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从前苏东学界到我们自己的学术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三个组成部分的边界被过分硬化了。以笔者近期对马克思一系列哲学、政治经济学文本重新解读所形成的看法，马克思的思想发展以及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形成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而从我们对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理解来说，如果不深入地了解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与科学建构的内在逻辑和历史进程，就根本不可能真正弄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 无论是青年马克思哲学的早期流变过程（1843 —1844年），还是科学方法论的形成（1845—1846年），特别是他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研究中所达到的关于人类现实社会历史发展及其本质的最重要的哲学成就（1847—1858年），都是在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历史特别是资本主义现实的政治经济研究进程中发生和发展的。从马克思经济学研究中的深层逻辑进展来反观和确证哲学，这不是我们今天的主观臆想，而是马克思哲学发展的真实的思想历程。本文仅就青年马克思早期研读经济学进程中的复杂哲学思想转换提出一些初步的意见，以期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一

众所周知，青年马克思的理论起步是法哲学。开始是康德、费希特的“应有”与“现有”矛盾张力中的主体能动性，然后是青年黑格尔派的凸现个性的自我意识（《博士论文》）。1841年青年马克思走进社会时，是一位唯心主义者。这种反映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理性观念论，只是在接触到现实社会问题（《莱茵报》时期对经济利益关系的评判）时才开始出现裂痕。当马克思意识到必须真实地面对社会历史时，这就有了以法国大革命为中心阅读线索的历史研究摘录——《克罗茨纳赫笔记》（1843年5—10月，5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文献第2版，柏林， 以下简称MEGA2，第4部分第2卷）。从对这一文本的研究来看， 马克思并不是传统理解中那样简单地外在地受到费尔巴哈的影响，而是在真实的社会历史研究中自觉地确认一般唯物主义前提的。马克思一转到唯物主义立场，就不仅仅是费尔巴哈那种自然唯物主义，即直接的物质（自然）与意识的主宾颠倒，而是特指人的社会现实存在（所有制）决定观念。这一社会现实，实际上类似法国唯物主义已经提出的那种在社会生活中能“感到的东西”。这也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书唯物主义批判逻辑的真实原发地。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社会历史的结构性分析中，已经确立了在社会历史研究中的一般唯物主义前提，即市民社会决定国家与法；而在对资本主义现实所作的过程性批判中，却仍然是费尔巴哈式的人本主义异化史观。我们知道，费尔巴哈哲学中存在着两条思路：一是自然决定论的唯物主义直观描述逻辑；二是人的类本质异化的人本学价值批判逻辑。费尔巴哈批判黑格尔的绝对理念辩证法是神正论的另一种精致理论确认：《现象学》是他的出世说，《逻辑学》是造物主（体）的创世原点，真实的自然与社会历史倒成了异化主体在现世物役赎救的历程（必然王国），终而在思辨的“绝对精神”觉醒中扬弃异化重新回到绝对观念的“上帝之城”（自由王国）。费尔巴哈的确正确地颠倒了黑格尔，自然物质是基础，人成为主体，但他没有看到黑格尔哲学的一个最重要的现实历史基础，这就是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和资本主义经济现实。我同意卢卡奇的说法，黑格尔是当时唯一“认真研究了英国工业革命”，以及“将英国古典经济学的问题与哲学问题、辩证法问题联系起来”的人（卢卡奇：《青年黑格尔》，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23页）。在黑格尔哲学中，一个极为重要但长期为我们忽略的理论参照系就是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我认为，黑格尔的哲学本质主要是唯心主义地抽象了的人类的总体认知结构及其历史辩证演进，但是，其中除去丰富的思想史线索，还内含着两个重大现实历史主题，一是法国大革命，二是英国的工业革命。如果说拿破仑是“马背上的绝对精神”，那么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则内化为现实中绝对观念的隐性支配，即现代历史发展背后的“理性的狡计”。黑格尔的绝对观念最后是以资本主义现实经济走向普遍的世界历史的。费尔巴哈反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从抽象到具体”，这是正确的，但却是肤浅的。因为自然唯物主义的简单直观性，使他无法真正透视黑格尔更深的社会历史辩证法。

青年马克思在走向一般唯物主义“感性具体”的进程中，也同样反对了黑格尔抽象的思辨逻辑。所以，马克思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第一次批判，的确是他哲学思想的第一个重大转变。但是，由于马克思此时尚没有开始系统研究经济学，所以他还无法理解黑格尔在《法哲学》中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于是，一个很深的问题自然不能成为马克思视域中的焦点：即，剥离掉唯心主义前提，黑格尔为什么用国家与法来否定性地制约客观的市民社会？实际上，在黑格尔的总体逻辑中，斯密、李嘉图等人的那种以孤立个人为基底的商品经济的市场“自然秩序”，实际上只是绝对观念（主体）处于社会历史经济物化中的异化状态，它是一种盲目自发的“看不见的手”操纵着市场。而黑格尔认为，在更高的一个阶段上，绝对观念会以国家与法的自觉调节，使“看不见的手”直接呈现出来。这也是从必然王国的最后阶段走向自由王国的飞跃。1843年，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将这一关系式唯物主义地颠倒过来的时候，他是正确的，可在一定意义上又是不够深刻的。当然，这种“不深刻”只是在1845年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的制高点上才可能呈现其对比参数。这是我们从经济学研究的意义上对青年马克思哲学第一次重要思想转变的重新认识。

二

1843年秋，青年马克思开始第一次系统学习和研究经济学。马克思研究经济学的原因比较复杂。从内在方面上看，有他在《莱茵报》对现实经济问题的关注，也有他在研究《法哲学》中与黑格尔消化在市民社会规定中的古典经济学内容（《法哲学》中的“市民社会”章）的直接接触。从外在关联上说，这主要是青年恩格斯、赫斯和普鲁东等人社会主义观念的影响。就当时的情况来看，赫斯与青年恩格斯的思想主要都是在并不深入的经济学研讨之上的哲学政治批判。但二人又有一定区别，赫斯的人本主义哲学逻辑占主导，而青年恩格斯的思路却是从经济学现实逻辑出发的。在政治立场上，他们都是“哲学共产主义”，即法国的社会主义加上德国古典哲学（主要是黑格尔的总体性观点）。也因此，青年恩格斯当时断言共产主义是德国哲学的必然结果。（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75页）而普鲁东的社会主义观念是受英国李嘉图社会主义经济学思想的影响，主要是霍吉斯金、汤普逊、布雷等人的思想（这几位学者的论著，马克思是1846年在曼彻斯特才第一次认真读到）。重要的是，普鲁东已经站在肯定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了（《什么是所有制》）。相比之下，普鲁东的李嘉图式的社会主义由于肯定劳动价值论而有一定深度。马克思在1844年7月以后， 与普鲁东直接交往，常常通宵达旦地争论。在这里，由于马克思的思想更接近赫斯和青年恩格斯，所以这种争论常常表现为哲学共产主义与经济学（法学）社会主义之间的辩论。

1843年10月到1845年1月， 是青年马克思研究经济学的第一个阶段，也是初始时期。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是七册本的《巴黎笔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EGA2，第4部分第2卷）和三册本的《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44年手稿》）。《巴黎笔记》是马克思首次正式接触和学习经济学的记录，也是青年马克思一次极重要的哲学思想游历。首先要说明的有两点：一是马克思这时对经济学的问题并没有足够的了解，基本上没有什么专业发言权，所以笔记的绝大部分仅仅是马克思的摘录，几乎没有评论，这是哲学家在一个新的语境中的“失语”。这一状况只是在后来的《穆勒笔记》中才被改变。二是马克思即使对经济学进行了一些初步的研究与分析，可是他并没有一种完整的历史性认识。他既没有对斯密以前的从重商主义到重农主义的发展历程的了解，也无法正确区分古典经济学与庸俗经济学的不同。鉴于此，无论是在前苏东还是在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说史的研究中，学者们大多回避这一笔记的具体经济学内容，或对《巴黎笔记》理论价值保持某种共同意味的沉默。主要原因是，人们似乎不能肯定青年马克思在这里对经济学最初形成的极不成熟的看法。以我之见，马克思此时基本上没有理解古典经济学的科学价值，这主要是指古典经济学的历史本质特别是它重要的劳动价值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马克思此时并不具备科学的认识方法，因此他也无法形成科学的经济学观点。第一方面的问题在1845年春天以后得到解决，第二方面的难点一直到1857—1858年才真正突破。这正好是马克思后来的两个伟大发现。

在马克思《巴黎笔记》的读书进程中，他的直接目的是否定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肯定的东西，这是一种简单的颠倒阅读法。而他读书研究所受的思想影响主要来自两个层面：一是直接性的参考背景，这主要是赫斯、青年恩格斯和普鲁东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和社会主义观念，从笔记的前期摘录内容上看，主要是恩格斯的影响。第二个层面是更深一层的费尔巴哈和黑格尔的哲学逻辑，而且主要是费尔巴哈的哲学人本主义（不仅仅是自然唯物主义），即费尔巴哈的人本异化史观逻辑。但马克思在这一阅读的主要进程中，哲学话语却基本处于沉默状态。

应当承认，马克思在这里摘录和评述经济学观点的时候，主要的摄入视角是政治立场评判，而并不是经济学的理论内容本身。这就使马克思在这种选择性阅读意向中，有意无意地忽视了一些重要的东西。首先，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中暗含的一种唯物主义前提。我认为，古典经济学的方法论前提主要是培根—洛克式的经验论唯物主义在社会生活中的运作，这种经验论的唯物主义方法已经产生了某种理论改变（不完全同质于从启蒙思想一直到费尔巴哈的自然唯物主义）。在古典经济学发生发展的现实理论运作中，经济学家总是力图从自然物质之上的社会生活中的经验现实出发，并且，在一些优秀的经济学家（魁奈、斯密和李嘉图）那里，已经抽象出非实体的“劳动活动”和“价值”、“交换”等社会物质存在。我将这种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从社会物质存在出发的观点称之为一般“社会唯物主义”。更进一步，作为资产阶级经济学操作语境的必然前提，在斯密的现实社会经济结构和规律研究以及李嘉图对大工业物质生产的分析中，从客观经济现实出发的思路是最基本的理论要求（这一点甚至在麦克库洛赫的政治经济学方法分析中就有直接界定）。而在西斯蒙第对工业文明的批判和李斯特为拒绝老牌资本主义经济入侵而对德国经济的个性分析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一种更加具体的现实历史分析（当然，由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本质，他们不可能真正发现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辩证法）。我认为，存在于古典经济学中的这种“社会唯物主义”才是后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真正始源！相反，这时青年马克思的思路虽然已经是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但其深层语境却仍然是抽象的人本主义价值伦理悬设与批判，这样，古典经济学的“社会唯物主义”方法论与客观逻辑正好是被马克思无意识忽视的。这是一个十分有意思的现象。

其次，马克思忽视的另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最有可能直接生发出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基础的劳动价值论。显然，马克思此时深层哲学构架中正处于立足费尔巴哈的自然唯物主义的“感性”具体，以反对黑格尔式的唯心主义“抽象”。所以他也同样反对经济学研究中非现实的“抽象”：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本质恰恰在于“否定了生活的一切意义”，这是一种“无耻”抽象的顶点。生活的什么意义？马克思认为，生活的意义应该是人（马克思没有意识到，这里的“人”在更深层次的历史观中，同样也是抽象的，这一点他在1845年春天以后的哲学革命中才正确地指认出来）。他批评斯密等人的价值论没有考虑到竞争与市场的现实因素，所以必然是抽象的。马克思这时还无法理解这种对社会生活本质进行客观抽象的科学性和必然性（这一点是在后来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劳动一般”和“资本一般”概念的制定中才完成的）。在此，他赞同了恩格斯，而拒绝承认劳动价值论。从哲学认识逻辑上看，这是用一种自然唯物主义现象论否定比较深刻的“社会唯物主义”本质论；而从经济学上看，马克思在当时失去了从劳动价值论翻转过来现实地否定资本主义的科学方向。

也由于这时马克思的主导性思路是人本主义的哲学反思，所以当他第一次面对经济学“科学研究”（这是马克思在以后对李嘉图研究的称谓），马克思只是简单地颠倒过来理解，即以人性的尺度来坚决地反对和否定私有制。不过在这里，马克思的这种批判还是不系统的，超越于普鲁东和赫斯之上的劳动异化逻辑尚没有形成。这一新的哲学理论建构是在最后的《穆勒笔记》中实现的。《穆勒笔记》是《巴黎笔记》中一次重大认识飞跃，其实质就是人本主义哲学话语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确立。马克思在这里实现了一种话语的转换，即从经济学学习的跟读语境转换到哲学话语的统摄性运作。于是就发生了一个《巴黎笔记》中最重要的事件：马克思突然摆脱了前面的失语状态，立刻重新获得了对经济学文本的批判性支配权。这一次，马克思不再跟着斯密、李嘉图被动地向前走，而是真正找到了一个逻辑入口。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从恩格斯的思路向赫斯思路的转换，即以人本学的异化批判代替了客观的经济对立和分裂！但是，马克思由此得到了第一个从整体上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构架，这就是经过赫斯改造过的人本主义哲学的经济异化批判逻辑。我们看到，马克思这里的理论评述与《巴黎笔记》前面的评议有了很大的异质性。马克思开始变得自由和自信起来。

以MEGA2编译者的考证， 《穆勒笔记》写在《巴黎笔记》七个笔记本（MEGA1误认为9本，其中有两本在MEGA2 中被确认为《布鲁塞尔笔记》）的第四笔记本的第18—34页，共17页。还有一个结尾部分（6 页）补记在另一本笔记本（第五笔记本）上，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版发表的主要是前一部分，这也是主体和最重要的内容。 我在《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一书中，已经对这一笔记作了初步的研究，但由于这种研究仍然停留在单纯以哲学观念来直接提取马克思的理论质点的解读方法中，所以虽然拙著判定该笔记是马克思经济异化逻辑的真正发源地，并标注出青年马克思最早的经济异化构架，但却失落了马克思此时与经济学研究相联系的许多极其重要的内容。以我现在的思路，青年马克思第一个经济异化逻辑构架的建构，是通过三次重要的理论提升实现的：这就是经济学的哲学评判、人的真正的社会关系颠倒与劳动异化这三层哲学建构达到的。这也是三个逻辑递升层面，第一层是经济学分析，马克思从交换开始，进一步意识到货币的媒介作用，再从货币到信用，否定性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经济运作的拜物教本质。第二层是经济学—哲学语境，马克思揭示出资本主义的交换、货币实质上是人的类活动——真正的人的社会关系的颠倒。最后是人本主义哲学—经济学逻辑，马克思在这里第一次从赫斯的交换经济异化论直接走到了以生产为基础的劳动异化论。只是在这里马克思才意识到，他已经完全可以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批判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这也就是《44年手稿》得以发生的内在理论动因与机制。

三

对于《44年手稿》的哲学研究，国内外的讨论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果，研究结论主要可以归纳为两种观点：一是认为《44年手稿》已经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论著，所以人本主义被视为当然的理论旗帜（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学派和国内的实践人道主义）；二是断然否定《44年手稿》的理论价值，判定人本主义异化劳动理论仍然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阿尔都塞）。这两种理解实际上是一种线性思路的正反两面。我的老师孙伯鍨先生首先提出《44年手稿》中存在着两条逻辑：除去占主导地位人本主义的异化劳动逻辑，他还指认了一条正在发生的从现实描述出发的客观唯物主义线索。（孙伯鍨：《探索者道路的探索》，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但这后一条线索是从哪里来的，他并没有明确地指认。从以往研究背景分析上看，似乎人们倾向于将《44年手稿》中的唯物主义观点只是与费尔巴哈联结起来。而依我之见，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关键还在于，这是在离开马克思此时经济学研究的具体内容来进行单纯哲学解读的！由此，我们不得不怀疑《44年手稿》传统研究模式的合理性。

我理解，《44年手稿》只是青年马克思最初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一个思想实验的过程。这一文本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矛盾思想体。马克思首先按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以下简称《大纲》）思路写第一笔记本的前半部分（以下简称1—1），这是一种对国民经济学指认的“事实”的直接批判，这种批判实际上也很接近普鲁东的社会主义。然后他进一步否定这一思路，转而写成第一笔记本的第二部分（以下简称1—2），即异化劳动的四个层面，这是青年马克思重新确立的推翻国民经济学基本构架的哲学人本主义批判大纲。接下去，是这一批判的理论认证，即第二、三笔记本中的具体经济哲学分析。这是《44年手稿》的主体部分。

《44年手稿》的第一笔记本的语境是十分复杂的。依我之见，它实际展现为三种不同的话语：一是处于被告席上的资本主义制度及国民经济学（直接被反驳的对象）；二是普鲁东—恩格斯思路（实际上是李嘉图式社会主义的再表述）的审视与指认；三是马克思超越这种在国民经济学范围内的哲学人本主义批判（里面又暗含着自然唯物主义的前提）。这是一种很深的极复杂的理论对话。而如果离开了马克思当时经济学研究的具体语境，也就根本无法理解马克思在这里的极具针对性的精彩的深层批判逻辑。

如前所述，在《巴黎笔记》中，马克思的读书逻辑开始是被动的外在经济学摘录，只是在《穆勒笔记》中才凸现出人本主义批判逻辑。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在《穆勒笔记》之后对青年恩格斯《大纲》的摘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页）。马克思在1843年11月就阅读了恩格斯这一文本，但当时，马克思对恩格斯批评的那些经济学家及其论著还并不了解，所以他没有立刻做摘录。可是恩格斯的无产阶级立场却已经深深影响了马克思。而在《穆勒笔记》之后，马克思已经形成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一种新的基本看法，他觉得必须重新阅读和摘录恩格斯的《大纲》，并且我认为，马克思此时恰恰发现不能按照青年恩格斯的思路批判政治经济学。因为这种思路仍然没有走出马克思在《44年手稿》1—1所指认的那种“国民经济学的立场”。在1—1中，马克思先是以恩格斯的《大纲》为原则，按照国民经济学的思路，梳理资本主义分配关系的三大部分。显然，这种思路仅仅是国民经济学（第一种话语）的直接颠倒，这是恩格斯《大纲》和普鲁东《什么是所有制》一书的共同前提。这一思路（第二种话语）的原发性基础是李嘉图式的社会主义，即站在既定的经济学观点上翻转资产阶级劳动价值论，根本否定资本主义私有制。在这里，实际上是透过了普鲁东《什么是所有制》的棱镜，而由恩格斯的《大纲》完整地表现出来。马克思虽然在1—1中采用了这种做法，但很快就否定了这一思路，因为他觉得这是“站在政治经济学的观点上反对政治经济学”。这也是他在《穆勒笔记》中已经发现的问题。但必须指出，1—1的思路是更加接近从社会历史现实出发的古典经济学的“社会唯物主义”逻辑的。

1—2的具体内容就是我们传统研究中普遍注意的异化劳动理论。 1—2的思路是以哲学人本主义异化史观为原则， 超越一切已有的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批判。这是马克思自己指认的一种新的批判思路（第三种话语），一种思路转换中出现的新的人本主义逻辑。这也是马克思在《巴黎笔记》中从前期的客观描述与批判到《穆勒笔记》中人本主义批判飞跃的真实反映。并且，马克思的这种思想转换实际上是对1—1中青年恩格斯—普鲁东思路的批评与超越。他直接指认的是以费尔巴哈的哲学立场、黑格尔的辩证法构架和社会主义的观点来面对国民经济学。这实际上是肯定了赫斯的人本主义经济异化批判思路。但马克思的批判又是远远超越和优化于赫斯的。马克思觉得赫斯的东西实际上是不到位的，因为他没有真正的哲学基础，特别是对费尔巴哈和黑格尔的深刻了解。更主要的是，赫斯的交换（金钱）异化论已经被马克思从劳动生产（对象化）异化出发的更深一层的完整经济异化理论所取代了。我有一个不一定准确的观点，即相对于古典经济学现实的客观思路，马克思的这种人本主义逻辑——理想化的悬设的劳动类本质恰恰是隐性唯心史观的！马克思不得不为了革命结论而伦理地批判现实。当然，在古典经济学的“社会唯物主义”背后，仍然是更深一层的唯心史观，即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非历史性和永恒性的认证。这是无法根除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本质。这一点，马克思是在真正创立了唯物史观和历史辩证法之后才解决的。

四

第一笔记本的中断，是以1—2的人本主义异化劳动逻辑构架的系统指认为终点的。这预示着马克思在确认自己的经济学研究方法论的批判前提后，将对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进行具体的批判（这种状况很像后来《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导言”与正文的关系）。依我之见，马克思突然中断第一笔记本的写作，实际上是意识到了仅仅像1 —2那样的哲学认证， 是无法深入对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的批判的。所以，他在第二笔记本的主体部分中，是以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这两个主要范畴为理论中轴，系统分析作为私有财产表现形式的“商业、竞争、资本、货币”。根据马克思在这一笔记本的最后所写下的提纲，在这一手稿中主要是具体说明私有财产的关系即劳动、资本以及二者的关系。这是一种统一、对立到二者自身对立的运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10—111页）。再根据第三笔记本第18页（ⅩⅤⅢ）上马克思所作的总结来看，这一手稿第一部分（劳动与资本的统一）曾经讨论了国民经济学提出的七个问题：（1）资本是积累劳动；（2）资本在生产中的使命；（3）工人是资本；（4）工资属于资本的费用； （5）对工人来说，劳动是他的生命资本的再生产；（6）对资本家来说， 劳动是他的资本的能动的要素；（7 ）国民经济学家把劳动与资本的统一假定为资本家和工人的统一，“这是一种天堂般的原始状态”。（同上书，第138页）非常遗憾的是，这一部分内容手稿只留下了4页，以及第三笔记本对正文手稿的补充部分。实际上《44年手稿》的三个笔记本只有一个理论主体部分，这就是第二笔记本。第一笔记本是一种方法论和批判尺度的确认，第三笔记本不过是第二笔记本的补充整理与修改。可是第二笔记本的绝大部分内容被遗失了。这就注定对这一文本的解读是不完整的。

相比较而言，如果说在1—1中马克思展现的是经济学社会主义， 1—2则是哲学人本主义批判， 而在马克思的写作主体（即第二笔记本和第三笔记本）运作的话语是异质于前二者的经济哲学，不是经济学中的哲学，而是从哲学人本主义逻辑对经济学的价值批判。甚至马克思在不少地方是有意弱化哲学人本主义的构架，如第二笔记本留存的四页中只有一处使用了异化概念，并且，这四张残页中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演说史的分析，已经开始明显地具有了历史分析的内在倾向。与第一笔记本相比，这是一种新的写作话语——经济哲学话语。

第三笔记本不是一个完整的理论文本，它似乎更像是一种思想实验的记录。也因此，这一文本离马克思此时的真实思考更近。马克思第三笔记本的主体是以对第二笔记本的补充和思考札记构成。主体是三个“补入”。这三个“补入”基本是哲学论述，其中包含了需要、分工和货币经济哲学讨论的插入。第一“补入”是马克思在第二笔记本结束时的一种理论思考与拓展。第二“补入”是一个简短的补充要点。第三个“补入”是第三笔记本的文本主体，内容是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基本看法。马克思用阿拉伯数字（1—7）分小节详尽说明这一问题。后来在第六小节马克思突然对黑格尔进行了全面批判，而第七小节再一次回到关于分工需要等问题的论述上来。在第三笔记本的第39页，马克思觉得可以写一下序言。最后，手稿是以货币问题的讨论中断。

我在这里不打算详尽讨论第三笔记本的具体内容，而只是标注出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这主要就是上面已经提出的马克思哲学经济讨论中双重逻辑思路问题。在《44年手稿》的逻辑运演中，马克思在总体上始终是按照他的人学逻辑去批判资本主义经济过程中的劳动异化现象和一切对人类主体（工人）的压迫，揭露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各种不合理的东西。但是在深入经济现象的过程中，他越是走近经济实际，也就越来越多地不自觉地发生某种理论逻辑上的偏转，即背离那种从先验逻辑设定出发的人本主义思路，而不断从现实出发，从社会历史发展的真实基础出发了。马克思在许许多多的理论触点上不自觉地接近他的哲学革命和第一个伟大发现——历史唯物主义。实际的文本依据表明，这种复杂的思想矛盾进程主要呈现在第二、三笔记本的文本中。例如在第三笔记本的第一个“补入”中，马克思实际上是再一次批判性地从政治经济学的思路说明了现实历史从农业文明到工业社会的进步。他也清楚地发现了这种客观进步在政治经济学中的直接体现。（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12—116页）这无疑会导致一种新的历史的观点，即从现实的社会发展规律出发的客观逻辑。如前所述，这不是马克思自己体认的主体逻辑，而是第一笔记本内含在“国民经济学”中的那种“社会唯物主义”！又比如马克思在第三笔记本中提出的这样观点：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的最基本的生产（“人的实现或现实”），而“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同上书，第121页）。 这里的“生产的普遍规律”显然不是指什么“人的类本质”，而是在指称经济学已经确认的社会发展的客观法则。这是一种十分重要的新理论生长点，一种新的理论思考逻辑。固然此时，这一思路仍然还在总体上受到人本主义异化史观的统摄，但它已经开始在马克思深入经济学的事实中越来越强盛起来。

如前所述，在第一笔记本的第一部分中（包括《巴黎笔记》的主体部分），与经济学研究同体的从客观现实出发的方法与观点是被马克思在政治否定中同时忽略的。而在第二笔记本和第三笔记本的经济哲学讨论中，原先被否定的东西才不知不觉地在深入经济事实中重新浮现于文本之中，并几乎成为一种与人本主义异化史观相并行的逻辑思路。需要界定的是，如果说在第一笔记本中，“社会唯物主义”只是暗含在被否定的国民经济学和恩格斯—普鲁东的社会主义批判中，而在第二、三笔记本中，马克思则在另一种新的意义上重新肯定这一重要的从历史现实出发的观点了（显而易见，在早期经济学研究中，对于古典经济学的“社会唯物主义”方法与客观思路，马克思走了一个很大的“之”字形）。相对于马克思此时理论运作中的占主导地位的人本主义异化史观，这一新的逻辑思路才真正是后来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开端。马克思的这种重要理论生长点，不是传统研究所理解的基于费尔巴哈的自然唯物主义，而正是古典经济学中的“社会唯物主义”。这也就再一次证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来源主要不是费尔巴哈哲学，而是古典经济学！这是一个极重要的理论辨正。

在这以后，随着马克思对经济学研究的不断深化（见1845—1847年：《布鲁塞尔笔记》，MEGA2第4部分第3卷；《评李斯特》，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2卷；《曼彻斯特笔记》MEGA2第4部分， 第4—5卷），特别是这种研究与现实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直接连接，他的哲学思想才最终突破了人本主义思辨逻辑，真正走向社会历史的深处，通过创立了伟大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辩证法，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