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为了实现民族复兴的价值追求，中国社会学在发端之初融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为一体，既接受了西方社会学的影响，也承继了中国学术传统之精华，展开了广阔的学术视野，建构了具有丰富内容的社会学理论，为民族振兴和社会进步作出了显著贡献。中国社会学应当认真总结因人文精神而兴、借科学精神而实的历史经验，突破单纯经验化和技术化的狭隘倾向，摆脱由此而产生的表层化和边缘化困境。

自严复和康有为等人论及群学以来，中国社会学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深入考察中国社会学的初创形成与历史演化，会发现中国社会学虽然同西方社会学有十分密切的联系，但是因为中国社会学在思想渊源、现实基础和面对问题等方面的特殊性，所以在价值追求、学术胸怀和理论视野等方面都同西方社会学有很大区别，明晰这些区别的根据和必然性，不仅可以把握中国社会学的历史地位和学术价值，而且也可以为中国社会学的当代建构汲取有益的启示。

一、民族复兴的价值追求

无论西方社会学还是中国社会学，都是直面社会危机而诞生的。西方社会学诞生时面对的社会危机主要是阶级斗争而引发的社会秩序紊乱，所以孔德为实证社会学提出的根本任务是重建社会秩序；中国社会学诞生时面对的社会危机主要是列强入侵而导致中华民族危亡，因此严复、康有为等人为中国社会学提出的根本任务是呼唤国民团结自强，实现民族复兴。

毫无疑问，重建社会秩序和实现民族复兴都是明确的价值追求。就此而言，不仅西方社会学自诞生之日起就不是价值中立，而且中国社会学也更是表现出强烈的价值追求。在西方社会学和中国社会学后来的发展历史中，也找不到哪一个学术流派或哪一位社会学家是以价值中立的立场对待自己身处其中的现实社会或社会问题，所以韦伯主张的社会学研究的价值中立不过是一种不能实现的学术幻境。

价值追求本来是主体原则的伸张，然而在孔德那里却被认为是对客体规律的服从。因为孔德认为，社会秩序是像星体运行规律一样的铁的必然性，所以追求社会秩序的重建，其实质乃是认识客观规律、服从客观规律。尽管孔德也承认社会秩序中有人为秩序的成分，但是他最终还是以物理学家的科学眼光确定实证社会学的任务。严复引入的西方社会学是比孔德追求的具有更加严格的客观性或科学性的斯宾塞生物社会学，受斯宾塞的影响，严复也用客观规律解释中国应当变革图强的价值理想。

然而，不仅民族危亡的灾难让中国社会学家感到问题的严重性，而且民族危亡面前无动于衷的国民意识又让中国社会学家感到最严峻的事实是国民迟钝甚至麻木的主观性。所以包括严复在内的早期中国社会学家很快从注重客观规律的科学精神中产生了注重主观教化的人文精神。与注重教化的人文精神相关，社会学一开始被严复翻译为群学在中国学术界传播。社会学被译为群学，不仅因为荀子论及群学，更重要的是表达了中国社会学家期望国人团结自强的主张。因此，严复和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传播和研究群学的方式与斯宾塞不同，其主要注意力不在于对群体结构的分析，而在于呼唤国人合成群体、发挥群力，团结抗敌、复兴中华。

团结合群，是中国社会学发端之初对中华民族发出的强烈的时代呼唤，是中国社会学刚刚崭露头角便表现出的强烈的人文精神。中国社会学的人文精神同西方社会学的科学精神不是像在近现代西方学术中那样的对立关系，而是以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经世致用精神为中介实现的一种融合关系。或者换句话说，中国社会学以经世致用的中国学术传统融合了西方社会学中的科学精神与植根于中国本土的人文精神。

中国学术传统中的经世致用精神起于明末清初，中经乾嘉考据学派到了晚清今文经学发扬光大。龚自珍、廖平和康有为等人，承继了乾嘉考据学返回古典、注重客观实证的学术追求，将之与庄存与、刘逢禄的今文经学传统结合，形成了晚清今文经学。而晚清今文经学可以看作中国现代学术的直接源泉之一，尽管其尚未达到现代学术学科化的程度，亦即它还没有明确地分化为文史哲、政经法等学科，但是其中已经明确地包含了现代学科中的一些基本原则。就社会学而言，在晚清今文经学中能够发现很多与社会学明确相同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诸如龚自珍等人提倡的客观求实、归纳推理、注重实用等等方法原则，同实证社会学的方法原则都是一致的。

不过，晚清今文经学中的经世致用原则，又与单纯崇拜科学精神的实证原则不同，它同时也包含了对人文精神的肯定。从龚自珍和魏源开启今文经学，到康有为集今文经学之大成，今文经学中表现出的实证精神都不仅仅是一种科学精神，更重要的是一种政治精神或民族精神。王国维曾批评龚自珍和魏源不惟学术而学术，以致用政治要求冲淡学术追求。梁启超对晚清学术政治化倾向持肯定态度，他明确指出，康有为的贡献不仅在于提倡求真务实，更重要的在于使今文经学政治化，亦即把今文经学的学术研究同民族危亡与复兴直接统一起来，这不仅是中国社会现实矛盾对中国学术的要求，是中国学术不可推卸的使命，而且也是中国学术超越空疏、走向进步的标志。

晚清今文经学中的民族精神和政治精神，就是一种具体的、真实的人文精神。人文精神起于文艺复兴运动，当时人文主义者面临的使命是以人性对抗神性，以个体的生存价值对抗上帝的抽象本体。所以人文主义者呼唤的人性是人的个体性；晚清今文经学重视人的生存价值并不逊于人文主义者，但是他们面对的中国人的问题不是普遍本体对个性的压抑，而是外族大举入侵导致中华民族的灭顶之灾。简言之，19世纪后期中国人的问题首先不是个人问题，而是包容所有国人于一体的中华民族的整体性问题。所以，关心中国人、拯救中国人，就必须首先关心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这就是在19世纪后期中国大地上的真实而具体的人文精神。

人性是个性与社会性的统一。文艺复兴运动呼唤的人性是个性，而中国晚清今文经学乃至中国早期社会学中呼唤的人性是群性、民族性亦即人的社会性。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晚清今文经学和中国早期社会学的人文精神同文艺复兴中兴起的人文精神具有互补性。实际上，仅仅强调个性同仅仅强调社会性都是片面的，这个道理在中国社会学有了进一步发展后便得到了认识，梁启超从呼唤合群到后来提出改造国民性、化育新民的主张，便十分明显地说明他对人的社会性和个性有了统一的认识。

晚清今文经学自龚自珍、魏源起就是一种开放的学术传统，所以西方学术中处于统治地位的科学精神不能不对晚清今文经学产生强烈影响。龚自珍重视归纳求证，康有为学习数学、物理、化学，效仿几何学撰写《实理公法全书》。但是无论他们怎样重视和学习西方科学，民族危亡都不能不成为他们必须首先正视的严峻事实。只有首先救国保种，然后学习西方科学技术才对中华民族有实际意义，因此，在晚清今文经学中，救国保种、复兴中华是第一要义，注重实证、学习科学不过是为了实现这一要义的途径和手段。

康有为代表的晚清今文经学，把关于社会制度、社会行动和社会结构的思考，都融入其维新变法的政治纲领之中，对社会生活开展的丰富研究，目的都在于支持其社会改良主义政治理想的实现。因此，晚清今文经学为中国社会学输入的，是植根于中国社会重大变迁的明确的政治目的和强烈的价值要求，而这种政治目的和价值要求，正是中国社会学在中华民族危难之际能够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热切关注的新学术的根本原因。清末民初，谭嗣同、梁启超、章炳麟、王国维、李大钊、瞿秋白、李达、潘光旦、周谷城、梁漱溟等一大批杰出的知识分子积极投入社会学研究中，与他们对社会学研究给予的价值期望是分不开的。试想，如果社会学研究不具有与当时社会生活密切联系的政治目标和价值理想，怎能在民族危难之际吸引一大批热血知识分子积极参与呢？

二、汇集百川的学术胸怀

中国社会学具有汇集百川的学术胸怀，而这种广阔的胸怀在其开创之初就通过严复和康有为得到了展开。关于谁是中国社会学的开创者，人们说法不一。有人认为严复最先引入西方社会学，所以严复是中国社会学的开创者，还有人认为康有为曾于1891年在广州万木草堂讲授群学，因此中国社会学的开创者应是康有为。可见，两种说法都有根据。事实上，严复和康有为都是中国社会学的开创者，但他们分别从不同角度开创了中国社会学。康有为主要是凭依中国学术传统开展社会学研究，而严复则主要是通过引入西方社会学推进社会学思想理论的传播，前者代表了中国社会学的内源性，而后者则代表了中国社会学的外引性。

内源外引的学术开端，说明中国社会学的创立不仅仅是对西方社会学的简单引入，而且还表明中国社会学在其发端之初就承继了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的学术精华。中国社会学这种双向性开端，一方面要求人们研究中国社会学形成与演化的历史时，既要考虑到西方社会学的思想和方法对中国社会学的影响，同时又要在中国近现代学术史的演化变迁中考察中国社会学的形成与发展。

承认中国社会学这种双向性开端十分重要。这首先说明中国社会学不仅仅是舶来品，中国社会学有中国学术的本土根源，不应像现在大部分论及中国社会学的著述那样，片面地在译介或引入西方社会学方面考察中国社会学的起点，而应同时在中国近现代学术的变迁演化中探索中国社会学形成与发展的本土根据；其次，中国社会学的双向性开端还说明，不应仅仅用西方社会学的概念构架来评价和解释中国社会学，而应当同时注意发现中国学者用植根于中国社会现实、渊源于学术传统的非西方概念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提问与回答，应当在同中国文化传统、学术传统以及社会现实的联系中，评价那些在西方社会学概念体系中不曾出现的中国思想家的社会学思想。

正是因为把中国社会学的开端与发展仅仅同西方社会学的引入联系在一起，一些著述才单纯用西方社会学的概念来考察和编辑中国社会学史，与西方社会学观点和方法缺乏直接联系的、由中国学术传统传承而来的关于中国社会的研究成果则被排斥在中国社会学史之外，以致人们看到的中国社会学史就是一部对西方社会学引入和传播的学术运输史。时下在中国社会学界经常遇到的一个现象是：但凡要提到一个新的或比较重要的社会学概念，就一定要追寻它的西学来源，并且要表明它的西语词汇，否则其学术合法性就会遭到怀疑，似乎中国学者离开了西方语言就不会说话甚至不应该说话了。

历史既是过去经历的选择性记忆，也是未来图景的限制性展开。一个学科就像一个民族一样，它怎样选择、记载和编写自己的历史，不仅仅是对自己经历过大量事件的认同与否定，而且还意味着它将用肯定下来的某些人物、事件、范例去设计和展开自己的未来。因为，从来没有像兰克所说的那种纯客观的历史，人们所能见到的历史文本和历史传说，确如柯林伍德所言，不过是后人对前人的理解，而这种理解中包含了理解者的价值原则。因此，历史不是单纯的陈述，而是对过去、现实甚至是对未来的评价。

由于用一种被简单化了的实证主义原则去选择、理解和评价中国社会学史，因此很多本来是中国社会学家对中国社会做出十分丰富认识、解释和批判的社会学思想却被限制在中国社会学史之外。例如，康有为“去界求同”的制度社会学思想，梁启超的“史迹集团论”和“化育新民论”等等，都是直接对中国社会制度、社会组织和社会现代化问题的深入思考和深刻论述，可是这些植根中国本土的社会学思想或社会学理论，在关于中国社会学历史的研究文献中却看不到对他们的记述与评介。

中国社会学对中国社会学史的解释原则同它对当代中国社会的认识原则是一致的，而其一致的根据在于中国社会学界的社会学观。黑格尔曾经指出，有什么样的哲学观就能编写出什么样的哲学史。这个论断同样适用于社会学。中国社会学正是以有限的西方社会学观念编写被简化了的中国社会学史，并且也同样以有限的西方社会学观念面对当今中国社会现实。如果不去回顾中国社会学家在历史中怎样研究和回答中国社会问题，仅仅观察中国社会学用有限实证概念与方法研究中国现实，难以发现这种视野的局限；如果正视中国社会学实际的历史演化，将会清楚地发现这种视野的弊端。

由严复、康有为开端并经梁启超奠基的中国早期社会学，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学术中的显学，是对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变迁产生重大影响、具有公共话语权的领导中国学术乃至整个时代精神的主导学科。早期中国社会学之所以有如此重要地位和重大影响，既有严复对达尔文、赫胥黎和斯宾塞等人进化论思想引入的作用，也有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对中国近代以来启蒙精神进一步发挥的作用。正是在西学思想与中学传统并举，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并重的多元统一中，早期中国社会学以各种形式、通过各种途径渗透到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各种层面，对当时中国社会改革与重建起到了推波助澜和引领航程的作用。

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社会学进入了多元化发展时期，实证社会学、文化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几乎同时在中国学术界生机勃勃地表现自己的风采，中国社会学以更加广阔的学术胸怀展开了自己。20世纪20年代，严恩椿、易家钺、潘光旦、陈长蘅等人按照实证社会学的方法原则开展了家庭人口问题研究，李景汉、陶孟和、陈翰笙等人开展了实地社会调查研究，这些都是较早的实证社会学研究。不过，这些实证研究亦有不同的特点。严恩椿和易家钺的家庭问题研究，是一种类似于康有为在《大同书》中对中国家族制度开展批判的研究；潘光旦则从生理学或优生学视角对人口生育问题开展了具有调查基础的实证研究；李景汉、陶孟和、陈翰笙等人不仅深入街头巷尾开展实地调查，而且通过问卷了解更具体的情况，并进行量化统计。

1921年，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出版，这本著作可以看作中国文化社会学的开端。[1]孙本文于1927年至1929年间先后出版了《社会学之上文化论》、《文化与社会》、《社会学的文化基础》、《社会变迁》等一系列从社会学视角开展文化研究的著作。梁漱溟的文化社会学研究具有浓厚的本土特点，不仅强调了中国文化传统与西方文化传统的区别，而且对中国文化的存在根据、展开形式和特殊功能都进行了深入探讨；孙本文的文化社会学研究注重学理探究，运用西方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的概念与方法对中国文化现象做出理论概括，表现了浓厚的西学风格。

1920年前后，李大钊撰写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唯物史观在现代社会学上的价值》等文章，掀起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热潮。时隔几年，瞿秋白出版了《现代社会学》（1924）和《社会科学概论》（1924），李达出版了《现代社会学》（1926），毛泽东撰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1926）、《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这些著作不仅对传播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他们也直接指导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实践，并且对刚刚兴起的实证社会学和文化社会学也有十分深入的影响。

时至20世纪30年代，又兴起了以吴文藻和费孝通等人为代表的社区学派。社区学派融合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对中国社会结构、社会制度和社会分层与变迁等方面的问题开展了更加深入的研究。费孝通于30年的中期在江苏省吴江县开弦弓村开展实地调查，后来撰写了论文《开弦弓：一个中国农村的经济生活》（后来更名为《江村经济》）。30年代后期，费孝通又在云南陆丰县开展实地调查，后来撰写了《禄村农田》。社区学派同孙本文等人为代表的学院派一样，虽然对社会的影响不及严复、康有为、梁启超，也不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文化社会学或乡村建设学派，但是由于注重深入细致的社区调查和系统的理论阐述，所以他们在社会学的学术史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这里陈述这些历史事实的目的在于说明，中国社会学在发端和初兴时期，展开了中西文化交融、各种学术流派并起的百花齐放、充满生机的局面。早期中国社会学繁荣活跃的局面，是中国学者以其深厚学术底蕴和宽阔学术胸怀，承继传统、放眼世界，博采众长、融会百川的结果。在早期中国社会学的各种文献中，既能发现立于不同传统的学者们相互间的尖锐批评，也能看到他们相互间的宽和容纳与丰富借鉴。虽然早期社会学也有派别之分、传统之别，但是早期社会学没有出现正统与非正统的对立和认同，各种学术派别在同一个时代对中国社会给出不同的解释，显示了社会学对现实问题理解的丰富性和视野的广阔性。这些都是早期社会学能够站立中国学术中心、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发挥显著作用的基本条件。

三、反思重构的理论视野

令人遗憾的是，早期中国社会学的学术中心地位，从20世纪40年代起却逐渐滑落，社会学边缘化现象悄然形成。费孝通对当时出现的社会学边缘化问题做出了深入思考，在他看来，“社会学能不能成为一门特殊的社会科学其实还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这里牵涉到了社会科学领域的划分。如果我们承认政治学、经济学有它们特殊的领域，我们也就承认了社会科学可以以社会制度加以划分：政治学研究政治制度，经济学研究经济制度等。社会现象能分出多少制度也就可以成立多少门社会科学。现在的社会学，从这种立场上说来，只是一个没有长成的老家。一旦长成了，羽毛丰满，就可以闹分家，独立门户去了。这个譬喻确实说明了现代社会学中的一个趋势。”[2]

费孝通的这些论述确实反映了社会学发展中的一个普遍性问题，不仅西方社会学如此，中国社会学也存在这种现象。在严复、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的文献中，社会学同政治学、经济学乃至哲学、史学等相近学科没有明确界限，他们的很多论述，如康有为对等级制度、种族制度、性别制度和家族制度的批判，梁启超对合群、治群、群体进化、民族发展和化育新民的论述，梁漱溟对文化路向、伦理社会和社会制度的论述，都是在多种学科的综合性视野展开的。并且，也正是这种综合性视野，使他们的论述对中国各种层面的问题做出了丰富具体而影响广泛的探索。

就近现代社会科学的一般发展历史而言，社会科学研究的学科化程度越高，这门学科的学术地位和学术影响也越高，经济学、政治学、法律学等学科莫不如此。然而社会学的情况却与众不同，中外社会学一百多年的历史表明，随着社会学的学科化程度持续提高，社会学的学术地位和学术影响不但没有随之提高，反而随之降低。西方社会学自迪尔凯姆之后，学术中心由欧洲转入美国，美国社会学自20年代开始了强调规范性的学科化过程，与此同时，社会学的地位却逐渐失去了马克思、孔德、迪尔凯姆、韦伯等古典社会学家往日在欧洲的光辉，除了被称为宏大话语的帕森斯理论还能产生比较大的影响以外，其他那些本学科认为比较精致的理论，如符号互动论、交换行为论、以及芝加哥学派开展的街角社区和车间班组研究等等，都属于局限性很强的社会学研究，不仅在社会上没有产生多大影响，在社会学的发展史上也只能说占有很有限的地位。

经济学、政治学和法律学等学科的学科化，是研究对象进一步明确、研究方法更加规范和研究内容更加深入与丰富的深化过程，而社会学的学科化却是一个某些重要研究内容被分化出去、研究方法经验化技术化和研究内容表层化的边缘化过程。甚至可以说，经济学、政治学和法律学等学科开展学科化的同时，便发生了社会学的边缘化。因为诚如费孝通所论，社会学一开始是作为母体学科存在的，经济学、政治学和法律学的很多研究直接包含在社会学之中，而当这些学科开始学科化时，就意味着社会学原来的一些重要内容要从自己的学科范畴被分化出去。

毋庸讳言，经济、政治和法律等社会现象是近现代社会生活的中心，以之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也必然居于社会科学研究的中心地位，也必然对社会生活产生具有中心效应的影响。当这些方面的研究还包含在社会学之中时，社会学就有可能保持中心地位并产生中心效应。严复、康有为、梁启超以及早期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对中国社会生活的综合性研究，在中国学术和中国社会生活中产生了不可置疑的中心地位，便十分清楚地证明了这个道理。同时，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到40年代实现了比较明确的学科化，经济学、政治学和法律学等学科从社会学中独立出去，中国社会学开始了从中心走向边缘的历程。

中国社会学发生学科分化的同时，也是社会学研究强调经验化、计量化的过程。社会学研究的经验化，很容易把社会学限制在社会生活的某些层面、区域甚至某种角落，容易忽视对社会生活普遍性问题的关注和思考，并且轻视从思想理论上对社会问题做出概括；社会学研究的计量化，尽管能使社会学研究方法变得精致一些，使社会学研究具有了量化指标和数学模式，进而表现了较强的规范性，但是，社会学研究计量化也是社会学缩小视野、淡化思想影响的开始。由此看来，社会学的学科分化和计量化都势必引起社会学研究的边缘化。

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化和计量化，同时还要引起对科学精神的过度崇拜和对人文精神的简单排斥。这种情况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学重建后有明显表现。与从50年代到70年代中国社会学遭到的政治禁闭有关，80年代初中国社会学重获新生之始，大部分中国社会学研究人员便以开展实证科学研究自居，强调经验研究和量化统计，努力张扬科学精神，淡化早期中国社会学关注政治问题、追求价值理想的人文精神，试图以此回避政治风险。

这种重经验和重计量的研究方式，确实使社会学表现了较强的科学精神，但同时也片面地淹没了中国社会学发端之初的强烈的人文精神。我曾经指出，中国社会学因科学精神而实，因人文精神而兴，两种精神都应当得到发扬光大。无论是甲午战争时期的旧中国，还是改革开放时期的新中国，中国社会的历史状况都决定它不能仅仅依靠科学精神而淡化人文精神。与改革开放同时展开的重建后的中国社会学，面临着仅凭科学原则和科学方法理解与解释不清楚的社会矛盾，在社会结构深刻变迁中引发出来的大量社会矛盾，只有同时怀着深厚的人文关怀，以明确的价值准则才能做出清楚解释、评价甚至批判。

面对中国社会学80年代以来单纯强调科学原则、片面追求经验化和计量化的倾向，费孝通晚年一再倡导社会学研究要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并举，既要看到社会生活的客观性，开展实证性研究，又要注意社会生活的主观性，开展评价性和解释性研究。费孝通反思中西社会学研究的经验教训，立足中国社会现实，承继中华民族文化传统，对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视野和方法原则做出了突破性探索。

费孝通把自己的主张概括为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而这个传统界限就是经验化、客观化和科学化的界限，是试图把社会现象当作物去研究的界限，说到底是把由人构成的社会当作非人的社会去研究的界限。如费孝通所论，社会生活有物的一面，但是社会生活更重要的是区别于物的属人的一面，也就是说，社会生活是物性与人性的统一。因此，过度强调用科学的客观性原则、物理学的眼光来研究社会，只能对社会生活开展一种片面性的研究，甚至还可能得出肢解社会、阉割社会的结论。

对于中国社会学研究而言，注重社会生活的主观性，对社会问题开展道德评价、意义阐释和心理体验等方面的教化性、解释性和内在性研究，张扬社会学研究的人文精神，不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具有深厚的历史根基。因为中国传统社会是以亲情为纽带结成的差序格局的社会，是“重情理”而非“重物理”的伦理社会；中国人交往沟通的方式主要不是凭借客观性的科学认识，而是不可言传的“会意”和“将心比心”；中国社会几千年长期稳定，靠的不是概念化和逻辑化的法律原则，而是在经验与传统中传承下来的礼俗秩序。凡此种种，都说明了中国社会有不同于西方社会的存在结构和运行机制，都要求用不同与西方社会学的方法原则来理解中国社会。这些道理都是费孝通在晚年一再论述的。

总之，无论从中国老一代社会学家的学术反思和学术展望看，还是从中国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的发展要求看，中国社会学都应当突破实证社会学的经验化和计量化限制，在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并举的旗帜下，展开更加广阔的学术胸怀和理论视野，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历史验化、现实发展和未来趋势，给出更深刻、更符合实际的创造性回答。

[1] 人们通常把梁漱溟称为中国乡村建设学派的代表，把他的社会学理论成为乡村建设理论，这种称谓没有恰当地概括梁漱溟的社会学思想。应当说，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活动是他的立足中国本土的文化社会学理论的实践。他的乡村建设理论仅仅是其视野广阔的文化社会学的一部分内容。

[2] 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