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梦也不曾想到，那篇不甚经意写的《莫把开头当“过头”》，被人民日报转载后会产生那么大的“轰动效应”。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一切都像发生在昨天。
（一）
1979年5月16日，我在辽宁省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农村采访。中午时分，县委宣传部的同志匆匆跑来向我报信：“老范，今天早晨中央台广播，你写的《莫把开头当“过头”》已被人民日报在一版头条全文转载，还加了一个很长的编者按。新华社也向全国发了通稿……”
我脑袋“嗡”的一下，第一个反应就是：“又闯祸了！”再也无心采访，临时搭上一辆卡车，急忙赶回县里打听究竟。
在县里，焦急地等待中央台重播这条新闻。当广播员用铿锵有力的声调播送人民日报的编者按：“……作为新闻工作者，要像辽宁日报记者范敬宜同志那样，多搞一些扎扎实实的调查研究，用事实来回答那些对三中全会精神有怀疑、有抵触的同志”时，我不禁百感交集、热泪盈眶。
第二天一早，我就赶回沈阳。走进报社编辑部，同志们纷纷向我祝贺。副总编辑郑直告诉我：“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同志前天下午亲自到报社来，想见见写这篇文章的记者，可惜你不在。明天下午编辑部要开大会，请你介绍采访经过和体会。”他把我带进会议室，墙上已经挂了一条大红横幅：“向范敬宜同志学习！”
我急忙去找总编辑赵阜，惶惑地问他：“你们这样做，不会犯路线错误吗？”
赵阜哈哈大笑。这件事后来传为笑柄。
（二）
事情的经过，很有传奇色彩。
1978年秋天，拨乱反正的劲风吹遍全国，我也结束了“文革”十年的下放生活，回到辽宁日报。但“右派改正”工作尚未开始，“摘帽右派”的身份犹未解除，工作证上“职务”一栏填的是含意不明的“干部”二字。只能在农村部做些一般编辑工作。即使如此，我也心满意足了----毕竟又重新开始了被中断几乎20年的新闻工作，觉得一切都那么新鲜。特别是部主任石永伟对我很友善，不但不另眼相看，还经常破例派我下乡采访、写稿。有一次我化名写的一篇评论《“大锅饭”与“铁交椅”》，竟被人民日报理论版转载，引起了新任总编辑赵阜的注意。那时浑身真有使不完的劲儿，恨不得一天就追回失去的20年！
那年冬天，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凭着10年在基层生活的切身感受，我意识到这次全会确定的政策，是真正能够解放生产力的政策，真正符合广大农民愿望的政策。因此，对宣传三中全会精神特别出力。谁知，时隔不久，到了1979年三四月间，情况突然变化，社会上出现一股冷风，传说什么“三中全会的政策过头了”、“现在农村中资本主义泛滥了”、“辛辛苦苦二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把农村状况描绘得一团漆黑。特别是4月间人民日报在一版头条发表一篇署名文章之后，否定三中全会路线的声浪更是甚嚣尘上。辽宁日报社每天收到的来稿，大量是反映如何“反击资本主义势力，坚持社会主义阵地”之类的报道。当时，我们“处江湖之远”，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倒春寒”，更不知道上层有什么“两个凡是”，只是感到困惑：既然三中全会的路线、政策深得民心，为什么反对的声音如此强劲？如果三中全会的路线、政策真是“过了头”，报纸今后如何继续宣传三中全会精神？
这时候，正在兴城养病的石永伟给部里来信，嘱咐大家别受任何干扰，要坚定不移、旗帜鲜明地宣传三中全会政策。农村部领导同志决定分几个小组到农村作调查研究，摸清情况，然后对当前农村形势作出判断。
我主动选择了地处辽西贫困山区的建昌县。因为从1969年到1978年，曾在那里度过近10年的艰难岁月：当过名副其实的生产队社员，当过县农业办公室干事，跑遍了全县20多个公社、300多个大队的山山水水，对农村情况比较熟悉，而且结识了一批基层干部和普通农民。他们肯定能够向我说真话、说实话，这样调查研究可以少走一些弯路。
没有想到，到了建昌县，我访问的许多县、公社、大队干部，几乎异口同声地告诉我：现在农村确实乱套了，农民都不听指挥了，资本主义泛滥成灾，再继续下去快要失控，难以收拾了。有的大队党支部书记甚至说：现在地主富农都趁机反攻倒算，他晚上不敢出门上开会，早上不敢上井打水，怕遭暗算。有的干部声泪俱下地对我说：“老范，你可不能忘本哪！”情况竟然如此严峻，倒叫我不知所措了。经过反复考虑，我决定到过去落户的生产队去，直接听听老百姓怎么说。结果听到的大不一样。他们众口一词地说：三中全会政策太好了，照这样下去，农民就有希望了。我问：好在哪里？他们说：活起来了！前几年农民被“四人帮”捆得没有活路，连种几垅土豆、韭菜都被当作资本主义拔掉，编几条席子也被当作“小生产”批斗游街。现在好了，给了生产队自主权，适合种什么就可以种什么，搞点副业也不会再当“资本主义”来批，咱农民不就有活路了吗？
老百姓的一个“活”字，给我极大的震动。同样的事物，为什么干部和群众的看法有这么大的差异？带着这个问题，我又回到县里向县委书记马汉卿、副书记张化成请教。他们两位都是农村工作经验丰富的老干部，思想比较解放，对三中全会精神有正确的认识。讨论的结果是：虽然三中全会已经开过，但是由于受“左”的思想长期束缚，各级干部对三中全会精神还很不理解。不仅老干部的解放思想需要一个过程，年轻干部也需要从头学起。因此，帮助各级领导干部解放思想，改变观念，是保证三中全会路线、政策贯彻落实的关键。这些认识，现在看来平淡无奇，在当时真有点振聋发聩。
（三）
我结束采访后，向报社农村部领导汇报了情况，另外两个调查组也回来了，看法基本相同。于是部里决定撰写一套述评，由我执笔写第一篇，主题就是：分清主流和支流，千万莫把开头当“过头”。由于素材比较丰富，思想比较明确，这篇述评很快就写成了。在报社几位老总支持下，5月13日，《莫把开头当“过头”》顺利地在辽宁日报一版头条位置见报。当时我并没有把这当作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所以当天一早就去喀左县采访。没有想到，3天之后它就被人民日报转载。
事后我才知道，在这3天之内，这篇文章还引起过一场风波。当时辽宁省委正在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不少干部看了文章议论纷纷。有的说：这个记者纯粹是胡说八道，歪曲事实；有的说，如果现在还不算过头，怎样才算过头；有的甚至说，看来范敬宜这个右派还没有当够。在这种情况下，任仲夷旗帜鲜明地在大会上公开表态：“我赞成范敬宜的观点，而且认为标题应该加上一句----莫把支流当主流！”这样，事态总算没有再扩大。加上人民日报及时转载，又作了那么尖锐的编者按语，指出：“还有一些领导同志，对三中全会确定的方针、政策，本来持怀疑态度，甚至有抵触情绪，自己又不深入调查，看看群众和基层干部在想些什么，实际情况是怎样，一听到有人叫‘过头了’，自己也跟着叫起来；或者是把工作中出现的一些属于支流的问题当作主流。这说明一些同志的思想仍然处于僵化或半僵化状态。要改变这种状况，最好是这些同志自己到基层走一走，听一听群众和干部的呼声。”这样一来，非议很快得到平息。而拥护三中全会方针、政策的人，则感到扬眉吐气，更加理直气壮。许多地方拿着这篇文章去做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工作，说服大家要用正确的观点来认识当时的形势和问题，起到了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作用。
后来的事实证明，由于人民日报的转载和评价，《莫把开头当“过头”》一文产生的影响，远远超出了辽宁省的范围，在全国引起了很大反响。这使我更加认识到人民日报的威力和影响，是任何其他报纸所不能企及的。如果没有人民日报的转载和肯定，不但这篇文章不可能产生那么大的社会效应，连我这个作者将会遭到什么样的命运，恐怕都很难说了。
（四）
《莫把开头当“过头”》发表之日，正值“倒春寒”逼人之时。因此，后来常有人问我：在那种形势下，你怎么敢写这种文章？人民日报怎么敢转载这篇文章？
从我来说，当时并不存在敢不敢的问题，因为压根儿不知道高层的复杂背景，不了解“两个凡是”对三中全会路线的严重干扰。只是10年基层生活，使我这个从象牙塔里摔出来的知识分子，多少了解了我国的基本国情，懂得农民究竟欢迎什么政策，反对什么政策；什么样的政策会给农民带来幸福，什么样的政策会给农民带来灾难。（这个“基本功”对我终身受用。）因此，听到有人说三中全会政策的坏话，很自然地认为不符合实际情况，应该实事求是地把真实情况反映出来，以正视听。有人说我是“无私无畏”，我一再声明：我没有那么高的觉悟，只能说是“无知无畏”。要是知道背景那么错综复杂，说不定我就没有写这篇文章的胆量了。
至于人民日报敢于转载这篇文章，我认为是需要胆识和魄力的，是有一种捍卫三中全会路线的政治勇气的。因为他们对当时的那场斗争十分清楚。因此，当他们从辽宁日报一发现这篇述评，便敏锐地判断出它的价值，以一种少有的编排方式和版面语言加以处理。转载的成功，说明了三中全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已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