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夏钱师宾四九六大寿之翌日，同门诸友相约往杭州南路宾四师新居共聚，表贺寿之忱。余抵钱府之时，诸友已先至，满坐一堂，而宾四师居中，如往日。未久，宾四师微露倦容，师母即请稍作休憩，谈话遂止。约隔时许，宾四师乃重起会客，一时容光焕发，师母从旁笑言：“此于师乃如一新日。”众人遂环侍聆师言，而师亦畅谈竟夕。此之一夕，乃余生平与师晤谈之最后一次，亦余毕生将永难忘怀之一日。未久，余即出国省亲。逮返国未数日，本拟与诸友相约再谒，则已接师遽逝之噩耗。孔子死，门弟子为服心丧三年。宾四师之于我，
乃至与我共学于钱门者，其恩情又岂亚于父母之生我、育我？数日以来，凡此二十余年从学于师之点点滴滴，乃不时浮现目前，如昨日事。因思就记忆所及，略记其印象较深者，既以表对师教育之恩之怀念，亦欲并世知师之名、慕师之学者，有以见师平日教学诲人之一斑。
余之从学于师，事始自一九六八年之夏。时余乃一高中二年级生，方将准备投考大学。然平日所喜，尽文史书。常念：如今日学校之课业种种，多记忆、少启发，自限于此，适以斫伤聪明；然不用心，又将丧失续受教育之机会。每以此自苦闷。而侪辈之中，又实乏可与共学切磋之友。一日乃由姻亲就读于台湾大学哲学系者某君处，借得宾四师所著《中国思想通俗讲话》一书，大欣喜，一周之间，凡读四过。其时余已知读宋明儒书，如《近思录》、宋元明儒《学案》之类，又颇涉猎近人之书；乃觉师此册，虽系一讲录，凡理学之基本观念，他书之释，盖无有若是之明晰者。遂自访书肆，遍购宾四师其他著作。又自忖：报考大学既有“历史”一科，何不即以师《国史大纲》一书作课本，当不复觉无聊。凡此皆在余谒师之先。
未久，家父偶与其朋辈朱国洪先生谈及子女事，谓：“余有一子方立志文史，刻正读钱宾四先生书。”朱先生乃曰：“余亦钱先生早年于苏州中学教书时一学生。何不由我引见，或可从学于先生未可知。”此即余从学宾四师之因缘。时适闻宾四师将于中正堂公开演讲，遂由朱先生为介，于演讲结束后，正式为余请谒。余犹记当日宾四师之讲题为《文化与生活》。宾四师言：“文化必由人类生活开始，无人生即无文化。然人之生活，则必又是生活于文化之大生活中，人生无能脱离文化而独立。”宾四师讲时，一字一句，举手投足，莫不精神会聚。余之始识一大师之言谈风范在此日。
会后朱先生领余趋前，与宾四师略谈数语，说明来意。犹记当时尚有一大学生，就读某校工学院，亦在侧，以一问题询先生。大意谓：先生所言诚是，然今日乃工商社会，先生将如何使中国固有之学术“科学化”？宾四师仅淡淡言：“君有此意，自可往此方向发展；余意则殊不在此。”某君若欲又言，师则不愿再谈，转首询余名字等。遂语云：“汝乃一中学生，而知立志向学，甚好甚好。”不久接待人来迎，先生遂步向出口，临行乃又回首略颔。此日之一幕，距今已历二十二年，然犹深烙余之脑海。
既经朱先生中介，余乃请家父伴同，初登钱府。时先生与师母似新由金山街寓所迁来素书楼未久，一园皆土石，未若今日之草木扶疏。见面礼毕，余乃再陈来意，宾四师言：“记得记得。”随即询余平日好读何书？余言近日读《孟子》若有得。师乃又问：“汝于《孟子》，最好何章？”余答：“余最好《知言养气》一章。”师略颔首，继则畅言其往日读《孟子》之种种；即后记于《师友杂忆》者。师遂又转向家父言：“汝有子知好学，自当欣慰。然读书乃终身事，须用工三十年、四十年，乃至五十年。勿期其遽然有成。读书不当仅与今人比论，稍有成即知足。尚须上友古人。汝子交我指导，仍须凭其自己用工。”随即向我言：“汝在此受学，勿期能得何称许之言，唯自勉力向上而已。”当日之谈话仅此而止。归途之中，余虽无能吟弄风月，然欢欣雀跃之情，得未曾有。
余自是乃每周登门请益。一日师问：“汝平日近人中好读何人书？”余答：“余最好读黄冈熊十力先生书，常置案头。最不喜者，乃梁任公书，觉处处于己见有牴牾。”先生言：“余至北平，任公已前卒，未及见。其书多误，陈寅恪即有此言。熊十力则我甚熟，往日在北平时，尝同住一处。汝所好，乃十力何言？”余答：“十力书我颇熟，且有批点。他日当面呈。”另日，余遂携《读经示要》、《十力语要》诸书往。师读其一二章，乃以指示余，曰：“若此等处，乃其见解；若此等处，则其粗疏。汝所圈皆无大误。若此细心，可读书。”又询：“汝除学术思想外，尚好何学？”余答：“理学家言外，余最好读古文辞。”师又问：“古文家中汝又最喜何人？”余当时脑海中，但记有一篇篇古文，所好乃其体。骤然遭问，尚不知何辞以对。略作寻思，乃举欧阳文忠。师乃言其早岁读书知求识书背后著书之人，初即因好古文。因以韩文公、欧阳文忠为例，言其大节，旁及顾亭林等；嘱勿忘于此等处寻入。随又言及古文之义法，乃至评点去取等。此本余所素喜，遂觉大有收获。师又言其藏有归、方评点之《史记》乙部，余既好此学，可以相赠。余遂得一书。后此书为人取去未还，今遂觉失一纪念。“读书当仔细辨精、粗”与“读书当求识书背后之作者”，此为余初识宾四师，得其教诲，领略最深之两点。
及余进大学，师又嘱言：“汝在此，年最稚，必有人相询；余不望多人知，扰汝之志，汝亦勿自言。”故余于台湾大学就读最初之数年间，此事殊少人知；知者唯何佑森师、裴溥言师二人，以常在钱府故。后因整理宾四师讲辞，乃渐有人知。余在师门，私自请益之外，亦旁听师为中国文化学院史学研究所博士班所开课；事在始入大学之次年。盖其前二年，余已着手读《通鉴》，又上涉《左传》。乃以三《传》同异之问题，条记所见请问。师读两三条，乃弃不阅，言：“汝所记，尽纠葛于清人经学门户之见中。汝欲研究《左传》，可先读顾栋高《春秋大事表》，长史学见识。汝既对史学有兴趣，可来旁听余史研所‘史学名著’一课。”余遂以一大二之学生，与史研所博士班研究生同听课。
其第一堂课毕，师乃留余问心得；余遂就课堂所闻，举言其要。师言：“汝既有兴味，可于下周起，携录音机将余所讲录音，笔记成书。”故自下一堂课起，余即遵师命由边座挪前，次师位旁。此事直至最近一二年，课堂讲授始改换形式，延续亦十余年。而余初始，以最稚龄之学生，跻身课堂，后乃成为素书楼听讲时间较久之一老学生。
余除遵师命读顾氏书外，凡每堂师所举之史学名著，必逐部翻阅其大概。当时感觉，乃如登宝塔，一级还胜一级；又如环山而上，柳暗花明，一景未去，一景又来。余之于史学略窥门径，自此始。余尤深叹师每逢上课，仅据各书之序言、目录，即用以剖辨源流，可谓令人叹为观止。余后知留心“目录之学”，亦自此课之获启示始。
余同时又读师《孔子与春秋》一文，得大影响。而其前一年，余已先读师所著《国学概论》。犹记当时取《概论》一书，读第一章，名《孔子与六经》，即骇然于师言所谓“六经”与“孔学”之分别。盖余之投考大学，以中文系为首志，即受熊十力“儒学义理当求之六经”之观念所影响。今若言“六经”与“孔子”之关系仅此，则岂非已是误认门径？然余取师之所举言者细思，终觉其说确立无可疑。自是余乃知经学考据别有工夫，非言义理者所尽知。而黄冈熊先生之书，余亦自此不复读矣。
余既读《国学概论》，遂留意经学之书；而此年读《孔子与春秋》一文，乃如拨云雾见青天。余遂续读先生有关经学诸文，如《刘向歆父子年谱》、《周官著作时代考》之类。而《孔子与春秋》一文中屡举清乾嘉时代章实斋说，余亦因此知读其书。余当时于《文史通义》书中重要之篇章，几能暗诵。后宾四师于课上，果举其书，列名著，余乃兴奋不已。
余早年追随宾四师之记忆中，尚有数事，印象极深。余初入大学，有“国文”一课，因乃选读《史记》；故作文之命题，皆与《史记》相关。其时任教之某师，好文言，故题皆甚雅；同学面对二三十字之题，皆瞠目。独余纚纚行文若得意，而批阅者亦欣赏；嘱令传阅。余后以其中二篇呈阅。其第一文，乃论蒯通说韩信事，师笑言：“汝文较中学所呈，已薄有所进。”及读第二文论伯夷，乃怫然不悦，谓余曰：“汝所论，较《史记》何啻天壤之悬绝。史公此文，余所读岂下数十百遍！汝何议古人若是之轻易？”遂举《论语》、《孟子》书中言伯夷者论之。余后知读《史记》之难，与考论史料之别有“好学深思”之一层，自此始。唯师当日所及，著言无多，余虽知用心《史记》至今，亦不知真得师意与否。学问之事，有无法具体举问者，此亦一例。
又一事，亦与此相类。时余亦常读朱子《四书章句集注》，一日师以读《四书》之心得为询，乃出平日札记夹于书中面呈。所记无外朱子之言，若是则得之，若是则未妥之类。师读数条，亦弃置一旁。乃言：“朱子乃八百年来一大儒，非是其书无可议；然前人推崇至此，总有其理。即有失，断无古人皆无见，独汝聪明迥出前人之上。汝至少应取古人论及朱子之书，如清人之说，先读一过，再议未迟。读其书，先不存礼敬其人之心，如何能善会其意？”余当时止觉师言若千斤之重，愧悔不能自已。既退，乃取清人论朱子《四书集注》之要者一读；如钱竹汀、戴东原、毛西河等诸人之书。益觉自己知识之浅薄。然反复既久，乃觉如毛氏书，条举朱子书中之错，凡数十门数百条，上涉天文，下及舆地，其学问何等渊博。若平心细思，又岂是其学真出于朱子之上！余后读书知虚心，此日恩师之面斥，实为一关键。
再有一事，则因余某日读先生书，至《文化学大义》一册，书末言西洋之政治诚善，亦有所未足，中国亦自有其政治之长处；乃大诧异。盖余前虽读《国史大纲》，心中总觉中国虽有制度，然时至今日，自当以民主政治为努力之方向，何以先生书中乃有此言？遂持以问师。师闻余言，但笑不答。谓：“汝习于社会之俗见，自觉余言可怪。当自寻其义。”余自是此言常萦脑际，成为至今思考之一大问题。
又有一事。余大一结束之暑假，读《史记》夏、商诸《本纪》，取《尚书》对读，并于《禹贡》之地名，逐条按图查寻；又读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师询余读何书，遂举孙书以对。师言：“汝近日主要乃读此书否？”余答：“是。”师乃言：“汝何来此耐性？”时余读《史记》，方震于师所著《史记地名考》之详博，思欲效步，乃惊闻师之出此言。余不能遽会其意，然此事亦存心中。似师之为学，必求先有一首脑，然后工夫尽可细密，若只饾饤为考据，实际并不为所喜。
其时又有一事深入余脑海，即余之读《学籥》一书。余自中学读近人书，即知注意诸名家论“为学门径”之言；及读《学籥》书中《近百年来诸儒论读书》一文，乃知学者论为学门径，皆与其时代相关。由时代，可探知其论学所面临之问题；由其主张，亦可了解其学术精神之所汇聚。继又读《本〈论语〉论孔学》一文，深觉于《论语》之体悟，又进一境。余好此二文，每读必密加圈点；后亦举以告师。师乃言此书其自觉最要者，在于《朱子读书法》一篇，即“读书当读甲书如不知有乙书，读上句如不知有下句”之说。师毕生学问之长进，得力于此者甚多。此语余本亦自书中知之，乃得师数言提示，遂觉领会全然不同。因知读文章者，皆难离于本身思考之问题，以是书中精义，常易忽略。此后余读文章，凡重要者，必常反复；亦必易时再读。其领略自此日。
余又读《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其前因已读《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即《孔子与春秋》诸文，得大兴味，读此书遂觉入宝山。而余之谒师，亦好以此书相询。此书原系师在北京大学授课时所用讲义，距其时已近四十年。然师空手而谈，其人名、书名、学说，不下数百项，皆如数家珍。而每举一人，则必言彼乃某省某府人，其县距某县为近，距某县为远，又必言其人之亲族师承，交游所及；兼涉并时学人之年辈先后，以及年岁差等。每举一地，则必言其自古之形势，风土之民情，乃至学术之风气。其记忆之清晰与要言之不烦，常令人河汉惊诧。当时佑森师每两周必一去，常同座，其所谈亦多喜以此为范围。因念清末以来论学术注意地理之分布，梁任公曾提倡，同时如刘师培、章太炎亦尝论及。然有此观念，与作成此工夫乃两事。宾四师之论学术史，至少于有清之近三百年，其贡献极多。而以余所亲闻，宾四师于清人之学，实烂熟胸中。凡彼书中所举言，皆深入脑海，非临时钞撮。唯格于著作之体例，未能取其所得，一一纳入。流落人间者，泰山一豪芒；此亦无可如何之事。
文化学院史研所之课程，自《史学名著》成书，遂改开他课。时宾四师《朱子新学案》巨著方新成，遂以“朱子学”为讲题。余得师赠书乙部，题字其上，遂朝夕讽读。余自中学，即读黄、全两《学案》，而《明儒学案》影响尤深，及听师讲“史学名著”，于两书为体之不同，益有会心。今又续读《新学案》，乃觉如居高之临下，庭园花木屋舍楼廊，尽收眼底。遂同时买正中书局所汇印之《朱子语类》一部，相互比读。乃知宾四师此书，真不知为后人省却多少工夫。然似亦因此，讨论朱子学转成易事，人人可谈，而于师此书，乃颇有以“材料”视之者。著作体例与学术影响之难明，有如此。宾四师每笑谓余：“人皆谓某人乃本治史学，近遂改治义理。真不知由何说起。”又谓余：“昔在北平，冯芝生尝对我言：先生著书，乃古人之说大字，自己之见小字。我著书，则自己之见大字，古人之说小字。此即‘经学时代’与‘子学时代’之不同。”大字、小字乃譬喻，先生著书不忘以古人之说为大字，实有其矫世之深旨在。
宾四师既成《朱子新学案》，乃又续写《研朱余渖》。未久应韩国之邀，赴彼邦；遂得韩儒李退溪、李粟谷、宋尤庵、韩南塘四家书。返国后，以余好理学家言，遂以其中《韩南塘集》一部赠余。余至今藏之，亦为一纪念。此数年，宾四师于宋以下学术发展，似自觉有新见；凡重要各家，皆重加论述。其中尤以顾亭林之学术，常在其念中。惜平日皆略言即止，无得饫闻其义。然余亦因此，知细读亭林书。先生又谓余，往日尝有《朱子文钞》一稿，拟加注语出版，我或可任其事。然其后先生著作、编辑之计画既多，此事遂不再提及，亦未知其篇目尚在否。
“朱子学”一课授毕，此下两年，皆讲“中国思想史”。余乃询之先生，是否仍需笔录？师乃言，既已有成稿，只须听讲。此稿即日后刊行之《双溪独语》一书。“思想史”本余平素最喜之一项，余上课，遂屏息以听。乃听讲之首日，即大出意外。先生既非先释“理”、“气”、“性”、“命”诸概念，亦非先择先秦、两汉以下之一时代为论，乃竟自生活中食、衣、住、行四事讲起。余从不知读《论语》、《孟子》、《庄子》、《老子》，尚可有如此角度，真可谓大开眼界。余前读宾四师《中国思想通俗讲话》，即觉抽象之观念以抽象之定义言之，其事易；盖有前人之成说，可以依傍。其得失、真伪，非真知者难辨。抽象之观念而能以浅显之事例说明，不失正确，则其事非真知者不能为。然犹不知一高深之思想，乃竟能与人生有如此紧密之结合，能由如此浅显处体察，而又不害广大平易中，自有精微与高明。宾四师以史学之所得，融进义理，实乃别开生面。此下先生课上所言，峰回路转，难以尽叙。余此一年听讲之欢愉，则非笔墨所可形容。
至于师次年所讲，则上自先秦，迄于最近，区分时代；内容亦与所期不同。余思想史略熟，宾四师之著作亦无不用心，乃听此课，但觉熟悉之中有陌生。有时觉乃听一旧识述旧事，有时又觉似所遇乃一新知，其所言全无记忆。余由宾四师此课，始知前读《学籥》，文中所谓“读前一书如不知有后一书，读上一句如不知有下一句”之工夫，是何境界。
其同时，尚有一大乐事，即读宾四师所新成之《孔子传》。宾四师论孔子、讲《论语》，其书已多。此书之撰写，本亦接受邀约而著，乃其书又有言及前所未及者。盖孔子之生平，史料有其定限，先生亦非别有取材，出学者素习之外；然考辨之中见情事，读其书，乃若见一人、见一社会，历历如在目前。余日后于“社会史”有兴趣，亦自此培养。
“思想史”一课后，宾四师又讲“经学大要”一年；余年则或集若干专书，或举若干专题。此时余已进研究所。其中宾四师有意编辑成书者，唯“经学大要”一课；其初亦由余负责整理。惜当时录音带乃本地仿制，质极劣，中间遂有若干部分音声模糊，无法辨识，卒剩一残稿。余印象较深者，有论“阴阳家”与“顾亭林”两讲，乃当时特觉听后有所得者。宾四师当时又有意编辑《文言自修读本》一书，其计划先前曾有文发表，乃其时宾四师目已不能见细字，遂欲以此事委余与同门何泽恒。后泽恒别任校勘事，乃由余独任。余先后为此尽心者，凡_两三年，每周必另择时往素书楼二至三次。此为余登钱府最密之一期，耗费精神亦甚巨。然此事不比著书，宾四师欲编之课文乃散句，每编一课，例由余自经、子旧籍中，择录相关者约数十条，再于其中汰存若干句，相与讨论。然讨论一毕，宾四师因不能目见，只能置一旁；无法再作损益斟酌。且积稿既多，更难止凭口耳加以驾驭。兹事体大，余亦不敢断以己意。故从事于此近三年，终以废弃。而存稿盈箧，亦若无用。此为余之一大憾事，然亦无何良策可想。唯期他日授课写作之事告段落，或有精力复理此业。此事虽未成，然余与宾四师日就文句商量讨论，乃如同为余上一国文课。
训诂之业，本余所素喜，亦略有知。而与宾四师往复之中，乃觉师于字诂文法，实有其精卓之一面，非比寻常。惜师之于此，未能多有述作。犹记一日，余与宾四师偶及余好读《马氏文通》事。师遂言其在小学任教日，此书即常用工，且著有《论语文解》一书，补其未备。此乃其毕生著作之第一部。余大喜过望，乃询此书何以未见出版，亦从未听人提及。师乃言：此书早年曾交付商务印书馆，印为线装两薄册，流传极少。今唯手边尚存一部，然亦不拟再印。余乃向师借阅，并为师复诵其书中之义。宾四师遂以其书赠余。此亦海内一孤本也。余屡劝师重印其书，然师自订之标准甚严，卒未获允。今此书尚在余架上。师之积学，博涉多方，非亲眼目睹，实难想象。
近数年，余因教学之外，另兼行政，常居外地，北上谒师之机会，遂渐减少。然师之教言，乃至师为学之规模，则犹常往来于心中。每有昔日师所偶言，余蓄诸胸臆多年，而后渐觉有体悟者。
犹记一年，师于课上言及晚近之学术，乃特举孙中山与梁任公二人。师以“学术史”之眼光衡孙公，最早始自其所著《国学概论》；此余所固知。乃今又举梁任公，则出余意外。任公书余少所不喜，然自聆先生之言，余后读其书遂多留心，乃渐知“论世知人”有超出知识之是非者，任公何可轻忽？昔日乃自己浅见耳。又记一年，师于课堂上言，今日读书人自不当复涉身仕途。余于此言，当时未了其义。臆其意，乃指今世非可用之时，遂不应投身政治乎？抑谓今后社会必将走入此局为无可奈何乎？抑读书志学之人自身即不当再存此想？余初读严又陵早年所著议论，倡言今后政、学宜分途，大不谓然。然知识稍增，乃觉其说有深识。抑吾师乃同于此见乎？然如此等，亦唯永在余之内心徘徊，无复能当面质之于师矣！
余每念：余之与宾四师，本昧平生，余不避唐突，贸然求见，遂蒙教诲，许列门墙，视我如家人，前后历若是之久。我既无能侍杖履，亦乏可献赠，惭愧何似？然继又思之：吾师之所念兹、在兹者，亦余衷心之所向往，余以此心求吾师，吾师不我弃，而以其道启我、惠我，则余又何不敢承当之有？哲人萎矣，岂不与天地同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