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很多企业家会关注这些问题：中国是不是已经进入中等收入陷阱?如何摆脱或者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到底是个什么概念?进入中等收入陷阱，投资机会是不是比以前小了?我试图就这些问题和大家做一个分享。

“中等收入陷阱”是经济发展规律

这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甚至49年以来的中国经济历史发展直接相关的。学界以西方标准来划分，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

古代社会：以罗马帝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经济和政治的稳定繁荣;

传统社会：公元五世纪西罗马帝国灭亡一直到十五世纪，所谓的千年黑暗时期，其实中世纪并不黑暗;

现代社会：从十五世纪文艺复兴开始，西方进入现代社会。

关于三个阶段的划分也都是见仁见智的，但是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型，代表着西方社会、民族翻天覆地的变化，给世界造成了巨大的危机。

1.中国现代化的转型

英国首先转型为现代国家后，别的民族别无选择了，必须跟着现代化，要沿着这个轨迹向前发展，在历史长河中，像中国这样不断自我循环的方式跟不上世界步伐。现代科技、军事显示了压倒性的力量，迫使中国在鸦片战争后，认真思考如何从传统社会进入到现代社会，也迫使日本在19世纪中叶开始明治维新，迫使德国在19世纪中叶，从农业化国家进入工业化国家，启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

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经济上的突出特征是工业化，由农业经济转为工商经济。社会结构上的突出特征是从农村转向城镇，城镇成为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的中心，不再是以前传统社会那样以农村为基础。

19世纪中叶之后，德国和日本紧随英法推进了本国的现代化事业。中国现代化虽然可以上溯到1840年，开始则是在1894年的甲午中日战争，真正的开始是改革开放以后，这给全世界各个国家、民族带来了经济的超速增长。英国工业化的时候，经济增长率就超越传统社会;19世纪德国日本工业化时，经济增长明显超过了老牌现代化国家英国;我们自己亲身经历了中国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增长速度超过了西方的发达国家。

2.不存在所谓中国模式

为什么现代化、工业化能带来经济的超长增长?为什么从传统社会过渡到工商业文明会使经济起飞?

第一个原因是打破了传统社会的结构，解放了资源，包括土地、劳动，后期还有资本，这些资源从封建的庄园和分设束缚中解放，资源在市场的自由流动，极大提高了资源的配置效率。这不仅体现为供给和需求的更好衔接，还体现在社会分工和协作得以在巨大的规模上展开，市场经济取代了自给自足的传统经济。分工不断深化提高了生产效率。

这个效率的来源，斯密在伟大的著作中《国富论》指出了。为什么英国能突然发力，使经济高速增长?他考察了英国经济，英国的土地、人力并没有大幅度提高，经济增长应归功于市场经济的发达。资源自由流动基础上，可以进行社会分工、并一步步深化，他举出了著名的例子，过去一个工人负责从下料到抛光的整个生产过程，即使资源总量不变，只要改变这个生产方式，就能几倍十几倍的提高效率。实现生产过程的专业化分工，把下料、成型、钻孔、抛光，全都分解，每个工人负责一个环节，提高了工人技能，也使操作变得简单，可以使用机器进行大批量生产。斯密在世界第一本经济学著作《国富论》中，揭秘了市场经济的有效，表现为能在市场价格信号的指导下，进行社会分工，提高生产效率。

第二个原因是现代化过程中，世界各国建立了产权保护制度，特别是在英国。保护私有产权的制度，刺激了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没有私有产权保护，企业家不会进行长期的研发投资，不会投入大量资源进行技术创新。这个观点是诺奖得主诺斯提出的。他说英国的发展不是因为技术发达，而是因为其制度有效保护私有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这是企业家持续投入经济现代化的根本原因。

从这样一些历史事件来看，中国的经济在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增长，并没有什么奇迹。每个国家、民族在工业化、经济现代化过程中都有这样的经历。从世界范围、历史角度来看，工业化、城镇化都带来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不存在什么中国模式、中国特色。

3.经济增长无法持续的根本原因

在工业化之后，我们观察到世界各国都有这样一个现象，就是经济增长停滞。就是现在通俗讲的“中等收入陷阱”。我们要关注这个现象及其背后的逻辑。为什么在初期工业化之后，大多数国家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这些国家可以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以前苏联和东欧的计划经济体制国家。在国家力量推动工业化的过程中，也曾经获得经济的高速增长，但到一定程度，如同1980年代前的计划经济国家，它在赶上西方国家的路途上，差距不是越来越小而是越来越大。经济上、技术上的停滞不前，是导致苏联解体和东欧卫星国解体转型的经济方面的重要原因。为什么他们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原因一个是市场的缺失。计划经济体制下没有市场的空间，资源、效率长期低下，民间激励不足，没有创新的动力，技术落后，单纯依靠国家的强制资本积累来驱动经济增长，必然导致资本的边际收益递减，这就是我们所称的“索罗的诅咒”。

索罗教授是MIT的经济学教授，以增长理论研究获得了诺贝尔奖。他的洞见就是，一个国家可以依靠资本积累、依靠投资来实现一定程度的工业化，来实现经济超出传统经济速度的增长。但是这样的增长无法持续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的边际收益递减。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经济的长期失效，使其对外无法承担冷战军备竞赛的动速，其低效率的经济背上了军备竞赛的沉重负担;对内不能够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所以这个经济形式就难以为继了。1990年前后，这些国家的经济制度纷纷开始了向市场经济的转型。

从世界的范围来看，计划经济国家的中等收入陷阱，其原因是市场的缺失，使私人资本无法发挥他的创造力，技术上长期落后，仅仅依靠国家官僚体制增加投资来推动经济的增长。

第二类，是东南亚和拉美的权贵资本主义，或者叫民粹资本主义国家。这些国家虽然存在着市场，允许私人资本的经营，但是由于政治结构、制度体系所决定，私人企业家没有把他的精力、时间和资源更多的用于技术创新和理性经营，而是更多的用在和政府建立密切的关系，运用政治上的行政权力获得资源和市场方面的优势，垄断资源、垄断市场而获取利润。结果是这些国家的经济效益和技术水平，也像计划经济国家一样，长期处于落后状态。

另一方面，这些国家的政客用福利和空头承诺换取选票，用民粹主义的一些政策和措施，当选之后造租寻租与商界勾结。在这些国家实行的是人治而非法治。为什么我们要反对人治实行法治?从经济学角度讲，人治提高了交易成本，市场效率无法充分的把握，而法治有明确透明的规则，可以建立起稳定的预期。这种有稳定预期的情况下，企业家才可以进行长期的个别的研发投资。只有明确规则才能显著的降低交易过程中的交易成本。

中国企业家都在抱怨说交易成本太高，因为过去有掌握公权力者吃拿卡要。你最痛苦的不是交易成本，而是不知道他要吃什么、拿什么、卡什么、要什么。没有明码标价，你需要去猜测，所以这个交易成本不仅仅是吃拿卡要那一部分就能表明的，而是远远大于吃拿卡要这些成本。企业家没有一个明确的预期，市场上没有制定明确的规则，事情就很难办。不怕繁难的规则，就怕规则不明确。市场之所以要强调法治，就是要明确规则降低交易成本，就是要树立起稳定的内在的机制，使企业家能进行长期的商业投资和计划，特别是在当前极为重要的研发方面的投资。

由于东南亚拉美实行的是人治而不是法治，交易成本高居不下。虽然有市场，但是效率低下，又没有创新，企业家的精力都用在和政府权力拉关系，这样的经济到了一定程度就更加容易形成中等收入陷阱。

还有另外一类国家，不是中等收入陷阱而是低等收入陷阱，比如说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他们不能建立稳定的秩序，工业化、服务化无法发展，到今天依然是传统经济方式，使得他们长期的陷入低等收入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