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道路上，邓小平是再一次将社会主义重新回落到现实土地上来的人。他从社会经济的历史进程着眼，从作为中国现阶段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物质基础和社会生产力出发，真正地使我们的思路回到了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辩证法客体向度的逻辑。可以发现，从马克思的客观历史辩证法的视角，我们今天却恰恰是摆脱了落后经济发展之上的那种虚假的社会主义自由王国，重新进入经济必然性还占主导地位的必然王国。在这里，中国今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恰恰是“以物的依赖性”为本体的！社会经济生活的主要发展只能是一个不以我们意志（主体意图和计划）为转移的自然历史过程。但是这里的社会主体不再是资本，而是表现为一般社会关系的社会劳动。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理论问题。在此，我们可以对其作一概要的分析。
说今天中国的社会发展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是我们对几十年道路反省后最重要的科学确证。我认为，就是在今天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决不能再一次忘记这个“初级阶段”。中国之所以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其主要依据是中国目前社会经济（生产力）发展的现实水平和功能性质。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选择，20世纪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不会让任何民族通过自由资本主义走向独立和富强，我们别无出路。但几十年至今，我们的经济文化发展相对马克思所说的那种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所必需具有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却仍然是“不够格”的，虽然我们也曾在生产关系和政治意识形态方面进行过超前的跨越，但历史的现实最终还是告诉我们，社会生产力为基点的社会经济历史发展阶段是无法超越的。在一个十分惨痛的曲折后，我们才重新回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标准”上来。我们承认生产力落后，所以我们勇于自称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但我们又不甘永远落后，社会主义本不该是贫穷和落后的，于是我们又要真正从经济发展上奋起直追，这就要实现社会主义本身的现代化，从而走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峡谷。在起初的一度时期，“四个现代化”仅仅被理解为单纯地重视经济、发展生产，可是不久我们又发现在原有的体制里是无法迅速生长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来的。由发达的社会化生产建构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首先需要一个新的基点：即全新的经济、政治结构，这个基础只有在旧体制的废墟上重新筑成，这就是改革与开放了。改革开放是一个社会格式塔转变的系统工程，它要实现“产品经济”向商品经济、“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并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具有高度民主和法制的社会政治结构和全新的观念体系。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中的第二次革命。由于这种革命是从生产方式本身的物质基础开始的，所以它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可能要超过1949年。改革要打破旧的社会体制，建立新的能够有效地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新的社会结构，所以改革也只有改革才是通向现代化的入口。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与现代化的历史的逻辑关系。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当代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的必然，也许没有任何向后转的路。不过，十多年的拼搏也实在需要一些感性经验之上的冷一些的理性反省。路子无疑是对的，在改革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深入的现实问题面前，我们大概该总结一些什么。为了今天，也为了今后更长更艰难的征途。
我们先从几个经济体制改革实践进程中常见的感性实践现象谈起吧，在这些年的基层经济运作中，比较多的表象是经济进程的政治行为化。中央原来一个正确的科学改革方案，走下去却变成一种政治运动式的政策推行，这使得改革本身变形为一种非经济进程客观需要的东西（如开发区与引进外资）。这有没有一种旧的痕迹？另一个现象是改革经济中突出的形式上经济模型和方法的移植。不管在哪里，在什么经济发展层次上生长的有效经济手段和管理方法，只要看来可能对我们有用，就统统地搬到我们这块土地上试一下，这种方法上的“技术引进”的成功率是极其罕见的。还有（也是目前最严重的问题）改革的超经济跃迁性。改革进程被人为地制造成一种构想方案的速成连结，方案与措施的重叠和不落实，最终严重蚕食了改革本身的有效实现，等等。也许我们已经开始察觉到，在现实的经济改革过程中，常常出现一种意图与结果、主观预见与客观效应之间的差距。在这一点上，我们隐约感到了人在社会运行背后“看不见的手”的力量，当然这不是亚当•斯密所狭义指称的商品经济的价值规律，而是特指经济进程中客观规律的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必然性。
如前所述，1949年，我们成功地进行了一场政治革命，步入了社会主义实践时期。按照历史发展的正常进程，任何政治革命都应是一定经济变革在社会上层结构中的完成，可是我们的政治革命却是在一种特殊的社会历史矛盾中发生的。很关键的一点是，当我们声称正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时，在社会基础中就开始存在着一个巨大的经济空洞。因为我们这个社会的现实经济基础离社会主义可能发展和保持的生产力水平相距甚远。政治革命在形式上的完成可以通过一种质的结构上急速扭转而实现，而经济本身的发展却是无法在一个形式的转换中结束的。当我们离开现实去提高生产力水平，去迅速建构一个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框架（以马克思对未来社会并不具有直接实践性的构想为模式），一开始就注定了这是一个没有生命力的僵死的体制。马克思100年前就告诉我们，革命是无法制造的，任何革命只能是社会发展客观进程的要求。同样，马克思还说，作为自然历史过程的经济阶段是不能超越的。记住这一点很重要。在1949年的政治革命之后，我们本该从社会生产发展入手去建构一个新社会的经济基础，以把特定条件下产生的政治革命实现为一个真正的社会革命。可是，我们却忙于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继续制造着多种多样的革命运动， 而应该在现实土地上迈出的一步， 在走了30年弯路以后才在今天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革中真正起步了。今天，我们能承认自己仍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对这一历史现实的正视。可是我认为，这还不够，我们还应该把这一正确的反省在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的理论逻辑中更加深化一些：即确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进程本体也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
我们已经熟知，马克思从社会的经济生产发展的历史实践功能度上将人类社会历史划分为三大形态。按理说，在马克思那儿，社会主义应是在史前时期（自然历史过程）结束后发生的人类历史发展的高级阶段，所以，社会主义自然就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自由王国”时期。很自然地，社会主义应是对那种社会经济规律通过“盲目破坏作用来贯彻的自然规律”的历史超越！在这个时期中，人类历史的发展就不再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而成为了真正的人类社会历史过程，人的历史主体作用也不再以盲目的多向合力来实现，而成为一种同一的自觉的创造力量。人类社会将扬弃外在的经济必然性，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当然，这种扬弃不是离开经济的发展，而是将必要的经济条件作为自身发展的内在前提，在新的基础上有计划地全面自由发展。（参见拙文：《马克思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转换的深层涵义》，《哲学研究》1994年第8 期）可是具体地现实地看，我们今天现实中的中国社会主义并不属于马克思所指出的这个高级阶段，正是由于缺乏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我们才标明自己是“初级的”。这恰恰是我们从形式上跨入高级阶段失败后的历史反拨。尤为重要的是，我们已应该理解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特别是今天），在马克思划定的三大形态中不可能属于第三时期，而仅仅处在第一个时期（自然经济）向第二个时期（商品经济）转变之间，虽然我们却又的的确确是真正现实的社会主义！这也许是比那种把社会历史简单地从外在结构上划分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来得更加深刻的透视，一种从深层经济进程出发的透视。在这一点上我们懂得，充分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商品（市场）经济是不可超越的（不是资本主义不可超越！）。这样，再按照马克思所揭示的历史辩证法的客观规律看，中国今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程从总体上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而不是从主体出发的“自由王国”。这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再认识的一个极要害的理论前提。当然，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中必然也会发生一定层面上的似自然性和物役性现象，但这些现象不再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那种特有的对抗性表现出来（参见拙著《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第三章，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与商品经济与生俱来的消极因素会被减少到最低程度。这也是我们在落后的物质生产水平上推动历史进步所必然付出的代价。可是我还要指出，即使如此，我们在历史辩证法的内在逻辑和社会高层次发展的未来尺度上，也应该关注在一般社会物质生产高度发展基础上的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否则，我们会失去历史进步中比经济发展更重要的东西。
有了这样一个理论参数，我们再回过头来认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革和现代化。我们可以确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主体应是社会主义有调控的市场经济，从根本上，这有一个需要注意的联结点：作为自然历史过程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其经济发展的本体结构必然是商品经济，按历史逻辑应是由“看不见的手”来主宰的，可是我们又已经是社会主义，因而要加以有计划的调控，这就是一种新的历史经济形式了。关键在于，按马克思的意思，社会主义的有计划性应是社会化大生产高度发展中客观生长出来的生产本身的结构，而我们原来的计划之根据却是一种非经济的经验规定。这就容易使我们的计划指导变成外在于经济的政治行为（行政控制）。要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计划性从生产力发展中生出，从行政手段真正走向经济有序性，这只能是一个经济发展的自然历史进程，而不是可以任意造就的。
第二点，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革又是有涉生产关系的革命，是经济转轨，但不同于以往我们对生产关系超越性变革的地方，在于它的落点并不在生产关系本身，而在于生产力的真实生长。30多年生产关系上的激变造成了我国生产力水平与经济形式的历史倒错（即所谓“先进的生产关系与落后的生产力水平的矛盾”），这不仅没有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反而极大地造成我们经济发展的滞后（在原来旧体制运行中的“产品经济”，指令性计划的运行实际上是与我们社会自然经济基础中的人的血缘依附关系结构奇妙地发生有序对应的）。所以，改革首先是一种回落，即让远离生产力发展历史实践功能度的生产关系从主观创造物重新成为一种现实经济运动的客观产物。然而，现在要改革并不仅仅因为原来经济体制搞错了，还因为那也是经济本身落后的一种必然变形物。在今天，那种使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发生畸变的经济现实仍然存在，我们正是要找到与这种生产力水平相一致并能促进其突发向前发展的经济形式，这就是改革的目的。这里必须注意的是，我们的改革是历史的特殊性产物，它不同于经济正常向前发展产生的社会变革，而是一种纠正经济关系的历史倒错混合的经济形式重建，这容易使我们把经济结构的改革看成是一种简单的形式转移，因而滑向以主体理想模式为先导的新的“大跃进”。深化的改革同样是一个经济过程，所以新的经济体制只有在客观经济发展中找到现实生长点，并有效运转起来才是现实的。如果改革又成为一种离开生产力现状的纯粹生产关系的建构，不是没有可能发生新的历史倒错的。这是更加可怕的事情。历史又开始告诫我们：改革大约也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
第三点，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发展和现代化不是一个抽象的指标，而是一个生产力发展的历史结果。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的“现代化”经过了几百年的社会经济发展的积淀，这个现代化当然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而我们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当然也不能靠非经济因素的“跑步”和“翻番”得来。现代化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经济实在的增长过程。我们也不能用主观的想象在时间上确定出硬性的目标，使现代化进程变成一种赶超、翻番的高速发展，重新回到头脑发热的1958年。我们对现代化目标的理解更多地是着眼于当代西方社会的生活水平，但我们不能忘记，如果仅仅刺激出一个现代化的需要和消费的水平，而生产（供给）却仍然是虚空的，这不可能是真正的现代化。我们要走向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这必然是一个通过改革，通过艰辛的经济生产本身的发展而逐步走完的自然历史过程。每一步都必须是坚实的生产力进步，都必须是一个通过改革、通过艰辛的经济生产本身的发展进步而逐步走完的自然历史过程。每一步都必须是用真实的生产力进步铸成的，绝来不得半点虚假和人为的超越。这是一种战略上的科学认识。
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模式的改革，无疑是我们中国人重新站立起来的唯一出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历史大潮的趋向，任何力量也无法阻挡这种向前流动的历史车轮。可是，我们再不能跌跌撞撞地向前跑了，扎扎实实地在土地上向前走比那种跑几步一个跟头来得要更稳、更实、更快。这是历史的要求、人民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