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澳大利亚发布的《2020年国防战略更新》报告对其所处的战略环境和面临的安全威胁做出新判断，表明其国防战略正在进行重大调整：确定直接利益区、巩固澳美联盟、强调自主防御、增强进攻性战力、视中国为主要威胁等。澳大利亚国防战略的调整是在国际和国内环境发生显著变化的背景下发生的，将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其战略地位和地区影响力，强化与美、印、日等国的防务关系，形成联合遏制中国的局面。但是，由于实力有限，澳大利亚国防战略目标的达成面临诸多困难。

关键词：澳大利亚；国防战略；印太地区；安全

澳大利亚位于南半球，处于太平洋西南部和印度洋之间，四面环海，享有天然的安全屏障。自美国的印太战略提出以来，澳大利亚作为衔接印度洋与太平洋广大海域唯一的大陆岛，地缘战略地位显著提升。2020年7月1日，澳大利亚总理斯科特·莫里森（Scott Morrison）发布了《2020年国防战略更新》（2020 Defense Strategic Update），这标志着澳大利亚对其国防战略进行了重大调整，将对印太地区的安全形势造成深远影响。

1澳大利亚《2020年国防战略更新》的主要内容

作为议会制国家，澳大利亚历届政府通过发布国防白皮书或国防战略报告的方式，向外宣示本国对战略环境及面临威胁的判断，并据此确立国防战略的目标、重点和可利用资源等。因此，此次澳发布的《2020年国防战略更新》（以下简称“报告”）是分析和研判其国防战略变化的重要依据。

该报告分为八部分：前言、概述、战略环境变化、国防政策、军事能力、军事工业与创新、资源以及改革。概况而言，主要内容包括：

首先，澳大利亚的战略环境正在发生变化。报告认为，影响地区形势的原有六大动因将在未来20年依旧发挥作用，即美中两国的力量消长、对现有国际秩序的挑战、持续的恐怖主义威胁、脆弱国家、本地区军事现代化的步伐以及非地缘的复杂新威胁等。与此同时，新的影响因素正在出现，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经济和战略后果。

其次，美中战略竞争将成为本地区战略环境变化的主要动因。报告指出，印太地区发生高强度军事冲突（包括美中之间的冲突）的可能性不高，但与2016年上一份《国防白皮书》发布时相比，军事冲突不再那么遥不可及。中国在内的大国的战略偏好更加“强硬”，并意图在印太地区追求更大的影响力。报告强调，维持印太地区和平与安全的规则、准则和机制正在承受压力，有关国家对全球公域、太空和网络空间的控制，将引发新的摩擦，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

第三，澳大利亚的国防战略将聚焦“直接利益区”，即“从印度洋东北部，穿过东南亚的海上和陆上地区，到巴布亚新几内亚及西南太平洋”。报告认为，直接利益区关乎澳大利亚最直接的战略利益（如安全和贸易），澳必须有能力在该区域内确立并行使影响力，保障共享的安全利益。澳与直接利益区内的东盟成员国、巴布亚新几内亚、东帝汶和太平洋岛国之间的防务关系是其国防规划的基本组成部分。

第四，澳大利亚的国防战略新目标是塑造——遏阻——反应。具体而言，就是塑造战略环境，遏阻有损澳利益的行动，并在需要时以可信的军事力量作出反应。报告指出，为了实现上述目标，澳大利亚国防军将直接利益区列为其关注焦点；提高独立的遏阻能力；与其他政府部门携手，拓展应对“灰色地带”行动（网络、电子和信息战等）的能力；增强澳国防军在高强度军事行动中的杀伤力；保持全球部署军事力量的能力；提升协助民事当局应对自然灾害和危机的能力。

第五，澳大利亚将全面提升国防能力，特别是远程进攻能力。报告称澳将建设一支“高强度作战环境下具备远程攻击能力、网络作战能力和区域拒止能力”的威慑型力量，打造在高强度作战条件下可靠的供应链体系和自主国防工业。澳还将加大应对“灰色地带”能力所需的投入，包括提升态势感知力、网络、电子和信息作战能力等。为此，澳将耗资8亿澳元从美国采购远程反舰导弹、高超音速导弹、导弹防御系统等先进武器装备。

第六，澳大利亚将大幅度增加用于国防领域的资金投入。报告确定，在未来10年内，澳大利亚将投入5750亿澳元的国防预算，其中包括2700亿澳元的国防能力投资。2020—2021年澳大利亚的国防预算为422亿澳元，兑现了政府将国防预算增至国内生产总值（GDP）2%的承诺。具体而言，在未来10年，澳用于提升新型作战能力的投入将从144亿增至292亿澳元（占总预算40%）；用于现有和未来可持续作战能力的投入将从126亿增至238亿澳元（占总预算32%）；用于国防人员队伍建设的投入将从135亿增至192亿澳元（占总预算26%）。

2澳大利亚国防战略的调整

《2020年国防战略更新》是澳大利亚政府自2016年《国防白皮书》、2017年《外交政策白皮书》以来发布的又一份有关对外政策和安全形势的重要文件，也标志着近20年来澳国防战略发生了最大幅度的一次调整，重大变化如下：

首先，澳大利亚对印太地区战略安全环境的看法趋于悲观。澳大利亚在短短4年内重新修订其国防战略，意味着决策层认为其所处的安全环境正在迅速恶化，必须尽快采取措施加以应对。澳总理莫里森在为《2020年国防战略更新》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称：“21世纪20年代的新冠疫情后时代，澳大利亚本土爆发一场热战的可能性是自上世纪40年代以来最大的，当时日本轰炸了达尔文，并将小型潜艇派到了悉尼港。”他还将现在印太地区的形势与上世纪30年代（二战爆发前）的情形相比：“那时世界尚未陷入战争深渊，反思目前的形势可能会让人难以忘怀，恐惧萦绕不去”。莫里森警告说，正是因为二战前欧洲“民主国家”没有足够的团结、没有足够的武装，并不愿意进行有意义的抵抗，这才引发了世界的黑暗时期。其言下之意，就是印太地区面临的安全威胁已经与二战前的欧洲类似，澳大利亚必须尽快调整国防战略予以应对。

其次，澳大利亚国防战略的重点将聚焦印太“直接利益区”。长期以来，澳大利亚由于良好的地缘战略位置，本土安全面临的威胁相对周边国家并不突出。21世纪的头20年，澳大利亚国防军更多地被派往远离本土的伊拉克、阿富汗，加入美国的全球反恐战争。经过此次国防战略调整，澳大利亚确认“印太地区是日益加剧的战略竞争中心”，其国防战略的重点将如激光束聚焦于“直接利益区”。这一变动并不意味着澳大利亚的力量将从海外退缩，返回“孤立主义”的状态，而是表明澳大利亚意图以“中等强国”的身份加入印太地区战略博弈的大棋局，而不仅仅是一颗被人摆布的“棋子”。

第三，澳大利亚国防战略将中国在印太实力的提升视为主要威胁。2013年的澳《国防白皮书》“中国”一词出现65次，认为中国的参与和发展将有助于亚太地区的稳定，澳政府不视中国为对手。2016年的澳《国防白皮书》“中国”一词出现64次，用“新兴强国”（Newly Powerful Countries）这一含蓄的表述代指，认为“新兴强国”将“试图在公海、网络空间和太空等国际公域挑战既有国际规则和秩序，造成紧张和不确定”。2020年的报告“中国”一词出现频率大幅度下降，仅仅9次。澳外交部门也极力否认国防战略更新和未来10年巨额国防预算是针对某一个国家。但正如一篇澳智库评论文章的标题所揭示的那样——《所有人都知道澳大利亚加强军力就是针对中国》。该文作者约翰·李（John Lee）曾任澳外交部长毕晓普的高级顾问，他毫不隐晦地说：“只有中国才是澳大利亚军事思维、态势和能力的要急剧提升的原因所在。澳大利亚发展进攻性武器，目的是使中国付出相当大的代价，并展示必要时使用这些武器的决心”。这种观点典型地反映了澳政府和战略界中的某些人对中国的戒备和敌视。

第四，澳大利亚国防战略在强调澳美联盟的同时强调自力更生。澳大利亚依然将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存在视为其军事安全和国防战略的核心支柱，这也在报告中反复提及和重申。但是，近年来，随着美国实力的相对下降以及特朗普总统 “美国优先”思想在外交和安全领域的付诸实施，澳战略界对美澳同盟的可靠性产生了相当的焦虑和怀疑。在他们眼中，“在特朗普总统及其继任者的领导下，美国不再像以前那样的盟友。尽管我们可以抱最好的希望，但澳大利亚需要做最坏的准备”。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供应链的打击，再次坚定了澳加强“自力更生”能力的决心。为提高国防工业的自给自足能力，澳大利亚对今后国防能力投资的大部分将注入国内的造船、通信、基建等工业企业，惠及大约1.5万家澳企业和约7万名工人。

第五，澳大利亚国防战略将强化远程进攻性军事能力的建设。自二战以来，澳大利亚国防战略的主基调是防御：保卫其本土及周边广阔的海域和空域安全，防止极端恐怖分子对澳本土发动攻击等。此次报告的公布，被很多观察人士视为“澳大利亚战略方针的根本改变”，即从防御转向进攻，以增强威慑能力为出发点，发展一支能在“高强度作战环境下具备远程攻击能力、网络能力和区域封锁能力”的威慑型力量，慑止其他国家对澳大利亚“直接利益区”可能的“侵略”。这也是为何澳大利亚要耗费巨资从美国采购远程反舰导弹、高超音速导弹、导弹防御系统等先进武器装备的根本原因。同时，澳大利亚将加强网络空间、电磁空间、太空在内的新型作战能力，防止“灰色地带”威胁。

3澳大利亚国防战略调整的新原因

作为一个远离亚欧大陆的中等规模国家，二战以来澳大利亚的国防战略一直保持着相当程度的稳定性，即以《澳新美安全条约》为框架，与美国的军事同盟为支柱，保卫本土安全为首要，维护南太平洋地区稳定为重点，追随美国在全球的军事行动为己任。

在原有的“亚太”地缘战略概念下，澳大利亚只不过位于南太平洋地区的一角而已，重要但不关键。但是，随着“印太”地缘战略概念的不断凸显，特别是美国印太战略的提出与实施，澳大利亚成为了连接印度洋和太平洋的中心与枢纽：它是这片广阔水域中唯一的大陆岛，西邻素有“咽喉”之称的马六甲海峡和世界上最繁忙的南海航道，东接关岛、夏威夷岛等美国重要的军事基地。澳大利亚一跃成为美国全球战略布局中不可或缺的支点，成为美国保持印太地区主导地位的重要支柱。

上述因素一直客观存在并发挥着作用，那么推动澳大利亚此次大幅度调整国防战略还有哪些新的原因呢？

首先，美国实力在印太地区相对下降。自二战结束以来，澳美同盟一直是澳大利亚国防战略的支柱。澳大部分政界人士都赞同，美国在本地区的军事存在是地区安全的最根本保证。澳前国防部长金·比兹利（Kim Beazley）曾指出：“在澳美同盟中获得的技术优势使澳大利亚有可能以地球百分之一的人口防卫百分之十二的陆地面积。没有这种帮助，澳大利亚就无法维持自主防卫的姿态。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澳美同盟是我们独立自主所必不可少的”。

然而，近年来美国实力相对下降，特别是美国此次应对疫情表现出的“史诗般失败”加速了这一趋势，从而迫使澳国内开始认真思考：美国是否有可能在未来抛弃美澳联盟，进而损害澳国家安全利益？澳著名智库洛伊研究所（Lowy Institute）在2020年发布的一份名为《新冠疫情后的世界》（The World After COVID-19）报告中称：“澳大利亚人长久以来习惯于美国是全球力量的中心，而不是全球疾病的中心。但是美国现在出现了严重的问题：狂热、虚弱、迷失方向。特朗普总统任期和新冠病毒大流行的结合，正在对世界看待美国的方式产生重大影响”。

从美国方面而言，特朗普印太战略中很重要一部分就是，更多地依靠本地区的联盟体系，鼓励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盟国更多地担负起地区防务的义务，包括要求国防预算增加至GDP的2%以及从美国购买先进武器装备等。因此，澳大利亚此时大幅度调整国防战略，也是在为美国军事力量的收缩及在印太地区的重新部署做好准备。

其次，中国影响力在印太地区显著提升。与美国实力的相对下降相比，中国近年来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却在不断上升。对于澳大利亚而言，中国实力增长所导致的最为敏感的变化表现在两个层面。地区层面，澳大利亚认为中国以更加“咄咄逼人”的姿态在印太追求更大的影响力，比如中国“可能在印太地区建立军事基地”，将会破坏本地区的稳定和“直接利益区”。中国对南太平洋岛国的援助和开展正常的军事交流，令澳大利亚感觉如芒在背，常常被澳方污蔑为“债务陷阱”，认为意在与澳争夺“传统势力范围”。在国家方面，澳大利亚指责中国“在使用包括经济在内的各种方式对澳大利亚实施胁迫，以达成战略目标”。自2009年起，中国就开始超越美国和日本，成为澳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是澳铁矿石的最大买家，也为澳教育产业带来数量可观的收入。但是，澳中政治关系的冷淡和紧张使两国间的经济贸易关系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根据最新统计，2020年1月至8月，澳对华出口总值同比下降7.5%，特别是仅8月单月，澳大利亚对华商品出口下降逾26.2%，下降幅度超过其余所有国家。

此外，中国实力在印太地区的提升使澳大利亚产生了更深层次的意识形态焦虑。作为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一员，澳大利亚国内的很多政治人士对美国特朗普政府应对新冠疫情中的糟糕表现、不断“甩锅”和“退群”的行为，感到无奈和失望。同时，他们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成功，特别是抗疫成功中体现出的强大动员力和执行力，深感惶恐不安，他们在内心无法接受“北京模式”优于“华盛顿模式”的现实。洛伊研究所的赫尔夫•雷马休（Herve Lemahieu）表示，他“更担心的是北京在全球范围内发挥的软实力。在美国放弃成为全球危机领袖之际，北京的言行将吸引许多国家”。可见，澳大利亚国防战略的调整，亦是澳在为中国综合实力和影响力在印太地区全面跃升做好准备。

第三，澳大利亚国内治和经济现实的需要。前文已经提及，美国由于自身实力的下降和主导地区安全事务意愿的减退，也乐于看到“铁杆盟友”澳大利亚能够在印太安全格局的塑造方面发挥更加主动和积极的作用。在外部环境契合的同时，澳大利亚当前的国内的政治和经济状况也为国防战略调整提供了适宜的条件。

就澳大利亚国内的政治气候而言，随着近年来右翼势力和民粹主义思潮的兴起，反对外来投资、外来移民和自由贸易的声音在澳政坛不绝于耳。为了获取政治利益和选民支持，澳执政党自由党倾向于在对外安全政策上保持强硬的态度，特别是在巩固与美国的密切联盟关系的同时，试图主动塑造印太地区“直接利益区”的安全格局。在对中国政策上，澳自由党尤其强硬，有时甚至比美国还要积极：指责所谓中国情报部门渗透澳大利亚核心部门、禁止中国企业参与澳大利亚5G网络建设、带头发起对新冠疫情源头的“独立”调查、攻击中国涉港国安法等、宣布中国南海领土主张“非法”。澳国内评论说，这些做法“让莫里森总理找到了一个政治上的最佳点，他既能捍卫澳大利亚主权，又能在下届联邦选举中打出‘中国牌’作为自己的王牌”。

在经济方面，澳政府希望通过大幅度增加国防预算，在提高本国国防工业自给自足能力的同时，实现新冠肺炎疫情后刺激经济复苏的目的。以新南威尔士州为例，未来10年将有100亿澳元的投资用于更新和重建该州的国防设施，政府推行的“本地工业能力计划”，将最大限度地促进本地工业参与这些项目的实施，为新南威尔士州的当地社区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很明显，国防战略的调整迎合了澳大利亚国内政治和经济的需要，所以报告出台后，即使是澳在野的工党和与中国贸易往来密切的工商界人士也没有提出太多的反对意见。

4澳大利亚国防战略调整对印太安全形势的影响

澳大利亚既是印太地区的中等强国，也是美国印太战略的关键支点，其国防战略的调整无疑将对地区安全形势产生重大影响。

首先，澳大利亚与美国的军事同盟将更加紧密，对印太地区安全格局的影响力更大，但不愿直接卷入中美冲突。澳大利亚凭借目前或可见未来的军事及综合实力，肯定无法独自支撑起主导印太“直接利益区”安全的大局。因此，巩固与美国的军事同盟，更加紧密地追随美国的印太战略，是澳大利亚已经在此次报告中向世界公布的战略选择。所以，澳美同盟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具有很强的稳定性。这种稳定性既来自澳对印太战略安全环境的悲观态度，也是基于澳美之间在文化历史、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方面的高度认同。澳大利亚国内跨越党派的主流政治倾向是，美国主导的国际和地区秩序是澳大利亚安全、稳定和繁荣的基石。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即使面临美国实力下降的现实、外交政策摇摆不定的窘境，澳大利亚也会在军事安全领域继续紧随美国，为美国在印太的军事部署提供最大可能的协助，包括加强作为澳美同盟后勤、军需物资和作战行动的“集线器”作用、扩大美海军陆战队在达尔文轮换部署规模、在澳北部建设新的美军油库、从美国采购远程进攻武器等方面。同时，美国今后将也将更加侧重发挥澳美同盟的关键作用，推动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对话机制”（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简称“四边机制”，QUAD）的建立，致力于“五眼同盟”功能和成员的拓展，在南海行为准则制定和对南太平洋岛国援助问题上对冲中国促进地区和平发展所做的努力。

当然，澳大利亚并不愿意看到美中两国之间发生直接的军事对峙或冲突，特别是极力避免军事上卷入中美之间的角力。据外媒报道，2019年8月，澳总理斯科特·莫里森（Scott Morrison）否认美国曾提出在澳部署中程弹道导弹的要求，并表示如果澳大利亚被问及此事，澳将拒绝。在2020年8月澳美外交国防“2+2”部长级会谈后的记者招待会上，澳外交部长马莉斯·佩恩（Marise Payne）也表示，“我们无意伤害伤害澳中关系，澳大利亚有信心根据自己的利益做出决定”。正如评论人士所言：“澳大利亚将发挥更加平衡、多方面的作用，而不是被硬塞进一场消耗一切、不惜代价的大国斗争中”。上述表态印证了澳并不愿意毫无保留地在军事安全问题上完全支持美国。

其次，澳大利亚将“直接利益区”视为其势力范围，重点争夺“两南地区”主导权，保证“两翼”安全。前文所述，澳大利亚的“直接利益区”涵盖了印度洋、马六甲海峡、南海、南太平洋的广阔地区，远远超出了澳大利亚本土的周边区域。而且，澳决心以“积极、进取的态度，争取直接利益区内的稳定、安全和主权”。澳大利亚对“直接利益区”表述虽然没有1823年美国《门罗宣言》那么直白和排外，但也是历史上首次将上述区域列入势力范围，作为其实现印太地区中等强国雄心的一部分。可以预见，澳大利亚在今后10年会将军事力量的主要投送和运用范围优先放在“直接利益区”，特别是与其有重要利害关系的“两南地区”，即南太平洋和南海。为此，澳大利亚将努力提升与区域内南太平洋岛国、东盟的防务合作关系，确保澳大利亚“直接利益区”安全的“两翼”，即南太平洋岛国与海上东盟国家。

南太平洋地区长期以来一直被澳大利亚视为自己的“后院”，它既是澳西北部本土防御的海上防线，也是向印太其他区域辐射影响力的大后方。在此次国防战略调整中，南太平洋地区被认为是紧邻澳大利亚本土的“直接利益区”，重要性可想而知。近年来，澳大利亚加大了与中国、印度在内的新兴国家争夺在南太平洋地区影响力的投入。在防务合作领域，澳大利亚升级了与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防务合作，实现了澳国防军与巴新军队的混编。澳大利亚还试图将与南太平洋岛国的防务合作作为澳美同盟体系的一部分。2018年11月，澳大利亚决定在巴新重建马努斯岛的隆布鲁姆（Lombrum）海军基地，使其成为美国在太平洋第二岛链基地群的一环。今后，澳大利亚还将持续增加对南太平洋岛国的经济援助和防务合作，推回其他国家的影响力。正如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约翰•布拉克斯兰（John Blaxland）指出：“莫里森政府清楚地认识到，澳大利亚在太平洋地区的强势政策不允许失败，需要向太平洋岛国加倍提供援助，以确保澳大利亚战略利益，赢得日益激烈的竞争”。

南海地区是澳大利亚“直接利益区”内的重要海上交通线，每年约有30%的全球海上贸易经过南海海域，澳大利亚60%的贸易也需要由此经过（Radio Australia 2012）。南海地区与澳东北部的达尔文距离约2500公里，是澳大利亚保证东北部海域安全的屏障和侧翼。在《2020年国防战略更新》发布后不久的2020年7月23日，澳大利亚就紧随美国，改变之前的中立态度，正式宣布“中国对南海有争议领土的主张非法”。此前，澳大利亚还派出以“堪培拉”号两栖攻击舰（HMAS Canberra）在内的5艘军舰，在南海和西太平洋与美国、日本展开联合演练，并被媒体曝出在靠近南海岛礁时与中国海军舰只“不期而遇”。为了加大对南海地区的介入力度，澳大利亚在主要依托美国力量的同时，还将南海问题作为与个别东盟国家强化防务关系的“粘合剂”。以印尼为例，澳大利亚与印尼在2019年12月发布《联合宣言》，表达“对南海问题的严重关切”，担忧“对争议岛屿不断的军事化”。今后，澳大利亚还将密切与印尼的防务合作和交流，包括联合演习、技术转让、能力建设、信息交流和情报共享等领域，“支持印尼武装力量和海岸警卫队保护印尼海域的能力，潜在地弥补印尼有限的经费预算”。

第三，澳大利亚将继续深化与印度和日本的防务合作，协助构建“四边机制”。除了前文提及的南太平洋和南海地区之外，澳大利亚还将通过加强与印度、日本的防务合作关系，进而协助美国构建针对中国的美日印澳“四边机制”。

针对澳印关系，澳国内一些专家认为，“为了摆脱对中国的经济依赖，澳大利亚需要实现贸易伙伴多元化，扩大出口市场，而印度可以在这方面提供帮助”。在防务关系方面，澳印共同遏制中国已然成为澳大利亚战略界的选项之一。有些澳大利亚学者毫不掩饰地说：“横跨从好莱坞到宝莱坞广袤地区的国家将团结起来，共同遏制中国”（White 2020）。澳著名智库洛伊研究所形象地指出：“长期以来，澳印关系一直围绕着3C展开，即板球（Cricket）、咖喱（Curry）和英联邦(Commonwealth)。 考虑到2020年两国关系的变化，可增加2个“C”：中国（China）和遏制（Containment）”。2020年6月，澳印两国总理举行了线上峰会，同意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签署了《后勤相互支援协定》（Mutual Logistics Support Arrangement），该协议将允许彼此使用对方的军事基地，并允许双方开展更多海军合作。外媒还报道，印度已正式邀请澳大利亚作为正式成员参加年度“马拉巴尔”（Malabar）联合军演，这一决定意味着“四边机制”的所有四国将同时参加印太地区的军事演习，具有很强的象征性。今后，在美国的支持和怂恿下，澳大利亚将继续密切与印度的军事交流与合作，协助美国将“四边机制”实体化、北约化。

澳大利亚和日本是美国在印太地区的两大重要盟友，被称为“南锚”和“北锚”。随着美国亚太联盟体系的日益网络化，澳日之间的防务合作关系也日趋紧密。2020年11月17日，经过长达6年的谈判，澳日两国宣布就《互惠准入协定》（Reciprocal Visit Agreement, RAA）达成一致。该协定一旦签署生效，将允许澳日两国的武装力量在进行联合训练演习时无需经过额外审查，同时携带的武器和车辆等装备的进入手续也将简化。这一协议也将会是日本自1960年签署驻日美军地位协定后的第一份类似协定，标志着日本政府60年来首次允许美国之外的外国军队在其领土上行动，也为澳日加强防务合作和联合军演铺平了道路。在新的国防战略下，美澳、美日同盟的网络化、体系化趋势将更加显著，并可能把南海与东海联结起来，形成南北呼应、相互配合的“三角形”。一旦局势紧张，美澳可凭借关岛、达尔文在内基地群，在短时间内完成海空机动和部署，从而实施有效的军事威慑和行动，而美日也可能在东海方向策应，分散对手的注意力。

5 结束语

总体而言，澳大利亚此次国防战略调整尚处于实施的最初阶段，不排除在局势变化之后再次调整，我们需长期跟踪观察。但是，就目前情况而言，我们可以做出以下判断：

首先，澳大利亚本身实力有限，国防战略目标的实现困难重重。尽管很多澳大利亚的政界和战略界人士在为新国防战略的出台欢呼，甚至一厢情愿地认为“澳大利亚国防战略的转变可能会改变印太地区的安全运行机制，也会改变美国在该地区的竞争态势”。但是，作为一个中等规模的国家，澳大利亚无论在经济总量、军事实力还是在地区影响力，都只是当今印太地区这一战略大棋局的配角和棋子而已。在新冠疫情重创国内经济的情况下，澳大利亚不仅没有将巨额预算投入到经济恢复和刺激中，而是填入了扩充军备的“无底洞”，令许多冷静的学者深感忧虑。西澳大利亚大学教授马克·比森（Mark Beeson）直白地表示：“澳大利亚的安全威胁主要来自全球气候变化、蔓延的山火。但决策者的想法仍然集中在传统的军事安全上。然而，如果美国的威慑吓不倒中国，无论澳大利亚在军事上烧多少钱，中国肯定不会把澳大利亚放在眼里”。

第二，澳大利亚国内政治受到民粹主义思想的绑架，难以做出冷静客观的决策。澳国内的一些政治人士还生活中冷战中，习惯用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看世界，特别是看中国，将无底线地批评和妖魔化中国视为选举时的“选票收割机”。对此，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Kevin Rudd）最近呼吁，勿将澳大利亚的外交政策和安全辩论政治化。他认为，“当前自由党政府处理澳中关系时，常常把自己对中国的立场定义为强硬，把工党的立场定义为软弱……这不仅仅是‘支持中国还是支持美国’的二元对立，还是澳大利亚政治中的二元对立：即在中国问题上，自由党是在维护澳大利亚的利益，而工党则是一群软弱的绥靖分子。”悉尼大学教授詹姆斯·柯兰（James Curran）敏锐地指出，“澳大利亚往往是世界上第一个最大声批评中国的国家。澳大利亚外交中经常需要的微妙和弹性，现在已经看不到了”。在这样极端化的国内政治环境下，澳国内有识之士针对中国政策的客观谏言无法发声，或者声音太弱，无法被听见。

第三，澳大利亚错误地将中国视为为威胁，将带来不可承受之重。中国驻澳大利亚公使王晰宁在2020年8月曾这样阐述中澳关系：“中国从未将澳大利亚视为战略威胁，中澳之间没有根本利益冲突，也没有任何重大历史纠葛”。这一论述也反映了大部分中国人认知下的中澳关系。然而澳大利亚错误地将中国视为其安全环境恶化的主要威胁，毫不掩饰地在各个领域挑衅中国，很大程度上抛弃了之前“平衡战略”，成为了美国推行印太战略、遏制中国的“马前卒”。因此，在今后一段时间内，澳中关系的主基调会是冷淡和紧张。2020年5至8月，中国有关部门依法对原产自澳大利亚的大麦和葡萄酒进行了反倾销或反补贴调查，依法暂停了澳大利亚4家牛肉商出口资格，并开始对从澳大利亚进口的铁矿石进行通关检查。虽然以上行动属于正常的贸易纠纷和调查，但也反映出了在中澳政治关系冰冻的情况下，两国经贸关系也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而且澳大利亚受到的影响将肯定大于中国。在新冠疫情过后亟需经济复苏的澳大利亚，这种影响可能成为无法承受之重。正如澳大利亚中国关系研究所（Australia China Relations Institute）在最近的一份报告中警告称，“如果中国决定加大出于政治目的的贸易报复力度，中国有可能对澳大利亚造成更大的贸易损害。在可预见的未来，我们需要双方的贸易保持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