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辛亥革命前夕，从维新舆论到革命舆论的转向过程中，政治动员更趋多元，语境亦复杂多变，中国政治舆论价值取向多元，其中既有改良、革命思潮的影响，又有革命语境下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就无政府主义思潮而言，又可分为留法、留日学者的无政府主义主张，还有从中国传统老庄哲学而来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域外革命语境下的无政府主义刊物《天义》、《新世纪》探讨了国家与社会关系上的互助论、进化论学理，其论辩和文本呈现背后亦有革命派内部的同盟会、光复会等的利益分歧，拥护孙中山及倒孙派在政治舆论价值取向上的冲突。在国家与社会的学理框架抉择中，域外报刊呈现语义多歧的媒介镜像。
【关键词】晚清；报刊；社会；国家；无政府主义；《天义》；《新世纪》
【作者简介】王天根，安徽芜湖人，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中国报刊与社会历史研究所教授，历史学博士。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可以有高度的同构性，这往往导致两者在功能上重合度亦高；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也可是强国家、弱社会，或弱国家、强社会。近代中国经历了时空裂变，国家、社会如此，而呈现国家、社会裂变镜像的传媒事业亦如此。救亡图存压力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发生了变化，报刊作为呈现时代变迁镜像的载体，其政治舆论聚焦于国家、社会强弱问题的探讨。
相比较而言，社会存在的价值首先涉及人们的生存状态，故社会面对的问题是经济。国家的核心是政权，而探讨政权的政治舆论在学理上强调社会规范及秩序的运作。至于近代国家、社会何者强势，往往涉及保障政治秩序的军事或媒介对其建构。
近代探讨社会问题有多种理论，其中“原始社会主义”语境下无政府主义侧重关注社会基层。面对清末新政，中国早期带有资产阶级革命色彩的学者探讨社会问题主要依据社会学理论、无政府主义理论这两种学理。社会学理论强调社会改良，主要包含社会有机体论、社会进化论。无政府主义理论亦包含现实社会中的阶级斗争学说，及未来实现大同社会的建设哲学。前者强调以革命的手段推翻旧社会，从而建立新社会；后者以经改造的“原始社会主义”理论为代表，强调弱国家、强社会，由日本“原始社会主义”派生而来的无政府主义甚至要求取消政府乃至于政权，这对中国革命者很有影响。
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有一定的关联，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学术界对此尤为关注，出了史话、史稿、史论等方面的著作。①但这些研究多从政治意识形态角度切入。有些论文侧重“五四”前后的中国无政府主义探讨，②部分论文尚有阶级斗争分析框架的痕迹，且内容重复、雷同甚多。而葛懋春、蒋俊、李兴芝则在1984年编辑出版了《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为研究奠定了史料基础。还有论文对无政府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如刘师培、刘师复等进行研究。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无政府主义研究的政治色彩逐步淡化。近年来，无政府主义研究取得了一些新成果，尤以韩国曹世铉所著《清末民初无政府派的文化思想》为代表，他从文化思想的层面进行分析，以1907年6月10日创刊的《天义》报为中心探讨“天义派”以国学批专制文化，以1907年6月22日创刊的《新世纪》为中心剖析“新世纪派”以科学反对传统文化。③高瑞泉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亦有专文探讨近代的无政府主义思潮，但文章论题涉及范围太广，非专著不能涵括，作为论文也只能点到为止。总体而言，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把握无政府主义学理，在学人关系网络中分析报刊呈现无政府主义学理的形态及特点的论著鲜见。
本文旨在探讨西学东渐背景下进化思潮、国粹及无政府主义思潮与清末报刊的关系，探讨日本无政府主义氛围中的《天义》及法国大革命氛围中的《新世纪》面对近代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建过程，在政治秩序重建、社会经济生产两者中是偏向国家还是偏向社会？笔者意在结合学人之间的政治关系网络，分析域外中文报刊《天义》、《新世纪》的政治舆论的价值取向。
一、进化论、互助论与晚清无政府主义报刊
中国近代报刊始终处在本土、欧美及日本政治氛围的影响中，中国政治制度变革的特殊性决定了近代报刊宣传内容的特殊性。就政治流派而言，域外无政府主义主要分为“天义派”、“新世纪派”，两者对严复译介的进化论皆有所讨论。严译进化论是社会学理论的一部分，政治上趋向改良。而互助论是日本“原始社会主义”理论中无政府主义的核心概念。原始社会主义大多主张暴力革命。与此同时，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不但对留法的“新世纪派”的无政府主义思潮有影响，对留日的“天义派”无政府主义情结也进行了深刻的塑造。
（一）“天义派”与进化论、互助论
作为近代革命者阵营内的“天义派”、“新世纪派”，其无政府主义学理依据虽有不同，而将无政府主义与进化论、互助论相联系的解读方法却高度一致。刘师培作为“天义派”的代表人物，其对近代社会理念的建构，即是这方面的范例。
刘师培治学侧重经世致用，颇注意现实政治变革中的学理论证。1905年，清廷推行的新政进入高潮，表现在多个方面，君主立宪是重要内容。制度变革需要学理设计，严复等介绍西方的政治体制并着力西方政治学说的本土化，而刘师培则依据中国的本土文献，比照严复译著《社会通诠》等介绍的西方政治理论，并结合国粹进行阐释，试图促使中国传统学术近代化。1905年5月23日至次年1月14日，他在《国粹学报》第4、6、8、11、12期上发表《古政原始论》，无形中推进中国传统政治理论的近代转型。
刘著《古政原始论》，分国土、氏族、君长、宗法、田制、阶级、职官、刑法、学校、礼俗、古乐、财政、兵制等十三个“原始论”，刘师培称：“盖欲考古政，厥有三端”，即书籍、文字、器物等。“近代以来社会之学大明，察来彰往皆有定例可循，则考迹皇古岂迂诞之辞所能拟哉！此《古政原始》所由作也”。④
刘受严译《社会通诠》关于近代中国“七分宗法、三分军国”的社会定位影响，意在用进化论思想解读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及理念。就社会等级而言，中国传统政治权力的关键人物是“君长”。刘师培在“君长原始论”中称：“君长之制固始于洪荒之世乎？特英甄克斯《社会通诠》有言，图腾社会有巫无囚。”在刘师培看来，“洪荒之政治皆神权之政治也”。就中国而言，“洪荒以降，易巫为酋”。“禹合诸侯于会稽，戮防风氏，而诸侯各国始知天子之尊，酋长之制遂易为封建之制矣”。在“宗法原始”中称：“洪荒之世父权与君权相同。所谓有父子然后有君臣也。盖父子之伦既立，而宗法以成。”刘师培宗法制度论的基本学理源自严复译著《社会通诠》，“宗法成立析为二期。一为种人之宗法，乃游牧时代之制度也。一为族人之宗法，乃耕稼时代之制度也。（见《社会通诠》）”⑤比照《社会通诠》：“蛮夷之社会，自能牧畜，而转为宗法之社会。种人之社会，自能耕稼，而转为族人之宗法。”⑥英文原著为“that the domestication of animals conveys the savage pack into the patriarchal tribe; and that the adoption of agriculture broke up the tribe in clans.”比勘中国历史，刘师培对严译甄克思的理论作了本土化的解读：“种人宗法以神灵首出之一人为一种人民之祖，谓人民咸出于一源。征之古籍得二证焉。一为五帝三王咸祖皇帝。一为婚姻之礼娶女异邦。及人口滋蕃，而谱系之学亦日显，由是种人之中各推其祖之所自出，而氏族以分，致种人之宗法易为族人之宗法。”⑦由此可见，刘师培是用本土文献印证严译《社会通诠》所谓的社会进化阶梯，并对“宗法”提出了自己的解读。
刘师培称：“宗法起源起于祭祀。”他征引中国文献资料对“宗法”训诂：“帝王为一国主祭之人，故帝王亦称为宗，中宗之类是也。又由宗法之义引申之，凡族人为主祭之人统辖者，亦莫不称之为宗，此宗法之名所由立也。”他的结论是：“宗法者，世袭制度之起原也，亦阶级制度之权舆也。”⑧刘师培依据严复译介的进化论并结合中国古典文献进行阐发，意在说明近代中国仍处宗法社会。“若于政府尚存之日，则维新不如守旧，立宪不如专制”。⑨此为治学重经世致用的刘师培的立意所在。
近代救亡图存压力下刘师培、严复等学人为近代社会定位进行学理探索，从而为未来变革提供国情及学理参照。
刘师培的宗法制度理论，其学理论证涉及国学因素及严复译著中的进化史观，即他在进行“社会主义”学理论述时，仍念念不忘国粹。
就国学方面的学术交游而言，早期投身革命后变节的刘师培与章太炎引为同道，二人在政治上也有牵扯。1903年，章太炎与刘师培会晤于上海，就国粹问题多有切磋。就政治身份而言，刘师培于1904年加入以章太炎、陶成章为核心的光复会，后来成为光复会骨干，并易名“光汉”。与此同时，刘师培对域外新学也很重视。1906年，刘师培应陈独秀等人之邀，携其妻何震赴安徽芜湖任皖江中学、安徽公学、赭山学堂等校教职，开展反清宣传活动。次年2月13日，刘师培听从马君武建议，应章太炎等人的邀请，同时也由于清政府对安徽公学的严密监视，遂同何震、姻弟汪公权并苏曼殊一起，东渡日本。⑩到日本后，刘师培参与《民报》编撰工作。(11)
1907年6月，刘师培夫妇开始接受盛行于日本的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思潮的影响，并以何震名义出版《天义》报。(12)是年9月25日，《民报》第15号刊载的《〈天义〉报广告》云：“本报之宗旨，在于破坏固有之社会，颠覆现今一切之政府，抵抗一切之强权，以实行人类完全之平等。于男女平等精理，言之尤详”，(13)表现出浓厚的无政府主义色彩。论及创刊旨趣，刘妻何震曾发表演说，称：“吾于一切学术，均甚怀疑，惟迷信无政府主义，故创办《天义》报。”(14)1907年6月10日，《天义》报创刊号称其“以破坏固有之社会，实行人类之平等为宗旨，于提倡女界革命外，兼提倡种族、政治、经济诸革命，故名曰‘天义’报”。(15)
1907年6月中旬，刘师培、张继等在东京创办“社会主义讲习会”。讲习会以宣传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思想为主，(16)张继为核心人物之一。谈及刘师培、张继等于日本参与“原始社会主义”组织，陶铸在《无政府主义思想对同盟会的影响》一文中称：“我和他们并参加了日本原始社会主义者幸德秋水为首组织的座谈会。这时日本社会主义的党虽还未正式成立，但已有了雏形的组织。座谈会主要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经常以旅行玩山游水为名，到东京郊外一些地方秘密开会。日人参加的有：幸德秋水、堺利彦、北辉次郎、和田三郎、宫崎民藏（宫崎寅藏滔天之兄）和菅野子（女），此外还有我不知其姓名的。中国有张溥泉、刘申叔、何殷震（即何震）、汪公权和我数人。”(17)实际上，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已有社会主义运动。1898年10月，幸德秋水等成立“社会主义研究会”，宣传傅立叶、蒲鲁东、马克思等的思想。1901年5月，他们筹建了“社会民主党”。1903年，幸德秋水撰《社会主义真髓》，成为日本社会主义启蒙书籍。是年11月，幸德秋水、堺利彦组建“平民社”，刊行《平民新闻》。是年刊载《共产党宣言》译文、《告俄国社会民主党书》，并与俄国社会主义运动相呼应。后引起政府注意，遂被查禁。1905年，幸德秋水因参与社会主义运动，被捕入狱近半年。他在狱中阅读了大量克鲁泡特金的著作。释放后，幸德秋水流亡海外，在旧金山考察美国的社会组织结构，坚定了无政府主义信念。1906年6月23日始回日本。日本的社会阶层发生变动，社会冲突加剧。1906年日本产业工人达60万人，后工人运动高涨，1907年《平民新闻》始复刊。是年4月，幸德秋水在《平民新闻》上刊文倡导日本革命者与中国革命家、东洋社会党联合。在幸德秋水的感召下，章太炎发起“亚洲和亲会”，自任会长并撰《亚洲和亲会约章》，刘师培等参与其事。与此同时，日本社会主义思想开始分裂，片山潜等主张改良，幸德秋水侧重社会贫富悬殊下的伦理探索，不再寄希望于议会政治，转向无政府主义运动，主张采取行动。从陶铸记载的人物名单来看，幸德秋水、堺利彦等基本上是日本社会主义运动中主张无政府主义的激进派人物。
在日本“原始社会主义”的影响下，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迅速发展。1907年6月25日，《天义》报出版了第2号，刊载《社会主义讲习所广告》。7月25日，《天义》第4卷出版。刘师培的《无政府主义之平等观》、《西汉社会主义发达考》开始在该刊连载。(18)
以刘师培、何震、张继等为核心的《天义》报，不但欣赏严复译介的天演进化论，而且推崇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并将两者比照。1907年，刘师培在《天义》报上发表《苦鲁把特金学术述□》，对斯宾塞、赫胥黎的进化论进行评价：“扰乱平和，蔑视公理，均赫胥黎诸氏‘惟争乃存’一语有以误之也。‘惟争乃存’，故以能竞争为强，若明于苦氏互助之说，则竞争者恒败劣，互助者始生存，而强权可以渐弭矣。”(19)他认为互助论可弥补进化论的缺陷。
刘师培将克鲁泡特金的学说归为互助论与无政府主义，他称前者为“互相扶助论”，后者为“无中心论”。“无中心论”奠定了以刘师培为代表的“天义派”的“人类均力论”的学理基础。在“人类均力论”中，刘师培抨击孟子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思想，认为其“于人类平等之旨，大相背驰，其说更出许行下矣”。他非常认同战国的许行的学说，说“许行之说，虽未圆满，然其倡并耕之说，则固中国第一人也”。(20)可见，刘师培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是建构在中西文化交融之上的。《天义》报在刘师培等倡导下，也多以西学反证国学。
刘师培将中国的老子思想与西方的无政府主义比附，在《天义》第5卷上发表《中国无政府主义发明家老子像》。在他看来，老子是中国无政府主义的始祖，而鲍敬言、许行等是无政府主义的中坚人物。他对鲍敬言的“无君论”称赞有加：“中国政由君出，既言无君，即系废灭人治，与无政府之说同。至于废道德而弃法制，非军备而贱财货，尤属清源之论。盖彼义欲使众民平等，共享完全之自由，故立其说，较老庄为尤显。”(21)
以刘师培为代表的“天义派”译介克鲁泡特金著述《无政府主义之哲理同理想》，有按语称：“苦氏学说，其最精者为互助”，“苦氏此篇之旨，以为仰观太空，俯察物众，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均由各体结合，以成自然之调和。彼此调和，斯成秩序。援引各例以证人类之互融；复援引历史，以为人类社会生活在国家生活之先。今日以来，自由结社之风遍于世界，由是而进，即能以社会代国家，而其要归之旨，则在于实行互相扶助”。(22)在国家与社会的框架内，分析社会取代国家的可能性，认为互助是无政府主义的关键。鼓吹互助论成为《天义》报旨趣所在。
作为无政府主义的喉舌，《天义》常关注中国留日无政府主义者的活动，并积极予以报道。例如，1907年9月22日，“社会主义讲习会”第三次开会，《天义》报道了刘师培在会上探讨中国财产制度变迁的讲演，略谓：“财产私有起于游牧耕稼时代，中国三代时，有土地国有制，有家族共产制，即井田宗法是也，后世亦有行国家社会主义者。至于今日，则纯为财产私有制，非实行共产制度不足矫贫富不均之弊。”(23)共产制度的基础是互助。
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天义》介绍了马克思及《共产党宣言》。1908年，《天义》第16～19卷合刊发表了民鸣译《共产党宣言》的一部分。译文前有刘师培所作序。(24)何震在《共产党宣言》“论妇女问题”中作按语，称：“马氏等所主共产说，虽与无政府共产主义不同，而此所言则甚当。彼等之意以为资本私有制度消灭，则一切私娼之制自不复存，而此制之废，必俟经济革命以后，可谓探源之论矣。”(25)
因日本幸德秋水等倡导的政治运动引发日警高度关注，1908年3月20日，社会主义讲习会改名“齐民社”后第一次举行集会，刘师培、章太炎、宫崎民藏等发表演说。4月6日，为了推进无政府主义，跨越语言交流上的隔膜，世界语讲习会在刘师培住宅首次开班。参加者有刘师培夫妇、张继、苏曼殊、景梅九等20多名中国留学生。4月12日，齐民社第二次集会，刘师培、汪公权、潘怪汉、大杉荣等到会演说。4月26日，齐民社第三次集会。4月28日，刘师培等在东京出版《衡报》第1号（创刊号）。《衡报》实继《天义》之衣钵，为无政府主义之喉舌，为躲避日本警方的干涉，托名澳门出版。刘师培作《发刊词》，定《衡报》宗旨为：(1)颠覆人治，提倡共产；(2)提倡非军备主义及总同盟罢工；(3)记录民生疾苦；(4)联络世界劳动团体及直接行动派之民党。5月8日，《衡报》第2号出版。10日，齐民社第四次集会。6月14日，齐民社举行第六次集会。(26)会议如此频繁，可见刘师培等的主观能动性及无政府主义情绪的高涨。
刘师培、章太炎等同仁频繁聚会，重要目的是利用日本“原始社会主义”思潮中的无政府主义，为原光复会高张理论旗帜，反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冯自由《记刘光汉变节始末》云：“光汉夫妇时与章太炎、苏曼殊同居，渐与日本社会党之急激派北辉次郎、和田三郎等游，遂心醉社会主义。寻发刊一《天义报月刊》，极力鼓吹社会主义学说，是为我国人发刊社会主义机关报之嚆矢。”(27)刘师培等试图用无政府主义与孙中山的革命学说对抗。面对近代救亡图存压力下的国家与社会力量的重建，作为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者孙中山，主张实行“社会主义”，即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要毕其功于一役，而不能走欧美资本主义的老路。所谓“社会革命”当然是相对社会点滴意义上的渐进改良而言的，所谓“政治革命”当然要批判君主专制。
当日本社会主义运动内部发生所谓激进派、保守派分裂，并就议会制争锋的时候，中国的舆论精英亦发生阵营分裂。若中国革命成功，孙中山、章太炎与刘师培对其后的政治道路选择看法颇不同。日本的无政府主义显然被刘师培等视作同孙中山等论争的理论资源。
（二）“新世纪派”与进化论、互助论
从中国无政府主义流派来看，留日无政府主义者大多参加了东京的社会主义讲习会，高峰时达百余人，少亦有数十人，重要骨干来自江浙等地，与光复会有或多或少的联系。社会主义讲习会活跃期间，正值孙中山离开东京，而同盟会领导核心也迁往南洋。刘师培、何震、章太炎等利用《天义》及《衡报》鼓吹无政府主义思潮，在很大程度上接管了留日学生界的舆论阵地，实际上对孙中山鼓吹的以三民主义为核心的革命思潮起了消解作用。
就无政府主义思潮而言，从互助论中采撷批判专制政权的思想，并结合中国国情在学理上论述无政府主义，在留学生中影响颇大。主导这些思潮的舆论精英纷纷办起自己的刊物，1907年6月22日张静江、吴稚晖、李石曾等于巴黎创办《新世纪》，后出版《新世纪丛书》第1集。《新世纪丛书》第1集第5册刊载译著《世界七个无政府主义家》，包括高得文(Godwin)、蒲鲁东(Proudhon)、梯于格(Tucher)、道司道（特尔斯泰，Tolstoj）、司梯尔(Stirner)、巴枯尔(Bakounine)、克鲁泡特金(Kroputkine)等的简介、主要代表作及其论点。(28)不仅如此，《新世纪》第9、10号还发表“真”译的《巴枯宁学说》，第12～17期又发表“真”译的《克若泡特金学说》等。《新世纪》对法国大革命的政治风潮及俄国的虚无党也有连续译介，第53号刊载有“真”译的《万国革命之风潮》，同期连载《法国无政府党之一段历史》等。总体而言，中国留法的无政府主义者以《新世纪》为中心，大力宣传俄国虚无党在世界范围内的活动以及克鲁泡特金、巴枯宁的思想，倡导互助论。
以《新世纪》编撰人员为核心的留法无政府主义者，对中国本土革命也极其关注，《新世纪》第53号即刊载“汉口革命党麦西君来稿”（即《中国风潮》），第54号刊载《满洲政府之无赖可怜》、《革命学之精言》等，第56号的“本周世界纪念日”上刊有“十五日：一千九百七年秋瑾受死刑，是为中国女革命党受断头刑之始”。从其言论立场可见，《新世纪》是孙中山鼓吹革命的重要助手。
无论是“天义派”、“新世纪派”，还是孙中山等，都对互助论感兴趣，并试图以之弥补进化论蕴含的生存竞争学说之不足。戊戌变法后，革命取代改良，改良的重要学理是进化论，而孙中山革命理论的基础是互助论。主张无政府主义的文化精英对《天演论》所阐释的进化与伦理的关系全面反思。针对进化论蕴含的弱肉强食式的生存斗争学说，《新世纪》鼓吹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尤以李石曾最为突出。正如蔡元培在《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中指出的：“《天演论》出版后，‘物竞’、‘争存’等语，宣传一时，很引起一种‘有强权无公理’的主张。同时有一种根据进化论，而纠正强权论的学说，从法国方面输进来，这是高阳李煜瀛（李石曾）发起的。”(29)李石曾在《东方杂志》第16卷第5至10号上连载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李在译者序中称：“进化论学说初创于法之陆谟克，大成于英之达尔文。陆氏言境遇与遗传，达氏言物竞与天择，至达氏进化学说乃定。”论及进化论与互助论的关系，李称：“后人过信竞争。达氏亦未及自料。赫胥黎智尔辈于传达进化学说大有功。至于误点则不能谓无过。逮俄之学者开斯来柯伯坚Kropotkine（亦作克洛泡得金）继起，乃明进化不独有竞争为之一因。而互助尤其大者。”《新世纪》对中国国内进化论传播及其思想上的歧见亦很重视。相比较而言，严复宣传天演进化论，国粹派核心人物章太炎另起炉灶，提出“俱分进化论”。章太炎曾为克鲁泡特金等无政府主义著作的中文译本作序，其著作《五无论》就是无政府主义的代表作，这对《新世纪》有一定影响。1907年，“民”（褚民谊）在《新世纪》刊发《金钱》，称：“读俱分进化论，不禁废书而叹曰，世界社会，果终于双方并进，永无众生平等世界极乐之日乎？……善不进，恶不满”，其因在于“为金钱所迷，不得不如是耳”。(30)他将章太炎的善、恶、苦、乐皆进化的终极根源，归结为金钱对人心的蛊惑。可见，晚清国粹派与无政府主义思潮有着不解之缘，对“天义派”内部同仁的政治影响亦很清楚。
国粹派及留日无政府主义代表人物章太炎探讨了道德重建与革命的关系，而进化与革命的关系也是“新世纪派”探讨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1907年，《新世纪》发表署名“真”（吴稚晖）(31)的《进化与革命》，对严复及其社会进化论极尽讽刺之能事，称“近数十年中国人之思想，因内力外力而变迁者，约可列为十派”。“新世纪派”对“变法维新派”评述称：“此类复杂更甚，然其思想、目的、手段亦无不同。……时人目为新学巨子者，有如马良、严复之徒……皆此类也。吾举此类，必有人疵其过于不伦不类，诬妄已极。盖此中之人，甚多思想至高明、言论极精当者。然此乃留声机器，不啻若自其口出，实无所动于其中。观于此类人，常迎合于不新不旧，其真思想可知。于进化之事业，若有意，若无意，其真目的可知。其行动，无所谓平和，无所谓急激，其真手段可知。”在吴稚晖看来，维新派的改良措施、目的、手段等，与激烈的革命相差甚远。因此，吴稚晖代表《新世纪》对维新派的评价是“谓己则曰妖言惑众”。吴稚晖不点名地批评严复：“吾知人所最不满意者，莫如位置某巨子。然某巨子之所学，发表于十年内者，积之在三十年前。何以前二十年中，做八股，吃大烟，种种腐败，既无异于恒人，且其充教习，当总办，言论风采，随在与时为俯仰。迨《强学报》、《时务报》出现，康有为以流氓无赖之气息，稍以诡奇之议论震动天下，于是某巨子始以为是无足道，而申酉之间遂与王修植、夏曾佑之徒，别树一帜于津门。在当时以理想论，自为大进化，而其地位实居于被动。此其故，因所积之学，不免为留声机器派，并未能尽其所学，造成自己心量，故蜡管虽较多，亦奚以为。”(32)“新世纪派”批判严复及其进化论的重要原因，是作为革命者学理的互助论，与维新派严复等所持进化论显然存在学理分歧。
吴稚晖等代表的《新世纪》，试图将“进化”与“天演”区别开来，意在和严复的“天演哲学”进行辩论。吴认为：“进化之速力、强力之度数，不以过去者为权衡，而与同时者为比较”。这是因为“进化”是相对于共时性而言，所以在“速力、强力”上就可呈现为激烈的革命形式。反过来，“天演”主要相对于历时性而言，“天演则不然，以猿与猿较，于是有较善较不善之猿之分焉”。因此，“天演进化论”语境下的社会变革无疑是渐进性改良，这是吴稚晖等“新世纪派”所不能认同的。其次，吴稚晖阐明进化是永恒的，“进化者，前进而不止，更化而无穷之谓也。无一事一物不进者，此天演之自然。苟其不进，或进而缓者，于人则谓之病，与事则谓之弊。夫病与弊皆人所欲革之者，革病与弊无他，即所谓革命也”。进化与革命的关系是“革命即革去阻进化者也，故革命亦即求进化而已”，可见，“进化与革命二者之密切相关，二者乃互助而非背驰。今有释进化为善，革命为恶者，是于进化与革命二者之性质未曾深求也”。故由进化规律可知革命的正义性，“地、生物、人、社会之进化，皆相因而来。若欲止一进化，则必先止以上之进化，此力所不能，故知进化必不能止，遂知革命不能免矣，因革命即求进化者也”。(33)进化与革命是什么关系？“新世纪派”核心人物吴稚晖称：“进化与革命表证之一：文字进化与文字革命”；“进化与革命表证之二：支那近年政治社会、思想之进化与革命”。(34)
“新世纪派”批评严复的天演进化论绝非历史的偶然。严复的社会进化思想源于英国社会改良者斯宾塞、边沁等代表的功利主义学说，随着近代中国由戊戌变法的改良走向暴力革命，严复受到吴稚晖、李石曾与褚民谊等源于法国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批判，这反映了中国社会主流思潮的变化，也折射出世界范围内以英国为代表的改良主义与法国革命哲学中无政府主义在近代中国舆论精英思想上的交锋。英国是改良主义的温床，法国是革命思潮的故乡。英、法两国文化传统渊源及政治制度的差异明显，两者的新制度建构历程，与改良或革命传统有着内在关联。这对留英、留法的晚清知识分子有深刻的影响。严复与“新世纪派”的分歧，实际上是英法两国不同的学术传统在中国舆论精英思想上的交锋。后《新世纪》发表大量时政文章，论述革命与互助论的关系，有针对严译进化论之用意。“新世纪派”大力宣传克鲁泡特金等的著作，鼓吹互助论，倡导革命成功后消解政权，推行无政府主义。
对国人而言，域外无政府主义无疑属新思想。新思想昭示着近代社会变革的可能性。进化论、互助论被社会变革思潮不断地建构，这与近代政治变革的阵痛密不可分。报刊传媒利用进化论、互助论结合时代变迁不断地诠释，反映了报刊传播的西方学理与中国近代政治变革寻求理论支撑的历史变局。
二、《天义》与《新世纪》：留日、留法者的政治舆论呼应
近代中国政治变革离不开舆论引领，而政治舆论不仅意味着民意，还涉及民族主义情绪。其时，包含互助论、进化论在内的多种舆论显然存在主流与支流的关系，亦有竞争之意。大体而言，报刊鼓吹的互助论只是众多舆论中的一种而已，无政府主义舆论是与“原始社会主义”思潮相对而言的。在地理空间上，承载政治舆论的报刊也有本土与域外之分。就东京的《天义》报与巴黎的《新世纪》而言，两者在无政府主义的政治舆论建构上遥相呼应。例如，1908年12月5日远在法国的《新世纪》（第57号）刊载《日本无政府党之开场击鼓》，对日本无政府主义者的赤色事件有深刻的描绘。《天义》报与《新世纪》既皆主张无政府主义，认为革命成功后，国家及政府都无须存在，体现民族烙印的语言文字还有存在的必要吗？《新世纪》与《天义》报在主张世界语的问题上是一致的。1907年7月27日《新世纪》第6号发表了“醒”的《万国新语》，称：“欲求万国弭兵，必先使万国新语通行各国，盖万国新语，实求世界和平之先导也，亦即大同主义实行之张本也。”为此，《新世纪》又在第35、36号发表《万国新语之进步》、《续万国新语之进步》。而1907年12月30日《天义》第13、14卷刊载的《“社会主义讲习会”记事》中就有“提议教授世界新语事”。(35)新的政治建构下的社会形态需要新的话语表达，在“天义派”和“新世纪派”看来，世界语为无政府社会的话语沟通奠定了语言基础。
总体而言，留法或留日的无政府主义者利用手中的媒介资源，鼓吹各自的无政府主义的学理依据。两者又有联系，如刘师培、张继发起社会主义讲习会，第一次于清风亭开会，幸德秋水以大阪平民新闻社之记者及日本有名之无政府主义社会党员身份演讲，其演说词曾作《天义》附张，后巴黎的《新世纪》第25、26号（1907年12月7日、14日）予以刊载，主旨申述“社会主义中一部分之无政府主义”。(36)幸德秋水派的重要成员白柳秀湖翻译意大利马剌跌士达的《无政府主义》，1908年1月张继从日文本转译成一卷，章太炎作序。张继因参加幸德秋水等领导的社会主义讲习“金曜会”(37)第廿次大会，成为日警追捕对象，流亡伦敦、巴黎。他很快与李石曾、吴稚晖、张静江、褚民谊等打成一团，参与《新世纪》编撰。1908年，张继致信继《天义》停刊后续办《衡报》的刘师培，称：“中国革命党生活程度太高，即如吾辈，亦纯蹈中等社会之恶习，较之欧洲革命党，实有愧色。欧洲富豪之生活，本非吾辈所取，至于革命党生活，则深可钦佩。彼党所居，均在工人萃居之所，如巴黎、伦敦之东境，均属工人住宅，即日本人所言之贫民窟也。”(38)又称“《天义》总需接续出版，因东方吾党之机关，除日人所刊《平民新闻》外，唯有此报……出版后乞寄《新世纪》社，此间同志定将新出报章陆续寄至《天义》社，爱尔卫《社会之战斗》系专提倡非军备主义者，已寄上矣”。(39)张继的信后刊载于《衡报》第4号（1908年5月28日）。《衡报》第10号（1908年8月8日）亦刊载《张继君来稿》，称：“弟今仍居鹰山共产村，大约情形，已刊《新世纪》报。”(40)可见，此时张继已为《新世纪》报的一成员，在政治派系上，是名副其实的“新世纪派”。
留法吴稚晖等主持的《新世纪》，与留日刘师培夫妇主持的《天义》报常相呼应，如吴稚晖因“苏报案”而与章太炎抵牾，刘师培夫妇后也与章太炎产生纠葛。正是利用章太炎、吴稚晖等旧有的恩怨，刘师培之妻何震遂将揭露章太炎投靠端方的所谓种种劣迹的信件，刊于《新世纪》。在解释西方无政府主义与国粹的关系上，《新世纪》与《天义》报则颇多分歧。《新世纪》多用西方新学的人文精神批判国粹的文化传统。1907年“民”在《新世纪》第24、26号发表《好古》、《好古之成见》，次年第28号发表《续好古之成见》，批判国粹派人物一度推崇的“西学中源说”，认为“一新理一新学之出现，必有其所以为新理之据，所以为新学之实适于时而宜于行也”，“非必求合于古人之所言，而后可以流行也”。(41)在《新世纪》看来，“近数年来，中国之号称识者，动则称扬国粹，环海内外，新刊之报章书籍，或曰保存国粹，或曰发扬国粹，甚者则曰国粹之不讲，则中国其真不可救药。……吾敢一言以断之曰，是受历史之毒”。(42)从其话语表述不难看出，其矛头指向1905年初在上海发起的国学保存会。国学保存会的喉舌《国粹学报》于是年2月23日刊行。刘师培、章太炎等是国粹派的灵魂人物。针对《新世纪》的发难，章太炎致吴稚晖信中称：“足下恶言国粹者，利人之愚。利人之愚者，将以掩己之失。（如以讲国粹属张之洞，讲吏治属曾国藩。此纯属门外语。张之洞以前，达官之讲国粹者多矣，张之洞提倡国粹，亦非甚力；但今之大吏，半起白徒，故名独归于张之洞耳！曾国藩惟稍善行军，岂尝讲求吏治？）”比照《新世纪》批点“古义实学派”，称：“此类在今日，如自命维新之张之洞等，甚而至于革命党中，亦有如某君某君者，其言论虽若有进，实则思想、目的、手段，常不离此派，即如主张存古及保国粹之类皆是也。”(43)论及“吏治民生派”，《新世纪》称：“此即魏源之徒为之代表，而曾国藩乃此中翘楚。今日存国中，稍执权势者，如冯煦等，乙类之张之洞等，皆隐隐自以为丙类。”章太炎认为论者为吴稚晖。(44)吴稚晖的观点偏颇是明显的，但张之洞钟情于国粹是事实，章太炎本人进入其幕府就是注脚。章太炎与吴稚晖在报刊上刊发书信有辩论性质，争论的焦点是“苏报案”中吴稚晖是否出卖章太炎及邹容，导致二人入狱，进而涉及对方为人、治学，即有关文人风骨的道德、文章的评论。
“新世纪派”利用《新世纪》抨击章太炎等国粹派有其政治目的，其中包含“新世纪派”在政治言论上支持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反对原属光复会骨干的章太炎、刘师培等。同盟会与光复会之争，属革命党内讧。同为无政府主义者，“新世纪派”致力于传播西方科学为核心的新学，并将其与无政府思想结合起来。相比之下，章太炎、刘师培等虽也常译介无政府主义，但更多的是将无政府主义与中国宗法制度结合起来，注意农耕社会的背景。由此而言，“天义派”与“新世纪派”之争亦属革命党内部政治学理之争。章太炎认为，“吾所谓革命者，非革命也，曰光复也，光复中国之种族也，光复中国之州郡也，光复中国之政权也。以此光复之实而被以革命之名”。(45)比照他们早年发起光复会，可见他们所谓“革命”之旨趣。章太炎、刘师培后虽加入同盟会，但光复会并没有取消。旧学新潮，成员之间抵牾是显然的。
三、学人纠葛与《天义》、《新世纪》的舆论纷争
《天义》、《新世纪》在政治舆论上的呼应及分歧，是中国革命内部派系离合的产物。近代报刊在舆论竞争中显然扮演了重要角色。善于利用报刊及媒介网络进行舆论动员的利益集团，在政治利益攫取中往往表现得更为主动、活跃。以孙中山为核心的同盟会创办《民报》，鼓吹三民主义；以章太炎为代表的原光复会会员，虽然名义上也加入了同盟会，但侧重利用报刊鼓吹排满，是光复而非完全意义上的“革命”。就鼓吹革命的刊物而言，有宣传种族革命的，涉及排满，也有刊物鼓吹革命并不排满。诸如此类，语多分歧。总体上看来，《天义》、《新世纪》以无政府主义喉舌角色在报界出现，编撰者多为革命阵营中精研国学，或西学新知的舆论精英。
革命派宣传三民主义的旗帜是《民报》，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提出：“余维欧美之进化，凡以三大主义：曰民族，曰民权，曰民生。……是三大主义皆基本于民，递嬗变易而欧美之人种胥治化焉。其他施维于小己大群之间，而成为故说者，皆此三者之充满发挥而旁及者耳。”在宣传方式上以政治灌输为主。在孙中山看来，国人之所以沉梦不起，“惟夫一群之中，有少数最良之心理，能策其群而进之，使最宜之治法，适应于吾群，吾群之进步，适应于世界，此先知先觉之天职，而吾‘民报’所为作也”。(46)其首任主编是张继。章太炎1906年出狱后前往日本，7月7日由孙中山主持加入同盟会，继任《民报》主编，并参加“天义派”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研习会，成为无政府主义的重要骨干，章太炎主持的《民报》很快与《新世纪》发生摩擦。
《新世纪》核心人物吴稚晖与《民报》主编章太炎的恩怨，由来已久。吴稚晖等连续在《新世纪》发文影射章太炎等国粹派，是革命阵营内讧的表现。这当中的恩怨可以追溯到“苏报案”。
章太炎作邹容传记，(47)叙及他与邹容交往的经过，指斥吴稚晖（吴眺）在“苏报案”发后告密，“会清政府遣江苏候补道俞明展穷治爱国学社昌言革命事，明震故爱眺，召眺往，出总督札曰：‘余奉命治公等，公与余昵，余不忍，愿条数人姓名以告，令余得复命制府。’眺即出《革命军》及《斥康有为》上之曰：‘为首逆者，此二人也。’遽归，告其徒曰：‘天去其疾矣，尔曹静待之。’”(48)章太炎因“苏报案”被捕。邹容亦自行投狱，后病亡。出狱后，章太炎对吴稚晖卖友行径始终不能忘怀，在继续指挥《民报》批判满清专制的同时，对吴稚晖及《新世纪》也没有什么好感。两者终以舆论分野面貌出现。
1908年2月25日出版的《民报》第19号，刊载吴稚晖与章太炎往来的书信。吴稚晖原信称：“枚叔先生执事：去年恒来巴黎，见君所作《慰丹传》登诸第十号《革命评论》者。中间以恒旧名，叙述恒与俞君相晤事。满纸孔子若曰、孟子以为，作优孟之声口。文品如斯，恒乃大奇。”信中“慰丹”指邹容，“俞君”指俞明震。章太炎在同期《民报》上刊文反驳，称：“稚晖足下：吴眺、吴、吴敬恒，皆足下也。昨得手书，以《革命评论》所述足下与俞明震交涉事来相诘问。”“足下献策事，则□□□言之。□□语不知得自传闻，抑亲闻诸俞明震者”。章太炎称其对吴氏批判并非意气之争，“仆于康、梁诸立宪党，诋谟未尝过甚。今于无政府党如足下者，摘发奸回，如彼其至。盖主义之是非，与心术之是非，二者不可同论。且以败群之羊，不可不摈，普天同志，犹未分明，故不得不明著表旗以示天下。岂以个人之私怨而诬足下哉！”可见章太炎认为吴稚晖这样的人品不配讲无政府主义之学理。章太炎称吴稚晖“从康长素讲变法不成，进而讲革命。从□□□讲革命不成，进而讲无政府”。(49)
后《民报》、《新世纪》成为双方论辩的工具。1908年7月10日《民报》第22号刊章太炎复吴稚晖信，称：“前得手书，造次作复。今见足下复以此函登诸《新世纪》中，故复详疏本末以报。”“足下以直供《苏报》主笔让仆，抑足下入狱省视时，已自述行期，仓猝告别，既为逋逃之人，无从捕录，又何隐焉”。1908年8月13日，章太炎致吴稚晖信中除重申其在“苏报案”中招邹容入狱之理由外，评价吴氏称：“足下谓仆以一切秽词泄野蛮之怨恨，仆见足下所作《新世纪》，以秽词排斥异己者，南山之竹，不可罄书。”(50)面对章太炎主持《民报》一面宣传国粹，一面忙于与吴稚晖等的《新世纪》就“苏报案”恩怨、无政府主义等理论是非，孙中山等颇不满。这其中既有两者对中国社会变革主张与思想策略之不同，亦有原光复会与同盟会固有分歧重现等因素。面对矛盾冲突，章太炎、陶成章决定重组光复会，拟到南洋筹款，而孙中山则将美洲和南洋同盟会分会改造成中华革命党。因各自组织的需要，孙中山与章太炎为在华侨中筹款及思想动员等事，终致水火不容。而双方此前就革命舆论之母《民报》问题已闹得不可开交。《新世纪》、《天义》参与其中，革命及其舆论动员呈现的镜像更加复杂，其中涉及国家、社会重建中的价值取向及政治利益抉择。
四、对域外无政府主义报刊学理及其媒介镜像的反思
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处理中，传媒扮演了重要角色。尤其是清末新政时期，以报刊为核心的近代传媒事业迅猛发展，为林林总总的政治舆论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其中包含无政府主义等。无论是《天义》还是《新世纪》，其宣传的无政府主义皆有革命语境。所谓革命，既指思想上的革命意识，也指行动上的革命及其氛围。在近代中国，当革命变成政治意识形态时则涉及革命舆论的建构，这又关涉革命话语对革命舆论的表述。随着政治思潮的演进，革命派对媒介的认知和运用，总体上较维新派成熟，但宣传方式又未必比维新派高明。而对“革命”话语的表述，则非为革命者专有，维新代表者严复、梁启超等皆对“革命”有所解读，在革命或改良的政治变革道路选择中，他们强调政治维新。相比较而言，无政府主义者章太炎则主张“以革政挽革命”。而由维新走向革命过程中经历的学理变迁，特别是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传播，尤值得学人重视与反思。
晚清无政府主义主要源于域外的原始社会主义理论，域外无政府主义也分为多个流派。从地域角度看，晚清无政府主义可分为留日的“天义派”和留法的“新世纪派”。这两派无政府主义所依据的学理虽有所不同，将各自的无政府主义与“天演”哲学互相诠释却是一致的，对严译进化论皆有涉及。严复等人对欧美学问赞叹有加。随着国内主张改良与革命的分歧日炽，留英的严复与留法的吴稚晖等在进化学理上亦有歧见，这与英国的文化氛围倾向于改良而法国倾向于革命密不可分。留学者在进化学理上的矛盾与纠葛，反映经列强的战争威逼与西方文化的冲击后，中国学习西方的时间次序造成学理认知上的纠结。其时，中国是先学欧美、再学日本，这也与中国先遭欧美、再遭日本打击有关。当然，日本的互助论主要精髓源于欧美，商务印书馆关于“修生”的图书目录有《自助论》，该书称：“著者为英人斯迈尔斯，日本大儒中村正直译之，以振起其国民之志气，使日本青年人人有自立、自重之心，遂养成其俭朴勤苦耐劳之特性，识者谓功不在吉田、西乡下，信矣。今译为汉文，以饷吾国青年。”(51)可见互助论传播的本土语境。就传播的地理空间而言，对华社会通讯系统传播互助论的空间次序，其媒介镜像的呈现在某种程度上带有国别的色彩。对国人而言，就有了西学中国化的过程。
从《天义》、《新世纪》所依据的西方理念来看，《天义》从日文翻译或转载了诸多的马克思、巴枯宁的思想。在宣传“原始社会主义”及互助论上，《天义》与《新世纪》并无多大差别。但日本所以引进西方的无政府主义，有其本土的问题意识，并非为中国学习日本而作。相比较而言，法国《新世纪》的无政府主义就在欧洲，这在地理空间上要比日本《天义》有优势。当然，空间的距离近并不意味着就能抓住思想精髓，但巴黎乃至整个法国爆发大革命，多次革命运动在实践上试图解决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定位，而报刊舆论表述人们对时政的种种不满与非议，无疑为现实生活中无政府主义状态找到了学理上的同构度。由此而言，《天义》、《新世纪》鼓吹无政府主义都有西方理论作参照，但“新世纪派”的无政府主义理论更有原质原味风格，其时法国革命色彩也为《新世纪》的革命办刊方向提供了实践观照，只不过是《新世纪》的主要业绩在于吴稚晖等拿无政府主义理论与孙中山的革命实践接轨，而刘师培、何震等“天义派”则倾向将国粹与互助论糅合。《天义》、《新世纪》的沟通涉及早期革命者内部的沟通，分歧也属内部政治谱系在政治利益上的角逐。
总之，面对清末新政，中国海外革命党有自己对国家重建、社会重构的学理探讨。他们面对的既有改良取向的社会学理论，还有革命哲学“原始社会主义”理论。早期社会学重要的理论是社会进化论。“原始社会主义”后发生分化，部分革命者对政府表露的强权悲观、失望，无政府主义是其中重要的政治取向，其核心人物克鲁泡特金主张互助论。无论是日本无政府主义语境中的《天义》还是法国大革命氛围中的《新世纪》，两者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建中都强调要重视社会，重视社会基础力量，特别是民众贫困生活的改变。与此对应的是要弱化政府，乃至于取消政府或政权，搞无政府主义。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建中是强调国家政权，还是偏重社会，作为中国无政府主义喉舌的《天义》、《新世纪》显然强调后者。在社会重建的学理架构中，两者都探讨了改良哲学中的进化论及无政府主义学理中的互助论，即两者的革命话语中充斥了对未来中国历史趋向的学理想象，只不过学理想象再度在报刊呈现中充满了日本、法国、俄国等异域的革命氛围。
注释：
①如徐善广、柳剑平《中国无政府主义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刘其发主编《近代中国空想社会主义史论》（华夏出版社，1986年），林森木、田夫编著《无政府主义史话》（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等。
②如于清河《“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斗争》（《理论与实践》1980年第2期），汤庭芬《五四时期无政府主义的派别及其分化》（《华中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第3期），郑继恒《浅论五四时期中国的无政府主义思潮》（《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等。
③［韩］曹世铉：《清末民初无政府派的文化思想》，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72、120页。
④刘师培：《刘师培论学杂稿（清儒得失论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55、156页
⑤刘师培：《刘师培论学杂稿（清儒得失论等）》，第161、162、165、166、166页。
⑥《社会通诠》，见《严复合集》(12)，王庆成等主编，台北：财团法人辜公亮文教基金会，1998年，第21页。
⑦刘师培：《刘师培论学杂稿（清儒得失论等）》，第166页。
⑧刘师培：《刘师培论学杂稿（清儒得失论等）》，第167页。
⑨刘师培：《论新政为病民之根》，《天义》第8至10期合刊。
⑩万仕国编著：《刘师培年谱》，扬州：广陵书社,2003年，第86、97页、
(11)冯自由：《记刘光汉变节始末》，《革命逸史》第二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13页
(12)万仕国编著：《刘师培年谱》，第105页。
(13)万仕国编著：《刘师培年谱》，第118页。
(14)杨天石编：《“社会主义讲习会”资料》，《中国哲学》第1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年，第384页。
(15)万仕国编著：《刘师培年谱》，第107页。
(16)万仕国编著：《刘师培年谱》，第107～108页。
(17)杨天石编：《“社会主义讲习会”资料》，《中国哲学》第1辑，第379～380页。
(18)万仕国编著：《刘师培年谱》，第108、109页。
(19)《天义》第13、14卷合刊，1907年12月30日。
(20)申叔：《人类均力论》，《天义》第3卷，1907年7月10日。
(21)申叔：《鲍生学术发微》，《天义》第8、9、10卷合刊，1907年10月30日。
(22)《天义》第16、17、18、19卷合刊。
(23)《“社会主义讲习会”第三次开会记》，杨天石编：《“社会主义讲习会”资料》，《中国哲学》第1辑，第391页。
(24)万仕国编著：《刘师培年谱》，第148页。
(25)何震：《经济革命与女子革命》附录，《天义》第13、14卷，1907年12月30日，见杨天石编《“社会主义讲习会”资料》，《中国哲学》第1辑，第406页。
(26)万仕国编著：《刘师培年谱》，第149、150、153、154、157页。
(27)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第214页。
(28)胡绳武：《新世纪》，丁守和主编：《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59～360页。
(29)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126～127页。
(30)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下册）》，第986页。
(31)从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下册）》所选编《新世纪》1907年被其他刊物转载的12篇文章来看，署名为“真”的共有4篇。“真”发表的文章标题皆与“革命”有关：《祖宗革命》、《驳新世纪丛书“革命”附答》、《三纲革命》、《进化与革命》。署名为“民”（褚民谊）的共有4篇，未署名的有2篇，署名“千夜”（褚民谊）的1篇，署名“真民”的1篇。其中《驳新世纪丛书“革命”附答》一文之后附录《革命》（录自《新世纪丛书》第1辑）作者为“真民（李石曾）”。从《革命》一文来看，文章采取正面立论，然后有“难者”或“非难者”提出驳论，作者再作“答”这种形式。《驳新世纪丛书“革命”附答》的表达形式是，文章采取“原论”（一两句话总括）、【驳论】（稍作简单论述）、【答】（详尽的逐个论证、剖析）三种形式依次展开。再从文章的话语表达、语言的内在逻辑性（论点的展开方式、论证的广度和深度）以及思想内容来分析，《驳新世纪丛书“革命”附答》的作者与《革命》的作者唱的是双簧戏，“真”与“真民”分别是吴稚晖、李石曾两人的笔名。
(32)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下册）》，第1045、1046-1047、1049、1048-1049页。
(33)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下册）》，第1041页。
(34)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下册）》，第1042、1044页。
(35)杨天石编：《“社会主义讲习会”资料》，《中国哲学》第1辑，第395页。
(36)杨天石编：《“社会主义讲习会”资料》，《中国哲学》第1辑，第385页。
(37)“金曜会”于每月第二个星期五聚会，“金曜（日）”即日语“星期五”。
(38)杨天石编：《“社会主义讲习会”资料（续）》，《中国哲学》第9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第499页。
(39)《张继君由伦敦来函》，《衡报》第4号，1908年5月28日，见杨天石编《“社会主义讲习会”资料（续）》，《中国哲学》第9辑，第503-504页。
(40)《张继君来函》，见杨天石编《“社会主义讲习会”资料（续）》，《中国哲学》第9辑，第505页。
(41)“民”：《好古》，《新世纪》第24号，1907年11月30日。
(42)“反”：《国粹之处分》，《新世纪》第44号，1908年4月25日。
(43)真：《进化与革命》，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下册）》，第1041页。
(44)吴稚晖反驳章太炎“苏报案”的议论，但并没有反驳章太炎信中提及的有关国粹派之所指，可见章大炎认为署名为“真”的《进化与革命》一文乃吴稚晖所作 吴稚晖在复信中也没有否认。
(45)朱维铮、姜义华编注：《章太炎选集（注释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92页。
(46)孙中山：《民报·发刊词》，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下册）》，第81、82页。
(47)该文最初发表于日本宫崎滔天等编的《革命评论》第10号（1907年3月出版）。
(48)朱维铮、姜义华编注：《章太炎选集（注释本）》，第435页。
(49)朱维铮、姜义华编注：《章太炎选集（注释本）》，第442、442、443、443页。
(50)《章太炎书信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22、224、227页。
(51)周振鹤编：《晚清营业书目》，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第27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