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湖三大队
我在外湖十大队挑了近一个月的土，就被押送到内湖三大队去了。那是个暖和的冬日的早晨，懒洋洋的太阳照在这荒凉的湖州上，远处的工棚和衣着破烂的犯人给人一种置身于远古奴隶社会的感觉。一位陌生的劳改干部押送我乘一辆敞篷汽车往北边走。车开了大约四十分钟，一路都是泥土砂石做成的简陋的公路。我们的目的地是一个乡间小镇，这里可以看到不少砖木结构的永久性建筑，使人感觉从一个远古的社会回到现代中国的乡间。很久以后我才知道这是建新农场场部的所在地，它有一个使人感到荒凉的名字“茅丝铺”。
这些天在十大队与刘凤祥相处的日子，听了那么多对毛泽东激进和极左的经济文化政策的批评，也听了很多他对刘少奇和周恩来右的政策的好感，我心里渐渐生出一种怪怪的感觉，一方面寄厚望于当时还是总理的周恩来，觉得他是唯一有权而又有理性的人，另一方面从奴隶社会式的外湖到了这内湖的茅丝铺，好像冥冥中有个能支配我的命运且有理性的人在安排着这转变。这个看不见而又权力极大的人在我心中竟是周恩来。我知道这是幻觉，是种不能支配自己命运又渴望理性的温暖的幻觉。但我却不能抑制这种幻觉。我被交给场部一位干部。他好奇地打量我，问道：“你就是杨曦光？”看样子他熟知这个名字，但却不相信我就是其人。
他确认我就是杨曦光后，温和地对我说：“一个省只能少数人当领导，你们这么多组织要当领导，这怎么行呢？”他的口气像是在教训我，但又好像是在对自己解释为什么会有文化革命中这么多政治组织之间的冲突，以及为什么要把一些政治组织打成反革命。我心中很不舒服，因为按他的解释，政治冲突全是因为争取权力引起的。而我那时却相信自己是为了政见和理想而与当局发生冲突的。当然我不能说这些。但我心里又感到安慰，他的解释与官方宣判我为反革命的理由很不一样，他似乎是在试图平心静气地理解政治，不是站在我的敌对面，而是像一位旁观的长者。我想起周国辉在十大队听到一些消息。这些消息是从老犯人中传来的。文革中，建新农场的干部也分成两大派，一派是支持“公检法”的，另一派是支持“湘江风雷”的，而“湘江风雷”是与“省无联”同一个观点的。建新农场的不少干部支持“湘江风雷”，原因是这里的干部地位极低，他们同情向当局造反的一派。看得出来这些卷入过文革中政治派别冲突的人对我这类政治案件有些特别的理解。走近三大队时，一个庞大的围墙慢慢露出它的轮廓。围墙大约有两人高，上面是缠绕得像荆棘一样的铁丝网。围墙的一角是一个高高的岗楼，有荷枪的军人在那里。我被转交给三大队三中队的稽队长时，是中午时分。这位稽队长个子矬小，一脸凶狠阴冷的样子，说话好像是咬着牙从鼻子里哼出来的似的，一口北京腔。他不报姓名（我后来从犯人口中知道他姓稽），第一件事是要我把现金交出来，要我将行李打开检查。接着他要我将“判决书代执行书”交给他，并问我：“你是犯什么罪？”我说“省无联问题。”很不情愿承认自己犯了罪。他把脸一沉，厉声道：“你没犯罪？到这里要老老实实认罪服法。你们就是不老实嘛，不满意自己的地位，个人主义膨胀，要造无产阶级的反。文化革命的造反派都像一九五七年的右派一样，就是对共产党不满嘛！”我不敢反驳他。他的看法与刚才那位场部干部的看法是如此不同。这位稽队长将我的“判决书代执行书”拿走了，以后我再也没有看到这个文件。这大概是当时劳改队拿到的关于我的判词的唯一官方文件。当时，三大队的大部分犯人都到外湖修筑堤坝去了，每个中队都只留下一个老弱组。我被分到三中队的老弱组，这个组加上我共有七个人。围墙内那时有两排监房。我们住在北边监房中的一个房子里。监房之间有一个大操坪，是每天出工前犯人集合的地方。靠南边是伙房和一个礼堂，那是干部召集犯人开会的地方。
傅子庚
我们这个组有两个组长，一个学习组长负责每天夜里组织政治学习和向干部报告其他犯人的思想行为。另一个生产组长负责组织劳动。学习组长姓吴，在国民党时代当过官，一九四九年在地方上教书。一九五九年中国农村因为“大跃进”造成饥荒时，他的学生决定组织政党从事推翻共产党的活动，曾上门向他请教，他引用鲁迅的一句话鼓励他们“世上本来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个政治组织后来被共产党破获，这位支持他们的老师被当成“反革命黑手”判处十五年徒刑。吴老头长着几根山羊胡子，一口衡阳腔，反应并不灵敏，须发都已花白，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对人无恶意的书呆子。我是直接从吴老头口中听到他的故事的。但第二天早晨我却因为打听吴老头的案情倒了楣。那天早晨，稽队长背着手走进监房，站在已列成队的三中队犯人前，用眼角扫视一遍我们，怒声道：“有些家伙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东西，一到劳改队就打听别人的案情，你想干什么？这要搞反革命活动？你到了这里，是龙给我趴下，是虎给我跪下。”他用眼睛盯我一下，从鼻子里哼道：“给我老实一点，你这种角色我见得多啦。国民党的将军，江湖大盗，长沙的流子，到了我这里都只能规规矩矩，不能乱说乱动。”我知道被人打了小报告。但第一次这样被人当面辱骂，我心里感到受了极大侮辱。看看周围的老犯人们，他们一个个低着头，真是“是龙也趴下，是虎也跪下”的劲头。从那以后，我再不敢轻易打听别人的案情。组里使我最感到安慰的是傅子庚。他圆圆的脸，还像个孩子，不会大于二十岁，个子矮矮的。他和我是这个组不属于“老、弱”的犯人。傅子庚在这个组的原因是他脚上那付镣铐。他戴着一付铁镣，走路时叮当作响。他告诉我，他逃跑时被抓获，目前仍然是“有逃跑思想”的人，所以要放在老弱组。我猜这大概是因为干部比较容易控制老弱组的人，我已经领教了这种控制的厉害。
有天我和傅子庚以及另一个叫刘橄悌的老人在一块剥黄麻皮，傅子庚告诉我很多这个组的故事。他告诉我劳改队的政策是利用刑事犯监视政治犯，利用“历史反革命”监视“现行反革命”。历史反革命是指一九四九年前反对共产党的人，“现行反革命”是指一九四九年后反对共产党的人。他告诉我这个组的生产组长和学习组长经常向稽队长打报告。每天晚上政治学习前和早上出工前干部进监房时都是他们向干部递报告的好机会。傅子庚指着刘橄悌悄悄对我说：“吴老头经常非常谦虚地向这位刘老头请教对政治形势的看法。刘老头对他的诚意毫不怀疑，就告诉吴老头，中国政治局势如此糟，共产党的朝代可能会翻边，一边说一边把手掌翻过来，意思是共产党可能垮台。不久吴老头就把这些话全报告了稽队长。好在刘老头不在意，他从不隐瞒他对共产党的批评。”我一边听一边打量着刘老头。他穿得格外破烂，长年用一块破麻布巾围着前腰，戴一付深度近视眼镜，眼镜框上贴满了胶布，不知是什么时候被打破的。他说话细声细气，地道的长沙腔，弱不禁风的样子，但却保持着一种清高的风度，从不主动答理人家。后来我找机会与他搭话才知道他在国民党时代当过县长。做过蒋介石的秘书。一九四九年后他一直坚持反共的观点，但他只当面向共产党的官员讲自己的观点，没有什么其它反抗行动。他的儿子受了很高的教育，在北京的共产党政府中当不小的官，但这个儿子与老子在一九六四年的“四清”政治运动中划清界限，政治上和经济上都与他不再来往，可怜他孤苦伶仃一个人只能靠共产党发给的每月八元救济金过日子，买了米都背不回来。文革中他还是批评共产党的政治，这次公安局在他七十多岁时以“思想顽固罪”判他七年徒刑。从他身上我看到历史书上所说的“前朝遗老”的形象。
傅子庚还告诉我这个组那位叫袁胜的呆头呆脑的衡阳人过去是修鞋匠，整日劳累，养不活家口，听说劳改队有每月四十斤大米的稳定供应，就写了张打倒共产党的标语，自己送到公安局，结果被判了五年徒刑。袁胜经常是夜里政治学习时被批判的对象，因为他总是说他是因为生活过不下去才写那张标语的。学习组长吴老头就批判他不认罪服法，因为他认为犯罪不是因为他自己坏，而是因为这个社会没有给他活路。后来我才明白为什么傅子庚如此信任我。他告诉我，与他一块越狱逃跑的另一位犯人知道我的大名，他们都把我看成一位敢于向当局挑战的英雄。我慢慢从傅子庚口里知道了一些他自己的故事。傅子庚是一九五九年后大饥荒时从农村逃到城市里开始他的扒窃生涯的。他被判了五年徒刑，逃跑过两次，都未成功，被加刑到十年。第三次逃跑就发生在我来三大队之前不久。那时傅子庚被关在“小号子”里。我看见过那个小号子，那是在围墙内一排监房的东头。我们住的监房门是敞开的，大约有十八平方米，两排通铺，能住十几个人。小监房只能住一个人，每天锁着门，条件比看守所还差，食物也比看守所还少。凡是犯了监规的人就被关进小号子，以示惩罪。傅子庚被关在小号子半年。他的一位朋友利用送饭的机会给他送进去一把小铁锨。他利用这把铁锨用三个月时间挖成一个地洞。这个地洞直通四公尺外的围墙外面。一天半夜，傅子庚终于挖通了这个地洞，他没法估计准确时间，就在离天亮不久时逃离三大队。第二天一早，看守军人发现了这个地洞，马上乘车追踪，在建新农场北面抓获了他。傅子庚在讲这段故事时面带笑容，他万万没想到这竟是最后一次他向这个世界上的人讲述他逃跑的经验。
告密者和越狱者
我虽然早就放弃了逃跑的企图，还是时常情不自禁地考虑逃跑的可能性。这可能是由于判刑对我的打击太大，劳改队的生活条件出人意外地差。有天我们在种水稻的水田里清理排水沟，冬末春初，水田里的水已全部放干，田里种的紫云英正在慢慢地长起来，显现出一片新绿。我们站在沟边的田埂上用铁锨将排水沟两边的草铲到沟底，然后站在沟底将杂物铲到田埂上，并把沟加深。
劳动中间，有抽一支烟的休息时间。吴老头招呼大家抽根烟。我坐在离吴老头不远的田埂上，问他建新农场三大队北边是什么地方，他告诉我是二大队，二大队过去是一大队。“再过去呢？”
“是钱粮湖农场。”
“钱粮湖农场离我们多远？”
“那可就不清楚了。”
远处的主干路上有一辆牛拉的木轮车在慢慢移动，我从来没见过这种运输工具，也忍不住问吴老头，“那牛拉的车是做什么用的？”吴老头看去有点不耐烦：“那是运肥料的牛车，赶车的是‘自由犯’。”“什么是自由犯？”
“就是那些可以单独劳动，不要干部监督的犯人。他们多半是快满刑的人，案子不重，又表现好的。”
“我们不是也没有干部监督吗？”
“我们这是老弱组，都是跑不动的人，所以没有干部跟着。等大队人马修堤回来后，你会回到强劳力组，这些组天天都有干部跟着，早一年甚至还有武装持枪的监督犯人劳动。”他的语气好像是说：“你能和我们在一起没有干部监督，真是天大的福份！”我忽然听到汽车引擎的声音，循声看去，有一条砂石铺成的公路穿过三大队的田地。我又忍不住问：“这条公路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从华容县来到岳阳县去”。
汽车的声音消失在它扬起的尘土中，我想着卡车车厢的样子，又在出神，如果我能趁司机不注意爬上了那车厢，并用什么东西把自己掩藏起来，我不就有机会逃出去吗？第二天早晨出工前集合时，稽队长站在犯人队列前，狠狠盯我一眼，厉声说：“有些家伙逃跑思想不死，成天打听如何逃跑的路线。我警告这些企图逃跑的反革命分子，傅子庚脚上的铁镣就是你逃跑的下场！”
我大吃一惊，显然我昨天与吴老头的对话已被一字不漏地报告到稽队长那里去了。从此我发觉我受到特别的监视，我成了一位有逃跑思想的危险犯人。有次我被人从劳动工地叫回三大队办公室接受长沙来的人保组的人讯问有关文革中的事情，讯问完后，稽队长命令值班犯人押送我回劳动场所，我不能单独行走，因为我有逃跑思想。修堤任务完成后，一个早春二月天，傅子庚又被关进了小号子。那时三大队所有犯人都从外湖回来了。我几次到伙房去挑饭或打热水时，经过小号子门口，他都在门上的圆孔里与我打招呼。他小声说：“这回小号子里全是水泥地了。”不久，农场在三大队附近的大堤“闸口”外的湖滩上开了一次“宣判大会”。那是个充满春天气息的日子，田里的绿肥（紫云英草和油等）差不多盖住了棕色的土地，天气十分潮湿，到处是那种南方乡下春天的气息。闸口是建新农场西边围住洞庭湖的大堤上的一个大闸门。灌溉内湖七个大队的水就是由这个闸门调节。二月底三月初，堤外的湖洲还没被水淹没，宣判大会就在那渐渐变绿的湖洲上召开。老犯人告诉我每年的宣判大会都在这里开，每次宣判会都在春耕生产大忙季节前开一次，总要杀一两个犯人，以起到杀鸡儆猴的效果。用当时的话来说是“抓革命，促生产”。但那年春天与往常不同的是，会场上临时搭起的木台上贴满了一个新的被称为“一打三反”运动的标语。内湖七个大队的一万多犯人黑压压地坐在湖洲上，四周站满了荷枪实弹的士兵，十米远有一挺机枪直指人群。看着各个大队的干部站在队列的后方，用仇视的目光扫视犯人，心中在猜想谁是今天被加刑的倒楣蛋。我还在想，当我舅舅、我哥哥及刘凤祥被打成右派后，第一次参加这类劳改队的宣判大会时，他们对自己政治犯的身份和对自己的政治观点会有什么感想？
出人意外地，当农场军管会干部宣布将死刑犯押上来时，其中一个竟是傅子庚。傅子庚与另一个稍微比他年长的年轻人各被两个军人拖上台，他们都被上了死绑。傅子庚背上插的罪名标牌是“反革命逃跑犯”，另一位的是“反革命重新犯罪”。我从未听过“反革命逃跑犯”的罪名。从那军人宣读的判词我才知道，傅子庚被指控三次越狱潜逃，并且在监房内“散布反革命言论”，攻击共产党。另一位被指控为攻击毛主席和共产党而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又一次看到如此熟悉的人被死刑，而且罪名主要与思想言论有关，我不由得感到一阵恐怖。看得出来，对傅子庚判死刑是特别针对劳改队那段时期频繁的逃跑事件。特别是大部份犯人从外湖回来后，三大队的围墙里脚镣声不断，那都是逃跑失败被抓回来的犯人的脚镣响声。有位老犯人告诉我，当时三中队就有十个犯人“在逃”，他们是成功的逃跑者。傅子庚那天脸色灰白，看得出，他也被这一反常规的判词吓得魂不附体了。文革前从未听说只因逃跑而被加刑的。一般逃跑被抓回来的人只是补足刑期而已，只有在逃出去后重新作案的才会经过法院加刑。
那次宣判大会后，我被分到强劳力组。这个组都是身强力壮的汉子。到那个组的第二天早上出工前，稽队长把一位犯人叫出队列，他阴沉着脸，从鼻子里哼道：“给我跪下！”那个犯人争辩道：“我没犯事呀！”稽队长吼道：“你什么意思？你企图组织逃跑，以为我不知道，给我捆起来！”几个组长马上找来绳子，把那可怜的犯人按倒在地捆起来。接着稽队长下令把这个犯人的被子衣服全写上大大的劳改字样。
一打三反
“一打三反”运动在建新农场开展起来了。每天夜里的政治学习我都听到各个监房里犯人批判犯人的吼叫声和被批判者挨打的声音。墙上贴满了标语：“彻底交待逃跑思想”，“彻底交待余罪”，“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认罪服法，重作新人”。动员开展“一打三反”运动的全大队大会上，一位姓刘的教导员作了一个动员报告，他说：“你们中有些家伙对亡国共产不甘心，对无产阶级专政恨之入骨，日夜盼望美帝国主义、苏联修正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派复辟。还有些家伙贼心不死，企图逃跑，以回到社会上兴风作浪。你们中还有些家伙有不少余罪没有彻底交待。在这次运动中，你们要彻底交待三盼思想、逃跑思想，彻底交待余罪”
我所在的新组的批斗对象有两位，一位是个十六七岁的农村孩子，他听到他的父母和爷爷（都是“贫下中农”）说国民党时代农民的日子比共产党时代好得多，他自己又有一九五九年挨饿的悲惨经历，所以对国民党产生了极大的好感。他用小刀在木柱上刻了不少国民党的青天白日徽。这些手刻的图样被人发觉后，他被判了十年徒刑，判刑时他才十五六岁。到了劳改队他旧习不改，还是在木柱上刻着青天白日徽章图像，被干部视为“反改造份子”，成了第一个被批斗的对象。
第二个批斗对象是个叫刘桂农的高个子，他三十岁不到的样子，讲一口湖南茶陵话。像传统的乡下农民那样，在光头上缠着一条毛巾，很少说话。他看去是那种非常老实、本份、反映迟钝的农民。但是批判他的小组会后，我才知道，他曾经成功地逃跑出去，是那种“大智若愚”，做事扎实的“老实人”。
我们的学习组长是邵阳的一个中学的教员，因组织反对共产党的政治组织，被判处十五年徒刑。他那段时间正在争取得到干部的信任，经常向干部打小报告，斗争其他犯人不遗余力。那天晚上政治学习开始后，稽队长站在我们小组的监房门口，阴沉沉地说：“刘桂农前年逃跑出去七个多月，重新犯罪被抓获后，一直不彻底交待他的新罪行，态度极不老实，你们组以前对他的批斗太温和了，是不是有人同情他呀！”稽队长说完就到别的组检查去了。剩下的批斗会由学习组长主持。大家都知道稽队长的话意味着，今天要对刘桂农动武。学习组长向刘桂农吼道：“刘桂龙站出来，给我跪在地上，你今天如果不交待你的罪行，我们绝不让你过关！”刘桂龙并不反抗，跪在地上慢慢述说，他去年逃跑出去后扒了一百二十元钱，四十七斤粮票的过程。周围的监房已响起用扁担打犯人的声音。我们小组也有人站出来叫道：“刘桂农，这些事我们早就知道了，你还用它们来对付我们呀！”学习组长站起来，“今天我们不给他一点颜色看，他是不会彻底交待的。”刘桂农仍一声不响。学习组长找来一捆绳子，一边动手捆他，一边唠叨：“你今天是不见棺材不流泪，要顽抗到底了！我让你知道什么是吊半边猪的味道。”不到十分钟，刘桂农的一只手一只脚被吊在监房内的梁上，学习组长和生产组长把绳子扯紧，刘桂农另一只脚和手也离了地，疼得他像被杀的猪一样大叫。才几分钟，刘桂农就嚷“我交待，我交待！”那一夜，刘桂农交待的扒窃的金额上升到近一千元，粮票上升到数百斤。
第二天，稽队长指令他留在监房里写交待，他哭丧着脸说：“我不识字”。我被指定替他记录。后来我才知道，刘桂农根本不是文盲，他假装不识字是一种不留下亲笔招供的手法。我听他讲了一天他的故事，一边听一边记录。他原来是乡下一个农民，后来替生产队出外做生意，学会了伪造提货单到国营工厂冒领商品。后来又学会了扒窃。两年前他被判十年徒刑来到三大队。他劳动十分卖力，从不多说话，受到干部的信任，还当了生产组长。前年秋季摘棉花季节，他趁棉树长得最高的时候从棉田里逃走了。由于他每天摘棉的产量最高，质量最好，还是生产组长，没有人怀疑他会逃跑，都以为他回监房了。直到天黑时，大家才肯定他已逃跑，但那时也追不上了。他告诉我，他逃跑出去后的半年都是靠扒窃为生。他一件件讲他扒窃的过程，其中一件特别使我吃惊。有天他在火车站找“鱼”，看到一位年轻的妇女带着一个大包袱在等火车。他趁机扒了她的钱包。他在厕所里将钱点了一下数，出来时见那妇人已发现丢了钱，正在到处寻找，尤如热锅上的蚂蚁。他不禁起了恻隐之心，走过去问她出了什么麻烦。他又假装帮她找了一阵，然后慷慨“解囊”，将扒来的钱的大部分假装赠送给她。他假装与她同路，又在一块坐了一天火车，到了目的地城市后，他俩已如胶似漆。同居了两夜后，他们才恋恋不舍地分手。刘桂农奉行“兔子不吃窝边草”的原则，每次有了很多钱都要回家一趟，送给周围的朋友熟人不少礼物，所以家乡的干部群众对他都十分好感，他也从未在家乡出过麻烦。
几天后，我才体会到刘桂农不但扒窃和逃跑是“做事扎实的老实人”，而且还很有政治手腕。刘桂农被学习组长“吊半边猪”后不久的一天早晨，稽队长就在集合出工前把这位学习组长叫出队列，把他臭骂一通，“你这个反革命分子，人不知自丑，马不知脸长，以为可以轻易骗取我们的信任，你才当了几天学习组长，又在反改造了。”接着当场撤销了他的小组长头衔。后来一位同犯告诉我，肯定是刘桂农打了他的小报告，说他抱怨肚子吃不饱。这位“反革命”以后再没有那样积极批判“同犯”了。而刘桂农还是那样从不说话，对人仍然十分厚道，但做出来的事却扎实得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