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这是中国在改革开放时期少见的一次意图以实力支撑的战略运作来改变国际秩序和实现国际力量重组的重大国家规划，也是新一届中国政府确定的对外关系顶层设计。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3年9月访问哈萨克斯坦首倡“丝绸之路经济带”和10月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演讲提出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来，加快“一带一路”建设成为中国领导人外事访谈双边合作的必用语。
作为顶层设计的国家方略，“一带一路”自然成为中国地方各省区热炒的题目，在2015年的中国地方工作报告中，有31个省提出积极对接“一带一路”的诉求，而中国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也以各种方式表达了参与这一规划的愿望。此外，“一带一路”在国外也引发热议，众多知名国际媒体对这一规划作过认真的报道和探讨。
一方面，尽管其具体内容仍然缺乏细节，而学者之间对“一带一路”的性质仍有一定争论，比如它到底应该被称为“战略”还是“倡议”，或者别的什么，但无人否定它是本届政府对外关系的大方略，甚至被认为是恰当其时的最佳战略。另一方面，“一带一路”规划虽然气势如虹，已经出现了“‘一带一路’是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的中国特色跟风潮，但总给人一点不知具体内容到底为何的感觉。
细节终归可以补充也必须得到补充。不过，仅就这个设想的提出本身而言，其在国际关系上具有重大意义。它在国际政治上提出一套新的论述和战略，其暗中契合地缘政治的一个流传已久的重大理论；若成功实施，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实现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在区域内的重整和再组，并在此基础上产生全球性影响。
一、文件上的“一带一路”方略
首先简要总结依现有可获得信息能理解到的“一带一路”基本框架和某些具体内容。这方面的主要官方文件是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外交部和商务部经国务院授权于2015年3月28日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根据这份文件，“一带一路”具有如下特点：
1.“一带一路”的宗旨是实现沿线各国及附近海洋的互联互通，正如上述文件所说：“旨在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沿线各国经济政策协调，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构架”。
2.“一带一路”的地理涵盖范围点明是“亚欧非大陆及其附近海洋”。“一带”的三个走向是：（1）从中国经中亚、俄罗斯至欧洲；（2）中国经中亚、西亚到波斯湾、地中海；（3）中国至东南亚、南亚、印度洋。“一路”的重点方向是从中国沿海港口经南海到印度洋并延伸至欧洲，以及从中国沿海港口经南海到南太平洋。
3．中国要推动的“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合作的重点是“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互通”，而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作为优先建设领域。
4.“一带一路”的推进是要依托中国与沿线有关国家和地区既有的双多边合作机制和区域合作平台，“充分发挥现有联委会、混委会、协委会、指导委员会、管理委员会等双边机制作用，协调推动合作项目实施”。
可以看出，“一带一路”本身不是一个国际组织或者国际协议，不具有实体和固定机制或治理框架，而是一系列倡议、协议、项目等的综合，借助“丝绸之路”这个历史符号，旨在通过政府号召和鼓励来推动企业通过市场来进行产能合作。在这个意义上，它的目标很明确，但具体实现缺少正式的机制，因而必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二、“一带一路”的地缘政治
显而易见，“一带一路”战略的着眼点是建设欧亚大陆，其可辨别的最明确目标是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来实现欧亚大陆的互联互通。这会使很多国际关系研究者联想到地缘政治学中最重要的理论之一，即英国政治地理学家麦金德的“历史的地理枢纽”理论，或称“世界岛”理论及“大陆心脏说”。1904年麦金德在其著名论文《历史的地理枢纽》中将世界政治力量划分为陆上力量和海上力量，陆上力量的主要源泉在于广阔的亚洲中心地区，麦金德称之为“历史的地理枢纽”。麦金德断言，控制枢纽地带的大国相对于海权国家来说处于优势，其安全固若金汤。“一战”以后，麦金德将枢纽地带更名为“心脏地带”，其范围被他定义为包括了从日德兰半岛到爱琴海一线以东的整个欧洲部分，而中国的大部分地区也位于“心脏地带”以内。
麦金德认为“心脏地带”是海权国家鞭长莫及的，不仅战略上无懈可击，同时拥有巨大的经济潜力，富有能源、矿产资源、原材料和农产品。麦金德由此推断，“心脏地带具备了成为世界权力的根本中心的潜力。而开启这一潜力的根本途径是现代化的通信系统，这在20世纪早期意味着要修建铁路”。他甚至在《历史的地理枢纽》中断言，“任何可能的社会变革，似乎都不会改变它和它生存的巨大地理界线之间的基本关系”。今天如果麦金德被要求修订这一理论，他大概只会说应该修建更多更快的铁路和机场。
麦金德的理论当然只是一家之言，在他之后也有学者提出边缘地带理论，认为欧亚大陆的沿海地区才是世界政治力量争夺的中心，而以后的世界历史发展也昭然若揭：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并不在欧亚大陆，而最接近完全控制“世界岛”的苏联其实很脆弱，最后解体了。但平心而论，这不改变划分海权和陆权及世界政治力量空间分布的分析方法的巨大而恒久的意义，而其实随后的历史发展也并不必然能证伪麦金德的理论。换言之，历史上虽然还未出现通过控制“心脏地带”而称霸世界的国家，并不等于以后不会有。
这大陆“心脏地带”理论和中国有何联系？传统上德国和俄国被认为是最关注“心脏地带”统治权的大国，但麦金德本人很早就对中国的角色表示过警惕，尽管他只是担心中国被日本利用，因为当时的中国尚处在列强侵凌之下。他在《历史的地理枢纽》中声称，“假如中国被日本组织起来去推翻俄罗斯帝国，并征服它的领土的话，那时就会因为他们将面临海洋的优越地位和把巨大的大陆资源加到一起—这是占有枢纽地位的俄国人现在还没到手的有利条件，构成对世界自由威胁的黄祸”。在这个意义上，麦金德作出了一个重要预测，为以后的西方地缘政治学者时时提起，即一个强大的中国，由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而具有特殊的地缘优势，如果能染指“世界岛”，那么将会把陆权和海权结合起来，构建世界权力的主要中心。中国积弱百年，这一点因而一直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但中国可能睡狮猛醒，因而也还有这种可能。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自1949年建政以来从来没有公开宣示过自己的地缘战略。在学界，麦金德的理论长期处于被批判的境地。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和随之而来的军事力量的大幅度增强，加上与某些大国和周边国家的冲突也在日渐频密，中国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地缘战略，开始成为国内讨论和国际上猜测的一个议题。
当代国际社会并不是没有秩序。相反，它有着一个相当稳定的国际秩序，包括政治上基于雅尔塔体系而建立的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政治秩序和国际经济上以自由贸易和自由市场为基本理念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本质上，这个体系是由美国主导建立和维护的，是所谓“美国治下的和平”（Pax-Americana）。但是中国的崛起，无论在客观上还是主观上都造成现有体系的不稳定。但无论对体系有什么影响，中国追求富国强兵总是合理的，而在崛起的过程中，寻求自身地缘空间的安全以及参与构建有利于自身的地缘秩序，也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当然，必须指出的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始终可算是现行国际体系的最大受益者之一。
结合中国的地缘环境，历史上始终有海防与塞防之争，隐隐与海权和陆权的两分法有所契合。海防、塞防这个说法今天自然已经不能正确描述和解释中国现在面对的地缘政治问题，但仍然可以用来点明中国必须处理的地缘政治大势，以及中国地缘战略所必须考虑的因素。简单讲，中国地缘政治大势的三条政治线，对哪一条都不可偏废和偏颇。大体上，与在北部和西北与中国接壤的俄罗斯等国构成中国地缘政治的北一西北线，与新疆、西藏相邻的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等构成西线，东部和南部与中国相邻或隔海相望的国家构成东线或东一南线。我们从前述的“一带一路”战略的涵盖范围可以看出，“一带一路”有着同时兼顾中国所有地缘政治线的企图心。
“一带一路”自丝绸之路经济带始，针对的就是地缘政治线的西线与北一西北线。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眼光一直放在东线，外交也以处理好大国关系为要务。这在首重经济发展的国策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近年来中国所面临的情势已然大为改变，尤其是美国提出并实施以“重返亚太”为主题的“战略再平衡”，大国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竞争转向冷战后前所未有的激烈，中国在东线的发展受到很大阻碍。这种局面下，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教授在《“西进”：中国地缘战略的再平衡》中提出了关于中国地缘战略的一个新设想：
“当美国战略重点‘东移’，欧印俄等‘东望’之际，地处亚太中心位置的中国，不应将眼光局限于沿海疆域、传统竞争对象与合作伙伴，而应有‘西进’的战略谋划。”
据称这篇文章就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思想资源之一。大体上讲，王缉思教授提出，中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需要新的地缘战略支柱。
显而易见，王缉思教授提出的有关方略，基本被纳入了中国政府后来公布的《“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对于为什么要“西进”的原因，王教授提出，西部各国位于欧亚大陆的核心地带，资源丰富，但该地区充满各种动荡冲突，“将对未来的全球秩序和大国关系造成严重冲击，也必将对中国在该地区迅速拓展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影响造成严重冲击”，对此中国不能置身事外，必须积极主动介入。另外，这一带大国协调机制和竞争合作规则未确立，大国势力范围处在交叉和重塑的过程中，但美国已经在下“先手棋”，俄罗斯和日本也多有卷入。在这种情况下，“西进战略”的意义在于，首先，有利于建立更为平衡的中美关系，可以和美国在该地区合作多于冲突。其次，西部各国为中国提供了参与大国多边协调、提高国际地位的良好机遇。
从王缉思教授在理论和方略上的论证与中国政府公布的“一带一路”官方文件内容来看，如果有观察者要将“一带一路”尤其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与麦金德的“大陆心脏地带说”联系起来，这不应该令人惊讶，虽然王缉思教授在《“西进”：中国地缘战略的再平衡》一文中从策略层面反对“西进”成为明确成文的国家战略。固然中国的“西进”确实当其时也，有着林林总总的必要原因和可行条件，但麦金德的理论就在那里，任何染指“心脏地带”的陆权大国会被套入这个分析框架，也几乎是必然之事。在这个意义上，麦金德的理论既是加持也是诅咒。对国内的民族主义者来说，没有比这更好的支持“一带一路”的理由了：挺进“心脏地带”，控制“世界岛”，进而雄霸天下，天下还有比这更好的“大棋”吗？但对于国外那些处处通过“中国威胁论”的有色眼镜观察中国的人来说，中国在欧亚大陆的任何重大举动都极可能引发猜疑和敌视。
对中国而言，“一带一路”，尤其是其中“西进”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是国家利益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不可能因为其他国家的猜疑而止步不前。大概最好的做法，就是如王缉思教授所建议的，“中国‘西进’不可能不引起其他大国的疑虑和防范。要尽力避免它们联手排挤中国，不能以争霸、争权、争利的面目出现，动辄做出‘突破美国围堵’之类的姿态，视正常竞争为零和格局，将经济问题政治化。”
三、国际话语权与国际规则制定
大国要有相应的国际话语权，这已经成为国人的通识，同时也是“痛识”，因为很多人认识到，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一个经济排名世界第二的大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相对来说很是轻微。比如说中国在国际组织中，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投票权长期低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尽管中国经济总额已经超过了他们数倍。国际组织中中国籍的职员，虽然近些年人数在增长，但占的比例仍然很少，而且鲜少有居于决策岗位或者是关键执行岗位的。这些岗位通常是被来自美欧的人士所把持。此外，在国际规则制定与国际规则的形成方面，也少有中国的声音。
在某种意义上，拥有国际话语权是制定国际规则的基础资源。国际话语权听起来比较抽象，但其实际意义很明确，就是一国在国际社会中掌控国际舆论和影响国际局势发展的能力和权力。一个国家是否有话语权，大体要看两方面的要素，第一是这个国家是否有实力，第二是如何运用自己的实力。这两个因素需要稍微细为解说才不至于引起误解。
首先没有实力就没有话语权。实力在国际政治上可以被定义为影响他国的能力，包括硬实力和软实力。有形的硬实力包括国家的规模（人口、领土大小、国民生产总值）和能力（国民受教育程度、健康水平和科技发展水平等），还包括军事能力和情报能力。此外硬实力还包括一些无形因素，比如国家的组织动员能力，政府团结人民的能力，人民的牺牲精神等。
国家综合能力还包含一国的软实力。具体到话语权相关的软实力，首先涉及一国在国际层面的意识形态号召力。一个国家如果能提出一套能够使世界上多数国家在经济和安全上受益或潜在受益的国际价值观或理论，并且该国自身以可持续性和可预测性的行为方式践行和维护这套理论，那么该理论就很可能成为国际社会的某种意识形态。这就给了意识形态提出国莫大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因为改变另一行为主体的愿望是整个影响过程的关键。”意识形态就是关于世界是怎么样的、什么是对与错、世界怎么可以变得更好的一套说辞（Discourse），被他人接受后，就会内化为后者内心坚定不移的信念。“使一个或数个其他行为主体采纳你想要他们接受的观念，通过控制他们的想法和愿望来使他们处于从属地位，这难道不是行使实力的最高明的方式吗？”
与话语权相关的软实力还包括制造思想及将思想转化为规则的能力。必须承认，在过去几百年来，国际社会在各个方面的行为规则都是西方国家制定的，在冷战以后，几乎所有的重大规则都是美国主导制定的。细究任何一个规则，比如国际经济法中的国际货物买卖合同订立、合同履行、违约补偿、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知识产权保护、投资者补偿、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等规则，国际公法中的国家主权、自然资源利用、领土获得、政府继承、国家豁免、国际组织法律人格、人权与人道主义干涉、国家保护责任等法律原则，这些绝不仅仅是几句话、几段文字那么简单，每个原则背后都有其深刻的思想源头和复杂的理论体系，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既没有制造思想的能力，也没有以思想为基础发展出理论体系的能力，更没有将思想转换成有意义的规则的能力。
此外，谈及国家在话语权方面的能力，不可忘记话语权平台和媒介的建设。任何话语，都必须通过一定的媒介表达出来，因而掌控最有影响力的媒介是取得最大话语权的前提。但必须注意的是，媒介的影响力并不主要在于硬件，而首先在于其叙事能力（展现和分析事实）和公信力（客观、公正、符合主流价值观），这方面国家权力干涉的效果往往适得其反，而自民间成长起来的独立机构所发出的声音，反倒更为容易让人接受。
除能力之外，从国际话语权到国际规则制定，还看一个国家—假定其有相关能力—如何运用自身的能力。简而言之，在国际社会必须积极参与，维持可见度，做到“声音大、说得好、有人听”。具体而言这表现为：第一，关心国际事务，对重大国际事项能摆明明确的态度和提出清晰而又具有面向解决问题意义的主张，做好随时介入的准备，即使最后有意策略性地选择沉默。第二，积极参与国际组织建设，使得本国籍人士在国际组织职员中占到较大比例。第三，积极参加国际会谈和国际组织活动，将自己的主张积极推销给他国，并通过谈判说服、外交、经济，甚至是必要情况下的胁迫手段（如经济惩罚）来努力使本国主张得到接受，最终形成通行的国际规则。
质言之，一国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的终极体现方式就是使其他国际行为主体心悦诚服地接受或者不反对本国所推行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和目标，控制国际游戏规则，控制议事日程（包括突发事件的处理权），最终控制国际事务博弈的结果。
以上述标准来衡量，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的分量确实很低。首先，中国还没有就国际事务、国际局势和国际关系的发展提出思想，并将其加工成理论体系的能力。这种思想和理论创造能力的缺失，来自研究能力的低下。其次，中国也没有提出新的，或者改善，或改变现有国际规则的能力。如前所述，过去几百年，国际规则的制定都为西方所主导，并没有什么规则是非西方国家包括中国所提出。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还先后提出了一些诸如“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三个世界划分”等说辞和分析框架，在世界上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力，但此后进入“韬光养晦”时代，中国更多地愿意作为规则的接受者（rule-taker ）而不是制定者（rule-maker ）。另外，中国对许多国际事务，尤其是和本国利益没有直接关系的全球事务，长期较多持置身事外的态度，这既包括中东非洲的战乱冲突，也包括世界贸易组织谈判中的农产品进口紧急保障问题。当然，近年来中国的外交态势已经逐渐转向“有所作为”，在这方面有所改变。复次，中国在国际组织职员的比例仍然很低，很少有占据决策和执行之要津岗位者。再次，中国解读国际事务和阐述本国立场的语言仍没有和国际接轨，其表达很难为国际社会所听懂。但既然是对外宣传和表达，让别人听懂本是题中应有之义。最后，中国还严重缺少世界级的具有公信力的传播平台和媒介。
在这个意义上，“一带一路”工程能够为改变中国国际话语权软弱局面提供一个良好机遇。这种可能性在于，第一，“一带一路”本身自提出后，已经成为国际热议的话题，尽管对其具体内容仍有困惑之处，但外国政府、官员和学者鲜有低估其重要性者。可以说，“一带一路”作为一个测试，已经表明了国际社会认可中国提出和设定议题的资格和能力。
第二，“一带一路”是中国携巨大经济实力和沿线国家实现更深入的一体化和经济上的互惠互利，但“互联互通”旗帜下的项目中，首先受惠的是沿线各国及其人民。这就使得沿线国家愿意倾听中国的声音。换言之，中国已经处在有话语权的位置。
第三，中国经济几十年来的成功发展，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有别于西方发展模式的选择。郑永年在《“一带一路”与中国大外交》中指出：虽然中国未必愿意自我标签为一种模式，但中国的发展道路无疑能给众多并没有从西方发展模式（即所谓“华盛顿共识”）实际获益的发展中国家很多启发。无疑，中国本身应该就是自身道路的最佳阐述者。中国的发展经验，既是中国的软实力，也强化了中国在这些领域话语主导者的地位。
“一带一路”将中国置于强化和推广自身在国际社会话语权的优良位置。但能否真正实现加强中国话语权的目标，一个更重要的因素是中国实现自身的改革，包括加大对国际法、国际关系、国际经济、世界地理等一切相关领域的基础学术研究。这方面最重要的其实未见得是研究资金的投入，而是要尊重学术研究规律，减少对研究的不当干预和研究禁区的设置，同时对学术界不能封锁信息，包括政府和学界要分享信息，否则造成国内学术研究和国外学界的信息不对称就是一种畸形劣势。
四、推进“一带一路”，实现体系内崛起
自中美建交以来，两国关系间的“雷声”从未如此之大。20世纪末中国改革开放后，美国一直宣称要引导中国融入世界体系。今天虽然还能听到美国领导层这么说，但其声音已经相当微弱。对于善于发掘“对抗”迹象的观察者来说，近年来当今世界两大强国之间的冲突是明显的。微观层面的，中美海军已经在南海演练“逼近”与“警告”，两国外交部门与涉外官员开始各种唇枪舌剑。从宏观上看，奥巴马政府的“重返亚洲”和亚太“再平衡”政策，已经广泛地被解读为意图遏制中国。美国推行的“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经济融合程度最深广的自由贸易协议，却刻意将中国排除在外。中国发起的“一带一路”，尤其是亚投行，也被国际国内的主流媒体理解为某种程度上的反击。
目前在中美两国都有一定影响力的观点是，中国的崛起旨在推翻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秩序。美国政学界日渐认为，中国的对外政策目标是取代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霸主地位，并建立以中国为主导的有利于中国的新的规则体系，并假设这将是一个不平等的体系。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一个对美国外交政策有着极大影响力的智库，在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直白指出，美国几十年来试图引导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的努力已经不利于美国国家利益，美国应彻底改变对华的整体战略，以强硬应对中国。在中国国内，也有不少人认为中国强大后，推翻现有国际体系本来就是题中应有之义，对此无须大惊小怪。
对于这个争论，我们有必要问以下两个问题：第一，当代国际秩序是不是一个不利于中国因而强大后的中国必须予以推翻的体系？第二，如果意图破旧立新，对当今国际秩序有好的替代体系吗？
当代国际秩序是“二战”以后建立起来的，包括国际政治秩序和经济秩序。国际政治秩序主要体现为一套以联合国制度为基石、以公认的国际法规则为行为规范的国际政治体系，这个体系背后的依托力量是美国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以及美国通过一系列复杂的协议安排在全世界各地建立的同盟关系。国际经济秩序基本指的是所谓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即“二战”后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的国际会议所建立的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贸总协定（现为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国际贸易投资和金融制度，其核心是基于比较优势的自由贸易，以及有限度的资本和投资在国际间的自由流动。
当代的国际秩序是否不利于中国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历史证明，首先就经济而言，中国实际上是当代国际经济秩序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就是在这一套体系里，中国推进了对外开放政策，积极自愿地将自身融入其中，与西方国家签订了不计其数的经济协议，并加入了WTO（标志着中国成为世界经济中平等而最重要的一个成员之一），通过这些，中国累计和充分发展了自己的比较优势，实现经济总量翻了好几番，从开始落后的状态起步，现在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公认的“世界工厂”。可以说，对这个体系的规则结构，中国并没有什么应该抱怨的。事实上，我们对此也心知肚明，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现在已经成为高举自由贸易大旗的国家，比西方发达经济体还要坚定捍卫自由贸易、反对贸易保护主义。那么国际政治秩序又如何？我们可以说，没有国际政治秩序所提供普遍安全和和平（尤其是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经济发展也无从谈起。
当然这并不是说当代国际秩序就完全对中国公正公平。平心而论，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当代国际秩序—尤其是经济秩序—已经不能正确反映中国应有的国际地位。表现为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亚洲发展银行等国际机构的投票权或影响力，远远低于中国现在的经济实力，而这个局面很难通过这些机构自身的程序规则进行改变。一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后来者，而现有的格局和安排在中国强大之前已经完成；二是因为国际社会的既得利益者不愿根据新的国际形势作出调整而给予中国应有的话语权。在这个意义上，中国通过“一带一路”、亚投行、金砖银行等新的动作，以自身的经济实力，通过对外经济合作的手段来争取自身在国际经济秩序中地位的提升，这其实是值得称许的和平崛起姿态。南海诸岛的争端，也并不是中国挑战国际政治秩序的行为，而不过是当代国际秩序范畴内通过国际法可以解决的领土争议。
概括而论，中国无意也没有必要挑战现有的国际秩序，中国国际地位的继续提升，也完全可以在现有国际体系内根据其既有规则得以实现。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也必然会受到体系内“既得利益者”的阻拦。对此的最佳应对，一是要继续增强自身的实力，因为实力是争得话语权的必要条件。二是要展现维护而不是破坏规则的姿态，并且要努力培养精通国际规则的人才。在以规则分配利益的时代，精通规则的人才比军队还重要。三是要善于阐明自己的意图，并善于在现有规则体系内发展出一套说辞（Discourse）来为自己的所有行为、不管是宏观的政策取向还是具体的行动，提供法律和道义上的合法性基础。在这些方面，“一带一路”大有可为。
【期刊名称】《中国法律评论》【期刊年份】 2016年【期号】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