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纸币的国家，但是纸币诞生后却很难在中国大量流通使用，更无法替代金属货币，历史上若干次发行纸币的尝试无不以失败而告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
交子钱引
纸币，即纸制货币，本身不具有价值，而是一种价值符号，属信用货币，有一定的面值，但必须以某种信用作为担保。宋朝时期，交子是中国、也是世界上第一种由政府发行的纸币，它滥觞于唐代的飞钱。
唐代的主要货币是铜钱，属非信用贷币，货币本身的价值就是货币价值，随着生产的发展和商品流通的加快，铸造铜钱的速度赶不上需要，出现了“钱荒”。为解决这一难题，唐宪宗元和年间出现了飞钱，一些商人在全国主要城市设立联号，用飞钱来代替通行的铜钱作为交换工具，减轻对铜钱的需求。
飞钱是纸质的，不仅携带方便而且安全，除商人使用外，也得到了官方认可，《新唐书》记载：“宪宗以钱少，复禁用铜器。时商贾至京师，委钱诸道进奏院及诸军及诸军、诸使富家，以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但飞钱还属于汇兑工具，不是政府发行的货币。
宋初，“钱荒”继续，成都一带出现了“交子铺户”，存款人把现金交给这些铺户，铺户把存款数额填写在用楮纸制作的纸卷上，称之为“交子”，作为取款的凭据。交子使用越来越广泛，商人们便联合成立了联号，在各地设立分铺，承诺存款人可随到随取，使交子的使用更加广泛起来，但此时它仍不是法定货币。
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朝廷设立了益州交子务，在民间流行的交子基础上正式发行“官交子”，用纸印刷，上有图案、密码、划押、图章等印记以标明面值和防伪，作为支付凭证流通，从而成为世界上第一种法定纸币。
交子的好处显而易见，既克服了“钱荒”，而且也携带方便、安全，于国于民都有利，然而对国家来说，运行信用货币必须十分谨慎，要恪守信用原则，否则势得其反。
宋朝政府开始还比较谨慎，规定一界交子的流通期限仅为2至3年，期满后须兑换下一界交子方能继续使用，每界交子发行量也有严格限定，同时明确了相应的准备金制度，保证交子可以自由兑换。问题是，这些做法未能坚持下去，冗官、冗兵、冗费问题长期困扰着宋朝的财政，对一直缺钱的朝廷来说，“忍不住”就把交子误当成了“提款机”，限额发行、存足准备金这些制度一再被突破。
《宋史•食货志》指出，交子的发行后来到了“不蓄本钱而增造无艺”的程度，朝廷做起了无本生意，“官无本钱，民何以信”，因而交子一再贬值。尽管朝廷不愿意放弃这棵“摇钱树”，南宋时又以“关子”“会子”和“钱引”的名称改头换面，但都无法摆脱被民间弃用的结局。
元明宝钞
元初，元世祖忽必烈对于实行哪种币制还没有做出最后决定。据陶宗仪《辍耕录》记载，大臣刘秉忠进言：“钱用阳，楮用于阴。华夏阳明之区，沙漠幽阴之域。今陛下龙兴朔漠，君临中夏，宜用楮币，俾子孙世守之。若用钱，四海且将不靖。”
这有些迷信，那时称谶纬，楮币即纸币，当年成都一带流行的交子用楮纸印刷，因而得名。不知是否因为刘秉忠的这项谏言，或者因为其他考虑，忽必烈下令印行纸制为法定货币。
元朝印行的纸币有中统钞、至元钞、至正钞等不同版本，形制为长方形，一般长25-26厘米，宽16-18厘米，四周有花边，上方印有“××通行宝钞”字样，下方印有印钞机构、职官名称以及发行时间，中间是面值，有1贯、2贯、10文、20文、50文和100文不等，这些纸币统称“宝钞”。
元代颁布有《宝钞通行条例》，内容有14条，规定宝钞是法定货币，朝廷收税、俸饷以及民间买卖、借贷等均以宝钞为准，金银和铜钱不得参与流通，违者治罪，也禁止民间实物交易，同时严格规定了现金准备制度，以白银来保证宝钞的信用，定期检查准备金库存和钞库执行情况。为保证朝廷对白银的充分控制，至元十九年（1282）又颁布《整治钞法条画》，规定“买卖金银，付官库依价倒换；私自买卖者，金银断没一半给告捉人充赏，十两以上下决杖有差。”
元朝算是中国古代纸币使用最广泛的朝代，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写道：“纸币流通于大汗所属领域的各个地方，没有人敢冒着生命危险拒绝支付使用，事实上，他们都乐意接受它，用这些纸币可以买卖任何东西，同样可以持纸币换取金条。”不仅如此，元代宝钞一度还可以在其它有关国家使用，没有障碍。
但好景不长，元代经济发展缓慢，朝廷的财政开支却日益庞大，为解决财力不足的问题，朝廷先是动用了宝钞的准备金，继而直接增加发行额，造成了严重的货币贬值，宝钞的信誉逐渐丧失。朝廷虽规定不能使用金银和铜钱，但民间交易更看中这些金属货币，私下里的使用逐渐公开化，加重了纸币的贬值速度。
至元三年（1266）每石米600文，大德十年（1306）涨至30贯，涨了50倍；至正十九年（1369）1000贯买不到一斗米，较元三年上涨了1000多倍。恶性通货膨胀持续而无法解决就意味着政权的解体，强大的元帝国最后延祚不足百年，货币政策不仅见证了其兴衰过程，也是加速其灭亡的原因之一。
明朝建立后也印行“大明宝钞”，但朱元璋汲取了元朝灭亡的教训，不敢废除铜钱，在京师和各省设立宝源局，专事铜钱铸造。在纸币与铜钱并行的情况下，纸币的信誉迅速下降，据《明太祖实录》，朱元璋还在世的洪武二十二年（1389），江西、福建一带面值2000文的宝钞在民间只能换铜钱500文；据彭信威《中国货币史》，宣德七年（1432）面值1000文的宝钞只值铜钱5文，宝钞“积之市肆，过者不顾”，正德以后朝廷遂放弃发行。
咸丰“币改”
纸币一再“失败”，到明朝仍未成为通行的法定货币，明朝中后期确立了事实上的银本位制，清朝的货币政策沿续了这种做法，规定银两和制钱是正式货币，对纸币的发行持谨慎态度。
嘉庆年间爆发了“白莲教”起义，朝廷动用了相当于五年财政收入的军费才将其镇压下去，财政面临了空前的窘境，这时有人提出用发行纸币的办法解决财政问题。嘉庆十九年（1814），侍讲学士蔡之定奏请发行纸币，但遭到了嘉庆皇帝的严厉申斥：“前代行用钞法，其弊百端，小民趋利若鹜。楮币较之金钱尤易作伪，必致讼狱繁兴，丽法者众，殊非利用便民之道，且国家经费量入为出，不致遽形匮乏，何得轻改旧章，利未兴而害己滋甚乎？”
正是因为有太多的教训，才让嘉庆皇帝不敢轻易再尝试纸币。但随后鸦片战争爆发，又增加了新的军费支出，加上巨额对外赔款，清朝的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到咸丰皇帝时，印行纸币的呼声再起，咸丰皇帝最终接受了这项建议。
咸丰三年（1853）5月“始制银钞”，定名为“官票”，先在京师试用，之后向各省推广，面额以银两为单位，有1两、3两、5两、10两和50两等不同面值，用高丽纸印制，上有满汉文“户部官票”字样；同年又颁布《钱钞章程》，发行“钱钞”，以制钱为单位，有250文、500文、1000文、1500文和2000文等面值，用较好的白纸印制，上有汉字“大清宝钞”。这两种纸币同时运行，合称“钞票”，这也是民间把钱俗称为钞票的由来。
咸丰朝这次“币改”起始仓促，只为解决眼前迫在眉睫的财政危机，缺乏细致的章程和准备，所发行的“钞票”又明确为不可兑换纸币，民间对此疑虑重重，发行当年，京师所在的顺天府就推遇阻，其中以“官票”的阻力最大，因为它面值大，又不能兑换成真正的银两，所以商人普遍拒绝接受。
在朝廷的强力推行下，“钞票”又勉强维持了几年，但贬值程度相当惊人，据魏建猷《中国近代货币史》，到咸丰十一年（1861）6月，官票“似已绝迹不行”，而钱钞“则跌落到2.6％至5.2％”，可以说“惨到极点”。但这又让外国商人找到了机会，他们以很低的价钱从社会上大量收购“钞票”，之后拿到清政府海关以原面值充当税款，因为是国家法定货币，海关竟然不能不收下！
咸丰朝这次“币改”更短命，前后不足10年，除了对社会财富进行了一次搜刮洗劫、顺便便宜了一些外国商人外，可谓无一是处，对经济和金融的破坏性却是严重的，加剧了晚清经济和财政状况的进一步恶化。
中国人不可谓不聪明，中国历代君王对财富的渴望不可谓不强烈，但纸币这个能带来显而易见好处的东西却在中国古代屡试屡败，这是因为人们只看到它的好处，而没有看到发行它应当具备的条件。
鼓吹发行纸币的一些大臣甚至认为，纸币与金属货币一样，价值多少都由朝廷决定，朝廷定多少就是多少。其实纸币本身几乎没有使用价值，它的货币价值体现在国家信用上，没有国家信用的支撑，纸币一钱不值，明朝大臣蒋德璟说得好：“民虽愚，谁肯以一金买一张纸？”
发行纸币的目的应该定位于方便市场流通、活跃和完善金融市场，而不是解决财政困难或者临时用来聚财敛财的工具。所以，发行程序应当极为严格，发行额度应当科学计算，没有计划和节制的滥发其实是把纸币变成了一种面向整个社会的强迫性公债，必然使其失去信誉，进而引发通货膨胀和金融市场的混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