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77年恢复高考,但几乎同时,“片面追求升学率”(简称“片追”)像高考的影子一样,也被恢复了。而且,由于高考的竞争远比“文革”前激烈得多,所以“片追”的表现也更触目惊心。“片追”的突出表现是,相当多的中学从高二开始,有的从高一开始,按高考科目分文、理班上课,文科班不学理、化、生,理科班不学史、地,教学计划形同虚设。这种做法造成高中毕业生知识结构残缺(其实不够毕业标准),严重影响大学新生的质量,不利于他们的深造,不利于大学提高教学质量。

为了克服上述弊病,从1984年开始,教育部研究高考科目设置的改革,认识到:高考的任务是为大学选拔新生,而高中则既要为大学输送新生,又要为社会培养劳动后备力量。在存在高考竞争、特别是在竞争激烈的情况下,把高考作为评价高中教学主要的甚至惟一的标准,必然造成对中学教学的片面导向。

为了克服片面的导向,和高中的双重任务相适应,必须建立权威的、全面的评价制度。

首先是建立高中毕业会考制度。1983年8月10日,教育部《关于进一步提高普通中学教学质量的几点意见》曾指出:“建立,健全升留级和毕业制度”,“教学计划所规定的必修课程,各校都必须开设,每个学生都必须学习”。“每学完一门课程,即进行考试或考查,学习成绩应记入学生档案。毕业考试可只考本学年所学课程。”“毕业考试要和升学考试分开进行,有条件的地方可按基本教材命题,试行初、高中毕业会考。”会考合格,即证明是一个合格的高中毕业生;在此基础上,高考减少科目设置。

1985年,上海率先试行全市统一的高中毕业会考制度,并在此基础上改革高考科目设置,语、数、外必考,再结合政、史、地、理、化、生,共组成6个科目组。为此,上海高考单独命题,后称“全国统考上海卷”。高中毕业会考对于克服“片追”,纠正偏科,执行教学计划,发挥了重要作用,取得了明显效果。1990年,国家教委决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试行普通高中毕业会考制度。同时,国家教委宣布,高考试行每组4科,共4组的科目设置方案,后称“三南方案”;高考内容在考知识的基础上,注重考能力。由于社会各界,特别是高等学校对会考缺乏足够的信任,也由于“三南方案”个性过强而共性不足,国家教委于1992年宣布停止试行“三南方案”,于1993年开始试行文理两类的“3+2”方案。

对于“3+2”方案,首先是地理学界、生物学界不满意,要求恢复考地理、生物。教育界也有不少人认为,文理分类不能适应科学文化发展的要求。1994年,国家教委《关于进一步改革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和毕业生就业制度的试点意见》提出:“以后,将逐步过渡到按高校招生的全国统一考试设置高中各门文化课程,而高等学校可根据各自专业的特点自行从中选择要求考生报考的科目,并自行决定录取标准,自主选拔新生。”

1997年,在恢复高考廿周年前夕,时任国家教委主任的朱开轩同志发表文章,强调“高考改革一直在进行”,并指出:“1990年国家教委正式确定推行高中毕业会考并相应逐步减少高考科目设置的整体改革方案。这项改革的主要意图是:(1)衡量高中毕业生的全面素质与合格考试同升学为目的的选拔性高考区别开来;(2)高考报名社会化,逐步同所在中学脱钩;(3)在高中合格考试及全面质量有保证的前提下,逐步减少高考科目数量,减轻学生负担;(4)高考科目的设置权逐步交给地方和高校自主确定。这项改革的最终目标是:随着各方面配套改革条件的不断成熟,高校招生工作的权力要逐步由政府为主转到高校手中,届时,国家教委只负责高考的统一命题,高校可以根据各自专业特点自主选择考试的科目和门数。考生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向,选择要报名的高校及专业所要求的科目和门数。这样,既减弱高考对中学教学只重视某些课程的指挥棒作用,又减轻考生负担,同时还有利于高等学校根据自身的特点自主选择新生。”①

1997年10月12日,在恢复高考廿周年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教育部党组开会讨论决定高考科目设置试行“3+x”方案,1999年广东开始试验。回顾近廿年的历史,是想说明:为了克服中学按高考科目分班、开课的弊病,我们经历了长期、艰苦的探索,经过曲折,付出了代价,高中毕业会考和高考科目设置改革是互相配合、不可分割的“整体改革方案”,会考是高考改革的“前提”,舍弃了这个前提,高考减少科目对中学教学的影响,必然是历史的重演。我们不能只是整日高举“批判的武器”,而对经慎重研究试验并决定采取的实际措施,如会考,却无动于衷。

二

“3+x”继承了“3+2”的“3”,即语、数、外为必考,它是绝大部分高等学校都要求考的,是全国统考科目设置中的共性。“3+x”与“3+2”的本质区别 ,在于“ 2”是必考 ,而“ x”是选考 ,是开放的多个科目 ,由高等学校选择决定。 “ x”可以是政、史、地、理、化、生中的 1、 2个 , 也可以是“文综”、“理综”以及这 6个科目的“大综” ,还可以根据高等学校的要求和中学的可能设科 ,如信息技术。 “ x”体现了全国统考中 ,高等学校要求考生特长的个性。这是全国统考 50年中 ,考试科目设置的重大改革 ,是共性与个性关系的重大调整。

1999年 7月 ,教育部在广东省召开座谈会 , 广东省介绍试行“ 3+ x”的情况 ,讨论高考深入改革问题。 会后教育部发出纪要指出: “进一步加深对` 3+ x’ 科目设置方案的认识 , 正确把握其本质。 ` 3+ x’ 的科目设置方案 ,把统一性的要求和多样性的要求结合起来 ,是现有条件下的一个好方案”。 针对当时的情况 ,会议强调要特别注意: “` x’ 的可选择性。 要给高校一定的选择权 ,逐步打破高考`大一统’ 的局面。 ` x’ 部分可以有限选和任选 ,但一定要由高校选。”

到 2002年 ,中国大陆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终于都试行了“ 3+ x”方案。 这是很不容易的 , 是很大的成绩。 但是 ,我们也应该看到 ,目前许多地方的“ 3+ x”还是不完善的 ,还应继续改革。笔者认为 ,“ 3+ 文综或理综”是从“ 3+ 2”向“ 3 + x”过渡的比较好的方案 ,特别是 2000年 ,学生已经念到高二 ,“文综或理综”只是比“ 2”多了地理或生物的内容 ,多了部分跨这几个学科的内容 ,变化不是很大。但是 ,“文综或理综”和“ 2”一样 ,都是必考 ,仍分文、理 ,大学只能同过去一样选文或选理。

所以 ,严格地说 ,“文综或理综”还不是“ x”。我记得 1999年试验的时候 , 由于在考生面前 ,大学之间也是竞争的关系 ,有的大学担心“ x” 选了两门 ,会影响考生报考本校 ,于是 ,“ 3+ x”实际上成了“ 3+ 1”。这是由于没有经验造成的 ,是很容易克服的。 但是 ,有的同志认为“ 3+ 1”是偏科 , 要求政史地理化生 6科都要考 ,这就是“大综合”。

然而 ,“大综合”的难度是不能与语、数、外相比的 , 学生达不到。 于是 ,大综合定为只要学生学了 ,就应及格 ,及格就行—— 这正是会考的要求。 因此 , 无论设计者的主观意图是什么 ,这样做的结果 ,实际上仍然是用高考代替会考。“大综合”必考 ,“ 3+ 大综合+ 1”变成了“ 4+ 1” ; 高考科目不是少 ,而是更多了 , 除 9门必修课都考以外 ,政、史、地、理、化、生中有 1门要重复考加深一次。“大综合”如不计入总分 ,则等于不考; 若计入总分 ,就进入了高考竞争的规律之中 ,及格就行—— 是不可能的 ,这势必增加考生的负担。

因此 , 2002年高校招生会上 ,教育部要求“进一步完善高考科目设置改革方案” ,“使高考既有统一性的考试又有选择性的考试 ,增强高考科目设置方案的灵活性 ,以及高等学校和考生对科目设置的选择权”。“ 3+ x”尚在试验中 ,多种具体做法可以比较,并应在试验中不断修正、完善 ,“三南方案”不是试了一年就停了吗? “ 3+ 2”试了近十年 ,不是也改了吗? 在试验中 ,坚持好的 ,修正不好的,这是进步。“大综合”的设置 , 从另一个角度证明 ,“ 3+ x”的前提是会考。 没有会考或会考不起作用 ,必然造成新的偏科 ,“ 3+ x”也不能实行。

笔者认为 ,广东的“ 3+ x”方案比较好。 但它必须有强有力的会考作保证。因为 ,今后高校选科会逐步稳定 ,将形成若干科目组 ,或形成少数较大的科目组 (志愿学校多 ,考生人数多 ) ,在高考竞争的压力下 ,有的中学可能置教学计划于不顾 ,而按高考科目组编班、上课。

有报道说 ,原“ x”选了“文综或理综”的省 ,明年“ x”将由高校从政、史、地、理、化、生中选 2门。笔者认为这就是进步。 但是 ,报道又说 ,在高三上学期结束时 ,由省教育厅命题 ,将政、史、地综合 , 理、化、生综合 ,所有学生都须参加这两张综合卷考试 ,考试成绩记入档案 ,由高校录取时参考。 笔者认为 ,采取这个措施也是明智的、必要的 ,否则 , 由中学偏科 ,必将引起大的反复。 这两个综合 ,不就是在起会考的作用吗?

三

高考“新一轮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命题原则的变化: “遵循教学大纲 ,又不拘泥于教学大纲”。20世纪 80年代初 ,教育部决定 ,高考不再编印考试大纲 ,“以中学各科教学大纲和通用教材为依据 (各科选学内容不考 )” ,③ 后来俗称“以纲为纲 ,以本为本” ; 1983年又规定 ,“从 1984年起 ,高考按基本教材命题”。④

这等于 ,学生只要记住了基本教材 ,就可以“以不变应万变”。 这种命题原则 ,导致了高考的死记硬背 (特别是文科 ,尤其是政治 ) ,题海战术 (主要是理科 ) ,严重束缚了“考能力”。 有的人为了“减轻学生的负担” ,不断削减教学大纲的内容 ,导致高考“深挖洞”。

1990年国家教委决定 ,高考“在考知识的基础上 , 注重考能力” ,而这种“以纲为纲 ,以本为本”的命题原则 ,成了“注重考能力”的不可逾越的障碍。这种状况 ,给高考和高中教学都造成了不利的影响。

1999年 ,在素质教育应培养创新精神的鼓舞下 ,高考“新一轮改革”把“遵循教学大纲 ,又不拘泥于教学大纲” ,作为新的命题原则 ,并继续开始了文科综合、理科综合、大综合的考试 ,在全国普通高中引起了不小的反响。笔者理解 ,“遵循教学大纲” ,就是高考命题不能超出普通高中 9门必修课教学大纲所学知识的范围;“不拘泥于教学大纲” ,就是高考中应灵活运用这些知识 ,运用可不囿于某一学科大纲的范围 , 而可以跨学科。

经过三年实践 , 原来担心“不拘泥”就是“超纲”的同志可以放心 ,没有超纲 ,中学教学没有出现混乱; 而跨学科知识考综合能力 ,比原来可以更好地考能力。在此基础上 ,笔者认为 ,今后应再进一步 ,一方面多种综合仍可作“ x”的选项; 另一方面 ,语、数、外、政、史、地、理、化、生都应当有部分跨学科的试题 ,当然 ,开始比例不能太大 ,今后随中学教改的深入 ,可逐步加大。

高考的上述命题改革 ,进一步打破了原来的文理界限、学科界限 ,同时也要求高中学生全面掌握 9门必修课的知识 ,并具备必要的灵活运用这些知识的能力。这就要求高中教学有健全的、权威的评价制度作保证 ,而在各种评价手段中 ,首先是毕业会考。

四

高等学校连续几年扩招 ,到 2001年 ,全国普通高校在校生由 1998年的 643万扩大到 1214万,增长了 89% ; 同期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由 9. 8% 提高到13. 2% 。 2002年,普通高校招生 275万,全国考生527万 ,录取率超过 52% 。毫无疑问 ,连续扩招使高考竞争程度极大地缓和了 ,但同时 ,名牌大学、热门专业的竞争却加剧了。

美国、日本高等教育早已超过“普及”标准 , 但名牌大学、热门专业的竞争并未缓和。中国也将是这样 ,可能不必很久 ,专科、高职等在教育发达的地方 ,可以免试入学; 而在知识经济的诱导下 , 人们企望进入“精英阶层” ,享受年薪几十万的生活 ,“精英教育”不是消失了 ,而是它的水平被“大众化”抬起来了 ,更高了 ,因此 ,名牌大学、热门专业更难进了。

有报道说 ,高考竞争正逐渐变成“名校竞争”。上海 1998年前 ,放弃录取以待来年再考的不足百人 , 1999年增为 400多人 , 2000年增为1008人 , 2001年再增为 1708人 ,其中有重点本科58人 ,一般本科 328人。北京、上海计划招生数与考生数之比超过了 70% ,并没有出现高考竞争缓解的景象 ,甚至同全国一样 ,社会关注高考的程度与日俱增。 其原因 ,除“名校竞争”外 , 儒家思想、科举的影响不可小视。 这是传统的力量 ,文化的力量。

当前 ,我国各地的“精英之争” ,使普通高中面临新的挑战 ,“片追”、偏科仍以新的形式在演绎。对于克服“片追”、偏科等弊病 ,我们不仅要靠思想教育、督导等行政手段 ,更应靠制度 ,包括会考 ,以及其他合理评价制度。

注释: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 ( 1991～ 1997) [C ] .海口: 海南出版社 , 1998. 4256.

②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印发《落实全教会精神, 深化高考改革座谈会纪要》的通知 [ Z] .

③ 1981年全日制十年制学校中学部分学科教学内容要点汇编.

④教育部关于进一步提高普通中学教育质量的几点意见.[责任编辑: 武思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