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关于人类主体解放的思想是他科学的共产主义学说的理论核心。但是，这一重要理论观点的确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从青年马克思的哲学思考到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的创立，人类主体的根本解放问题也经历了一个从人道主义价值伦理批判到科学的复杂逻辑转换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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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马克思前期思想发展线索来看，青年马克思的确是十分关注人类主体地位。一开始，他就将人区别于动物最重要的特质规定为对自然限定性的超越。（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3、228页）众所周知，在1843年以前，马克思是以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形象登上历史舞台的。在马克思那时众多的理论著述中，他基本上是站在青年黑格尔派凸现自我意识的观点上，反对封建专制，争取人天生应该具有的民主自由权力。当然，那时马克思思想理论基点还是非科学的黑格尔式的唯心主义理念，他用作衡量现实的尺度还是精神的理念。（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7、61页）
只是在《德法年鉴》时期，特别是在他写下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的思想才发生了一个重要的转变，即从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主义转到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同时也从民主主义第一次转到了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正是在这里，马克思在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异化史观的基础上第一次赞成了共产主义，第一次将人类解放与无产阶级革命联系在一起了。马克思在此区分了两种“解放”，一是资产阶级革命从封建专制下实现的政治解放，可是这种“市民社会的革命”的解放还是不彻底的；二是由无产阶级革命所创造的最终人类解放（同上，第429页）。这也就是共产主义了（还不是科学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可是，虽然马克思此时站在“人”的立场上（不是基于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生活中存在的社会政治异化（即现实主体与客体的颠倒状态——形式上的平等后成的实际上的不平等）现象，但并没有对消除了这种现象后，实现了的共产主义中的人类解放作进一步的理论描述。他只是说，人是人的最高本质，所以任何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还给人。（同上，第443页）
马克思第一次对共产主义状态下人类获得解放的确定，是在1844年写下的《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中。（关于马克思这一重要文献理论的地位的规定，可参见拙文：《青年马克思劳动异化逻辑框架的建构与解构》，《南京社会科学》1994年第1期）当他进一步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经济异化之后，作为这种不合理的主客体颠倒现象的消除，他设想了未来人类解放后的生存状态（当然在这里的文本中，马克思并没有明确说明这种主体的复归就是共产主义）。此时马克思只是从“人”的应该具有的类本质要求对此作了这样一个理想化的描述：“假定我们作为人进行生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生产过程中就双重地肯定了自己的和另一个人：(1)我在我的生产中物化了我的个性和我的特点，因此我既在活动时享受了个人的生命表现，又在对产品的直观中由于认识到我的个性是物质的、可以直观地感知的因而是毫无疑问的权力而感受到个人的乐趣。(2)在你享受或使用我的产品时，我直接享受到的是：既意识到我的劳动满足了人的需要，从而物化了人的本质，又创造了另一个人的本质的需要相符合的物品。(3)对你来说，我是你与类的中介人，你自己意识到和感觉到我是你自己本质的补充，是你自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而我认识到我自己被你的思想和你的爱所证实。(4)在我个人的生命表现中，我直接创造了你的生命表现，因而在我的个人的活动中，我直接证实和实现了我的真正的本质，即我的人的本质，我的社会的本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37页）
紧接着，马克思又进行了一种人类主体在异化与非异化不同状态下的对比性逻辑分析：其一，在非异化的主体状态下，“人的劳动是自由的生命表现，因此是生活的乐趣。在私有制的前提下，这是生命的外化。因为我劳动是为了生存，为了得到生活资料。我的劳动不是我的生命”。其二，在主体状态中，“我在劳动中肯定了自己的个人生命，从而也就肯定了我的个性的特点。劳动是我真正的、活动的财产”。在私有制的前提下，劳动变成了一种“被迫的活动，对人来说是一种痛苦，在主体自己的活动中人的个性反而同人疏远了。这也就是接近了这样一种观点，劳动是人类主体的本质，通过扬弃劳动的异化复归于人的真实本质就是人类解放的根本了。当然在这里，马克思没有进一步说明这一新的具体的理论观点。
应该指出，马克思这时已转到无产阶级政治立场上，并开始寻求推翻资本主义，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据。我们进一步看到，他在不久后写下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创立的劳动异化理论，其现实指向正是在更加深刻地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生活。自然而然，这也必然会成为他导引出共产主义和人类解放的重要逻辑工具。我们发现，马克思在此深入地批判和否定劳动异化，正在是要求能够扬弃异化从而复归于人的真实本质（这也是异化理论的内在逻辑要求）。这个劳动异化（私有制）的扬弃也就是共产主义。与《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中的逻辑思路一样，在这里，共产主义也还是价值论中的“应该”！因为马克思并没有确定其在经济现实发展中的客观必然性，特别是他还没有真实地找到通向这一目标的现实道路。
马克思分析道，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过程中，“通过异化的、外化的劳动，工人生产出一个跟劳动格格不入的、站在劳动之外的人同这个劳动的关系。工人同劳动的关系，生产出资本家（或者不管人们给雇主起个什么别的名字）同这个劳动的关系。从而，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即工人同自然界和自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同上，第100页）马克思认为：“异化劳动是私有财产的直接原因”。（同上，第101页）而人类“社会从私有财产等等的解放、从奴役制的解放，是通过工人的解放这种政治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而且这里不仅涉及工人的解放，因为工人的解放包含全人类解放”。（同上，第101页）所以，“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作为对人的生命的占有，是一切异化的积极的扬弃，从而是人从宗教、家庭、国家等等向自己的人的即社会的存在的复归”。（同上，第121页）这个社会的存在也就是人作为主体的生命存在，也是马克思这时对共产主义革命的主要确证：“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复归，……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人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同上，第120页）显而易见，马克思这里关于共产主义和人类解放的表述还带有很浓厚的人本主义色彩。同时，马克思这里所获得的共产主义结论并不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而是一种带有伦理意味的主体辩证法逻辑推论的结果。
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也就是说，它扬弃异化劳动并不否定对象化劳动。因为对象世界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重新占有对象世界不过是人一度丧失的本质的复归。当然这种占有不再是个人的片面的占有，而是以社会的方式，一种“全面的方式”对人自己的全面本质的真正占有。同时，共产主义也是自然界向人的生成。自然界通过人类的生产活动变成完全属人的自然界；而人只有作为社会的人才能真正地占有自然。
似乎是在未来学的意义上，马克思充满热情地写道：“因此，社会性质是整个运动的一般性质；正象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的人一样，人也生产社会。活动和享受，无论就其内容或其存在方式来说，都是社会的，是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说来才是存在的；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说来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说来才是他的人的存在，而自然界对他说来才成为人。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同上，第121-122页）
同时，马克思也通过一种对比性质的逻辑尺度进行了分析，但是这一次比在《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的对比分析要更加深入的多了。马克思写道，如果说在以往的异化和私有制状态下，“人变成了对自己说来是对象性的，同时变成了异己的和非人的对象；他的生命表现说是他的生命的外化，人的现实化就是他失去现实性，就是异己的现实”。而在扬弃了私有财产的共产主义中，人的活动是“为了人并且通过人对人的本质和人的生命、对象性的人和人的产品的感性的占有”，“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同上，第123页）对人的现实性的占有，它同对象的关系，是人的现实性的实现，是人的能动和人的受动，因为按人的含义来理解的受动，是人的一种自我享受。”（同上，第124页）在此，马克思又通过人的感觉的解放进行了说明。他指出：“私有财产的扬弃，是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人的原来在异化中被物化的感觉和特性“无论是在主体上还是在客体上都变成人的”。物的地位也就恢复了：“只有当物按照人的方式同人发生关系时，我才能在实践上按人的方式同物发生关系”。（同上，第124页注2）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的真实关系颠倒地表现为物与物的关系。“异化既表现为我的生活资料属于别人，我所需要的东西是我不能得到的、别人的所有物；也表现为每个事物本身都是不同于它本身的另一个东西，我的活动是另一个东西，而最后——这也适用于资本家——一种非人的力量统治一切”。（同上，第141页）马克思在这里引用莎士比亚在“雅典的泰门”一剧中关于金子的那一段著名的台词之后写道：货币的“神力”实际上是人的能力的异化，这才会让货币能够“使一切人的和自然的性质颠倒和混淆，使冰炭化为胶漆——货币的这种神力包含在它的本质中，即包含在人的异化的、外化的和外在化的类本质中。它是人类的外化的能力”。（同上，第153页）“它把坚贞变成背叛，把爱变成恨，把恨变成爱，把德行变成恶行，把恶行变成德行，把奴隶变成主人，把主人变成奴隶，把愚蠢变成明智，把明智变成愚蠢。”总之，金钱使人与人的一切关系都被颠倒了。而在共产主义之中，“人就是人，而人同世界的关系是一种人的关系，那么你就只能用爱来交换爱，只能用信任来交换信任，等等。如果你想得到艺术的享受，那你就必须是一个有艺术修养的人。如果你想感化别人，那你就必须是一个实际上能鼓舞和推动别人前进的人”。（同上，第155页）
显然，这是青年马克思理论逻辑中第一次对共产主义中人类解放的最系统的全面论证。但是在这时的马克思的哲学思想逻辑中，共产主义是一种应该达到的理想状态。在这种理想状态中，人类主体又重新恢复了自己应有的主体地位，再一次超越了物质对象，获得了人的全面自由和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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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到了1845年春天，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通过实践唯物主义的创立，实现了哲学世界观上的第二次重要转变。也是在这一伟大的思想变革中，他的共产主义人类解放的理论最后成为科学。我们看到，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表述了一种全新的关于人类解放的观念。
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逻辑中，马克思不再抽象地说资本主义“不好”，而首先充分肯定了其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必然性和巨大合理性。他不再从外在的人道主义尺度或伦理价值的要求出发，而是着力从社会历史发展本身的内在客观规律出发，去科学地探寻资本主义由于内部自我矛盾所必然导致的消亡。而人类解放也不再是人的本质的异化之扬弃，而是社会历史发展在社会化大生产之上的现实可能性。只是在这里，人类解放和共产主义才不再仅仅是美好的理想，而是社会历史的现实必然性了。
在这时马克思的科学思路中，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虽然使人开始逐步通过自己努力，改变了先前历史阶段那种总体上“自然形成的关系”，形成了人的共同活动构成的新的社会力量（扩大了的生产力），但是“因为共同活动本身不是自愿地而是自然形成的，所以这种社会力量在这些个人看来就不是他们自身的联合力量，而是某种异己的、在他们之外的强制力量。关于这种力量的起源和发展趋向，他们一点也不了解；因而他们不能再驾驱这种力量，相反地，这种力量现在却经历着一系列独特的、不仅不依赖于人的意识和行为反而支配人们的意识和行为的发展阶段。”（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0页）这就是原来青年马克思所称的“异化”了，即主体尚未确立自身主体地位的现实的“颠倒”的主客关系。马克思仍然要求否定这种资本主义特有的历史现象，并且仍然在展望未来的共产主义。不过，这一次是在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中，去科学确证这一现代社会发展历史辩证法的客观必然性的。而且，马克思在这里更关心的是这种人的解放的现实道路。
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了一个巨大的物化系统，这个由人创造的但却表现为非人的力量的发展，“是自发的进行的，就是说它不服从自由联合起来的个人的共同计划”；同时，“这种发展是非常缓慢的”，生产力的发展已经受到了一种对抗性的阻滞力；最后，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发展并无法改变长期以来主体受制于客体的总体状态，反而使这种颠倒大大加剧了。在另一方面，也正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已经在自身内部，创造和提供了一种人类真正确立自我主体地位的现实可能性，可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于自身的性质却无法真正实现这种彻底的人的解放（按照马克思原来的说话，资产阶级革命只是完成了人的“政治解放”）。因此，这还必须再通过一次新的革命来解决这个问题。
在当时马克思看来：“个人力量（关系）由于分工而转化为物的力量这一现象，不能靠人们从头脑里抛开关于这一现象的一般观念的办法来消灭，而是只能靠个人重新驾驶这些物的力量，和消灭分工的办法来消灭。”（同上，第65页）在这个现实的历史发展为基础的革命中，“各个个人的全面的依存关系、他们自然形成的世界历史性共同活动的最初形式，由于共产主义革命而转化为对下述力量的控制和自觉的驾驭，这些力量对他们来说却一直作为一种异己的力量威慑和统治他们。”（同上，第34页）也只有在这个新的历史阶段上，人“才能获得自己充分的、不再受限制的自主活动，而这种自主活动就是对生产力总和占有以及由此而来的才能总和的发挥。”（同上，第75页）并且，“只有在这个阶段上，自主活动才同物质生活一致起来，而这点又是同各个人向完整的个人的发展以及一切自发性的消除相适应的。”（同上，第76页）同样是在这个新的人类自身发展时期中，个人自由地联合起来，“它是个人的这样一种联合（自然是以当时已经发达的生产力为基础的），这种联合把个人的自由发展和运动的条件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同上，第65页）而在这种新的“真实的集体的条件下，各个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且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由。”（同上，第65页）
我们清楚地看到，共产主义和根本消灭一切私有制（和狭义的劳动分工），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社会历史辩证法的唯一现实落点。但在这里，共产主义不再象（《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那样，表现为一种理论逻辑的推论和价值伦理批判，而是一种现实的历史客观趋势的反映。“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有状况的现实的运动”（同上，第31页）。现在，“共产主义者根本不进行任何道德说教”，私有制的否定也不再是因为它是“非人”的，而受到某种伦理意义上来自价值论的批评，而是成为社会历史发展达到一定质点后的客观变革要求。（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75页）马克思在这里批评了他自己以前也持有的人本学的共产主义（德国当时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因为，“他们始终一贯地把各个具体的一定的个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人’的关系”，再用这种“人”来批判现实，最后他们的共产主义必定是带有空想性质的，因为他们的共产主义已经“离开了实在的历史基础而转到思想基础上去了。”（同上，第536页）
马克思精辟地指出：“私有财产是生产力发展一定阶段上的必然的交往形式，这种交往形式在私有财产成为新出现的生产力的桎梏以前是不会消灭的，并且是直接的物质生活的生产力所必不可少的条件。”（同上，第275页）显然，这种态度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青年马克思的思路正好是相反的。他不再一般否定私有制下产生的异化状态下的“非人”现象，而恰恰首先说明私有制是“必不可少的条件。”而作为否定私有制的共产主义则不是一种“道德上的要求”，历史上形成的那些牺牲人的利益的不合理的“非人”的主客体颠倒现象，现在被视为“都是一定条件下个人自我实现的一种必要形式”了。（同上，第275页）马克思认为，人的现实解放决不是一种抽象的理论革命，人类“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没有蒸汽机和珍妮走锭精纺机就不能消灭奴隶制；没有改良的农业就不能消灭农奴制；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吃喝穿住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而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费尔巴哈》第18页
但是，过去的社会革命带来的解放都还是私有制的一种更替，“过去的一切革命始终没有触动活动的性质，始终不过是按另外的方式分配这种活动，不过是在另一些人中间重新分配劳动，而共产主义革命则是反对活动的旧有性质，消灭劳动。”（很显然，这是马克思《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中相同观点的进一步表述。同上，第35页）马克思指出：“现代的个人必须去消灭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这种革命是一种客观要求，因为在今天，“生产力在其发展的过程中达到这样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生产出来的生产力和交往形式在现存关系下只能带来灾难，这种生产力已经不是生产的力量，而是破坏的力量”（同上，第35页）。这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枷锁。正因为资本主义“现在的生产力和交往的形式是全面的，所以只有全面发展的个人才可能占有它们，即才可能使它们变成自己的自由的生活活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16页）。这也就是代表了新的生产力全面发展要求的全新的生产方式——共产主义。
显然易见，共产主义并不是某些人头脑中想象出来的‘人的本质’的概念的产物，也不是一种与私有财产抽象对立的东西，它尤其不是“消灭财产，其结果是普遍没有财产或贫困”的共产主义。（同上，第553页）马克思这里的共产主义“是和生产力相适应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结果。（同上，第442页）并且，“共产主义和所有过去的运动的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推翻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基础，并第一次自觉地把一切自发产生的前提看作前人的创造，消除这些前提的自发性，使它们受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配。”（《费尔巴哈》第68页）也正是在那时，即“到了外部世界对个人才能的实际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为个人本身的驾驶的时候”，共产主义就不再是理想，而是现实。（《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30页）在那个现实的历史发展中，人才真正确立了自己的主体地位，成为历史的主人。
这也就是说，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中，人才获得了真正的历史主导地位，在物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一般基础上，在认识和利用客观规律的前提下，成为人类社会历史的真正创造者和主人。我认为，这正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本质！而我要特别指出的一点是，共产主义和人类解放的实现，决不仅仅是一种政治上的转换，而更主要地表现为物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客观条件。这是马克思这一科学理论中最具有现实意义的方面！
依马克思所见，共产主义的前提主要不是来自社会制度上的一般政治解放，而是人类主体来自生产力上的解放。不是仅仅从政治上消灭资本家，因为资本家不过是经济力量的人格化。马克思说：“只有作为人格化的资本，资本家方才有一个历史的价值”，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不过是一个动轮罢了。”（《资本论》第1卷第649页。）重要的，是要首先通过发展生产力消除来自物质过程的物役性，使人类主体真正获得全面自由发展的解放。我认为，没有正确理解马克思的这一重要思想，这也是我们后来现实的社会主义实践走弯路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早在马克思创立唯物主义历史观之初，社会主义从空想转变为科学的关键之点就是从理想化的“应该”走向现实的物质生产条件的“是”。如在马克思1845年3月写下的《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文中，他就摆脱了原来那种从理论逻辑出发的思路，强调“消除人类不得不作为奴隶来发展自己的能力的那种物质条件和社会条件”，强调“废除私有制”的革命，“只有通过劳动本身才有可能，就是说，只有通过社会的物质活动才有可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255页）而当他创立了科学历史观以后，这一观点就更加明确地表现出来了。
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和所有过去的运动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推翻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基础，并且第一次自觉地把一切自发产生的前提看作是前人的创造，消除这些前提的自发性，使它们受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配”。因此马克思说，建立共产主义实质上具有经济的性质，因为共产主义是生产力的发展创造出现实的物质条件为前提性基础的。（《费尔巴哈》第68页）马克思实际上是在说，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人类主体被物所奴役的现象“不能靠人们从头脑里抛开关于这一现象的观念办法来消灭，而只能靠个人重新驾驭这些物的力量”去消灭。（同上，第65页）马克思明确指出，人类主体被外部对象奴役的特写历史现象（“异化”）的消除，只有在具备了来自于物质生产发展的“实际前提之后”才有可能。这也就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的”。他写道：“我们称之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态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同上，第30-31页）马克思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人类主体“在真正的共同体和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可是，为了这种联合，“大工业应当首先创造出必要的手段”，为了实现这种新型的经济，首先是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没有这些条件，共同经济本身将不会成为新的生产力，将没有集体物质基础，将对立在纯粹的理论基础上，就是说，将纯粹是一种怪想。”（《费尔巴哈》第62-63页）
所以，共产主义和人类解放决不能仅仅从狭隘的政治革命视角去理解，更不能变形为一种在落后的物质生产条件下的抽象平均主义。马克思的这一观点对于我们今天深刻地理解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的实质是十分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