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英国脱欧公投纯粹是一场利益之争。诚然，政治离不开利益，但如果仅仅用利益来考量政治，我们的视野也许会变得狭窄。相比欧盟内部的话语权之争、欧盟这一超国家机构与成员国的利益拉锯，还有欧债危机、难民危机和恐袭阴影带来的种种政治角力，我更倾向于从历史寻找英国人的公投动机。
这次英国脱欧公投其实并非第一次，早在1975年6月5日，英国人就曾以公投方式，决定英国是否留在当时的欧共体。
近代以来始终奉行“光荣的孤立”政策的英国，在二战后仍不改初衷，不愿深入欧洲事务，也不赞同欧洲超国家机构的做大，只希望维持各国间的合作。因此，在欧洲一体化进程实质上启动后，英国长期缺位。1951年的欧洲煤钢共同体，1957年的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英国都未加入。
60年代，陷入困境的英国也曾申请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但此时法德和解，法国领导欧洲一体化，时任法国总统戴高乐认为英国的加入会带来威胁，因此拒绝，甚至扬言只要自己在任，就不会让英国加入。1967年，欧洲煤钢共同体、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合并为欧共体，英国仍然缺席。直到60年代末，西德崛起，法国需要英国加入以牵制西德，事情才出现转机。1973年，英国首相希斯重启谈判，并最终于当年成功加入欧共体。不过，即使是在英国经济形势极其严峻的当时，英国国会仍仅以微弱多数通过决议。
而且，英国加入欧共体后不久便出现了“背叛”行为。1973年10月，中东战争引爆石油危机，对欧洲经济造成极大冲击。在英国人看来，与欧共体的“捆绑”显然加剧了风险。也恰恰是在这个当口，希斯代表的保守党政府在1974年大选中落败，新上台的工党政府宣布进行脱欧公投，但支持英国继续留在欧共体的选民达67%，脱欧未成。
但这并不意味着就此相安无事，此后的英国与欧盟一直若即若离。尤其是在货币联盟方面，奉行自由主义的英国持坚决反对态度，至今未加入欧元区。它也没有加入申根协定。
对于英国的种种行为，有人将之归结为英国人的岛国心理，认为它远离欧洲大陆，所以对强大的欧洲大陆国家心存警惕。历史上但凡欧洲大陆出现强国，英国必然联合其他国家进行压制，以免一家独大。至于一个统一的欧洲，让英国沦为“欧罗巴合众国”的一个“省”，更是英国所不容。
从政治博弈角度而言当然如此，这种心理多少也能解释此次脱欧公投。但正如我在开头所言，我们不能唯利益论。被视为保守主义之父的埃德蒙·伯克曾说过：“国家的作用若过度扩张，就会变成自由与自主的敌人。同样，若国家的作用过度削弱，也就会变成自由与自主的敌人。”
这个理论贯穿于英美保守主义发展的整个脉络，涉及政治、经济等多个领域。英国人之所以对欧盟这一超国家机构的扩张心存警惕，显然是基于成员国政府自身权力的削弱。自撒切尔夫人执政以来基本保持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始终维持低监管力度，强调“大市场小政府”，遏制国家权力的扩张和其对经济的干预。而当欧盟日渐扩张时，维护国家主权，不使国家政策被欧盟左右，也成了英国的一大要务，拒绝欧元和申根便基于此。
换言之，在英国与欧洲一体化的长期拉锯中，英国人始终强调的是独立与自由，因此警惕超国家机构的扩张和对经济的干预。而且，相比1975年公投中67%的留欧支持率，我更重视另一个数字：65%。这是那场公投的投票率，每三个有资格的选民中，就有两位投下自己的一票。如此之高的投票率，本身就是英国人自治意识的体现。
在我看来，英国毫无疑问是一个伟大国家，以英美为代表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推动了世界文明进程。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强大源于他们超凡的自治能力，如社会各级自发形成的自我管理系统，抗拒集权统治的能力，而这正是许多其他传统大国最为欠缺的特质。这种特质恰恰也可视为脱欧公投的意识形态渊源。
此前苏格兰独立公投时，身边有人嘲笑英国的没落，认为它连自己的领土都无法掌控，反而面临分裂危机。其实这是对英国历史和局势的误解，苏格兰人多半是凯尔特人后裔，与盎格鲁·撒克逊人之间颇有隔膜，苏格兰与英格兰历史上也故事多多，寻求独立的意愿从未消失。何况，当一个国家的人民可以通过投票表达自己的意愿时，被嘲笑的肯定不应该是他们。
即使是此次脱欧公投，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的民众倾向也各有不同。如苏格兰人在投票前就多数倾向于留欧，许多人甚至呼吁一旦英国脱欧成功，苏格兰将再次发起独立公投，并在成为独立国家后继续留在欧盟。
苏格兰的亲欧看似与英国人的疑欧情结相冲突，但要注意的是，苏格兰提出加入欧盟，其前提是独立，加入欧盟是一种利益行为，而非主观驱动。北爱尔兰的情况同样如此。换言之，无论是盎格鲁·撒克逊人，还是凯尔特人，“自治”于他们而言都已是一种深入骨髓的意识。而英国对世界文明的巨大贡献，也基于这种精神。
若让我列举“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1215年签署的《大宪章》肯定位居前列。《大宪章》是日后英国君主立宪制的法律基石，它创造了“法治”理念，第一次以法律文本的方式规定了人权，并宣告“国王在法律之下”，王权应当受限，影响极为深远。
13世纪，英国开始出现国会，到14世纪中后期，国会两院开始出现。17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确立了君主立宪制，颁布《权利法案》，以法律形式明确制约王权，开创了资产阶级代议制的先河。责任制内阁和现代政党政治也在英国发端，两党制和反对党都堪称伟大发明。
近代科学实际上发源于英国，牛顿、达尔文自不必说，工业革命也以瓦特发明蒸汽机为重要节点。18世纪60年代，英国率先进入工业革命时代，并在19世纪30年代诞生了绅士阶级。
政治上的制衡传统，宗教改革中的种种坚持，早在13世纪便发展的大学教育，中产阶级的迅速扩大，科技文明的急速发展，几种力量的交汇，使得英国成为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国家。在这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英国诞生了无数伟大政治人物，从国王、贵族、神职人员到知识分子，一起推动着历史进程。尤其是19世纪，帕麦斯顿、迪斯累利、格莱斯顿和女王维多利亚交相辉映，开创了英国最为辉煌的时代。尤其是四度出任首相的格莱斯顿，提出自由贸易，取消保护关税制度，实行文官考试制度，实行不记名投票选举，种种举措，无一不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伟大创造。而被称为“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与契约精神，无疑也是现代经济的灵魂。
也就是说，维系现代社会的各种基础架构，几乎全部为盎格鲁-撒克逊人所创造，其他民族只能亦步亦趋，即使有所改良，也万变不离其宗。法国人引以为荣的启蒙运动，各种成就其实就脱胎于英国革命。比如伏尔泰所主张的君主立宪，孟德斯鸠主张的“三权分立”和“权利制衡”主张，卢梭的“人民主权说”和“社会契约论”等，均可在大宪章及其他英国文献中找到原型，也均可在英国历史上找到实践记录。可以说，没有英国，就没有现代文明。
这些英国人习以为常的传统，会使得他们能够敏锐感知自由的被侵犯。比如欧盟经济政策与保守主义自由经济政策的相悖，就成为英国人“疑欧”情结的一个宣泄口。更明显的则是欧洲一体化与英国人自治精神的冲突。英国不希望超国家机构的壮大影响国家主权，与“国家不可干预地方自治”的思维一脉相承。英国有“地方自治之母”之称，市民社会传统深厚，法治精神深入人心，实行地方自治不但有传统，亦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历史上的英国地方自治，逐渐强化了市民人身自由、土地保有权自由、独立司法权、自由贸易权等，并最终演进为成立地方自治政府等制度。即使是工党，也在1997年执政后对英国宪法制度进行重大改革，向苏格兰、威尔士、北爱尔兰和伦敦下放权力，这些改革措施也恰恰是在各地通过公民投票得以批准实施。
早在中世纪前期就已呈现自治特征的英国地方统治，已然出现了对王权的制约。地方自治的意义与议会的出现和发展不差上下，恰恰是二者的合力，使得英国走向宪政。即使是当年的海外殖民，自始至终也体现着英国传统。比如其对外扩张的演进是由商人的个人行为发展至国家行为，国家以保护者的面目出现；英国商人走到哪里，就把法治精神带到哪里；英国对殖民地的统治往往采取间接模式，强调合作，因此反弹较小，当地传统社会也得以保留，印度是典型例子，同时，也因为这种殖民模式，英国殖民地诞生了大批强大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相比之下，法国、西班牙等其他殖民国家在这一点上要比英国逊色得多。
无论是苏格兰独立公投还是这次脱欧公投，本质都是自由主义和自治精神的体现。
当然，还有一种精神似乎与自治精神以及“疑欧”情结相冲突，但同样是英国人的传统，那便是源于中世纪崇尚手工业实践之风的实用主义。1975年的那次脱欧公投，就被认为是实用主义战胜了疑欧情结。只是，在欧洲一体化进入瓶颈期，欧债危机、难民危机和恐袭危机阴云不散的今日，二者的天平会不会出现另一种倾斜呢？
【作者简介】
叶克飞 |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