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国际关系学”这一理念是对世界范围内的国际关系学者日益不满本学科的现状所做的回应。尽管国际关系学正在全世界日益普及，但却赋予西方的历史、思想、实践与领导以特权，而将非西方边缘化。全球国际关系学所渴求的是使竞争环境公平化，并建立一个真正具有包容性和普遍性的学科，切实反映国际关系学者及其知识问题日益增长的多样性。
一、全球国际关系学的六个核心要素
全球国际关系学并不是一种理论，也不是一种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相并列的范式。它也不属于我们所看到的所谓范式间辩论的模式，如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行为主义与后实证主义或理性主义与建构主义之间的辩论。全球国际关系学是多种要素的合成物。
正如2014年3月笔者在国际研究协会(ISA)的会长报告①中所概述的，全球国际关系学包含六个核心要素。
第一，全球国际关系学建立在一种多元化的普遍主义之上。全球国际关系学超越了西方与非西方之间的区别。尽管这些分类因为方便而依然存在，但全球国际关系学提供了一种普遍主义的新概念，这些分类失去了分析世界的意义。
普遍主义主导性的概念源于欧洲启蒙运动，与一套“适用于一切”的理念相关，笔者称其为一元论的普遍主义，另一种是多元论的普遍主义。多元论的普遍主义承认并尊重世界的多样性，试图寻找并建立共识。而一元论的普遍主义常常基于上层力量，试图运用一个标准并将其强加于他者之上。因此，欧洲启蒙运动一直以来被许多人公正地批判为是一种对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的辩护。相比之下，多元论的普遍主义并不信仰同质化，并拒绝边缘化其他文化和制度。它没有明确现代化的单一概念，但承认通向现代化与发展具有多重道路。
第二，全球国际关系学以世界历史为基础。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几乎全部源自西方历史，甚至地中海的希腊罗马史也被划归西方。这是这一领域种族中心主义的主要原因，其他文明的历史、声音和贡献都被边缘化了。
“国际体系”的概念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国际体系主要被看成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的那种无政府状态，其他基于等级制度、帝王统治或其他消失的体系类型则被忽略了。这一视角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已扩大并成为全球模式和标准的基础上得以被捍卫。
这种同质化掩盖了地区秩序间的变化与差异，同时也掩盖了国际关系的演变与去威斯特伐利亚化。去威斯特伐利亚化在西方除用于人道主义干涉外，常被人们当做不稳定的前兆而使人感到害怕。
通过仔细观察国际体系或地区世界秩序的非西方前身，我们能够得到许多认识。阿玛纳宗教体系、中国的世界秩序以及东南亚的曼荼罗都是明显而重要的例子。这里至关重要的是，我们要以文明研究的思考作为民族国家视角的补充。民族国家的视野让我们回到五百年前，而文明的视角能让我们回到五千年前。民族国家的视角与西方的主导地位相一致，而文明的视角显示出人类进步的多元力量。
在欧洲或西方经历了相对短暂的主导地位之后，我们有理由做出这样的假设：国际关系的历史与固有模式及实践没有被完全破坏并可能重现，如果没有被完全破坏，便可能足以引起对世界秩序的间接改变。
第三，全球国际关系学包含而非取代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和方法。全球国际关系学并不同意现有国际关系理论、方法和路径需要被丢弃或取代的观点。这既不可能也不合适，同时也不必要。相反，全球国际关系学认为，这些内容需要一种更具普遍性的历史的观念与方法来辩论、揭示、拓展和灌输。更重要的是，就应对非西方世界而言，国际关系理论很难保持统一或不变。例如，均势理论已被推导并适用于古代中国与印度思想家及其互动。建构主义重视文化和身份的因果力量，因此它为引入其他文化和社会经验提供了更多的空间。随着经济相互依赖、制度和民主化水平的不断上升，自由主义理论变得与世界政治更具相关性。反映拉丁美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经济状况的依附理论丰富了马克思主义。这些理论需要更多类似的深化与拓展。
但是，从其他文化中着手寻找诸如平衡、国家、规范、主权等概念的等价物来使现有的国际关系学派普遍化是不够的，将现有理论“试验”或应用于非西方区域并将出现不匹配之处用以调试现有理论也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超越现有的理论。全球国际关系学需要从其他社会和它们自身的时空背景中提出全新的理论与视角。如何做到这一点呢？这就引出笔者的下一个观点。
第四，全球国际关系学融合了地区、地区主义与区域研究。将区域研究与国际关系学科相对立的观点是错误的，这是一种特有的美国式辩论方式。在世界许多地方，国际关系理论由于区域研究而逐步形成。当今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致力于学科方法的同时也是真正的区域问题专家。
地区并不仅仅是国际或全球体系的次级部分，而是有着各自的自主权与能动性，是新思想及互动结果的所在地。我们应将源自地区层面的思想与互动作为理论化的基础，进而将其引申以理解和分析其他地区或全球层面的发展，而非将全球趋势和概念直接应用到地区。
这是“区域化的世界”视角的本质。最初由区域研究的学者所发展，它承认地区并非完全是自主或独立的单元，其产生的思想与图景不仅关乎自身，也关乎其他地区甚至整个世界。区域化世界的视角不是只关注区域结构内部如何互动，而是关注地区之间如何互动产生了全球互动与秩序。各地区不是内向的孤立岛屿，而是外向且相互关联的。因此，区域与区域动态研究更具比较性视野的转向是全球国际关系的重要基础。这种基于区域研究和比较知识的视角对于研究气候变化、传染性疾病等跨国问题至关重要。这些问题定义了我们的世界。
第五，全球国际关系学避免了例外主义。如果人们对地区或社会不持更加广阔、互动和外向的看法，就会面临例外主义的风险。这种例外主义常常把社会群体的特征看成是同质的，属于集体特有的，并且优于其他群体。
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例外主义常常证明大国对于弱国主导地位的正当性。“美国例外论”在美国看似良性且流行，可以与门罗主义和自利的全球干涉主义联系在一起。日本二战前建立在“亚洲人的亚洲”这一口号上的泛亚构想也说明了这一倾向。
这并不意味着经过调整与扩展后，可以简单以非西方世界作为使国际关系理论重新生效的试验场。全球国际关系学理论和理论家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从自身的非西方背景下提出概念与方法，这些概念和方法不仅应用于本地区以及其他环境，还可适用于更大的全球背景。非西方世界中国家间关系的历史模式应该概念化，使之超越特定区域，拓展其分析的效用和规范的目的。
第六，全球国际关系学承认能动性的多种来源和形式，包括抵抗力、规范行为以及全球秩序的地区架构。全球国际关系倡导对能动性进行更广泛的定义。能动性既是物质性的，也是观念性的。能动性不是强者的特权，而是弱者的武器。能动性既可以运用于全球跨国空间，也可以在地区和国家层面发挥作用。
能动性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它可以描述对全球规范与制度的抵抗行为和本地化，也意味着在本地层面构建新的规则和制度支持并强化全球秩序，以抵御大国的伪善和主导。能动性意味着形成和实现发展、安全与生态正义的新的道路。
非西方行为体所主导的能动性在当代的例子包括万隆会议“普遍性主权”的扩展、孙中山“国际化发展”理念的提出、后殖民国家对人权思想的发展做出的贡献等。近年来，我们看到了“人类发展”、“人类安全”以至源自非西方背景的“保护的责任”等思想的兴起。
二、全球国际关系学与国际关系学的中国学派
这样一种全球国际关系理念对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话语有重要的意义。一方面，从全球国际关系学的角度来看，中国学派的发展受到欢迎，并且非常重要。它对于发展国际关系学的世界历史叙述尤其重要，证明了当今世界的多样性与超越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关系的必要性，提供了源自非西方文明的国家体系、思想与能动性，这些都丰富了国际关系学的理论与方法。简而言之，中国学派非常支持全球国际关系学六个核心要素中的五个要素。
对于中国学派，笔者比较担心的是例外论的危险与反向的种族中心主义，在此提出三个问题。
第一，中国学派的来源和表述是什么？一个学派需要共同的表述以及足够多的学者谈到这一表述。中国学派在这方面有许多尚未解答的问题。
中国学派是一个较新的现象，还在发展之中。中国和国外的许多学者对其来源和核心论点并不清楚，也不了解它是如何出现的。似乎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最初动力可能体现在发展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学或中国化、本地化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早期努力，现在主要是想提出一个与现有国际关系理论完全不同的或替代性的视角。因此，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是对国际关系理论的本地化，还是替代或另起炉灶，或者说三者兼有？回答这样的问题是有益处的。
中国学派内部也存在一些辩论，它并不是一个整体。在上海，笔者听说不仅有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还有清华学派、上海学派甚至复旦学派。那么真正的中国学派能够站得住脚吗？这种多样性和辩论当然受欢迎，但如果碎片化过于严重，它还能够为中国学派创造一个可信且可行的基础吗？中国学派是大众，还是仅仅是少数学者的思考？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国学派在中国内外的影响范围如何？在中国的其他省份情况如何？同样，英国学派有不少英国之外的倡导者，包括罗伯特•杰克逊(Robert Jackson)等加拿大学者。中国学派会引起外国人的同样关注吗？
这就引出了第二个问题，即中国学派的范围是什么？它是关注中国及其所处地区，还是研究世界政治？依据笔者的理解，英国学派是发展中国学派最初努力的启发之一。但英国学派希望它们的叙述和概念能适用于全球，哥本哈根学派也不是关于丹麦的理论。总之，中国学派的普遍性是什么？中国学派所面临的关键考验是提出能够适用于中国及其所处地区以外的思想和概念。
在这一背景下，笔者发现秦亚青教授提出的“国际政治的关系理论”引人入胜，也很有价值。秦亚青并没有说东方的关系性(relationality)高于西方的理性(rationality)。他认为西方国际关系学中享有特权地位的理性因缺乏关系性，因而不能把握和解释很多国际关系现象。此外，他认为关系性不仅是中国文化的特征，也是其他文化，包括西方文化的特征。秦亚青的观点得益于建构主义与中国传统智慧和文化。他没有忽视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而是将其与中国的规范和实践相联系，提出了一种普遍适用的观念。笔者认为，这便是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要义。
第三，中国学派与中国官方政策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一些中国学派的倡导者建议，中国学派应致力于关注和诠释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国学派的一些核心理念(有些源自中国丰富的历史文化)与中国政府近来的外交政策取向存在重叠之处。一个重要的例子是“天下”概念，另一个例子是作为中国学派历史叙述基础的朝贡体系。但这会带来排除理论与政策差别的风险，也会使理论家丧失其知识独立性，充当官方政策的工具。
诚然，包括英国学派与自由主义在内的许多理论都存在普遍化某种民族或文明经验与成就的趋势。我们将自由主义与英美的崛起联系在一起，霸权稳定论等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确为英美的崛起与主导权提供了合理性，并强调了其积极的一面。英国学派或许有助于合理化和美化欧洲的殖民主义，但这与中国学派之间存在区别。英国学派兴起于英国已走向衰落之时，而中国学派发展在中华民族快速崛起之际。至少存在这样一种可能，即中国学派可能也会合理化中国政府当下的政策。这是需要被讨论和辩论的问题。
尽管秦亚青确信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不是为了合理化官方政策，但正如任何一种国际关系理论一样，中国学派可能同样存在着政策关联性。中国学派也不是理解中国外交及其国际行为的唯一理论。他将中国学派视为中国学者可以采纳的不同观点之一。通过以上条件及说明，笔者认为，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与全球国际关系学的原则相一致，也是实现全球国际关系学的重要一步。
注释：
①Amitav Acharya, "Glob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R) and Regional Worlds: A New Agenda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8, Issue 4, 2014, pp. 647-6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