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则西通过百度推广进入武警北京二院进行治疗，他在百度的推广下、在医院描绘的“良好治疗效果”下、在部队医院、斯坦福大学技术、中央电视台报道等名词的吸引下选择了信任。而事实上，其中的欺骗其它患者早有举报、一些媒体早有报道、甚至一些司法判决早已存在，但魏则西没有办法可以更为广泛地搜索信息。魏则西事件发生后，我们看到政府部门快速地介入和处理了这个问题，这无疑具有正面意义，但处理是在事件发生之后，魏则西的悲剧无法逆转。牢虽补，羊已亡。

一、医疗市场的诚信和信任问题

在经济转型过程中，随着市场范围扩大，人格化交易向非人格化交易转变，市场交易离不开交易治理机制。医疗领域中，医院、医生与患者之间具有典型的信息不对称特征，患者对病情、对治疗、对医药不知情，只能依靠一个专家系统来决定其信任，例如，医院是三甲医院，这个“三甲”就是一个专家系统的符号，要经过资格评定才能获得“三甲”称号。医生要经过医学教育、考试并获得资质，因此，坐在医院、穿着白大褂的医生也是一种专家系统的符号。人们走进医院，并不知道这位医生姓什名谁，之所以信任他，正因为他是医生。在魏则西的遭遇中，这个专家系统出现了问题，武警北京二院这个“三甲”医院出现了对外承包科室，主治医生涉嫌诸多弄虚作假，他们声称引进斯坦福大学的技术，实际上纯属捏造；他们声称采用获得诺贝尔奖的治疗技术细胞免疫疗法(DC-CIK)，实际上在美国的临床试验基本上没有效果，已宣告淘汰，在国内，这项技术也并无审批资质。所谓百度推广，其字面意思是推而广之，老百姓信任百度，自然也信任其推广，谷歌会在这类商业推广上明确标记醒目的“AD”字样。这些专家系统一路失效，利用魏则西们对专家系统的信任，榨干他们的血汗，正如马克思的名言：“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波兰尼指出，在市场化运动中，一个完全自我调节的市场力量是十分野蛮的力量，当它试图把人类与自然环境转变为纯粹的商品时，必然导致社会与自然环境的毁灭。医院滥用抗生素、女孩怒斥号贩子、百度血友病贴吧被承包、魏则西事件背后都是野蛮的市场力量在作祟。波兰尼认为，放任的市场经济必然引发反向的社会自我保护运动，社会的力量会阻止自由市场对人、自然环境及其社会关系造成进一步的损害。市场经济并不意味着自由放任，不受干预的所谓自由市场只是一种乌托邦。保护性立法与政府干预是这种反向运动的主要表现。

二、政府管制和司法的局限性

主流的观点认为，正式制度和私人秩序是维持市场有序运行的两种基本机制。正式制度大体可以分为政府管制和司法制度，其逻辑是一致的，制度主义的逻辑是，人应该按规则行事，否则将面临规则的惩罚。政府对违反规则的行为进行管制，法律对违反规则的人实施司法。制度主义背后，有一个假想的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万能的监管者在实施规则。然而，真的存在万能的大公无私的监管者吗？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所有的监管者都是行为人，在经济学上叫“经济人”，在利益上追求利益最大化，在成本上面临成本约束，在信息上面临信息约束，在体制上面临制度约束。监管者可以多监管，也可以少监管，可以是好的监管，也可能是坏的监管。于是就产生了第二个问题，谁来监管监管者？如果说B是监管者，制度上设计由A监管B，那么第三个问题又产生了，谁又来监管监管者A? 例如，香港的监管部门有廉政公署监管，那么谁来监管廉政公署？谁来监管监管者在全世界都是无解的问题。

先看政府管制。政府管制创造一个规范、良好的市场环境，这是典型的正外部性行为。正外部性是说经济行为的成本由自己承担，经济行为给别人（外部）带来了好处，别人没有因为获得好处而对这一经济行为做出补偿。如下图所示，该经济活动存在外部价值，因此社会价值大于私人价值。私人成本和私人价值决定其私人产量，而私人成本和社会价值决定社会合意的产量，可以看出，正外部性的市场结果是私人决策产量低于社会最合意的产量。在市场中，人们总是觉得正外部性的行为少了，如慈善、环保、教育、做好事等等。显然，医疗监管也是如此。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施蒂格勒、贝克尔等人基于美国的经验提出了“规制俘虏理论”，该理论认为，规制的提供正是适应产业对规制的需求，规制者被规制中的产业所控制和俘获，不管规制方案如何设计，规制提高了产业利润而不是社会福利。规制者并不是追求公共利益最大化，而是私人利益最大化。请允许本文引用谢作诗（2016）的说法：“如果说医院和医生坑患者，凭什么与患者八竿子打不着的官员就会维护患者的利益，而不是与医院和医生合谋一起坑患者呢？”“监管者与被监管者其实是猫与老鼠的关系。消灭老鼠，符合猫的利益吗？”“让猫去监管老鼠，一方面猫会纵容老鼠卖假药行假医，这是播种；另一方面又会充当正义代表，对老鼠处以罚款，这是收获。没人只播种不收获，也不可能只收获不播种”。魏则西事件曝光之后，媒体曝光了一些莆田系医疗机构逢年过节的送礼清单。在金钱的攻击下，猫不但不抓老鼠，猫鼠甚至可能成了朋友，监管若隐若现、若有若无，这就是监管的真实写照。

再看司法。在理论上，基于国家强制力实施的法律规则可以实施惩罚机制，改变交易主体的行动空间或支付函数，从而改变均衡结果（Basu,1989），法律可以建立起诚信。但是，法律对交易治理的有效性建立在法律本身的有效性上。司法制度遵循“不告不理”、“一事一议”的原则。只有个人认为自己的权益遭受侵犯时,在受害者的诉讼请求下，法院才会介入。法院不能主动处罚欺骗行为，民不告，法不究。当医疗事件中，若个人认为权益被侵犯，要诉诸法律并不容易。医疗行业存在显著的信息不对称，患者处在信息的不知情方，司法原则又讲究“谁主张，谁举证”。在医疗过程中，多少欺骗被蒙在鼓里，患者却无能为力诉诸司法。法律还存在其它的局限性，例如，法律执行是有成本的；法律规则的建立往往滞后于市场发展，常常无法可依；有限理性和不完全信息，使得合同是不完备的，法律无法对没有约定的交易环节进行裁决，这给了法官自由裁量权；即使合同约定清楚的内容，也可能因为违约行为无法证实，使得法律无法起作用；即使法庭做出了公正裁决，也可能出现司法裁决难以执行的情况；执法者也是“经济人”，也具有机会主义倾向，执法的公正性就成为一个问题。在全世界的司法诉讼中，个人和资本之间根本无法进行平等的诉讼，法院常常是偏向资本企业的，法律并不能阻止强者欺凌弱者，资本企业可以聘请强大的律师，可以对立法者、法官和陪审团行贿。在社会的价值判断中，往往也容易牺牲个人的利益而维护企业、企业员工、国家税收、社会稳定等方面的利益。法律是冲突解决的最后屏障，但并非可靠的最后屏障。法律的局限性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谁来监督执法者？法律不但要规制个人的行为，还要规制执法者的行为（Glaeser and Hart,2000），但谁来监督监督者的问题仍然无解。

三、征信系统与匿名信任

除了政府管制和司法诉讼这样的正式制度，作为非正式制度的私人秩序也可以实现交易的有效治理，声誉机制是主要的私人秩序。在重复博弈中，交易主体为了长期的合作收益而保持诚信的声誉(Kreps,1986)。Greif(1993)发现，中世纪马格里布商人联盟依靠多边声誉机制实现了海外远程贸易的有效治理。在封闭乡村社会，人们的闲言碎语就可以建立起高度的信任（Merry，1984）。声誉机制起作用，离不开两个要点：一是信息传递，二是惩罚机制。欺骗信息的传递越迅速越广泛，声誉机制越有效，对欺骗的惩罚越确定，声誉机制越有效。声誉机制包括双边声誉机制和多边声誉机制，前者依赖双边惩罚，后者依赖多边惩罚，这在熟人社会比较有效。

在匿名社会，若没有一个传递个人声誉信息的途径，欺骗者可以欺骗一个又一个的陌生人。我们时常看到这样的新闻，某个人冒充“富二代”、“官二代”同时对诸多女人骗财骗色。在城市匿名社会，往往有更多的犯罪活动。若建立起征信系统，每个交易主体的信用信息被记录且可以查询，那么，陌生的交易主体在交易之前，可以查询交易对象的信用情况，根据对方的信用情况来决定是否信任。征信系统起到传递信用信息的中介作用，若违约发生，受害者将违约信息传递给征信机构，征信机构对违约信息进行审核和确认，并对真实发生的违约信息进行记录。违约者一旦有违约信息被记录，他的声誉将受损，在未来较难找到交易对象。征信系统起到恶名传播的作用，人们为了避免风险不会和信用差的人交易，那么组织和个人自然会建立和维护诚信的声誉。借助征信系统，违约者与受害人之间的交易冲突，转化为违约者与全社会的交易冲突，因此，每个人都将控制自己的违约行为。征信系统帮助建立起一种私人秩序，起到法律类似的威慑效果。

若社会给魏则西一个功能足够强大的征信系统，那么百度、武警北京二院、莆田系的民营医疗机构、甚至每一位医生都有其信用账户，他们之前的种种不诚信或欺骗早已记录在征信账户之中，魏则西只要从征信系统查询一下这些机构或医生的信用记录，自然会避开那些信用不良的医疗机构和医生，选择信用良好的医疗机构和医生。这样，魏则西就不至于落入满怀希望而去，满脸血泪而死的悲剧。

当然，征信机构也是经济主体，如何确保征信机构本身的诚信？上述的政府管制、司法诉讼可以解决部分的问题，其余的仍然需要借助声誉机制解决征信机构本身的诚信问题。如果某个征信机构提供虚假的信用记录，受骗者向征信系统举报，该征信机构的欺骗行为就会留下记录，人们不再与信用记录不好的征信机构交易，欺骗的征信机构就会失去生存的基础。

我们将多边声誉机制区分为熟人社会的多边声誉机制和匿名社会的多边声誉机制。在华人社会，熟人社会的声誉机制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我国的匿名声誉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原因是我国缺少一个覆盖全社会的征信系统。基于这样的征信系统，匿名交易也可以依靠多边声誉机制建立起诚信和信任，我们称之为匿名声誉机制。这样，不管是熟人社会还是匿名社会，不管是重复博弈还是一次性博弈，基于声誉机制都可以实现诚信和信任。

建设覆盖全社会的征信系统，是完善我国市场交易治理的有效途径。要像建设高速公路、铁路、电信等硬件基础设施一样，建设全国统一、开放、覆盖全社会的征信系统，这是非常重要的制度基础设施。我国转型社会除了医疗领域之外，其它很多领域也出现了诚信、道德缺失的问题。建设一个覆盖全社会的征信系统，是避免魏则西悲剧的一个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