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语言暴力，是当代学术中的一个普遍性话题，不仅哲学、政治学和文学等学科发表了很多批判语言暴力的著述，而且社会学在这方面的批判则更为引人注目。福柯通过考察欧洲精神病的演化史和治疗史，揭示了把正常人扭曲为疯子的文本档案和话语方式；利奥塔通过批判德国思辨叙事方式和法国政治叙事方式，否定了宏大叙事对现实生活的误导与压抑；布迪厄通过分析专业化语言的特殊性和局限性，批判了专业化、技术化语言对人类生活的分解和控制。凡此种种批判，就其直接性而言是在批判各种语言行为或话语方式，但其根本目的是通过语言学批判开展更深入的理性批判。
现象学、解释学和文化哲学等当代学术思潮，都把语言看作人类最基本的生命形式，批判各种层面、各种领域中的语言行为和语言方式，实质就是通过揭示语言实践中的矛盾而达到对人性压抑的理解。按弗洛伊德的解释，人类社会的文明史就是一部人性压抑史，而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们在这部压抑史中看到最严厉的压抑是理性的压抑。所以，通过语言学批判去揭示人性的压抑，最根本的是揭露理性的压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德里达把语言学批判的根本任务归结为对理性逻辑的解构。
在德里达看来，语言压抑或语言暴力不过是表层现象，而真正的暴力是理性逻辑的专横。德里达把语言称为理性逻辑的劫持物，或者说，语言由于被理性劫持，已经失去了自主表达人性、理解人生的品质，成为任凭理性摆布、在理性逻辑的控制下的玩偶。语言“被劫持：让我们同时将之理解为授意于另一个声音，而这个声音本身阅读着一个比我的身体之诗，比我姿态之剧更古老的文本。”[1]可见，德里达认为语言已经成为理性的傀儡，[2]已经失去表达意义的功能，成为理性逻辑用来控制人生的工具。
德里达的语言学批判在20世纪后期具有广泛的影响，很多社会学家像德里达那样通过语言学批判展开更深入的理性批判。理性在汹涌如潮的批判中逐渐减退了昔日的光辉，理性驾驭语言、压抑人性的能力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限制。但是，“狡黠的理性”[3]并没有因为思想家们的批判就心甘情愿地收敛自己的暴力，而是以更具欺骗性的形式对人性施展了更广泛、更深刻的暴力。
德里达等人批判的语言暴力，是理性用技术语言、专业语言或理论语言对人类生活施展的分割与控制，而当这些以逻辑形式表现的语言的权威受到限制后，理性不再仅仅以逻辑语言施展自己的暴力，而是敏感地顺应影视文化迅猛发展、数字化时代来临的一系列新变化，实现了语言暴力的感性化转换。现代传媒科技为语言暴力感性化构筑了平台，电视、电脑、录像、互联网、数字影像、广告业、形象工程等技术与行业迅猛发展，无限丰富的画面铺天盖地地涌入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具有非凡诱惑力的形象试图占有每一寸空间。那些万紫千红、光彩照人的画面，蕴含了比概念逻辑更明确的征服意识或控制欲望。
人们在绚丽多彩的画面面前往往意识不到功利原则、权力逻辑和专业技术的作用，也更难于意识到一向以抽象逻辑表现自己的理性控制。其实，在这些不断引起人们视觉转换的画面后面，是更强烈的以功利和权力为根本目的的理性追求。五颜六色的广告，不断翻新的影视，千方百计刺激人们感官的形象，都不是仅仅供人们引起美感、产生快乐、体验休闲的奉献，而是包含着争权夺利的理性热望的经济行为或政治行为。
理性之所以收敛逻辑论证而广泛热切地求助于感性形象，除了顺应当代人类生活因现代传媒科技而导致的感性化外，还在于理性的本质及其目的追求。无论何种理性，其目的都不满足当下的现实而指向一种理想境界，即便是急功近利的经济理性，其目的也是以较小的成本获得较大收益的理想性。虽然理性有超越现实的目标，但是理性却没有超越现实的力量。因为理性是观念、原则或逻辑，理性必须借助实际存在的感性的力量，才能实现自己的目的。所以，理性又不得不依赖它一向藐视的感性。
时至今日，感性形象高歌猛进地占有了原来被抽象逻辑把持的一个又一个领地，感性的力量和地位以空前的强势显现出来，理性不得不对感性刮目相待。理性发现，不是如何去改变感性，而是让感性以更加诱人的形式表现自己，理性不能凌驾于感性之上，作为感性的控制者而利用感性，而是要开发感性、进入感性，用更引人瞩目的感性形象包装自己的功利性和权欲性，以此使自己的追求通过感性的形式在更广阔的层面上实现。
理性进入感性，以美丽的感性形象包装自己，不但没有放弃自己的暴力，反而在更加广阔的层面上实现了自己的暴力。当理性以逻辑语言表现自己之时，因为逻辑的抽象性而限制了自身接触生活的广泛性。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支配人们日常生活的意识活动常常是停留在感性层面上，只是在明确的专业行为、利益竞争和权力争夺等有限的行为中才进入逻辑思维，因此，日常人的日常生活并不一定被理性的逻辑语言控制，相反大量的日常行为是前逻辑或无逻辑的，或者说是在感性的形象语言支配下的行为。
但是，无论人们的行为模糊到何种程度，人们不能离开自己的感官，人们必须通过各种感觉的功能才能进入一个真实的世界。所以，一旦理性进入感性，以感性形象包装自己，理性无限扩展了作用的空间，理性的力量铺展到日常生活的各种层面。这时，表征理性力量的不是逻辑语言，而是形象语言，是不容易引起人们警觉，反而能够使人们心悦诚服地接受的更深入的控制力量。
理性进入感性，借助感性形象的作用实现自己的力量和目的，理性由此似乎具有了美学的品质。歌德和席勒等人曾激烈批判科学理性、逻辑理性阉割人性而导致欧洲文化精神分裂，他们主张用感性的美学原则或具象的艺术意识替代分裂的理性逻辑，使人性在完整性中存在，人生在统一性中进步。歌德和席勒是在排斥科学理性和逻辑理性的前提下歌颂感性，而当理性进入感性、感性成为理性获取利益与权力的外衣时，感性是否还具有艺术或美学的性质？感性还能发挥具体性和整体性的作用吗？
直接的结论一定是否定的。如果理性不改变自己的宗旨，仍然以科学原则、经济原则和政治原则对待各种层面的社会生活，理性仍然是征服、控制、攫取和压抑的代名词，千姿百态的感性形象不过是理性实现自己目的的招牌和幌子，理性就像劫持语言一样劫持了感性。在这种劫持中，感性似乎从被蔑视、压抑和控制的地位，上升到被重视、发挥和自主的地位，其实不然，感性以其虚假的形象掩盖了理性暴力的真实。
理性从来以高于感性而自居自荣，今天理性却不得不屈从感性，进入感性、求助感性，理性与感性达成了同盟。理性的征服欲望和控制权力在感性华丽外衣的包装下，变成了百姓们自己的生存要求。人们跟从广告去消费，模仿时装模特去穿着，本来是控制却被理解为需求，本来是压抑却被接受为享受。理性利用形象语言发挥了更加强烈的暴力，这种被包装遮掩起来的理性暴力，甚至制造了人们的需求、改变了人们的感觉。
不过，当我们指出理性利用感性而使自己的力量在更广阔层面上实现时，却不必因此而陷入彻底悲观失望的境地。理性通过感性形象实现自己的征服力与控制力，其中可能潜存着理性调整自身，改变对人性的分解与压抑，人类由此而获得新解放的重要转机。因为理性无论怎样巧妙地利用感性，但是一个基本前提是，理性必须容忍审美原则才能有效地利用各种能够引起人们好感的形象，而一旦理性容忍了审美原则，尽管有可能是为了实现功利目的或权力欲望的权宜之计、无奈之举，肯定整体、追求和谐的美学原则就会不可阻挡地弱化理性的征服欲和控制力，理性在语言逻辑中表现出的暴力有可能在感性画面中趋于温和。
尤其重要的是，当理性在越来越广阔的层面上借助具有美感的感性形象发挥自己的作用时，这意味着理性原则开始艺术化，而艺术是形象语言同概念语言的综合，是用形象语言表达概念语言，逻辑规则在艺术中展现为审美画面。这时，人类生活将进入一种新的境界——艺术革命将把人们带入一个感性的新时代。
马尔库塞曾热烈呼唤人类进行以艺术形式展开的感性革命，在他看来，人类开展了各种目的的革命，但是归结起来都不过是在理性原则支配下的追求利益或权力的理性革命。追求某种目标的理性革命总是满足了一部分人的特殊欲望而压抑了另一部分人的其他需求，所以都是片面的一定带来某种伤害或牺牲的革命。以艺术形式展开的感性革命却是一种追求人类整体性的革命，它不是以生活中的某种利益或权力为目的，而是以人性的完整和生活的和谐为目的，它不是满足于某种理性原则的实现，而是着眼于塑造人的新感受力。
以往的历史是理性对自然和人生的征服史，是逻辑对感性的控制史。感性作为人类生活基础的原初本性，在理性逻辑的压抑下已经麻木迟钝，甚至被颠倒扭曲。而当人的感性被压抑得失去本性时，人类就从根本上彻底异化了。在异化的感性基础上开展的各种形式的理性革命都只能是片面甚至是虚假的。马尔库塞的主张是通过艺术的感性革命，唤醒被理性逻辑或语言暴力压迫得已经昏聩不清的感性，塑造人类的新感受力，从根本上培育一代新人，实现人类的彻底解放。
刘少杰，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1] 德里达：《书写与差异》，张宁译，三联书店，第317页。
[2] 德里达不是在一般意义上批判全部理性，而是像其他人本主义者那样批判科学理性、技术理性、工业理性以及经济理性等等。
[3]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用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