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二十问”的游戏，对九号的所有人都是新鲜的，程德明告诉我们这是他从在北京的联动朋友那里学来的。
我发现玩这种游戏的决窍是找到适当的方法将世界名人不断地分成相等的两部份。我和张九龙是九号最会玩这种猜名人的游戏的人。我提的第一个问题总是“外国人”?如果回答是“是”，则我会将中国人排除在外。第二个问题常常是“死了的人?”如果回答是否，我就会把所有死人排除在外。一般我能用十七个问题从对方的“是”或“否”的回答判断出他心中默想的一个名人。我的问题不能超过二十个，他必须在我提问前将他默想的人秘密告诉游戏的裁判。我猜出来我胜，否则他胜。我从来没有输给程德明，但是他也知道我屡玩屡赢的诀窍。他告诉我，按照商农的信息论，只有当问题设计得把剩下要猜的名人分成相等的两类时，我能从“是”或“否”的回答中得到最大的信息量。这对我来说很合理，因为死人与活人或外国人与中国人的可能性大概都在一半左右。
程德明心中默想的人往往出乎我们的意料。
“外国人?”我开始了第一个问题。
“否”
“死人?”“否。”
“男人?”“是。”
现在我要用点脑筋了，“一九四九年后成名的人?”“是。”
“南方人?”“是。”
“文革前成名的?”“否。”
“湖广地区的人?”“是。”
“两湖人?”“是。”
“湖北人?”“否。”
“仍在当官?”“否。”
“保守派?”“否。”
“大学生?”“否。”
“现在还自由?”“否。”
“被公安机关关押?”“是。”
“在省看守所?”“否。”
“在左家塘看守所?”“是。”
现在范围已缩得很小了。这里关的有名点的学生有周国辉——但他是大学生;张玉钢——也是大学生;黄杏英——女人¨¨¨这家伙真鬼，有八成我们在谈论我自己。
我还可以提几个问题以更加确定我的判断，例如问他“在北边号子里?”“在九号?”但我算一算，我还有四个问题可提，而左家塘满足已知条件的候选人不可能多过四个，于是我问“杨曦光?”
“是!”
又是十七个问题问出来了。但是我不高兴道“杨曦光算什么名人，一个科学家或政治家才能算名人。”
“怎么不算名人?我进九号前看到过几个批判杨曦光的材料都将你的思想作为文化革命中资产阶级反动思潮的典型。有人说‘中国向何处去?’已被译成英文，通过香港传到了世界各地，你这还不算有名的‘反动人物?’”
我知道他是在开玩笑，但我心里还是不舒服，难道我在历史上就成了一个“有名的反动人物”?
象栗异邦一样，程德明在长沙一中算是有名的思想家，他并没有参加任何组织，但大多数人都知道他的思想与极端保守的“联动观点”非常接近。联动的全名叫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其前身是北京最早的“老红卫兵”。成员大都是高干子弟，他们歧视和迫害出身不好的反动组织。长沙一中的学生们谣传程德明是个“联动份子”。
尽管他是保守派的思想家，我是造反派的思想家，我却喜欢他这类头脑里没有权威的人，我猜他喜欢我这种头脑里充满着异端邪说的人，因为他进九号的那天，我们俩互相认出对方时都高兴得不得了。那天我一边帮他安顿行李，一边急着问他自从我离开后长沙一中的情况。他匆匆叙述着各所学校里的各种事。现在学校完全在军宣队和工宣队的控制之下，学生中的两派不再有任何权力。大家都讨厌军宣队和工宣队，他们比文革初的工作组还要糟糕，因为这些工人和军人比工作组的干部对教育和学生更不了解。学生们被迫上山下乡，他们逐渐失去了对政治的兴趣。男同学热衷于用电焊制造自己的半导体收音机，女同学热衷于编织各种毛衣。大家都说现在是“男焊女织”的年代。
过去最正经和专注于严肃的政治问题的学生，现在也在爱情的海洋里游泳了。好多起桃色新闻在同学们中流传。
“你记得吧?”程德明问我，“文革前一年，有个男同学与女同学有了麻烦——怀孕了，我们大家都为他们害羞，学校动员所有墙报批评他们，而且开除了他们的学籍。现在没有人对这类桃色事件持那种态度了。”他犹豫一下，问我“哦，你有个女朋友吗?”
我摇头。
“同学们中流传着一些关于你的故事。有人说你在看守所领头抗议军人打犯人，还有人说有个女孩经常到左家塘看守所要求见你，但她拿不出她是你亲属的证据，总是被拒绝。”后一条新闻我自己都不知道。想了半天，我记起曾经收到过不认识的人送来的日用品。但我实在想不起认识这么一个女孩子。程德明不相信我，但也不追问，只是会意一笑，好象在说，我不会捅破你的秘密。他接着又问“你在这里已经快一年了，怎么熬过这么长的日子的?”
我告诉他，我找了位教师学英文，找了位电机工程师学电机，找了位机械工程师学机械制图。我还要读《世界通史》，马克思的《资本论》，和一本叫“毛泽东思想万岁”的书。最后这本书中收集了一九四九年后未公开发表的毛的内部讲话及批示。这里还有人能全部背诵唐诗三百首，能把三国演义的每章的细节都讲给你听。如果你对词赋有兴趣，有人能背诵诸葛亮的出师表和苏东坡的岳阳楼记。我转过头去看着号子里形形色色的人物，又说“我正在找数学老师，文革时没有时间坐下来读书，现在正是读书的机会。”
程德明与我臭味相投，马上要看我所有的书。他把我床头的书翻了翻，挑了那本毛泽东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读书笔记，一边说“我早就想好好研究一下毛泽东的极左思想是怎样形成的。”他加重“极左”二字，并笑起来。他的话在那个时候实在是对权威的极大胆的挑战。
程德明很快就订出了他的学习计划。他与我一块学英语和电机工程。但他的大部分时间用来研究“毛泽东思想”。
学习的第一件是需要一张桌子。过去我需要一块木板放在木桶上做椅子，用下铺的床沿做桌子。后来我发现我无法与打牌的人争这种椅子。我只好盘腿坐在床上，把一块木板放在腿上做桌子。程德明也找到了一块木板，有了他自己的桌子，开始在床上做功课。
找老师在左家塘不是难事，因为不少工程师、教师和其他知识分子那个时期都被关在那里。我们的电机工程老师是一位电机工程师，他右眼白内障，说话时有点口吃，一口地道的长沙话。他告诉我们他的家庭一九四九年前非常富裕，他一九五七年被划为右派分子送去劳动教养。劳教回来后，他失业在家一段时间，后来自己与街道居民委员会合作开办了一个专门修理潜水泵的小工厂。那时湖南没有人能修潜水泵，所以这个厂的生意极好。虽然他的技术是工厂生意的根本，但他因为是个右派，每月也只能拿五十元薪水。他得到的唯一优惠是他们两个儿子被接受为工厂的工人。他悄悄地告诉我他是因为攻击江青，说“一个好端端的中国被这个太后搞得污七八糟”而被抓的，他的右派前科使他的案子更加麻烦和复杂。朱老师讲话慢条斯理，鼻子大大的，厚厚的嘴唇，讲话很重的卷舌音，显得十分诚实和稳重。我和程德明都很喜欢他。
我们背景如此不同，因而在我们的电机课中，师生间常会有些意料不到的插曲。
有天朱老师告诉我们中国有两套电机铭牌和工业标准系统，一个是英美系统，另一个是苏联系统，两个系统对马力、频率、相位都有不同的标准和符号。“解放后，所有大学的英文教授都要学俄语，教俄语，而所有的工业标准都从英美制转换成苏联制，我们被这种转换搞得头昏脑胀，非常不习惯。”“哪个制好些呢?”程德明是“苏联修正主义”的支持者，他总是问这类敏感的问题。“当、当、当然是英美制好些。”朱老师的回答根本不是程德明喜欢的。
第二天，朱老师悄悄问我“小程是为什么进来的?”
“象你一样，攻击新慈禧太后把个好端端的中国搞得一蹋糊涂。”
朱老师笑起来。程德明走过来，不知我们为什么事好笑。朱老师问他：“你知道为什么慈禧太后决定支持义和团吗?”
“不知道。”程德明回答，有点迷惑。
朱老师抬起他那有白内障的眼睛，很知情似地向我们引述这段历史。“光绪改革失败被慈禧太后废掉后，慈禧知道自己重新垂帘听政‘名不正言不顺’，就准备立一个新皇帝，当时叫大阿哥，就是后来的溥仪。消息一传出，国内国外议论纷纷。西方各国的驻华使节都同情光绪的改革，很多谣传说他们反对另立皇帝。这时天津北京等地的农民会党组织义和团经常与外国人发生冲突，而慈禧太后听说他们有种种神功，刀枪不入，扶清灭洋，起了利用他们之心。而这种动机的背景当然就是另立大阿哥造成的她的心、心、心病。
“一天，南方一位总督截获一封外国驻华使节之间的信件，信中声称如果慈禧太后强行立大阿哥，外国可能会进行干涉，支持光绪皇帝复辟。这个消息传到慈禧耳里，正着她的心、心病，她感到理亏和孤立，渐渐失去理性，大发脾气。在精神不正常的情况下，召集群臣，下令支持义和团攻打各西方国家驻华公使馆。这就酿成了八国联军进京的庚子之乱。”
“毛泽东支持红卫兵时大概也象慈禧太后一样失去理智，只不过他的心病是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吴晗批评大跃进大概是刺激他的直接原因，”程德明打断朱老师的故事。
“你不、不、不能讲、讲这种话呀!这、这讲不得的呀!杀、杀头的呀!”尽管他们的声音低得只有我能听清，但朱老师脸色都吓得变白了，好象全左家塘都听见了这能导致杀头罪的话一样。
程德明除了做英文和电机功课外，其它时间都在抄写毛泽东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笔记。文革中毛泽东的书是最容易送进看守所的。那时红卫兵将很多毛泽东一九四九年后的内部讲话和批示印成书大量发行，这些材料文革前是只有高干可以看到的内部文件，不少还是毛泽东羞于让人看见的被历史证明错误和可笑的东西。因此这些材料成了我们这些对文化革命的真正历史背景有兴趣的人急于要研究的东西。我写信请妹妹杨晖送各种书籍给我，不少马克思的书和其它书籍都被禁止送给我，只有毛泽东的这些内部讲话编成的书却没受到阻拦。
毛泽东的读书笔记是他一九五九年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写的，这个笔记可以代表他的主要经济政策方面的思想。程德明一边抄这个笔记，一边对我发表评论。
“技术第一，政治呢?专家路线，群众呢?”程德明大声读着，“我看他根本不懂经济学，”他又轻声评论道，“你看这里，他甚至反对计件工资制和物质刺激。我不相信他的政治鼓励真能提高生产效率。”
我告诉他，这个读书笔记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使我认识到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大跃进到处墙上写的标语并不是下面人的创造，而完全是从毛泽东这类读书笔记上抄下来的，例如“政治挂帅”，“钢铁元帅升帐”，“全国一盘棋”，“超英赶美”，全都是毛泽东提出来的东西。我小时侯看到这些标语时还以为是共产党基层组织或地方政府想出来的东西。
程德明抄完这个读书笔记，又开始读收集在一本叫《毛泽东思想万岁!》的毛泽东一九四九年后的内部讲话。我们对这本书的注意重点不同——他专门注意毛泽东左的经济文化政策方面的思想是怎样形成的，而我却注意那些能用来解释为什么毛泽东在文革会下令共产党停止组织活动和支持被共产党打成反革命的造反派。我们俩都找到了不少自己感兴趣的材料。比如我发现一九五七年大鸣大放前期毛泽东的很多观点都是想避免斯大林道路，想摸索社会主义民主的方式。看起来他那时的观点真的想搞自由化，而不是像后来他说的只是“放长线钓大鱼。”“放长线钓大鱼”与其说是毛泽东的阴谋不如说是他的新的自由化试验没有得到党内大多数实力派的支持及他发现知识分子的多数并不真正喜欢共产党后的一种自我解嘲的说法。一九五九年毛泽东曾提到中国形成了高薪阶层，一九六三年又提到中国形成了“官僚主义者阶层”，一九六四年又提出农民对干部的不满是当时农村社会中的“主要矛盾”等等。我注意毛泽东的这类观点是为了支持我的一个判断：“毛泽东文化革命中支持对干部阶层不满的老百姓来造当局的反是一九五六年苏联反斯大林的一个间接后果。如果没有斯大林运动，毛泽东一九六六年很可能发动一个类似斯大林肃反的运动来反对他的政敌，而不会利用老百姓来反对共产党的干部了。”
我和程德明读毛泽东的书注意的重点的不同自然与我们一个是造反派一个是保守派有关。作为造反派，我总是在找支持造反派的根据，而作为一个保守派思想家，程德明总是千方百计寻找毛泽东经济文化政策的不合理性。
但是我们在一点上却非常一致，我们都在耻笑毛泽东一九五九年吹的那些牛皮。
程德明指给我看毛泽东鼓励放亩产几万斤麦子“卫星”的话，忍不住笑出声来。我告诉他，毛泽东比这吹得更大的牛皮多的是。最糟糕的是，明明是他在那里胡说八道，他却恶狠狠地骂批评他的彭德怀为“资产阶级的猪狗们”。
程德明告诉我，他认为一九五九年毛泽东犯的错误造成了中国经济的大崩溃，他不肯认错，这是他发动文化革命整肃批评他一九五九年政策的人的原因。我很喜欢程德明的这个观点，一方面是因为这个观点与官方对文革的解释不同。官方当时的宣传是，文化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是为了反对资本主义复辟，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与资产阶级司令部之间的斗争。程德明对文革的解释比官方的解释令人心服得多。另一方面，我对文革的解释虽然也与官方的解释完全不一样，但角度与程德明的解释也完全不一样，他这种与我不同的观察问题的角度使人感到刺激。
但我还是想与程德明辩论。“毛泽东一九五九年肯定是错了，但是他在文革中期支持被当局打成反革命的老百姓造反，为他们平反，这一招却赢得了人心。”我停一停，补充道：“假如现在当局把你打成反革命，毛泽东支持你造反，为你平反，你会站在为你平反的人一边呢还是会站在把你打成反革命的人一边?”
“但是我不是反革命呀!”
“没有一个被当局和保守派打成反革命的人会认为他是真的反革命。所以造反派会支持为他们平反的毛泽东”。
程德明终于默认了我的观点。“当然”，他一边在床间的空地走来走去，一边看着他足前的地面说，“老百姓造反总不会是没有原因。”
我们对文化革命与大跃进关系的讨论使我回想起一九五九年的很多事情。那年秋天我还很小，有天爸爸把我抱到窗边，亲切地对我说：“干部在上面机关里时间长了，对下面基层的情况不了解，所以要到下面去了解情况。”我看着窗外的一颗大枫树上的红叶，有点奇怪爸爸当时的态度为什么出人意外地温和。爸爸那些天情绪不好，常常和妈妈争论问题。三年后，我才知道爸爸一九五九年因为反对毛泽东一九五九年的政策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爸爸告诉我那年(一九六二年)党中央为他平了反，毛主席向他们道了歉，承认他们一九五九年的观点是正确的。
一九六零年和一九六一年对我们家和大多数中国人是非常黑暗的日子。爸爸下乡后，我们家从省委大院搬出来，住到妈妈机关里去了。环境自然差了许多。我们和周围的所有的人一样受到饥饿的威胁。很久吃不到肉，我每天上午到第三节课就饿得不得了。街上除了水果糖什么食物都买不到。很多人都因饥饿而一身浮肿。机关学校由于所有人都缺乏能量而减少了工作学习时间。所有人家的窗台上都放满玻璃缸，里面养着一种藻类植物。很多人就靠这种藻类植物作补充的食物。我们住的机关院子里，人们用大部分时间把空地里的瓦石用筛子筛出来，种菜蔬。所有机关里的抽水马桶都被封闭，人们修起了简陋的厕所，为的是把粪便收集起来用来种菜。机关的食堂里生产一种“双蒸饭”和“人造肉”。“双蒸饭”是把米加水蒸两次，二两米的饭吸收了大量水变得象一斤米饭那么多。人造肉是用上面所说的藻类植物加上糠枇做成的，吃起来卡喉咙。这些东西当然没有能真正的抗拒饥饿的力量。我建议程德明看毛泽东在一九六二年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这个讲话在文革中第一次被群众组织公开。因为一九六二年我父亲向我多次提到这次会议，所以我对毛泽东这个讲话印象特别深。毛泽东在这个讲话中承认一九五九年大跃进时共产党中央犯了错误，当时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人的观点是正确的。程德明看到这个讲话后如获至宝，他说：“你看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刚承认错误，马上又在同年的八届十中全会上翻案，直到文革，他都在企图依靠各种政治运动来否定一九六二年中央工作会议。”对毛泽东这个讲话的看法大概是我们俩观点最一致的地方。
有时张九龙也会参加我们的讨论。有天程德明在读毛泽东与他侄儿毛远新的谈话，他越读越气愤。我知道他为什么生气。毛泽东在这个讲话中大肆骂教师，说教师都是不懂什么的人，只会吓唬学生，把学生当敌人，用突然袭击，出偏题、怪题的考试方式整学生。我和程德明都是文革前的尖子学生，我们对老师都满怀敬意。可以理解，程德明看了毛泽东贬低教师的话忍不住要发火。张九龙正好坐在他旁边，连忙把书要去，看看有什么东西值得程德明这样生气。张九龙看完后不以为然道，“毛泽东的批评也有有道理的地方。”
“难道取消闭卷考试，号召学生拿三分也合理?”
张九龙慢条斯理地说，“学校教育需要一定的强制来保证基本训练的质量，不考试，攻击教师当然会误人子弟。但是文革前的苏联式的教育制度给学生的自由也太少了，学生不能自己选课，学俄文还是学英文都由学校指定。老师课讲得不好也不能退出教室，连跳级都不允许。我看毛泽东允许跳级还是有点道理，我在高中就跳过级。”
程德明最不喜欢张九龙批评苏联制度，他马上反驳道，“象文革中那样让学生自由选择，学生们就选择不上课，学生们一听复课就头痛，这有什么好?”程德明的眼色和口气好像在说“你这样的人即使讲更多支持毛泽东的话，人家也知道你是从右边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张九龙每次碰到别人的声音稍高一点就停止争辩，沉默下来。他用手指敲着床沿，好象要把自己的情绪敲下去一样。
程德明是我们学校最早反对省委派的工作组的学生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他是最早造反的人之一。他后来的观点转向极端保守的“联动”观点。我属于造反派中的异端邪说派，同学们都讥笑我，说我是“最喜欢听头脑里没有权威的人的观点。”程德明在我心目中是位杰出的右翼思想家，虽然学校里的同学都觉得他的观点太危险，但他接受联动思想的过程对我来说是个极有意思的谜。
有天我告诉程德明，我有不少表兄妹，堂兄妹在北京，他们都是高干子弟，文革中都参加了“联动”。接着我问他“你是怎么接受联动观点的呢?”
“说来话长，”他那不大的嘴巴动的速度不快，充满着自信的样子，“象朱成昭接受联动观点与叶向真有关一样，我是从我的女朋友那里接受联动观点的。”朱成昭是北京最大的大学生造反组织“第三司令部”的头头。但他在与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接触后却接受了联动观点，并且系统地向外界阐述他的保守观点，最后被中央文革送进监狱。
“我是在从长沙去北京的一列货车上认识红鹰的。那是一九六六年冬天。所有的客车都挤满了红卫兵。车到站时，只有在车上熟人的帮助下，才有从窗口爬上列车的希望。我只好到长沙北站找了和我们一个观点的造反派组织(那时我还是个造反派)，上了一列货车的手车。手车很小，挂在货车的后面，里面是两排各可坐三人的座位。平时由一位列车员在那里从手车的前窗监视整列货车，以防止路途上爬车盗窃等事故。
“天快黑下来时，列车员带着一位高个子女孩子上来了，手车里没有灯，我看不清她的面貌。听声音，这女孩子是北京人，一口地道的北京腔。嘴巴老不停地在讲话，是那种典型的外向型北方女孩子。火车开动后，我才发现，坐手车是种苦差事。手车吊在长长的货车后，摇摆幅度特别大，由于没有隔音装置，躁声大得吓人，要附在别人耳朵上大声叫喊才能让他听清你的话。我们无法聊天，只好早早睡觉。
我躺在一条椅子上。列车员坐在另一条椅子的一头监视着列车，那女孩子半坐半躺在另一头。
“大约半夜十分，我睡得迷迷糊糊，觉得有人在推我。刚爬起来，就发觉那位女孩子已坐在我身边。
‘你是哪个学校的?’她把嘴靠近我耳边问。我闻到她鬓发的气味，心中一动。她听我告诉她校名，又问我的名字，她的态度十分令我奇怪，也许这就是那些开放型的北方女孩子的风格吧。
“‘外面的月光真好，你不要去看看吗?’她邀我。我答应着，随她走到手车后部的露天车桥上，看着往后迅速退去的铁轨。我们大声交换着自己学校里反工作组的故事，到下一站时，我们发现互相有很多共同语言。我和红鹰已经成了好朋友。她提议离开手车去找一节货车厢坐。离开手车走了好一段路，她轻轻告诉我，那个列车员半夜爬到她身上乱摸，‘那家伙不是好东西!’我这才明白她半夜推醒我的原因。
“在站台的灯光下，她的面目令我暗暗吃惊，她很漂亮，气质高贵。她说她是老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的。前一段北京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老红卫兵在北京失势，于是她和朋友们走上了大串联的路。‘与臭虫谈心，与扒手为伍，天上的云是黑的，地上的泥是浑的，’她这句话代表着她当时的心情。
“但最近她在北京的朋友来信，说是老红卫兵正在筹备组织一个新的组织‘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要与造反派‘首都三司’决一死战。她决定提前独自一人返回北京。
“我们停车处是一个大货车站，越过蛛网般的铁轨，在红、绿、黄信号灯照耀下，我们终于找到了一个空货车厢，我们爬进去时，却见里面已有人，一男一女学生模样的人睡在一张大毛毯下。车开动后，我才发觉那毛毯下面不平常，毛毯总在波动，有时突然激烈地一动。我感到和一位女孩子一块看到这种奇怪的事令人十分窘迫。我不知如何是好，而红鹰却靠近我，一只手把我的手抓得紧紧的，渐渐我感到她的另一只手已上了我的肩膀。我并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什么事情发生了。我想她也不明白，也许我们靠近一点使自己觉得在这个奇怪的世界里会更安全。
“我们俩就这样成了不一般的好朋友。一到北京，她邀请我住到她家去，那是一座古京城的四合院，院内有十几间平房。后来我才慢慢知道这是部长级干部才能住上的房子。最令我吃惊的是他们家门口还保留着那个著名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联是‘鬼见愁’。
“在北京的那些天，我认识了很多红鹰的朋友和同辈亲戚，红鹰是个大忙人。那些天正是‘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红卫兵东城区纠察队’，和‘红卫兵海淀区纠察队’正组织‘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的时候。红鹰带我参加了他们的几次集会，我逐渐了解了他们的政治观点。他们最著名的一个政治口号是‘拥护一九五七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
“他们最仇恨造反派，认为造反派是一群对共产党不满的地主资本家的‘狗崽子’。他们认为造反派都是右派，反革命。他们的另一个著名口号是‘只准左派造反，不准右派翻天!’红鹰的一次发言最令我感动，她说：‘文化革命继续下去将会有二十年政治后遗症，经济文化的发展会受到不可挽回的影响，我们父辈流血牺牲打下的江山，不能就这样让江青、蒯大富这些家伙断送掉，这个国家是我们的国家，这个天下是我们的天下，我们不能看着她被这些奸臣乱贼断送掉’。”蒯大富是继朱成昭之后的首都三司的头头。
“在他们这个圈子里，对毛泽东已很不尊敬，称老毛为老头子，而不称毛主席。他们对江青更是恨之入骨。联动一成立就上天安门贴大字报，炮轰江青和陈伯达。有人在贴大字报时被公安部拘留。
“我也参加了一次砸首都三司的行动。我最深的印象是联动的纪律之严，可说是我看到的群众组织中纪律最严格的。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残酷，他们的纪律是共产党式的纪律，对‘阶级敌人’是绝不留情的。砸首都三司时，他们发现一个造反派学生的父母是地主，马上用皮带抽打这个‘狗崽子’，有个联动份子朝地上吐一口唾沫，命令这位出身不好的女同学用舌头把痰舔干净。她没有服从，马上有人跑上去用手按着她的头去舔地上的痰。但是他们在砸首都三司时公私财产分明，没有人往自己腰包里装东西，有令就行，有禁就止，组织纪律非常好。
“我在红鹰家经常听他们讲打人的经验。有次红鹰告诉我，用皮带抽人时，‘用皮带的侧面打最痛且没有声音，用皮带的正面打则响而不痛，可以起吓唬作用’。有次‘西纠’(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的一位高干子弟不经意地提到，打死那些黑鬼的好办法不是用棍子打，而是用开水烫，活活烫死，却没有痕迹。‘我在西纠劳改营就烫死一个三代地主的老家伙’。他一脸得意的神色，周围的高干子女们都显出一种欣赏的神态，没有人同情那位死者。
“不久我已完全接受了联动观点，唯一感到别扭的就是红鹰社交圈子里的人全是高干子弟，他们对我这样一个外地技术工人的儿子居高临下，极为傲慢。我看得出来，他们不愿意理睬我，顶多看在红鹰的面上对我应付一下。他们那种优越感使我十分难受。
“不久就发生了联动五冲公安部事件，联动成员前仆后继英勇无畏列队冲进天安门广场一侧的公安部，要求释放因围攻江青、陈伯达、林彪而被捕的同志。他们高呼‘打倒公安部’，‘打倒三司’，‘打倒江青’，‘刘少奇万岁!’前面的人被捕了，后面的人又冲上去。
“我离开北京时，曾与红鹰深谈一次，我们都为国家的前途忧虑，红鹰告诉我五冲公安部的详情。她气愤地说‘一个好端端的中国就这样叫老毛和江青搅得一塌糊涂，十六条明文规定不整学生，这次却抓了不少学生。’我告诉她我明天就要离开北京，这是在北京的最后一夜了。‘我可不可以吻你?’我小心地问，心扑通扑通直跳。她脸红了，声音虽轻，但对我却是如雷贯耳：‘别这样，我们还是做个普通的好朋友吧!’”
在那时的中国，接吻是求爱的方式。“我看得出来她拒绝我的求爱，是因为她的社交圈子与我的家庭地位相差太远。有次我听到她弟弟问她‘他老爸是坐吉司还是吉姆的?’红鹰很难堪的样子，连忙把话转到别的事上去了。我几天后才知道吉司、吉姆是苏制高级轿车，副总理级以上的人才有资格坐吉司，副部长级以上的才有资格坐吉姆。想起这件事，我就为自己的愚蠢后悔，红鹰的环境实在是与我的家庭地位格格不入的。我甚至能感到我这个客人在这个四合院里并不是十分受人欢迎的。
”
我看得出程德明的伤感，最令人伤心处恐怕是程德明已完全拜倒在他所爱的人的政治思想面前，除了不喜欢她的血统论观点以外。但是他却终因不是高干子弟(虽然是红五类家庭出身)而进不了他爱恋的人的社交圈子。不过我心里还是替他庆幸，他有这样一个理由来解释他的失恋。程德明不是那种英俊的男子，个子也不高大，如果不能用这种地位差距来解释，作为一个男子汉，对那令人倾倒的女子没有吸引力是个更令人伤心的解释。
由于我的父辈包括姑妈、姑爹、叔叔全是高干，我非常熟悉程德明所说的那种优越感，但我从来看不起这种优越感。保守派红卫兵成立时，我的父母已经被湖南省委打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中学生辩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时，我站在反对对联的造反派一边。听到保守派红卫兵成立的消息时，我的感觉就象犹太人听到褐衫党成立一样。这种被当权派和红卫兵歧视和迫害的悲愤感正是我参加造反派的原因。
程德明以后与红鹰保持了一段通讯联系。一九六七年二月底红鹰兴奋地给他写了一封长信，告诉他毛主席命令江青和公安部把关押的联动份子全部释放，还说允许他们自己出版报纸，条件是各地的公检法机关把所有二月初关押起来的造反派学生全部释放，保证他们的四大自由(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程德明转述红鹰的话说，“‘江青阿姨’(注意带引号)在接见被释放的联动份子时要求他们改变反动观点，而我们的同志的回答却是齐声唱起歌曲‘蝶恋花’，把我们‘敬爱的江青阿姨’气得吐不过气来!”
蝶恋花是毛泽东怀念他的前妻杨开慧的一首诗，这首诗在文革中被谱成歌曲，也是一首江青最忌恨的歌曲。
程德明通过这封信成为我们学校第一个知道造反派学生马上会被释放的消息。那年二月初湖南有约十万人被当局和保守派红卫兵以参加造反派组织的罪名抓进了监狱。市民群情激愤，以各种形式抗议当局，上北京告状，要求当局放人。与北京不同的是，地方当局只抓造反派，不抓保守派，与联动政治倾向相同的保守派带着军队和公安局的人去抓造反派。那时只有北京才有保守派坐牢的事。
到二月底三月初，造反派学生就被全部放出，我那时也因为参加造反派被关在牢里，三月初也被莫名其妙地释放了。
后来程德明又收到了红鹰寄来的他们联动份子办的一份铅印小报，报纸的名字是“湘江评论”，与一九二零年代毛泽东在长沙办的一份报纸名字相同(一九二零年代毛泽东的妻子是杨开慧而不是江青)。这份小报经常登一些间接攻击江青的文章。一九六七年初夏江青号召造反派武装起来对付保守派的武装攻击时提出了“文攻武卫”的号召，这份小报上指出这个口号意味着“用武力来回答文攻”。这份小报还提出了有名的拼命哲学：“活着干，死了算!”
程德明告诉我，可惜的是，由于联动坚持血统论的观点，认为只有他们的老红卫兵是正统的革命组织，后来的造反派都是反革命，所以他们在市民中越来越孤立。联动刚成立时还有能力组织游行和集会，但几个月后，它就几乎完全没有政治影响力了，虽然它可以有合法的政治组织和自己的出版物。
九号中的多数人犯都知道文化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十六条”中有一条不准以任何理由迫害学生，并且要“保护少数”，所以九号的人都相信不管是程德明这种保守派学生还是我这种造反派学生，迟早都会被释放的。
不久一位新进九号的人犯果然带来了与此相关的消息。他姓赵，以前是一个小饮食店的党支部书记(那时小吃店都由党直接控制)，所以大家都叫他赵书记。赵书记矮矮胖胖，讲一口有点京腔的长沙话，一听就是个干部。赵书记告诉我们，现在中央下达了一个文件，所有造反派，保守派学生犯全部以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办法认错悔过，然后释放。“你们这些学生都有希望了!”他不无羡慕地说。
开始我们都对这位赵书记非常提防，因为这种人往往是喜欢当KGB的。但不久我们就失去了提防心。赵书记是个十分诚恳坦白的人。他坐牢就是因为太坦白了。他是因为攻击共产党支援北越的政策而坐牢的。他虽是个共产党员，但却老是用他那与共产主义不合的人情世故来评论共产党的政策。他有天说起他的推理逻辑，“小杨呀，你可不知道，给人无偿援助，给人荫庇，都是要以臣服为报答的。你看苏联五十年代给中国‘无私援助’，说是无私，实际上要的报偿才高呢，这报答就是你得听他的，否则关系就会破裂。你看吧，中国对越南的‘无私援助’又会是同样的结果。何苦搞这种偷鸡不着反蚀一把米的事呢?让他们南越北越互相牵制，中国在旁边不是更有利可图吗?”
我心里十分喜欢这位有独到政见的赵书记，但口里却劝他“古书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你不说话，人家不会说你是哑巴，何苦要去管那些我们管不了的事呢?”赵书记呵呵大笑：“你真是学乖了，不再关心‘中国向何处去’了?”
赵书记的预见后来果然在程德明身上实现了。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秋日。程德明的预审员，一位年轻的军官和徐络腮一块开九号的牢门。九号大部分人都不由自主地移到床沿，注意力都集中在门口上。片刻的静寂特别令人激动。“程德明下来!”他的预审员叫道，其他人都松了口气。“带上你的衣服、被子。”程德明激动得手忙脚乱，取茶缸时把它掉在地上。大家都知道这是放人了。不经逮捕就卷铺盖，十有八九是释放，何况大家都知道程德明的政治观点与公检法的一致(公检法也是反对江青的保守派)，他一定会得到保护的。但是以学生身份为由，保护造反派的中央文件却一直没有贯彻下来，直到我被判刑。
程德明一直相信我会和他一样被释放。他一出监狱马上就给我写了一封信，告诉我他是被“教育释放”。出去后，他在长沙街上游了两天，觉得象在天堂一样新奇和兴奋。但是他却忘记了在九号时发的誓：“一出监狱要吃遍长沙所有的名饭馆。”一旦摆脱了饥饿，他再没有那个欲望了。
按照他的诺言，他给我寄来了好些当时出版的群众组织报纸，那上面有不少重要的非官方新闻。他还给我送过一支牙膏——左家糖牙膏里面全是猪油。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就在他出监后一两个月，我就被判刑了。我收到的他的最后一张明信片充满了友情和对我出狱的期望。他说他保持着与我家的联系，一有消息他就会和我家里人一起来接我出狱。“你要安心学习，锻炼好身体。”他写道，“我们相信你不久就会回到人民的怀抱。”“回到人民的怀抱”是当时官方语言中对犯错误或被关押的人得到当局谅解或被释放的说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