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年间中英交涉重点涉及台湾问题，特别是台湾之战的真相。实际上，其时伦敦新闻只对台湾问题上中英军事有所涉及，见1843年3月18日的《伦敦新闻画报》(TheIllustratedLondonNews)第2卷第49号刊发"TheIslandofFormosaandtheBritishFactoryinCanton"(即福摩萨岛与广州十三行)，Formosa即指台湾岛。该稿件称："在最近经陆地邮件送来的新闻报道中，有一个事件严重威胁了我们所希望恢复的英中两国间的相互理解。这就是在与中国东海岸多山的福建省隔海相望的福摩萨岛上惨无人道地屠杀英国公民的事件。"对于台湾问题缘于英军侵略台湾，还是英商船触礁，却含糊其辞："事情似乎是这样的：在英中战争发展到高潮的1841年末和1842年初，有两艘英国船只--'内尔布达号'和'安号'--在福摩萨岛海域触礁沉没，除了在登岸过程中有少数几位溺毙之外，这两艘船的船员中有297人是活着登岸的，其中有14名是欧洲人。可是在停止敌对行动之后，这些人当中只有10名幸存者被移交给了英国方面。"[1]据报道，"死难者中绝大部分是印度人"。[2]该报评论云："福摩萨岛的美丽富饶更衬托出这次屠杀事件的残暴性。"[3]中英台湾战争的真相是什么，似不明确。
一、问题缘起：台湾问题中达洪阿及姚莹等抗英是否存在"冒功妄杀"
关于道光年间中英台湾之战，学界有争议。1986年第11期《历史教学》刊发世博、伯钧的《达洪阿等台湾抗英及"冒功"冤案》，认为是冤案。持此类观点的论著还有一些。另一种说法大致认为，达洪阿等所谓台湾抗英有"冒功妄杀"之嫌，尤其涉及达洪阿、姚莹等对侵台英船安妮号的大安港战役，北京大学韩国留学生李永玉(博士生)引据当事人英人颠林(英安妮号船长兼军事首领)的航海日记："1842年3月8日，安妮号由舟山开往澳门。10日(即农历正月二十九日)晚上开始降大雨，激起风浪。次日上午10时，它触礁漂流到台湾洋面。不久，他看到船已经搁浅，再不能驾驶，遂与其他船员57人带着各种武器和干粮，乘救生艇离开。他希望赶紧夺取一两只渔船，以搬运安妮号的贵重物品。他们顺利上了岸，4人一组沿着海岸寻找可用的渔船。他们找到两只渔船，但3名船员已无踪影。此时，许多居民和'恶棍'乘坐小船到安妮号夺取船上的贵重物品，另有些人则举着枪、剑、长刀包围了他们，并解除了他们的武装，连衣服都剥光。后来，一个官吏率领一群军人将他带往淡水厅。"根据这一资料并附其他，他得出多个结论，关键如下："……姚莹、达洪阿所说的张从等人根本和安妮号没有关系。……安妮号先触礁漂流到大安港附近，因为搁浅不能再驾驶……从反映的情况看，姚莹、达洪阿的报告多少有些夸张不实之处。"[4]此文属"读史札记"，但刊发于《历史研究》，颇有影响。李永玉论文成近年来达阿洪等抗英属"冒功"的典型之作。可见，道光年间台湾事件，涉及英船目的是通商还是攻台？是否若颠林所谓英船被风迫入台并触礁？这关系战争责任是清方还是英方，涉足国家主义立场。
道光年间的外交涉及中英在台湾是否真的发生激烈的战斗，台湾事件亦涉及英方涉台船只为兵舰还是商船等，两派观点对立，中英皆有英方涉台当事人颠林等的口述或"自发的"日记等凭证。英方为涉事者航海日记等，清方则对涉事英人审讯所得，此涉刑讯逼供。而英方所谓颠林日记的公布多在英使朴鼎查(系音译，下文另有译名，引文不做统一处理)，继《南京条约》为事件定性之后。且台湾抗英派姚莹、达洪阿为之下狱，很难想象此后英人颠林"自发"书写日记会与朴鼎查等对台湾事件定性有冲突之处。《南京条约》之后的中英关系的外交风向已变，不利于清方抗英将领。英方口供经达、姚奏折广为人知，包括英使朴鼎查麾下的颠林成台湾抗英将领的俘虏时为保命而向清方输诚交代，可设想《南京条约》后若无"航海日记"之类佐证，颠林何以再面对英军及其将领，回国又做何交代？同是颠林大安港之役的口供，看看道光二十二年(1842)达洪阿、姚莹等奏折："夺获夷炮十门，又铁炮一门，鸟枪五杆，腰刀十把，均系镇海、宁波营中之物等语前来。(朱批：回思愤恨。由此观之，逆船系由浙而来也)。"[5]是年三月十四日，达洪阿、姚莹等向道光帝奏报二次英俘审讯及其口供，称此役"先后夺获并捞取大小铜铁夷炮十三门……又浙江营镌号鸟枪八杆，腰刀二十一把、破烂夷书二册，夷信五十三纸，同夷犯四十九名、粤东奸民五名，一并提解来郡"，[6]加以审讯，"据夷目颠林同管船大伙长律比、二伙长巴底时、三伙长科因谏坭供，系咭唎国间你地方人，颠林管驾三桅夹板船一只，系夷人烟沼跛本钱，以颠林为呷哔，向在广东售卖货物烟土。道光十九年间在望迈地方闻知广东严禁烟土，令大小夷船将所带烟土全行缴销，领事头目义律报知本国女王，以夷商置货多领国主本钱，年收税利一旦乌有，又不准通市，遂传谕各马头新祈波、骂叻格、梹榔屿、孟加辣、望结仔、叻即息辣、勿多力时，望迈即孟等各处，调遣兵船，派义律为大总管，伯唛为副总管，到广东打仗。望迈一处派船十九只，颠林即在其内。"[7]后战事变化，"颠林随同璞鼎喳至浙江，并未到过厦门。璞鼎喳在舟山住到十二月间，闻说本国的兵船到台湾鸡笼被官兵击破，夷人全数拿获，随叫颠林等兵船多只与黄丹(舟)前来探听，相机行事。并叫信用的广东汉奸刘相、苏旺写信一封，交黄丹(舟)带与台湾人张从，嘱同赖妈来、陈恶在地勾结人为内应，不料本年正月二十五日船到台湾洋面，游奕数日，不见张从同赖妈来等有人接应。"[8]"诘以现获夷信多件，是何军情奸谋。据供都是夷人往来问候商量货价之信。"[9]这大体属事实，实际上整个鸦片战争即由所谓鸦片贸易引发，其时军舰兼商船不难理解。五月二十八日，按照四月初六日道光帝上谕要求，对颠林等复讯。"据供：该国王城地名兰邻……东北东南隔海之国甚多，颠林所知者，曰士林国、罗委国、叨伦国、颠麦一名黄郝国、什卑厘国、挞地厘国……"[10]这些地理知识符合实际。"其王现为女王，议国政之大臣曰马伦侍。其在浙江之统帅人名沙连弥璞鼎喳，其官为比利呢布颠剃衣弥，一切兵船听其调派。其次主兵官为赞你，其人名沙有哥哈、即吧噶。又主船政官为押米喽，其人名沙外廉巴加，即思哑敕力巴敦时。璞鼎喳系一等官，年得俸银一万元，以下分等递减。其在厦门者官为善用勒弥沙，人名时蔑，又称士勿，乃主船政之官。其在广东之香港者又为厘士列，即马礼逊，其人名赞臣。武为善用哈沙，其人名礼也时。皆受自国王而听命于璞鼎喳。"[11]"汉奸五人中，惟郑阿二最通夷语，黄舟能汉字，乃使郑阿二传颠林之言，以广东土音翻译出之，间有误者，颠林似亦觉之，而每指正其误，更(复)使律比等观所绘图，点首，察其情形，言似可信。"[12]这些情况大体与实际吻合，据此尚有附件《英及各国地图考证》(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八奏呈，夷务清本)。大安港之役当时就有涉及中英双方兵力等传闻及谣言，见是年八月初八日姚莹《再复怡制军言事书》，怡制军即后来查办达洪阿、姚莹等抗英"冒功"事件中的怡良。同日姚莹在《上刘中丞言事书》中称："春间大安破获夷舟，兵民所得水中银物无多，其酋颠林供系璞鼎喳以番银九万、纹银六千来台购奸民为内应，并无百万及五十万之事。泉、厦所传，殊非确实。"[13]由此而论，已向清方输诚的颠林后在局面扭转的情况下有所谓日记，亦属情理之中。能否采信，可想而知。简言之，台湾事件涉及殖民者、被殖民者军事或商业利益上的正当性问题等，学界没有统一意见。而战争的真相，恰恰又与新发现的资料探讨的主题密切相关。笔者在大英图书馆发现珍稀资料《来往文书》《台湾奏折上谕》，涉及英军侵略台湾及清方驻台的军事应对等中英往来的外交照会、奏折及其上谕等。下文分析这些外交文书的表达及其修辞，探究其时国与国之间外交人员或代理人其行动的谋划及其操作的策略，力图呈现外交背后的皇权意志或国家意志及其近代转向。
二、英方对台湾的战略企图及道光年间台湾事件交涉者
审视道光年间台湾事件，涉及外交折冲略等，须讨论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政治背景及相关文献。下文公布的稀见资料涉及《南京条约》之后的台湾问题，由此论及中英各自策略。首先分析背景。
英方对台湾的战略企图，早已有之。台湾在中国版图上地理位置很重要，颇有军事价值，英国报刊中有所交待："福摩萨岛被描述为中国东海岸线上的一个粮仓……福摩萨岛的西部堪与中国最好的省份相媲美。……岛上最早的殖民者是葡萄牙人，后又来了荷兰人，现在这两殖民者都已被驱逐出岛。'福摩萨'(Formosa)这个词的拉丁语词源是'美丽'……本地人称福摩萨为'台湾'。"[14]道光年间英国远征军试图占领台湾作为能源补给基地。1840年4月7日印度总督奥克兰在加尔各答提出备忘录："的确，在台湾岛永久建立居留地作为可以从该地进行贸易的基地，很可能最后被认为是有益的。有人也许认为最好是摧毁澎湖群岛的炮台，因为那些炮台使对台湾的贸易处于被控制地位；我可以说，我愿极力促使总司令官注意该项目的并把中国驻军驱逐出去，那支军队控制着台湾，而且防守这群岛屿中著名的良好港口；我们的一些巡洋舰对台湾或该大岛的其他港口进行一次友好访问也许是有益的；但是，使任何相当多的一部分远征部队背离主要目的将是不恰当的。"[15]印度总督奥克兰属英帝国早期侵华的直接指挥者。[16]1842年侵华部分军需也属印度总督领导下军械署所提供。[17]据印度总督之意，侵略目标首选舟山群岛，台湾属辅助性的。以舟山与台湾比，"我仅仅能够表示我的希望，即对我已经提到的那些重要目的来说，在这个附近地区可以找到一个良好的地方，该地方越靠近一条通往北京的重要贸易通道，占领该地方对这次作战的目的来说便很可能越有效，虽然作为中国商人们经常前往的地址来说，一个更遥远的地方(如台湾岛)将被认为是更可取的。它对中国当局的伤害较轻，也不会那么激起他们那方面进行敌对的干涉。"[18]在印度总督看来，"我已经提到过的一项措施，也许可能对北京政府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即把中国驻军逐出澎湖群岛，该群岛被说成是北京政府对重要的台湾岛行使最高权威的关键。采取这种方式，正如采用其他方式一样，也许我们有力量削弱中国对台湾的控制，而不在台湾建立我们自己的任何机构，据说台湾居民对中国的傲慢态度感到不能忍受；丧失对台湾资源的控制，在北京政府管辖的沿海许多宝贵地区中可能被认为是对该政府权威的一次严重打击。不过，提出这项建议仅仅是根据我们在此地掌握的含糊不清的情报。"[19]
1841年5月10日，奥克兰就对华作战向英国政府建议："甚至在这个季节对沿海积极采取军事行动的短暂期间，你们可能由于缺乏一个岛屿或其他驻地而感到不方便--因为舰队可能要前往那里寻求掩护和淡水以及建立仓库、保护捕获的财产，还有其他的目的；所以，像我以前曾经建议过的那样，现在我再度提出劝告，舰队应开往澎湖群岛，查明它们对于我们的目的所具有的价值，并把中国守军驱逐出去。"[20]此大体与其4月7日意见一致。后英国出兵远东大致有此思路。1841年8月11日，奥克兰致函印度管理局局长霍布豪斯称："关于巴麦尊勋爵给璞鼎查爵士的那些指示，我注意到，它们似乎认为占有东部沿海的一个岛屿与允许英国臣民根据公开宣布的特权在该海岸的某些主要城市居住和贸易这两件事情几乎是相等的；而我认为，占有这样一个岛屿的价值要更大得多，只要能够发现该岛屿可供船只进入，气候有益于健康，而且军事占领是安全的。"[21]在他看来，清方不讲信义，占领岛屿可以获得实在的利益。英国一度试图利用其海上优势，武力征服台湾，作为其殖民据点。[22]可见，发生英舰侵台事件属迟早的事。
侵台事件发生后，中英外交涉及各方代表人物，诸如英方璞鼎查及英国对华中文秘书马儒瀚，而清方反击英军侵台等军事执行者主要是台湾总兵达洪阿与台湾道员姚莹。英方直接领导者主要是外交大臣巴麦尊、阿伯登；清方曾数次变化，诸如两广总督接受道光皇帝的指令，而缘于战败屡次换人，但行政、军政要员姚莹与达洪阿承担台湾守土之责并无多少变化。清廷外交策略的顶层设计者道光皇帝及诸多要员对英方的态度以《南京条约》的签订为界线，前后截然不同。为了考察台湾事件处理上抗英派姚莹、达洪阿的命途及其呈现的外交策略与清廷心态，下文将结合新发现的《来往文书》《台湾奏折上谕》做分析。
三、涉台事件《来往文书》所谓第一函抄录及《台湾奏折上谕》背景考释
大英图书馆藏《台湾奏折上谕》《来往文书》有极为重要的文献价值，可纠正以往的一些看法。
《来往文书》多系中英往来外交照会等。从照会来看，英方系派兵侵略台湾，却借口英民在台湾遇台风有难，清方台湾守军似趁火打劫。照会时间系"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三日"至"道光二十三年四月十三日"之间。查向达辑录《伦敦英博物馆所藏鸦片战争史料(选录)》，仅选录所谓第一函并命名"伊里布致璞鼎查照会"，[23]比较原文与向达辑录，内容相同，即："钦差大臣广州将军红带子伊为照会事"，时间是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伊即伊里布。向达所谓第一函时间为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比照标识"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三日"真正"第一函"，显系错乱。十一月二十七日，伊里布"为此照覆，并两江总督照会一件。均祈希贵公使查照，并祈俱即见覆"。两相比较，向达除将"均祈贵公使查照"中"祈"抄成"希"，其余相同。抄件中"右照覆"的对象是"钦奉全权公使大臣男爵璞"。向达似与笔者看到同一抄本，但向达没有注明出处。①
大英图书馆藏《来往文书》稀见，为明了史源，特做形制说明：《来往文书》，一本两册，索书号为OR.7397，主要涉及英军侵略台湾及清方应对，也有资料涉及中英商贸及税收等其他问题。最后一叶，即第100叶，铅笔字迹，尚有"100，foliosNov，1909.gg."字迹潦草，为大英博物馆(后博物馆与图书馆分开)收藏时清查书叶数及登录在案时间；据大英图书馆中文部原主任葛瀚提示，gg.系登录员名字简写。即1909年11月大英图书馆将该文献登录在案。《来往文书》叶下每行有四角编码计数，上一部分52叶，一册装，翻开《来往文书》内页，左上角有宽半寸、长二寸的竖签，上半部分书"文书"、下半部分分两行书"照会、照复"；下一部分自第53叶起，另有封面《来往文书2》，内页左上角有宽半寸、长二寸的竖直标签，上半部分书"文书"、下半部分分两行书"照会、照复"，格式同第一册。内叶自55至100，系45叶，另一册装。两册内页均有句逗标识。偶有一叶，照会内容半页完，另半页空白。诸如第9叶。中间行文偶有插入小字，比照上下文，当系漏抄而后补，诸如第22叶；有极个别字迹涂改，诸如第22、29叶，可见此为照会抄本，系录存。偶尔有错字，如第6叶，"兹又准贵公使文称英国遭风难民被台湾妄行冒有争战俘获之功"，原稿中"冒"字下半边"目"中间少书一横，变成"日"字，当误。偶尔有行文错误，如第49叶，"忠"字书写距离过远，变成"中、心"；偶有书错，涂去，另书正字，如第69叶，"十三洋"中"洋"涂去，另书"行"。下册第62叶，"右照覆"中"覆"字有修补痕迹。第64叶有墨迹污点。阅读后发现上册内容系"照会、照复"；下册涉及商贸往来及对英商征税等手续办理程序，等等。上册文书为中英往来照会，重点涉及台湾问题，事在《南京条约》之后。
关于英军入侵台湾真相，笔者还在大英图书馆发现索书号为OR.7390的《台湾奏折上谕》抄本，最后一叶写明："13flios""Nov，1909.gg."即1909年登录收藏，13叶。该抄本点句逗，人名、地名等常用竖线标明，偶有例外。比照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等，可知《台湾奏折上谕》为《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等所无，但所涉内容往往有关联，可互参。比照茅海建著《天朝的崩溃》的说法，第一历史档案馆保留清代大量档案，其中有一种"上谕档"，是军机章京每日抄录明发、廷寄谕旨的簿册，以备事后随时查考。但是，有关道光帝对鸦片战争的谕旨，却不见于"上谕档"。军机章京将之誊录于另一种军机处档册"剿捕档"。[24]实际上，鸦片战争涉英照会等多遭英军掠劫，大量存于大英图书馆特藏部。笔者此次公布的《台湾奏折上谕》及《来往文书》属抄本。《台湾奏折上谕》所以称之为"抄本"，笔者举一例即可知。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初十、十一日"奉上谕"："纷纷落水(死)者无数，其(上)岸及乘船驶窜者"。其中"死"及"上"皆为竖行正文没有，而右侧夹缝添加。又若"见夷重多"，"夷"字打叉，右侧改为"勇"。若是正式谕旨或奏折发布，当不存在这些问题。比照"上谕档"抄本与"剿捕档"的文字，两者意思基本一致，但文字表述常略有不同。缘何少量措辞改动？谁赋予文件改动措辞或文字的权力？目前看来，可能缘于鼓舞军心需要或战败形势逆转而致清方要员态度有所变化等，清方后对相关谕旨、奏折的抄录做了少量文字的修饰。这些问题也值得探讨，但不在本文范围内。
《台湾奏折上谕》抄本首半叶空白，次半叶首条即"上谕"："达洪阿奏击沉夷船擒斩逆夷夺获炮位一折"："八月以来，夷船迭向台湾游奕停泊，经总兵等饬属严防堵御。是月十六日邜刻，夷船驶进口门对二沙湾炮台发炮攻打。经该忝将邱镇功等用安防大炮对船轰击，淡水同知曹谨亦在二沙湾放炮接应。该忝将邱镇功手放一炮，立见夷船桅折索断，退出口外。冲礁击碎夷船。纷纷落水死者(该字为右侧补写)无数，其上(该字为右侧补写)岸及乘船驶窜者，后经该忝将督同署守备许长明等带兵驾船前往。生擒格杀黑夷多名。并见白夷自行投水。其时复经千总陈大堃等驾船开炮，击沉杉板一只。格杀白夷，并生擒黑夷多名。"达洪阿是台湾对英军事的主要责任者，奏折概述战况。论及战果，"又据曹谨等在大武港外追获游窜杉板船一只。刺死白夷，及生擒里夷多人，并捞获黑夷尸身。炮位搜获图册。此次文武义首人等共计斩获白夷五人，红夷五人，黑夷二十二人，生擒黑夷一百三十三人。捞获夷炮十门、夷书等件。"这些描述可见战争存在。面对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绝无仅有的清方获胜，"上谕"称："办理出力。甚属可嘉。""提督衔台湾镇总兵达洪阿着赏，换双眼花翎。台湾道姚莹着赏戴花翎。达洪阿、姚莹及道衔台湾府知府熊一本，均着交部从优议叙。其在事出力各员弁兵勇义首人等，自据实保奏，候朕施恩。阵亡兵勇，查明照例赐恤。"可见战况及道光皇帝论功行赏的情况。
道光帝对台湾抗英获胜颇满意，消息源自达洪阿等奏报，奏报中姚莹常联名，有时姚莹名字略去，仅用"达洪阿等"，见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初十、十一日"奉上谕"："本日达洪阿等由五百里驰奏，逆夷复犯台湾(剿捕档中湾字无)港破舟歼逆一折"，"据称淡水同知曹谨等(剿捕档作：曹谨、署鹿港同知魏瀛、澎湖通判范学恒、彰化县知县黄开基、护副将关桂)禀报。正月三十日，有三桅夷船及杉板船在淡水、彰化交界之大安港外洋，欲行入口，见(夷原文如此)勇(该字为右侧补写)[相比之下，剿捕档作：兵勇]众多，攻扑不进，伏(剿捕档：复)退出外洋。经猫雾(剿捕档作：猫雾捒)巡检高春如等(剿捕档无等字，作：及大甲巡检谢德琛)所募之澚(剿捕档：渔)船粤人周祥等，与夷船上广东汉奸作土音招呼，诱从土地公港驶进，果为暗礁所搁，其船欹侧入水。该处埋伏兵勇齐起，(剿捕档：关桂及)署北路古(剿捕档：右)营游击安定邦，督令(剿捕档：署)守备何必捷等(剿捕档：千总何建忠、李青云、把总翁标桂、林飞鹏等)施放火(剿捕档：大)炮。奋力攻击。其船遂破，逆夷纷纷落水(剿捕档：死)者不计其数。复有数十人手持短械，跳上渔船。该厅县将备等(剿捕档：同大甲巡检谢德琛、竹堑巡检汪昱、外委萧振辉、李吴魁等)及义首总理兵勇奋力团(剿捕档：围)击，杀毙白夷一人，(剿捕档另有：红黑夷数十人)生擒白夷十八人，红夷一人，黑夷三十人。广东汉奸五名。夺获夷炮十门，又获铁炮、鸟枪、腰刀、图书、文件(剿捕档作：各件)等语。"据军事驿道，五百里驰奏，属军情最高级别之一，道光皇帝"览奏欣悦。大快人心。该夷(剿捕档：逆)上年窥伺台湾。业被擒斩(剿捕档：惩创)，复敢前来滋扰，达洪阿等(剿捕档：达洪阿、姚莹)以计诱令夷船浅搁，破舟取(剿捕档：斩)馘，大扬国威，实属智慧勇兼施，不负委任，允宜特沛殊恩，以嘉懋绩。达洪阿着加恩赏加太子太保衔，并赏加阿克达春巴图鲁名号。姚庆(剿捕档：莹)着赏加二品顶戴。达洪阿、姚莹均仍交部从优议叙。所有在事(剿捕档：出力文武)员弁及义勇人等，均着开单保奏，候联施恩。钦此。"两相比较，剿捕档中"达洪阿等"变成"达洪阿、姚莹"，类似数例，意在明晰事件责任人；再者："逆"变成"夷"。《台湾奏折上谕》中"生擒白夷十八人。红夷一人。黑夷三十人"变成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初五日剿捕档所谓"杀毙白夷一人，红黑夷数十人，生擒白夷十八人，红夷一人，黑夷三十人"。此大体上可见同一涉事文件，《台湾奏折上谕》属抄录；由词汇及辞令变化亦见《剿捕档》多涉事后修改。何以解释《台湾奏折上谕》中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初十、十一日"奉上谕"，与是年四月初五日剿捕档相比，日期不同？剿捕档中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初五日是指是日内阁奉上谕，而非剿捕档登录涉台事情时间。何况从四月初五日宫廷发谕旨到四月初十、十一日达洪阿等"奉上谕"(即接受谕旨)，时间为5-6天，是驿道中最快的500里或600里驰奏或下发，多属绝密军机函件等。而将函件中道光帝称英军由"逆"改为"夷"，篡改圣谕一字或有杀头之罪等，此绝非随意事例。据时人所著《外交小史》，云："鸦片战争既告终，于是中国与欧美大国先后订约者凡三，清廷已确认诸国为平等敌体之友邦，公文照会，禁用夷字。"[25]剿捕档敢这么做，当属事后存档。剿捕档收录材料可修改，当符合宫廷相关档案管理的规定。相比之下，"达洪阿等"变成"达洪阿、姚莹"，指代更明确，尤其是落实台湾事件中当事人所要承担责任时；再由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初五日剿捕档中"着赏加达洪阿太子太保衔等并着开单保奏出力员弁事上谕"可见一斑。[26]两相比较，"擒斩"变成剿捕档中的"惩创"，语意有变。此可能源于姚莹参与了计谋的筹划并在文字上亦有润色。由上述的分析及比较可见，《台湾奏折上谕》即当时当事第一手档案抄件，对其时英军的情报价值不言而喻。
比照《台湾奏折上谕》中达洪阿详细汇报战争经过，清方获胜主要是利用熟悉台湾的海域优势并诱敌深入，此见达洪阿等"奏为仰祈圣鉴事"："本年正月二十六日戌刻接据彰化县禀报：廿四日卯刻有三桅夷船三只在五义港外洋，向北驶去。臣等查该处与淡水、漉港二厅接壤，飞饬该厅县，以逆情诡诈，恐人口窥伺，凛遵不与海上争锋之旨，惟宜以计设伏殱擒。兹于二月初三日接据淡水同知曹谨等禀报，该厅县雇募渔船假作汉奸在北路港口侦探。三十日果有三桅夷船一只、大三板三只在外洋欲行入口。该厅县会同关桂督率员弁兵勇前往堵御，一面在港口迤北之土地公港埋伏。该逆见大安港口兵众攻扑不进，退出外洋。经猫雾巡检高如春等所募渔船粤人同梓等，与夷船上广东汉奸作土音招呼，诱从土地公港驶进，果为暗礁所搁，其船歪侧入水。该处埋伏兵勇齐起，夷船在水摇簸，不能驶行。关桂督令守备何必捷等放炮攻打。逆夷危急不能回炮。延至巳刻，其船遂破。夷人落水死者不计其数。该厅县将备及义首兵勇奋力团击，杀死白夷一人，红、黑夷数十人，生擒白红黑夷数十人，广东汉奸五名；奋夺获夷炮十门，铁炮一门，鸟枪、腰刀均系镇海、宁波之物等语前来。臣查该逆复敢来台滋扰，仰仗天恩，计破其舟溺死斩馘无数，生擒白、红、黑夷四十九人，并获汉奸，实足以快人心而彰国宪。惟夷情凶狡，必图大帮报复。除督饬文武激励士卒协力严防，一面委员行提各犯来郡讯办。合将计破逆夷各情由五百谨奏。"此属详细汇报。奉上谕："达洪阿奏南北两路逆匪已平，续获各犯一折，着刑部议奏。所有在事文武义男勇人等，准其查明保奏。候朕施恩。"另有台湾镇总兵臣达洪阿奏为请旨事："切臣等上年恭奏击沉夷船一折……又片奏添拨海口兵勇请发经费。"战胜之际请拨经费，属情理之中，何况军情紧急。"奉上谕：……因军务紧要，是以允准，不得援以为例。""又承军机大臣字寄奉上谕，该夷被殱之后，难保无大队匪船闯入报复。着达洪阿等严饬文武添派兵勇，不可因获胜仗稍存大意。……嗣后攻剿夷匪折件由五百里驰奏、获胜仗即由六百里奏报。"在沿海各地出师不利的情况下，皇帝更希望台湾方面捷报频传，亦赋台湾方面越级奏报之权。达洪阿称："仰蒙皇上训示周祥，不胜钦粟，复以臣等督率微劳，优加懋赏。所有感激下忱，缮折叩谢天恩，并查明出力文武员弁人等奏请恩施外，一面恭录谕旨，传提臣王得禄迅速移驻台湾协同办理，并严饬各口文武员弁加意严防，所请拨经费银三十万两经督臣委员解到，存贮府库，陆续撙节支应理合具奏奉。"朱批："知道了。"
再查《剿捕档》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初五日有"着赏加达洪阿太子太保衔等并着开单保奏出力员弁事上谕"，太子太保衔为从一品的荣誉衔，对达洪阿而言可谓连升三级。《剿捕档》道光二十二年月初六日"着台湾总兵达洪阿将前获英俘在台正法并密讯近获英俘事上谕"(见下文)、同日《剿捕档》"著吏兵两部奖叙上年台湾击沉英船之出力文武义首各员事上谕"，[27]而《台湾奏折上谕》中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十二、三日，"奉上谕：……上年逆夷驶入台湾之鸡笼地方，经文武各员弁击沉逆(剿捕档：夷)船，并擒斩逆夷多名，办理甚属出力，自应量予恩施题升。……署噶吗兰守备·千总许良明(剿捕档：许长明)，着以守备尽先升用(剿捕档：赏戴蓝翎)。……目兵何(剿捕档：有'得')和(剿捕档：李起凤，兵丁杨得贵、张步升、王思齐、王田庚、唐金标、汪自春。均着达洪阿记名)等着记名，分别委用……"，"均着达洪阿记名"亦见军功分配主要由达洪阿着手。
其时，中方在浙江遭英军重创，道光帝颇恼怒，下令处置台湾之战所获英方俘虏，此见《剿捕档》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初五日《著台湾总兵达阿洪等保奏击退复犯台港英船出力文武员弁并严鞫英俘等事上谕》及初六日"著台湾总兵达洪阿将前获英俘在台正法并密讯近获英俘事上谕"："取供之后，除逆夷头目暂行禁锢候旨办理外，其余各逆夷与上年所获一百三十余名，均著即行正法，以纾积忿而快人心。"[28]道光帝在台湾事件中下达秘令，由台湾总兵达洪阿等执行，可见道光帝处置时考虑到了达洪阿与姚莹各自担负军政或行政职责。这一处理后果严重，下文有所分析。
四、英军侵台失利及外交反胜语境下《来往文书》与清廷外交困境
由于史料缺失，学界对耆英等关于台湾问题交涉多语焉不详。新发现大英图书馆藏外交照会涉及英军侵略台湾及遭反击等，从侧面反映了清方外交姿态及其策略。比照1842年《英军在华作者记》称，"我在本书的附录中辑录了不少中国君臣奏折和谕旨，这些文件不但是可笑，同时也可以看出中国政府在对英的交涉中，是如何不择手段地使用欺骗和诈术。"[29]耆英对英方、对清廷玩弄两面手法：对英方照会彬彬有礼，而给道光帝上奏折大肆丑化与诋毁英人，颇严"夷夏之辩"。诸如面对事态的发展，"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三日"，"大清太子少保两江总督部堂宗室耆为照覆事"，称："前接贵公使来文。当将本部堂钦奉谕旨会办闽、浙、江苏等省通商事宜，并与钦差大臣广州将军伊会商粤省，与亲赴粤无异，缘由备文照覆。由钦命浙江宁、绍台道递交定海，转递，计巳接到矣。"耆英照会强调正式称谓，但将宗室都写上，可见他强调自己皇亲国戚的身份，"兹又准贵公使文称英国遭风难民被台湾妄行昌(冒)有争战俘获之功，狼行混杀，恳奏明皇帝圣鉴等因。查台湾所获英人，如果实系遭风难民，冒功妄杀。不特贵公使心有不平。而两国既经和好，英人亦系我之赤子，无辜受罪，大皇帝必然天威震怒。本部堂亦属同深忿恨。"可见面对英方污蔑台湾事件系抗英将领的"冒功"等，耆英屈膝投降的姿态并为侦查台湾事件定性，但从侧面也说明很多俘虏已经正法，"惟前接福建来文，台湾正法英人，系在本年五月，乃两国未经和好以前之事。与和好以后之遭风难民，微有区别。"即强调《南京条约》前后中英关系发生实质性变化，应有所区别。当然这亦是道光帝一再强调。
为明了台湾事件英方责难，清廷委派有"侦查经验"的怡良查办达洪阿等。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三十日"军录"有"闽浙总督怡良等奏为密陈台湾办理英俘等情折"："窃臣怡良于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七日将接到厦港夷目请放夷俘文，即据钦差大臣耆英等遵旨移咨情形，并飞饬台湾解送来厦移复，恭折具奏在案。"其时，台湾为福建所辖，兼闽浙总督怡良实台湾道、台湾总兵的上司。清廷对怡良信任与否随《南京条约》前后中英关系变化而变化。道光二十一年(1841)三月二十七日，清廷一度将拖延观望并仍请准英通商的怡良等，交部严议。而《南京条约》签订后，清廷竟违心重用怡良清查台湾抗英派："兹据台湾道驿递折过泉，并将具奏事宜禀报，称此折于五月二十八日拜发，由鹿港配陈涌裕小快船内渡。兹据鹿港厅禀报，该船于八月初五日行抵祥芝外洋，为盗船将折件劫去。"其时台湾包括军情在内的诸多政务须向上级福建行政所在泉州方面报告，而清方文件被抢，"兹又补缮发递。当查所报各折事理有处决俘获夷酋一折，与现在钦奉谕旨，将台湾夷俘释放送回，办理窒碍。该夷酋等均不知有正法一节，日望其人之归，兹所剩仅止十一人，送到后似不能贴然顺受，与抚议殊有关系。"②面对如此事态，"除密咨钦差大臣耆英等外，谨即据实由驿密陈，伏祈皇上训示施行。"[30]此从侧面亦见怡良、耆英等处理达、姚等"冒功妄杀"等互通声气，道光帝亦知情。
未辨台湾事件抗英派是否存在冒功妄杀的情况下，耆英答复英使称，《南京条约》签订后，"即如九月间英国遭风难民二十五人，即经台湾救起，交与去船带回，足见和好之义。"耆英参酌璞鼎查(其时中方照会或译朴鼎查)等达成的协议，重申"贵公使前此要约三端。曾有得此三者，其余事端不难善定之语。今三者既定，则此事即在其馀之列。似应依言善定"。即"未便因其馀之事，致伤两国和好"。耆英立足所谓中英关系和善，表示："至台湾镇总兵达洪阿以难民为俘获昌功妄杀。本部堂业据来文据实奏恭，一俟审讯得实。大皇帝必将重治其罪，以昭天朝法令。"可见耆英未及细究原委，即先声表态，实据英方意思对达洪阿等诬告。
耆英有急于求和心态，且多以己意度"他者"，称："和好已定，急须筹议通商，彼此不必记恨。从此贵公使亦不必虑及再有后患，是为切要。贵公使素称解事，亦定必以所言为然。"在耆英看来，英方来华主要目的是通商，"今贵公使现赴粤东，自应专心办理通商税饷事宜，乃实两国之幸也。"[31]总之，伊、耆处理台湾事件，屈从英方压力。因此伊里布死后多有骂名，而耆英因诬告等对《南京条约》后台湾问题乃至清方防务产生严重后果。
(一)英军侵台问题交涉及耆英等对英外交退让
从目前史料来看，英军侵略及清军反击的台湾事件处理主要是耆英与年过七旬的广州将军伊里布。1842年8月20日，清英双方全权大臣在英国的"皋华丽"军舰上和谈，是日巴夏礼日记载："我被马儒瀚先生正式介绍给了耆英。……耆英也好，钦差大臣伊里布也好……都穿得很简单。……我很喜欢耆英的外貌，他的长相看起来很具男子气概，表情也很和气。……可怜的伊里布健康状况不佳。舟车劳顿和应付谈判的焦虑让他看起来很不安。"[32]稍作休息，伊里布等参观英方巡洋舰，"他们的吃惊溢于言表"，[33]受极大震撼。可见，《南京条约》签订前夕，伊里布等已在气度上被英方坚船利炮所征服。8月29日，清英签订《南京条约》，巴夏礼日记大体记载："这个可怜的老人(译者按：伊里布)病得很重，他是坐在椅子里被抬上来的。璞鼎查、司令和将军都去帮忙把他抬到船舱的后部，安置到沙发上。程序进行得很快，我们不希望伊里布被累着。"[34]处理台湾事件总负责人是耆英，伊里布道光二十二年九月才上任，其早期因对英主和而一度受朝野谴责，后进京服罪。他外交上求和受英方高度评价。当英军所向势如破竹，道光帝转而示意求和，伊里布被英方指定为谈判的恰当人员。道光帝被迫启用伊里布等，对英妥协成为风气。《来往文书》也见耆英与伊里布的使命：英国一再施以军事压力并要求派有实权的钦差大臣处理中英纠葛，由此，"内阁奉上谕：两江总督着耆补授；伊著作为钦差大臣、补授广州将军，迅即驰驿，前赴新任。毋庸来京请训。"[35]这超出一般官员任命程序，可见事态紧急。"耆所带钦差大臣关防着交伊……耆所带盛京佐领兵丁及杭州防御兵丁等，即饬各回本处。""伊所属浙江乍浦副都统，着特依顺派员暂行署理。"[36]这说明清廷对两者的职责及其后续安排有明确分工；这一任命是临时性、紧急性的。
耆英是整体上能代表清方与英方交涉的人。他认为满足英方惩罚抗英将领达洪阿等，有利于外交。比照此前英国外相巴麦尊等训令义律对华公文过于自谦，致使清方公使外交辞令嚣张。时过境迁，武力威逼下耆英过于自谦，属示弱的表现。是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耆英照会英方竟称："我两国从此永远和好，诸事善定。本部堂固两江地紧要，不克亲赴粤东与贵公使会晤面谈，不胜怀想。"这些一再反映耆英试图以天朝的仁义这一伦理型外交感化英人，而将公务视作个人道德的魅力展示。这显然弄错了地方，表明其不理解其时国际外交理念及其新秩序。
(二)外交退让的第一步：《来往文书》与谈判地点的选择
中英关于台湾问题谈判地点在中国，无所谓主场、客场之分，但中国一些地方为英军侵占，后虽撤军，还有残余影响。外交涉及谈判场所，具体而微。面对台湾问题对英交涉，清廷重新启用伊里布意味着妥协求和的开始。《往来文书》有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伊里布致璞鼎查照会，称："本大臣自浙赴粤行至江西途次，接准贵公使十月二十二日所发照会一纸(内开英国难民在台湾遇风，被台湾镇总兵妄称争战、俘获多人、贪功妄杀等情)前来。"照会提及台湾镇总兵(达洪阿)，尚未提及台湾兵备道兼按察使姚莹，"本大臣即拟缮折恭奏。旋于十一月二十六日接据两江总督耆咨开：所有贵公使前叙各情；业将如果实系遭风难民，天朝法令必将达洪阿重治其罪等情，据实入告。本大臣无须重复具奏。此时两江总督折早到京，不日必有谕旨。贵公使不必急迫，自应静候。"从言辞来看，伊里布表述尚不失钦差身份，但对台湾总兵达洪阿等抗英侵略所持立场有所动摇。外交照会可见伊里布处置仍循羁縻政策，"本大臣现惟江西水路浅涸难行，即由江西之万安县起早(旱)，以期迅速到粤，面议通商税饷事宜。早为开关贸易，以结两国和好大局可也。"可见广州将军伊里布到广州的重要目的是履行《南京条约》等，从而满足英方所谓通商协议。当然伊里布如此应对，实属奉道光帝密旨而为。
缘于璞鼎查等一度借口耆英等没有皇帝委任的谈判权，将对清战事威胁推进。这一次谈判代表广州将军伊里布宣称自己"赍有大皇帝密寄及御宝钤纸等件"，"即请钦奉贵全权公使大臣内渡，以便定地订期相会。缘系紧要言语，必须面见告知，不便载之文书，专弁邀约期会，并希将内渡日期先行见覆"。从其南下时间的表述可见，伊里布将军强调面谈的重要性，但似又有意拖延。从鸦片战争时期清方对外交涉来看，这也是耆英及其部属一贯的办事风格。对华战争总指挥奥克兰早有预计，"我曾极力主张继续向东部最有力地采取积极措施，直到远征部队的首领们为实现委任给他们的那些目的获得确实的保证为止。我已表示过我的希望，即应坚持获得中国最高当局的明白答复，而且那些答复在形式上不是傲慢无礼的，在内容上是直接而又明确的；同时，在达到这个目的之前，应当毫不妥协或毫不犹豫地声明英国武器的优越。"[37]面对英方坚船利炮，清方拖延毫无力量。
针对英方战事威胁，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大清钦差大臣广州将军前协办大学士伊、大清钦命太子少保兵部尚书两广总督部堂祁"联名照会璞鼎查。按：此番清廷授伊里布广州将军的重要目的，是满足英方要求谈判代表具有相当的政治级别；继琦善之后补任两广总督的祈贡也以妥协退让为旨趣。《来往文书》中该联名照会云："为连衔照会定地、定日相见事。窃本大臣前经差寄约期见面之照会，计已得登澄鉴。兹本大臣于初九日行抵省城。十一日接受广州将军印务。""现在与督部堂、抚部院专候贵全权公使大臣内渡有日，见覆文。到日，本大臣等即拟前赴黄埔，同登贵船相见。"可见约定地点是英国船只，在广东黄埔，"本大臣有宣示谕旨给贵公使大臣敬领重事。本督部堂及抚部院亦有面议之事。即祁贵公使大臣定于何日会晤；是否即在黄埔贵船上相见之处？均希覆文，以便会同前往。"这一照会与上一照会相差六天，清方办事仍在不温不火的程序之中。国与国谈判注重实际利益攫取，但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谈判时间、地点选择往往决定谈判意义在记忆结构中愉快或痛苦的程度，更具有符号意义上的象征。伊里布以广州将军的身份在黄浦江上谈判，地点无疑是合适的；愿在英国船只上谈判，亦显示清方诚意。是日收到英方照会，见下文："顷接贵全权公使大臣十二日照会。知本大臣已于初九日行抵省城，会同本部堂邀约在于黄埔晤叙，请祁内渡定日示覆，以便偕往之，照会尚未得登藻鉴，核计日期，前文兹已赍到。想贵大臣早经内渡前来。兹因罗译官由省转回之便，再寄会衔照会。即希贵大臣行抵何处？是否仍照前约在于黄埔见面，或在黄埔以上地方，并定何日？统即照覆，本大臣等即便挂帆同往贵船会晤，恭宣谕旨，一并叙谈。"强调见面宣旨，时间是"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十六日"。
为了见面地点双方屡有照会，时隔2日(即十二月十八日)，伊里布照会璞鼎查重申见面地点及宣旨等，并称："本大臣俟接有贵大臣内渡照会，即行会同督部堂、抚部院带回黄、咸两大人扬帆前进，会晤畅谈。"清外交谈判核心人物仍是耆英，见下文："兹接两江总督部堂寄来照会一件，专弁赍赴查收。希于见面后，即将前后两次接准耆督部堂照会覆文办就，仍由本大臣处加封，驰递两江督部堂查收。"十二月十九日伊里布、祈贡照会璞鼎查："十二月十七日接准贵公使照会，定于十九日早间驾坐火轮船只内渡，计晚间可至省河，即在黄埔河面专候会晤面议事件等，因前来是当如期偕往。"但面对英方答复，清方旋即改变态度，"因前来是当如期偕往，惟十九日乃封印大典，本大臣、本部堂衙门均有应办公事，不克如期前往，且贵公使于晚间始抵黄埔，本大臣等亦难在城外久待。今改于二十日早晨偕同抚部院等乘船至黄埔地方，定于午刻会晤，恭宣谕旨，面议一切。"这些反映伊里布等代表的清方谨慎处理对英交往，多羁縻政策取向，能拖则拖，希事态或有变化。
双方会谈情形见《筹办夷务始末卷之六十五》(道光二十三年，癸卯。正月，辛亥)有"钦差大臣伊里布、两广总督祁贡、广东巡抚梁宝常奏"："窃臣伊里布前将到省妥办缘由，恭折覆奏在案。嗣行抵粤省，与臣梁宝常会商，意见相同。旋据夷酋朴鼎查来文，订期接见。臣等即于本月二十日，率同广东布政使觉罗存兴，江苏按察使黄恩彤，四等侍卫咸龄，前往距省六十里之黄埔河面。"交代了外交礼仪及英使反应，"维时朴鼎查已乘船至彼，即过船与之会晤。该夷酋摆队奏乐，执礼甚恭。迨议台湾杀戮夷俘之事，该夷酋虽经接到臣耆英、伊里布照会，积愤未平。迨臣等宣示恩旨，明白晓谕。该夷酋似极知感戴，亦复欢忭。"这大体是立足维系清帝国面子的概述，其时翻译者为小马礼逊(即马儒瀚)，传译提及台湾事件为清方抗英冒功，"据马礼逊译传该酋之言，声称台湾前获夷人，实系贸易夷商，遭风覆溺，并非临阵被擒。如果前往争战，断无仅发兵船一只，毫无援救之理。渠素仰大皇帝仁爱群生，如果知系难夷，必不忍加以诛戮。总以台湾远隔重洋，无从周悉，致达洪阿得以捏情入奏，妄杀冒功。渠实心不甘服。"奏折将清帝的仁义道德用于感化所谓"夷酋"，无疑可笑可叹。"现经奉旨派委大臣渡台，秉公查办，渠十分感激，当静候办理，不敢妄有争竞等语。察其情词，尚属恭顺。"就礼仪而言，这无疑满足了清帝天朝大国的虚荣，实为清使臣粉饰其词。"臣等复谕以现在和议已定。即当料理通商，所有输税章程，亟须议定。台湾一案，查办需时，不必观望迟疑。因一端而妨碍全局，有违大皇帝谆谆训示之至意。该夷酋深以为然。……臣等复查该夷虽蛮悍性成，颇知守信。即如台湾诛杀夷俘多名。……虽语多桀骜，尚与既抚旋叛者情事不同，且亦恐系台湾原办不实，有以致之。"伊里布等以办理外交身份，揣测英方态度及言辞上有强硬之处，"恐系台湾原办不实"，此无疑提醒道光帝认清形势。"现蒙皇上圣明洞烛。特沛恩纶，该夷酋虽属冥顽，亦有知觉。自当回心向化。不致辄起兵端。"即仍以感化的方式达到怀柔远人的目的。尽管词涉粉饰，但英军仍在，海疆军情危急。特别是英方提出台湾事件所谓"冒功妄杀"要查处，"惟夷性多疑，迟则生变，仍乞饬下督臣怡良，剋期渡台，迅速查办，辨其虚实，权于轻重，必有以释其反侧之心，方足以驯其暴戾之性。"[38]将"夷人"性格定位为多疑暴戾，属传统夷夏之辨及对英交往而形成的刻板印象，"此虽案外之一端，亦于全局大有关系"。[39]即台湾问题处置影响整个对英关系。此属关键。
这些举措博得英使好感，而道光帝则在主战派与主和派之间徘徊，伊里布与祈贡对英主和、妥协，属怀柔远人的羁縻政策，而道光帝正是根据伊里布等奏折谕军机大臣等，重申上述内容。[40]"本日据伊里布等驰奏，接晤夷酋情形一折，览奏均悉。已有旨由六百里寄知怡良，迅速赴台，如查明达洪阿因激于一时气愤，不问入境夷船是否前来争战，遽将夷人悉行擒获，铺张入奏，即将该镇带回福建省城，听候谕旨。并令将查办情形，飞咨该大臣。计怡良接奉此旨，自己迅速妥办矣。着伊里布等即将一切通商事宜，次第筹办，得有台湾确信，即行宣谕该酋，释其疑贰。并将本日复有旨催令怡良前往之事，先行谕知，以安反侧。"[41]即著怡良迅疾查处所谓抗英"冒功妄杀"事件，辛巳正月十三日，两江总督耆英奏："窃臣承准军机大臣字寄，正月十三日奉上谕。……适接伊里布递到夷酋朴鼎查照会，内称该酋原望与臣于广东会面。今奉大皇帝另有调度，实深钦服。"其词多赞君主英明，比较清方整个战绩，实为修辞。"现与钦差大臣伊及各位大人筹议，诸事自可妥治(洽)。至台湾诛戮夷囚一事，该酋在江时，并未闻知。非敢于受抚后另生枝节，既敦和好，亦不必因此介意，只求大皇帝执法办理，并准伊里布函称：已于上年十二月二十日与该酋会晤，情词极为恭顺，惟总以台湾戮俘为借口，经伊里布恭宣谕旨，该酋颇知感激……"[42]奏折涉英方以通商名义打探海路通道："据称改正洋图，以便商船来往，似亦不尽假托之词，惟夷性狡猾，不可深信，更不可稍露张皇，当即密饬沿海文武各官，钦遵节奉谕旨，安为防范，如再有夷船驶至，即示以无疑，直上其船，查明实系何国何项船只，来意何居，星飞禀办，并借收到朴酋照会为名，用文照覆，告以台湾戮俘，已奉大皇帝大公无我，曲示怀柔，不因诛戮在议抚之先，置之不问，凡属英夷，必当顶戴天恩，中心诚服，消释嫌疑，永敦和好。"[43]所谓"曲示怀柔"，无疑就是以对外妥协卖国的方式表达传统的怀柔远人之仁义用意而已，但英方探究海路是否意味着战事威胁，道光帝当明了于心。
此情景下查处所谓台湾事件中"冒功"行径，后果可想而知。据"军机大臣密寄钦差大臣伊"："道光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奉上谕，前据耆英奏璞鼎查控诉台湾妄杀冒功一折，现在抚议已定，不值因此一端致妨全局。伊里布到粤后必与璞鼎查会晤，着即告以天朝统驭外夷一视同仁。凡有遭风难夷无论何国例得抚恤。"这里表达了局部与整体的利益框架内皇权对处理外事的耆英、伊里布等的信任，相比之下，"前据耆英奏到呈诉台湾镇妄杀冒功。大皇帝闻之十分震怒，惟究系一面之词，不能遽行定谳。已有旨命闽浙总督怡良即日渡台密行查办。""伊里布身膺重寄，熟悉边情。必能抑体联怀，妥为办理。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44]可见为了早日媾和，道光帝竟将希望寄托在伊里布等所谓妥善办理，此也属委曲求全。
(三)外交退让造成抗英战绩付之东流：台湾军政及行政责任者受诬陷
面对《南京条约》签订后英方挑起台湾旧事，称英舰为商船而非战舰，抵台洋面实为遇风触礁；面对清方一些高级官员为维持《南京条约》签订后中英所谓和局而附和性的反应，达洪阿等予以驳斥，见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四"台湾镇总兵达洪阿等奏为护送英俘到厦并闻英方忽有异议折"(军录)："提督衔福建台湾总兵臣达洪阿、按察使衔福建台湾道臣姚莹跪奏，为委员护送夷俘，及遭风夷人到厦，先后交收完竣，讵闻鼓浪屿夷酋忽生异议，谨据实奏闻，仰祈圣鉴事。"[45]奏折提及是年"九月初十、十月初九等日，先后由五百里具奏，遵旨释还夷俘同遭风夷人，两次委员护送，先期遣人往鼓浪屿(投)书，及厦门夷官两次来台情形，具奏在案"。[46]缘此，达洪阿、姚莹奏称："风闻璞鼎查已到厦门，与鼓浪屿夷酋札士必，为何忽生异议，以为台湾正法之夷人皆系遭风夷商，不应正法等语。臣等不胜骇异。"[47]鸦片战争清军多败绩唯台湾抗英获胜背景下对姚莹等冒功诬陷亦涉及同僚诸多嫉妒等。[48]面对诬陷，达、姚辩解："查台湾洋面，上年八月初一初五等日，即有夷船在南北洋面游奕。是时并无风暴，及初九日始有飓风。至十二日申刻即已止息。该夷船系十三日申刻，到鸡隆口外洋停泊。十五日辰刻，移泊近口之万人堆洋面。十六日卯刻，驶进口门。对二沙湾炮台，连发两炮。打坏兵房，我兵亦即放炮回击。见其桅折索断。船即随水退出口外。冲礁击碎。"这是实在情形。"该夷船来台游奕。在未起飓风之先，及到鸡笼洋面停泊。已在风息之后。且先泊外洋，后进口门，中历三日之久。何得谓之遭风？"奏折斥责英船系"遇风触礁"的说法。所谓冒功还涉及英船系商旅或军舰之别，"如系商船，为何开炮攻我炮台？所有取获大小炮位多门，及夷人战甲，内地营中炮械尚在，可证。及九月初五日又有三桅夷船至鸡笼洋面。攻破我炮台石壁。烧我哨船一只。因上岸夷人，为我兵炮毙。始行退去。似此攻战交锋，何竟讳匿不言。而以遭风借口？"[49]即英军冒以商船以攻击台湾炮台，此为英军侵台之一。英军侵台之二："本年正月，大安之役，先于正月二十四日，即有三桅夷船三只，在彰化县之五义港外洋巡驶。臣等设伏定计，密遣渔船，诱其搁浅，击破沈溺杀毙外，生擒夷众颠林等四十九人，及广东奸民陈阿盛等。起获炮械。内多浙江、宁波、镇海营中军器。镌有各营字号。并有起获浙江提督水师号衣，绿色旗帜等件，温州镇左营船只字号，局存火药数目。水陆程途里数形势等册折。浙江巡抚札温州左营包游击捕盗印文二件。又札包游击查获贩卖鸦片之闽犯陈往印文二件，颍州营守备札薛外委查守兵陈廷俭有无饮酒生事印文一件。现具贮库可验。若系商船，何有此物？显系在浙骚扰之兵船。毫无疑义。"[50]此战俘虏英人军事头目颠林，颠林后被姚莹等勒令草绘世界地图，但正是颠林被释放后散布谣言称英商船系遇风触礁而被达洪阿、姚莹等冒功，诸如此类说法后成为中英争执之英方证词，前文已述，此不赘言。针对《南京条约》之后英方乘机秋后算账，达洪阿等称："夷情狡诈，一至于此，且事在和议未定以前。薄海同仇。即使夷船，实系遭风，亦当乘势攻击，方为不失兵机。岂有释而不击，擒而不杀之理？况夷人夹板虽众，其中多系派用商船打仗，胜则称为兵船，以耀其武；败则指为商船，以讳其短。此固兵家之常。原无足怪。乃于和议已成之后，追寻前事，谓台湾不当将其人正法，成何理耶？"[51]即英方实是反攻倒算。
针对达洪阿、姚莹等答辩之词，道光二十三年正月二十六日朱批："另有旨。"[52]道光帝谕令军机大臣等，"前因英夷指称台湾所戮夷俘，实系遭风难夷，当命怡良渡台查办。计此时应已东渡，兹据达洪阿等奏……等语，着怡良详细查访，傥该镇道所奏情形，竟有虚饰，即遵前旨办理。如所奏皆系实情，亦当筹及大局，将达洪阿撤任，带至省城。候旨办理。……达洪阿等原折，着发给阅看。"[53]"达洪阿等原折，着发给阅看"意味道光帝与台湾抗英将领诸多往来奏折及上谕让侦办台湾事件的怡良知情，在某种程度上也暗示处理达洪阿、姚莹之尺度，可见此时面对整体或局部利益选择道光帝无可奈何之处置，即便达洪阿所奏实情，亦须撤职处理。达洪阿等因此入狱，由门生故吏朋天下的"穆党"首领穆彰阿等会同审讯，后以道光帝授意革职告结。所谓台湾事件中抗英派显然成为道光帝及妥协派主和意义上怀柔远人的牺牲品。
总之，《南京条约》签订不久，英方就台湾事件再掀波澜。其时中英关系敏感，道光帝下令彻查台湾事件的承担者恰是一度兼任台湾政务的怡良。对负外交责任的耆英、伊里布等而言，《南京条约》签订后，他们一直试图将中英关系维系在和平通商的框架内，避免英方利用台湾事件再起战事。他们洞悉《南京条约》后道光帝的政治底线，而英方一再强调台湾事件中往台船只属商旅而非战舰，台湾抗英多有冒功妄杀。若处理不力，将动武。故耆英、伊里布等处理台湾事件的态度：不能危及《南京条约》后的中英和解，此为底线。由此而论，彻查台湾事件，怡良与耆英、伊里布等心知肚明，立足点及出发点一致。故调查结果是台湾抗英派下狱。而下狱的姚莹、达洪阿由于以往"上传下达"的上谕及奏折往来，道光帝亦深知台湾事件处理的政治伦理底线及中英外交关系的变化趋势。一旦与英方达成妥协，道光帝即将姚、达释放。台湾事件对循吏兼能吏的姚莹的政坛生涯有巨大冲击。其后，姚莹虽人在官场但似无意仕进，追求著书立说。能吏不再专意治事而著书警世，夫复何言？而出狱后达洪阿职务上有晋升，后死于镇压太平军的军旅生涯。此后清政权风雨飘摇。
五、新发现涉台文献背后外交折冲的思考
研究新发现涉台文献需要弄清材料来源，也要分析外交文书表达及其修辞，从而有利于解读道光年间国与国之间"全权"(代表皇权或国家的意志)钦差大臣其行动谋划及其策略。在"怀柔远人"这一外交框架被解构之前，清方并没有更好的或完备的现代意义上的外交理念。珍稀文献《来往文书》《台湾奏折上谕》充斥外交词汇及修辞，外交谈判中辞令的含糊性及准确性都是必须的，要看用在什么地方，或谈判方处于什么样的境地及立场等。
外交所涉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近代可谓西方垂涎中华的桥头堡，外来势力一直想进入，从荷兰到英国再到日本，皆有侵占台湾的企图。荷兰被郑成功率军赶走，道光年间英方对台军事企图正是我们此次探讨的重点。介于台湾地缘因素等而讨论中英关系，无疑涉及地缘外交，台湾事件可谓清帝国对英整个关系中重要一环。就第一次鸦片战争而言，清方总导演道光帝也一直在或战或和之间犹豫与彷徨，诸如二十二年六月初三日他针对耆英等奏折，以廷寄传谕旨："又耆英、伊里布奏，接阅酋目回信一折。览奏可恶之至！该逆既不肯戢兵，若再事羁縻，不特与事无益，且恐有伤国体。"[54]因此，道光帝令清将"专事剿办，无稍游移"，[55]但西方坚船利炮已远越清帝国冷兵器时代，《南京条约》签订意味着英胜清败。清帝国统治者亦大体学会从整体利益考虑中英关系利害得失。台湾事件中清胜英败，属鸦片战争局部，并不能改变大局。何况达、姚等抗英胜利多凭借熟悉地理的优势而非武器。由此而论，清方在台湾问题上终要退却也在预料之中，只不过道光帝一开始没有意识到西方坚船利炮的威力，并试图用台湾的局部胜利作为鼓舞士气的筹码。
就台湾事件所涉外交而言，英国对华多依仗坚船利炮，可谓军事型外交。清帝国对外仍属怀柔远人的朝贡贸易策略，讲的是仁义，实属伦理型外交。这与清帝国践行"修、齐、治、平"为旨趣的"家国同构"这一伦理型政治密不可分。而随着兵戎相见，清帝国涉外观念也发生变化。主持清方外交的耆英、伊里布等参观英方坚船利炮后，妥协绥靖政策成为首选。查办台湾总兵达洪阿等将所谓英国遇灾船只掠获而邀功自夸等，显系诬告。耆英等甚至幼稚地认为处理了达洪阿等抗英将领，以璞鼎查为首的英方就尽释前嫌。[56]外交究竟是军事型的好还是伦理型的好，可以讨论。但对道光帝而言，西方意义上的坚船利炮所代表军事强国一时间难以做到，仁义为核心的伦理型外交仍要坚持，何况伦理型政治关系清帝国统治的合法性与正当性。简言之，清帝国统治多依靠王道，而非军事意义上的霸道。当耆英等在台湾问题上陷害忠良，实际上也涉及地缘意义上台湾局部抗英战胜为清帝国整体性外交所牺牲。
对施行伦理型政治的清帝国而言，以权术陷害忠良终属离经叛道的行为，在局部利益为整体性利益牺牲时皇权可以考虑。但一旦恢复天朝大国旧的统治秩序，从仁义的层面出发，皇帝对其进行"卖国"清算，也成为帝国继续统治的合法性基础。1850年2月道光皇帝死了，继任者咸丰帝随即通过密谕派一度对英强硬的徐广缙、叶名琛清查耆英等。[57]12月1日咸丰帝朱笔颁旨，处分诬陷达洪阿、姚莹的朋党穆彰阿、耆英："任贤去邪，诚人君之首务也。去邪不断，则任贤不专。方今天下因循废坠，可谓极矣。吏治日坏，人心日浇，是朕之过。然献替可否，匡朕不逮，则二三大臣之职也。……从前夷务之兴，穆彰阿倾排异己，深堪痛恨。如达洪阿、姚莹之尽忠尽力，有碍于己，必欲陷之。耆英之无耻丧良，同恶相济，尽力全之。似此之固宠窃权者，不可枚举。"处置耆英等涉及先帝，"我皇考大公至正，惟知以诚心待人。穆彰阿得以肆行无忌。若使圣明早烛其奸，则必立寘重典，断不姑容。……耆英之自外生成，畏葸无能，殊堪诧异。伊前在广东时，惟抑民以奉夷，罔顾国家。……今年耆英于召对时，数言及英夷如何可畏，如何必应事周旋，欺朕不知其奸，欲常保禄位。是其丧尽天良。"总之，"穆彰阿暗而难知，耆英显而易著，然贻害国家，厥罪维均。若不立申国法，何以肃纲纪而正人心？"[58]由此而论，咸丰帝惩罚耆英等朋党是迟早的事，而台湾事件中耆英助手伊里布早在1843年3月病逝，超度恩怨之外。耆英终得新旧数罪并罚。咸丰"七年冬，广州陷，档案为英人所得，译出耆英章奏，多掩饰不实，深恶之。及至天津，英人拒不见，惶恐求去，不候旨，回通州"。[59]面对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天津条约》签订，咸丰帝宣告耆英死罪。耆英属于陷害忠良的"不义"，但皇权建立在仁义基础上，咸丰帝伦理上"不忍心"，于是耆英被"赐"自尽。此属王道治国之下皇权继续仁义政治的修辞，宣布天朝大国继续生存在伦理型的政治秩序之中。
①已公布资料显示：向达只抄第一函照会，而笔者所见全部照会近50封。为何他没有继续抄下去？翻阅《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四)》(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287页)，见向达抄的后续内容。他抄录耆英致璞鼎查函(一)(二)(三)(四)并注明出处(笔者曾调阅并抄录这些资料)。若第一函(注有：信封书"璞大人台启"内信三纸附RobertThom译文，原信抄如下……)。可见他发现耆英致璞鼎查原件的译文，此比《来往文书》收录信函更有吸引力。
②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六)，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376页。俘虏只剩下11人，作为钦差大臣耆英亦知情。这与马士出版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所交待人数吻合。
参考文献：
[1][2][3][14]沈弘编译：《〈伦敦新闻画报〉记录的晚清，1842-1873年》(上)，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4年，第42、42、42、43-44页。
[4]李永玉：《鸦片战争期间搁浅台湾英船性质考》，《历史研究》2003年第2期。
[5][6][7][8][9]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初四日[军录]：《台湾镇总兵达洪阿等奏报计破再犯台湾之英船并斩俘获胜折》，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五)，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73、199、199、200、200页。
[10][11][12]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军录]：《台湾镇总兵达洪阿等奏为遵旨复讯俘供分别暂决留禁折》，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五)，第558-559、560、560-561页。
[13][48]施立业：《姚莹年谱》，合肥：黄山书社，2004年，第252、154页。
[15][16][17][18][19][20][21][37]《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976、1013-1014、1015、977、980、996、1001-1002、1000-1001页。
[22][23]《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327-328、287页。
[24]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第155页。
[25]《清末实录(外十一种)》，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34页。
[26][27][2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五)，第260-261、266、262页。
[29]撷·义律·宾汉著，寿纪、齐思和译：《英军在华作者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五)，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3页。
[30][45][46][47][5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六)，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376、376、656、656、658页。
[31][35][36][44][56]《往来文书》，大英图书馆藏，第6-7、96、96、94-95、18页。
[32][33][34]斯坦利·菜恩-普尔、弗雷德里克·维克多·狄更斯：《巴夏礼在中国》，金莹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0、31、34页。
[38][39][40][41][42][43][49][50][51][53]《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之六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2550-2551、2551、2551-2552、2551-2552、2576-2579、2579-2580、2567-2568、2568、2568-2569、2569-2570页。
[54][55]《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之五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2027页。
[57]《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97-98页。
[58]《清实录(四○)文宗显皇帝实录(一)》，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94-29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