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绍文是一九七二年政治犯和刑事分编分管后从十大队调到三大队来的。这次分编分管后，一至五个大队专关反革命犯（政治犯），六至十共五个大队专关刑事犯。通常同案犯是不能在一个大队的，但是可能因为可容纳政治犯的大队从十个减为五个，我们这两个“同案犯”被关到了同一个大队。老宋（我这样称呼他）比三年前我在左家塘看到他时更象一个劳改犯了，讲话不再完全是那种上层社会的书生腔，语言中夹杂着一些下层社会的俚语。他原来肤色白嫩，现在已经变得又黑又粗，加上那身劳改服，没有人可以从他的外表看出他过去是那种拿高薪的高级知识分子。他过去是剧作家，也当过导演和话剧演员，每月工资三百来元，相当于一位省委书记的工资水平。加上住房，用汽车等方面与他的等级相应的无形收入，他过去属于中国的特权阶层。不少犯人因为他过去的职业而称他为宋导演。我第一次看到宋绍文是一九六七年一月底。他那时被湖南省话剧团的当权派和保守派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受过无数次批斗，而他一直支持和同情造反派。一九六七年“一月革命”中造反派占了上风，他就从省话剧团的软禁室逃出来，在造反派朋友中躲藏。有天夜里，他躲到长沙一中造反派学生的一间办公室，我正好也在那里，因此碰到了他。他那时穿的一身很考究的衣服，讲话有时热情而激昂，声音却细声细气，一看就是那种很有地位的人。他爱人梁器芝也坐在旁边，她看去很漂亮，但我那时并不知道她是话剧团有名的女演员，长沙上层社会有名的美人。宋绍文正在向一中的五六个造反派朋友讲叙他被打成黑鬼的故事，一口地道的长沙话。

“我被打成黑鬼是因为我所在的湖南省话剧团的国民党背景。省话剧团的前身是国民党文化部的演剧大队。我抗日战争时参加过国民党青年军，到滇缅边界参加过远征，演剧大队一成立，我又参加了演剧大队，专门为抗日军人演出，鼓舞士气。演剧大队有不少人参加了地下共产党，所以解放后整个演剧大队很快就成了共产党的湖南省话剧团。文化革命一开始，省话剧团的领导、名演员、名导演全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上的人物，我也成了黑鬼，被批斗过无数次，失去了行动自由，被软禁在机关里。“去年（一九六六年）十月毛主席中央文革小组支持被当权派打成反革命的造反派平反后，话剧团被迫害的人组成了省文艺界红色造反团，支持‘湘江风雷’，为‘黑鬼’平反。造反派逐渐得势后，我就从机关里逃出来，机关里的保守派到处追捕我，我是两三天就搬一个地方，在造反派朋友家里躲藏。”

宋绍文那天夜里告诉我们，他预见保守派马上会利用军队的支持对造反派进行报复，重新把造反派打成反革命。我当时正和一些造反派学生张贴大字报，提醒人们军队与保守派观点相同。

他们卷入文化革命后（当时毛泽东正命令军队卷入文化革命），保守派在军队支持下重新大规模迫害造反派的局势马上会出现。由于我对政局的看法与宋绍文非常一致，他留给我很好的印象。那天与宋绍文交换观点的中学生都很尊敬他，像尊敬老师一样。宋绍文当时是被保守派“通缉”的“反革命”，那晚的见面也是在一种紧张、秘密的气氛中渡过的，在场的学生都在出主意怎样帮助他找到可靠的秘密地点，躲过保守派的搜捕。几天以后，全国性的大规模镇压就开始了，每个省有名的主要造反派组织都被打成“反革命组织”。湖南的“湘江风雷”被打成“反革命组织”，保守派带着军队抓人，长沙有几万人被逮捕，像我和宋绍文这种支持“湘江风雷”，但并不是“湘江风雷”成员的学生和知识分子都被关进了监狱。那是我第一次坐监狱。我和宋绍文都被关在省公安厅看守所——“模范监狱”，但不在一个号子。我们于一九六七年二月四日被关进去，三中月，我和所有学生都被释放，宋绍文大概是六、七月份，毛泽东支持所有被打成反革命的造反派平反后才被放出来。我后来碰到了一个曾与他关在一个号子的中学教员说，宋绍文非常勇敢，在号子里绝食了三天，抗议军队的无理逮捕。他后来被士兵强行灌食物，最后脚上钉了镣，手上戴了手铐。一九六七年夏天，宋绍文出了监狱后，又支持造反派中的激进学生贴大字报反对周恩来，因为周恩来是二月份直接指挥军队逮捕造反派，把他们打成反革命的主要保守派首领。宋绍文虽然不是“省无联”的领导人，但因为他所在的“文艺界造反团”参加了“省无联”，他自己又直接参加了“省无联”反对周恩来的活动，所以他被以“反革命黑手”的罪名判了十五年刑。

由于我对宋绍文的这点了解，我相信他是有自己头脑的人，虽然听到他那个中队的犯人（我们在同一个大队但不在一个中队）说他是个“积极份子”，我总认为他的“积极”是表面上的，他这种人心里总不会真正认罪。

从小组长传来的消息也说明当局并不信任他。这消息是由一个小组长告诉他的好朋友，而他又告诉他的好朋友，最后传到我耳里来的。宋绍文所在的二中队中队长召集过一个二中队所有犯人学习组长的会议，会议上中队长特别问宋绍文所在的小组长：“宋绍文最近讲了些什么？”小组长想了半天说：“宋绍文摘棉花时指着叶子都掉光了的棉杆说，‘这些棉花杆都成了光杆司令！’。”二中队队长从鼻子里哼了一声说：“他可能是对共产党把他这造反派的‘司令’变成‘光杆司令’不满吧！”

一九七三年，复旧正是高潮时，我在一个下雨的休息日子去宋绍文的号子去看过他一次。他睡上铺，我爬到他床上，上铺只有他一个人，其他犯人都在下面下棋，打扑克和做别的事情。

“老宋，你注意没有，江青最近灰溜溜的，而批判‘极左’的周恩来却是‘众望所归’，得意得很呀！”我压低声音，用只有我俩听见的声音问他。老宋的反应比我预期的要迟钝得多，“嗯”了一声，眼睛里没有过去那种分析政治形势时的敏锐。我又轻声说：“我最近看完了范文澜写的《中国通史》。毛泽东现在玩的权术很像历史上帝王在‘后党’和‘朝官党’之间玩平衡术的手腕。”我看看老宋的反应，他眨眨眼，眼神里似乎有了一点火花。我想他一定明白“后党”是指江青、姚文元、张春桥这帮原来中央文革小组的人，而“朝官党”是指周恩来派。看到老宋眼里有了点火花，我又解释：“毛泽东在后党与朝官党之间见风使舵，看见后党太强就抬朝官党，而看见朝官党势太盛就抬后党。目前朝官党势太盛，毛泽东很可能会支持后党反击朝官党。”我知道老宋在文革中是支持毛泽东，反周恩来的，我这样直呼“毛泽东”，对毛泽东算是很不尊敬了，老宋能接受吗？但我一转念，他也是有知识懂历史的人，我的讨论是不带褒贬的客观分析，他应该能懂吧。老宋向我靠了靠，面色由麻木转活跃，十分有兴趣的样子：“那江青他们可能反击吗？”我马上解释：“以往的经验，凡是江青太活跃，很少公开露面的时候，她一定是在策划什么大行动。这次我看她和毛泽东最好打的政治牌就是清查五·一六问题。周恩来清查五·一六时那么活跃，林彪垮了以后，他把清查五·一六运动推得更远，好多造反派因此受了打击和迫害。”“是的，去年外调我的人多得不得了，都是查造反派与五·一六的关系”。老宋看来在一九七二年与我一样有很多外调的经验。我轻轻叹气，心里感到沉重，不知如何解释对江青正在策划的阴谋一半是喜一半是忧的心情。我知道自己已不是当年的造反派，经过复旧的秩序，读过很多世界历史后，我已是一个政治上对一切革命反感，而懂得保守派的价值的人。但我很怀疑老宋也能理解我这种心情。我试着用他能理解的造反派的感情向他解释：“这两派由于卷入了为被打成反革命的造反派平反的问题，因此与历史上的后党、朝官党又不同，平反问题与人权问题有关，造反派也很像法国革命时的第三等级，英国革命后的‘辉格党’，而周恩来支持的保守派就很像英国革命后的圆颅党，这两党要能共存政局才会稳定下来，一派压一派总会留下动乱的祸根。”老宋看去对历史没有兴趣，对我的评论没有多少反应。他打断我的话，问我家里的情况。我告诉他，我母亲在文革中被逼自杀后，我两个妹妹就没有了家，我父亲被关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一个妹妹下放到湖南西部的山区去了，另一个妹妹跑到山西去投靠亲戚去了，哥哥也被开除公职赶到乡下去了。老宋告诉我，梁器芝与他离婚后不久，他老母亲就因为又气又急而去世。他的儿女有一个女儿被法院判给他，其他都属于梁器芝。这个女儿最近有了男朋友，女儿曾来农场看过他。大约一个星期以后，我发觉有什么事情不对头，干部看我的眼色似乎比以前严厉，特别是对我非常关照的关教导员，见了我，眼色也变得十分严厉。我凭自己劳改的经验，感觉到这一定是因为有人打了我的小报告。这会是谁呢？思前想后，很可能是宋绍文。事态的迅速发展终于证明了我的判断。两天后的一个夜间，中队长把我叫到监房内的值班室，我走进值班室内，关教导员已经坐在那里，阴沉着脸。关教导员以审讯的口气问：“杨曦光，你最近有什么反改造行为要向政府交代呀？”我回应道：“我天天出工，没有反改造呀！”关教导员把脸一沉，“杨曦光你不老实，你以为我们不知道你在犯人中散布反革命言论，以古讽今，攻击党中央无产阶级司令部和毛主席。”我身上冒了冷汗，看样子宋绍文把我与他的谈话一字不漏地报告了当局。我心里直骂：“这个该死的宋绍文，想不到你是个这样的家伙！”这种罪名要加刑真是容易得很。很多人比我讲的话温和得多，都被判了七年、十年的徒刑。我也知道，只有宋绍文一个人听到我的话，如果他们找不到另一个证人，我又一口咬定没有讲过这类话，他们也不容易加我的刑。我于是一口咬定我从未讲过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和毛主席的话，心里却恨死了这个宋绍文。关教导员看起来声色俱厉，但却不象要找证据加我的刑。他恶狠狠地把我训了一个多小时，然后由中队长给我上了一付土铐子，宣布我被“戴铐反省”。这是属于比戴脚镣和关小号子轻一点的处罚。戴铐反省有两种，一种是双手反铐在身后，另一种是双手铐在身前。前者比后者更令人痛苦，因为无法自己吃饭，睡觉时也极不舒服。而后者的麻烦却是大便时要人帮忙擦屁股。戴铐反省无疑是种精神上的羞辱和打击。对我们这些对迫害和歧视非常敏感的犯人来说，一付手铐已足以使很多劳改朋友用惊惧的目光看我，文化革命中我被关在左家塘时，被抓出去批斗游街过无数次，但精神上并没有感到这次戴铐反省的压力，因为文化革命中那么多人被批斗，使人不觉得孤独。而这次戴铐反省是在秩序恢复，当局似乎越来越理性的时候，很少有人受到这种惩罚，因此一旦一个人受到这种惩罚，一定会感到比文革中挨批斗更大的压力。幸好同组的犯人都十分同情我，早上洗脸，每餐吃饭时，以及大便时都有人来帮忙。“戴铐反省”的第三天，全大队犯人被召集开大会批判斗争我。批斗大会开始时，由大队杨管教宣布我的罪行，他首先列举我的阶级背景：“反革命分子杨曦光出身于反动的地主资产阶级家庭，其父是右倾机会主义份子，其母在文化革命中畏罪自杀，其兄其舅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杨曦光对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刻骨仇恨，恶毒攻击和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书写反动文章《中国向何处去？》，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重新建党，重新建国，重新建军。”

我一边听杨管教的宣布，心中涌起仇恨。我开始懂得为什么“雷大炮”和“沈子英”如此仇恨这个政权。我戴着手铐站在操坪的前台，看看黑压压的犯人是如何反应，他们像历次批判会一样，面色麻木，但每当他们跟着值班犯人的呼喊举起手来附和“打倒反革命分子杨曦光”时，我却感到这种麻木也是对被批斗者的一种压力。值班犯人看我头还抬起，就走过来狠狠地把我的头压下去。在羞辱感最严重时，我心中有过那样的念头，如果我有一支枪在手中，我会开枪把主持批斗我的人打死的。很多人经过这样的批斗会后，精神发生错乱，黄文哲就是一个例子，但我的经受能力，比黄文哲强得多。特别是一两周后犯人们知道我被批斗的原因后，都改变了批斗我时的麻木态度。我的手铐被取下后，很多犯人对我都比以前热情得多。大家都相信我不是KGB，因此有更多的犯人向我讲他们的真正观点。我因而不后悔自己待人的诚恳和坦率，我为此付出了代价，但也得到大量收获，像宋绍文那种人是不可能像我一样了解到各种各样犯人的想法和故事的。这些故事只会讲给我这种坦诚的人听。宋绍文检举我后不久就被干部“任命”为二中队的值班犯人，他每天不用出工，而是在监房里监督生病未出工的犯人，以及帮助干部在干部不在时监督犯人。宋绍文把他当年在国民党青年军和文化革命中造反的热情都发挥到值班上，他严格贯彻干部的意图，对犯人中违犯监规的事严厉督察。劳改队伙食差，吃不饱是个普通的问题，因此很多犯人都自己自制了煤油炉子，自己向老百姓买些蛋或肉，没钱的犯人偷一些农场生产的蔬菜回到监房后趁干部不在时炒菜吃。有些油滑的值班犯人对这种“违反监规”的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宋绍文却是严格执行监规，对这类活动“毫不留情”。他把所有犯人的煤油炉子都搜查出来交给干部，弄得二中队的犯人叫苦不迭。大家都称他为“法家”。因为那是一九七四年，报上正在批判儒家，歌颂“法家”，犯人就把这种严格执行监规的人称为“该死的法家”。一个二中队的犯人见了我只摇头：“宋绍文真是演戏的本色不改，总有点‘职业病’。”他是讥讽宋绍文在装“假积极”，但我却不这么认为，我认为这是他的个人气质，他有一种要“热情、积极”的个性倾向，不管这种积极是当年热血沸腾抗日也好，还是文化革命中轰轰烈烈造反也好，还是值日时不折不扣的积极也好，宋绍文有种要轰轰烈烈、全力以赴、充当英雄的本能的冲动，也许人类社会中的革命和各种极端的社会运动都与这种人的本性有关。宋绍文不久就因这种积极被建新农场给以减刑两年的奖励。但是他没有红多久就遇到了麻烦。由于他得罪了太多的犯人，二中队的犯人联合起来检举他阳奉阴违，干部们不愿触犯众怒，于是将他牺牲，首先撤掉了他值班犯人的职位，接着召开批斗大会批判过他一次。批斗大会是在二中队召开的，我们其他中队的犯人没有参加。但据二中队的犯人说，批判宋绍文，犯人们高兴，所以犯人不是应付，而是十分“积极”。批判大会后宋绍文日子很不好过，因为犯人和干部都不喜欢他。

我一直再没有与宋绍文打过交道，很多年后我听说他在四人帮垮台后被释放，因为整个“演出大队”平了反，他文化革命初被打成黑鬼的事也平了反。但是令我奇怪的是，一九七九年中国的民主运动中，他又卷入了长沙学生的民主运动。长沙的学生运动领袖梁恒后来在纽约告诉我，长沙大学生为他们选举人民代表的权利示威和绝食时，宋绍文曾找过他，向他建议一些与政府斗争的策略。听到这个消息后，我更加肯定我对宋绍文的判断：他是有某种追求轰轰烈烈和英雄主义的精神病，正像偷窃狂和露阴嗜是精神病一样。我在建新农场碰到过因患偷窃狂和露阴嗜病而被判刑的犯人。当局从不把他们的毛病当精神病，而将他们当作刑事犯。有个有露阴嗜的犯人，平时工作、生活都非常正常，道德品质也极好，只是见了女人就要脱裤子，因此被判刑二十年。由于工作努力，被减刑五年，从监狱转到建新农场来了。在牢里由于没有见过女人，他一切正常，一满刑见到女人又脱裤子，又被关起来，直到他儿子也出现同样症状，也被判刑，当局仍没认识到这是种精神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