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已经走了好几年了，他是得了癌症后走的。
他曾是我的老师，他叫刘卫东。
2016年，是毛泽东发动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50周年的年头，如果我们民族真的应该永远记住那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劫难，我们就应该从各个层面反思这场大劫难的前因后果。
如果我们那个小小的山村要反思十年文革的教训，刘卫东老师当是一个躲不开的人物。
我不是为了追讨一个已经死去的人的罪过，我是想反思一场运动怎样扭曲了普遍的人性，所以，我还是决定写下这些文字。
在我的多半生中，刘卫东老师给我的映像很深刻。我们兄妹四人都曾是他的学生，我弟弟、我的两个妹妹。因为他在我们村教书的时间是最长的，有七年的时间。他家的几个孩子都是在我们村生的，他老婆和孩子们都曾在我们村落过户。
他的发迹，就是从我们村开始的。
他在我们村被选为全县的学毛著积极分子，他在我们村由一名普通教师跨入领导阶层。
我是1965年夏天由本村的初小升到县城高小的。我走了之后，村里就来了刘老师。起初，刘老师给村里人的映像是满好的，刘老师平易近人，又很会跟形势，很善于组织政治活动。他的口才也不错，一说话就讲政治，他比前任的几个小学老师强好多。那时，刘老师才20多岁，高中刚刚毕业，却早已训练出了踩着政治鼓点跳的本事。刘老师凭着自己的敏锐嗅觉，发现了我们村是一座金矿。因为此前的我们村是一个镶金字招牌的村子。1966年前，我们村是中央、省、区、县里的先进单位，早在1958年就拿过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亲自颁发的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奖状，被誉为黄土高原水土保持的旗帜。省里、区里、县里的奖状更是多得不计其数。刘老师来了之后，他一到村，马上就找到自己的角色。他实在是辛苦得很，白天上课，晚上帮助村里排演文艺节目，组织得很红火。他组织排演一个个紧跟形势的文艺节目，比如《老俩口学毛选》，《学大寨赶大寨》、《逛新城》、《问路》、《三句半》、《贫下中农最爱毛主席》。他还会唱俄语《东方红》，孩子们也觉得新奇，不管多艰难，还是学会了。他得到了当时的大队干部的高度信任。大队干部给了他很多方便。他那时很穷，老婆没文化，孩子好几个，不靠村里的资助，过光景确实很难。
这年冬天，夺权斗争开始了，刘老师摇身一变，成为造反的急先锋。有一段时间，他与我的那位堂舅几乎形影不离，还有村里平时多年不得志的人。这几个人纠结在一起，成天商量夺权的事。在突如其来的大风暴下，原来的老支书等一帮人统统被宣布为“资产阶级黑帮”，包括我的父亲，他原来只是大队的一个副主任兼任林业队长。“黑帮”中也包括我的二舅，他原来是大队的会计，团支部书记，被定为贪污分子。我们村有张、胡、蒙三姓，三姓中的家族原来也隐隐约约有一些宗族矛盾，但还不大明显。老支书姓张，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多年，应该说是一个比较公道正派的人。我那时在县城上学，只有11岁，懂得的事情少，因为搞文化大革命，学校放假，我也就回了村。记得在我家院子里召开批判大会，大字报贴了满满一院子。一溜站了一长排“黑帮”，当时的主要矛头是对准张家兄弟的。夺权斗争轰轰烈烈组织起来了，夺权成功了，我的那位堂舅如愿当上了村里的文革主任，刘老师也荣任文革副主任，其他几位积极参与者也分别获得了一顶官帽。夺权结束了，我父亲就此放了羊。我记得火力最猛时大队文革组织了一帮造反派去抄老支书的家，将那位病恹恹的人从一间石窑洞中赶出来，造反派手提一根火柱，到处扎，一家几口人坐在炕上任凭别人胡闹，谁也不敢吭声。甚至连人家的酸米罐的酸浆和米都倒了个底朝天，然后下了命令，让他一家必须在腊月二十三日搬离这间窑洞，因为这是土改时地主的财产，现在属大队。腊月二十三，那位病恹恹的老支书背着一支破席子从另一个村回到了我们村，那个凄凉劲儿，至今不能忘怀。其实，那时的干部真的很廉洁，他家孩子多，老婆又不利索，日子过得很贫寒。过了两年，全家揭不开锅，还得向我家借小米。
1968年春，我因为父亲投机倒把的问题被卡住了，没升成初中，就回了村。这时，我才13岁，个子很低，力气也小，就该考虑去向了，干什么好呢？父亲煞费苦心，想了种种办法，最后还是选择到村里的小学补习。我本来就是班里的好学生，现在却要退一级补习。我心里老大不舒服，可是没办法，只好从命。来到刘老师这个复式班上学，刘老师很器重我。我们几个大一点的同学在最后一排坐。有一天，我的一个同学突然跟我吵起来了，骂我说：“你家前炕死人，后炕埋人”。这话让刘老师听到了，立马就瞪着眼睛喊道：“你这叫什么话？你这是恶毒攻击毛主席的六二六卫生路线？毛主席的卫生路线是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卫生路线能让前炕死人、后炕埋人吗？…..”这么批了一通，虽然是给我出头的，但面对自己的学生，我当时就觉得上纲上线，不是滋味。
过了没多久，群众专政运动又来了，第一炮是抓了张家的老二张虎罗，张虎罗年轻时很风流，据说以前还在日本人的宪兵队干过，也没干几天，后来因为当时的八路军捉兵，他就跑，直跑得没地方了，就跳了崖，跌成一个疯子。此后，老婆跑了，张虎罗就此讨了吃。现在，因为搞运动，先从这个讨吃汉身上入手，也算村里文革小组的一番苦心。他们乘张虎罗回村的时候，将这个讨吃汉押住，捆打一顿，拴在一间屋子的锅台上，每天还得管饭吃。开了这个头之后，其次就轮到我父亲了，他们从县里获知消息说，我父亲这两年又搞投机倒把了，贩过牲口。那年夏天的一个早晨，我刚刚醒来，听见爷爷在被窝里和院子里的妈妈说话。院子里的妈妈说：“一黑夜让人家捆了一绳，不知现在是死是活。”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我能心安吗？上午去念书，同学们就嘀嘀咕咕，说我父亲被捆了，到底因为什么事，我还不明白。中午放学回家之后，我和我奶奶去大队的一间窑洞看父亲，只见父亲戴着一副手铐，脸上显现出一片无奈。
那一段时间，村里的气氛特紧张，搞得鸡犬不宁。今天说要查国民党的残渣余孽，明天要组织批判曾经在抗日战争期间河西土匪在村里抢劫时睡过的女人，翻出的老账一堆一堆的。忽然有一天，揪出一个现行反革命分子，他叫蒙秀，是我们村刚刚二十多岁的农民。为什么呢？就因为刘老师。那时候，村里根本就没有公路，到县城才十多公里，却要翻一道梁，沿着顺河的山路走。所以，刘老师要买一张毛主席像，挂在教室里，他只能托每天到城里赶牲口驼炭的蒙秀和胡三牛捎办这件事。这两个驼炭的，每人照料两头牲口。因为要用手护住这个玻璃镜框，另一头牲口乱跑，两个赶牲口的在路上就抱怨开了：
一个说：“就因为这个玩艺儿，咱连牲口也照料不了，买这干啥哩？”
另一个说：“这东西回去要往哪里挂？”
蒙秀愤愤地说：“挂在驴圈里！”
碰巧，这位胡三牛是一位村里打光棍的贫农，嘴不牢，回去就把原话说给了刘老师，刘老师一听这话，立马认为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马上把这事提到了高度，大队文革小组很快就组织了一场批判会，还捆了一绳。记得那天晚上，那位眉清目秀的蒙秀遭此厄运，头压得低低的，身上只穿一条白短裤，打着赤脚，沮丧地向毛主席请罪，后来还被列为全县群众专政的典型，在县城的批判大会露了一回脸。
这只不过是刘老师随手泡制的杰作。
这年秋天，我们这个年级要升初中了，要到县里新办的“五七中学”去上学。因为刘老师已经从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捞到了足够的政治资本，荣升为公社文教小组副组长，他成为公社所办的这所中学的领导。我们在这所庙宇中所办的中学上了几个月，又赶上兴办七年制中学的热潮，我们几个就被送回村里去。在村里，刘老师是当然的一把手，还有两位老师。就此开始了我的初中阶段。在七年制中学里，我们学什么呢？在毛主席“五七指示”的照耀下，学文化知识谈不上，倒是学农、学军搞得人疲惫不堪。学农就是参加村里的劳动，学军是人人修一支木枪，经常搞军事演习，打地道。学校设在过去逃亡地主留下的一座院落里。为了落实毛主席要准备打仗的伟大号召，我们就在那间窑洞的地上开始挖地道，挖啊挖，终于挖通了，从窑洞西侧的一间驴圈里串开一个口子，我们就能搞军事演习了，还要演习防原子弹。其次就是排演文艺节目，刘老师让我执笔写一个赞美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就是好的文艺节目，我写了，刘老师看了之后，认为很好，一遍一遍地演。演节目没服装，怎么办？刘老师自有办法，他作主，将我们村早些年获得的中央、省、地、县的一面面锦旗统统剪成了演节目的红大绒裙子，女孩子们一人套红裙子。几年之后，县委书记来我们村包队，追问当年的锦旗哪里去了，人们照实告知。随同县委书记包队的一位干部愤怒地说，这家伙，应该拉回来批斗。
就这么折腾了两年，快要升高中了，我怎么办？如果不与戴一顶投机倒把分子帽子的父亲进行切割，上高中是没希望的。辗转反侧，我作了决定，写一篇批判稿，与投机倒把分子划清界限！在呼呼的西北风里，我扛着放羊铲，一边放羊，一边写好了批判稿，交给刘老师看。刘老师看了认为很好，很快就与驻队的工作组取得联系，组织了一场大批判会。会上，年仅15岁的我，泣不成声地念了我的批判稿，由此取得了升高中的好评语，这才上了高中。算是没有中断学业。这是我在刘老师的主导下钻的一回狗洞。
我上高中之后，刘老师也荣调了，因为有先前的政治正确和辉煌业绩，刘老师被调到县委组织部。可是不久之后，又听说他被从组织部给打发了，被安排到县商业局。为什么？后来才听说是因为他擅自给一个人盖了组织部的大印，领导很恼火，决定清除他。在商业局，刘老师只会讲政治，对业务几乎一窍不通，写的稿子也碰不到题上，所以一直得不到重用。我从中专毕业后，分配到县广播站当编辑，这个位置是一县之内的喉舌，很受人抬举。商业局开表彰大会，刘老师来请我出席他们的表彰会，给我拿了礼品，向人们介绍说，这是我的学生。后来，我到了地区报社，后来又到了省级报社，每次回县里，总能碰到刘老师，他还是在县委书记面前夸耀说，这是我的学生。
以后，听说了刘老师的许多事。
有人说，你们那个刘老师是个人渣，啥也不会，只会政治投机，煽风点火。他原先是局长的铁杆，后来眼看局长要退位，就反戈一击，跑到县里的财贸部游说，说商业局那个老侯串门子被人抓住过，细节说得栩栩如生。他走后，一旁的干事们就评论说，这人真不咋地，做人哪能这样，轮下谁说也没轮下你说，这人靠不住，要警惕。可是1983年那场机构改革，刘老师还是捞上了一顶官帽，当了县商业局一把手。这回他的一个同学帮了忙，他同学那时当了县长。谁知道，没过多久，那位本籍县长因为跟外派的县委书记合不来，被挤出本县，临走的时候，这位前县长要到各单位走走，到了商业局，这位刘老师却生怕他被划为县长的人而被县委书记给打发掉，竟躲在一间小屋子一直没出来。
有人说，这位刘老师当年在担任一个商业局管辖下的经理的时候，竟将一座院落出卖给县里的一个部门，由此将自己的儿子安排到了这个单位。
有人说，刘老师惯于拉团团伙伙，向下属单位索要钱财，和几个人的关系搞得很紧张。他在当商业局长的时候，他儿子和一个通讯员打架，他也上手了，结果让这位通讯员把他们父子俩打了个落花流水。
有人说，他住的那套窑洞本来是当初给局领导盖的，修在县城的一条马路旁，是一位局领导调往外地时局里照顾给刘老师的，他后来又把邻居的一套窑洞盘在自己名下，他向街头扩展了门面房，本来就是违章建筑。等到2008年县里要拓宽马路的时候，刘老师串通了几位住户，成为县里的钉子户。他签定好协议第二天就反悔，两套窑洞竟向开发商要五套房子。这还不满足，说新开发的楼上楼下都归他。负责开发的是他的一位高中同学，以前曾经给他多次免费修过房子。可这一回，两人的关系彻底闹僵，他就是因为这事得了癌症后才离开人世的。
刘老师走了好几年了，他的许多传闻还在那个不大的小县城人们中广为流传。刘老师的功过是非不应由我一个并不知道他的多少事情的学生作出评价。可是，我在想，为什么像刘老师这样的人能够在五十年前那一场政治运动中能翻起那么大的波浪？关键是我们多少年来由最高层传达的政治信息在起作用，一场又一场政治运动竟然激发出我们民族一个个普通人最大的负能量，成天就是批这个，反那个，互相自残，造成一个民族空前的惨剧。为了迎合上面的意图，许多人连做人的底线都放弃了，这样的社会道德氛围能建成现代化国家吗？不敢揭文革的疮疤，我们这个历经磨难的民族能进步吗？在这样的土壤上，我们还要上演多少幕惨剧？我们民族还要不要德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