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38年陈寅恪随西南联大西迁昆明不久，发生一件几乎改变他生活的大事。这件事在中国学术界、教育界，都产生很大的影响。
早在1935年，英国牛津大学的汉学教授苏维廉(WilliamSoothill)去世。牛津大学便在物色汉学教授。经吴宓、胡适和法国著名汉学家、世界东方学研究权威伯希和、以及遴选委员、伦敦大学中国艺术和考古学教授颜兹(PercevalYetts)等人的竭力推荐，以及牛津大学遴选委员会的严格审查，1939年春天，牛津大学向陈寅恪正式发出聘书，聘请他为该校汉学教授，并授予他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职称，聘期从10月1日开始。牛津大学在信中特意写明，他是该校建校三百余年来，首次聘请的第一位中国人专职教授。[1]
陈寅恪对于赴牛津任教一事，开始是比较犹豫的，曾在与牛津大学的通信中，两次谢绝聘请。这中间不无经济方面的考虑。牛津大学给陈氏的待遇并不高，年薪仅850英镑。按照英国的税务制度，单身在英国，还得从中交20%、即170英镑的所得税。若有三个子女在英国，则几乎全部免缴。他打算全家赴英，但又需旅费约几百英镑;他平时喜欢穿长衫，到英国就得改着西装，也需三四百英镑置装。这几笔钱又如何筹措?他对此发愁。[2]
对于陈寅恪应聘牛津一事，国内学术界的朋友无不感到欢欣鼓舞。胡适殷切期望：“若寅恪能带一些应用书来，安心住五年，可在欧洲立一‘中国学重镇’”[3]今圣叹(笔名)在《国宝云亡》中，记述了陈衡哲对此事的谈话：“先生在战时应牛津之特聘，主讲东方汉学，全欧汉学家云集于奥格司佛城，女史学家陈衡哲评之曰：‘欧美任何汉学家，除伯希和、斯文赫定、沙畹等极少数人外，鲜有能听得懂寅恪先生之讲者。不过寅公接受牛津特别讲座之荣誉聘请，至少可以使今日欧美认识汉学有多么个深度，亦大有益于世界学术界也。’此评不为时人知，余战后在上海中研院办事处后住宅中，亲闻于衡哲女士者。”[4]可见，他应聘牛津大学不仅是他个人的事，涉及到欧美汉学界对汉学的深刻认识，中西文化交流，中国文化在欧美的影响等问题，是有益于世界学术发展的大事。
由于夫人唐筼患有心脏病，不适宜在海拔较高的云贵高原的生活，便带着三个女儿留在香港，陈寅恪只身在昆明西南联大上课。这年6月22日，陈寅恪离开昆明，打算取道香港，前往牛津大学任教。傅斯年等西南联大的朋友、同事都前往昆明车站送行。
月底，他风尘仆仆抵达香港。陈氏在家照顾妻女，同时，抓紧时间把《新唐书》校读了一遍。他对赴英也作了两种打算：一是待唐筼恢复了健康，全家一起去英国;二是若唐筼的身体无大的起色，便在8月31日只身前往牛津大学，赶在上课前作好准备，投入工作。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欧洲此时响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隆隆炮声。希特勒的军队继占领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之后，又入侵波兰。英、法两国对德国宣战。英伦三岛处于战争状态，陈氏赴牛津任教的计划，遂成泡影。征得牛津大学同意，延缓至下一学年上期再到英伦履职，陈氏只得无可奈何地于9月只身重返昆明上课。
陈氏返回西南联大之后，仍为中文、历史两系合聘的教授。本学年他所上的课程繁多：先后给中文系的学生讲授“佛教翻译文学”、“白居易研究”;给历史系学生讲授“晋南北朝史”、“晋南北朝史隋唐史研究”、“隋唐史研究”等课程。由于他因看书和思考问题过度，回昆明后又讲述多门开程，一直没有很好地休息，加上营养又很差，1940年春节刚过，便累病了。吴宓在探望完病情后，心情沉重地在日记中记述到“又访寅恪。患心病(怔忡)，甚似非轻。不觉黯然。”[5]
1940年3月，国民政府教育部，授予他的新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与他在哈佛求学时的密友、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汤用彤等，为学术研究社科类最高奖：一等奖。在整个抗战期间，只有14位教授获此奖项。四月上旬，他又与傅斯年、吴稚晖、蒋廷黻、雷海宗、顾颉刚、徐炳昶等19位教授，被国民政府教育部聘为史地教育委员会委员。不过，他并不看重这些身外的荣誉。他是中央研究院评议会评议员，更关注于3月5日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先生逝世后，继任院长的选举。陈氏以前从不过问政事和卷入人事纠纷之中，这一次如此热心却是例外。他认为中央研究院是全国最高学术研究机构，其院长一职，理应由学术成就卓著，并在中外学术界享有很高威望的学人担任。在他心目中，当时的驻美大使胡适是最恰当的院长人选。1940年3月24日，他飞往重庆，参加中央研究院会议。
为了给中国学术界推选一个合适的领军人物，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学术的独立，他毫不掩饰地对傅斯年说，他此次重庆之行的目的，只是为了投胡适一票。所以，当蒋介石写条子指定其秘书顾孟余为继任院长时，包括陈寅恪在内的许多学人，群情激昂，哗然不满，愤而抵制。为了“表示学界之正气、理想、不屈等义”[6]，他们坚决不投顾孟余的票，结果选出来的候选人是胡适、翁文灏和朱家骅三人。会议期间，翁文灏及总干事任叔永联名请到会的评议员吃饭，席间谈及蒋介石写条子一事，“寅恪发言，大发挥其academicfreedom[学术自由]说，及院长必须在外国学界有声望，如学院之外国会员等，其意在公，至为了然(彼私下并谓，我们总不能单举几个蒋先生的秘书，意指翁、朱、王也)。”[7]虽然蒋介石后来圈派朱家骅为代理院长，但陈寅恪为坚持学术独立、学术自由、仗义执言而显示出的学术风骨，已为学人们所称道。
会后回到昆明，陈氏向吴宓谈论过中央研究院评议员会议的情况，吴宓知道陈氏对蒋介石干预院长选举之事愤然不平，在陈氏新作《庚辰暮春重庆夜宴归作》诗末作了附注：“……已而蒋公宴请中央研究院到会诸先生。寅恪于座中初次见蒋公，深觉其人不足为，有负厥职，故有此诗第六句。”诗中的第六句云：“看花愁近最高楼”，[8]表达出陈氏对这次重庆之行失望，而且也对蒋介石的人品和能力深感失望，以至于“一梦迷离更白头”。
二
君子一诺千金，陈寅恪记挂着践约赴牛津大学下学期上课、传播中国文化的事情，便在1940年5月致函牛津大学：“我谨通知你，我计划在9月初自香港乘船前往英国，可望于9月抵达牛津，恳请代为安排下榻学院事宜。”[9]6月中旬，他结束了本学期在西南联大的全部课程了，于7月1日夜到达香港家中。他在家中，一面照顾病妻弱女，一面做一些赴英履聘的准备工作。
1940年10月，牛津大学开会研究后，同意陈氏在1941年第一学期(即1942年9月)到校履职上课。由于驻英大使郭泰祺未将路费和到英国的入境证寄来，即使陈氏想立即赴英伦上课，亦难办到。偏偏屋漏又遭连夜雨，云南与安南之间的交通受国际战事影响而断绝。他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乘从香港经安南至云南的水陆交通，返回西南联大上课。香港至昆明虽有飞机来往，但机票之昂贵，令人咋舌，非陈氏这样的学人所能问津。他在7月2日致傅斯年的信中，述说了自己陷入进退维谷的处境：“现滇越道断(不久将来行客亦须受日人检查)，家眷无法迁入内地，上海亦在经济上、政治上皆不能住;又内子之病根未愈不能移家，惟有留港，不论如何不能他往也。”[10]
为了解决陈寅恪一家的生计问题，同时也是为了促进内地名校与香港大学之间的交流，杭立武先生以中英庚款委员会和中英文化协会的名义，与香港大学商定，聘请陈氏为港大哲学客座教授，聘期一年，由中英庚款委员会支付其薪水。陈氏以在昆明所撰写的“唐代政治史略讲”(出书时名为《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为讲义，在香港大学上学期讲唐史，下学期讲唐代文学。同时在香港继续等待明年去英国的机会。
陈氏在香港的生活非常艰苦。那时，他全家住在九龙太子道号三楼后座，离港大尚有两个小时左右的路程。他在港大授课，开始每周只上两小时。他的女儿们回忆说，“父亲赴港大授课，需由九龙我们家乘公共汽车到尖沙咀轮渡码头，渡海至香港后，再换乘电车到香港大学，路途单程约需两个小时。如此奔波，非常劳累，但父亲依旧认真备课，以致心悸、失眠加重。”[11]香港物价飞涨，使他的家庭经济开支捉襟见肘;图书资料匮乏;在学术上，除许地山、马鑑、陈君葆等人外，校内罕有人能与他对话、沟通。正在香港的国民大学任教的清华国学研究院第二期毕业生颜虚心，常来侍教，只有在此时，他才会舒心一点。但总的说来，他到香港后，很不习惯这种寂寞生活。1940年8月28日夜，他在写给傅斯年的信中，道出经济上和内心的苦闷：“……然弟返港后月用三百元，因有小孩学费及医药费在内，每饭几无肉，只食鸡蛋而已。一室有床三张，较之在靛花巷时饮食起居尚不能及，……其中别有一种精神上不愉快之感觉，即无人可谈无书可读，实行赚钱糊口之工作，将来联大移川，而道路可通时(飞机太贵除外不计)，当再考虑行止也。”[12]
贫困和病痛，时时折磨着陈寅恪。离他家不远的地方，有一家私立的幼稚园，他的小女儿“常用两只小手抓着铁丝护网，眼巴巴地张望，看里面同龄小朋友滑滑梯、玩跷跷板、做游戏，羡慕之极，母亲告诉美延：‘我们家没钱交费，上不了幼稚园’。”[13]作为培养和扶持过许多学术大师的教育界“国宝”，自己的孩子竟然因交不起学费而被关在幼稚园门外。
作为慈祥的父亲，他如何不心如针刺?他和唐筼女士又轮番生病，健康大受影响。这使他恨不得一家人马上回到内地去。但又因囊中羞涩，一时筹集不了那么多川资和回内地的安家费用，要想离开香港谈何容易。陈寅恪进退两难，心急如焚，“頗如待决之死囚”[14]。
1941年春节，他一家是在希望与绝望中度过的。元宵节刚过，他陆续向傅斯年写了好几封信，倾述自己的困难和苦闷：“弟今年不能去英，大部分已可决定。在港则居、食、药三者，每月寅支卯粮，何能了局?”[15]为了摆脱眼前进退维谷的困境，他对今后的去向已作好了三种准备：一是筹集到足够的川资之后，离开香港，只身随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大队伍，迁往新址四川宜宾县李庄，继续他的研究工作。为此，他给邓广铭(恭三)去信询问他：“弟到李庄之可能甚多，便中乞告以地方情形，即何物最须带，何物不必带之类，以便有所预备。”[16]二是自己单身入川，而将家眷送至广西唐筼老家居住。三是若筹不到足够的川资，“则只有冒险赴英之一法，而欧局形势如此，恐不可能。”[17]但这一切准备都离不开钱，他为了筹集川资，一丛头发都愁白了。万般无奈，只好请傅斯年“于今年暑假将届时，即五月间，能设法为弟借贷国币五千元或英金百镑(与朱、杭诸公商之如何)，以为移家至内地之费，则弟或可不致愁忧而死，否则恐与兄无相见之机矣。”[18]
陈寅恪禀性清高、内向，自尊心极强，不是最信赖的朋友，他不会诉说自己的苦处;也不会轻易向人求援，或者接受别人的帮助。傅斯年是他昔日在德国留学时同一师门的同学。傅氏在德国发生经济危机时，他也曾多次伸手相助。现在他们不但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同事，而且还是亲戚——傅氏的夫人俞大綵就是他的表妹。傅氏对陈氏的人品、学识极其敬佩，以他们的情谊，在当时已远远超出一般的亲戚、朋友和同事的关系。傅氏接信后，果然马不停蹄地四处筹款。傅斯年虽然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国民参政会参议员，但在战乱年代，要筹借五千元巨款，也是很困难的。等他好不容易从北大文科研究所借到三千元时，受战事影响，通往香港的邮路断绝，远水已解不了近渴，陈寅恪依旧在贫困生活中受煎熬。
陈寅恪受聘为香港大学客座哲学教授，港大得此良师，自然喜出望外。1940年11月22日，港大师生在薄扶林运动场举行了陈寅恪先生莅校任教的欢迎会。
陈寅恪不但把教书看作是自己的职业，而且也当作是终身事业，把上好课当成应尽的天职。他在香港大学上课虽是权宜之计，但他的教学，却如在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任教时一样认真。中央研究院拟于1941年春天在重庆召开评议员会议，他身为评议员，理所当然地应出席会议。而且他还可以利用开会的机会，在重庆会会亲友，筹借离开香港的路费，以及处理一些私人事务。这也是公私两便、一举两得的事情。但是他舍不得港大的学生，不愿因去内地开会而缺课。于是他写信给傅斯年，要求将开会这种形式，改为用信札征询各位评议委员的意见。当开会与上课在时间上发生冲突时，他宁可放弃参加会议的机会和舍弃个人私利，也不要影响学生的学习。由此看来，他心中确确实实装着他的学生，真正把“师者，传道、受业、解惑也”[19]当作神圣的天职和人生的最大乐事。特别是在1941年8月之后，陈寅恪上课时数，由每周2课时增加到8课时。上课时间增多，从家里到港大，花在往返途中的时间也会增多，个中之辛苦自不必说了，手头正在进行着的著述工作，肯定会受到影响。但他以授课为第一工作要义，对此并不在意。他在致傅斯年的信中说：“近日因上课太劳，不能多看书作文，除将前作完之‘唐代政治史略’稍事增改外，复于六朝史有所论述，非俟至年暇时无时间写完”[20]。可见，他在处理教学与科研的关系时，是把给学生传授知识放在第一位，个人的研究放在第二位的。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陈寅恪在香港这个商品化程度极高的都市，对于教学，仍一如既往地保持着认真负责的态度和从不阿世媚俗的学人风骨。在教学中，恨不得把自己所有的学问与本事，都无保留地传授给学生。晚唐诗人韦庄的《秦妇吟》，是一首长达1368字的叙事诗。
诗中假托一个被黄巢军队俘虏的妇女自述，展现了黄巢率部进军长安的某些历史生活场景。陈氏很喜欢这首诗，1928年3月，曾请俞平伯，楷书成长卷，供他雅玩、研究。在港大，他差不多用了两个月的时间(每周2课时)，把自己研究这首诗十几年的心得体会，细细传授给学生。在课堂上，他旁征博引，运用考据的方法，条分缕析，对秦妇的东逃路线、黄巢军队的进军方向、各种写本中诗句文字的异同、以及韦庄为什么讳言此诗的原因等问题，讲得淋漓尽致，尽显名师讲课不凡的气度与风采，令听课的学生耳目一新。
1940年10月23日下午，陈氏应邀用英文作了一次“武则天与佛教”的学术性公开演讲。据当年听过演讲的壶公回忆，这次演讲还出现了一段有趣的小插曲：“许多中外人士听说那位‘风流盖代，艳绝古今’的古帝为题材，都以为必有许多风光旖旎的宫闱秘史和佛寺因缘，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几乎轰动港九，纷纷去听，希望一饱耳福。谁知陈氏所讲纯是学术性的考据，并非香艳的秘史。……结果为好奇而来的士女们，只好大失所望而去。”[21]陈寅恪坚持独立思考、不曲学阿世、哗众取宠的风范，于此可见一斑。
他的人格魅力和学术魅力，吸引了港大和香港许多学习勤奋、有上进心的青年学子，金应熙和谭凯光便是其中较为突出的两位。金应熙(1919～1991)毕业于香港名牌学校英皇书院，在香港高中会考中，取得过夺冠的优异成绩。考入香港最高学府香港大学后，聪明好学，几乎年年考试成绩均为第一，深受中文系主任许地山教授的赏识。陈寅恪在港大任教时，金应熙不过二十一二岁，正是求知欲最旺盛的黄金时代。此时他很崇拜陈寅恪，虚心向陈氏求教。自此，他和陈氏结下不解之缘，同时也开始了他们之间长达20多年的恩恩怨怨。谭凯光是国民大学的毕业生，从老师颜虚心(清华国学研究院第二期学员)那里听说过陈氏的许多故事，对陈的尊敬油然而生。尤其是他认真钻研过陈氏的文章之后，更是认为：“中国史学权威不是胡适之，而是陈寅恪”。他听过陈氏所作《武曌与佛教》的学术报告，感到“宗教对于政治的作用，即所谓‘政教’者近人少有论到，陈氏作《武瞾与佛教》，下一新课题，开政治史的新创获。”他曾将自己的学术研究处女作，敬呈陈氏指教。陈氏认真批改之后，还给他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回信，鼓励他继续搞学问，使他感动不已。[22]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这位上进青年不知所终。
在贫病和劳累的交相煎熬中，陈寅恪以超凡的毅力，读书不止，笔耕不辍。香港的图书资料缺乏，他就托内地的朋友借来。比如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同事劳干、陈述(1911～1992)等人，就多次为他代借过图书。更多的时候，他就在家中潜心校读《新唐书》。他还利用课余时间，潜心撰写新的论文和修改、补充、完善以前的未定书稿。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他完成了不朽的传世学术著作《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这本书创见迭出，其中所阐述、分析的唐代士大夫政治党派等问题，是司马光《资治通鉴》及历代其他史学著作都没有详细论述过的，书中不乏他的独特发现。同时他考证了《会真记》、《东城父老传》等唐人小说，写出一两万字的文章。除此，他扶病为《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增写了很有价值的一章;将在昆明自印线装本《秦妇吟校笺》寄往陈垣处，请他代为分送内地诸位友人指正;草成研究六朝史的论稿数篇，1942年返回内地之后，再陆续修改发表。最能体现他善用史料和以小见大的研究方法特色的《魏书司马叡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也是在此时此地写完的。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他奉献给祖国不少有价值的学术成果，守望着中国文化。[page]
三
1941年8月4日，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许地山教授积劳成疾，不幸逝世。许家与陈家是世交。许地山的父亲许南英，曾任台湾通志局编修，与时任台湾巡抚的唐景崧(唐筼女士祖父)和陈氏的舅父俞明震(时任台湾营务帮办)，有同僚之谊。甲午战争时期，许南英又被唐景崧任命为台湾筹防局统领，曾率台南防军抗击日军。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签订后，由于得不到国内的支持，他们抗击日军以失败告终，不得不先后回到大陆。许夫人周俟松的父亲周大烈((印昆)，是湖南宿儒，又是陈氏六岁入家塾时的蒙师。
许地山亦是新文学运动中的重要作家，与沈雁冰、周作人、郑振铎等12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高扬文学为人生的大旗。开辟了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现实主义文学道路。他以落花生的笔名，发表过不少优秀的小说与散文，其中的《缀网劳珠》、《命命鸟》、《商人妇》、《春桃》、《空山灵语》等作品，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自己的地位。
1922年8月，许地山横渡大西洋前往美国留学，同船的青年学生有谢冰心、吴文藻、梁实秋、顾毓琇(一樵)等日后中国文化界、文学界、工程界的名人。他先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攻读宗教史和比较宗教学，获硕士学位;继而转入牛津大学，研读印度哲学、梵文、人类学与民俗学。学成归国之后，许氏被聘为燕京大学副教授，同时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讲授宗教史、印度哲学和人类学等课程。他和陈寅恪不但是同事，而且在京城他们还是交往密切、不时在一起切磋学问的同道朋友。陈氏的弟子蒋天枢还记得，在二十年代的某一天，他和几个同学陪乃师遊西山。当他们走进大觉寺、步入正殿时，看见一个人攀援屋栋房，正在用心端详屋梁。等这人从屋梁上下来，大家一看，原来是许地山。此时许地山正在研究古建筑的内部结构及其藻井画饰的问题，所以才冒险爬上屋顶去考察。他见到陈寅恪等人，大笑不止，随即同大家一起遊西山其他地方，傍晚兴尽而归，在学苑留下一段学者之交的佳话[23]。陈氏对许地山在宗教方面的研究造诣，非常佩服，曾说：
寅恪昔年略治佛道二家之学，然于道教仅取以供史事之补证，于佛教亦止比较原文与诸译本字句之异同，至其微言大义之所在，则未能言之也。后读许地山先生所著佛道二教史论文，关于教义本体具有精深之评述，心服之余，弥用自愧，遂捐弃故技，不敢复谈此事矣。[24]
把自己与许地山治宗教不属同一门径，讲得很清楚了;对许地山之宗教的成就，给予了极高之评价。陈氏一家在香港，许地山及其夫人周俟松所给予的多方面关照和帮助，都深深地铭记在他们心中，对许地山的逝世感到非常悲痛。8月21日，在香港孔圣堂举行追悼会，陈寅恪不顾炎夏酷暑赶来参加，对周俟松女士表示真切的慰问，并在灵位前献上一副亲自撰写的挽联，寄托痛失良友的悼念之情：
人事极烦劳，高斋延客，萧寺属文，心力暗殚浑未觉;
乱离相倚托，娇女寄庑，病妻求药，年时回忆倍伤神。[25]
受第二次世界大战影响，牛津大学于1941年4月研究决定，同意陈寅恪再缓一年到任，而港大原来与他所签定的聘约，又于这一年的5月到期。陈寅恪打算，若不能获得续聘，就在暑假离港，移家内地。没料到续聘的问题，远比初聘时复杂得多。
许地山去世后所遗下的职务，由陈寅恪接任，续聘本应不成问题，谁知平地陡生风波。内地烽火燎天，香港却相对平静，自然吸引了内地几个非同凡响的大腕级学者竞聘。陈寅恪在港大任教的薪金，是由中英文化基金中支付的，能否续聘，很大程度在于掌握这笔基金的杭立武身上。据《陈君葆日记》记载，时居香港的名流叶恭绰(1881～1968)告诉他“郑振铎欲谋这位置也未始不可能。”[26]杭立武也有自己的打算，“原来想荐罗家伦”[27]到港大接任许地山的职务。所以对是否同意陈氏接受续聘一事上，他久久不表态。港大内部，包括陈君葆、马鑑等教师在内的中文系师生，都希望陈氏留下来继续任教。他们多次与校方及杭立武交涉，甚至请叶恭绰出面向杭立武疏通说项。杭立武本想对当时英国驻香港总督罗富国施加影响，促成罗家伦来港大任教，谁知碰了一鼻子灰，被罗富国以“港大要的是学者而不是政治家”的理由所拒绝[28]。在这种情况下，杭立武只好做个顺水人情，同意了他们的要求。
于是陈君葆与马鑑、傅士德等教授一起，于8月19日上午面见校长，得到校长的同意，续聘陈寅恪为中国史教授，接上许地山所遗下的两门中国历史课程，每周共授课8小时。当陈君葆等人走出校长办公室时，都大大地松了一口气，“马先生说，这样我们倒干了一件快意的事哩。我说真的‘天意欲怜才’了。”[29]这样一来，陈氏只好推迟离开香港的日期。不料，这一留，竟使得他和家人遭遇了一场大劫难。
四
1942年12月8日，日本飞机偷袭珍珠港，爆发了太平洋战争。同一天，日军进攻香港。经过18天的抵抗，12月25日下午，香港总督杨慕琦率驻守港岛的英军投降。在香港被日军占领前夕，重庆的国民政府曾派出最后一架专机，“抢运”由蒋介石圈定的滞港政要和各界名流。经傅斯年、朱家骅等人的奔走设法，陈寅恪好不容易也列在抢运名单中。谁知孔祥熙的二女孔令伟抢先霸占机舱，不让别的人登机。陈氏与何香凝、郭沫若、茅盾、胡政之、蔡元培夫人等一批文化人，及陈济棠、陈策、许崇智等军政大员困在市内，眼睁睁地看着飞机起飞远去。被抛下的文化界、政经界以及军界知名人士，只好另想办法逃离香港。[30]与此同时，内地的一些政治武装力量也在努力，如中共领导的东江纵队营救出何香凝、柳亚子、茅盾、邹韬奋、夏衍等文化人士和一些国民党高级官员及眷属、美国飞虎队和港英军战俘、荷兰、比利时、印度等国际人士约800多名。陈寅恪一家，不在其援救的行列之中。
日军占领香港、立即接管了港大，陈寅恪马上辞去在港大所任教授职务。由于香港与内地的交通断绝，一时无法返回内地，他只得在家闲居。香港在受难，陈寅恪一家也在受难。当时的香港社会秩序混乱，交通要道和路口都设置了哨卡，过往行人必须向站岗的日军鞠躬行礼。日本兵随便抓人打人，动辄开枪，更是家常便饭。据陈家女儿们的辛酸回忆，他们生活在恐怖之中在这种情势下，有一天早上，“母亲含着眼泪，拿一块浅色布用毛笔写上家长及孩子的姓名、出生年月日、亲友地址、缝在四岁美延的罩衫大襟上，怕万一被迫出走后失散，盼望好心人把她收留送还。如此情景，不仅全家眼眶湿润，父亲长声叹气，流求暗想这真是当亡国奴了”。[31]有一天深夜，他们听到一阵阵撕心裂肺的哭声。第二天听说日本兵找花姑娘，把邻居五个女儿都强行侮辱了。于是唐筼立即将读初中的大女儿流求、读小学的二女儿小彭的头发，削剪成男孩子一样的短发，穿上男装扮成男孩子。日本占领军还不时破门强入民宅，以搜查为名，掠取财物，骚扰市民。陈氏的三女儿美延放在枕头下的手电筒，被进屋的日本兵抢走[32]，可见其军纪之坏。
美延女士还记得，日本占领军最初看中他们租住房子的地理位置，要抢占做兵营，命令全体住户立即迁出。陈寅恪因早年两次留学日本，精通日语，便出面与日本人交涉。由于他使用的是日本最有教养的贵族语言，日兵不知其来头怎样，便退出去了。陈美延说：“谈判交涉的结果是可以宽限搬出日期，不久这队日本兵调防他处，全楼才平安无事。这件事后，那位趾高气扬的房东对我们这家穷房客也显得客气多了。”[33]这段时间，陈氏一家同无数的香港居民一样，终日生活在惶惶不安之中。为防不测之事发生，陈氏有两个月都没有脱靴睡觉。这些事使他对当亡国奴的耻辱与痛苦，有切身的体会，更加激发了他的民族自尊心。
那时的香港，工厂停工，学校停课，商店不敢开门，市面一派萧条，已无往日的繁华景象。陈寅恪一家同市民一样，每人每天配给十六两秤制的六两四钱(200克)粮食。由于陈氏失业在家，香港与内地的邮路不大通畅，在经济上内地的亲友接济不上，所以生活非常困苦。就是这么一点粮食，也只有靠用衣物、首饰来换取。当然就更没有钱买药给唐筼治病了。病中的唐筼为全家生存，寻找食物，操碎了心。他们经常把红薯连皮带根煮来吃，间或吃一顿半干稀的米饭，都要限量进食，连饭量不大的四、五岁女孩美延，都喊吃不饱。肉类更是难得的“奢侈品”，几个月都尝不到一次。好不容易得到一个鸭蛋，如获至宝，五个人分着食。陈寅恪因半饥半饱，周身乏力，常卧床不起。陈家姐妹还记得，1941年年底，“有人送来整袋面粉，父母因来路不明不肯接受，在家门口推出推进最后来人扔下面粉就跑了，母亲只有将其分送给共患难的邻居们。”[34]据《陈君葆日记》1944年2月19日记载，日人松荣曾说他给陈寅恪送过粮食。这就证实了此事的真实性。陈寅恪拒食敌粟、不落日本人怀柔圈套，守望着民族气节，令人钦佩。
也有好心同胞，对他们十分同情，在兵荒马乱之际，雪中送炭。比如素有南国女诗人和岭南才女之称的冼玉清女士，听说陈家在生计上的窘况之后，马上请人送去40元港币和一些食物。细心的冼玉清知道，50元以上的大额票面已被禁用，在市面上50元一张的港币，往往只能换30元左右的小票，所以特地把40元港币兑换成零钞。陈寅恪虽然没有接受，但一直感激冼教授的隆情高谊。1949年陈寅恪南下岭表，与冼教授在岭南大学、中山大学长期共事，成为了莫逆之交。1965年8月，冼玉清教授病逝于广州，他特地在挽诗中追述了这件难忘的往事：“香江烽火梦犹新，患难朋交廿五春。太平洋战起与君同旅居香港，承以港币四十元相赠，虽谢未受，然甚感高谊也。此后年年思往事，碧琅玕馆吊诗人。”[35]又如“史学界二陈”中的陈垣先生之长子陈乐素(1902～1990)，曾在香港九龙英华女子中学任教，此时尚未逃离香港。他化装成难民，冒着极大的危险，绕道把一袋米送到陈家，解其断炊之危。当时叶恭绰亦在香港，也送过米给陈家。他在港大的同事和朋友陈君葆(1898～1982)，于1942年4月21日，曾托人给他送去大米16斤，肉类罐头7罐。第二天所托之人回来对陈君葆讲了陈寅恪的近况：“据谓他已经捱饿两三天了，闻此为之黯然。”[36]
尤其可贵的是，陈寅恪胸怀仁人之心，虽身陷绝境，自己一家人还在饿肚皮，却还在考虑如何帮助饥寒交迫的同胞。1942年4月1日，他致信陈君葆，介绍以前的学生张向天，到港大图书馆谋一席职位，以解决燃眉的饭碗的问题[37]。
香港沦陷之后，陈氏在饥饿之中，以病弱之躯，倚床认真校读宋代李心传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12册。建炎是南宋高宗赵构的年号。建炎年间，正是强敌压境、民族矛盾尖锐、中国由统一走向分裂的年代。战与和、忠与奸、反抗与苟安、爱国与投降的矛盾贯穿着这一时期的历史进程。陈寅恪尽管过去读过这12册书，但此时此地重读，自然别有一番深切的感受。他在第12册末的跋中，谈到过这种感受：“于万国兵戈饥寒疾病之中，以此书消日，遂匆匆读一过。昔日家藏殿本及学校所藏之本虽远胜此本之为讹脱，然当时读此书犹是太平之世，故不及今日读此之亲切有味也。”[38]在沦陷区，有不少爱国者采取不同的方式，守望自己的民族气节。如梅兰芳蓄须拒演，齐白石搁笔停画、郑振铎蛰居乡下等，表明与侵略者不合作的态度。陈氏则读书明志，从建炎以来许多志士仁人杀身成仁的爱国事迹中，吸取鼓舞自己的精神力量。
鉴于陈寅恪在教育界、学术界的崇高声望，在香港“劫灰满眼看愁绝”[39]的日子里，日伪组织所派出劝降的人接踵而至。1942年春节期间，一个从前的学生，奉日伪组织之命，前来诱降，被他严词拒绝，只得灰溜溜离去。不久，大汉奸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派人与一所大学的伪校长前往陈家，要陈寅恪到广州、上海、南京等日佔区大学任教职，实施奴化教育。陈氏称病不能动而卧牀不起。陈璧君的代表十分凶恶地加以威逼胁迫，伪校长则摇动如簧巧舌劝诱。陈氏软硬不吃，依然对他们不理不睬。他们眼见诱逼无效，碰了一鼻子的灰，不得不悻悻走出陈家房门。
与此同时，陈氏过去在清华大学任教时的同事和朋友钱稻孙，专门派人从北平赶来拜访，企图拉他下水。年长陈氏十三岁的钱稻孙，出身于官宦世家，父亲钱洵做过外交官，母亲单士厘是我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行者之一，叔父钱玄同亦是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堂弟钱三强是著名物理学家，堂弟钱仲联是著名学者。钱稻孙，曾到日本、意大利留学，精通日文、意大利文、德文和法文等，曾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教授，在20世纪20～30年代，也是北平教育界、学术界的一位名流。钱氏在北平学术界是一位活跃人物，交游甚广，是鲁迅的密友，亦与陈寅恪、陈垣、吴宓等学者有所来往。他曾得陈氏等人的推荐，兼任过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北平沦陷之后，钱稻孙没有随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两校内迁，而是留在北平落水当了文化汉奸，出任伪北京大学秘书长、校长。钱稻孙对陈氏许以每月千元的高薪为诱饵，妄图请他北上为伪北大服务，陈氏怀着“卿本佳人，奈何作贼”的心情，冷冷地予以拒绝。
以后他的日子越来越不安宁，日本驻香港总督及一帮文化汉奸，也在打他的主意，准备出20万军票(折合40万港币)，威逼他在香港筹办东亚文化协会、审定宣扬日中亲善与推行奴化教育的中小学教科书，被他竭力推脱掉了。作为中国文化所凝聚之人，陈寅恪一生最看重的是人在危难时刻的名节与操守，所以在香港沦陷之时，他的身上便很自然地焕发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40]的大丈夫精神。
陈氏在沦陷后的香港度过了难熬的半年时间，虽然一家过着饥寒交迫、贫病相磨的生活。尤其是日伪组织的多次诱逼，使他心情异常苦闷;当时日本宪兵已对不肯与他们合作的旅港文化人下手。比如中国现代主义诗派主将、著名的“雨巷诗人”戴望舒，在香港担任《星岛日报》的《星座》副刊主编，有一天去港大看望中文系马鑑教授(1883~1959)，谁知出门时被日本特务盯上，随即被捕入狱。后来他在监狱里写出《我用残损的手掌》、《狱中题壁》等爱国诗篇，不屈不饶地坚守民族气节——那是后话了。陈寅恪坚决拒绝与侵略者合作，随时都有被捕与被杀害的危险。季羡林曾把爱国主义分成两个层次：“一般的层次是我爱我的国家，不允许别人侵略”;“一种是高层次的，爱我们的文化”;而陈寅恪式的爱国主义，则“包含高、低两层次的含义。”[41]他视学术文化为生命，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中，仍然安之若素，处之泰然，没有放下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工作，特别在两晋南北朝史与唐史上，用力最勤。1941年12月14日，在太平洋战争的燎天烽火中，他重新校读完《新唐书》第二遍。1942年4月13日，他又校读完《新唐书》第三遍。与此同时，他还重读了《北史》，整理了“晋书补正”等在香港大学演讲的底稿，准备在将来环境好转时再著述成书。
五
陈寅恪的爱国事迹，以及他的危急处境，不胫而走，不时传进内地。刘文典多次在西南联大的课堂上大声疾呼：“陈先生若遭不幸，中国在五十年内，不可能再有这种人才。”[42]内地的朋友如傅斯年、朱家骅、杭立武、表弟和妹夫俞大维等等都在多方设法，四处奔走，筹集经费，拟定营救的方案。终于由中央研究院、中英文化协会、西南联大等有关单位，筹款四万元，作为搭救他一家人的路费。在这些朋友中，朱家骅所起的重要作用一向鲜为人知。
朱家骅(1893～1963)，字骝先，是民国时期学坛、政坛两栖的重要人物。他早年两次留学德国，专攻地质学，曾获柏林大学博士学位。归国之后，曾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山大学副校长、校长，中央大学校长，以及教育部部长，交通部部长，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等职务。香港沦陷时，他正在中央研究院代院长、中英庚款董事会董事长、中央调查统计局局长等职务任上。
朱氏一向重视人才，颇有魄力，在中山大学负责校务时，就将刚离开德国，尚在旅途中的傅斯年，延聘麾下。傅斯年虽在欧洲留学7年，一如陈寅恪一样，没有获得博士学位。朱家骅却委以文科学长(即现今的文学院长)兼哲学系主任的重任。
作为国民党的高官，朱家骅需要了解滞港的党国要员、社会名流及其家属的思想与生活动态。据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所藏的朱家骅档案披露，他几次派国民党在港澳的地下工作者去了解陈氏情况，要求他们随时向他报告，以便及时作好对策。比如1942年3月31日，国民党港澳(地下)总支部书记长高廷梓，向他报告陈氏等人的近况：“骝公钧鉴：关于中央研究院及中基会留港人员消息，二月廿四日电呈各节续有补充，陈氏截至本月中旬尚未赴广州，伪方四次派要员劝驾，尚不肯走，同时经济困迫，致卧病不能起床，情形甚惨。……。”[43]报告中所说的“伪方”，即日伪组织;“未赴广州”就是拒绝了日伪的拉拢威逼，没有落水去为敌人效劳。朱家骅接到这份报告后，一面将报告中的内容，于4月10日致函傅斯年，“请转知有关方面或须设法接济也。”[44]一面下达命令，布置国民党中央统计调查局在香港的地下组织与陈氏联系、沟通，做好积极营救的准备工作。
朱氏心胸不狭隘，并没有因为前年选举中央研究院院长时，陈氏没有投他一票而有所懈怠，或者置之不理。1942年4月22日，他通过国民党澳门地下组织，第一次发密电给陈氏：
急，澳门。密，朱学贤兄(中央调查统计局澳门机关代号——著者注)请即密转并候取复电，下电送九龙太子道三六九号三楼陈寅恪先生鉴：港变以来，无时不以尊况为念，嗣闻备受艰辛，又苦不审最近寓址，且交通断绝，无从闻讯，悬系曷极。頃获泽宣兄函告尊寓，甚慰，盼即设法由广州湾返国，如能设法先至澳门或广州湾后即可与弟通讯。所需费用若干请电复，当照汇。复电即交原送电人带回代发可也。弟骝先，卯养裹。廿二。[45]
此时，陈氏的生活真正陷入山穷水尽的绝境。所以，他读完朱家骅发来的电文之后，从绝境中看到了生机，脸上愁云为之一扫，如他脱险后所说：“至四月底忽奉骝公密电，如死复生，感奋至极。”[46]立即草拟复电电稿，表示遵照朱家骅的安排，同时希望能汇出两万元，以解燃眉之困，并请给必经之路麻章海关、盘龙关及国内沿途关卡军警打招呼，特与予以保护。朱家骅接到回电后，立即吩咐有关人员照办无误，将所筹集的四万元，分批汇至陈氏指定的地址与指定的人那里。[47]
为营救陈氏一家人，朱家骅与国民党港澳地下组织设计了一个天衣无缝的方案。陈氏也积极配合，他秘密做好离开香港的准备，如用衣鞋抵偿一部分必须偿还的债务等。在出发之前，他临危不乱，没有忘记给关照过他的港大同事与朋友陈君葆、马鑑等去信告别。陈君葆在日记中记下了告别信的主体部分：“……他日间要从广州湾归乡，过海后或到平山图书馆和中文学院作最后一眺望，并谓‘数年来托命之所，今生恐无重见之缘，李义山诗云，‘他生未卜此生休，言之悽哽。’我当时读到此不忍再读下去。”[48]
5月4日晚，陈氏带领全家悄悄离开住处，到码头一家小旅店，度过既兴奋又惶恐的一夜。次日和逃难的群众一道，排队通过关卡，登上开往广州湾(湛江港)的海轮。由于他们夫妇都患有心脏病，不能背负重物，便把行李分配给了三个女儿，就连年仅五岁的美延，也“负责携带一捆雨伞及手杖，并背着一个小背袋，里面装着几件常穿的衣物和本人及家长的姓名，以防我丢失后，好心人能帮我找到父母。”[49]但是他还是冒着危险，把这两年在香港写成的“唐代政治史”及“晋书补正”等在港大讲课的底稿带在身边，不让它们流失在海外。当轮船离开香港口岸航行在海面时，陈氏才松了一口气。逃离虎口，他抛掉了几个月来，一直像巨石一样压在他心上的那块沉重阴影，不禁兴奋地吟出“万国兵戈一叶舟，故邱归死不夷猶”和“此日中原真一发，当时遗恨已千秋”的诗句[50]。
中午，船行至澳门，在码头暂时停靠。陈氏带着二女小彭上岸，在早先约定的地方与地下工作者周尚见面。周尚把一个装着他所需的路费和生活费的藤箱交给了他，同时也给他介绍了一些情况。陈氏这才知道，国民党在港澳的地下工作者，为营救他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自四月份以来，朱家骅连续发来五次密电要转给他，但因国民党在香港的地下情报机构，被日本宪兵队破获，五个送信的地下工作者，都被日本宪兵抓捕。他们在日本宪兵队的魔窟里，遭受严刑拷打，但都咬紧牙关，没有供出营救的机密，否则他一家就很难从香港脱险。陈氏知道这些事后很感动，抵达桂林的第二天，就在给朱家骅、叶企孙、傅斯年等人的信中，专门提及此事，“到澳门唔周尚君，始知已先后派人五次送信，均未收到，闻送信之人，有一次被敌以火油烧杀一次，凡接信者皆被日宪兵逮问，此亦幸而未受害也”[51]。
陈氏带着小彭回到船舱坐定不久，汽笛几声鸣叫，轮船驶离澳门码头，当天傍晚时分，到达广州湾(即现在的湛江港)。由于等待国内四方亲友为营救他们所筹集的款项汇来，直到收得中央研究院院和杭立武先生各寄的五千元路费，方于5月26日由湛江出发，经玉林等地，在6月18日，经历了种种磨难，终于赶到了桂林。在到桂林所发出的第一封信中，就向朱家骅、傅斯年等帮助过他的亲友表示谢意：“此皆骝公(朱家骅——著者注)及诸兄亲友之厚赐，感激之忱，非纸墨可宣也。”[52]陈寅恪心里明白，在搭救他们一家逃离香港这件事情上，朱家骅起到了主要作用，傅斯年等亲友也给予了他们莫大的帮助。更为可贵的是，陈氏到安全之地后，还惦记着尚未脱险的同胞，如蔡元培夫人、庄泽宣等人。
逃离香港归来的陈垣之子陈乐素后来对浙江大学新任校长竺可桢说：“香港沦陷后，伪组织邀渠与陈焕镛、陈寅恪、袁守和诸人赴广州中山大学。陈焕镛以植物标本故受聘，余人均未往。陈带妻及子女五人来内地，共用二万七千元。校中为各方设法得万元作资助，均晓峰(即张其昀——著者注)为之设法者。”[53]这话可作陈氏一家脱险的佐证。
陈寅恪九死一生脱险归来，国内友人无不欣喜异常，老友吴宓赋诗一首，表达自己的心情，对陈寅恪坚守民族气节大加肯定与赞扬，诗中有句云：“喜闻辛苦贼中回，天为神州惜此才。心事早从诗句解，德名不与世同灰。”[54]疾风知劲草，国难识忠诚。陈寅恪在香港用自己的行动，谱写了一曲感人肺腑的现代文化人之正气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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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程美宝：《陈寅恪与牛津大学》，《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
[2][9][10][12]参见《陈寅恪集·书信集》，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55、222、67、70页。
[3]《胡适全集》第24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98页。
[4]转引自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18～119页。
[5]《吴宓日记(1940年2月25日》(七)，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34页。
[6][7]《胡适来往书信选》(中)，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75、476页。
[8][25][35][39][50]《陈寅恪集·诗集》，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0、184、172、31、32页。
[11][13][31][34]陈流求、陈小从、陈美延：《也同欢乐也同愁——忆父亲陈寅恪母亲唐筼》，三聯书店2001年版，第161、158、162、164页。
[14][15][16][17][18][20]《陈寅恪集·书信集》，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82、71、83、72、79页。
[19]韩愈：《师说》，《古文观止新注》殷义祥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16页。
[21]壶公：《陈寅恪先生之死》(下)，台北《中央日报副刊》1970年1月27日。
[22]谭凯光：《史学权威陈寅恪》，香港《大风》半月刊1941年第97期。
[23]参见蒋天枢：《师门往事杂录》，《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2页。
[24]《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60页。
[26][27][28][29][36][37]《陈君葆日记全集(1941年8月16日、19日，11月22日、1942年4月1日、22日)》卷二谢荣滚主编，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23～24、38、67、70页。
[30]参见李伟：《孔二小姐外传》，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无影山候新书：《孔二小姐》，红旗出版社，1996年版;王丰：《孔二小姐》，团结出版社2008年版;岳南：《陈寅恪与傅斯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等书中有关“飞机门”、“狼狗门”的资料。
[32][33][49]陈美延：《童年回忆点滴——纪念父亲诞辰一百周年》，《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王永兴编，江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80、81页。
[38]《陈寅恪集·讲义及杂稿》，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445页。
[40]《孟子今译》刘方元译注，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14页。
[41]季羡林：《陈寅恪先生的爱国主义》，《<柳如是别传>与国学研究》中山大学历史系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页。
[42]章玉政：《狂人刘文典》，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59页。
[43][44][45][47]转引自夏蓉：《香港沦陷后朱家骅组织救助陈寅恪的经过》，《中山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46][51][52]《陈寅恪集·书信集》，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85页。
[48]《陈君葆日记全集》卷二谢荣滚主编，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74页。
[53]《竺可桢全集.日记》(八)，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版，第500页。
[54]《吴宓诗集》，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37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