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现代大学的性质，主要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以为大学之宗旨在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故而所谓“大学”，就是“大人之学”，大学是培养君子的；一种以为大学之宗旨在于为社会培训高素质之劳动力，大学是为人才市场或劳动力市场提供人才或劳动力之高端产品的，故而所谓“大学”，就是“大众之学”，大学为民众成就为高素质之劳动力服务。这两种观点，一种可称之为古典式的大学观，一种可称之为现代式的大学观。古典式的大学观，偏向于把经典阅读作为教育之核心与基础，而现代式的观念则至少不会将经典阅读视作教育中主要的、甚至重要的方面。因此，大学是否需要经典教育，以及经典教育在大学教育中所占的分量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关于大学的观念。

1.大学的古今传统

古典教育旨在使受教育者明了立身处世之道，而不仅仅是获得谋身之资，故而教育的基本形式是传承古圣贤之人生智慧，其基本方式便是对古代经典的阅读。现代教育旨在使受教育者能够充分实现其社会价值，故而教育的基本方式在于学习对社会、对他人有用之知识，以使受教育者能够成为对社会有用之人才。当然，这两种方式并非完全互相排斥。无论在古代的，还是在现代的教育中，这两种方式其实都存在，只是轻重缓急有不同。立身之道也可成谋身之资，而谋身之资也内含了立身之道。

中国现代大学初创之时，依然禀承了古典之教育理念，并没有放弃大学作为“大人之学”的理想。[1]梅贻琦在其发表于20世纪40年代初的《大学一解》一文中指出：“今日之大学教育，骤视之，若与明明德、新民之义不甚相干，然若加深察，则可知今日大学教育之种种措施，始终未能超越此二义之范围。”[2]建国之后，大学之创办虽具有强烈的实用取向，但大学毕业生却是天然的国家后备干部，毕业后吃皇粮，有级别，显见其觉悟应该是高于常人的，这是“大人之学”的传统的延续。[3]今日中学教育谈“素质”、大学教育谈“通识”，依然不忘教育之宗旨在于养成人之“立身”之道，都表明古今并未截然分离且对立。古依然在今之中，今并未能尽弃古。

相反，20世纪中叶的美国社会科学，深受分析哲学、自然科学主义之影响，欲于社会科学研究之中，尽弃古代学术精神，如于政治科学中废弃“思想史研究”、号称“政治哲学已死”等等，可谓将现代高等教育之实利主义倾向，发展到极至。然而，面临60年代西方社会、政治问题濒发之际，号称客观、中立、科学、务实之“行为主义”却束手无措，实效大违其初衷，于是才有了70年代“后行为主义”的产生及新公共行政运动之革命乃至政治哲学之复兴。盖人的、社会的现实问题、根本问题总牵涉文化与价值，而文化与价值又无法离开文化传统，那一心想袪除价值、忘记过去的实证社会科学，以为抽象走了现实与历史，便能达到科学所要求的量的精确性，其实恰恰是一种空洞无物的研究，根本无法面对真正的人的、社会的问题，可谓一意于谋求有用，结果却一无所用。这是只要对当代美国政治科学的发展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的。

古代所讲之教与学，固然特重立身之道的传承、学习与研究，然而，这样的教与学也并不离开寻常日用。立身本来就是大用。只是人实现自身之价值，与实现社会之价值有所不同。自身价值之实现的评判在于尽己之性，社会价值之实现的评判在于尽人之用，故有“为己之学”与“为人之学”之分。然而，学若毫无谋身之用，作为社会机制、政治机制之“学”则难以长期存在，故而古代之学亦有谋身之用，而且，这样的“用”也是引人入学之方便法门。张之洞于废除科举之后，设计了一套学堂毕业生与科举功名相对应的制度，“必当使举人、进士作为学堂出身”[4]，其原因亦在于此，当时尚无健全之人才市场，故而谋身之事不得不预为考虑。反之，今日之大学，固然着眼于市场之需求，但即便商战中之人士，亦不得不承认受教育的人总是要读一点柏拉图、读一点孔子的。虽然今日大学所培养的，不是“不器”之君子，但若纯粹而为“器”，恐怕也很少有人会心甘情愿的。

2.经典教育为中国前现代高等教育之核心

或许习于古今之对立，故往往是言今者必欲尽废古，言古者必欲尽废今。而今为趋新之世，若一提及古人之好处，辄疑为复古。这种任性的看法，无助于思考问题之深入。言古言今，均是为了今。古可以为今用，故而言古;而所言之古，亦为今人之所言。若欲尽弃古，则只能闭口不言，以手指点而已。

现代社会制度之确立，在西方已四、五百年，在中国已近百年。现代制度之核心精神在于，这一社会建构是反思性的，故而它远比人类以往所有的社会构架都更富有弹性，更能承受自我反省和自我批判，并且恰恰在这种自我反省和自我批判中汲取其生命力。因此，如若对现代精神有所了解，便应有充分的自信，不必因为今中有古，便以为不纯，必欲尽去之而后快。

梅贻琦曾说，若对西方大学作一探究，则知其本源实为希腊之人生哲学。与之相似，现代中国之大学，尽管作为一种制度源于西方，然大学之精神亦可溯至孔子所开创的私学传统。中国古代之高等教育，自孔子之办学，至汉魏南北朝之精舍，至唐宋元明清之书院，其传统亦是渊源流长。现代大学之前身，直接地便是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一千三百余年的书院。

孔子之办学及后来的精舍、书院，都属私学传统。历朝历代皆有官学，而每逢战乱，官学往往难以为继，私学却不绝如缕、薪火相传，正所谓“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左传·昭十七年》)。私学的“学统”与作为公共权力的“政统”颇相契合，而且这一绵延不绝之学统，正成为周期性循环而重建之王朝政治的基础。这一“学—政”之关系，是儒家政治极富特色之处。书院虽未入行政科层系统，且在一定程度上游离于行政权力裁制之外，[5]却常常为一地之“道统”、“学统”之核心。虽在元、明、清三代，书院受官府影响甚大，然至少在有明一代依然维持其独立之学统(虽不时受到朝廷之打击)，清初一度加强对书院之控制，但至康乾嘉之后，书院精神再度有所复兴。

书院精神之核心在于：做人为学俱当求其根本。反对徒务记览，反对辞章之学，反对利禄之学。故书院教学与研究之重心为儒家经史之学。明、清两代，书院虽大多课举业，但经史之学不废。至清之阮元、郭嵩焘等，亦主张专习经史之学。晚清之际，中国遭遇千年之变局，传统之教授系统面临危机。最初的现代学堂为入华传教士所办，然当时传教士所办之书院(如圣约翰书院等)也大多以讲读中西经典为主(西方经典实止《圣经》，中国经典即传统儒家经典)。1896年孙家鼐奉命创办现代新式学校(京师大学堂)，宗旨尚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其《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曰：“今中国京师创立大学堂，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有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此是立学宗旨。”[6]张之洞于1898年春出版的《劝学篇》中明确提出“学堂之法”，第一条便是：“新旧兼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7]其基本原则乃是：“不废中学，兼通西学”。张之洞在所创办的广雅、两湖等书院，均以习儒家经典为本，同时兼学西学之算学、地学等等。书院之科目大体分为四门：经、史、文、理。[8]科目的核心依然是“经史之学”。经为学术之渊源，史含时务与经济之学(经济附于史学，兼及舆地等)。[9]比照而论，现代大学实只两门：文与理。今天的“史学”为文献、史料之学，与古人所说的“史学”相去甚远。

1898年百日维新期间，光绪改书院为“兼习中学西学”的学校。[10]戊戌变法失败后，改回书院。1901年9月14日，慈禧再改书院为学堂。[11]书院与学堂，前者专学中学不学西学，后者则兼学西文，[12]然都以经史之学为教育之基本。张之洞1903年《重订学堂章程折》曰：“至于立学宗旨，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一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瀹其智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材，各适实用以仰副国家造就通才，慎防流弊之意。”[13]

1912年1月25日，上任仅一周的教育总长蔡元培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通令》，规定学堂改学校，小学废读经科，代之以手工科。[14]7月，在全国临时教育会议上提出，普通教育废除读经，大学校废经科，而以经科分入文科之哲学、史学、文学三门。[15]10月，教育部颁布《大学令》，明令大学以“文、理”二科为主，[16]结束了两千年来以经史之学为核心的教育传统。虽其后康有为、严复、廖平等一再呼吁当在大学中独立设立经学一科，[17]且在威海卫的西人庄士敦亦于1913年11月号之《十九世纪杂志》上撰文，认为“四书、五经之于中国教育，犹希腊、拉丁文之于英国教育，所谓布帛菽粟不可一日须臾离者也”[18]，而1949年前后的蒙文通也说，“由秦汉至明清，经学为中国民族无上之法典，思想与行为、政治与风习，皆不能出其轨范……自清末改制以来，昔学校之经学一科遂分裂而入于数科，以《易》入哲学，《诗》入文学，《尚书》、《春秋》、《礼》入史学，原本宏伟独特之经学遂至若存若亡，殆妄以西方学术之分类衡量中国学术、而不顾经学在民族文化中之巨大力量、巨大成就之故也”，[19]然而，经学一科终究是被废除了。[20]

正如蔡元培所说，《诗》之学入中文系，为古代文学之研究;《书》之学入历史或考古或古文字学;《礼》之学则入民俗与人类学;《易》之学则入哲学;《春秋》之学则入历史。胡适20世纪30年代撰文说：“儒家经典之中，除《论》、《孟》及《礼记》之一部分之外，皆系古史料而已，有何精义可作做人模范?我们在今日尽可挑出《论》、《孟》诸书，或整理成新式读本，或译成今日语言，使今人与后人知道儒家典型的来源，这是我很赞成的。其他《诗》则以文学眼光读之;《左传》与《书》与《仪礼》，则以历史材料读之，皆宜与其他文学历史同等齐观，方可容易了解。”[21]经学肢解后，原属经学的原典研究，分属文史哲各科。到20世纪30年代，经学、理学已被视作历史遗迹。[22]

3.新与旧的关系

现代社会每自我标榜为“新”。霍布斯、卢梭均强调现代与古代世界(包含中世纪)的断裂。但西方大学，因其由中世纪大学转来，学统绵延不绝，其除旧布新，是一渐进之过程。中国大学自诞生之日，便是因应了社会与国家的危机。学制之革命、教育之革命(从书院到学堂，从学堂到学校;从废科举到废经学科到1917年的废古文到1920年小学语文全面使用白话文，不过二十年)，其变动之剧烈为世所罕见。其实，要求保存经学一科，不过是想保存中国古代学术之遗绪，存亡继绝而已，而这样的要求却甚难得到理解(可以相对照的是，在今天西方大学中依然可以看到古典学这一学科)。因此，与西方相比，现代中国与传统的断裂要剧烈得多，决绝得多。

不过，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学者业已看到西式学堂的弊端。中国古代政治号称“专制”，但源于私学传统的书院却能在宋、元、明、清四代长存，且基本独立于国家教育制度之外。即便在元代之后很大程度上被官学化，依然保留了相当的学术独立性。清代对书院的控制最严，但一度成为江浙学术中心的先后曾任湖广、两广总督、体仁阁大学士的阮元所创立的诂经精舍，依然可以声言舍帖括之学，批科举制度。[23]书院的研究与教育，官府无法涉足。到了现代学堂，号称“除旧布新”，然“旧之敝无一而不承受……新之利未尝见，而新之弊乃千孔百疮……其罪恶之总根，乃在挟教育为国家事业之一之名，而将教育行政之权扩大，使教育之本体，日日萎缩于行政之下……名曰政府提倡教育，其实乃将一切教育行政官吏化”，“几千年来自由研究的民主的教育机关，如今变成了一个小学堂”，传统的私人办学、自动的研究精神丧失殆尽。[24]现代学校之弊端尽显，人们转而又念及书院制度的种种好处。蔡元培也坦承“学校确有不及书院之点”。[25]梁启超在1921年撰文指出学校教育之两大弊端，其一是“以中材为鹄”，乃系“水平线式”的教育，不利于优异者的脱颖而出。其二是“学校若百货之廛，教师佣于廛，以司售货者也，学生则挟赀适市而有所求者也，交易而退，不复相闻问，学生之与教师，若陌路之偶值，甚者教师视学校如亭舍也。”此种教育，“成为物的教育，失却人的教育。”[26]

毛泽东于1921年8月利用船山学社的社址和经费办湖南自修大学，其所发表的《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曰：“书院废而为学校，世人便争毁书院，争誉学校。其实书院和学校各有其可毁，也各有其可誉。”学校的坏处在于，“先生抱一个金钱主义，学生抱一个文凭主义，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且“钟点过多，课程过紧，终日埋头于上课，几不知上课以外还有天地，学生往往神昏意怠，全不能用他们的心思为自动自发的研究。”在毛泽东看来，如果不论授课的内容，仅从“研究的形式”来说，“书院实在比学校优胜得多。”[27]因此，毛泽东创自修大学，原是为了补“现代教育制度之缺失，采取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二者之长，取自动的方法，研究各种学术。”[28]蔡元培在收读毛泽东《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之后，“欢喜得了不得”，特撰《湖南自修大学介绍与说明》一文，其中写道：自修大学“合吾国书院与西洋研究所之长而活用之，其诸可以为各省新设大学之模范者与?”[29]胡适1924年亦撰文说：“盖书院为我国古时最高的教育机关的。所可惜的，就是光绪变政，把一千多年来书院制完全推翻，而以形式一律的学堂代替教育。要知我国书院的程度，足可以比外国的大学研究院……书院之废，实在是吾中国一大不幸事。”[30]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于1924年在一封请梁启超担任全国教育展览会书院教育组筹备委员的信中指出：“书院教育之制度及其精神，在今日尤为办教育者所应知。”[31]

书院之教育，就内容而言，是经史之教育;就形式而言，是自主的学习与研究。它相较于现代学校制度，确有不少的长处。书院以经、史、文、理四科之学授予学生，以经史之学为主，而今日之大学，就专业教育而论，不过文理学院而已。经、史、文、理四科，去经去史，仅留文、理两科。按古代四部之分类法，最重要的和次重要的经、史(经为立本、史为致用)不再作为学科而研究，今天人文学科的文、史、哲，实相当古代四部中的子部和集部之学(今天的历史学科，大体是作为社会科学的历史学，与古代史学大不一样)。书院重学生的自主自动，学校教育则易陷于机械而丧失自动力。不过，现代教育(包括高等教育)都以训育国民为其根本目标，大批量大规模的训育系现代教育的基本前提，故而书院尽管有注重学生之个性、注重发挥学生之自主性的不可替代的长处，但无论如何无法替代现代学校教育。因此，毛泽东的自修大学、梁启超的“自由讲座制”、大学中设研究院以及民国时期在大学体制之外的书院，[32]都只是希望能传承书院之精神，以弥补现代学校制度之缺失，并不是想从根本上取代现代学校制度。今天大学通识教育也是如此，从根本上并不能改变现代教育之总体效果，而对学生个体而言，亦不能说完全没有意义。

4. 通识教育核心课程当着眼于立本

通识教育实为补现代学校教育之经史教育之缺。20世纪90年代大学扩招之后，大学相当于高中，读经典，也不为过分。不过，今天之“经”已不能定于一尊。中国古代的儒、道、佛三家，各有经典;西方的古今两希，亦各有经典。这是经典的多元主义现状。尽管这种多元主义经典观，就概念本身而言是说不通的，但是，不管读哪一种经典，可能总比不读会好一些。现成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教育，并非为今日大学之任务，另有社会系统与教育系统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从表面上看，现代人重自主自治，非自己读，自己认，世界观是无法强加的。通识教育只是通过所营造的知识共通性，提供一个有一定层次的共同讨论的平台，坐平台四周的人，固然因视角不同而所见不同，但毕竟有一个比较高一些的共通的言说系统。

注释：

[1] 1902年制订的《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可谓中国最早的具有现代性质的高等教育纲领。其第一章《全学纲领》第一节即申明：“大学堂之设，所以激发忠爱，开通智慧，振兴实业”，而“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全学之纲领”。(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版，第544页。)

[2] 甘阳、李猛编：《中国大学改革之道》，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2页。

[3] 建国后之教育之“德、智、体”并举，且德育优先的做法，明显源于张之洞1902年的教育革命传统，而这一传统显然渊源于古典之教育理念。(见李细珠：《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115页。)

[4] 《张之洞全集》第二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403页。

[5] 元代之后，朝廷亦会非制度化地把官方的地位及官职授予一些书院及其主持人。

[6] 汤志钧、陈祖恩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戊戌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22页。

[7] 张之洞：《劝学篇》，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41页。

[8] 广州的广雅书院，课程为经、史、理、经济四门，兼习词章。武昌的两湖书院，课程为经、史、理、文、算学、经济六门。湖北的自强学堂，主要课程为方言、格致、算学、商务四科。(参见左玉河：《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学术分科与近代中国知识系统之创建》，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第183页)

[9] 关于经与史之关系，苏洵曾作如下辨析：“经以道、法胜，史以事、词胜;经不得史无以证其褒贬，史不得经无以酌其轻重;经非一代之实录，史非万世之常法：体不相沿，而用实相资焉。”(《史论上》)

[10] 《清帝谕各省府厅州县改书院设学校》，《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第82页。

[11] 1901年9月14日上谕规定书院改为学堂，省城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改中学堂，各州县改设小学堂。教法以四书五经纲常大义为主，以历代史鉴及中外政治艺学为辅。清末兴新学，清廷先是欲以寺观改学堂，为洋人阻止后，便以书院改学堂。历代都有以书院改寺观，寺观改书院的，然宋代书院改寺观多，寺观改书院少;元代则相反，书院多为寺观所兼并;明、清两代以寺观改书院为多。

[12] 丁钢：《书院与中国文化》，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67页。

[13] 《张之洞全集》第三册，第1591页。

[14] “第8款：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第9款：小学手工科，应加注重。”(《蔡元培全集》卷二，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8页。)

[16] 《蔡元培全集》卷二，第212页。

[17] 可参看康有为：《复教育部书》(1913年5月)，严复：《读经当积极提倡》(1913年于中央教育会之演说)，等。

[18] 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大事记》，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248页。

[19] 《蒙文通文集》第三卷《经史抉原》，巴蜀书社1995年版，第149-150页。蒙文通这里所讲，仅仅为“经学一科”，其文之通篇皆只述经学之起源与意义(且是“由秦汉至明清”)，并不曾言及西学，也不曾说要拒斥西学，更谈不上说要拒斥现代民族国家的制度建构。

[20] 然而，一方面，经学作为一门学科被废除，且学校中“仅许办理新学，不许诵读经书”(罗志田引刘大鹏1913年日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80页。)另一方面，1912年9月颁行的《壬子学制》却使西方在华教会学校正当化。(参看任达：《新政革命与日本》，李仲贤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02页。)罗志田先生指出：“蔡元培任教育部长时以政府权力废小学读经，1915年袁世凯政府又恢复之，两皆以政治力量影响教育，而趋新者对后者极为不满，群起而攻之，似很少见到他们攻击前者。”(罗志田：《裂变中的传承——20世纪前期的中国文化与学术》，中华书局2003年版，自序，第19页。)

[21] 《论六经不够作领袖人才的来源》，《胡适文集》卷五，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19页。

[22] 参看胡适：《领袖人才的来源》，《胡适文集》卷五，第417页。熊十力回忆说，“五四”运动之后的“三十余年来，六经四子几投厕所，或则当作考古资料而玩弄之。”(《纪念北京大学五十年并为林宰平祝嘏》，《十力语要初续》，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第19页)

[23] 元代一度出现“书院官学化”，书院之山长亦为官员，民间书院被改成官办书院，书院讲学风气于是乎变得低落，至明嘉靖时书院再度复兴。至清代，“书院虽由地方官控制，但山长却必须由士绅担任。”(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第210页)

[24] 又，自大学至小学校长，“无一人不受饬令”，进退黦涉又属于政府之属吏科长厅长管，“从前的山长是聘的，是巡抚总督的客”，而当时的校长、教授连替督军省长做走狗的资格还够不上，“以前的旧书院，倒有一种学风。但现在的学校，竟像一种不中不西的杂货店，……好像市上所卖的新式西洋椅，既无洋椅之舒服，又无旧式太师椅之美观和坚固。画虎类犬，我们还说在这种学校里培养人材?”(均见《书院与中国文化》，第178页。)

[25] 蔡元培：《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与社会〉杂志社演说词》(1920年4月15日)。该文所论学校不及书院之处有二，其一、书院内“尚自由研究，故能自由发展。现在学校内科目繁多，无研究余地。”其二、现行考试制度使学生“为争名次之高下、分数之多寡，使同情心日减，嫉妒心大增。”(《蔡元培全集》卷四，第82-83页)

[26] 《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348页。

[27] 毛泽东：《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1921年8月)，《东方杂志》(1923年)第20卷，第6号。

[28] 《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蔡元培全集》卷四，第735页。

[29] 《蔡元培全集》卷四，第735页。

[30] 胡适：《书院制史略》(1923年12月10日在南京东南大学的演讲)。胡适也认为，书院之长处在于研究者之自由与自主探索的精神：“书院之真正的精神惟自修与研究，书院里的学生，无一不有自由研究的态度。”(《胡适文集》卷十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49，452页)

[31]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14页。

[32] 如梁启超1923年办的文化学院，马一浮1939年创办的复性书院，梁漱溟、熊十力1940年创办的勉仁书院，张君劢的学海书院等。1950年钱穆等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宗旨是：“上溯宋元书院讲学精神，旁采西欧学府导师制度，以沟通东西文化、谋求人类福利和平。”(郑大华：《梁漱溟与胡适》，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71页。)

(本文为《现代大学中的儒家经典教育——〈论语〉课的理论与实践》中的第一部分，原文最先刊于陈来、甘阳主编：《孔子与当代中国》，三联书店2008年版；后收入洪涛著《本原与事变——政治哲学十篇》，2009年版)

洪涛，1968年生于上海，现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政治哲学研究中心主任，复旦思想史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领域为政治哲学、政治思想史等。著有：《逻各斯与空间——古代希腊政治哲学研究》、《本原与事变——政治哲学十篇》、《心术与治道》;主编有：《历史与理性》、《西方政治学说史》(合)、《经学、政治与现代中国》(合);译有：柏拉图《政治家》、卢梭《论语言的起源》、鲍曼《立法者与阐释者——论现代性、后现代性与知识分子》、鲍曼《寻找政治》等。现为《复旦政治哲学评论》主编，《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外审专家，《开放时代》等辑刊的学术委员或编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