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本世纪头15-20年是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拥有可以利用的重要战略机遇,同时也要面对严峻的挑战。只要我们坚持“与时俱进”的战略思维,进行巧妙战略谋划,就一定能够摆脱历史上崛起大国“挑战-失败”的怪圈,寻找出顺利摆脱“安全困境”的道路。
[关键词] 战略机遇期;国家安全;安全困境;安全战略
国家安全战略与国家发展战略是构成一个国家大战略或总体战略的两大基本组成部分,是一个国家生存与发展,具备和增强战略能力的根本战略谋划指导。本世纪头15-20年是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确保国家安全与发展目标不受严重干扰,顺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个重大命题。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把确保国家的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国防安全、文化安全和信息安全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这对增强全党的国家安全意识,对推动国家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十六届四中全会还提到科学地把握世界的深刻变化和特点,主动顺应维护和平和促进发展的时代潮流,做到审时度势,因势利导,内外兼顾,坚持走和平的发展道路。
近几年来,中央高度重视国家安全战略理论的研究。加快完善国家安全战略,抓紧构建维护国家安全的科学、协调、高效的工作机制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工作。
一、国家安全战略及其构成要素
国家安全战略概念是美国最早提出来的,它是20世纪30年代在英国大战略概念的基础上形成的,其官方定义是:平时和战时在使用军事力量的同时,发展和使用国家政治、经济、心理力量,以实现国家目标的艺术和科学。
我国至今没有对国家安全战略作过权威的表述,1999年版辞海对国家战略的定义是:筹划和指导国家安全与发展的总体方略。包括军事、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内容。
就其功能与地位而言,国家安全战略就是主权国家动用各种战略资源来消除、减弱或控制自身所受威胁而进行的战略谋划、战略设计、战略实施的全过程。完整的国家安全战略由安全观、安全利益与威胁判定、安全战略目标、战略资源及其运用、国家安全政策与安全机制等五个因素组成。(1)安全观:是指国家在安全问题上的基本理念,也是一个国家的安全哲学,是制定国家安全战略的根本出发点。(2)安全利益与威胁判定:国家利益决定国家居支配地位的价值与政策取向,并且决定国家的基本需求和具体的国家目标。根据对安全利益的伤害程度,判定威胁的范围、性质和等级。(3)安全战略目标:安全战略目标是维护和谋求国家安全利益的指标性任务,国家安全战略目标反映了国家安全期望值大小。(4)战略资源及其运用:战略资源是基础要素,战略资源包括地理因素、人口因素、自然资源、经济发展水平、军事能力等。(5)国家安全政策与安全机制:国家安全政策与安全机制是完成国家安全目标的“政策”保障和“机制”保障。国家安全战略的实施最终要靠国家安全政策和安全机制来完成。
二、我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和安全威胁
(一)我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和安全利益目标国家安全利益就是一个国家在特定条件下物质安全需求与精神安全需求的总和。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口多、底子薄、地区经济发展状况不平衡,生产力不发达的状况在短期内难以改变,是一个多民族的、未完成统一的、正在上升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我们国家安全利益可以归纳为国家主权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国家基本政治制度安全,国家和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基本稳定,国家自主发展以及国家内部社会相对稳定。
《2004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中表述的安全利益目标就是:“制止分裂,促进统一,防备和抵抗侵略,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维护国家发展利益,促进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不断增强综合国力;坚持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方针,建立符合中国国情和适应世界军事发展趋势的现代化国防,提高信息化条件下的防卫作战能力;保障人民群众的政治、经济、文化权益,严厉打击各种犯罪活动,保持正常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争取较长时期的良好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在这些目标和任务中,制止分裂、捍卫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国家的核心利益,事关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二)我国安全面临的主要威胁
由于国际战略格局的变化和我国综合国力的增长,对我国生死存亡的军事威胁与新中国建立初期以及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相比,已经极大地降低,国外敌对力量使用军事手段颠覆我国政权、改变我国政治制度,对我国发动大规模军事入侵的威胁基本可以排除。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面临的全方位的外来影响日益增大。在综合国力增强的同时,我国政治制度、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和经济自主性的脆弱性以及各种各样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也在加大。总体上看,我国国家安全环境有利条件多于不利因素。但是,挑战是极其严峻的。
1 美国是我国家安全主要威胁来源。美国是世界上惟一有意愿和能力对我安全利益构成全面威胁的国家,我国几乎所有的安全威胁都直接或间接地与美国因素有关。当前中美两国之间在政治、经济和安全领域的关系呈现不同步性甚至不同向性的特点。中美两国政治关系,尽管不时地经历一些动荡与起伏,但大体上还是维持了稳定甚至取得了某些发展,至少中美两国在重大世界和地区问题上保持着对话和协调关系。在经济贸易领域,两国的关系10年来飞速发展。中美贸易额从1994年的353 5亿美元发展到2004年的1527 6亿美元,增长近4倍,说明两国在经济贸易领域的合作与相互依存程度加强。在军事安全领域,中美两国尽管可以进行反恐、人道主义救助、防扩散等非传统安全领域内的合作,但是因为台湾问题而发生的中美军事冲突不能排除,双方都不得不在为应对这种最坏的情境进行准备。
美国正在加紧调整全球战略部署,企图构建以前沿军事存在为核心、以双边军事同盟为基础、以多边军事合作为补充的亚太军事安全体系。强化美日军事同盟关系,增强驻日美军指挥与控制能力,提升关岛的军备水平和战略威慑能力,形成日本和关岛两大地区兵力投送中心。除了应对恐怖主义之外,其中也包括明显地针对中国的因素。
2 西方敌对势力将我国作为西化、分化的主要目标。作为社会主义大国,我国在意识形态与核心价值观方面受到的战略压力是空前的。美国与欧洲尽管在许多重大国际问题上存在难以弥补的分歧,但西方国家在对待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的政治态度上没有本质的区别。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发生的“颜色革命”表明,西方正加紧进一步演变前苏联地区的国家,它们不单单是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从宏观和长远来讲也是在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方面对中国的战略围困。
3 “台独”分裂势力及其活动已成为我国家安全最突出和最现实的威胁。尽管两岸关系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和,台湾岛内主张稳定和发展两岸关系的力量在增长,但是,今后几年内发生重大“台独”事变的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台湾问题正在成为干扰和破坏我战略机遇期的最现实和最危险的威胁。
4 维护社会政治稳定面临许多新的压力和挑战。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各项改革深入发展,我国正处于人民内部矛盾凸显、刑事案件高发、对敌斗争复杂的时期。境内外敌对势力频频向我发难,攻击我政治制度,破坏我社会稳定,危害我经济发展。境外宗教渗透活动明显加剧,境内利用宗教进行的非法活动猖獗,宗教领域的斗争错综复杂。
5 恐怖主义对我国的现实威胁增大。国际反恐形势复杂,重大恐怖事件频发。我周边的中亚、南亚和东南亚等地区恐怖活动猖獗。境内外“三股势力”的暴力恐怖活动趋于活跃。境外“东突”恐怖势力图谋以中亚、南亚等地区为基地向我境内渗透。针对我国公民的恐怖袭击事件时有发生。同时,在我们国内发生恐怖主义事件的威胁也在增大。
6 我国周边地区战略资源、战略要地和战略主动权之争趋于激烈。日本国内民族主义上升,政治右倾,防卫政策重新调整,追随美国向海外派兵谋求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的步伐加快。一些邻国同我国存在的岛屿和海洋权益争端有进一步突出的趋势。朝核问题六方会谈的基础脆弱,朝鲜半岛潜伏危机,影响我国的危险始终存在。
7 经济安全问题突出。存在诸多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因素。维护能源安全的压力增大,金融风险隐患严重,国际经济竞争加剧,外部因素对我经济安全的影响增大。
8 我军事能力建设滞后于国家利益的拓展。世界主要国家普遍增加国防投入、加快军队信息化建设,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军事技术和军事能力的“时代差”进一步扩大。我国的国防实力还不能满足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的需要,更不能适应我国利益日益拓展的飞速发展步伐。
我们拥有可以利用的重要战略机遇,同时也要面对严峻的挑战,如果应对不当,甚至可能陷入“战略困境”。
三、我国安全面临的战略困境
一个国家的实力,特别是军事实力是维护这个国家安全的基础,也是最根本的手段。当前我们国家安全中最突出的矛盾之一就是迅速扩展的国家利益和有限的保卫手段之间的矛盾。我们的海外利益在迅速扩展,我们的海外侨民在不断增加;我国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原材料、能源、市场、运输通道遍及地球的各个角落。世界与地区和平稳定形势对我们国家安全与发展的关联度增大。影响我国家安全的外部因素远远不能局限于我国领土和领海边界线上。我们的军事力量,特别是能遂行远距离作战的军事力量差距更大。与此同时,我们增强保护国家利益手段的迫切性与日益增长的外部制约因素之间的矛盾也在增长。
我们所处的世界由主权国家构成,各国之间本质上没有隶属关系,但国家安全不是一种孤立的状态,而是依赖于其他国家的行为,在国与国之间的交往与互动过程中实现的。这样,每个国家在谋求国家安全的时候,都有可能成为别国安全的威胁,或者被别的国家看作是威胁。我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安全,发展军事实力,我们的军事实力上去了,其他国家怎么看?怎么办?它们会不会完全相信我们的和平承诺?会不会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我们所谓没有“坏心眼”上?各国宁可相信自己的实力,加紧发展军备,才会更可靠、更放心。其实各国都竞相加强实力,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循环,使我们进入了一个两难困境。
中国不是一个一般国家,是一个大国,而且是一个正处于上升势头的大国。我们实现安全利益更加复杂,其复杂性不仅仅是“安全困境”的问题。因为,一个大国的崛起必然是深刻改变国际关系格局、改变国际利益分配格局的过程,而且,对这一过程最紧张、最警觉的,往往是当时最强大的国家,通常在国际政治上称为霸权国。从历史上看,一个新兴大国的崛起无一例外地包含着向当时的霸权国挑战的成分,霸权国的防范、甚至遏制都在所难免。国际上有学者做过统计,几百年来充当“主要挑战者”的国家都失败了,这就是所谓的“国际政治长周期”理论。因此,我们作为后起的大国面临的就不仅仅是通常意义上的安全困境,还面临着与美国这个世界霸权国之间的关系处理问题。
美国、日本等国家鼓吹“中国威胁论”固然有其险恶战略企图,但是在国际上有一定的市场,也不能排除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影响。我们更不能陶醉于世界上一片赞扬声,所谓“北京共识”和“中国道路”,既是对我们的褒奖,也可能是“中国威胁论”的变奏曲。
今天的中国不得不面对这样一种复杂的、微妙的处境。随着我们实力的增长,美国对我们的戒备也越来越重。在美国的战略界,把中国看作主要竞争者并不是少数人的观点。美国一方面继续用台湾问题来牵制中国,另一方面不断加强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9·11”事件以后,又在中亚腹地建立军事基地。可以说,苏联解体以后,美国就一直在慢慢地为中国将成为主要挑战者的情况做准备。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中国要维护国家安全利益、实现安全目标,如果仍采取简单的“以实力求安全”的途径,那么很可能把美国的注意力进一步集中到自己身上,把外部的压力进一步引向自己。经过一系列的“施压”和“抗压”,也许我们会发现虽然我们主观上不想过早地挑战美国,但实际上却已经被“逼上梁山”,不得不充当“主要挑战者”了。这样一来,我们国家的安全和发展都进入了一条风险很大的道路。那么,放弃或放慢军事力量的发展行不行?这样是不是就可以不刺激美国了?毫无疑问,这种方式更加幼稚。从来没有一个大国能够通过“自废武功”来保证自己的安全这就是一个更大的、更高层次的“两难”。
四、走出安全困境的战略思考
我们要发展,要强大,这既是我们的战略追求,也是历史的必然,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拦。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者,社会发展有其固有规律,一个国家在发展的道路上,难以跨越某些阶段。我们承认,在实现和平崛起、和平发展的国家安全目标的进程中,道路是曲折的,有些困难,甚至某些“困境”是难以避免的。同时,我们也决不相信所谓的“宿命论”。只要我们坚持“与时俱进”的战略思维,进行巧妙战略谋划,就一定能够摆脱历史上崛起大国“挑战-失败”的怪圈,寻找出顺利摆脱“安全困境”的道路。这里关键要靠两点:一是靠增强实力,二是靠进行巧妙战略谋划。
(一)增强战略能力:国家安全战略谋划的基石
所谓国家战略能力,是指一个国家在一定的历史阶段,着眼于本国的安全利益目标,为预防和应对可能的危机、冲突或战争,所能调动和使用的特殊战略资源的总和。战略能力是一个庞大复杂的动态体系,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等各个领域。综合来看,国家战略能力主要由六大要素构成:(1)经济支持能力。是指一个国家在不影响国家发展战略目标的前提下为应对危机、冲突和局部战争所能动用的经济资源。(2)军事能力。是指国家应对危机、冲突和战争的军事威慑与实战能力,是国家战略能力的骨干部分。(3)科技能力。是指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拥有的实力与潜力,是国家战略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4)战略谋划能力。是指国家对涉及国家安全的重大问题进行宏观指导与策划的能力,包括统驭全局能力、战略规划能力、危机决策能力。(5)机制运作能力。是指国家职能部门在国家最高决策层形成决策后,实施快速组织、将决策转化成实际行动的能力。(6)民族凝聚力。是指国民对国家利益、政治信仰和民族文化价值取向的认同所产生的精神力量,是构成国家战略能力的重要要素,主要包括吸收物质和精神资源的能力、确立民族进步目标与实现能力、民族情感的聚集与释放能力。
在这六大能力中,经济能力、军事能力和科技能力属于战略能力中的硬能力,战略谋划能力、机制运作能力和民族凝聚力属于软能力。硬能力是国家战略能力的物质基础,软能力是硬能力凝聚与释放的“催化剂”。只有两者有机结合,才能构成完整的国家战略能力,它们结合在一起所产生的能力是一种复合能量,这种能量远远超过硬能力和软能力本身具有的能量。
我国现有的战略能力跟我们国家的地位很不相称,而在我国战略能力诸多组成部分中,我们的军事能力与担负的使命差距更加巨大。
(二)利用复杂性:国家安全战略谋划的灵魂
增强战略能力是谋划国家安全战略的重心,也是任何成功的国家安全战略的基石。但是,仅仅靠战略能力是不够的,也是危险的,在我们国家处于上升阶段,以霸权国为首的现存体系中的各大战略力量对我们的防范心理非常突出,我们稍有举措不当,就容易陷入战略困境。为此,要走出安全困境,实现国家安全目标,还需要作好战略谋划。研究和利用复杂性,做到融实力于谋略,融谋略于实力,使两者产生强大合力,以此来联合推动我们走出战略困境。
冷战结束后,特别是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使得人类社会呈现出有史以来最为复杂的状态各国利益既相互交织、依存又相互冲突,各大主要战略力量在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等不同的领域和不同的地区及世界事务中,既相互警觉、相互牵制、相互竞争又相互借重,带来复杂性交织;广大中小国家通过区域联合以及倚重大国或大国集团谋求自己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犬牙交错,整个世界正在构成一个空前复杂的国际体系。
复杂性的增强加大了运筹和谋划安全战略的难度,但也存在有利的一面。
首先,复杂性增加了战略运作空间和回旋余地。在复杂性增强的情况下,矛盾和能量却没那么容易聚集起来,因为各种各样的联系越多,矛盾的牵扯面就越大,就越容易分散,战略运作空间和回旋余地就增大。
其次,复杂性为压力和风险的分散化提供了条件。在错综复杂的环境下,一个国家面临的各种压力和风险必然也是错综复杂的,而且彼此相互交叉、相互汇聚、相互牵制,有时甚至会部分抵消。这样就创造了一个较好的条件,使一个国家有可能通过自己的战略谋划,将安全上的压力和风险分散到不同的方向、不同的领域、不同的时间段。而这在简单的环境中是不太可能的。
第三,复杂性有利于争取更长的发展时间因为复杂更加有利于弱者。在复杂性很强的情况下,强者受的制约和牵制总是比弱者更大。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在世界战略格局力量对比中将是居于弱势地位的。复杂性越强,越有利于将“崛起”与“霸权”的矛盾融入错综复杂的局面,霸权国确定主要对手的难度也越大,相对不太容易把主要矛头指向我们。因此,复杂性在为安全战略的谋划带来诸多不便时,恰恰提供了走出“安全困境”、摆脱“挑战-失败”怪圈的一条道路。
我们这样一个崛起的大国,必须实行一种均衡、稳健的安全战略,确保自己与外部的联系处于一种复杂状态。
一是在复杂性中抢占战略目标的“道义”高地。在全球化日益深入发展的进程中,各国在实现战略意图时,都是抢占“道义”高地,美国高举反恐大旗,在对阿富汗进行军事打击和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同时,乘机实现了驻军中亚和屯兵中东,占领了冷战期间梦想但难以下手的战略要地。我们加强国防现代化,推进新军事变革,遭到美国和日本等国家猜疑和遏制,周边国家也存在一定程度的疑虑。但我国面临许多威胁,特别是“台独”势力时刻在威胁着祖国领土的完整和统一,加强军事力量以对付这些威胁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我们作为一个大国,国家统一尚未完成,实现国防与军队现代化是正义事业,是无可非议的。只要我们在加强军事现代化和全面提升包括军事威慑和军事实战能力在内的国家实力时继续奉行防御型军事战略,扩大国际合作,特别是在联合国框架下加强维和行动和人道主义救助等应对非传统军事威胁的活动,我们就能占领发展军事力量的“道义”高地,大多数国家一般都会理解。
二是通过利益“捆绑”扩大利益集合。我们的利益在不断扩展,如果这种扩大的利益是完全排它的,那么这些利益大到一定程度,就必然会招来忌恨,甚至与其他大国发生激烈摩擦。而一旦这种利益是与其他某些国家,特别是大国“捆绑”在一起的,那么关心和维护这种利益的也就不只是我们一家。我们的发展对别人的“威胁”就大大降低了,我们面临的风险同时也就减少了,我们还开辟了一个更广阔的合作和发展空间,这将使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处于比较主动的地位。
三是善于抓住和利用矛盾交汇点。每一个国家都有麻烦事情,所有国家的安全都存在薄弱环节。这些麻烦和薄弱环节交织在一起,就是一种战略资源。我们要抓住和利用矛盾交汇点,最大限度地为我们国家安全利益目标争取国际支持与协作。在这方面也有个正确处理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的问题,为了国家长远的利益,我们要善于舍弃局部和眼前的利益,通过在一般利益方面的妥协,谋求确保根本利益的最大化。
四是运用好多边安全机制。单边、双边和多边,是主权国家处理安全问题的三种基本形式。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采用前两种形式的时候比较多,采取多边形式较少。从目前情况来看,多边形式正在成为世界各国解决国际安全问题的主要手段,多边安全机制也成为谋划国家安全战略的最重要途径之一。在这些机制中,各方的利益和主张都搅在一起,融合、合作和抵触兼而有之,参与进去,表面看受到了一定制约,而实际上恰恰为运用复杂性来实现安全战略目标提供了一个好的平台。此外,多边安全机制还有利于加强成员之间的交流、增加信任度,有利于把我们的战略目标包裹在一个更大的、更多元的环境中,有利于减弱有关国家对我们发展壮大的戒备心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