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约翰·柯布:中国农业需避免落入产业化陷阱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55 次 更新时间:2016-05-18 2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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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约翰·柯布  

摘要:拥有许多农民的健康乡村是中国粮食安全的支柱。相对于世界上许多地区已很少有充分了解如何务农的人而言,中国这方面的人力资源依然丰富。希望中国政府营造一种环境,让年轻人自愿选择务农。

【关键词】粮食安全 产业化农业 有机农业 【中图分类号】F32 【文献标识码】A


全球的粮食安全都在走下坡路,粮食库存在减少,人口在以高于粮食生产的速度继续增多。沙漠每年都在扩展,含水层在枯竭,表层土在衰减,农田在让位于城市。除草剂、杀虫剂以及化肥在降低土壤的自然肥力,野草和害虫在持续衍变出新的种类。同时,像蜜蜂这样不可替代的自然传粉者仍在被杀灭,懂得如何种植粮食的人数在急剧下降。全球的农业模式脆弱且不可持续。

中国如何能在一个不安全的世界里确保粮食安全?我建议采取以下必要措施。

避免农业落入产业化陷阱

产业化农业的辩护者喜欢说,产业化农业“最富成效”,能生产更多的食物。人们认为,人口问题导致食物变得稀缺,因此我们必须尽可能多地生产,需要产业化农业。但是,只有在劳动力匮乏的情况下,才是如此。实际上,只要有足够的人工,则小农场,即使是有机小农场,也可以和产业化农业生产得一样多,甚至更多。

产业化农业的举措只会使富人受益。引而申之,官员和工程师也会获利。他们发现,相比较与众多独立的农民打交道而言,与几个大公司打交道更有成效。在这样的环境中,商品进入市场更为顺畅,产品标准化水到渠成,各种管理记录更易于保存,控制治理决断如流。这些因素在政府思维中不可或缺。然而,我希望中国不要选择为了同质性和易于管理而忽视其危害。

产业化生产不可避免地需要适应在给定条件下进行资源稳定的生产。劳动高度专门化,致使工人个体不可能生产出任何产品。产业化农业只适用于某些大规模同质地区:天气可预测,有大量水资源;而我们面对的世界却有所不同:天气不可预知、大面积缺水。不断变化、日益糟糕的环境要求人们注意调整和轮作作物,需要人们亲密、广泛地了解土地,能够完成作物种植全过程。与产业化农业相比,熟练的小规模农业更能适应当地条件和意外变化。小规模农业的农人会考虑相邻地区的斜坡、土壤和肥力之间的差异,也可以年年改变种植模式。正值小规模农场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之时,放弃这一切是疯狂愚蠢的行为。

我想起很久以前了解的古巴的情况。它曾与苏联议定用蔗糖换粮食和石油,但这一协定突然终止。古巴仓促之间被迫养活自己。那时古巴差不多有一半的土地都用于产业化农业。机器没有石油无法运转,工人完全不懂农事,多年来他们几乎不生产粮食。好在,还有近一半的土地依然为农户所占有。他们能够很快适应这种需求变化,并从蔗糖生产转向粮食生产,从而养活自己和邻城的人。与此同时,城里的人也生产出大量自给粮食。古巴人没有被饿死。

已经有许多小规模农业实验取得了成功。它们都从产业化农业转到与之相反的另一端。中国政府如果想帮助农民以一种可持续的方式大幅增产,可以研究世界各地实验者的成功经验,找到办法让农民在中国进行自己的实验。中国可以引领世界。

采用有机的、可持续的农耕方式

有机农业的优势如今已广为人知。有机农业不仅可持续,而且能产出更有益于健康的粮食。其生产过程也使人身心康健。我很高兴,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对此达成了共识。

然而,很多人还没意识到,不同于“泥土”,“土壤”是一种有限资源,正在被以远快于其被产出的速度使用着。每年翻耕使得土壤暴露在风雨侵蚀之下,使用化肥农药导致土壤退化严重。全世界有些曾经丰产的区域已经失去了其表层土,不再能够支持多少植被,一些古城在它们赖以生存的土壤流失后被离弃了。

近年来一些科学家正在研究“免耕”农业,像果树这样的多年生植物显然不需要翻耕。我的好朋友,美国土地研究院院长韦斯•杰克逊,开发了多年生谷物,与我们现在所依赖的一年生谷物同样多产。有了多年生作物,就不需要再翻耕土地。将互相有益的多年生作物比邻种植,就可大大减少杀虫剂和除草剂的使用。中国农业历史悠久,在保持土壤生命活力方面有很多经验,如中国农民早就知道混种栽培的优势。中国也在研发多年生的水稻,也许还有其他实验在进行中。政府应当支持对可持续农耕方式的研究和探索。

发展乡村,改善乡村生活品质

我认为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即中国的粮食安全将会依赖于保留、发展其乡村。拥有许多农民的健康乡村是中国粮食安全的支柱。相对于世界上许多地区已很少有充分了解如何务农的人而言,中国这方面的人力资源依然丰富。我希望中国政府不要强行让农民离开土地。还存在着这样一个问题,即中国的社会、经济、政治、教育、生活结构能否营造一种环境,让年轻人自愿选择务农。

显然,除非务农足够盈利,足以支持一家人过上舒适的生活,否则它不会成为许多年轻人的首选。如果乡村生活会剥夺人们在城市生活中能享有的许多优势,有志向的年轻人就会在可能的时候离开乡村。我希望中国能优先考虑改善乡村生活品质。

我建议,在乡村和大学之间建立密切的工作关系,鼓励成千上万青年学子组成团队,去村庄与村民同住,去倾听农民关于如何改善自己生活的想法。在此期间,他们也可以互相讨论自己正在学习的东西,给与之一起生活的村民讲讲。这样,不用将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他人,就可以使每个村庄的讨论丰富起来。之后,学生们向当地政府和学校领导展示他们的研究成果,看看农民的哪些需求可以得到满足。有时,可能需要聚集几个村庄的代表与政府官员一起协商,合作开展项目。如果村民觉得官员真的倾听自己并给予回应,就会发展出彼此信任的关系,有了这样的关系,村民们也会认真地听取建议。

同时,中国大学可以考察国内外密集型有机农耕的经验,以及土壤改良等方面的成功项目,并将其提供给地方政府和农民借鉴,以改善乡村人民的生活。倘若在两到三年内,这种项目对农民的生活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那么我认为就是成功的。或许可以这样衡量:一些背井离乡在城市打工的人,决定回到家乡,投身于改善家乡的建设。如果项目在一个地方成功了,就可以大规模地在其他地方推行其改进版。

还有很多事都可以做。例如,感受到农民的需要并给予回应,基于别处的成功为农民提供建议,以及在农民选择的项目中给予帮助——这比强加项目给他们要好得多。只有农民意识到自己就是改变其生活的主体,进步才会具有持续性。只有对自己的成功感到自豪的人,才会勇于面对其他挑战大步向前。

(作者为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院长,美国国家人文科学院院士;谢邦秀教授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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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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