区的诸多建设规划都是在他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逐步展开和实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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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西北民族研究》2011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