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二年的春天

1972 年的春天卷着紫云英和油菜花香悄悄来临了。中国南方的春天像突然上演的话剧，充满着勃勃生机。无穷的能量通过潮湿扑鼻的绿叶香味使人心醉神怡。我根本记不起年春天的美丽了。我只记得那个春天到处响着“杀，杀，杀，杀出一个红彤彤的世界”的口号，到处都是判处死刑的布告，天在我心目中总是惨黄而阴暗，泥泞的地似乎到处躲藏着死亡，尽管我知道1970 年的春天不会比1972 年的春天更多雨。1971 年的春天虽使人感觉社会已恢复了秩序，但是到处是“阶级斗争”，“专政”的口号，我感觉不到那个春天扑鼻绿叶香味的沁人心脾，却记得那个春天的湿冷。1972 年的春天给我的印象却十分美好。林彪于去年九月份死于蒙古，中国政治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很多老干部复职了，以前被视为走资派的陈毅（前外交部长）也在报上恢复了名誉。劳改队犯人的零用钱恢复到文化革命前的每月两元，三大队的图书室也恢复了。图书室有一个报刊杂志目录，从这个目录可以看到，有几十份期刊、杂志将复刊，犯人被允许用自己的钱订这些杂志。

我订了三份杂志，《国外科技动态》、《中国科学》和《学习与批判》。当然用我父亲邮汇给我的钱（劳改队的零用钱只够买手纸，牙刷，牙膏）。从报上可以看到周恩来越来越活跃，而江青、张春桥这些左派却很少露面，我想起刘凤祥的一句预言：“文化革命与其说是毛泽东的胜利，不如说是周恩来的胜利，随着社会秩序的恢复，周恩来会越来越主动，而毛泽东会越来越被动。”

新来的关教导员

这种微妙的政治变化给我们三大队带来了一位复职的老干部“关教导员”。原来那个恶狠狠的刘教导员被调走了。而这位新来的关教导员，据说是文革中的“走资派”。他讲一口地道的东北话，一听就知道是1949 年南下的干部。这些干部比那些只会讲本地话的年以后当上干部的人显然资格老得多。关教导员经常向犯人保证改善伙食，每月杀次猪吃次肉，看一次电影，用这些犯人喜欢的事鼓励犯人安心工作。这在文革中是被批判为“物质刺激”的修正主义路线。犯人们最大的物质要求大概就是每个月多吃几餐肉，多看几场电影。特别是自从1960 年以来，劳改队有好几年没有电影了（社会上，那段时间也没有电影）。年，一些老影片又在劳改队放映，每个月放一次。每次放电影前后，电影片成为犯人们的一个主要话题。放映前的几天，不少犯人真是“望眼欲穿”。人们不但感到秩序的恢复，也感到理性的恢复。这种微妙的变化特别集中表现在报纸的宣传上。报纸上文章的语调十分像1962 年一样，总是有两个意义相反的句子联在一起，比如“我们应该突出政治，但是也要把业务工作做好”，“我们应该走群众路线，但是也要发挥专家的作用”，“我们应该强调教育为无产阶级服务，但是也要重视教育质量”，等等。看得出，“但是”后面的句子在作者心目中比“但是”前面的句子更重要。他真正要强调的是“但是”后面的句子，“但是”前面的句子只是一句不得不接受的口号。一九六二年是我从小学毕业考入初中的那年。那时中国正在从大跃进后的混乱和饥饿中恢复过来，一切都在“向右转”，农村在搞“包产到户”，工厂里，在推行“工业60 条”，强调“利润挂帅”，“业务第一”，“物质刺激”，“专家路线”。教育界在改变招生政策，以前入学要看“家庭成分”，出生不好的人不能进好学校，1962 年改为以考试成绩为唯一的录取标准。长沙一中成了全国的重点中学，很多右派都被请回一中以提高教学质量。省委大院中我的同龄少年那年都因为成绩不好没有考上一中。我是极少数考上一中的高干子女之一。我的班上没有一个高干子女，我的同学大多是工程师、医师和教师的孩子。后来有两个高干子弟从高班留级到我们班，我才有了两个高干子弟同学。比我们高一年级的学生进中学的录取标准完全是看家庭出生而不看考试成绩。那年我的数学老师、生物老师、外语老师都是右派分子。他们刚被学校当局从劳教营请出来。记得第一天上课，我们的班主任告诉我们，大跃进以来的教育质量比50 年代初低得多，而50 年代的教育质量又比1949 前低得多。所以学校要重新重视教育质量，恢复长沙一中大跃进前百分之九十七的升学率。

想起了一九六二年

1972 年的春天，周围发生的变化是我想起1962 年的一切，1962 年的气味，1962 年的天堂。1962 年我们家住的省委“榕园”旁那百花齐放的花园和漂亮的房子。不同的是，年我从来不认为那种环境是多么美好，直到文化大革命中，我刚坐牢时，我还觉得那么舒适的生活环境让人感到物质的满足导致精神上的空虚和缺乏刺激。十年前的我从来不知道中国社会的下层是什么样子，总是幻想有一天能像小说中在社会上闯荡的主人公一样，经历社会底层富于刺激的生活。十年后的1972 年，那美丽的花园，榕园边的洋房，安静的校园对我来说已是可望不可及的人间天堂了。现在周围全是穿着破烂棉衣，衣上印着“劳改”字样，光着头的劳改犯人，黑洞洞的牢房，里面是十几人共睡的大统床。充满着汗臭和低级劣等烟草的刺激味。在经历过革命的骚动，有过被剥夺社会地位的痛苦经历，受尽侮辱和羞耻后，秩序和理性的恢复对我来说像是雨后的阳光。我像所有参加过革命的旧日贵族一样，在秩序和理性恢复时，感到深深的歉疚——为我过去革命的狂热，但又为自己父母和家族的在革命中被颠覆的身份而悲愤。这场革命没给任何人带来好处，但却使我家破人亡：父亲被关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母亲被逼自杀，兄妹被赶到农村劳动。有两件事特别激起这种对革命颠覆我的家庭的身份的悲愤。一件事是第一次恢复放电影《英雄儿女》，那是一部关于朝鲜战争的电影，有不少颂扬共产党干部家庭的情节。这类电影和作品是多年来没看到了。自文革以来，共产党的干部在文艺作品中往往是走资派的反面形象。另一件事是我从一位犯人朋友手中得到几本莎士比亚的剧本，除了《哈姆雷德》外，我最喜欢的竟是《麦克佩斯》，其中有一段描写王子在“麦克佩斯”政变后被颠覆身份的悲愤感。新来的关教导员助长了我的这种情绪。关教导员对我特别关照。他来三大队不久就把我掉出了强劳力组，让我去做些稍微轻松的工作（例如去种棉花而不是去种水稻）。后来又把我调到基建组，不但工作可以轻松一些，而且可以学习建筑、设计房屋的技术，但是我毕竟不再是文革前充满优越感的高干子弟，而成了一个造反的思想家，或者按我的罪名来说，一个地地道道的“反革命”。我从来不认为我与其他反革命有什么本质的差别。我不喜欢关教导员的“阶级路线”。关教导员对那些出身好的犯人明显地比那些出身不好的犯人好得多。这不是关教导员的脾气，而是当时得势的周恩来派的政策。不少犯人都因周的右的政策而得益。那个春天，我们组有两个犯人被释放了，他们都是犯了“攻击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罪”，而且都是出身好的人。其中一个小名叫周流子。他进劳改队前是个乡下的初中学生。他不喜欢他村里的“造反派”。“什么造反派，全是些造饭派，平时都是些好吃懒做的家伙，专门跟生产队长过不去。文化革命中，捣乱成了好事，他们也成了英雄，把我们公社的社长，党委书记又斗又打，还下放到我们村来。但管起生产来，还是这些老干部行！”周流子给我举过很多例子，证明老干部比那些文革中爬上去的新干部正派，能干。我这个“造反派”听了他的话虽然感到不舒服，但也不得不承认，农民支持保守派可能并不完全是盲从，而是有他们的政治倾向性。周流子是因为骂毛泽东、林彪和江青而被判刑六年的。他一直不服，经常与劳改队的干部吵架，也被当作“反改造分子”斗争过几次。1972 年春天，当干部把他叫出去，大家都以为干部又要找他的麻烦了。想不到他回来就清理行李，告诉我们，他被无罪释放了。他是个出身好的人，三代都是贫下中农。

雷大炮的仇恨

在大多数犯人眼中，关教导员是个心肠好的干部，他经常在吃饭时间进监房来，看犯人们对饭菜有什么意见和要求，但有一次我却看到他的凶恶的一面。那是一天夜里雷大炮又在放炮的时候。

雷大炮姓雷，但原名不是大炮。因为他成天咒骂共产党，所以犯人都叫他雷大炮，久而久之，连他本来的名字也忘了。雷大炮个子矮小。讲一口我不大容易听懂的方言。我第一次注意他是早晨官方的有线广播时。雷大炮站在广播对面的走廊上，指着喇叭在说什么。喇叭里正在广播通过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培养教育干部的消息。我一边吃饭，一边注意听雷大炮的评论。“你吹什么牛，你们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全是国民党培养出来的。数一数你们共产党高级干部中有文化的人，谁不是国民党的大学、中学培养出来的！”他的口音在我听来十分不动听。但是他的思路似乎非常清楚。他的神态有点神经质，旁若无人的样子，根本不理他人的反应。他用手指着广播喇叭，声音时高时低：“你就是会搞殖民主义，你建的劳改队就是殖民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也是殖民主义。你把整个中国变成了殖民地。中国现在就是一所大监房，所有的中国人都在坐牢。”他的声音低下去，我听不清他下面的话。每天早晨，雷大炮都在对着播音喇叭咒骂，骂的内容一般都与广播中的内容有关。有天夜里，雷大炮又在大骂共产党，声音大得岗楼上值班的士兵听见了。不久关教导员进来了。他怒目圆睁，与平时和蔼的样子绝然相反，一开了监房的铁门上的销，马上大声命令：“值班犯人，拿绳子来。”两个犯人把绳子拿来，关教导员命令道：“把他给我捆起来！”接着他亲自动手，把雷大炮上“死绑”。雷大炮毫不反抗，嘴里却还在咒骂：“共产党杀人不眨眼，屠杀无辜。”关教导员把绳子结两个套，套在雷大炮的两个手腕上，用力把他一推，他像小鸡一样跪倒在地上。关教导员顺势把雷大炮的双手反在他背后，然后把两根绳子穿在吊在脖子后面的一个绳套里，他死命拉紧绳子，把雷大炮的双手从后面往他的后脖子拉，关教导员满脸仇恨，脸因而变了形。我心里万分难过，看到雷大炮毫无反抗的身体慢慢因不支倒在地上，咒骂的声音也突然停止了。我看着关教导员那副杀气腾腾的样子，心中真为他难过和替他害羞，我实在不理解他为什么如此仇视一个毫无反抗能力的人。我甚至怀疑他的仇恨是故意装出来以显示他的“立场坚定，爱憎分明”，但从他眼睛中可怕的恨火，我不得不承认这是种我不能理解的真正的仇恨。接着有几天，雷大炮没有出工，干部把他留在号子里进行审讯。一两个有病留在监房的犯人告诉我们，整个审讯过程中，雷大炮从头到尾骂不绝口。从他的咒骂一个病号犯人听出来，雷大炮的父亲是国民党时代的官员，1950 年代初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共产党镇压。文化革命中郴州的造反派为了防止出身不好的人造共产的反，成立“贫下中农法庭”，把出身不好的人统统用活埋，枪杀等办法杀害，雷大炮的哥哥为了抵制这场大屠杀，把出身不好的年轻人组织起来，互相通风报讯，四处逃亡。文革后，秩序恢复时，他哥哥被当局逮捕，以“反革命组织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听到他哥哥的死讯后，沉默寡言的雷大炮突然开始不停地攻击和批评共产党，于是他被判刑十五年，到了劳改队。几天后，建新农场开宣判大会，这又是一个以杀人威吓犯人在春耕农忙季节拼命工作的大会。雷大炮这次已被真正上了死绑，他的脸上没有任何畏惧，嘴巴还在不停的动，一定还是在继续攻击共产党。死刑判决书果然证实了雷大炮的家世。宣读判决书的干部满脸杀气地念道：“其父是国民党的反动官员，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我人民政府镇压，其兄在文化革命中因组织反革命组织被我人民政府镇压。他对我党和人民政府有杀父杀兄之仇。”这张判决书等于是公开表明了要把这些仇恨共产党的被杀害者的后代“斩草除根”。这种无人性的屠杀政策等，使我产生一种莫名的恐惧与仇恨。我第一次感到可以理解雷大炮对共产党的仇恨。

道县事件的活证人

雷大炮和他哥哥在文化大革命中经历的那场大屠杀在中共官方文件中被称为“郴州道县事件”。三大队有四五位道县事件的活证人。一位是我同一组的姓何的农民。他平时极其老实，对人总是低眉顺眼，笑脸相迎，对上司的命令总是绝对服从，从不反抗，像一个顺从的奴隶。但他像没有魂，行为呆板，所以大家都叫他“何傻子”。了解他的犯人告诉我，他的父母、兄妹在道县事件中全被“贫下中农法庭”杀害。杀害的手段极其残酷。民兵用枪逼着他父亲亲手活埋了他的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最小的只有五岁。然后命令他父亲给自己挖洞，跳下去，再由民兵活埋他。何呆子的祖父是小地主，所以他全家都成了“阶级敌人”。城里造反派把共产党组织冲垮后，很多支持共产党的“保守派”就跑到乡下，动员支持共产党的人组织了“贫下中农法庭”，屠杀“阶级敌人”，以防止他们与城里的造反派联合起来反对共产党。这个“道县事件”发生在1967 年8、9 月保守派在城里失势的时候。据官方的统计，大约有两三千“阶级敌人”在这场大屠杀中丧命。何呆子是他家族中唯一躲过这场大屠杀的。由于受了极大刺激，何呆子每隔一两个月会发一次疯。有天夜里，我上厕所时，突然听到有人在厕所大声吟唱，像和尚作道场时念佛经。我定睛看看，何呆子手持一根木棍在那里上下舞动，口中念念有词，接着又转过背前后走动，边走边挥舞木棍，念经的声音时高时低：“大道，苍天，不杀，不负。神天有眼，道行道归。”我走过去轻声道：“何呆子，你该去睡觉了。”他一反平常对人和顺的态度，根本不理睬我，直管念他的经，舞他的。我断定他在发疯，只好回监房去向其他人求助。了解他的人都说，这是因为他被大屠杀吓疯了，每个月总要发几次疯，没办法治，让他去。过两个小时他自然会恢复的。第二天早晨，我一醒来就注意何呆子的床，他已经起来了，表情和平时一样，和顺与谦卑，脸上再也没有昨夜的杀气。我猜想，何呆子一定是在发疯时讲了什么当局认为是“反革命”的话而坐牢的。另外一位“道县事件”的证人是这次事件中的一个杀人凶手。他的小名叫邱宝，看上去只有二十几岁的样子。邱宝健壮得像头小牛。有天在监房外边的养猪场劳动时，看到公猪和母猪正在交配，来了“神”，裤子都勃起来，他站着不好意思，只好蹲下去，周围的犯人都大笑起来，向他起哄：“邱宝，站起来呀，又不是大便，蹲着干什么呀？”“邱宝，又不是要你配种，你来什么神呀？”邱宝三代贫农出身，道县事件前，爱上了同村的一家地主的女儿。这女孩子一家受尽了出身好的人们对他们的歧视和欺压，发誓长大以后绝不嫁给出身好的人，只嫁给地主的儿子。女孩子长到十八岁，如花似玉，周围不少贫下中农的儿子都来求婚，全被拒绝，并被告知非地主的儿子不嫁。道县事件时，几个过去求婚被拒的贫农的儿子冲到这个地主家，当着女孩父母的面，轮奸了这个女孩，然后把全家杀死。文革后秩序恢复后，这几个杀人犯被逮捕，判了三至五年的徒刑。邱宝就是被判刑的一个。如果轮奸的不是地主子女，一定会被判无期徒刑或死刑。我和几位老者听完一位与“道县事件”有关的犯人讲完这个故事后都不停地叹气。一位地主出身的犯人忍不住小声说：“这就是共产党法律的阶级性，法律是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呀！”一九七二年的复旧给我的印象是如此复杂，既是秩序和理性的恢复，又是共产党无理性的野蛮政治迫害和阶级歧视、阶级压迫的恢复，那个春天既充满着温暖和明媚的阳光，又充满着“斩草除根”和屠杀的血腥味。正因为我有了从社会上层到最下层的经验，我懂得了“复旧”和秩序的价值，我不再像1962 年“复旧”时那样不懂得珍惜复旧的价值。但也正因为这从上层到社会最下层的经验，我也更明白了这秩序的残酷与黑暗的一面，懂得这“理性”的野蛮的一面，我在珍爱复旧的价值的同时，却更加仇恨这残酷的“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