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长期以来，学者们普遍认为共同利益基础是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的核心动力，但是这一解释未能说明，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面临共同外部安全威胁、有明显共同利益的中美两国一直未能实现建交和关系正常化。事实上，两国间仅仅存在共同战略利益基础是远远不够的，稳固的战略关系是极其必要的补充。这种战略关系需要经过一系列高层级的战略试探而逐渐建立起来。通过这种战略试探，国家间可以逐渐明晰彼此的战略意图，有效传递己方真实的外交承诺信号，累积领导人乃至国家间的战略信任，从而使潜在的共同战略利益得以显现，并最终走向战略联合。而1977年美国国务卿万斯访华便是双方关系正常化陷入停滞阶段后较为重要的一次中美战略性试探。这次“探索之旅”促进了双方间的沟通和了解，双方围绕全球战略的磋商和双边关系问题的交锋，不仅进一步推动了双边战略对话机制的形成和延续，还澄清了相互之间的模糊认识，重新启动了停滞已久的正常化进程，为中美关系后续的加速发展和突破提供了新的契机和条件。

【关键词】万斯访华  中美关系正常化  战略试探  卡特  邓小平

国家是否对结构压力自动做出回应，一直是国际关系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也是大国关系研究的重点之一。①具体到冷战期间中美从敌对走向缓和、进而共同抵御苏联的战略攻势这一问题，一个值得探索的话题便是，面对共同的苏联威胁，中美接近是自动而顺利地实现的吗？历史事实表明，中美在意识到各自都面对一个共同威胁、实现战略联合符合双方的国家利益之后，仍然经过很多年的战略试探过程才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实际上，高层级的战略试探除了使双方能够有效规避国内政治因素的干扰外，还有效降低了对各自战略意图的不信任，缓解了彼此间信号传递不畅的难题。在中美相互依赖日渐加深的今天，战略试探也都事关中美关系的全局和走向，特别是在中美发生“炸馆”、“撞机”等安全危机事件的紧要关头，我们都可以看到两国之间的战略试探行为。回顾冷战时期，受制于意识形态敌对的巨大压力，双方的每一次外交往来都相当困难，而为数不多的几次高级别战略试探就更显得非同一般，也更有研究意义。

在历时多年的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中，除了基辛格多次访华外，在卡特政府时期比较重要的举措当属1977年万斯对华和1978年布热津斯基访华了。作为中美关系解冻真正的破冰之旅，基辛格访问的战略试探意义早已为中外知晓，而国内外学术界也普遍承认1978年布热津斯基访华加速推动了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但是同样作为高级别的外交特使，学界对于万斯访华推动中美关系进展的战略试探作用，却一直少有着墨。②而这将是本文的努力方向，即借助近些年公开的档案资料，通过考察1977年万斯特使对华访问，完整地揭示中美之间战略试探的历史轨迹，剖析其历史意义与局限，增进人们对中美战略互信、中美关系模式乃至中美权力转移等重要问题的认识。

一、共同利益、成本信号与外交承诺：对中美战略试探的理论探讨

众所周知，在20世纪下半叶，中国脱离苏联阵营与美国实现关系正常化，双方进而形成一种松散的联盟关系，是苏联最终在冷战竞争中落败的重要原因。③而中美实现缓和并走上共同对抗苏联之路，则异常艰辛和缓慢。20世纪70年代初，苏联加速在全球扶植代理人与美国展开全面竞争，而此时陷入越南战争泥潭的美国深感左支右绌、疲于应付。在这种背景下，尼克松政府上台后，相继推出“关岛宣言”和“尼克松主义”等外交理念，释放出战略收缩信号。自此之后，美国进入了一个战略收缩期，为了在全球应对苏联咄咄逼人的战略攻势，美国逐渐将目光转向了东方。尼克松相继向中国发送了有成本的外交信号，例如“撤走了在台湾海峡巡逻的两艘驱逐舰，接着取消了部分对华贸易限制，准许美国的海外子公司与中国进行贸易，进一步放宽本国公民到中国的旅行限制”。④

对于中国而言，在20世纪60年代，中苏分裂的趋势日趋明朗，两国两党在意识形态、国家利益等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分歧。苏联还在中国北部边境陈兵百万，迫使中国进行大规模的国内战争动员，开展三线建设等备战活动。为了应对来自苏联的威胁，中国开始反思自己的“一边倒”政策，进而将苏联确立为主要的安全威胁。为摆脱腹背受敌、四面出击的不利处境，毛泽东等领导人也开始将目光转向老对手美国，积极释放对美缓和的外交信号。美国一直不太相信中苏论战所反映出来的中苏分裂事实，但中国通过珍宝岛战役等事态，向美国释放了明确无误的外交信号，即中苏虽然同属社会主义国家，但面对苏联的安全威胁，中苏分裂已成为既定事实。⑤一位俄国问题专家将珍宝岛战役的信号作用清晰地解释为，“毛泽东针对苏联的举动是做给美国看的”，“毛泽东看完一份关于珍宝岛事件的报告后说，中苏交战‘给美国人出了个题目，好做文章了’”。⑥

然而，在中美同时面对苏联的威胁因而产生了共同的安全利益，⑦并且双方都释放出有成本的外交信号后，面对结构压力，中美缓和并没有如期而至。除了因为长期敌对和国内舆论宣传所带来的国内政治压力，中美之间的猜疑和不信任是妨碍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的主要障碍。⑧珍宝岛战役后，美方已意识到中苏分裂的事实，但对中方释放的缓和信号异常谨慎，迟迟没有做出实质性回应。⑨虽然在1972年至1974年间，受基辛格秘密访华、尼克松访华等事件的推动，中美关系有所解冻，但专家们普遍认为，从1974年到1978年，中美缓和再次停滞不前，双方矛盾重重。⑩可见，共同威胁并没有轻易地促使中美两国走向缓和和战略联合，双方对于彼此意图的判断和彼此间信任的累积，都无法从共同的外部安全威胁和潜在的国家利益聚合中推导而来。而真正突破这些意图不确定和信任缺失问题的恰恰是双方各层级的外交试探，特别是像早期的基辛格、后期的万斯那样的外交特使们反复的战略性试探在其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经过长期的战略性试探，中美才逐渐明了彼此利益交汇和冲突的边界，确认各自的战略意图，初步建立起彼此的信任，进而在中美缓和进程启动10年后，于1979年才最终建交，中美联合起来制衡苏联的中美苏“大三角”也才正式成型。

即使面对共同的外部威胁，处在敌对关系中的大国为何其外交承诺需要经过双方反复的战略试探才能被彼此相信，进而实现和解和战略合作？在本文看来，这是国家意图内在具有不确定性、信号有效传递的困难、战略信任的稀缺等因素造成的。

第一，国家意图难以确定。(11)共同战略利益的确是国家间友好关系的基础，但远非充分强固，因为相关国家对彼此的战略意图难以把握和确定。(12)国家的战略意图虽然并非米尔斯海默所说是“无法通过经验验证”的，(13)但国家领导人的确很难准确地传达自身意图和承诺。按费伦的解释，意图不确定难题反映在外交政策领域，就是一国领导人难以有效地向对手传达何为自己的核心利益。(14)通过言语宣示可能被对方视为廉价的欺骗，而其他有成本的信号(15)又会导致国内政治方面的风险和困难，甚至形成“承诺陷阱”(16)。此外，即使某一届政府或领导人的意图确定，因为换届等原因，新领导人的意图仍然需要试探，而且新领导人对国家利益的建构也有所不同，因而对于双方共同利益的边界和重叠也有不同认知，这就更需要战略试探。

第二，外交承诺信号需要有效传递。即使是诚实而不欺骗的意图，这一私有信息也需要传递出去。而从信号传递的过程来看，传送方清晰、有成本的战略意图如何在接收方看来是可置信的，也需要双方不断地进行试探。例如在面对多重观众的情况下，即使是有成本的信号也不能按照传输者期望的那样只传递给特定的观众，整个的信息传递过程会引发意外和非本意效果。(17)另外，信号的发射和理解都依赖于具体的文本和文化背景，在跨文化语境和背景下，一国的外交承诺信号有时候非常具有象征性意义，对此韦内森作了区分，一种是“信号象征”，另一种为“焦点象征”。只有信号象征才能顺利地完成理性主义者所期望的信号传递过程，“焦点象征”由于承载信号本身在不同文化语境下的象征差异问题，会引发接受者迥然不同的解读和想象，并最终使一方有成本性的信号传递行动归于失败。(18)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美国因误读中国方面释放的威胁信号而引发了朝鲜战争。此外，有学者通过分析1965年中美围绕越南战争问题而进行的信号传递过程，也从侧面证明了中美信号传递过程必然伴随着误读和误判，需要双方反复进行高级别的外交战略试探，才能清晰地理解对方的外交承诺是讹诈还是真实反映了对方的核心利益和战略关切。(19)

第三，外交承诺的长期可置信需要情感因素作为支撑。可置信的外交承诺不仅需要付出成本和顺利传递，维持长期而稳定的承诺可信度更需要信任和认知等情感因素作为支撑。中美双方如果不能达成战略互信，(20)双方每次战略信息的传递都需要付出高额信号成本，这不但难以持续，也使双方每一次的信息传递都只是一次性行为，两国的外交承诺信号可信度异常脆弱，往往会因国内政治的变动如领导人更迭、突发外交纠纷而动摇。况且有成本的信号并不是其被信任的前提保证，承诺可信与否并不能归为行为体的内在特质。对手的承诺看起来是否可置信，取决于接受者的情绪状态。(21)一些学者甚至认为，在实际生活中，国家领导人根本不在乎所谓的成本性信号，而“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自己对他国领导人的个人判断”。(22)其实，这种私人化的印象或判断就是一种信任，而信任作为一种“热认知”，属于更复杂的情感领域，需要长期的战略试探加以累积。

显而易见，对于冷战中长期互为敌人的中美两国而言，要想实现关系正常化并走向某种形式的战略联合，双方领导人都需要发出清晰的外交承诺信号。但即使双方共同面对苏联的威胁、中美实现缓和是理性的战略选择，双方传递的外交承诺信号都需要得到准确识别和有效接受。而正是得益于中美长期而反复的战略试探，双方对于各自战略意图、战略能力的信息才逐渐清晰，彼此间的战略信任也逐渐确立，从而最终实现了中美携手抵御苏联扩张的冷战格局。

二、万斯访华之缘起：战略互疑与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停滞

在尼克松政府时期，基辛格和尼克松等美国领导人相继访华，中美领导人对彼此的战略忧虑和利益关切都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得益于早期的战略试探，中美关系开始解冻。但1974年之后，到了福特和卡特时期，受美国领导人更迭、中国国内“极左”运动等国内政治因素的羁绊，双方通过前期战略试探累积的信任和可置信战略承诺被动摇了。(23)中美之间再度对对方的战略意图充满忧虑，并怀疑对方是否已经抛弃了早期做出的外交承诺，例如中国方面就日益担心美国对台政策是否逐渐背离尼克松政府时期的对华承诺。中美之间的战略互疑直接影响双边关系的正常化进程，也影响到双方对苏联安全威胁的判断，进一步侵蚀了中美缓和的基础。

我们知道，尼克松曾承诺将在其第二任期内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关系正常化，然而“水门事件”的发生扭转了美国国内政治议程，不仅最终导致尼克松黯然下台，也使中美关系正常化势头被打断，陷入停滞不前的状态。福特总统于1975年12月访华，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中美关系发展的战略基础，推进了双边合作关系，但并未从根本上排除妨碍中美关系正常化稳步推进的重大障碍。(24)在若干国际、地区以及双边关系的重大问题上，双方之间的摩擦和矛盾继续增多，特别是在“断交、撤军、废约”的问题上，福特政府未能满足中方要求。福特在访华期间曾向中方表示，如能在1976年当选总统，他将依照日本模式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但并未设定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时间表，而是执行“维持现状、拖以待变”的政策。(25)同时，在中方看来，福特政府在对苏政策上也表现出愈发显著的绥靖倾向，使中方无法缓解对于美国政府立场的严重焦虑。卡特政府上台之初，把继续推进同苏联缓和置于首要地位，并未将中美关系正常化列入议事日程。中美之间在战略及双边关系等各个层面的停滞状态愈发突出。(26)

在如何判断和应对苏联扩张战略及策略的问题上，中美之间的裂痕日渐加深，严重侵蚀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战略基础。随着越南战争结束，苏联加强了对印支半岛的渗透并极力推行其亚洲集体安全体系设想。在中国眼里，来自苏联的战略威胁不断加大。然而，毛泽东认为，苏联其实是声东击西，它的战略重点仍然在欧洲，美国谋求同苏联缓和的设想只会助长苏联扩张势头，使苏攻美守的态势更形突出。福特政府否认苏联战略主攻方向在欧洲，一再向中方渲染苏联对中国的威胁，是企图恐吓中国充当美国的战略棋子，为美国对苏战略服务。(27)中国领导人愈发觉得美国政府抵制苏联霸权主义的意志正在衰退，这种迹象在尼克松下台后变得尤为明显。(28)

在美国应对苏东集团内部关系的“索南费尔特主义”公之于报端后，西欧舆论认为，这是欧安会之后福特政府(特别是基辛格主导的国务院)由于内部软弱而对苏联进一步推行绥靖的表现，此举必将给西欧安全造成严重后果。美方这一动向也引发了中国政府的深切忧虑。中国领导人通过《人民日报》等舆论渠道警告美国政府，美国希望用“缓和”套住苏联只是一厢情愿，“这种绥靖主义的政策已被苏修一年来的扩张行动证明完全是一种空想”，美苏“缓和”丝毫约束不了苏联的扩张行径，更无法使苏联放弃称霸欧洲的野心，“苏修的全球进攻战略决不会放松，更不会停止。”(29)中方还先后邀请施莱辛格、朱姆沃尔特来访，试图借此劝告福特政府，防止其在对苏绥靖的道路上愈滑愈远。(30)卡特总统就职后，宣布将削减美国国防预算、将部分驻韩美军撤回国内，并急切想要同苏联达成新的军控协议。(31)这些举动更是加重了中国政府对美苏媾和及其严重后果的焦虑情绪，担心卡特政府会以牺牲中美关系正常化为代价。

在台湾问题上，双方寻求解决途径的努力也进展迟缓。1975年12月，邓小平在同来访的福特总统会谈时曾谈到，中国把国际问题置于首要位置，而把台湾问题置于次要位置。(32)这种表态隐含深意，表明中国领导人调整了外交政策优先选项，制止美苏缓和成为更紧迫的战略目标。然而，在中方这种重大战略姿态面前，福特政府仍不愿接受中方所坚持的“断交、撤军、废约”三项条件，中方觉得福特政府是在有意逃避《上海公报》赋予美方的政治责任。卡特在当选总统前后的一些言行，更是让中国领导人神经紧张。在同福特的电视竞选辩论中，卡特曾放言“决不会让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友谊阻断台湾人民维持独立和自由的道路”。(33)当选总统后，卡特又曾公然将台湾说成是中国人民的代表，并将台湾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相提并论。(34)这些表态显然是同《中美上海公报》精神相抵触的。在此前后，美国还加大了对台湾投资贸易的力度，继续向台湾出售先进武器装备，同意台湾方面在美国新设立几个领事馆。这些举动均使中方极度担心，构成中美关系正常化基础的《上海公报》精神正遭受来自美方愈益严重的侵蚀。

中美正常化进程陷入停滞，经贸关系也遇到重重阻力。两国曾于1973年春就如何解决双方冻结资产问题达成原则性谅解，但中方坚持将双边关系实现正常化作为先决条件，自此谈判搁浅。(35)而这一问题无法解决，也妨碍了经贸关系的提升，中美双边贸易额自1973年起就长期在低水平徘徊。1976年中美双边贸易额仅为3.36亿美元，比1975年降低了27％，仅相当于1974年9.338亿美元的三分之一强。(36)美国对华出口在1976年急剧减少，致使对华贸易出现大额逆差，自1971年两国恢复直接贸易关系以来这还是首次。(37)1977年元月，美国大通银行负责人戴维•洛克菲勒访华期间失望地发觉，由于中国领导人对卡特政府履行《上海公报》态度敷衍心存不满，他想要扩大在华业务的请求遭到中方的坚决回绝。(38)商务部长克里普斯认为，除西德外，欧美发达国家对华出口均大幅下挫，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外汇支付困难、政局动荡，以及唐山地震等严重自然灾害的打击。(39)据财政部长布卢门撒尔的分析，美中贸易自1973年以来呈现剧烈变动，美国对华贸易在1976年产生总计6650万美元的逆差，主要是先前占对华贸易额超过80％的美国农产品出口在近两年大幅减少所致。同时，中国石油出口徘徊不前等因素使中国外汇困难更形严重，而“极左分子同温和领导人之间在对外贸易政策上的争执”也严重限制了中国对外贸易活动的开展。(40)克里普斯认为，由于中国贸易决策深受双边政治关系状况的影响。如果美国对华采取外交承认，那么肯定会大幅增加中国对美国技术及设备的采购兴趣。(41)

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在给卡特总统的汇报中，更是将美国对华出口额下降的首要原因归结为，这是北京方面对美国未能同中国建立全面外交关系的经济惩罚，唯一可以确保美国对华出口大幅度增加的措施，就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给予外交承认。(42)副国务卿哈比卜也指出，考虑到推进美中关系正常化的战略性基础(中美两国对苏联威胁的共同关切)并未发生变化，眼下两国关系现状可说是非常脆弱的，中方对正常化进程止步不前感到“沮丧”，觉得美国是对中方欠下了“一笔债”，美方有责任继续推进正常化进程。(43)《洛杉矶时报》的一则评论回顾了自尼克松访华以来中美关系的发展势头，认为双方“最初的乐观主义已经让位于对中美友好的成本及收益加以更为冷静和现实的评估”，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所失去的动力如果不能重新启动，《中美上海公报》就“有可能变成一个失去实质意义的虚幻的幽灵”，“中美关系将再次失去机会”。(44)

三、万斯访华之筹划：美国对华战略试探的新议程

到卡特政府时期，尽管中美关系陷入停顿和反复，但由于中美联合对抗苏联威胁的共同利益基础仍未消失，卡特政府仍有动力以美方开出的条件谋求中美关系正常化。由于缺乏高层级的战略试探机会，卡特总统和国务卿万斯等人都不确定毛泽东、周恩来之后的中国领导人时下的态度有没有变化，中美双方在尼克松时代各自对对方做出的外交承诺是否仍然有效，中方对于世界局势的看法是否发生了根本性改变。比如，1977年布热津斯基曾提出看看能否派国防部长布朗访华，卡特虽然原则上表示同意，但却要求在推动两国关系正常化时要小心谨慎，“不要像尼克松、基辛格那样去舔他们的屁股，而要小心避免与国内支持我们的力量对立起来。”(45)中国也同样需要摸清美国的意图。在邓小平复出、“文革”刚刚结束之际，“不仅中美和解的战略基础仍然存在，而且两国还有了新的共同利益。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既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又需要外国的市场、资金和技术，而美国是西方世界的头，是最大的发达国家，从上述两方面来说，中美关系正常化都是十分重要的。”(46)不过，中国方面也摸不清美国对诸如美苏缓和、台湾地位等问题的真实看法。在这种情况下，双方特意的高层次外交战略试探在所难免。

在卡特就职两周后，国防部长布朗便向他递交备忘录，力主继续推进对华关系正常化进程。布朗从美苏中战略大三角关系出发，认为过去几年间构建的新的中美关系已然成为美国一系列遏制苏联努力的核心因素。(47)他主张，美国必须推进同中国大陆的关系，这对于改善美国国家安全地位、抢占对苏战略优势有重大影响；反之，如果美国把谋求同苏联达成协议摆在优先地位，虽能暂时获利但却会使更大的长远利益受损，如果美中关系受阻乃至恶化，只会增强苏联的谈判地位，令其更加有恃无恐。(48)美中在安全领域合作的程度，将显著影响苏联在今后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以及缓和外交过程中的行为，同时也可有效地延续中苏关系的分裂。(49)而在主张尽早实现美中关系正常化的政界人士当中，前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曼斯菲尔德的言论最有力度也最有影响。他在访华报告中呼吁，美国政府应立即终结同台湾的外交和军事关系，美国有理由将“将台湾人民安全寄托在北京方面的自我克制、善意和外交行为上”。(50)

根据这些意见，卡特总统授意国家安全委员会就如下三个方面的问题展开对策性研究：今后对华政策可选的方针；如何减少驻台美军；向中国转让军用技术及装备的可行性。据此布热津斯基于4月初拟出了第24号总统研究备忘录，提出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协调下，国务院、财政部、国防部、中情局等机构合组政策评估机构，研究为促使北京方面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美国需要向北京方面提出什么样的最低限度要求，磋商分阶段撤出美国驻军的方式及其对美台关系的影响，并评估对华转让军用技术及装备对苏联及美国盟国可能产生何种影响。(51)

在此过程中，卡特政府还采取了多方面措施，试图为中美关系提供新的推动力。其一，就全球和地区战略问题同中方保持沟通，继续维持和扩大双方的共识。布热津斯基曾提醒卡特，中国一向是从全球战略层面来看待和处理中美关系的，对于美苏关系的任何变动都是非常敏感的，从这一点来看，中美苏大三角关系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52)在布热津斯基力促下，卡特2月上旬首次接见了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黄镇。卡特建议双方应就如何解决中东、南部非洲、限制战略武器、维持西太平洋地区安定等重大国际及地区问题保持经常性沟通和交流，双方均认为，这种战略层面的对话对于推进双边关系发展是必要而有益的。(53)

其二，谋求继续推进在双边关系具体问题上的沟通和谈判。黄镇在同候任国务卿万斯初次交谈时即指出，中国对于推进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条件很简单，就是断交、撤军、废约三项原则。(54)卡特上任后曾对黄镇表示，他将继续以《上海公报》为基础发展对华关系。他对中方将以何种方式解决台湾问题表达了美方的关切，说美方长期以来都希望中方能以和平方式解决这一问题。黄镇则回敬说，台湾问题如何解决纯属中国内政，不容外国干涉，中方也希望和平解决，但若考虑到台湾的现状，恐怕除使用武力外别无良策。(55)在资产解冻问题上，卡特政府也谋求打开突破口，为顺利开拓对华贸易关系排除障碍。黄镇表示，中方以为这并不算是个多大的问题，主张通过某种一揽子方式求得解决。(56)面对美方想要早日解决这一问题的意愿，黄镇立即予以积极响应，愿意以1973年2月双方达成的原则性谅解作为今后继续谈判的起点，而把双方此后产生的分歧和枝节问题抛开不顾。(57)

其三，卡特政府力求维持双方高层沟通渠道，并扩大双边互访计划。卡特希望两国领导人实现互访，特别是希望中国领导人能够到访美国，黄镇则表示在美国仍旧保持同国民党当局外交关系的情况下，中国领导人不可能到访美国。(58)但是，中方同意扩大双边互访计划，将于年内派出三个代表团访美，并将接待四个美国代表团访华。卡特政府将此看作是以华国锋为首的中国新一代领导层向美方发出的重要讯号。(59)4月中旬，由10位两党议员组成的国会代表团访华，这是卡特执政以来美国政界人士对中国的首次官方访问，卡特总统还派儿子随团访华，向中国展现友好姿态。(60)卡特还选派伍德科克出任第四任驻华联络处主任，让他带话给中方，美中两国建立外交关系是可取的，“我认为我可以说服美国人民接受，我愿意承担做这件事的政治责任。”(61)

以这一系列举措为铺垫，4月11日，国务卿万斯约见黄镇，向中方提出了赴北京访问的打算。早在卡特政府就职之前，身为候任国务卿的万斯就在同黄镇交谈时，表达过今后愿意择机访问北京的意向。(62)在入主国务院后，经过系统翻检尼克松、基辛格同中国领导人的历次谈话记录，万斯了解到尼克松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曾向中方做过几点“承诺”。虽说卡特总统批准这些“承诺”将继续有效，但卡特政府仍想要了解新一代中国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是否有所变化，国务院也需要在全面了解中方立场的基础上，完成第24号总统备忘录所列的研究任务。因此，派遣高级别官员到访北京，就成了卡特政府当然的选择。对卡特政府这一意向，黄镇当即给予积极响应，并建议把访问时间安排在8月下旬。(63)

万斯在就职之前，就已授命一部分中国问题专家会同研究美国推进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的步调。在入主国务院后，万斯向卡特总统呈递了一份报告，梳理了中美关系打开的战略背景、两国领导人历次会谈经过，以及今后会谈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并梳理了实现对华关系正常化的各种有利和不利因素，认为既有理由迅速推进正常化进程，也有理由谨慎从事。万斯认为，实现正常化是推进对华关系的最佳选择，也是确保美国在战略大三角关系中始终占据有利地位的最佳方式。万斯主张，不要将实现对华关系正常化看成是美国不得不去履行的义务，不能以牺牲台湾人民的福祉和安全为代价去换取这种正常化，也不能为正常化进程人为划定时间表。鉴于中方要求美国履行解决台湾问题三项原则性条件的立场不肯放松，也不愿做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承诺，美国需要考虑以单方面声明的方式，明确表达美国对东亚地区保持和平和安定的严重关切，表达美国希望台湾问题得以和平方式解决的意愿，并向中方发出警告，任何军事解决台湾问题的企图都将给美中关系造成严重后果。不过，万斯认为，台湾安全主要不能依靠美国的条约保障，从长远来看，使北京方面保持同美国、日本等国的友好关系，使之形成某种利害关系纽带，才能最好地保障台湾的利益，而实现对华关系正常化，是导向这一目标的重要步骤。至于具体措施，万斯建议，可先考虑降低美国驻台外交官员级别，并进一步削减驻台美军数量。(64)

而布热津斯基觉得，国务院的上述意见还不足以使停滞的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重新恢复前进动力，在外交关系、战略合作、经贸往来、技术转让、文化交流等五个领域，美国都可以努力推进对华关系，这几个领域也是相互促进的。在双边关系领域，既要信守尼克松和福特时期所做的承诺，也要努力说服中国接受美国对于如何解决台湾问题的一揽子方案。在战略层面，应谋求同中方达成更紧密的政策协调，并采取同中国分享有关苏联军事能力的情报信息，允许第三国对华转让军用技术及装备等实质性措施，增强中国抵制苏联威胁的军事实力。布热津斯基建议，要推进美中关系，首先要采取的步骤必须是通过万斯的访问，为建立两国全面外交关系付出认真的努力，只不过考虑到各自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这一努力不会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万斯的访问如果成效不大，那么将考虑向中方提议由国防部长布朗于来年初春访华，以便维持双方在战略层面的对话。卡特总统批准了这一建议。(65)

到6月底，卡特政府围绕第24号备忘录的研讨工作告一段落。国务院、财政部、国防部、参谋长联席会议等部门，均赞成争取在较短时间内同中国大陆建立全面外交关系，并愿意接受北京方面在台湾问题上的三项条件，但须确保不会损害台湾今后享有和平未来的机会，不会妨碍美国继续同台湾进行经济及文化交流(还包括对台军售)。(66)在政策评估会议上，针对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最低限度的要求，万斯提出了几个可选方式：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开宣布它不会对台湾使用武力；美国单方面声明，希望台湾问题以和平方式得以解决，并事先得到私下保证，此项声明不会受到北京方面的公开挑战；北京私下里向美方保证它的和平意图；美国单方面声明对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切，但不顾及北京方面可能的反应。会议对此问题未做决定。(67)国务院为万斯访华起草了两种方案：一种方案是要以准确和详细的方式清晰地阐明卡特政府今后的政策，从而消除中国人头脑中对美方推进正常化诚意的疑虑；另一种方案是仅对美国政策意图从多个方面加以概述，而着力打探中国人的立场。(68)

卡特总统接受布热津斯基的建议，决定召集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以便就万斯出访北京时的双边会谈拟定基本立场，并拟定对华战略方针。(69)这是卡特政府首次召开专题讨论对华政策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涉及多方面议题，诸如世界各地区对美中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可能反应、今后以何种方式延续美台关系、台湾未来地位、是否为正常化设置时间表、推进对华战略对话及合作以便为正常化进程提供强大支持、中国推进军事现代化情形、要求中方承诺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谨慎推进国内政治议程、中方必须对美国推进正常化努力给予回应、中国新领导人对外政策的变化等等。(70)会后布热津斯基向卡特总统建议，万斯在访华期间除了同中方磋商双边关系正常化问题外，还须着重就各自全球政策交换意见，这是因为迄今美中共同应对苏联的战略利益仍然构成美国对华关系的基石。万斯必须审慎准备他对美国全球政策的阐述，以便触及和回应中方对美国对苏政策的主要关切。布热津斯基也告诫卡特总统，因为正常化对中国而言堪称一个战略决策，将使中国在苏、中、美战略大三角关系中决定性地倒向美国，从自身战略地位出发，中国可能会觉得当前还不是实现正常化的最有利时机。所以，美方在正常化问题上所摆出的灵活姿态能否换得中方积极回馈，不可过于乐观。此外，布热津斯基分析，还有两方面因素可能会影响到中方在战略上表现出灵活性，一是他们对卡特政府对苏政策的稳定性、可信度、连贯性还抱有疑虑，二是他们可能觉得，苏美关系过于动荡多变、难以捉摸、危机四伏，不想涉足过深。这些考虑都需要我们在推进正常化过程中保持足够耐心。(71)

根据这些考虑，卡特决定，审慎地推进正常化进程，循序渐进地向中方提出建议，对存在的问题一一逐步寻求解决，“这是一个枯燥和耗费时间的进程，但是可以把完全陷入僵局的可能性缩小到最低限度。”这种方式可使双方逐渐了解对方意图，避免因某个问题难以解决而使整个正常化进程陷入僵局，也可为双方化解各自国内政治问题留出时间。(72)卡特还为对华政策设定了三项指导方针，一是要确保改善关系的努力能够获得北京的回馈，二是行为举止要有耐心，要像中方那样保持自重和尊严，三是要确保正常化行动不会损害台湾人民对享有繁荣安定生活的信心。(73)本着卡特这一指示精神，6月29日，万斯在亚洲协会的演讲中指出，在美中关系正常化问题上，“关键是要付出共同和互惠的努力”，“我们承认，要取得进展不会那么容易，也不会立竿见影，但是本政府承诺推进这一进程，我们是带着这种观念而设法在北京进行磋商的。”(74)这表明美方希望中方在某些关键问题上做出实质性让步，国务院还特别要求报界注意万斯演说中的有关表述，意在向中国政府传递美方的这一考虑，万斯实际上是将所谓“共同和互惠的努力”作为他此次访华时的谈判方针，以便应对中方在台湾问题上可能的强硬立场。(75)

考虑到万斯访华将是卡特政府就职后的首次美中高级别磋商，国务院发言人事先特意向新闻界吹风，以免外界对此次访问过分期待或过度担忧。发言人说，万斯此访是“探索性的”，并不指望会取得重大成果或达成共同宣言，目的是“同北京领导人就两国关系寻求一种解决模式的可能性进行探讨，这种模式允许美国同中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同时保证不会使台湾担心遭到中国大陆的武装进攻。”(76)8月17日。万斯赶赴戴维营，同卡特和布热津斯基一起商议他访华期间的谈判方案，三人“围着一张小桌子逐字逐句推敲让赛(万斯)带去同中国人讨论的协议草稿”。(77)翌日，卡特批准了万斯访华的谈判立场，指示万斯须向中国领导人强调，美方准备在全球战略、正常化进程、经济文化交流这三方面发展美中关系，具体而言，万斯首先应阐述本届政府就职以来包括如何处理对苏关系在内的政策举措，引导中国人就某些有可能展开合作的问题进行磋商。卡特指出，万斯此行的最大目标，是在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全面外交关系的前景下，“诱使”中方在台湾问题上表现出灵活性。这就意味着，对于美方希望台湾问题将以和平方式获得解决的阐述，需要中方予以默认或明确承诺，对此不会公开加以反驳。万斯还须使中国领导人明白，美国打算继续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装备。卡特还希望，在实现正常化之前，继续拓展两国间的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因为这种拓展是符合双方利益的，也将有利于推进正常化进程。(78)

四、万斯在京：中美战略意图的碰撞

显而易见，万斯是带着很高的期待访华的，这从他带着一份拟发布的中美新公报文本可以看得出来，并且他在会谈中表示，卡特总统愿意接受中方提出的“断交、撤军、废约”三原则，而这一直被中方视为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主要障碍。很显然，在1977年，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但是在中美各自更换最高领导人之后的首轮战略试探中，一方面，中方仍然坚持世界战争在所难免的总体性判断，将美苏缓和理解为美国向苏联实行绥靖政策，在谈判中一再怀疑美国的战略能力，认为美方在对苏竞争中太软弱，敦促美国要对苏强硬起来。与此同时，由于国门初开，还不太了解美国的国内政治运作过程，未能有效顾及卡特政府所承受的国内政治压力，在对台问题上未能释放有效信号，一再提出要以武力解放台湾，没有处理好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致使美方误判了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战略意图。另一方面，囿于文化背景不同，万斯也无法理解台湾地位问题对于中国中央政府的政治价值，误以为中方抓住美方驻台代表机构名称问题不放，是步步紧逼、不肯妥协的重要表现。这些战略方面的误读和误判，最终使万斯访华的战略试探效果未尽人意。

万斯一行于8月22日抵达北京，8月26日离京返美。在访问期间，万斯同中国领导人举行了多次会谈，随同万斯访华的副国务卿哈比卜、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助理国务卿霍尔布鲁克、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奥克森伯格均参加了会谈。中方主要由外交部长黄华出面同万斯会谈，随着谈判进程的推进和双方在有关问题上立场逐渐明朗化，中方根据事先拟定的接待方案，副总理邓小平、总理华国锋先后出面会见了万斯，驻美联络处主任黄镇、主管对美外交的副外长王海容以及新闻司司长钱其琛等外交部官员分别参与了同美方的会谈。

从会谈记录来看，双方的磋商虽然议题范围较广泛，但基本在两个层面上展开。首先就全球战略问题交换意见，然后转入对双边关系特别是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的讨论，而且两个层面的磋商互有交叉，不能截然区分和孤立看待。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等中国领导人对苏联威胁和全球战略态势的认知，仍然秉承毛泽东、周恩来生前的基本观点，认为美苏争霸必然导致世界大战，苏联打着缓和的旗号，扩张态势咄咄逼人，在美苏全球竞争的许多方面都占据了上风，不仅打破了美国一向引以为傲的战略优势，还打破了全球战略平衡，美苏力量对比进一步发生有利于苏联的变化。华国锋在向中共十一大所做的政治报告中，对这一世界观作了全面表述。(79)万斯一行飞抵北京时，正值中共十一大完成所有议程并宣布闭幕，华国锋当选为中共中央主席，标志着中国建立新的政治格局。在北京街头穿行时，万斯一行感受到了此次会议对中国政治、经济生活的意义。(80)

黄华同万斯接连举行了四次会谈。头两次主要由万斯谈。万斯启程前，卡特政府曾讨论过华国锋的政治报告，深知中方战略忧虑和关切所在。万斯在会谈中着重强调美国有能力维持同苏联进行全球竞赛的战略优势并能继续强化这种优势，意在顾及中方对于苏联的战略关切，随后才提出对如何推进中美双边关系的主张。在黄华举行的欢迎晚宴上，万斯便试图打消中方对美国战略意图的担心，他强调：“我们正在加强我国和传统盟国的关系。我们寻求改善同过去的对手的关系。我们将保持强大和常备不懈的国防，以防范任何挑战。”(81)万斯表示，由“水门事件”引发的宪法危机已经结束，美国今后不会再推卸其全球责任。卡特政府将研究分阶段撤出驻扎在韩国的地面部队，但将继续保留驻扎在那里的海、空军力量；通过加强北约来强化北大西洋同盟体系，维持东西欧军事力量的平衡；通过正在伦敦举行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采取措施，遏制西欧经济衰退及通货膨胀，以加强西方同盟的经济基础。(82)关于美苏竞争态势，万斯强调，当前美苏军事力量对比大体上处于均等状态，但美国仍然掌握强劲的对苏战略威慑能力，并在国会大幅度增加军事预算的支持下，增强在军事、政治、战略等领域同苏联进行全球竞争的态势，因而美国有能力维护全球战略均衡。(83)万斯还向中方介绍了卡特政府应对非洲之角、南部非洲、中东等地区紧张局势的对策。面对苏联在这些地区愈发强劲的扩张势头，黄华对美国能否在全球及双边关系层面维持同苏联的均衡态势深表忧虑。万斯强调，美苏竞争不仅在军事和战略层面展开，还在政治和价值观等层面展开，所以美方也从多方面入手加以因应，苏联在索马里、埃塞俄比亚等不发达地区的行为举止反倒挫伤了其在这些地方的影响力，同时苏联自身经济增长持续放缓，美国不仅能够在军备领域保持同苏联竞赛的均衡态势，更能够在政治及经济领域掌握长远的战略优势。(84)在会谈中，万斯还向黄华介绍了卡特政府推进军备控制的做法，一是同苏联展开第二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谈判，二是主张缔结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对于当时巴基斯坦谋求发展核能力的动向，万斯深表忧虑。(85)言外之意，希望中方能照顾美方关切，利用中国对巴基斯坦的影响力出面加以阻止。

通过万斯在前两次会谈中的阐述，中国领导人发觉，卡特政府对国际局势的认识和对全球及地区的布局，同福特政府后期相比好像并没有根本的改观，并不足以改善美苏全球竞争态势。在万斯来华之前，《华盛顿邮报》曾刊发一篇《在欧洲认输》的时评，透露卡特政府近日曾出台一份绝密战略研究报告“第10号总统研究备忘录”，提出了一项“新的防御战略”：如果苏联向欧洲发动进攻，美国将“秘密放弃西德三分之一的土地，而不要求增加防御费用”，因为“增加防御费用将会触怒莫斯科并使华盛顿发生分歧意见”。(86)这一消息不仅引发美国国内和西欧政界及舆论界的强烈反应，也使中国领导人感到，福特政府时期的对苏绥靖政策倾向不仅未能得到遏制，反而出现进一步抬头的趋势。而美方的战略认识和战略方针，终将为顺利推进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蒙上阴影。

在随后的两次会谈中，中方毫不隐晦在战略层面同美方的分歧，并屡屡给万斯泼冷水，希望以此点醒美方不要对美苏战略平衡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黄华在欢迎晚宴祝酒词中即强调，“由于当今各种基本矛盾的激化，国际形势急剧动荡。美苏对世界霸权的争夺迟早要导致世界大战，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面对这种形势，各国人民应有备无患。霸权主义四处侵略扩张，反倒将自己置于同各国人民为敌的状态，必然会招致失败”。(87)本着上述基本战略立场，在由中方主谈的第三次会谈时，黄华着重阐述了中国对当前国际局势的认识和中国的外交政策方针，“对国际形势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并着重“对(万斯所持的)平衡论泼了冷水和揭底”。(88)黄华强调中方将“继续贯彻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其中也包括他所制定的对美政策)”，并提醒万斯重视数天前华国锋总理在中共十一大政治报告中对国际形势及中国外交政策的阐述，指出世界局势更加动荡和紧张的根源在于美苏争霸。(89)黄华表示，万斯在前两次会谈中关于美国能够维持美苏战略平衡的观点是不切实际的，事实上苏联极力维持对美国的战略优势，所以这种平衡是保不住的，世界仍然面临紧张和动荡。黄华也强烈质疑万斯关于在当前美苏竞赛中美国已重新掌握优势的观点，他说，事实上苏联步步紧逼，而美国步步招架，中方甚至觉得美国很害怕苏联。以西欧事务为例，苏联打着缓和的旗号作为烟幕弹，背地里却对西欧极尽分化打击之能事，而美国一方面希望西欧加强防务，另一方面却带头对苏联搞绥靖，这样只会增添西欧国家的疑虑，削弱西欧抵制苏联扩张的斗争意志。(90)黄华还表示，中国同苏联打交道的经验证明，试图通过某些协定来约束苏联扩张行径的愿望是不切实际的。(91)

给万斯所持的战略平衡论调泼冷水并揭示美苏竞争态势真相，也成为邓小平和华国锋接见万斯时谈话的主要方针。外交部、中联部事先拟定的“关于美国国务卿万斯访华的请示”，原打算由中央主管外事工作的李先念出面接待万斯，但华国锋采纳了李先念的建议，改由刚刚在十届三中全会上复职的邓小平出面接见。于是，万斯就成为邓小平正式复出后接待的第一位外国高级领导人。(92)邓小平于8月24日接见万斯时，一开始即反驳万斯美国有信心维持美苏战略均衡的说法，指出这是盲目乐观，美苏之间的较量、对抗和军备竞赛将长期持续下去，两国优势对比也将继续出现此消彼长的态势。万斯则反驳说，尼克松时期的美国政治分裂已成过去，卡特执政半年来的外交政策得到国内坚定支持，如果中方逐一审视美、苏在世界各地区的竞争态势，就能发现美苏战略态势已经产生从总体上有利于美国的变化。(93)邓小平直言不讳，第10号总统备忘录是基辛格时期索南费尔特对苏绥靖主义仍在延续的例证。万斯辩解说，索南费尔特主义并非是卡特政府的政策，而第10号总统备忘录也只是一些初步意见，并不一定成为卡特政府的最终决定，中方不必过于看重这份文件，不能仅凭报端的只言片语来解读美国政策，否则会产生误解、错讹和扭曲的认识。(94)作为对中方战略关切的回应，万斯介绍说，卡特政府已决定同盟国一道努力加强北约武装力量，为此美国在今年和下一财年还大幅度增加了军事预算。但邓小平重申，中方还是希望美国做到两点，一是希望美国对苏联不要轻敌大意，二是希望美国同西欧盟国真正建立起平等的伙伴关系，这样才能打消西欧的担心和忧虑。(95)华国锋在接见万斯时也一再强调，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性质，决定了它施行对外扩张政策，美国必须对苏联的意图保持警觉，不要掉以轻心。中美之间最重要的一点共识，就是要共同对付苏联这只“北极熊”。华国锋批评美国对苏绥靖政策倾向，认为索南费尔特主义其实是制造所谓持久和平的假象，只会怂恿苏联侵略。(96)

虽然在全球战略层面暴露出双方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分歧，但双方领导人均不讳言，中美两国需要携起手来共同应对苏联咄咄逼人的扩张势头，这是中美关系打破坚冰、走上正常化进程的战略基石。关于双边关系问题，双方也抱有一个基本共识，即必须推进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

万斯在会谈伊始即开门见山，表示“当前已经到将美中双边关系置于一种新的更具持久性的基础之上的时候”，强调卡特总统决心为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承担起政治责任。(97)卡特总统声明，“我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将继续遵循《上海公报》的各项原则，而这个政策的目的就是关系正常化。”“卡特总统继续把美中两国间的关系看作是美国外交政策中起到核心作用的因素。”“我们将要探讨在《上海公报》的范围内继续并推动这一进程的方式。我们一起为走向共同目标而付出努力，这对我们双方都是有利的。我正是本着这种精神期待着我们即将进行的会谈。”(98)

在8月23日的第二次会谈中，万斯强调，美方准备重启正常化进程，卡特总统授权他同中方探讨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可行性。万斯全面阐述了对如何推进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的看法。在台湾问题上，万斯依照国家安全委员会确定的既定方针，向中方强调对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切。美方“将在适当时候就此问题发表声明，重申美方对于两岸中国人以和平方式自行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切和希望，并表示相信美中关系正常化不会削弱以此种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机会”。万斯希望中方不要对这一声明公开提出异议，也不要发表旨在强调将以武力解放台湾的表态。(99)万斯又说，在实现正常化之后，美方希望继续保持美台之间的贸易、投资、旅行、科技以及其他方式的交流往来，为给美台密切往来提供便利和保障，“考虑到我们的法律、政务惯例以及公众和国会的态度，我们已经做出最终(我要强调是最终的)决定，(同台湾仅保持)民间性安排对我们而言是不符合实际需要的”，“作为一项切实可行的措施，我们已经决定，美国政府有必要经某种非正式安排派遣官员在台湾驻留。”或许为了打消中方顾虑，万斯又补充道，此举不会影响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承认，美国在台湾设置的代表机构，“不论这一办公室取何种称呼，很明显在性质上不会是外交机构，也不会履行外交职能，也决不会构成(对台湾)的外交承认。”(100)万斯对黄华强调，“只要我们能找到一种办法，使两岸中国人以和平方式自行解决台湾问题的机会不致减少，并能使美国继续同台湾保持非正式联系”，在这一条件下，卡特总统就准备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并将履行在《中美上海公报》中所承担的责任，即认可中方关于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而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立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接受中方关于美方要同台湾断交、撤军、废约的三项条件。(101)万斯要求在台设立美国官方机构，讲明要中方对美国实现正常化的“慷慨”举动做出“互惠性”回报，无异于妄求中方在台湾问题上做出实质性让步。万斯将此作为最高谈判方针，执意要使中方为实现关系正常化付出沉重代价。(102)对此万斯解释说，为顺利推进正常化进程，卡特政府必须艰难而谨慎地推进国内政治议程，国会及公众舆论均对实现全面正常化给予有力支持，但同时又对正常化之后美台往来抱有高度关切，希望中方理解卡特政府面对国内政治时的难处。(103)

显然，万斯不仅未能爽快地表示愿意排除美台关系给双边关系造成的困难，反而利用这种关系向中方讨价还价，明显背离《中美上海公报》精神。对此黄华等中方人员深感气恼，本来和缓的会谈气氛一时间紧绷起来。在万斯陈述上述主张时，黄华并未当场加以反驳。(104)等到8月24日第三次会谈时，在对万斯所持美苏平衡论调大泼冷水后，黄华即话锋一转，指出台湾问题的产生“缘自美国的援蒋反共政策”，“是美国政府对中国人民欠下的一笔迟早要偿还的债”，根本不属于需要双方共同付出努力的所谓“互惠性”问题，美方必须履行断交、撤军、废约三项条件，不能逃避《上海公报》所赋予美方的政治责任。黄华强调，万斯将美方要在台湾保留官方代表机构设定为美方履行上述三项条件的前提条件，实际上形成了对三项条件的否决，中方只能认为，“美方此举是企图继续保持干涉中国内政的权利。”黄华以强烈和不容置疑的口吻表示，“什么时候和以何种方式解放台湾，完全是中国的内政，其他任何国家均无权干涉，这也不是中美所应谈判的议题。”黄华又提请万斯注意华国锋在中共十一大政治报告中关于台湾问题的表述，希望美方不要对台湾问题解决方式抱有幻想，因为中方“在原则问题上是坚定的和不可动摇的”。(105)在此次会谈临近结束时，黄华又向万斯强调，“中国人民决心解放台湾”，这是中方一贯的立场，也是全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美方必须以清晰而明确的方式推进双边关系正常化，而不要企图含糊其辞、蒙混过关。(106)黄华这么讲，等于是警告万斯，中方不容美方和稀泥，抹煞双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分歧。

黄华此番强硬表态，显然让万斯感到慌乱，他未曾想到中方竟然会以如此果决和刺耳的话语来回应他就两国关系正常化所提出的条件，特别是黄华引用华国锋“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这一直截了当的表述，让万斯一时间难以接受。这一轮交锋显然影响到万斯对此后双方会谈进程的估计和判断。8月24日会谈的当天午后，万斯一行在钓鱼台国宾馆庭院里散步，商议后续谈判立场。在来华前研讨谈判方针时，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均非常看重事先拟就的公报草案的作用，奥克森伯格指出，向中方提出讨论公报草案有着重要意义，旨在向中方表明卡特政府打算使两国关系更进一步，促使中方启动实现正常化的实质性谈判进程。(107)但由于万斯对黄华的强硬回应怒气难消，他决定在后续谈判中美方不松动立场，继续坚持最高谈判方针，不再提出公报草案与中方讨论。万斯在回忆录中解释，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觉得，向国会推销新的巴拿马运河条约才是卡特政府当前国内政治首要议程，而快速推进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的时机还不成熟，“中方似乎还未准备好(对台湾问题)进行严肃认真的谈判”。(108)

万斯这一仓促决定或许是想要报复一下黄华的强硬立场，但却使卡特总统决心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这一情节被冲淡，导致中方未能充分把握和估量卡特政府这一政治决策的意义。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能否得到实质性推动，关键在于美国政府能否下定决心，这一向是中方在正常化问题上的重要理念，但是，万斯非但不愿依照日本方式处理美台关系，反而设定前提条件，借机讨价还价，使中方强烈感到卡特政府实际上尚未就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下定政治决心。在8月24日黄华同万斯会谈后的当天下午，邓小平即出面会见万斯，非常明显地表现出中方的这种感觉和怀疑。邓小平希望卡特总统从全球战略视角出发，来看待解决台湾问题的重要性，他说如果美方下定决心解决中美之间的这一问题，那就会有利于美国改善对苏战略态势。(109)邓小平对万斯强调，中方有足够耐心，愿意等待，直到美方下定决心解决台湾问题。如果美方下定决心解决这一问题，就不要再横生枝节，不如干脆些，接受中方的三项条件，而中方也会考虑美国的实际情况，允许美国依照日本模式(即履行断交、撤军、废约三项条件)处理它同台湾的交往，这意味着中方同意美方同台湾保持非官方联系，已经对美方做出让步。邓小平重申了黄华所曾强调的观点，美方必须要承担解决台湾问题这一历史债务的责任，谈不上要由中方投桃报李的问题，而是要由美方来下这个决心。在尼克松和福特执政时期，基辛格曾多次表示接受中方这一立场。为证实这一点，邓小平还让列席会谈的外交部美大司副司长唐闻生当场念了一段1975年11月28日他同基辛格会谈的记录。福特总统访华时也曾接受这一立场，并曾表示他如能顺利当选总统，愿意依照日本模式解决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邓小平强调，双方正常化谈判不是重新开始，而应以1972年《中美上海公报》作为起点，公报各项原则实际上构成一项先决条件，意思是说美国要下定决心和做出决定，而不是反过来要中国这么做。福特访华时的表态等于将这项条件又向前推进了一步，然而万斯此次所提方案实际上否定了已被基辛格和福特认可的这一先决条件。(110)

邓小平将万斯所提解决台湾问题的方案归结为两点：一是希望中方承担不对台湾使用武力的义务，他认为这就构成了对中国内政的干涉；二是美方希望“在台湾保留一个门口不贴标记的大使馆”，“不论美方如何称呼这一机构，都是联络处的翻版。”邓小平直截了当地驳斥说，这种方案“并非是从最初的正常化进程向前推进了一步，恰恰相反，是一个倒退”。(111)不过，邓小平并没有以强硬的口气完全回绝万斯的主张，在阐述中方立场时明显表现出灵活性，对于以何种方式解放台湾和以何种方式处理台湾同大陆统一这样两个问题，邓小平做了区分。他说，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中方打算在没有美国插手的情况下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是，中国人民在何时和以何种方式解放台湾，完全是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邓小平又说，中国政府在处理台湾同大陆统一问题时，自然会考虑台湾的实际情形并采取适当政策，但这完全是中国的内政。(112)翌日华国锋接见万斯，也延续了黄华和邓小平所持的基调，着重向美方强调苏联“新沙皇”扩张政策的威胁。华国锋表示，他注意到卡特总统前不久的声明，愿意接受《上海公报》为双方关系的基础并增进双方了解。他赞赏美方这一表态，同意双方应进一步考虑各自的观点并将磋商继续下去。(113)

华国锋此番表态意在向万斯强调，卡特政府要从战略高度看待中美关系，从而找出妥善化解双方分歧的办法，但是万斯未能充分把握住这种意涵。在8月25日最后一次会谈时，根据来华前既定的谈判方案，万斯将话题引向两国文化交流和经贸往来。他肯定了卡特政府就职以来两国学者、议员及经贸代表团多次互访对推进双边关系的积极意义，表示美方愿意继续推进两国文化交流，希望两国今后扩大贸易往来规模。但黄华表示，在两国关系尚未实现正常化之前，这些人员互访和经贸往来会受到限制，两国间这方面的交流只能维持在目前的层级和程度。(114)不过，万斯乐观地评价说，黄华虽然将开展两国贸易同实现正常化挂钩，但还是对美方努力拓展两国间贸易往来的建议做出了积极回应。(115)

万斯原本打算在离京前发表一则简短的访问公报，并准备由副国务卿哈比卜负责同中方商讨公报文本。在8月25日会谈结束时，万斯向黄华提出这一要求，但黄华态度冷淡，以其没有必要为由予以拒绝。中方只是为万斯安排了一场记者会，简要介绍他此次访问的情形。(116)万斯访华至此落幕，但双方的交锋并没有终结。在8月26日晚的告别晚宴上，万斯在祝酒词中表示，美方愿意“继续信守《上海公报》并承诺朝向关系完全正常化的目标前进”。(117)黄华在作答时则强调，“只要双方都能按照《上海公报》的原则做出真诚的努力，中美关系就一定会像两国人民共同希望的那样不断向前发展。”(118)随后，万斯一行12人离开北京，取道日本飞返美国。

五、万斯访华对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影响

万斯访华并没有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双方都初步了解了对方的利益关切和利益冲突之所在，也建立起了两国新领导人之间的高层联系渠道，作为一次“探索性访问”，万斯访华的战略试探效果显著，这不仅体现在其再度明确了双方对于世界总体格局的诸多近似观点，对苏联安全威胁的共同认知，还体现在对各自核心利益关切的宣示和交锋。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一轮战略试探中，中美双方再次确认了中美在抗衡苏联扩张方面存在的共同利益，也表达了推动中美最终实现关系正常化的愿景，为双边关系的下一步发展和随后布热津斯基访华等高级别外交试探提供了有力推动。

美方原先期望并估计，中方会由邓小平出面主持会谈，但是万斯一行甫抵北京即发觉受到了冷遇，前来迎接的是外交部长黄华，出面主持会谈的也是黄华，一位代表团成员在抵京当晚电告布热津斯基，他觉得中方这种安排“或许是意在降低会谈级别”，“如果中方继续由黄华主持谈判，这或许意味着他们并不期待此次访问取得什么成果。”(119)美国媒体也注意到这一细节，报道说在最初两天会谈时，包括邓小平在内掌握决策权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均没有出席会谈，这一情况表明，“中国新政府并不急于同美国新政府打交道。”(120)万斯并不了解中方随后由邓小平出面会谈是中方预定的安排，但却让他最初的不快一扫而空，而华国锋出面接见更是让美方喜出望外，因为这是这位中国新任最高领导人首次接见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1)万斯本人对此也深表满意，认为这既有重要象征意义，也具有一定实际价值。(122)

卡特政府认为，万斯的访问基本实现了事先设定的“探索之旅”这一宗旨。在北京举行的记者会上，万斯谈到此次访问的成果：他这次来访对两国高层领导人之间建立沟通至关重要，此次访问增进了相互之间对各自立场的了解，在《上海公报》基础上推进两国关系正常化是符合双方共同利益的。(123)这些话无异于说，此次来访重在建立沟通渠道、交换各自意见、增进相互了解，而不在于就如何化解具体分歧找出解决办法。当万斯返抵华盛顿时，卡特总统亲自接机并发表讲话，对万斯此次访华赋予非常重要的意义。他说，虽然此次访问的目标是有限的，仅在于探寻对方立场，但却是非常成功的一次访问，是最终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万斯也对在场记者表示，此次探索性访问是卡特政府第一次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交换意见，因而是非常重要的，双方将继续进行磋商。(124)万斯向卡特汇报说，会谈是在认真和建设性的气氛下进行的，对两国政府高级官员建立有效沟通渠道很有益处，两国关系正常化有了新的开端。(125)布热津斯基也对此次会谈给出了较为乐观的评价，他对卡特说，“国务卿万斯与邓小平的会谈进行得相当好。中国人显然很愿意就台湾问题进行认真讨论，邓表现出了耐心，也同意讨论万斯提议的细节，他还建议可以等万斯稍作考虑并和您商量后再继续讨论。”(126)但万斯和卡特在公开场合均避而不谈双方谈判有何实际进展，在给卡特总统的出访报告中，万斯以略带悲观然而平淡的语气总结说，黄华和邓小平的表态表明，两国关系显然已经走上“一条长期而艰难的道路”，但“目前不会取得重大突破性进展”。(127)万斯向卡特建议，在对华关系上继续维持原定步骤，谨言慎行，不应空头许诺快速推进正常化进程，更应顾及实际可行性。(128)

对万斯访华的总体效果，中方也通过美国驻华联络处向卡特政府表达了虽明显有所保留但还算乐观的评价。据布热津斯基得到的情况，中方觉得万斯来访表明，卡特总统的确愿意致力于实现对华关系正常化，中方大致理解了美国为何未能加快推进正常化进程的原因所在，了解到美国国内存在着对于正常化的反对意见，其实中国政府内部在这一问题上也同样存在着意见分歧，但是在“四人帮”倒台、邓小平复职以及中共十一大呈现团结一致政治面貌之际，中国政府在政策目标上体现出一致性，并希望迅速推进正常化进程。(129)中方希望将万斯来访所开启的高层磋商势头保持下去。美国舆论认为，中方安排华国锋和邓小平会见万斯表明，即使在美方不大情愿切断同台湾联系而使正常化进程迟缓的情况下，中方也决心继续加强同美国人的联系。(130)有分析家指出，新的中国领导人显然判定，可以容许美国新政府谨慎地推进正常化进程，同时中方也需要时间来研究有关问题，中方高规格接待万斯一行，至少使中美关系保持了信息沟通和在共同应对苏联问题上的政策协调，双方至少能够在为正常化进程营造一种什么样的舆论氛围上达成一致。(131)

万斯在出访前后一再强调他此次访华是“探索之旅”，引得中方也开始使用这一词汇来界定万斯的访问。但是，万斯在台湾问题上所提方案让中方深感失望，他们凭着对美国外交政策优先次序和万斯访华定位的了解，判断卡特政府其实并不期待此次访问对正常化进程产生多么大的推动力，甚至尚未下定早日实现关系正常化的政治决心，而仅想通过访问建立沟通，了解和探索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的原则立场，万斯所提方案多半也有试探中方立场底线的意图。因此中方并未指望仅凭此轮会谈就能找出化解双方分歧的办法。8月24日，在同万斯会谈时，邓小平就曾说过，“中国政府对解决台湾问题是有耐心的，我们申明我们的立场，是为了在改善中美两国关系的过程中，在处理台湾问题时更从容、更恰当一些，有利于我们在全球战略方面取得更多的共同点。但我们希望(美方)不要误解为中国人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可以无期限拖延下去。”(132)当晚邓小平在颐和园设宴招待万斯一行，席间他评价此次会谈为“清晰和坦率的”，“会谈是很有好处的，我们的立场是朝着全面正常化而努力。”(133)华国锋在接见万斯时，也以肯定的口吻引用卡特政府对万斯访华性质定位的表述，表示卡特政府派他来听取中方关于国际形势及双边关系的观点，是有好处的。在正常化问题上，华国锋言词谨慎而克制，仅表示希望在《上海公报》基础上发展两国关系。(134)这就等于中方在最高层级上基本认同美方对万斯此访的基本定位。

万斯访华虽然初步实现了第24号总统研究备忘录设定的第一部分目标，即重启正常化进程，并借机推进中美双方在安全、经济、技术及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合作关系，但是在奥克森伯格的建议下，布热津斯基和卡特选择暂时搁置对第24号总统备忘录其余各项目标的落实，至于同中方进行后续商谈的目标，也界定为要巩固而不超出万斯访华的成果。(135)其主要原因在于，白宫正为如何获得国会支持新的巴拿马运河条约而焦头烂额，加之在国会推进能源立法等各项国内政策议题，卡特政府没有多少时间来处理对华政策问题，“这时也不是处理又一个争议极大的问题的恰当时机。”(136)在万斯访华期间，布热津斯基曾提请卡特总统向万斯发出一份指示电，要其抓住时机推动正常化进程。但是卡特顾虑重重，担心在急需推动国会接受巴拿马运河新条约之际，如又将正常化问题摆在国会面前，必然会加重政治风险，“因此他倾向于认为不如把正常化的步子放慢一点，走得稳一些。”(137)卡特政府甚至觉得邓小平的高调否认和指责也并非完全没有可取之处，奥克森伯格分析说，表明中国新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要强硬许多，这样便可以为下一步调整谈判方针提供依据。(138)

考虑到万斯访华期间所持立场，同时也受后续风波(139)的影响，中方判断卡特政府仍未就实质性推动正常化进程下定决心。中方认为，卡特政府仍未能从政治角度和战略高度看待和处理中美关系，仍在打着利用中美关系服从和服务于美苏关系的算盘，企图制造和利用美中关系有所改善、正常化进程有所推进的假象，来增强美国在对苏交涉时的谈判地位。这当然是中方不可接受的。(140)黄华、邓小平、华国锋在各自同万斯的谈话中，无一例外地从战略角度切入，强调要从战略高度看待和处理中美双边关系问题。但是，由于双方对中美关系正常化同全球战略形势之间关系的认识有着严重偏差，在如何判定苏联威胁、认识美苏争霸形势、评价美国对苏政策的效果等问题上，双方都存在严重分歧。这些战略层面的歧异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双方对如何化解两国关系症结和难题的讨论，从而使本就步履蹒跚的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又负载上新的困难和障碍。在数年后出版的回忆录中，万斯曾不惜笔墨详述访华期间他同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交锋，但对会谈期间双方在全球战略层面上的对话却只字未提。(141)这说明，对于中方偏重于从战略层面看待和处理中美双边关系的处理方式，万斯在若干年后仍未能理解和把握。

六、结语

无论是中美两国的官方评价，还是通常的学术研究，均以万斯访华成果寥寥为由而不甚重视此事对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意义，然而这种评价总是相较于布热津斯基访华之后正常化进程显著加快而言的，忽视了从战略试探角度考察其在中美信息传递和信任建立等方面的贡献，也低估了其确立中美双方特别是中美新领导人战略意图的作用。公允而论，万斯此次“探索之旅”，对于推动正常化进程有着重要意义。这是卡特政府就职以来中美两国之间首次高级别磋商，它不仅恢复了两国自1975年福特访华以后即告中断的高层交往，使长时间停滞的正常化进程得以重启，推动了双边战略对话机制的形成和延续，还促进了双方之间的沟通和认知，使双方了解各自的原则立场和灵活性所在，特别是使卡特政府意识到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判明在台湾问题上双方的让步空间和回旋余地，从而减少了此后更多不切实际的主张和举动。而万斯在谈判过程中就解决台湾问题所提方案，也让中方了解了卡特政府的政策倾向，更真切地了解到美国国内政治在中美关系问题上的关切，从而有助于中方在后续的磋商和谈判过程中，对相关政策性问题做出轻重缓急和优先次序的调整。

万斯访华之后，卡特政府继续推进对第24号总统备忘录的政策性探讨。事实上把正常化进程作为较为优先的政策议题来处理。中美双方都对继续推进中美关系作出了一些后续考虑和安排，并通过两国派驻对方首都的联络处和联合国等渠道继续保持沟通和磋商。此次万斯来访还成为中方观察和分析卡特政府对华政策决策程序的一个有用事例，因为万斯访华及其结果使卡特政府内部围绕对华政策的辩论暂时告一段落，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务院之间，特别是在布热津斯基和万斯之间就对华政策主导权的争夺中，更强调从战略层面来认识和推进中美关系、主张同中国建立战略和军事关系从而改善对苏战略态势的布热津斯基(以及国防部长布朗)，在对华政策事务中的发言权日渐吃重。布热津斯基和国家安全委员会认为，万斯及国务院所主张的对华政策步骤已经碰壁，战略试探也有了一个初步的结果，今后需要另辟蹊径，从而开启了布热津斯基访华、实质性推进正常化进程的后续环节。

正如历史档案所揭示的，在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因素中，双方感知到的共同的苏联安全威胁是重要基础，双方为达成战略联合的意图，也多次释放相当有成本性的外交信号，但由于战略互信的缺失、信息传递的失真、战略意图的模糊解读，导致中美关系正常化一直陷入停顿。为此，就需要双方不断进行外交战略上的反复试探。如同早期中美关系解冻离不开基辛格访华这样的战略性试探努力，在中美缓和的中后期，像1977年国务卿万斯访华这样的外交和战略试探行为，也有力推动了双方的和解和战略联合。因而，我们认为，一国外交战略的制定并不可以仅仅从结构压力中自动推导出来，即使两国存在着潜在的共同国家利益，由于意图难以确定、信号传递过程艰难和战略信任缺失等障碍，有着共同利益的国家需要借助高层次的外交战略试探，以确定对方真实的意图、有效地传递己方的外交承诺信号，并通过这种高层次的战略试探累积双方领导人之间的战略信任，从而在经历一定时间后最终走向战略联合。

注释：

①用沃尔兹的话说就是，国家是否自动联合起来以制衡体系内兴起的超强国。参见Kenneth N.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New York:McGraw-Hill,1979。对于均势自动形成的修正如“威胁平衡论”和“利益平衡论”等观点的综述，详见孙学峰、杨原：《大国规避体系制衡之谜》，《国际政治科学》，2009年第2期；陈寒溪：《论华尔兹纲领的硬核与问题转换》，《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4期。

②谈及万斯访华及其意义的研究成果主要有：[美]罗伯特•罗斯：《风云变幻的美中关系(1969-1989)：在谈判中合作》，丛凤辉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William C.Kirby,Robert S.Ross,and Cong Li,eds.,Normalization of U.S.-Chin Relations:An International History,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05；宫力：《通向建交之路的艰难跋涉：1972-1978年的中国对美政策》，《党的文献》，2002年第2期；杨贤：《伍德科克与中美建交谈判》，《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赵学功：《卡特政府的对华政策与中美关系正常化》，《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Breck Walker,"Friends,But Not Allies-Cyrus Vance and the Normalization of Relations with China",Diplomatic History,Vol.33,Issue 4,September 2009；[意]法恩瑞：《对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再评估》，《冷战国际史研究》，2010年第2期。

③Nancy Bernknopf Tucker,"China as a Factor in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Empire",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Vol.110,No.4,Winter 1995,p.502; Warren I.Cohen,"Chinese Lessons:Nixon,Mao,and the Course of U.S.-Chinese Relations",Foreign Affairs,Vol.86,Issue 2,March/April 2007,pp.148-154.

④李增田：《鲍大可与中美关系正常化》，《美国研究》，2004年第2期，第92页。

⑤详见William Burr,"Sino-American Relations,1969:The Sino-Soviet Border War and Steps Towards Rapprochement",Cold War History,Vol.1,No.3,2001,pp.73-112。

⑥李丹慧：《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缘起和结果》，《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3期，第48页。

⑦关于共同利益导致中美走向战略联合的论述，可参见陶文钊：《牢牢把握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纪念中美关系正常化30周年》，《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11期，第74页；周琪：《认识共同利益是中美关系发展的关键——中美建交30周年回顾》，《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11期，第9页。

⑧William Burr,"Sino-American Relations,1969:The Sino-Soviet Border War and Steps Towards Rapprochement",p.73.

⑨张静：《从积极推动到保守谨慎——美国国务院在中美关系缓和中的角色(1969-1972)》，《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第2期，第36-38页。

⑩陶季邑：《近年来美国学术界关于中美关系正常化研究述评》，《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1期，第90-91页。

(11)这里所要讨论的意图可能性是概率问题，即国家在多大程度上、需要付出多大的努力，以发射可置信信号才能了解对手的意图。而米尔斯海默是从绝对的哲学可能性角度来考察意图不确定这一问题的，而实际上绝对的不可能反过来就成为一种确信的意图，即战略制定者不需要考虑他国意图，因为他者的意图都不是良性的，国家的终极目标都是追求全球霸权。参见John J.Mearsheimer,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2002; John J.Mearsheimer,"China's Unpeaceful Rise",Current History,Vol.105,Issue 690,2006,p.160。

(12)这种“未来意图虽然非常难以确定”，但仍是有可能的，大国间可以找到合作的方法。参见David M.Edelstein,"Managing Uncertainty:Beliefs about Intentions and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Security Studies,Vol.12,No.1,2002,p.2。

(13)参见John J.Mearsheimer,"The Gathering Storm:China's Challenge to US Power in Asia",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Vol.3,No.4,2010,p.383。

(14)James D.Fearon,"Signaling Foreign Policy Interests:Tying Hands versus Sinking Costs",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Vol.41,No.1,February 1997,p.69.

(15)Ibid.,pp.68-90; Jessica Chen Weiss,"Authoritarian Signaling,Mass Audiences and Nationalist Protest in China",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67,No.1,Winter 2013,pp.1-35.

(16)例如司各特的研究揭示，即使可置信的承诺在信息传递过程中也可能造成“承诺陷阱”，使可置信的威慑失效。Scott D.Sagan,"The Commitment Trap:Why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Not Use Nuclear Threats to Deter Biological and Chemical Weapons Attacks",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4,No.4,Spring 2000,pp.97-105.

(17)Xiaoyu Pu and Randall L.Schweller,"Status Signaling,Multiple Audiences,and China's Blue-Water Naval Ambition",in T.V.Paul,Deborah Welch Larson and William C.Wohlforth,eds.,Status in World Politic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4,p.145.

(18)Pascal Vennesson,"Lifting the EU Arms Embargo on China:Symbols and Strategy",EurAmerica,Vol.37,No.3,September 2007,pp.417-444.

(19)详见James G.Hershberg and Chen Jian,"Reading and Warning the Likely Enemy:China's Signals to the United States about Vietnam in 1965",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Vol.27,No.1,March 2005,pp.47-84。

(20)甚至在中美建交半个世纪后，学者们还认为战略互信缺失是中美关系发展的重要障碍。参见Kenneth Lieberthal and Wang Jisi,"Addvessing U.S.-China Strategic Distrust",http://www.brookings.edu/～/media/research/files/papers/2012/3/30％20us％20china％20lieberthal/0330_china_lieberthal.pdf。

(21)Jonathan Mercer,"Emotional Belief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64,Issue 1,January 2010,pp.13-14.

(22)Todd Hall,"The Personal Touch:Leaders' Impressions,Costly Signaling,and Assessments of Sincerity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56,No.3,2012,pp.3-6.

(23)宫力：《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历史考察》，《中共中央党校学报》，1997年第3期，第16页。

(24)参见王巧荣：《试析福特访华及其意义》，《当代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4期，第96-102页。

(25)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3卷)：1970-1978》，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第373页。

(26)关于卡特政府时期美苏关系和东西方缓和的变迁，可参考Odd Arne Westad,ed.,The Fall of Détente:Soviet-American Relations during the Carter Years,Oslo and Boston:Scandinavian University Press,1997,pp.3-29。

(27)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3卷)：1970-1978》，第370-371页。

(28)Los Angeles Times,February 27,1977.

(29)任谷平：《“欧安会”后一年的局势说明了什么？》，《人民日报》，1976年8月1日，第6版。

(30)施莱辛格在尼克松及福特政府时期曾担任国防部长，朱姆沃尔特曾在尼克松政府担任过海军作战部长。在中国领导人心目中，这二人都以强烈抨击福特政府对苏绥靖倾向、坚决抵制苏联扩张而著称。

(31)The New Fork Times,February 11,1977.

(32)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Beijing,December 4,1975,FRUS,1969-1976,Vol.XVIII,pp.894-896.

(33)Gerald R.Ford,"Presidential Campaign Debate",October 6,1976.Online by Gerhard Peters and John T.Woolley,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 pid=6414.

(34)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Huang Chen and Secretary of State Henry Kissinger and Secretary of State-designate Cyrus Vance,Washington,January 8,1977,FRUS,1977-1980,Vol.ⅩⅢ,China,pp.5-6.

(35)详见William Burr,"'Casting a Shadow' Over Trade:The Problem of Private Claims and Blocked Assets in U.S.-China Relations,1972-1975",Diplomatic History,Vol.33,No.2,April 2009,pp.315-349.

(36)Los Angeles Times,February 16,1977.

(37)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Brzezinski) to Secretary of the Treasury Blumenthal and Secretary of Commerce Kreps,Washington,March 7,1977,FRUS,1977-1980,Vol.ⅩⅢ,China,p.48.

(38)[美]戴维•洛克菲勒：《洛克菲勒回忆录》，曹彦博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4年，第274页。

(39)Memorandum from Secretary of Commerce Kreps to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Brzezinski),Washington,March 11,1977,FRUS,1977-1980,Vol.ⅩⅢ,China,p.51.

(40)Memorandum from Secretary of the Treasury Blumenthal to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Brzezinski),Washington,March 12,1977,FRUS,1977-1980,Vol.ⅩⅢ,China,pp.52-53.

(41)Memorandum from Secretary of Commerce Kreps to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Brzezinski),Washington,March 11,1977,p.51.

(42)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Brzezinski) to Presidential Carter,Washington,March 14,1977,FRUS,1977-1980,Vol.ⅩⅢ,China,pp.54-55.

(43)Summary of Conclusions of a Policy Review Committee Meeting,Washington,June 27,1977,FRUS,1977-1980,Vol.ⅩⅢ,China,p.104.

(44)Los Angeles Times,February 27,1977.

(45)转引自陶文钊：《邓小平、卡特与中美关系正常化》，《百年潮》，2003年第3期，第6页。

(46)陶文钊：《牢牢把握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纪念中美关系正常化30周年》，第74页。

(47)Memorandum from Secretary of Defense Harold Brown to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Brzezinski),Washington,February 9,1977,FRUS,1977-1980,Vol.ⅩⅢ,China,p.26.

(48)Memorandum from Secretary of Defense Harold Brown to President Carter,Washington,February 9,1977,FRUS,1977-1980,Vol.ⅩⅢ,China,pp.34-35.

(49)Memorandum from Secretary of Defense Harold Brown to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Brzezinski),Washington,February 9,1977,p.27.

(50)Los Angeles Times,February 27,1977.

(51)Presidential Review Memorandum/NSC 24,Washington,March 23,1977,FRUS,1977-1980,Vol.ⅩⅢ,China,pp.69-71.

(52)Memorandum to President Carter from Zbigniew Brzezinski on How the U.S.Should Inform China on Present U.S.Agreements with the U.S.S.R.Relating to Western Europe and Japan,NATO and Nuclear Test Bans,February 7,1977,Declassified Documents Reference System(DDRS),Document Number:CK3100098648.

(53)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Jimmy Carter and Huang Chen,Washington,February 8,1977,FRUS,1977-1980,Vol.ⅩⅢ,China,pp.21-23.

(54)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Huang Chen and Secretary of State Henry Kissinger and Secretary of State-designate Cyrus Vance,Washington,January 8,1977,FRUS,1977-1980,Vol.ⅩⅢ,China,pp.5-6.

(55)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Jimmy Carter and Huang Chen,Washington,February 8,1977,pp.19,21-22.

(56)Ibid.,p.25.

(57)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Cyrus Vance and Huang Chen,Washington,March 23,1977,FRUS,1977-1980,Vol.ⅩⅢ,China,pp.59-61.

(58)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Jimmy Carter and Huang Chen,Washington,February 8,1977,p.21.

(59)The New York Times,March 14,1977.

(60)Los Angeles Times,April 5,1977.

(61)[美]卡特：《忠于信仰——一位美国总统的回忆录》，卢君甫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年，第223-224页。

(62)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Huang Chen and Secretary of State Henry Kissinger and Secretary of State-designate Cyrus Vance,Washington,January 8,1977,pp.2-3.

(63)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Cyrus Vance and Huang Chen,Washington,April 11,1977,FRUS,1977-1980,Vol.ⅩⅢ,China,p.73.

(64)Memorandum from Secretary of State Vance to President Carter,Washington,April 15,1977,FRUS,1977-1980,Vol.ⅩⅢ,China,pp.76-82.

(65)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Brzezinski) to President Carter,Washington,June 14,1977,FRUS,1977-1980,Vol.ⅩⅢ,China,pp.93-99.

(66)Summary of Conclusions of a Policy Review Committee Meeting,Washington,June 27,1977,pp.101-102.

(67)Ibid.,pp.102-103.

(68)Summary of Conclusions of a Policy Review Committee Meeting,Washington,June 27,1977,p.103.

(69)Zbigniew Brzezinski Outlines Goals for Secretary Vance's Trip to China,July 22,1977,DDRS,Document Number:CK3100010933-3100010934.

(70)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Washington,July 30,1977,FRUS,1977-1980,Vol.ⅩⅢ,China,pp.123-132.

(71)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Brzezinski) to President Carter,Washington,August 5,1977,FRUS,1977-1980,Vol.ⅩⅢ,China,pp.133-134.

(72)[美]卡特：《忠于信仰——一位美国总统的回忆录》，第225页。

(73)Letter from President Carter to Secretary of State Vance,Washington,August 18,1977,FRUS,1977-1980,Vol.ⅩⅢ China,pp.134-135.

(74)Cyrus Vance's Speech to the Asian Society on American's Role in Consolidating Peaceful Balance and Promoting Economic Growth in Asia,June 30,1977,U.S.,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August 1,1977,pp.141-145.

(75)[美]罗伯特•罗斯：《风云变幻的美中关系(1969-1989)：在谈判中合作》，第142页。

(76)The New York Times,August 17,1977.

(77)[美]卡特：《忠于信仰——一位美国总统的回忆录》，第224页。

(78)Letter from President Carter to Secretary of State Vance,Washington,August 18,1977,p.135.

(79)华国锋：《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单行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

(80)Cyrus Vance,Hard Choices:Critical Years in America's Foreign Policy,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1983,pp.79-80.

(81)新华社：《黄华外长宴请美国国务卿万斯和夫人，黄华外长和万斯国务卿举行会谈》，《人民日报》，1977年8月24日，第6版；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September 19,1977,pp.366-367。

(82)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Secretary of State Cyrus Vance and Foreign Minister Huang Hua,Beijing,August 22,1977,FRUS,1977-1980,Vol.ⅩⅢ,China,pp.142-145.

(83)Ibid.,pp.145-147.

(84)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Secretary of SLate Cyrus Vance and Foreign Minister Huang Hua,Beijing,August 23,1977,FRUS,1977-1980,Vol.ⅩⅢ,China,pp.159-162.

(85)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Secretary of State Cyrus Vance and Foreign Minister Huang Hua,Beijing,August 22,pp.147-148,153-154.

(86)烽林：《绥靖思潮的一次表演》，《人民日报》，1977年9月20日，第6版。

(87)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September 19,1977,pp.365-366.

(88)黄华：《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第247页。

(89)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Secretary of State Cyrus Vance and Foreign Minister Huang Hua,Beijing,August 24,1977,FRUS,1977-1980,Vol.ⅩⅢ,China,pp.176-178,182-183.

(90)Ibid.,pp,182-189.

(91)Ibid.,pp.176-178.

(92)王维澄主编：《李先念年谱(1970-1978)》(第五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505页。

(93)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Secretary of State Cyrus Vance and Vice Premier Teng Hsiao-ping,Beijing,August 24,1977,FRUS,1977-1980,Vol.ⅩⅢ,China,pp.192-194.

(94)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Secretary of State Cyrus Vance and Vice Premier Teng Hsiao-ping,Beijing,August 24,1977,pp.195-197.1977年2月18日，卡特政府提出第10号总统研究备忘录，其主要内容是要国防部牵头研讨美国军事力量规模、新型武器装备研发、海外军事基地的作用，如何同步削减美苏核威慑能力、增强三位一体核打击力量可靠性，评估美国及其盟友在具体军事行动中达成政策目标的能力等问题。"Comprehensive Net Assessment and Military Force Posture Review",http://www.jimmycarterlibrary.gov/documents/prmemoranadums/prm10.pdf.

(95)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Secretary of State Cyrus Vance and Vice Premier Tong Hsiao-ping,Beijing,August 24,1977,pp.196-197.

(96)Summary of Secretary of State Cyrus Vance's Meeting with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hairman Hua Kuofeng,Chinese Foreign Minister Huang Hua,and Other U.S.and Chinese Government Officials,DDRS,Document Number:CK3100157134; Telegram from Secretary of State Vance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and the White House,Beijing,August 25,1977,FRUS,1977-1980,Vol.ⅩⅢ,China,pp.213-214.

(97)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Secretary of State Cyrus Vance and Foreign Minister Huang Hua,Beijing,August 22,1977,p.142.

(98)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September 19,1977,pp.366-367.

(99)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Secretary of State Cyrus Vance and Foreign Minister Huang Hua,Beijing,August 23,1977,pp.173-174.

(100)Ibid.,pp.172-173.

(101)Ibid.,pp.170-171.

(102)Cyrus Vance,Hard Choices:Critical Years in America's Foreign Policy,p.82.

(103)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Secretary of State Cyrus Vance and Foreign Minister Huang Hua,Beijing,August 23,1977,pp.171-172.

(104)Memorandum from Dennis Chapman Highlights Secretary of State Cyrus Vance's Trip to China,August 29,1977,DDRS,Document Number:CK3100487333-3100487334.

(105)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Secretary of State Cyrus Vance and Foreign Minister Huang Hua,Beijing,August 24,1977,pp.181-182.

(106)Ibid.,p.189.

(107)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Washington,July 30,1977,FRUS,1977-1980,Vol.ⅩⅢ,China,p.130.

(108)Cyrus Vance,Hard Choices:Critical Years in America's Foreign Policy,p.82,

(109)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Secretary of State Cyrus Vance and Vice Premier Teng Hsiao-ping,Beijing,August 24,1977,pp.204-205.

(110)Ibid.,pp.200-202.

(111)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Secretary of State Cyrus Vance and Vice Premier Teng Hsiao-ping,Beijing,August 24,1977,pp.200-205.

(112)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89页。

(113)Summary of Secretary of State Cyrus Vance's Meeting with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hairman Hua Kuofeng,Chinese Foreign Minister Huang Hua,and Other U.S.and Chinese Government Officials.

(114)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Secretary of State Cyrus Vance and Foreign Minister Huang Hua,Beijing,August 25,1977,FRUS,1977-1980,Vol.ⅩⅢ,China,pp.208-211.

(115)Telegram from Secretary of State Vance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and the White House,Beijing,August 25,1977,p.213.

(116)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Secretary of State Cyrus Vance and Foreign Minister Huang Hua,Beijing,August 25,1977,pp.211-212.

(117)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September 19,1977,pp.367-368.

(118)新华社：《万斯国务卿和夫人在京举行告别宴会》，《人民日报》，1977年8月26日，第4版。

(119)Memorandum from Michael Armacost to Zbigniew Brzezinski about the Chinese Arrangement for Secretary of State Cyrus Vance's Party at the Airport,August 22,1977,DDRS,Document Number:CK3100516983.

(120)The Washington Post,August 23,1977.

(121)The New York Times,August 27,1977.

(122)Telegram from Secretary of State Vance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and the White House,Beijing,August 25,1977,pp.213-214.

(123)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September 19,1977,pp.368-372.

(124)Ibid.,pp.373-374.然而，有学者认为，卡特亲赴机场迎接万斯之举属于政治性操作，意在向苏联展示此次访问推动了美中关系，有助于美国在同苏联就限制战略武器谈判时进行更有利的博弈，同时也向美国国会内外以戈德华特为代表的亲台势力表明，卡特政府并未放弃台湾。[意]法恩瑞：《对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再评估》，第228页。

(125)The New York Times,August 29,1977.

(126)转引自[意]法恩瑞：《对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再评估》，第228页。

(127)Memorandum from Dennis Chapman Highlights Secretary of State Cyrus Vance's Trip to China,August 29,1977.

(128)Cyrus Vance,Hard Choices:Critical Years in America's Foreign Policy,p.83.

(129)Memorandum for Zbigniew Brzezinski on the Chinese Reaction to Secretary of State Cyrus Vance's Trip to Beijing,September6,1977,DDRS,Document Number:CK3100722740.

(130)The New York Times,August 27,1977.

(131)The Washington Post,August 27,1977.

(132)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189页。

(133)The Washington Post,August25,1977.

(134)Telegram from Secretary of State Vance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and the White House,Beijing,August 25,1977,pp.213-214.

(135)Memorandum from Michel Oksenberg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taff to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Brzezinski),Washington,September 23,1977,FRUS,1977-1980,Vol,ⅩⅢ,China,p.231.

(136)[美]卡特：《忠于信仰——一位美国总统的回忆录》，第226页。

(137)[美]布热津斯基：《实力与原则——1977-1981年国家安全顾问回忆录》，邱英觉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第234页。

(138)转引自[意]法恩瑞：《对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再评估》，第229页。

(139)万斯访华回国后，美国赫斯特报系擅自发布消息称，万斯的访问报告中谈到取得多方面“进展”。中方认为此举是美方有意宣传，试图动用舆论施压，迫使中方在万斯所提方案上让步。9月6日，邓小平在接见美联社代表团时嘲讽道，“万斯访华有一个成果，就是万斯来了。”他强调，以什么时间、什么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外人无权干涉。随后，邓小平又在接见外宾时一再重申中方在解决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意在以明白无误的辩驳打破美方不切实际的空想，告诫美方不要指望中方会同意以万斯所持方案为后续讨论的基础，只有以《上海公报》为起点和基础，方能实质性推进正常化进程。参见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197-199、207-208页。

(140)[美]罗伯特•罗斯：《风云变幻的美中关系(1969-1989)：在谈判中合作》，第147页。

(141)Cyrus Vance,Hard Choices:Critical Years in America's Foreign Policy,pp.7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