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6年前的某晚，拙著《晚清政治革命新论》算是完稿，照例补写“后记”。 是时环顾四周，只见书刊狼藉，卡片零乱；再望窗外，不知明月何处，惟有点点寒星在秋风萧瑟的夜空中无精打采地闪烁着，杂乱无章的水泥建筑以强大的身躯和呆滞的面容，步调一致地遏制着人类生灵的活力。及至西望故乡，抚今追昔，不禁心潮起伏，浮想联翩，忽如西湖荡漾，忽如钱江潮涌。只因湖南人民出版社与责任编辑李建国兄惟飭不惹“政治问题”，未作字数限制，笔端即如平原跑马。结果，竟拖出一个近万言的“后记”来。收笔时即自忖：这尾巴又臭又长，似可申请吉尼斯记录了。虽明知如此，却毫无删意，因为一字一句皆辛苦，何况袒露真话，机会无多。及至拙著付梓后，心底仍不踏实，惟恐同行以“不务正业”相讥，因为那毕竟属于学术论著的“后记”，而且还是史学门类，岂容意气走龙，画蛇添足。不意四方师友亦能宽容有加，并不见怪，连一向把牢篇幅甚严的《人民日报》理论部资深编审李炳清先生也以“不嫌长”相勉励，如释重负。半年前，挚友杨玉圣先生建议将拙记的文体与内容略作调整，摒弃“后记”色彩，以专文形式交《学术界》之“学问人生”专栏，以飨读者。浅陋如我者原本视妄谈“学问”为畏途，不敢叩近此栏，然蒙玉圣兄感召，且借“不惑”之身，在《后记》的基础上作些增减，将学海泛舟中的酸甜苦辣以诉说“人生”的名义转露之，聊供研究人性与国情的学人或比我年轻的求学者参考之。若以抛砖之劳，得玉引之获，一如童心之于灿烂星河之憧憬，自不待言。
谨以此文对曾以不同的方式慷慨赐爱，引我叩问史学之门的林增平先生、陈旭麓先生、李时岳先生等已故前辈史家聊寄哀思，并对卧床于华东医院已近4秋的丁日初先生深表牵念。
2002年1月12日识于杭州·浙大御跸社区寓所
一、漫漫求学路
我是以铺天盖地的“反右”声浪为伴奏，落地于湖南益阳县长春公社（今益阳市郊长春镇）胜林冲一个有耕无读之家。在高速公路开通前，益阳市区距省垣长沙亦不过90公里车程，长春的地盘较益阳市区仅一堤之隔，但我们那个村较偏，离市区尚有3公里。由于双亲别无子女幸存于世，家慈即以命根视之。扫盲走过场之后，我至今未见双亲碰过笔墨。不过，家慈的记忆力很强，心算速度快，远非一般识字者可比，而且为人正直，办事干练。我敢肯定，她的智商并不比如今某些宣传品中的女强人低。在那“女子无才便是德”和男子无才亦是德的生存环境里，她自然活得不太轻松。我虽不才，多少能接受娘亲的熏陶，算是一份此生不变的财富。
为了把我拉扯大，身居郊外农家的父母侍门侍闾，茹苦含辛。稍有区别的是，家严以为读书没用，能认得自家姓名与工分就行，否则，必将步我那位高中毕业的大堂兄之后尘，什么事都要摆出一个道理来，不识时务， 只落得一个遐迩皆知的绰号“书憨子”；家慈则备尝没文化的苦头，总希望儿子能多读点书，总觉得儿子读书会比只知盘中餐有出息，对国家对社会的贡献要大。只要我想念书，她都不惜代价。为此，她与家严没少吵嘴。我自幼喜欢与年龄大点的同伴玩，他们上学去了，我也闹着要去，因而5岁开始游泮，但仍很调皮，还玩点恶作剧，稀里糊涂地读书，一时难以找到感觉。倘若遭遇如今的应试教育与约束教师的功利机制，恐怕我在班上不是遭严打，就是受冷落了。是心地善良的一对夫妻教师沈瑞林老师和黄昌明老师受娘亲之托，手把手引我上路，还不时留我吃饭，辅导作业，下雨路滑或下雪时，沈老师还背我回家。就这样，我很快体会出一点读书的乐趣。既然可从书中找到乐趣，读书一事就无需娘亲操心了。
可惜好景不长，刚入高小，那个大革文化命的荒唐岁月就不加商量地兵临城下了。只见到处抄家烧书，游斗教师。冬天来了，大龄同学不听挨斗的教师授课，竟在后排堆起旧桌椅，焚火驱寒，旁若无人。我虽觉得过分，但无能阻止，环视四周，无书可读。初诵那篇千古绝唱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还是初中时偷偷摸摸从一位“地主”家庭出身的近邻手中借来破烂不堪的“禁书”《水浒传》，在第30回中找到的，方知这人世间还有东坡学士那样的文坛高手，当晚把它背诵下来。高中时，悄悄找同学借得《封神榜》，因借期太短，就挪用那乏味的语文课，被任课教师逮住。该师尽管不属于邀功行赏者流，还常把我的作文在全班“传观”，但一直认为我“很骄傲”，想给点颜色看看，就公私兼顾，将此书没收。校方责令写“检讨”，让我如临大敌。书是某同学从别处借来的，他多次恐吓我：“如果不把书还来，当心揍扁你！”面对左右夹击，我只好在“检讨书”上下功夫，希望奇迹出现，还我所借。果然，校方认为， 用唯物主义的无神论批判《封神榜》，检讨很深刻，也很有水平，便一边把书退给我，一边将检讨书作为“范文”在校内传观。初尝“解放”的滋味，倍觉喜悦和轻松，同时也感到滑稽。作为弱者，当时想得最多的其实不是无神论，而是相反，只盼能有土行孙那样的隐身术就好，可以把书偷回来交帐。那时，基于“横扫牛鬼蛇神”，历史课就没见开过。后来，历史的误会却让我扯上史学专业，匪夷所思。负笈岳麓后，才总算把西汉与东汉的顺序弄清楚。近十年来，我时常感叹：吾辈涉足人文学科，尤其是史学，顶多小打小闹，成不了气候。加上时当社会过渡期与转型期，无论从事何种学科研究或行业，绝大多数充其量都不过是过渡性的人物，倘若能把守一份过渡性的家业，就算不虚此生。旁人以为我在“谦虚”，我实哭笑不得，难道谁都可以“谦虚”的吗？
高小毕业时，娘亲为了让我躲避当地一个整天发动学生搬砖挑担的新建中学，托三求四，把我转入小有名气的完全中学——县四中（今名市十中），我与昔日同窗之间的距离由此迅速拉开。
有件往事将使我终生难忘。那是1972年1月，即我初中毕业时，神州大地时兴“贫下中农推荐”上高中，由于我家既不是烈军属，亦非贫雇农或“干部”之家，我不在推荐之列。消息传来，家慈既气愤，又担心，她白天下田劳作，夜间一一上访大队党支部书记等，据理力争，风雨无阻。一个与笔墨无缘的农家妇女既不可能知道亚里士多德，也从未听说过康德者流的名字，遑论读懂其著述与学说。然而，浓烈而炽热的爱子之心驱使她不无挑战性地向一群识字者和盘托出她所认定和演绎的社会逻辑与生活逻辑：“我的儿子成绩优秀还不说，他是独子，你们应该照顾他。你们家的子女都有好几个，这个上不了高中，下一个还可以上。我们家就这么一个儿子，为什么不给照顾？”是娘亲为儿子升学奔走呼号之举惊动了我的母校县四中，使平时对我有所偏爱的教育组组长（相当于今教导主任）及时得知我未被推荐，取得校方同意，单独给我一个升学指标，总算了结娘亲一桩非同小可的心事。我由此暗自发誓：要让娘亲在乡邻中说得起话，不使旁人笑话，就只能继续把书念好，不管它难易何如。高一期间，那是被稍后斥为“右倾回潮”的季节，上级文教局以临时命题主考的形式重点抽查我校的教学质量，各年级为数、理、化、语文等4科各选3名学生应考，来一个名副其实的“突然袭击”。我虽仍在班上保持年龄最小，但作为全年级近400名同学中各科考试总分第一名，奉校方指派，应试令其他入选受查的同学望而生畏的数学一科，为此次抽查活动提交唯一的满分试卷，回报慷慨收留我继续升学的母校，为它争得荣誉。那几天，学校的广播台几乎都在为我一人服务，有生第一次听到“向郭世佑同学学习”的口号，总觉得别扭。此后不久，“白卷英雄”张铁生风靡神州，我就无需别扭了。
中学时代的“辉煌”无法改变我回乡务农的命运，奉命抄写“批林批孔”的大字报算是父母官们对我昔日成绩优秀的一个“奖赏”。有时还被公社抽调出去，参加农村中心工作组，“革资本主义的尾巴”，协助长者主持千人大会，倒是有所锻炼。只因我已目睹劳苦大众仍在温饱线上徘徊，不愿以心狠手辣地“割资本主义地尾巴”去突出自己的政治表现，经营未来地“仕途”，反而把主要精力用于如何以对策回应政策，打插边球。于是，在“下”颇获口碑，还交了一群朋友；在“上”则感觉平平，自然与重点栽培无缘。鱼与熊掌毕竟不可兼顾，我毫无怨言。在那“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广阔天地里，我乐不起来。
及至1977年夏季，国家即将恢复高考制度的消息不胫而走。这时，我已在公社忝为电影放映员，先是感到进退两难，最终听从一位高中教师的劝告，在不影响晚间上班的前提下，两次参加全国高等院校入学资格考试， 均以高出重点院校录取线一截的考分告慰望子成“龙”的双亲，至今仍在十里长春传为佳话，却偏偏两次在录取中受挫。第一次说是转胺酶偏高，“体检不合格”。殊不知，在此1年前，东海舰队派人来益阳征兵时，我身为独子，在借调整理应征资料的过程中，为带兵首长的赏识所感动，临时报名参加体检，就曾一路绿灯，只因家慈终日焦虑和痛哭而作罢。高考体检败北的消息一经传出，我在旁人眼中就突然像病入膏肓者，背后指指点点者有之，劝我迅速治疗者亦有之。可惜我当时没找恋主，不然，那准是考验恋情的良机。公社书记与主管文教的副书记等则上门“布道”，一致强调：“要尊重现实，安心本职，虽然考分高，身体不好还是去不了，做放映员也是革命工作嘛，很多人想做还轮不到呢。”这些话让我至今仍倒背如流。那位书记还直截了当地抖出他的政治逻辑：“不要瞧不起工人阶级”。我的那位高中教师却比我还不服输，就带我对诊寻医，找到体检时的主检医师，叫他对症下药，旨在为我半年之后再试锋芒扫除障碍。
师长有意，但苍天无眼，祸不单行。第二次应考的总分偏偏在珠算盘上被少加100分，这次连体检的资格也没有了。及至查出真相，第一批录取却早已结束，连本省新建的湘潭大学也撤兵了。此时此刻，我的生存欲望一度逼近冰点。“本是江中一破舟，人生何必苦相求。茫茫学海多汹浪，独有巴陵别无忧”，一首歪诗便为当时的心境定格。我实在不愿回到公社去听书记们的教诲了，就找到曾在长春蹲点的地区文教局局长，他即将出任益阳师范专科学校校长，我请求录入该校中文专业，毕业时就留校做放映员。好心的局长欣然首肯。结果，益阳师专没去成，就被湖南师范学院（今名湖南师范大学）历史学系走先一步录取。倘若后者能像如今拥有第一批招生的资格，也许我就不会中断自己的放映生涯，这“学问人生”怕是无从谈起了。
百无聊赖地走进湖南师范学院（今名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的课堂，自暴自弃历经一载有余，最喜欢看的只是电影文学剧本，私谋来日在电影创作中试手。及至二年二期，“中国近代史”课程由新中国第一部完整的《中国近代史》之作者林增平教授主讲时，我的学习态度才略有转变。坦率地说，身为系主任的林老师缺乏口头表达的基本功，说话吞吞吐吐，然而，他驾驭史料、分析问题可谓轻车熟路，介绍学术动态如数家珍，他准能不知不觉地把你带到学术研究的前沿阵地，只是语速慢得让听者着急而已，他有他的教育王国。况且，他从来不提自己那些备受中外史坛赞诩的学术成果，也不喜于突出“我认为”，而是借助于精选的史料，把自己的见解在不规则的停顿中不露声色地溶于讲述中，水到渠成。至于他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坎坷经历和个人恩怨，也从未带进课堂。即使课后偶尔谈及，亦淡如过眼云烟，以德化之。系里发动学生填表测验教师的教学效果时，有的同学对他打分很低，我与部分认真听讲的同学很生气，却又无可奈何。作为学生，喜欢看热闹的毕竟占多数。从林老师身上，我似乎领悟到一种与众不同的大家风范，也产生了学习近代史的兴趣。某日偕同乡登岳麓山，入云麓宫，以茶当酒，举杯吟咏：“云宫痛饮未名茶，笑看城中百万家。自古长沙多俊秀，且邀岳臂挽年华。”其心境之速变，由此可见一斑。期末中国近代史考试过后，我侥幸得全班最高分，此事也增添了我继续自修近代史的信心。随后，在阅读史籍和思考问题过程中，我和另一位同窗似乎也同林先生的几位研究生一样，常从这位诲人不倦的忠厚长者身上进一步感受到他的平凡与不凡。不久，他出任主管文科的副院长，公务倍增，却并不影响学生上门求教。无论我所提的问题浅显幼稚与否，他总是慢慢解答，诲人不倦。担任班上团支部书记1年有余，我就坚持改选，把课余的主要精力用于走访辛亥英烈的后代。
就在林增平教授主讲中国近代史课程时，经他课堂提示，翻阅《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中的《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方知李时岳师之名。时值中华人文学术时兴“拔乱反正”。不知是专业性质的局囿，还是研究素质有别，哲学界与文学界抢尽风头，不乏才华横溢的大手笔。相比之下，史学队伍则以“马后炮”或事后诸葛亮居多，常见奢谈打“死老虎”，还不乏“怀旧”的职业病，勇开风气者却屈指可数。通读李时岳之文，可知他就是那少数中人。无论是执著求真的态度，还是放眼未来的豪情、才识与文采，他都在一流。
我曾口出狂言，毕业时就报考李时岳或与他的学识、才情、风格相近者的研究生，走出潇湘。谁知随后不久，家中忽遭变故：年近花甲的家父突然双目失明，已经分配到户的两亩“责任田”亟待承耕。我身为农家独子，别无选择，只盼早日打道回籍，先把双亲接出农家再说。当时以为自己年龄不大，外语成绩也不算差，将来至少还有资格考它十年八载。却没想到，一旦走上工作岗位，肩挑教员、儿子、丈夫、父亲四位一体的责任，自己所能追求的就不完全是那么回事了。
即将毕业时，系里决定只为世界古代史留一名同学添任助教，我有幸成为教研室提名的2名同学之一，室主任李长林教授还语重心长地找我谈话。我因双亲孤苦无靠，加之益阳师专已有人来校，动员我返乡报效，满口承诺我讲授自己较有兴趣的中国近代史课程，就放弃了竞争资格。再说，当时师长们都无法预料到两年之后就有选派留学北美之机，连林老师也没想到。
1982年7月，我带着建设家乡的意愿，兴高采烈地走进益阳师专。结果是即兴而进，败兴而出。个中遭遇，容在本文第二节披露之。我当机立断，决意调离此地，费时3年余方得如愿。1985年夏，即将调入湘潭师范学院，小女白宜从早产与难产中匆匆走来。忽闻湖南师大中国近代史专业招收研究生班，初为人父的我本已心力憔悴，经母校的师长鼓励，利用原单位已允放行与新单位待办手续之间的空隙，获得报名资格，于举家迁入湘潭前匆匆应考。不意中国古代史和世界近代史试卷出题较偏，尤其是前者，一个30分的论述题“唐代以后地主制经济的加强”，就令人莫名其妙，难倒一片，遑论其他，数十名考生无人达到总分录取线，研究生班的招生计划就临时取消，我原本指望师长们能在总分上破格录取，也只能作罢论。我曾函请曾在兰州、长沙两次研讨会上拜识的陈旭麓先生，看他能否酌情收留。热心的陈先生为我找过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招生办之后函告，联系实在太迟了，招生名额已满。通过这次考败，我已感到，工作环境不顺和成家之后，记忆力与读书成效已明显受到影响，考场已不是我能进退自如的了。不然，那“唐代以后地主制经济的加强”之类，就那么牢不可破么？
调入湘潭师范学院历史教育系后，我把主要精力放在新单位的各类教学与苦撑一个3代5口之家，不想再求什么进取，从未奢望放洋“接轨”之类，因而把自己并不讨厌的英语书连同词典搁在一边。如今想来，实属大错。及至1991年夏，拙稿《辛亥革命阶级基础再认识》被中国史学会入选，于10月出席武汉·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国际研讨会，并被有关前辈推荐“答记者问”，同时还分别接到张亦工先生、陈文桂先生代表《中国社会科学》编辑部寄发的用稿通知。我作为湘潭一隅的小讲师，倍受鼓舞，乃至忽发奇想，希望晋京攻读博士学位，复萌夺回两次高考录取损失之志。此念得到人民大学李华先生、王道成先生与杨东梁先生的支持，他们还分别向戴逸先生与李文海先生推荐。同年年底，李文海先生还以校长之尊，把招生简章寄往我所带队的实习基地，欢迎报考。我费尽口舌请求原单位同意，总算取得报考资格，并致函林增平先生、李时岳先生、丁日初先生，希望能获得两份推荐信。不意这3位前辈都及时出具热情洋溢的推荐函，以示支持。报名后方知，人民大学的外语考试内容包括口语和听力，只接受过“哑巴英语”教育的我就慌了手脚，临场感觉极坏，乃至因外语较分数线尚差数分而落榜。据说该校在此前、此后都有不考口语和听力的时候，也常有因外语差数分甚至更低而破格录取的时候。
由于事先的想象过于理想化，此次考败使我感慨良多。不过，试图改善习史环境之念一经萌发，就不再回头，这也未尝不是好事。一代宗师李时岳先生手谕传檄，一边安慰我不要在意人民大学的考场失败，一边为我的调动出谋划策，他甚至认为，即使改行也未尝不可。他的此类手札就多达十余封。慈祥的双亲总以为“拖累”我太多，也建议我调出潇湘，还我一个心愿。
1993年11月，举家东迁西子湖畔，调入杭州大学历史学系。次年，适逢校长沈善洪教授提出“青年教师博士化”， 并要求尽量先报考本校的博士点。我用两个月的时间专攻英语，授课任务则请郑云山先生代劳，于同年10月以“同等学历” 和在职身份报考金普森先生的博士生，于1995年2月如愿入学。承蒙金先生及系、校两级恩准，于1997年6月初提前完成论文答辩。
当时之所以如此心急火燎地敷衍博士论文，其原因主要有二：第一、小女即将小学毕业，我想申请晋京做博士后研究，带她离杭求学。是我的调动影响了她的学业，在杭所读小学还是全城较差的学校，我常觉得愧对小女，实有责任适当弥补。第二、我想抓紧申请北京某博士后流动站，争取脱产研读两年的机会。作为一个没读过硕士学位的散兵游勇，一个仅以在职形式攻读博士学位的高校教员，自1982年本科毕业以来，我还没有获得脱产“充电”的机会，常感不寒而栗。倘若添冷板凳于紫禁城之史库，无论太乙燃藜与否，只认以史料与史论为双翼，去追寻“究天人之际”的那份豪迈，必将受益终身。至于举国上下一边喊“接轨”，一边闹鬼式地把“博士后”造出一个高于博士的“级别”，俨然皇太后与皇太妃的差别，我则不以为然。
基于这两点考虑，我以放弃申请教授职称为赌注，期待离杭做博士后研究。还在答辩之前，我于4月就接到来自北京某博士后流动站的前辈电话消息：在15名申请者中，我以票数最多正式入选。答辩之后，该站某处长专程赴杭，协商调档等事，还找我面谈，商讨家属安置等问题，还说不虚此行。校方先是有意挽留，继而以入杭效力未满5年为由，需要“罚款”。关于“罚款”，我在离开湘潭时早就领教过，你没有说话的余地，人家是不管 “罚款”有无道理，更不用说法律依据（2），也不管这几年是否曾把你当“人才”对待，让你尝过什么实惠。
这时，北京的朋友还把我可望进站后的住处与小女的就读的学校位置都打听好了，有的还准备办一个party，为我迁居京师接风。不意一个月后，当我仍在与校方协商“赔款”额时，忽闻敝校有人传言：“对方不要了”，我异常惊愕，当即电话对方某处长与在家的某副所长等，果然，对方确已换人，说是因为敝校不愿放行，至今没有寄来表示“同意”的公函，不能久等，敝校有人说得很动听：“郭世佑是个人才，我们也喜欢。当初把他一家从小地方湘潭调来，很不容易。来后不久，他提出攻读在职博士学位，我们也支持；他申请提前答辩，我们也支持；现在我们要用他了，他却提出走，要到北京做博士后，我们也同意，但我们希望他两年后回来。”好象这杭州大学历史学系对我是我恩重如山，还非常通情达理，倒是我自己薄情寡义了，真是滑稽。但对方的变局已定，我只感到有生再次被戏弄，顿觉头晕，其刺激不亚于近20年前高考录取两次受挫时。因为对方忽然换人后不及时通知我本人，弄得我在大暑天还三番五次往学校跑，请求人事处在离校前的“赔款”额度上适当留情，人事处说对方应先寄公函来直接表明意向，才有可能回函“同意”。结果，对方突然“不要了”， 个中滋味，只有自家心里清楚。你不必为对方的信誉与书本上的人权当真，只能学一回曾国藩，“打掉牙齿肚里吞”。懂事颇早的小女倒是很着急，一再安慰“阿郭”：不要气坏身体。我别无选择，根据本校某些好心人的建议，补交申请教授职称的材料，复持“地方粮票”，从长计议。
谋求博士后研究之事功败垂成，负笈深造之念便由此封存，心如止水。对我来说，漫漫求学之路虽未必可称历经磨难，却也不无扼腕之余地。一个办事认真的血性男儿，一个求生意志并不十分坚强而自尊心不弱者，熬到如今，还不曾在精神病医院打发日子，恐怕算是万幸了。看来，上帝好象也有宽厚的一面。上帝死了吗？
二、涉世有艰辛
1976年8月，即高中毕业回乡两年半之后，不知是哪位贵人提名，我被派往在兰溪镇接受电影放映员的培训。越40日，回到长春公社，担任电影队的放映员，义务上对应于县电影放映工作站，行政上隶属公社党委。初离那“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家，娘亲欣喜异常，某日为我添置新衣，冒雨找裁缝，却不慎把腿摔坏，至今还留下无法根治的后遗症。
在当时，放映电影令人羡慕，熟人与观众爱屋及乌，“小郭”、 “郭师傅”叫得亲切，粗暴有名的书记还能弄点诗意，叫我“小鸽子”。但鞋子是否合适，只有脚知道，我对放映工作却感到为难。架机之初，影片以“样板戏”为主，观众很讨厌。“四人帮”虽垮得快，“样板戏”却垮得慢，新片的生产又没迅速起步， 惟有成批的“平反片” 耐看，却供不应求。如果想换好片，还得找县电影站求情。爹娘偏偏给我一幅宁愿少吃一口饭也不想求人的性格，更不懂求人技巧，深感无助。放映点与观众对我期望很高，我却无能为力，人家还以为是我不愿帮忙，“摆架子”，公社党委则说我工作不卖劲。个中委屈，无可奈何。谁说自己的命运能由自己掌握呢？当时，我也想读书，渴望做一个“工农兵学员”，还一个“大学梦”，但那不啻白日梦，一个即使你想求人也难圆成的梦，谁愿意去推荐你呢？
住在公社机关，不难对各位干部的背景、性情以及彼此不得安宁的派性纠葛有所领教，也逃脱不了受训。在食堂里，书记多次把退伍出身的放映队队长兼发电员训斥一顿，也常叫“小鸽子”陪绑。只怪那个放映队就由我俩拼成，排不出一个队列来，无人分训。后来，公社党委派来一个，做我的“徒弟”，但她是颇有来历的靓丽女孩，不可能替我俩分享权力的粗暴。权力原本就具备可塑性，与“因材施教”是同一个道理，而且中外一律。更不幸的是，书记还喜欢把自己对知识分子的偏见朝我这个中学毕业生的身上倒，他自己肯定连中学学历都没有。他那鄙视的眼神虽不显得阴森，却过于暴露，同样可怕。
每当想起“官大一级压死人”的场景，那时我常做恶梦，只觉得权力既是好东西，也是坏家伙，因而一度萌发等待时机投身行政的强烈愿望，只想把权力变成好东西，用我的血肉之驱，为黎民百姓撑起一片蓝天。在后来的岁月里，此类愿望也并非可望而不可及，稍微主动接棒即可，只因我最终无法界定和论证那片蓝天的面积，还对自己混迹官场的兴趣与耐心毫无把握，就望而却步了。置身公社机关的那段边缘化的经历，也许有助于后来在职业性的习史生涯中琢磨历史的复杂性与人性的多面性，感叹国家现代化进程之艰难。如此而已。
尽管高考录取中的滑铁卢打破了我负笈名校的少年美梦，但岳麓山下的学生时代相对轻松自由，此生不可多得。告别岳麓伊始，我即渐知身任教习如我者坚持习史之难。不仅个人禀赋有限，而且制约研习的资料、时间、经费乃至文化氛围在在稀缺，举步维艰。不惟如此，不可理喻的事情也时有发生，甚至让你目瞪口呆。
当我走进益阳师专安置妥当后，那位当初动员我回益阳并且满口承诺我教“中国近代史”的小长官自己不来找我，却叫另一个同伙通知我，准备讲授“历史文选”课程。我当即上门找前者，请问他：“在湖南师院的承诺为什么不算数？”他却说：“我当时并没有答应你教中国近代史，是你记错了。”
不畏强暴、难容奸诈本是娘亲给我的家传，堂堂正正做人是我与生俱来的底色。碰上这样的无赖，我只好实话实说：“你不像《中国共产党章程》所规定的那种共产党员，更不是一个像样的党支部书记。像你这样出尔反尔，以后来了运动怎么办？如果你不答应我来教近代史，我就不会回来。”他说：“那你可以走。”我回答：“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毕业生，不可能重新申请分配，但既然你把益阳师专当作自己的菜园门，我可以考虑调动。”他说：“你写请调报告。”
回到家里，我二话不说，果真起草请调报告，要求调往地委机关，次日交学校人事科。主管师资的副校长感到奇怪，上门找我了解事情原委，我就和盘抖出有关欺骗行为。当副校长问他，为何擅自叫学校请回的毕业生走人，他又一口否认，再来一个“他听错了。”
一个课程成绩、教育实习成绩与毕业论文成绩“三优”的本科毕业生原本兴致勃勃地带着建设家乡兼顾双亲之初衷而来，却没想到首先就碰上这样一个无赖挡路，他的同伙还十分起劲地从旁“论证”他不可能答应我来教近代史云云，个中遭遇，就成为我人生道路上的一个转折点。我既感到痛惜，也感到疲倦，顿萌去志。同样是那伙人，在某个深夜赶到我的母校，冒着倾盆大雨，依次敲开林增平先生、陶懋炳先生等4位师长的门，颠倒黑白地说我如何“骄傲”，如何“狂妄”，表演一剧“恶人先告状”。好在道高一丈的师长们一看便知来者蹊跷，对我加倍爱护。身残心热的古史专家陶懋炳先生一边飞函斥责 “骄傲”，一边电话、寄函甚至上门湖南省交通厅，敦请收留我这个学生。林增平先生也在长沙、湘潭两地为我联系接收单位。
尽管如此，我却被原单位卡着，不允放行。经过一段僵持，我被迫接受“历史文选”的教学任务，但心在流血。稍后，又为权势所迫，承担“中国现代史”课程。一门“中国近代史”课程难道就那么像金矿一样值得哄上去吗？显然不是，但强扭的瓜儿毕竟不甜，用欺骗和权势双管齐下，去对付一个年轻无辜的报效者，未免过于残忍。只因年迈体残的双亲在我完姻前就已随我居住，我实不便远走，不然，恐怕早已将那个无理可说的就职之地连同我至今并不十分专一的史学专业一起抛掉，南下羊城谋生了。
欲安不可得，欲走亦不能，我总算对咱们国家的人事制度与“单位”含义获得一些确切的了解，望而生畏。即使你心烦想走，事情也没有那么简单，人家就偏偏不让你轻易走掉，要你尝尝权力的厉害再说，那就是磨难。
有一次，我奉湖南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刘泱泱研究员函嘱，赶赴辛亥志士姚宏业的故乡查寻姚氏族谱，核实我在求学岳麓时转呈的姚宏业绝命书之抄件，《辛亥革命史研究通讯》第14期正等着排版刊用。我稍知安分守己，于爬山涉水自费初访地当益阳与宁乡、望城、湘阴四县交界处的姚氏故乡之前，曾向基层负责人郑重请假，刘泱泱先生也已函请他们予以支持。返校后，我又规规矩矩及时“销假”，不意某公对我此行超过3天很恼火，责令找学校人事处“补假”。“补假”之后，还被基层扣发“奖金”。上半年扣得不够，下半年再扣。
“奖金”之类身外之物原本无关紧要，不值一提，但我无法从权力的施展过程中找到领导者的威严、气度与现代文明的风采。回想当年，吾等风华正茂的77级、78级毕业生聚首益阳师专历史专业者凡5人，数年之后却逃个精光，据说那些小长官们后来也跟着别人叫喊“留不住”，我只觉得滑稽。他们如果不能扪心自问，各自对那些年轻人究竟干了些什么，那同“贼喊捉贼”有何区别呢？至于吾等走后，彼等内部就开始火并，那属于不难意料的事，不值一提。
在我离开前夕，中共益阳地委派人来校征求群众意见，有意将某个小书记提升为学校的副书记。反对者试图把他拉下来，上门劝我如实反映我的经历与印象，我却毫无兴趣。这是因为，我既非圣贤，亦非党派中人，不想插嘴执政党内部的事；况且，面对那片黄土，该说的都说过了，四邻皆知，我已无话可说；另外，人生苦短，那种水平的人恐怕也难得再升一级了，我又何必与他一般见识去破坏他的好事？更有趣的是，我已发现，此人在那里还不算最坏的。不久，此人就按既定方针换座升官。某日在外地相遇，只见他满脸通红，主动伸手相握。究竟是他出于一份内疚，还是一丝感激，还是一种习惯性的官样动作，我不得而知。也许三者都没有，也许都有。
我以3年半的岁月为代价，经无数折腾，才算离开那个是非之地。（1）由于我首先想到的是如何安置一个3代5口之家的住房要求，征得有关师长同意，最后选择正在湘潭县和平乡开山新建的湘潭师范学院。也正因为我是林先生亲笔推荐去那片拓荒之地的，不便拔腿就走，一呆就是8个春秋。
按理来说，学校规模越大，学术品位与人的素质就越高，其实不尽然，一切都只能因人而异。环顾中华大地，基于种种原由，总有那么一部分不学无术者如鱼得水，享尽公有制的优越性，俨然会党式的人物，而且权力在握。好在初试益阳师专那个陷阱不难使我转换成一份阅历，一份财富。稍后，在现代风云人物毛泽东的故乡湘潭，尤其在同汹涌澎湃的钱江大潮有点格格不入的西子湖畔，每遇某些粗俗低劣的表演，都能以笑置之，不再作义愤填膺状。
1985年12月，我走湘潭师范学院南院（原湘潭师专所在地）报到，然后举家迁居湘潭县和平乡，穿着雨鞋，踏进新校园，一边参与校园建设，一边承担历史教育系的中国近代史讲授任务。那是一个以青年教师为主体的系，我的同窗们还是主力。按理来说，在那里应该过得很轻松。
1年之后，全省开始评定职称。在我们国家，评定职称既是体现公平原则选拔人才和满足读书人名誉要求的盛大节日，也是读书人互相折腾的热闹舞台，是考问掌权者的良知与人格的契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去计划职称，本已司空见惯，无可非议。当时，学院下达的讲师名额还不少，本系就有5名之多。经同窗估算和鼓励，我也挤入申报之列，被排名第5，深居简出的系主任却把第9名临时跳为第5名，我无话可说。当时甚至觉得，人家能把一个第9名提前4名，也够仗义的了。问题在于，校级评审时，偏偏把后者淘汰，要求系里补报一名，意即将我补报，认为我符合各项条件，而且还是在本校的咨询专家林增平先生的大旗下调入的；该主任则坚持拒补，毫无协商余地，直到浪费那个名额为止，我才有点如杞人忧天：一个系主任的胸怀如果还装不下本系区区30来人，只能坚定地装下一部分，这样的系能办好吗？好心者以为我肯定有什么地方得罪过他，我冥思苦想，实在找不到嫌疑，顶多是没有低三下四上门 “拜码头”，或者因为我的调动是湘潭师范学院的前身湖南第二师范学院筹建处（长沙）直接办理的，无须经过原湘潭师专历史科，也许就使人家见异了吧。有人建议我去找他，我谢绝了。我总觉得，人生苦短，应该争取活出一点尊严。不补就不补吧，不就是少几个孔方兄吗？
物质不灭定律大概属于茫茫宇宙中最为公正和最有人情味的定律。我虽然在职称上受阻，但可以从学生的偏爱中得到补偿，没有功利动机的师生之情就是那酷暑中的清风，严冬里的炭火。但什么事情都得有一个度，如果学生的偏爱过于集中，就容易使那些心胸袖珍化的同行超出羡慕而走向嫉妒。年复一年同中国近代史学科有关或无关的课堂讲授、论文指导（包括中文系首届文学学士论文的指导）、校外带队实习与社会调查等本职工作与职外工作，固然使我鲜有自由支配的读书时间，在较大程度上影响了自己专业素养的提高，原本并不宽广的知识面也变得越来越窄。不过，我能有机会同许多三湘子弟朝夕相处，结下深情厚谊，甚至“相忘于江湖”，我常以此而自足，因为人生的价值与乐趣本来就是多元的。如今无论是回湘省亲，还是走北京，过深圳，转上海，昔日的弟子只要知道我的行踪，不是往机场、车站迎接，就是上宾馆、会场畅叙。学生的热情倒是常使我过意不去，有时就只好来去匆匆，不让任何人知道。
1990年10月，我奉新任系主任兼同窗之托，从岳阳实习基地赶回，直接参加全院首届青年教师讲课决赛活动，侥幸评为文科组第一名。不意赛后的应酬颇多，除了颁奖，还有新闻采访、座谈会等等，我常碍于数学专家兼院长郭青峰教授的情面，硬着头皮勉强应付，同时坚持实话实说：“第一、任何比赛都只具有相对的准确性，甚至不乏偶然性。严格地说来，授课是无法比赛的。学科不同，教学内容与风格不同，其可比性就需要充分论证。评委中没有一个是近代史专家，哪怕我讲出一些专业性或常识性错误，评委未必知道。此类评比只能看看热闹，惟有内行才能看出门道。第二，作为教员，真正的荣誉不是在表演式的讲课竞赛场合中，而是在货真价实的课堂上，在学生的记忆里，在他们的成长中。”我的话虽不大中听，但我相信，真话与真情一样，比任何功利更具有生命力。学生之于师长的自发性热情所凝聚和托起的那份荣誉远比任何种类任何级别的符号都来得珍贵，亦远比任何困守书斋时的著述收获都令人动容。情感的交流足以让居高临下的上帝束手无策，遑论其它，惟有心灵之乐才算真乐。成长起来的学生喜欢用自己的方式自由自在地给老师营造一份荣誉，它既大方得毫无名额限制，又吝啬得宁缺毋滥。一个教师面对它时，足以切实地感受一份人生的价值与尊严，而且不管自己的健康状况与人生极限何如，自己的生命可望在一批又一批学生的成长中得以延伸，直至永远……
1993年11月，我携妻小迁入素有“天堂”之誉的杭州。因为家乡的八百里洞庭早已面目全非，我自幼就想看看“小桥、流水、人家”的模样。视我如弟子的丁日初先生曾经坚决反对我调往杭州，他说：“杭州不就是有一个西湖吗？”但李时岳先生认为：“作为省城的大学总不至于比你们学校差吧！杭州的气候也不太好，夏天太热，但我想也不会比湘潭坏到哪里去。”为了走近西湖，改善研习环境，我在两位师长的不同建议中选择了后者，还是来了。
到了杭州才知道，从前是别人喜欢把杭州叫“天堂”，现在是杭州人喜欢自称。一个外地人要想找到“天堂”的感觉，尤其在地方性的高校，不是很难，就是不可能。尽管你是被称作“人才”引进的，也无异于逃荒者或打工仔，因为这是“天堂”，谁知道你从何而来，又为何而来？
以“人才”的名义刚刚步入西子湖畔时，有两件小事印象颇深：一是在区区1000余元举家东移的费用中，不按国家人事部的政策规定予以全额报销，还要我与系里各分担一部分，绝无通融余地，连学校财务处的经办人员都觉得难以理解；二是住房通知单上写着“校长特批房”，住进的却是面积最小、楼层最高、结构最不合理、学区最差的房子，而周围许多地方还不乏待分的空房。为了安置古稀双亲和小女的学区就读，我曾小心翼翼地请求一位长官替我找一下校长，能否在那么多空房中为我的“校长特批房”换一个住处，不求增加面积，只求楼层低一点，学区好一点。对方的回答是：“说句实话，你还不够格”。如果是在11年前，在去益阳师专报到时，我肯定会基于权利本位与人格尊严同这样的长官理论理论，何况我还在所谓“人才引进”之列。只因穿越11年的时空之后，看的多了，人也变得快麻木了，我就以笑置之，然后骑车到白堤，思索一个学术话题：那李叔同究竟为何连招呼也不打，就轻轻地走了？
好心的朋友提醒我，如果变得太懦弱，反而易受欺负。我承认此话并非无稽之谈，即使当年在那个粗暴的公社书记面前，都没见他对我摔过电话之类，却在有过“雌了男儿”之称的东海之滨开过眼界，不过，我已深感此生已有点累，只想歇歇，否则，还能静心看书授课么？何况这大千世界本属无奇不有，人生原本犹如炼狱一场，文学天才卡夫卡早就说得明白：“受难是这个世界的积极因素，是人同这个世界的真实联系”，谁叫你调来调去，还跑到“天堂”找别人分羹呢？我所能做到的，大概就是帮助外埠师友打消偷吃“蟠桃”之念。
老实说，如果要我在敌人的严刑酷打与同事的阳拳阴腿中作出选择，我宁愿选择前者，它毕竟值得你作出牺牲，而后者呢？我真不知道，有的长者对嗷嗷待哺的后辈是那样做得出来，值得吗？
寄寓异乡，时间一久就习惯了，大不了就在课后到西湖边坐坐，或走玉泉，看看那群游来游去的大青鱼。这里的湖光山色与万物精灵毕竟还是可爱的，况且，并非所有的杭州人都那么清一色地对待外来者。不过，小女的遭遇令我心酸。当我别无选择地牵着8岁的女儿去那个质量较差的小学申请插班，并附上小女获得“全国小学生看图作文竞赛一等奖”的证书时，校长摆出一副见过大世面的样子，用一口杭州话说：“下个学期开学时再来吧。”背着书包戴着红领巾的女儿顿时泪如泉涌。无论我怎么请求成全，那心如顽石的校长都无济于事，而该校回应“希望工程”的标语还粘在墙上，墨迹未干。回到家中，小女有生首次声嘶力竭地哭喊：“什么‘天堂’，明明是地狱，回湘潭去！”我本想根据9年制义务教育法的精神，找政府部门去说理，只因虑及小女下学期还得来该校就读，担心让人“穿小鞋”，只好忍气吞声，让她在家中休学两个月。当晚，我奋笔疾草《初到杭州》一文，根据我与小女之于此间的切身感受，敲问“天堂意识”，用挂号寄投《杭州日报》，结果喑如石沉大海。屈指8年过去了，我只觉得此行对不住女儿，她的哭喊时常在我耳边回荡。
北京等地之于本地考生的高考分数线极低，而录取率极高，这是全国人民都知道的秘密。1997年夏，为了弥补初为人父的过失，我试图申请晋京做博士后研究，以便把她带到北京，给她提供较好的求学环境。不意那次波折不仅未曾帮小女解决难题，还给她的心灵带来阴影。稍后，她的初中学区仍然很差，中途虽再次帮她转学，仍不得要领。次年，是我在杭熬满5年的期限到了，原单位对我已没有任何约束力，我又设想带女儿晋京，只因此事牵动颇大，加之我已两次领教过我国人事制度的魔力，面有难色。
我已经清楚，如果人家想拖你，卡你，即使你满了5年，照样能找出别的说法，你就赔不起精力，因而就迟迟下不了走的决心。民族文化心理的妙诀之一在于，你平时在某单位，就像许多夫妻过日子，平淡得很，人家不一定把你当一回事；如果你要调走，那你就突然变成“人才”了， “肥水不落外人田”， 就不能让你走。即使有权者讨厌你，巴不得你走，他也难免顾忌别人说闲话，不想在他的任内背上“流失人才”之名，除非你实在让他碍手碍脚，讨厌得不行。客岁初春时节，南开等史学重镇诚邀加盟，宣称不受原单位的掣肘，携身份证报到即可，女儿可在南开附中等校优先安排读高中，我都有些动心，想知道这人生的见识是否真的长不尽。只因同甘共苦的旅杭挚友倾城相劝，才一改初衷。再说，正如几位挚友所说，由于杭州的四校回归一体，昔日的杭州大学已不复存在，全国重点大学浙江大学的校园文化主流与价值体系毕竟不同了。
寻着东坡居士的足迹，我时常反省自问，自大学毕业以降，换过3个学校，虽被师友戏称“3级跳”，却总像不受欢迎的人，自己的过失究竟在哪？我曾像对付重点“课题”一样，反复研讨。想来想去，好象还是自己所杜撰的“三不主义” 在作祟。所谓“三不主义”，即：不讲假话；不讨好长官；不参与派性。
仔细一想，这“三不主义”的缺陷确实不少。第一、既然你不讲假话，长官就难以耳顺；第二、你不讨好长官，他就可以判断你“骄傲”和“目中无人”，不属于“你办事，我放心”之列，理当孤立你；第三、你不投身他那一派，他就断定你必定属于或倾向于另一派，至于你背后究竟与另一派有什么牵连，他才没精力也没兴趣管你，只提防你，或者一开始就给你一点颜色，这样最省事。要知道，咱们国家有那么一部分长官偏偏就像实验室的“力学专家”或枪林弹雨中的前线将军，只知道“一分为二”，非此即彼，非友即敌。你不参与派性，还要当心两边都不讨好，成为边缘人，何况你原本就是外来户。学海如同深圳，即便是移民，也得分个先后，这先后之分的名字也叫“资历”。要想活得实惠一点和轻松一点，必须彻底抛弃这酸溜溜的“三不主义”，少谈什么主义，多考虑解决问题。如果你真的很固执，一定要坚持不讲假话，不参合派性，那也问题不大，关键是不能不亲近长官，这才是核心问题。倘若你的教学或学术研究取得什么成绩，最好也要学一学我国某些奥运冠军的口头禅：那是在他们的领导与关心下才取得的，否则就不能取得。若能做到这一点，即使你的成绩盖过他，他会觉得舒服，你也省心，这就符合经济学的“双赢”游戏规则，何乐而不为？否则，越是没有学会平庸，就越属于扰人的罪过。
个中道理，其实并不比研习近代史更难，说白了，不过雕虫小技而已。只因与生俱来的禀性所致，我是知易行难，偏偏同孙逸仙先生的观点相左。近年来，每届研究生入学时，我都要求他们堂堂正正地做人，追求人格独立；及至彼等临近毕业，我又提醒他们：不要学我死心眼，把做人的原则看得如同爹娘一般重要，到处碰壁，要学会“因人而异”，“因地制宜”， 养成弹性性格，确保身心健康。总之，策略比原则更重要。显然，我是自相矛盾，至今还没找到自圆其说的思路，更没找到两全其美的妙方。对弟子是如此，对小女也不例外。
其实，说到底，经过举国上下近30年不学无术的政治运动，不仅时间被浪费，人才被摧残，而且风气败坏，殃及来者。君不见，在学术上，有的人自己不独立思考，连基本的学术理念都没有，还不允许别人独立思考；在工作上，有的人自己不好好干，连基本的职业道德都残缺不全，还不允许别人专心致志地好好干。最糟糕的是，由于任命制的缺陷所致，还让这些人去领导别人，去掌握分配资源与利益、鉴定别人劳动成果的权力。政策上的拨乱反正也许一声令下即可，风气上的拨乱反正却像生态环境遭到破坏之后，指望再去恢复它，谈何容易。倘若明乎此，则部分怀抱真才实学、思想素质也绝对不低的海外游子为何对掉头报效迟迟下不了决心，就不难理解了。近年来，常见有人拿“国情”当借口，为改革对象辩解，殊不知，合理的国情需要尊重，不合理的国情则亟待改造。也许应当在加强职业道德、强化是非观念等基本问题上制订一个倒计时的计划，它同迎接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同样重要，而且还事关长远。否则，社会风气与社会道德的倡导或爱国主义的宣传就容易流于形式，甚至空谈，“武大郎开店”式的经营方式必将愈演愈烈，互相折腾宁有底止？
几经折腾之后，每当漫步西湖之滨，俯首低回，我也开始自我解嘲。在同辈师友中，我的习史环境即使排不上最差，大概也属于倒数之列，只要能做到自己的研习心得不算最差，也许就勉强对得起辛勤哺育我的双亲和热心栽培我的师长。庸碌如我者原本就不在同一个起点上谋生，还能奢求什么呢？惟一歉疚和不安的是，整天同书本打交道，还远不如某些少读书甚至不读书者赡养双亲，严、慈送子读书又有何益？倘若自己常温伯俞因慈衰而泣杖之故事，或姑效毛义以亲存而捧檄之孝举，当不至如此。何况，为人独子，至今仍拖着五尺之躯浪迹天涯，双亲欲求菽水承欢亦不可得，不亦忤逆乎！
抵杭不久，我还另有体会：如果不是“奋六世之余烈”的秦国等威霸当年力谋统一“天下”，东走钱塘与其叫走进“天堂”，还不如叫“出国”。西楚与东越虽同属“南方”，其差别显甚。浪迹杭州后，好几次听到一个全新的说法：损人不利己是不可理解的，好象损人利己就可以理解，又是一个匪夷所思。
三、师恩常相忆
一个沉浮于农业大国的农家子弟平庸得可有可无，在历经波折之后，还能在需要贵族心态的历史学科中混出一碗饭吃，光凭爹娘遗传的那点小聪明和小韧力是不够的，各路西宾执经问义的点化之功与宫墙外望之后的无私提携便是策励我谋求上进的活水源头，它使学海书山中许多粗俗得毫无幽默感的滑稽表演都显得相形见绌。师长的不弃之恩与来自同辈师友的友情一道，让我在感动中不断地改写学术履历，品味一份无可替代的人生快乐。无论在人生道路上遭遇困难或挫折之际，还是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偶尔获得一份惊喜之时，我都不难想起曾经为我的成长付出心血的表表高标，我的脑海里排列着以入学时空为序的师表名单，还有某些借助于学术会议得以结识的前辈史家。
我少不更事，自幼贪玩，学习兴趣之养成，同儿时的启蒙教诲关系甚大，许多往事都能历历在目。自从1966年的政治恶作剧登场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启蒙师长沈瑞林先生和黄昌明女士。30多年来，我一直在寻找他们一家的下落，总担心那个荒唐的岁月已把他们糟蹋得不可收拾。客岁初夏，忽接二师来电，喜出望外，始得鸿雁传情于先，回湘拜谒于后。
以习近史为业，厕身史学行列，自然同大学时代的师长林增平先生等人的教诲有关。日本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专家久保田文次先生把我误作他的朋友林增平先生的“接班人”，在我最近弄斧东京时，他把我从日本中央大学国际交流中心（圣迹樱秋）接到日本女子大学，将我介绍给野泽丰先生、中村义先生和藤井升三先生，也是这么介绍我；在国内，也有好几位先生视我为“林增平先生的弟子”。我深感不安，惟恐旁人产生误解，只好不厌其烦地说明：我只是林先生身边一个极普通的本科毕业生。不过，这不等于说我已淡忘林先生这位引我走向习史之途的启蒙师长。虽然他已弃养近10秋，和风化雨中的许多往事连同他的音容笑貌都清晰如昨。
曾记得，学院图书馆的线装书本来不对本科生开放，是身为副院长的林先生给我和少数几个有写作任务的同学以“特批”，才使我们破例获得借阅之便利。我走省图书馆、省社会科学院、省政协等处查阅资料，都是林先生用便函或电话为后生开路，畅通无阻。也许因为岳麓山是掩埋辛亥忠骨之处，我取“近水楼台”之便，从纠正岳麓山上某个墓碑的简介牌或《辞海》中有关表述的小误开始，在那里完成和相继发表过3篇与辛亥革命史有关的习作，还有幸作为全省历史专业的唯一获奖代表，在林先生的带领下，走湘江宾馆，出席湖南省首届大学生学术论文报告会的授奖大会。如今连我自己也怀疑，那些习作究竟有多少学术价值，但意味深长的是，几乎每一篇习作咸经林增平先生、陶懋炳先生、王永康先生和文元珏先生轮番郢斫，其中尤以兼职最多也最忙的林先生留下的笔迹最多。
最能体现林先生风格的是，有一次，我登门请教关于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产生与结构问题时，冒失地问他：“在您亲自执笔的《辛亥革命史》上册第一章里，您说近代以前的中国社会已经产生市民阶级；但您随后不久发表的《近代中国资产阶级论略》一文中，又阐明还没有产生市民等级。您对这个问题究竟怎么看？衡量中国市民等级产生与否的标准是什么？”如此咄咄逼人而有伤师长自尊的问话，我一说完就有点后悔莫及。林老师却笑着说：“你问得不错。这个问题我还没考虑好，你可以继续思考。”这就是林增平。稍后，我就清末革命党人的阶级属性与辛亥革命的阶级基础等问题提出与林师所曾论证和坚持的“中下层说”相左的想法时，他的微笑也给了我一份不可多得的宽容与默许。时过十余年，当我将此类心得正式形成文字，出席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且在会上“答记者问”时，林师的微笑与祝贺把我心中剩留的那丝时隐时现的余虑全抹去了。拙稿《辛亥革命阶级基础再认识》云：“在辛亥革命史研究已经深入展开的今天，后世史学工作者可以怀疑或否定‘中下层说’，不过，也不要忽略了此说曾经对辛亥革命史研究中的开创性劳绩。”（《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3期，第180页）这段文字与其说从史学史的角度客观公正地指明了“中下层说”的积极作用，还不如说是我旨在表达对持“中下层说”很坚决的林增平先生的崇敬与感激之私情而有意添笔的。在我的笔下，史学的主观性是显而易见的。对于挑自己毛病的学生，我不知道普天之下究竟还有多少足可师法的训导方式与风格，我只确信，林先生在我心中，就是一块可望与麓山同在的丰碑。
毕业回籍前夕，我向林增平先生辞行，他馈赠一套由他参加选编的《辛亥革命史论文选》（三联书店1981年版），说：“我在大学时代还没有发表过论文，你已有了好的开头，坚持下去，会有结果的。”我自量至今尚未步入可望而不可即的史学殿堂，顶多只是一个喜欢以好奇心窥视殿堂热闹的山野顽童，无论才识，还是功力，均不敢仰望蜚声中外的硕学大家增平师之项背。然一代宗师之于后学的勉励与期待，就凭几句家常话，如和风化雨，仍然与众不同。毕业之后，相继升任院长、校长和博士生导师的林先生仍然心系我这个苟安于世态炎凉中的本科学生。不说别的，我当年之所以能离开人生的第一个麦城益阳师专，就倾注过他的许多精力。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负笈岳麓凡4载，我时常感叹，两次高考录取受挫如我者虽不得入名校，却遇一良师，实乃不幸中之万幸。由林增平教授这样的师长去主讲基础课，这是母校最令我敬佩与感激所在，它比当初的录取更值得欣慰。何况，忠厚长者林增平教授和说写俱佳的“戆叟”陶懋炳教授，还有在接连两届学生论文报告会之评奖会上力荐我的习作却又经常把我错叫成“郭世若”的王永康教授，还有虽然在退休时仅获“讲师”职称而在我看来具有当代中国历史学“讲师”的最高水平、并且可以为中国的“讲师”职称赢得声誉的满腹经纶者和一身正气者文元珏先生，等等，他们对学生的谆谆教诲和深切关怀是由其朴实的职业道德与巍峨师表作保障的。
还得感谢信息时代的神力，把许多高水平的学术会议变成没有围墙的大学，青年学子的楷模们得以和蔼亲切地向散兵游勇走来，毫无门户遮拦。史坛巨匠陈旭麓先生、李时岳先生和丁日初先生便是其中之一。
初拜陈旭麓先生，是在1985年8月的兰州，在史家云集的全国第3次洋务运动史研讨会上。他的衣着简朴得有点“土气”， 说话也随和，一点也没有名家的架子，同年11月，林增平先生在长沙主持召开左宗棠研讨会，特邀陈先生莅临此会。 1987年8月，徐泰来先生在张家界主持中国近代史宏观研究问题研讨会，陈先生则率弟子杨国强、周武等数人翻山越岭，按时到会压阵。我有幸拜见陈先生，就在这3个学术会议上，就这么区区3次。除此之外，就是写几封信向他请教。暮云春树，想望丰仪。倘若不是信息时代提供这些老少皆宜的学术会议，此生恐怕就难以见到这位“东家之外更无丘”的“副教授”了。
大概就在张家界研讨会之后不久，我起草一篇习作，专论刘复基在筹备武昌起义中的领导地位与作用，其结论是：刘复基属于被史学界遗忘的武昌起义的卓越领导者。因为此稿的挑战性颇大，并无十足的把握，我就将初稿寄呈陈先生，请他挤点时间把关。没想到，他很快就看完了，还在上面批改一遍。同年12月，他以为我会出席长沙·中国近代文化史研讨会，就把拙稿先带到长沙，再带回上海，然后通过邮局寄还，并附手札，还挥金如土，以“很有思路”相勉励，连投稿去向都作了指点。可惜就在第2年，他就累倒在家，撒手尘寰了。
大概因为有了陈先生的这份关爱，即使在他身后，我还能得到许多陈门弟子的指点和提携。不说别的，5年前，我从湘潭一隅迁居人称“天堂”的西子湖畔，调到可望就近束刍一代宗师陈先生之夜台的杭州，就是陈门大弟子郑云山教授一手推荐的结果。在我东迁之前，年长20岁的郑先生曾经坚决反对我称他为“老师”，竟要求以“师兄弟”相称。他在一份手札中，还拿出史家的看家本领，旁征博引：“陈先生生前对你也多有指教，你也心甘情愿地师事陈先生，可以称之为是陈先生的私淑弟子，就像当年谭嗣同对康有为，冯桂芬对林则徐一样。因此，我们以师兄弟相待，倒是名正言顺的，不知你同意不？但不论如何，我决不能在你我关系中充任‘老师’，我愿自称师兄，而以师弟称你。”我总算知道，一个年长学者的谦虚原来还可以这样来体现和表达。我自然不能顺水推舟地叫他“师兄”，那太冒失了。不过，彼此之间的那份“师友”之情无疑是一个真实的存在。
除此之外，上海的陈门弟子和陈先生的哲嗣也都把我当小弟弟来呵护，给我一种心照不宣的关怀。陈先生的遗著与文集整理和出版后，他们都能想着送我一套。在陈先生逝世10周年的纪念活动中，陈门弟子相聚沪上，也邀我厕身其中。
李时岳先生是史坛公认的才子型史家，也是我所收到的前辈赐函中墨迹最多的史家，有些读者还误以为我就是他的弟子。去年，网上有篇批评我和李时岳先生的文章就说我是“李时岳的弟子”，其实，我也不过通过学术会议，得以拜识时岳师。至于正式走近他，则源于我对他的一个著名论点提出批评意见。他在1989年8月某研讨会的主席台上说：“有位青年学者对我的观点提出批评，他的观点是对的。我由于受民族感情的制约，没有把问题阐述清楚，还自相矛盾……。”这就是李时岳。
就是他的一席话，成为我靠近请益之契机。我有什么问题，就常寄函求教，他则有求必应，而且回信往往比我快。信中既谈史学，也谈现实，好象没有什么顾忌。对我这样一个研习条件较差和远离于学术主流的后学来说，哪怕是一句不经意的关问，都会作为一份爱心和一份力量而存在，何况还是经意的和耐心的。
就在李时岳先生四处托人替我落实接收单位时，西子湖畔的接收事宜可望敲定，而且办事速度颇快，据说与校长沈善洪教授亲自过问有关。1993年春，杭州的商调函即将抵潭，我因双亲不愿随迁却欲折回益阳而有些犹豫，就此情向李时岳函禀。他在一周之内回函裁点：“所说的‘距湖南太远’，根本不成为理由。为什么非在家乡老死不可呢？这种‘家乡观念’，实质上也是封建观念，是一种不开化、不文明的表现，所谓‘故土难离’、‘安土重迁’之类。凡有所成就者，有几个是在家乡干事业的？”
我自6岁发蒙采芹，历时十余年，认师若干，像他这样一针见血指点到家者，独无仅有。正是带着他的敦促，我就携妻小启程东迁了。抵杭不久，又是他及时函嘱：“到一个新单位，要有一段熟悉情况、适应环境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切忌妄发议论。因为新来乍到，可能言不中的，也可能招人侧目，先做好本职工作，站稳脚跟，然后图改善环境。”迁杭8年来，栖身于这块“天堂”意识颇浓的土地，我的耳边无时不在回响起时岳师的教诲。但只是不敢把一来此间就遇不遂的故事和盘托出，以免他分心牵挂。当我以在职形式攻读博士学位课程后，他又关注我的学位论文选题。他还说，如果我走南京二档查阅资料，他要把我引荐给他的大学同窗茅家琦教授。
我从某些实际问题出发，一边思考学位论文的选题，一边另起炉灶，著手撰写拙著《晚清政治革命新论》，为申请正高职称做准备。这种做法本来是犯忌的。素以严谨与才气并称的时岳先生毕竟善解人意，予以热情支持，拙著的撰写与出版就始终得到他的关注、指点和鼓励，该书的第一章太平天国部分就是遵循他的函嘱，临时增设。他说：“近年来年轻人往往绕过重大选题而选择冷门，虽有创获，但对传统旧说冲击不大。这种‘攻坚战’，太少人去做，也是当前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个缺憾。”他在最后一份手谕中，还以“盼早日脱稿”等语相策励。讵料拙著还没完稿，学位论文选题也还来不及最后敲定，他就空悬绛帐，从此天上人间。
我知道，他没有义务为我那样付出；但我不知道，像他这样的师长为何偏偏寿命不长？6年前，当一纸讣告如倒春的寒风刮入舍间时，我接连自言自语：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只因次日就是追悼日，我就忍痛以挽辞回电：“每逢钧示南来，教诲谆谆，先生视我如弟子；一望钱江东去，哀思缕缕，苍天何处纳宗师？”若依对仗规范，自量其中有两处还不太工整，但我至今还没找到更合适的词句来表达这份真实情感。稍后，遵循李师母孙茜老师和成关兄函嘱，赶写悼文，对着时岳师的亡灵拉拉家常，说几句一直来不及说的心里话。那是我有生以来写得最慢和最累的一篇。
在通过学术研讨会或多或少赐我教诲与帮助的已逝前贤中，姜铎先生、董蔡时先生、吴雁南先生等人的姓名都是大写着的。当我困守湘潭县和平乡的黄土地不得要领时，是董蔡时先生来函鼓励，并说：知道你治学寒苦，很不容易；到上海出差或查阅资料时，欢迎到苏州来；我家房子大，吃住就在我家，不要客气；你就直接上门，或者到苏大去问，会有人带路……。我无法断定董先生的这一席话能否感动那虚无缥缈和喜怒无常的上帝，但可以断定能感动我的一生。
丁日初先生也是我难以忘怀的史家之一。他虽仍存留于世，却已告别健康，他住进华东医院已快4年了，而且每况愈下，出院的希望已告阙如。每念及此，怎不令人叹息！
我是1989年8月在张家界附近的天子山· 近代史宏观研究学术讨论会上拜见这位深受国内同行尤其是欧美汉学界敬重的经济史家的。这是一位真能“与国际接轨”的史家，举重若轻。当时，他对我的发言颇有兴趣，会间约我在他的宿舍长谈，会后又率先寄赠他的近作与相关学术资料。
1990年12月，他为我争取为期一个月的经费，并安排住处等，嘱我专程赴上海，在他身边研读资料，为课题合作做准备。当我抵达上海火车站时，是丁先生派弟子陆兴龙先生举着接站牌进站迎接，领我到上海社会科学院招待所，接洽一切。丁先生几次约我到他的住所——复兴中路1363弄3号108房，交代中外学术信息与史料来源，赠送书刊，还面授治学方法与学术规范，连同他作为名门之后的坎坷经历，我都铭记在心，深受启发。他的视野开阔、思维敏捷，有效信息的含量很大，价值尤高，他毕竟是大家。有时，哪怕是一个不经意的点拨，也能让你觉得与众不同，历久难忘。丁先生治学也很严谨，遣词造句都很讲究。此前我在行文时，一般不写提纲，喜欢天马行空，跟着感觉走，这次他就要求我，为我俩的研究课题先写提纲呈上，反复听取他的修改意见，我那不写提纲的坏毛病便由此消失。在丁先生身边受教的那一个月，胜过自学数年。
某日，正在北京进修的内子取道沪上，厕身某研讨会，丁先生夫妇就约我俩在上海市政协“文化俱乐部”吃“点心”。上桌后我才知道，他所说的“点心”，其实就是破费宴请，主食不过用点心而已。他请弟子沈祖炜先生以及李一翔先生等作陪，还有日本学者、香港学者各一位。席间，丁先生斟着日本的清酒，语重心长地说：“世佑，还是争取到上海来吧，这里的治学条件比你现在的单位要强许多。拿今天来说，我请贤伉俪吃点心，就可以请到在上海的日本学者和香港学者来陪同，这在湘潭是不可能的。”为此，他还为我设想过几种方案，第一种方案就是直接考博，为我联系复旦大学的汪熙先生。夏东元先生也很热情，希望我踊跃报考他的门下。只因我自量在上海重新安置一个3代5口之家颇不容易，即使全力苦功外语，通过考博入沪，不仅安家仍是问题，而且脱产攻读还读不起，区区200元生活费，怎能养家糊口？如果以在职形式就读，读了还得回去，要想离开就更难。深思再三，只好作罢。旅沪期间，丁先生还劝我主攻近代经济史，我却以国中自古就缺乏相对系统和准确的经济史统计资料，不易获得比较可信的学术成果，至今不敢知难而进，仅仅把近代经济史作为一种背景知识去学习，实有负他的期望，愧对长者。
两年之后，丁先生代表上海中山学社，在华夏楼主持有日本、香港学者出席的辛亥革命史小型学术研讨会，特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杨天石先生和我同台作主题发言，我俩的此行全程旅费也是由上海方面承担。丁先生还托陈旭麓先生的哲嗣陈同兄撰稿，借助于《文汇报》、《解放日报》、《社会科学报》、《近代中国》等沪上知名报刊的版面，指名介绍杨天石先生和我的发言论点。再过两年，我已拂于丁先生之意，避重就轻地落户钱塘，他正在上海筹备和主持清末新政研讨会，又把我作为此会中唯一的外埠学者，特邀出席，继续承担我的赴会费用。
为了提携我这个只有一会之缘的普通后学，8旬长者丁日初先生所能做的和不必做的，他都做了。如今我所能做的，却只有经常电话丁师母或上海的其他前辈，了解他的病情，并且附上一份祈祷，只求病魔也能学着发发善心，不要在他离开人世前折磨他太苦。每当新年来临，我都有一种抽空再去看望的冲动。近期陈绛先生在电话中说：你无法想象，这位当年以惊人的睿智与独特的丰姿站立在中华史坛的长者由于多种疾病缠身，已经面目全非了，脑萎缩日趋严重，对很多人和事都已失去记忆，说话也困难，他肯定也辨认不出你来了。尽管如此，我还是想去看看。如今能否被他认出已无关紧要，我只想在他床边坐一坐就行，就像10年前奉命从淮海中路倒车到复兴中路，走进他的寓所，围着电热器，听他谈身世、拉家常一样……。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像他那样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不遗余力把我提携到家的前贤，此生能有几何？
我至今以为，做人很难，治学也不容易。就习史而言，其难有六：虽然历史与现实之间一脉相连，但人们可望亲历现实，却无法亲历历史。此其一；其二、历史资料虽属国家财产，理当查阅自由，实则关卡重重，形同畏途；其三、史料浩如烟海，即使求阅过程十分顺手，欲期有生之年翻尽一方史料，似亦难如蜀道；其四、史料不仅浩繁，而且讹误丛生，真假相间，若不潜心考究，难免当众出丑；其五、某些研习所需之史事并未载诸文字，治史者之尴尬，似较瞎子摸象，尤有过之；其六、尽管世人多称“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然除开社会史等少数专史课题不论，我们所研究的对象往往是一些高智商之言与行，尤其像曾国藩、梁启超一类人物，既是身不由己和萍踪不定的政治活动家，又是复杂多变或内外有别的思想家，还是工有专门而著作等身的学者，纵有“准确把握”或“全面评价”之类宣示不绝于耳，亦不过如赛诗会中声浪层垒之豪语，无济于事。职是之故，浅度之习史较文学、哲学或数学为易，深度之习史却较文学、哲学或数学为难。
虽明知做人难，却不得不做，因为你原本就是人，除非轻生弃世；明知习史亦难，却偏偏为难自己，这又何苦？对我来说，后者大概与两个因素有关：一是当我确信它真难时，却已青春不再，干别的又未必能干好，因而犹豫至今；二是我不仅可以走近林增平先生那样的本科引路人，还能仰仗信息时代的对话便利，以私淑弟子身份走近陈旭麓先生、李时岳先生、丁日初先生等人的身影，欣赏智慧的神奇与风采，体会真情的魅力与珍贵，让任何小人行径与人生伤害都变得可怜和可笑，进而化作提高感悟历史能力与人生本质的稀有资源，一如垃圾也能造福人类，降低投资成本，实现良性循环。
我无法想象，倘若抹去林增平、陈旭麓、李时岳、丁日初等人的姓名，近半个世纪以来的近史园地与中华史坛将意味着什么，但我可以断定，平庸如我者那歪歪斜斜的习史历程倘若缺少他们的痕迹，必将更加浅陋不堪，甚至难以为继。
老实说，挪用原本并不充裕的读书时间去披露自己与林、陈、李、丁诸位名师的交往过程，我的心情并不是得意的或快乐的，只有伤感与沉重。在他们中间，无论是已逝者，还是幸存者，都已无法为我指路了，此其一；第二、以学术为职业的我至今还是那么平庸，那么收效甚微，我的进步与他们的关爱不成正比，只能愧对长者，想乐也乐不起来。我也从未想过要借助于林、陈、李、丁诸公那如雷贯耳的学术声名去装扮自己或贩卖自己，我自量还不至于那么浅薄和愚蠢。学术不比商品，识货者比比皆是，看一看或闻一闻便知。再说，不管前贤从前是如何从不同的角度去关心你或提提携你，不管你是不请自来，还是如约登门，他们毕竟还是他们，你还是你，二者始终不可同日而语。不是吗？
不过，人世有真情，师恩常相忆。回首往事，一切都能从头想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