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早晨，我们一家人正在吃早饭。看到朋友圈魏则西事件刷屏，我跟先生聊了两句。女儿问什么事，我说，有个中国的大哥哥，得了一种癌症，他通过百度找到了一家医院，花了很多钱去看病，结果前不久死了。
女儿问：“怎么死的？那个医院的医生被关进jail了吗？”
我答不上来。我那时候甚至都不知道涉世的医生是谁，只看见满屏都在骂百度。
昨天下午，阳光很好。草坪是毛茸茸的新绿，像一张厚厚的大地毯。我在车库门口的草坪上看我新开的郁金香。对门的莱宁老头儿走过来，开心地跟我打招呼。莱宁从路透社的退休，去年冬天前他帮我一起种下了这些郁金香的球茎。
“嗨！天气真好！有啥新鲜事吗？”莱宁跟我闲聊。
“啊，我在看这些花，你看有些叶子被兔子吃了……嗯，你有没有听说中国这两天出了一件医院的事，有个年轻人得癌症，死了。”我满脑子还都是朋友圈刷屏的魏则西事件，顺口跟他聊聊。
“没有啊？怎么回事，是医疗事故吗？”
“应该不算，嗯，那个小伙子发表了一篇文章，看样子是那家医院提供给他的是不诚信的无效的医疗。”
“喔！那家医院有麻烦了吧？”
“好像还没有……你知道，中国的医院跟美国的不同，我们的医院系统主要是公立的，就是政府所有的。这次出事儿的是一件军队的医院，但是据说负责那个病人的科室被卖给了一家私人机构。”我字斟句酌地，费劲解释。
“你的意思是说，军队医院跟私人机构有利益交换？”莱宁有点蒙。
“额，有可能。不过那个病人是通过百度找到的这家医院，所以现在中国的媒体和群众都很愤怒，在集中批评百度。”医院的事情说不清，我把事情拐到了目前的热点上。
莱宁看样子没想到过来看个花聊个天会遇到这么复杂的问题。他有点懵，不过还是努力跟上事情的发展节奏：
“那么媒体怎么调查这家医院的？医院给病人赔偿了吗？”
我没法回答莱宁。
这件事已经刷屏三天，我的朋友圈阵营对峙，朋友们明里暗里针对这件事情站队。看样子，出了医疗事故骂不骂百度，已经成为中医和转基因之后成功策反朋友的话题。
骂百度不是新鲜事。百度树大招风，而且本身有缺陷，骂起来不费劲。从道德层面，我们也习惯于要求成功的人负担更大的责任，就是“达则兼济天下”，对于为富不仁的公司，向来是最为鄙视的。这也是为什么最近骂百度已经成为了政治正确。就我所见，这次有百度前员工因爱生恨骂百度的，有一贯批评百度的业界大V，还有“不管有理没理，反正骂百度我就高兴”的愤青，还有很多因义愤而恨百度的群众。
老实说离开百度以后，看到人骂百度医疗推广的事儿我挺高兴，因为这些问题如顽疾，我们在内部说不管用，外部人骂还能痛点，有种“哈哈你看我说的对吧”的认同感。包括上次血友病吧的事件。这次的事情，如果发言者不是着眼在医疗事件本身而是着眼在百度身上，也是一个绝好的佐证，人命关天的大事，人人揪心。
但两三天过去了，朋友圈还是在专注骂百度，我就开始惊讶了。怎么还是在外边绕，骂不到事情的关键呢？
这次事情和血友病吧事件不同，简单说，直接杀人者不是百度（如果我们用杀人这个说法的话）。责任主体第一是当事医生和肿瘤科，第二是莆田系和武警二院，第三才是百度CCTV以及监管部门，正常情况下，我们会按责任轻重排序，一个个来骂。但先骂百度也没啥，前面说过了。但怎么骂来骂去，三天过去了，还是80%在花式骂百度，10%在翻莆田系的老账（对这次事件的新鲜采访几乎没有），还有10%是百度系的反击，对核心责任人和单位的追踪报道几乎没有。
回到事件本身。以正常的简单的思维来追问魏则西事件，大概你会问这些：
一，魏则西事情如何定性？是医疗事故还是别的什么？
二，与此相关的法律法规是什么？武警二院是否违反法律法规，是否应接受惩罚或应该給死者提供赔偿？
三，以魏则西的案例看，医院管理的现行法律法规是否有漏洞？监管部门是否需要加强相关立法？
四，事件的其他相关方，比如传播机构，百度，CCTV等，它们行为是否违反法律法规？如果不构成违法违规，相关法律法规是否需要增补？
这几个要点，随便在公司找个会写PPT的人，花几分钟就能写出来吧。给一群小学生解释，也很容易能说明白吧。回答问题需要专门知识，比如我跟我的好朋友聊魏则西这个事情，要给她解释“百度搜索”和“百度推广”的区别。但任何一个人要提出上述问题，只需要常识。但事实是没人这么问。相反，我看到有人问“为什么放弃对直接责任方的追责？”，他马上被指为给百度洗地。好吧，这逻辑实在酸爽。
我们的思维如此跳跃，跳过了种种概念和分解步骤，直接把议题从「如何看待魏则西在莆田系医院接受治疗去世」置换成了「魏则西死了该不该骂百度」。
我很好奇，我们怎么会如此默契地放弃议事原则，跳过那么多小孩子都看的出来的重要议题？
我有一种被侮辱智商的感觉。
于是我问了北京的媒体朋友。副总编级别，能接触到核心信息的那种。他说，为什么不报道你说的那些？因为宣宣有精神，这个事情，一不许报道跟部队医院相关，二不许报道跟医疗改革相关。他说对于媒体来说，持中调查魏泽西之死是谁的责任，绝对得不偿失。可以调查莆田系，调查他们和免疫疗法到底有没有合作，调查武警二院则几乎不可能。
明白了。换做我在媒体，我也不会做这个调查报道，不要说得不偿失，根本就连费劲写的稿子都发不出来。不过这两条精神“此地无银三百两”，赤裸裸地告诉你你不需要知道什么，你也可以理解为比较接近的真相是什么。对了，你有没有见过“蒙蔽”二字怎么写？你有没有见过“愚民”二字怎么写？
我学新闻出身，看事情的视角偏媒体。我的很多同学朋友至今仍然在新闻媒体工作。我们曾经追逐过新闻理想，很多人到今天仍然没有放弃。这几年传统媒体式微，最重大的变化不是报纸电视被互联网取代，而是媒体作为社会公器角色的逐渐消解。有多少事情不让报道，有多少报道被规定好了口径。今天的读者要想接触到一个事情的真相，比十年前更难。
你说我们有了网络，有了自媒体。今天的言论更自由了。不错，我们确实有了很多自媒体，很多大V，但是很多自媒体采取的立场是个人立场，或者如某大V所说，他不是“跨界公知”。专业的公知多了，对事件做全景式深度报道的媒体呢？换句话说，评论多了，报道少了。观点多了，事实少了。公知多了，记者少了。
想起今年奥斯卡获奖影片《聚焦》，一个团队为了一篇报道花费了一整年。今时今日，美国的传统媒体也早已不如往日风光，但至少他们还有记者在做真正的深度报道。而我们的媒体人，处境就艰难得多了。历史上我们曾经有少数风气开明些的时期，还能看得见南方周末二十一世纪南都周刊的民生报道。这几年风声鹤唳，媒体人动辄消失，深度调查报道快要绝迹，这也是许多媒体人干脆投奔新媒体的原因。
专业媒体报道式微带来的结果，如魏则西事件所呈现出来一样，是理性让位于感性，片面取代了整体。在民众知情权和智力开发方面，我们好像是在倒退。
但且慢，就算专业媒体不报道，围观群众就看不出来事情的重点吗？我们傻吗？
有人跟我说，你说的这些我们都知道。但能解决掉一个百度，不也是好事吗？我们对那些不能改变的部分已经不报希望了。我能理解。我们被捆绑得太久，已经习惯了这个姿势。能有个出口，就已经很不错了。以往发生的事情，当被设置了不可说的界限并吃了很多苦头后，我们习惯了集体沉默。而这次，在不可说的范围之外有百度可骂，于是火力都集中了过去。大家对不可说的部分心知肚明，于是在能说的对象上翻来覆去扔炸弹。只是有点文不对题，因果关系绕了一些，让人看起来有些费劲。
所以我们当然不是傻子。作为群众，我们明明白白地知道即使还有更值得追究的事情，但也会特别懂得国情地知道无法追究。说白了，不敢骂，骂了也没用，还会殃及自身。那么，就追打一番百度，弄出些结果是一些。
这到底算是进步呢，还是退步呢？
这真是一副奇妙的场景。一边是当权方把持着议题的范围和披露事实的尺度，另一边是群众心照不宣地在一个话题上情绪化地狂欢。恐怖的是，在大批群众情绪激动地讨论事情时，往往是让某些特权者悄悄达成自己的目的。就怕你刷了三天朋友圈，你的的愤怒遮盖了事情真相，消耗掉了你在这件事情上的所有注意力。然后，热点就过去了。
不能批评部队医院，也不允许置喙医疗改革，因为这些领域是特权与公权力所在之处，是我们国家的法外之地。他们豁免于媒体监督与批评，也豁免于公义与平等。
说到底，想想看我们在谈论魏则西事件时，我们在有意无意回避些什么，大概就能意识到，我们有多习惯在敏感领域不说话、有多自觉地尊重特权集团的利益。但是，至少让我们在理智上，在思想上，努力不放弃对事情的真实看法，努力保持清醒。最可怕的难道不是我们在日复一日的监管中，失去了探索真相的意识、失去了自由的能力？
写这篇，是真心觉得这三天骂百度，百度不冤枉，百姓冤枉。我们被剥夺的东西在这里一览无余。比如了解事实的权利，报道的权利，批评特权集团的权利，追问事实和议事的公民能力。
这当然正是一些人愿意见到的。但希望我们还有意愿和能力，去看得见允许报道的，也看得见不允许报道的。拥有对恶的义愤和激情，也拥有分析事情的方法和理智。不让喧哗蒙蔽智识，也不丧失对特权的警惕。在舆论自由被阉割，权力范围被缩水的环境里，要想认识事情的真相越来越困难。如果我们不甘于被蒙蔽被侮辱智商，就得花更多力气。
今天国家网管办协同多家单位进驻百度调查了。监管部门进驻百度，对于百度在医疗推广业务方面的优化应该有推动作用，让百度往好的方向发展。但滑稽的是，“魏则西在承包了三甲武警医院的莆田系医生手里丢了性命”，这个事件带来的第一个结果不是医生、莆田系、武警医院的处理，而是百度的整改。我猜连魏则西本人也不会想到因他的离世最快受到震动的是百度。另外，这个处理会不会成为有关部门回应魏则西事件交出的“说法”，然后就此无下文。无论如何，这可以看做是管理部门对舆论与民意的回应。那么接下来，我们要不要把舆论火力集中在莆田系和武警医院，让政府部门进驻进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