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个阴冷的冬日，我抱着我的背包和行李踏出九号的牢门就踩在那看似寒彻入骨的走廊的水泥地上。走进二十三号那厚厚的牢门，我仍感到南方那带有潮气的清冷。徐络腮把门重重地关上，随着哐啷一声落锁的声音，我的眼睛慢慢重新适应了号子里的昏暗。我发觉与我同案的“省无联”的其他头头已在这里。他们中有“高校风雷”的领袖周国辉，“红旗军”的头头毕健，“湘江风雷”的头头张家政，文艺界的宋绍文。“省无联”全称“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是二十几个各行各业长沙在野的造反派，即新成立的革委会筹备小组中没有官位的造反派组织的联合。“高校风雷”（大学生中的造反派）、“红旗军”（复员军人的造反派）、“红中会”（中学生的造反派）、“文艺界红色造反团”（文学家、艺术家的造反派组织）、“教师联合会”（中小学教师的造反派组织）都参加了“省无联”。张家政这时看去像个驯服的小人物，每天忙于各种精细的工艺活。他帮宋绍文装订、裱糊一个精致的本子，里面收集了宋绍文在看守所的书法练习。他还常被徐络腮叫出去绘制各种歌颂毛泽东的油画和用石膏制作各种毛泽东像。这在看守所是一种特殊的待遇，因为出号子去工作不但能有更多食物吃，而且享比有号子里大得多的行动自由。张家政这时的目光看去驯服而没有任何政治野心，只是个千方百计谋生计的艺人。大家这才记起他文革前是“大众”电影院的画家，专门绘制各种电影广告。但是文革中，他成了位叱咤风云的政治人物。
我第一次见到他是一九六七年夏天“湘江风雷”刚平反时。张家政文革初被当局打成“反革命”，主要原因是其父亲是共产党于一九五一年镇反运动中杀害的国民党官员。他与其他被打成“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工人一起组成了一个准政党型的跨行业政治组织“湘江风雷”，要求当局为他们平反。一九六七年初在当局发动的镇压造反派的运动中，“湘江风雷”被当局定为“反革命组织”，张家政被捕入狱。后来这个运动被造反派称为“二月逆流”。一九六七年夏天，毛泽东支持“湘江风雷”平反，张家政被释放，并马上参加指挥造反派与保守派（红卫兵）的武装冲突。那个夏天，我有天偶然在长沙市靠湘江边的海员俱乐部看到他与“湘江风雷”的其他负责人在一起策划战事。一位湖南医学院的女学生告诉我，张家政一出监狱就和她谈到毛泽东与周恩来之间的政治冲突，他声称他手中有周恩来反对毛泽东的证据。到一九六八年二月当局镇压“省无联”时，张家政又被拘留。这次他的罪名不但有“指挥武斗”，还有“反对周恩来”。
周国辉是湖南大学的学生，这时他看去与张家政截然相反，他还保持着他那在野政治家的风度，绝不向政治迫害屈服。他仍在评论时局，批评当局。而张家政早与政治话题绝了缘。一个温暖的冬日，我到二十三号的第三天，号子门不断地开关，好几个样子看去奇奇怪怪的人被送进这个号子。一个矮矮胖胖姓周的小学教员，一进号子就告诉我们，他是被当成“省无联”的“黑手”抓进来的。他参加了“教师联合会”，加上他一九五七年曾被打成右派，因而遇到了麻烦。我问他“你因为什么事被打成右派？”他顿时来了精神：“我一九五七年就批判刘少奇，结果被刘少奇的死党打成了右派。”另一位瘦长而有对三角眼的陈三才也是右派，也是参加“省无联”要求当局为他平反而被捕的。还有位七十多岁老得满嘴牙齿都掉了的张伯伦（他的名字听去与英国二次大战时的首相的完全相同）。他被指责与国民党有关系，因利用“省无联”为他自己过去的罪名翻案而成为“操纵‘省无联’的黑手”。周国辉看着这些怪模怪样的人轻声对我说：“这些人都是些政治背景有问题的人。当局有意将这些政治上不干净的人与‘省无联’联系起来，以便证明我们有罪。”一位穿着中式对襟棉衣，没有右手的新来者引起了我的注意。他肤色黑黑的，嘴唇厚厚的，说一口岳阳腔很重夹着长沙腔的普通话。他的名字“刘凤祥”听去有点耳熟。他一进二十三号就与其他右派朋友交换消息。显然他也是右派。一位叫肖乾的右派记者在我们号子里呆了三个多小时，又被转到别的号子去了。肖乾一进二十三号，刘凤祥就迎上去与他轻声交换外界的消息。刘凤祥的一句问话“军队的情况怎么样？”飘进了我的耳朵，使我暗吃一惊。第二天我才想起来，人保组的人审讯我时曾专门问及这个刘凤祥。他们问话中的刘凤祥简直是个神通广大的传奇人物，但我眼前的刘凤祥却其貌不扬。我问他的手是怎样断的。他告诉我他一九五七年在湖南日报任主编时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工厂劳动改造时，右手在一次事故中被机器切断的。又是一个右派。我问他什么原因被打成的右派，他告诉我：“我们可是最早的造反派，早在一九五七年我们就批判旧省委的走资派，这就是我被打成右派的原因。”
到了二十三号不久，我们开始意识到，这批与“省无联”案有关的人员集中在一块，马上会有一次对“省无联”一案的判决了。我们互相交换消息证实，所有转到二十三号来的人都在前不久由“拘留”的状况转为正式被省“人民保卫组”逮捕。尽管“大难当头”，二十三号的人们仍旧迅速重建了他们的娱乐。我们又用纸片和饭粒制作了象棋和扑克。我的棋友经常是刘凤祥。
刘凤祥下棋时告诉我他“拜读过”我的《中国向何处去？》，非常欣赏。我告诉他，我目前的政治哲学已与写《中国向何处去？》时非常不同。写那篇文章时，我有对理想主义的追求，我认为民主整体应该是民选的，如果不是民选的，就应该改变。而现在我已完全没有理想主义了。我相信人判断自己所追求的价值标准会随历史而变化，所以历史会怎么发展远比理想的目标更重要。我告诉刘凤祥，过去我关心的问题是“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这个世界应该怎样？”今天我问的却是：“这个世界会怎样发展？”最坏的事，最黑暗的历史也许就发生在我们一生的时间内，因此关于好坏是非的主观判断没有任何意义，如何适应环境生存下去才是重要的事情。
晚饭后，人们有的在下棋，有的在打扑克，有的在谈天。刘凤祥坐到我的床边轻言细语地对我说，“我们今天面对的现实实在是非常残酷，很多知识分子因此信奉一种纯客观主义，不相信世界上有什么真正的是非善恶，认为这种主观判断没有任何意义。但是文化革命是一种真正的罪恶，这在历史上一定会成为公认的定论，这是客观真理，不是随意性的主观判断所能改变的。”我非常吃惊。他的口气像一位传道者，那么自信，那么认真，与谈天的口气那么不同。尤其是他的政治观点，与他在众人面前所表露出来的完全相反。我当着众人问他被打成右派的原因时，他把自己打扮成反对走资派，支持“文革”的“老造反派”，而私下里，他却对文革持彻底否定的态度。
我俩的交谈自那天以后越来越多，偶尔周国辉也参加我们的交谈，但毕健、宋绍文、张家政由于对“右派”怀有戒心，从不参与我们的交谈。他们不承认自己是“反革命”，即使到了监狱里也与那些右派分子和“真正的搞反对共产党的政治组织的反革命分子”不同。但我在感情上已仇恨这个社会，我相信在持与当局不同政见和仇恨他们这一点上，我与共产党词典中的“反革命”没有什么两样。刘凤祥也有意保持与张家政的距离。他告诉我，他在劳改、劳教单位已生活过多年，对其中的复杂和黑暗的人事关系已有丰富的经验。他可以根据一个人为人处世的性格，气质及他的背景来判断他是否会成为一个向“干部”密告自己的人。据他分析，张家政一定是会做这种事的人。因为张家政处事时很能理解别人的喜好，很能强制自己去迎合别人。“我早在一九六七年夏天对当时的政治明星就有过一个广泛的评价，我对张家政的评价是‘没有真正的政治头脑，却很能玩弄小小的权术’”，刘凤祥用一种政治评论家式的口气说，“你看得出来，他很会在生存竞争中适应环境，这在他体会‘干部’迫切需要犯人情报的愿望和克服自己在向当局告密的人格障碍方面都不会有问题。”十一月一个晴朗的冬日，所有二十三号的人被押上卡车到长沙的东风广场开宣判大会。我们被铐上手铐。被判处死刑的“湘江风雷”的头头陈本望被上了脚镣（他被关在另一个号子，被控为文革武斗中打死了人）。每人胸前挂了一块大牌子，从牌子上我们可以看到加于自己的罪名和被判刑的刑期，我的罪名是“现行反革命，十年徒刑”。张家政、周国辉的罪名与我相同，但张的刑期是二十年，周国辉是七年。刘凤祥和其他“省无联”的黑手们除了“现行反革命”罪名外，还有“右派分子”或“国民党残渣余孽”等罪名。他的刑期是十五年。
东风广场是文革中各派政治组织集会的地方，也是当局宣判犯人和组织集会的地方。那次宣判大会，由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组织，很多“省无联”敌对政派的人都去参加了。会场大约有五万多人。我们三十几个被判刑的人被荷枪实弹的军人押着，跪在会场前的一个大台前面，两个军人用手按着一个犯人的头，稍有动弹，军人的枪托，脚就朝我们头上、身上飞来。我听到对自己的宣判词，除了指陈我写《中国向何处去？》一文外，竟指陈“其父于一九五九年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其兄、其舅于一九五七年被划为右派，其母于文革中‘畏罪自杀’”作为我从来就仇恨共产党的证据。那天的宣判使我失去了对这个社会的任何信任，这真是一个充满仇恨、歧视、迫害，没有任何公正而言的社会。刘凤祥的判词指陈他插手“省无联”，鼓吹“走‘省无联’”的道路，并游说“省无联”头头“上山为匪，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另一条加诸于他的罪名是在全国串联，组织右派闹翻案。宣判大会后，我们被军人押解着分乘几辆卡车在长沙全城“游街”。那是文革中判刑的例行程序。市民对“省无联”充满着同情，不时可以听到人们在为我叹息“真年轻”，“十年刑，遭孽呢！”更有甚者，几个我过去的同学一直跟着汽车走遍长沙城，表示同情和支持。回到二十三号，我一心开始盘算自己的未来。我对判刑的第一个反应是希望有机会参加一个反对共产党的政治组织，推翻这个可恶的政权。等我冷静下来，我开始盘算怎样在劳改队越狱逃跑。我心中暗想，如果要逃跑成功，也许我必须下决心学会扒窃的本事。那天夜里，我将自己的心思告诉了刘凤祥。意外的是，他竟反对我的打算。他温和地对我说，“我这是第二次被判刑，一九五七年第一次受到打击时，我的反应与你一样激烈。但是逃跑和刑期对于政治犯来说都是毫无意义的事。如果政治局势不变，你跑出监狱或满了刑，你的处境一点也不会变好。就像我们三年劳教刑期满了一样，政治迫害和歧视一点也不会比以前少。但是如果政治形势变了，二十年刑期一夜之间就会烟消云散。”深思熟虑的话语不紧不慢地从他那厚厚的嘴唇出来，那沉闷的音调本身对我都有莫大的吸引力。“更重要的是，”他顿一顿，继续道，“你这种反应也许反映了你对政治局势的一种绝望。你知道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时的一些动人场面吗？好多知识分子发狂地支持赫鲁晓夫的批斯大林运动，特别是那些三十年代被迫害的人。我相信中国一定会有这一天的，你不相信吗？如果你有这个信心，就用不着策划逃跑了。”
从那天晚上，我对刘凤祥有了一种崇敬，我从心底里爱他。那天我从他口里知道了与他的判词有关的一些事。一九六七年十月，他的确在全国串联组织右派闹翻案。他到北京去找一些批判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的造反派，弄到了一些共产党一九五七年迫害右派的党内文件。他与他的右派朋友们把这些文件抄成大字报，印成传单，到处散发，并动员所有右派起来闹翻案。他们认为“省无联”是政治倾向与他们最接近的政治组织，于是决定支持“省无联”。他曾与“省无联”的头头张玉纲谈过多次，宣传他的政治观点，并提醒张玉纲注意武装斗争的可能性。（这就是判刑中的煽动“上山为匪”）。为了让市民知道右派的观点，他还让右派朋友们把彭德怀一九五九年批评毛泽东的“万言书”抄成大字报，以“反面教材”的名义贴在大街上。一九六七年下半年那段时间，他的很多右派朋友控制了造反派出版的非官方的小报，并利用这些小报为右派翻案。“省无联”的“教师联合会”的报纸为长沙有名的右派杨美南翻案就是一个例子。
第二天夜里，我们互相都觉得有了更多的了解，因此深谈到半夜。那是我永世难忘的一堂现代中国政治历史课。刘凤祥从反右运动开始，用他沉着的男低音向我和盘托出他的政见。“中国现代史上的很多悲剧起源于一九五七年中国所发生的事情。一九五六年苏联的反斯大林运动揭露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黑暗面，因此由赫鲁晓夫发起了一个社会主义民主的运动。他不但平反了三十年代肃反运动中的冤案，而且在苏联搞了个反对官僚主义的运动，希望能避免斯大林肃反的重演。作为国际共运一分子的中国共产党也在中国搞起了社会主义民主化的运动，这就是一九五七年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和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的运动。毛泽东为发动这个运动作了一个内部报告，这就是后来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但是公开发表的文本与最初的内部报告强调的重点完全相反，内容根本不同。听过毛泽东这个报告录音的人都知道这个报告的重点是提倡社会主义民主，企图试一试某种‘自由化’的政策，以此来避免斯大林肃反的重演，毛泽东的初始意图的确是真诚的，并不象他自己后来说的那样‘放长线钓大鱼’。但他在发起这个大鸣大放运动时错误地估计了一九四九年后的形势和民心。
“第一个五年计划成功，使国内出现了安全和繁荣的景象，到处是共产党万岁的声音。但是这是一种表面现象，老知识分子对共产党用政治运动治国的方式，对肃反等运动中侵犯人权，对共产党用官僚制度管理学校都很不满。不过这些不满在共产党的强权的压制下没有机会发泄。而毛泽东却以为全国人民是真心拥护他，以为知识分子是真心拥护共产党和这种新制度，根本忘记了自己的威望和权力是建立在一个血腥镇压的暴力基础上。基于这种错误的估计，毛泽东真正想让知识分子来批判共产党和参与政策制定过程中的讨论。据说毛泽东决定发起这个运动时，赫鲁晓夫就反对，他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不可能搞西方式的民主和自由化，完全让知识分子自由批评政治一定会出乱子的。毛泽东不听他的劝告，还是搞了大鸣大放。结果不出赫鲁晓夫所料，大鸣大放开始不久，毛泽东发现知识分子根本不是真正拥护他，而且根本就看不起他。这时毛泽东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准备进行镇压。那时赫鲁晓夫又表示过反对，认为既然已经放开让人鸣放，就不能用政治运动的方式来压制。毛泽东又没有理睬赫鲁晓夫的意见，来了个反右派运动。这个运动使人们再也不敢讲不同意见，这就造成了大跃进中的局面，对一些极其荒谬的事，大家都指鹿为马。像《皇帝的新装》中一样，明明看见皇帝光着屁股，众人却连声称赞皇帝的华丽新装。”刘凤祥用一种自信的口气像批评一个劣迹的小孩一样批判当时任何人都不敢怀疑的毛泽东。他的态度，更是他的语气，如此动听，我被他深深感动了。他娓娓继续道：“一九五九年毛泽东的大跃进造成的经济危机已经表面化，彭德怀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上书毛泽东，举了很多具体的调查材料，希望毛泽东能认识大跃进的错误，结果反被毛泽东打成反党集团。这就使大跃进造成的经济危机愈演愈烈，最后终于造成一九六零年和一九六一年的大崩溃。毛泽东在一九六二年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不得不承认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的工作中犯了错误，这时过去曾经积极支持过毛泽东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都倒向赞同彭德怀的观点。毛泽东口头上虽已认错，实际上却对刘少奇等人的倒戈怀恨在心，千方百计企图改变被动局面。他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后来又搞学习解放军运动、革命化运动和社教运动，都是企图削弱和打击在毛彭之争中倒戈和右倾的刘少奇、邓小平。文化革命正是这一努力的继续。”
夜已深，众人已入睡，只有我和刘凤祥坐在床上墙角，他的声音低得只有我听得见。我像在黑夜里看见了光明，聚精会神地听他。在周围充满着无知的政治狂热和被迫害者的麻木和心智极薄的一九六九年，在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危及每个中国人的安全的时代，刘凤祥的这段历史真使我感到一种精神享受。我体会到为什么右派朋友们在称呼他时都故意把“断手”发成“舵手”，特别是他的很多观点与我和程德明的讨论不谋而合，更使人有种人心所向的信心。我与宋绍文、毕建、张家政已没有什么政治话题可谈。他们虽然是文革中的政治风云人物，但与刘凤祥比较，他们只是糊糊涂涂卷入了一场政治斗争。他们并不懂文革这场变动为什么发生。他们都在忙于准备去劳改队的行装。只有张家政将去监狱，因为他的刑期超过了十五年，这是去劳改队的最长年限。他们看去已完全失去了政治灵魂，变得麻木不仁。另外一件大家都关注的事是临去劳改队之前与家人的一次见面。我们被关押都已近两年，两年来被禁止与家人见面，但在被判刑后，有一次机会与家人见面。宋绍文的老母将来看他，他再三嘱咐母亲给他带一只做好的熟鸡来吃。两年的拘留已使他从一个有大肚子的胖子变成一个瘦得眼睛陷进去的人。他文革前是位拿高薪的剧作家，文革初被打成反革命，于是参加造反派要求当局给他平反，最后卷入“省无联”。他母亲来的那天带来了一锅鸡，但被徐络腮拒绝，宋绍文只能看着她把一锅香喷喷的鸡又带回去。更糟糕的是他母亲告诉他一个令人伤心的消息，他的美丽的爱妻梁契已提出与他离婚，并将他一辈子的上万元存款全部取走。梁契是长沙文艺界演员中有名的美女，毛泽东来长沙时都专门要她陪舞。宋绍文造反时，梁契一直与他在一起。这次宋绍文被判十五年刑，她终于与他反目。他觉得离婚可以理解，但将他的存款全部占有，却使他大感意外。那个时期，社会是不会保护“反革命分子”的财产的。政府不但鼓励反革命分子的配偶与之离婚，而且鼓励家属、子女从政治经济上与反革命“划清界限”。每天家属见面都有一些类似的伤心事，不少人红着眼圈，流着泪回到号子里。
我父亲被关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不能来看我。刘凤祥知道我父亲，他支持我父亲一九五九年对大跃进的批评。我告诉他，我在文化革命中与父母的政治观点不相同。我在六七年初毛泽东支持造反派冲击共产党官僚时亲自经历了市民对省委官僚的冲击。我发觉市民对包括我父母在内的党官僚的不满是由于文革前他们对平民的压迫造成的。我家的保姆文革前对我父母很尊敬，但文革中，他们却造了父母的反。我曾经向她了解她对父母的看法，她表示了对造反的支持，一点也不同情我父母的处境。那天我和刘凤祥坐在他的床角一边下棋一边谈着我的父母。他用一种武断的口气说：“儿子绝不会真正反对父亲的。”我问他“这是你对中国人父子关系的看法，还是适用于全世界？”他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而是停止了走棋，全神注视我说：“问题是你父亲的政治观点是对的，你参加造反也是对的，微妙就在这儿。”我大惑不解。他慢慢解释道：“毛泽东在文革中很巧妙地利用了‘右派’、‘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走资派’，及平民之间的冲突。一九六六年十月毛泽东、林彪提出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口号后，支持出身不好和政治背景不好的平民和受过当局迫害的人起来造刘少奇、邓小平派的官僚的反。很多‘右派’、‘右倾机会主义份子’、受迫害的知识分子在文革中都打着批刘少奇、邓小平路线的招牌起来造反。而当时在朝的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派的保守派为了表示自己的正统，都采取压制迫害这些‘右派’、‘右倾机会主义份子’和知识分子的态度。这就形成了在朝的右派和在野的右派之间的激烈冲突。前者打着毛泽东反对右派的招牌迫害在野的右派，而后者打着改造走资派的招牌反对在朝的右派，毛泽东在文革中重新将政治权力从党内保守派手中夺来就利用了这个在朝右派与在野右派之间的‘历史误会’。”
刘凤祥曾在农场、工厂劳教。他入狱前在长沙一间劳改工厂“新生开关厂”当图书管理员。他劳动教养三年期满后就一直留在那个工厂。他告诉我，在他的右派朋友之间，文化革命开始后就在争论应该支持造反派还是应该支持保守派。从经济文化政策方面而言，他们喜欢周恩来，但从对当权派迫害右派的态度而言，他们喜欢造反派。最后大多数右派分子在文化革命中多是站在造反派的立场上闹翻案和反对当权的官僚。“我和我的朋友从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到一九六七年中一直没有直接卷入文革。直到一九六七年七、八月份，我们认为军队介入文革后，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冲突逐步转为林彪与周恩来的冲突。特别是刘少奇垮台后，毛泽东与林彪的利益冲突。周恩来这人的个性是绝不会搞政变的，他像中国历史上周朝的周公旦，即使有政变的机会，他也不会夺毛泽东的权。但林彪的性格却相反，他是个喜欢出奇制胜的人。“刘少奇倒了后，所谓‘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灭，谋臣亡’，毛泽东树林彪是为了打击刘少奇，刘少奇一垮，毛泽东的主要危险就是林彪了。”我听他这么一说，大感诧异。林彪是毛泽东的接班人，这已写在中共九大的党章中，全国人手一本的毛语录中全有林彪的前言，毛泽东与林彪公开破裂实在是常人当时难以想象的事。但是刘凤祥那自信的语调使我完全信服了他的判断。他继续道：“正是估计到林彪毛泽东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我判断文革可能导致重大政治变动，我们才决定卷入文化革命，支持造反派。”
我们被判刑后一个月，长沙又开了一次宣判大会。那天早上我们从前窗看到左家塘看守所中间的空坪中站着将被判刑的人。他们被押出看守所后，判刑的布告由徐络腮分发到所有号子。陈三才接过布告在那里大声念判词。我凑过去看，头条竟是张九龙的判决书。张被以反革命集团罪判处死刑缓期执行，与他同案的有将近十人被判了刑，其中毛治安和王士坤的名字我已从张九龙的口中听熟了。刘凤祥听说我认识张九龙，马上问我张的案情，看似他对“反革命集团”案极有兴趣。我尽我所知将张九龙的情况告诉了他，他非常有兴趣地问及一些细节，特别是张九龙对古巴人格瓦拉式的游击战争的观点，以及张九龙对秘密政治组织的经验。看得出来，刘凤祥对地下政党活动极有兴趣，并已经对这类事情想过很多次了。又一次棋局，我俩都没把心思放在下棋上，他在自言自语似地谈地下政治活动的可能性。“用我这样的效率向你讲解我的政治观点，我十年内顶多能说服一千人。用这种效率来反对共产党实在是太低。而共产党控制着所有电台，报纸，印刷出版机构，如果没有文革中造反派自己掌握一些宣传工具的机会，要想将足够的群众卷入我们的政治活动实在是不可能。”我问他，“那武装反抗现政权可行吗？”
“如果毛林不发生冲突，”刘凤祥沉着自信的样子，听去像一个精于算计的赌徒正准备下大赌注一样，“任何武装斗争都不可能。这是因为在铁路运兵和公路运兵的条件下，当局能在短时期内集中大量兵力。正像一九六二年蒋介石准备反攻大陆时，共产党依靠铁路在极短时间内在福建沿海集中了大量兵力。这种迅速集中兵力的能力使武昌起义式的武装暴力根本不可能成功。”
“那张九龙这类地下政治活动会有机会成功吗？”我背靠着墙。我那时对积极的政治反抗极为神往，“孤苦无告，树党强诉”代表了我当时的心态。刘凤祥慢慢把一个过河卒向左边移动一步，“在目前中国的条件下要搞地下政党活动而不被破获，几乎是不可能的。”
有人坐过来看我们下棋，我们这种有杀头危险的谈话就此中止了。想不到我们在左家塘再没有机会深谈这个题目，第二天一早我们就被押送到岳阳洞庭湖中的一个小岛上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