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毛火兵同床。“毛火兵”不是原名，是文革中改的名字，意思是“红色怒火一兵”。红色怒火是当时长沙保守派中最极端的专门从事武斗的组织。他与我这个造反派中最激进的思想家睡一个床这件事本身就充满着对文革中政派冲突的讽刺意味。
刚进九号时，我们互相很少交谈;我那时没有情绪聊天，而他好象生性就不是那种话多的人。我们的床是后面窗子边的上铺，床正对窗口。夜幕降临时，他喜欢坐在铁窗边对着空荡荡的后院唱他喜欢的电影歌曲。这些歌曲有五十年代的电影“乘风破浪”中的歌曲，六十年代“冰山上来客”中的歌曲，“马儿你慢些走”以及“婚礼曲”。这些歌曲在一九六四年就成了被批判的“修正主义歌曲”，社会上已有好些年听不到了。每当这时，九号的年青人都会静静地侧耳倾听他的歌声，伴着黄昏景色带来的伤感，想各人的心事。
好多天后，他才告诉我他的名字的意思，“我是红色怒火的成员”，他停一停，又微微一笑，“杀人凶手”。
长沙的造反派市民中流传着各种有关红色怒火的恐怖主义和残忍的故事，而我面前的毛火兵有张圆圆的脸，诚实本份的样子，使我很难将他与恐怖主义联在一起。他真诚地邀我同床的态度显示了他对我的好感，这种好感显然与我俩政治倾向的绝对对立不相容。但后来他总是象兄弟一样向我提醒那些扒手们的诡计和恶作剧，我才发觉他大概将我这种学生出身、来自高干家庭的人与那些社会下层的人相区别。我觉得他的态度很好笑，我对那些黑社会的人充满着同情了解他们的好奇心，但他却与他们保持严格的距离。这大概也是造反派与保守派的区别。他们保守派在破四旧的“红色恐怖”的日子里，迫害甚至残杀了无数黑七类(地、富、反、坏、右、资本家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些被迫害的人中大多数都成了后来的造反派。可以理解他们保守派当然永远将自己与黑七类相区别，而我这种激进的造反派却会与黑七类认同。
毛火兵告诉我，他被批斗游街示众时看到过一幅批判我的漫画，画中我的父亲象个魔鬼，绿面孔，长牙齿，用一支盛满黑色毒汁的奶瓶喂一个象小妖怪的杨曦光。这幅画告诉人们，杨曦光是被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父母当作修正主义的苗子培养大的。毛火兵看我一眼，问道：“你小时候真的每天都喝牛奶吗?”当时我心里正在担心这幅画会使毛火兵对我的政治思想背景造成什么印象，但他对我的意识形态并没有多少兴趣，而更关心我的家庭生活方式的细节。我哼哼哈哈，试图改变话题。我第一次从他的语言和目光中发觉在普通人眼里，在那个时候每天有牛奶喝是种多么令人羡慕的事情。与我担心的正好相反，那幅丑化我父母的漫画并没有改变毛火兵这类保守派对我父母那样的高干的尊敬态度;他看来从不区别高干中有实权的人与无实权的人，也不看重他们之间的冲突，只要是共产党的高干，总是值得保守派尊敬的。我猜想，在他心目中，我大概是这个号子里最接近他的政治颜色(红)的人，这也大概是他邀请我与他同床的原因。
我也喜欢他。他诚实、本份，看去比他的年龄老成得多。相处不久，我们这两个造反派和保守派中的极端分子就成了好朋友。毛火兵是长沙一间有名的大矿山机械厂的学徒工，共青团员。他的阶级成分是红而纯洁的：父兄都是产业工人，父亲还是劳动模范。这种大工厂的工人福利待遇好，在共产党社会里政治地位高，是这个社会的既得利益阶层。
像当时全中国的产业工人一样，这个工厂的工人分成了保守派和造反派。保守派成员大多是党团员和靠近共产党的“积极分子”，象毛火兵这类家庭的人。而造反派成员大都是与领导关系不好，受政治歧视的人。九号关的大多是与造反派有关系的人，毛火兵有时私下向我评论他们时，总是把所有造反的人都说成是想趁文化革命之机反对共产党的坏人。但他有时会加一句，“你们学生不一样，你们很单纯，响应毛主席号召，参加文化革命。”
有天他谈起他参加红色怒火时的情景。“我们厂有三个人参加了红色怒火”，他满腔怀旧的情绪，“一辆卡车在厂外等我们，很多厂里的同事和家属来送行。杨曦光，你想象不出那场面有多动人，很多人都流泪了，和电影‘董存瑞’中人民送自己的子弟参军的场面一样。”董存瑞的故事五十年代被拍成电影，电影中有一个农民欢送子弟参加人民解放军的镜头。
那天毛火兵的妈妈对他说，“没有共产党就不会有我们的今天，现在这些右派要造无产阶级专政的反，要推翻共产党，我们绝不能让他们得逞。你安心去打仗，我们全力支持你。”毛火兵学着他母亲的话，就象模仿电影中的表演一样。我感到肉麻，但他却似乎对这些话充满激情。毛火兵所在车间的主任向他们三个青年人致了欢送词，致词的末尾是口号，“誓死保卫红色政权!”
毛火兵这类保守派在左家塘是绝对的少数派。造反派与保守派在号子里也会发生冲突，要知道那个时代所有人和所有事都染上了政治色彩。毛火兵为了避免冲突，尽量不与他人谈论任何与政治有关的话题。他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打扑克和玩骨牌上，他是打牌的好手。
有天放风的时候，毛火兵和罗钢在院子里带回号了一些野花和泥土，他们各自找到一些破烂容器把两颗野花栽活了。每天早晨他们给自己的植物浇水，看着它们长大。比起罗钢的，毛火兵的植物长得越来越高，罗钢也越来越不高兴。罗钢附在我耳边说“三杆枪比着我，也不能让保皇派胜过造反派。”第二天早晨我醒来时，“保皇派”的花垂下了叶子，几天后，那颗“造反派”的野花就超过了“保皇派”的。罗钢神秘地对我说：“我半夜起来给保皇派的花撒了一泡尿!”象向土匪一样，毛火兵参加了易家湾战斗，当然他们那时是你死我活的敌人。与易家湾战斗有关的“八.八祭坟”对毛火兵来说类似向土匪的湘绣大楼事件。向土匪给我们讲易家湾战斗后不久，毛火兵也给我一个人讲过这个故事的另一面。他不喜欢向其他人讲，因为他从听众对向土匪故事的反应可以看出古家塘的多数派(造反派)对红色怒火的敌意。
“我们红色怒火和八一火团的人坐在卡车上跟随着江麓机器厂工人的坦克。坦克出击第一辆造反派的汽车后，造反派后面汽车上的人纷纷跳下车来。八一兵团的人告诉我，‘我们碰到红旗军了，你听枪声都是三八式步枪’八一兵团的人也都是用三八式步枪，他们嫌新式的半自动步枪射程太近。”八一兵团是保守派的复员转业军人组织，战斗力与红旗军不相上下。
“我们看到红旗军的人往路边的山上跑，也跟着往山上去。我身边几个红色怒火的人在几声枪响中应声倒下。我一看昏了头，不知道枪弹是从哪里来的，也看不清敌人在哪里。唯一我能做的事是紧紧尾随着八一兵团的人，他们做什么我做什么，他们往哪里去，我跟着往哪去。
“接着几声炮响，坦克周围滚起烟尘，八一兵团的人在叫“迫击炮，迫击炮”。我们只得收拾好尸体向湘潭方向撤退。天快黑时，我们在一个小镇上休息，大家觉得今天的战斗实在不能令人满意，好象在红旗军向前丢了脸。有人提议摸黑杀回易家湾，抓几个红旗军来证明我们的厉害。同声附和，于是又上了卡车往易家湾方向去。
“我们到易家湾时天已很晚了，车停在镇边上，我们扯掉手臂上的袖章走进镇去找茶馆吃晚饭。这里已是湘江疯狗的地方。
“走进一家茶馆，我们看到几位穿着象转业军人的家伙，决定相机行事。坐定后，我们自称是湘江疯狗某支队的人，与他们聊起来。他们果然是红旗军。这些造反派居然没有怀疑我们身份，向我们吹起牛来，说他们今天打中了坦克，消灭了好多红色怒火和八一兵团的敌人!”
毛火兵讲到激动处，忘了我是个造反派的极端分子，各种骂造反派的话脱口而出。“湘江疯狗”是保守派对湘江风雷的鄙称，“造饭派”是他们骂造反派的话。这是我俩在一起以来，对造反派的敌意第一次让我感到不舒服，这提醒我，我们之间有一条政治鸿沟。他大概也注意到我脸色的变化，开始把腔调变得中性些。“他们正吹得高兴，我们的头头用手势下了命令，这几个不知死活的造反派马上被解除了武装，捆了起来。我们后来又抓了几个湘江风雷的人，总共八个造反派被我们押回湘潭。
“不久长沙传来消息，长沙青年和青年近卫军的人在埋葬他们在战斗中死去的战友时，把抓起来的保守派活活垫了棺。我们听到这个消息时，悲愤得忍不住几乎喊：“以血还血，以牙还牙!”
一九六七年八月八日，这八个被抓的造反派在埋葬死去的几个保守派时成了祭坟的牺牲品。毛火兵参加了死刑执行。那是枪决;枪声响过后,参加祭坟的人中有人抽泣，当然不是为刚死的造反派，而是为了被垫棺的那几位保守派。毛火兵接着执行命令去检查尸体，对没有死的人补火。他发现有两个被枪击的人还没有死，枪伤处在不时涌出鲜血，但头还在摆动。
“那两个家伙还不想死，直动弹，我一人给他们两枪，直到他们最后去了西天。”毛火兵的口气是如此自信，好象他是在做一件非常正当的事，他不能感觉我心中的不安和愤怒。“八八坟祭”是毛火兵“杀人犯”罪名的主要根据。
造反派完全控制了湖南省以后，红色怒火的人逃出湖南，在江西及其他邻省躲藏了一些时候，终于被抓回了长沙。那时新的当局主持的“正统造反派”--工联，在中共中央支持下，成立了“治安指挥部”，与军队一起负责地方的治安。治安指挥部由工人控制,他们随意抓人、打人、审讯,比公检法更糟糕。两派的极端分子，象红色怒火的人和我们省无联的头头，都被他们当成政敌抓去进行迫害。那时也没有了任何法律观念。毛火兵比我不走运，他在进左家塘之前，在治安指挥部关了很多天，经常被吊起来拷打。大多数时间都是脚镣手铐。他的手上还有手铐嵌进肉里留下的永不消失的伤痕，身上也是遍体伤痕。直到他被转到左家塘看守所后，他才逃脱了这种拷打。“一进左家塘看守所”，他心有余悸地说。“我才深深松口气。公检法是我们一派的，他们会尽量保护我们的。”毛火兵明白秩序迟早会报复，这个天下还是共产党的天下，他们这些忠于共产党的保守派最后总会被保护，至少是被原谅。
所以毛火兵相当安心左家塘的生活，虽然他在扒手和其他反革命和刑事犯中保持着不安全感和对他们的敌意。他在左家塘的日子里，最能令他高兴的大概是十三号的高建军。
十三号是左家塘唯一的女犯号子，关着暗娼，政治极端份子，与奸夫一起杀死亲夫的女人，“台湾特务”，和贪污犯。毫无疑问，十三号的人犯是其它号子里的人们最关心的。不少左家塘的“客”有他公开的或秘密的十三号的心上人。每次十三号的人出去提讯，所有窗上都会有很多目光送出迎进。
三个妇女引起男人们的特别注意。一个是黄杏英，她是我在长沙一中的同学。像我一样，她是因为省无联问题坐牢的，她的政治观点太异端，超过了当局能容忍的限度。第二位是个长沙黑社会中有名的妓女，叫刘曼曼。她是那种南方少有的丰满的性感女人，皮肤白嫩。扒手们最爱谈论她，似乎对她熟悉得不得了。有个造反派的泥工告诉我，他曾经在长沙火车站等处花很多时间找妓女，那时的价格是五块人民币一夜。他自称与刘曼曼睡过觉，为了证明他了解刘曼曼，他告诉我们，刘曼曼虽然跟无数人睡过觉，但她心里有个真正的爱人，她甚至听从那心上人的命令，用她的身体去还过他的债。罗钢为了证明自己了解刘曼曼，一口咬定她在治安指挥部时用她的身体买通看守，得过一些特别的待遇。
第三位明星就是毛火兵最喜爱的高建军。她是长沙二十四中的高中学生，父母是军队干部。她是那种典型的北方女孩，高高的个子，圆圆的脸，非常可爱(那时左家塘的男人眼里女性大概都很可爱)。高建军也是红色怒火的成员，也是杀人犯的罪名。高建军与毛火兵一块在八八祭坟时对受害者补过火。在一次战斗中，高建军与另一个女孩子曾用机枪掩护长沙高司的人从二十四中撤退。“别以为她是那种娇弱的女子，”毛火兵一脸为高建军骄傲的样子，“她在战斗中比男子汉还要凶”。她曾经和毛火兵一块儿在湘潭大桥上处死一个造反派。他俩把这个造反派捆住，装在麻袋里，从大桥上扔下去，把他活活淹死了。那个倒楣的家伙死在这么个漂亮女孩子手里，做了鬼大概也不会安心的。
我猜想，高建军一定象毛火兵一样，认为杀死这些造无产阶级专政反的家伙是保卫红色江山的神圣事业。他们看了太多的这类将迫害和杀害政敌描写成神圣的阶级斗争的电影。她头脑里一定是塞满了革命回忆录和电影中神话共产党对“阶级敌人”迫害的故事。我小时候也看过不少这类宣传，要不是文革中我父母和我自己被当局打成反革命加以迫害，我很可能会变成高建军那样的人。
我也可以看出毛火兵坐了这么久牢后，已经没有以前那样天真和狂热，他有时也会显出对变幻无常的政治的困惑。毕竟，他们这些为保卫红色江山不惜牺牲的人今天是坐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牢里，现实的政治比他头脑里黑白分明的图像实在复杂得多。
高建军和毛火兵比所有造反派中杀了人的人都幸运得多，他们一直没被判刑。正如毛火兵所料，随着秩序的恢复，他们的处境越来越好。我离开左家塘前夕，在二十三号等待去劳改农场时，他们所有红色怒火的人都被转到一个条件好得多的地方去了。
我和毛火兵的友谊也许比私人交情更多一点。我们对文化革命都有幻灭感，他誓死保卫红色江山，却坐了红色江山的牢，他们保守派的理想主义无疑早已破灭;而这场曾经是人民的“盛大节日”的革命造反从来没有给人带来任何好东西，我的激进的理想主义也早就幻灭。这大概是我们的友谊的真正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