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2月11日举行的诺曼底四方明斯克峰会持续了近17个小时，与其说带来了和平的橄榄枝，不如说创造了新的脆弱性和不确定性。
第一次世界大战肇始的一个世纪后，以乌克兰危机为中心的欧亚大陆地缘政治经济形势的复杂变化再一次具备了全局性影响，不仅将主要大国卷入了一场似乎比冷战还要更冷的“寒战”(Colder War)，而且也可能成为国际权力转移以及国际和地区秩序重塑的历史转折点。这场危机就是一个“黑天鹅事件”，来得如此突然，转换节奏如此迅速，连锁负面反应如此强大，走向如此扑朔迷离，以至于整个国际社会只能观察和捕捉危机的影子而难以对其后续演化进行准确的预测。
西方对俄制裁的盘算及其限度
西方的“巧制裁”与“经济新冷战”
乌克兰危机的发展进程伴随着西方对俄罗斯层层加码的制裁。西方显然是想用一种巧妙的不过度刺激俄的方式向俄表达无法接受其处置乌克兰危机方式的强烈信号，试图通过有意识的外部行为破坏俄罗斯经济循环的正常逻辑和交互链条，指望俄民众在感知到制裁的负面影响后向普京当局施加压力，从而迫使普京当局修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固有立场。
应该说，西方的制裁统一战线确实给俄罗斯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其资源依赖型经济结构在特殊的政商关系框架下，因缺乏足够的危机应对能力和手段而导致脆弱性被不断释放。国际能源供需结构的长期变化、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发展下行、强势美元的重新登场共同造就了一个整体上对俄而言极为不利的外部发展环境，而俄国内现代化的迫切需求和普京当局对民众的福利承诺也变成了巨大的负资产和包袱。在此背景下，俄罗斯的经济困难将不会是暂时性现象。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可能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在新年过后再度加大了对俄的惩戒动作，经济制裁的声调越拉越高。穆迪、惠誉和标准普尔相继调低俄罗斯的主权信用评级即是这场“经济新冷战”的一部分。俄罗斯官方对西方评级机构的做法予以了猛烈的抨击，认为这是一种有目的、有预谋的政治化的操作，试图通过人为降低俄罗斯国家和公司评级的方式损害俄罗斯的经济利益。
俄军总参谋长瓦列里•格拉西莫夫此前曾断言，在这场21世纪的混合式冲突中，过往的诸如金融制裁、扶持反对派和加大宣传都从外交手段演变成了军事斗争的工具。而俄外长拉夫罗夫也不止一次地指责西方的主要目的之一不仅在于将乌克兰剥离出俄罗斯的影响，更在于推翻普京政权，莫斯科不打算“祈求”西方国家取消此前对俄实行的制裁。在这样的背景下，俄罗斯的主权信用评级被调低也就成了整个阴谋论的一部分，普京当局更加担心任何向西方的让步都会导致对方提出更高的让俄难以承受的要价。
“三期”叠加放大了俄罗斯经济弊端
应该说，穆迪等三大评级机构的做法确实有落井下石的意思，至少将俄罗斯与其他同样被评级的国家对比起来看，人为操作的痕迹确实不能排除。在莫斯科的视野中，俄罗斯目前的主权债务只占到GDP的13%～14%，黄金外汇储备近4000亿美元，而欧洲有的国家主权债务占比超过100%，外汇储备也寥寥无几，但评级却远高于俄罗斯，这背后没有猫腻才怪。
问题在于，这次评级下调其实更多是一场阳谋而远甚于阴谋。它反映了外国投资者整体上对俄罗斯经济暗淡前景的判断和严峻宏观经济形势的看衰。西方制裁启动力度进一步加大期、国际油价进入相对稳定的低价波动期和俄罗斯经济自2012年以来渐次进入中长期低速增长期的“三期”叠加，在乌克兰危机背景下进一步放大了俄罗斯经济的弊端，也让普京政权迎来了十余年来最大的挑战。卢布汇率从曾经的自由落体式贬值到现在的常态波动就是集中表现。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也在2015年1月下调了俄经济增长预期。因此，三大机构的评级基本如实地反映了俄罗斯的宏观经济状况。
借用现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开山鼻祖之一苏珊•斯特兰奇有关结构性权力的分析框架看，俄罗斯与美国为首的西方除了在安全层面上尚有非对称的相互制约手段外，在金融、生产和知识三个领域则全面处于下风：金融结构上，俄罗斯经济赖以成长的石油等大宗商品的定价权掌握在西方手中，国家和企业债务的叠加使俄在西方金融霸权面前无比脆弱，以至于卢布危机的阴影至今仍未终结，而在国际油价保持在每桶60美元～70美元的情况下，2015年俄罗斯的实际GDP可能会下降3%～5%，整体经济的恢复性增长可能要到2017年才会出现；生产结构上，俄罗斯的制造业一直面临“再现代化”、“再工业化”的迫切需求，并不拥有可与西方抗衡的决定创造繁荣的生产活动的地点、手段和内容的全面能力，冷战时期盟国体系的瓦解也使得平行市场无法建立；在知识结构上，俄罗斯的创新体系及其他软实力指标难以和西方相提并论，乌克兰的疏俄亲西选择也是这一向度的折射。
“吃更少的食物，用更少的电”
但客观讲，制裁迄今只是给普京政权造成了麻烦，还远不能达成西方所期待的战略目标。西方从一开始就严重受制于制裁的有限议程设置：不能制裁俄罗斯的天然气出口，否则整个欧洲都会饥寒交迫；不能制裁俄罗斯的石油出口，这在技术上不可能实现而且有可能便宜了一些“旁观者”；不能禁止俄罗斯参与先进制造业的供应链，因为俄本身在国际市场的高科技、高附加值领域几乎没有立足之地。国际著名俄罗斯问题专家、瑞典乌普萨拉大学教授赫•兰认为，西方真正可以制裁俄的目标较为有限，包括俄罗斯银行在西方金融市场上的融资，以及俄能源企业从西方服务商获得咨询服务和高新技术的途径。但过往的国际制裁史告诉我们，对待俄罗斯这样的资源丰富、产业门类齐全的国家，最严厉的制裁也不足以在短期内产生使局势发生根本变化的影响。而这与迅速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即时目标构成了严重冲突。大批志愿者、退伍军人加入乌克兰东部民兵武装使得这场“代理人”冲突至少在军事层面上越来越朝着有利于俄的方向发展。
与此同时，西方的递进式制裁也给了普京当局转移国内矛盾的最好措辞。本来即使不存在制裁，俄罗斯经济也已经出现了发展趋于停滞的大问题，普京的支持率也在下降。西方制裁最终给了普京及其侧近人士一个将经济状况变坏的罪责转嫁给西方的绝佳机会。无论是普京本人在去年底所做的《国情咨文》，还是拉夫罗夫外长的多次访谈，都离不开一个核心命题：即对西方旨在实现俄罗斯政权更迭和搞垮俄经济的真实意图的尖锐批评。西方曾对寡头财阀远离普京寄予厚望，至少在乌克兰前总统亚努科维奇就遭到了原属于自己阵营的部分寡头的抛弃。但这一场景至少现在还没有出现，俄罗斯最富有的21人迄今已损失610亿美元，约占其总财富的25%，但俄罗斯特殊的政商结构使得这些商业精英不是疏远而是形成了与普京当局更为紧密的合作关系，因为其财富的获得和累积与之难以切割。
最新的民意调查也显示，过半数的俄罗斯人认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是在压制俄罗斯、拓展在乌克兰的影响、煽动“颜色革命”，且制裁目标直接针对普通民众，而非西方所描绘的特定精英。在俄罗斯民众的心理地图中，本国外交的长期优先方向序列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当前，47%的受访者支持与中国开展合作，而一年前这一数据为21%，独联体国家从28%跌落至12%，西欧从20%骤降至8%，美国从9%降低至4%，伊斯兰世界从3%回落到1%。与此同时，俄罗斯的孤立情绪似乎也在日益增加，57%的受访者认为对西方的批评和指责无须在意，西方将俄视为竞争对手并竭力削弱俄的想法已成主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舒瓦洛夫在今年的达沃斯论坛上警告西方颠覆普京政权的企图是徒劳的，俄罗斯人民为了国家甘愿受苦，“吃更少的食物，用更少的电”。可以说，西方的制裁不是削弱而是大大加强了普京政权的执政根基，普京在此意义上获得了巨大成功，个人支持率也始终居高不下。
以战争求和平，以斗争求合作
乌克兰东部局势：俄反击西方的主战场
乌克兰东部南部的战况是俄罗斯反击西方的主战场。这也是俄罗斯发挥比较优势的唯一可能的着力所在。直白地讲，俄是吃准了西方不敢直接与其在乌克兰开展一场正面相撞的局部战争。2014年底以来，本来乌克兰危机局势一度出现缓和迹象。12月6日，法国总统奥朗德与普京的短暂会面，至少改变了G20布里斯班峰会上外交羞辱普京后的对话氛围。普京明确向法方表示不准备“吞并”乌克兰东部地区，但同时坚决反对乌克兰加入北约。12月22日，诺曼底四方——俄罗斯、乌克兰、法国和德国领导人举行电话会议再次商讨外交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可能性。随后，四国外长商定2015年将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会晤。普京曾一度向乌克兰冲突双方提议，重新以2014年9月签署的《明斯克协议》为基础实现停火和恢复和谈。在此背景下，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两地民间武装与乌克兰政府军在明斯克举行会晤，达成了双方交换战俘的共识。
与此同时，普京当局仍然秉持着传统的思维模式，即俄罗斯唯一可靠的战略支柱是其强大的武装力量。2014年12月26日，俄通过的新版《国家军事学说》集中反映了普京政权对于安全威胁的最新认知和应对手段。这次修订中，在俄周边邻国煽动政权更迭、进行颠覆活动、波及俄罗斯核心利益等被首次纳入外部主要安全威胁的范畴；发展高精度常规武器被首次作为“战略威慑”手段；北约持续向俄罗斯边界扩张仍被视为万恶之源。莫斯科甚至降低了使用战术核武器的门槛，以应对事关俄存续的“重大威胁”。2014年最后的日子里，在锲入欧洲腹地的俄飞地加里宁格勒举行了大型军演，可携核弹头的“伊斯坎德尔M”导弹再次高调亮相。在经济形势日益窘迫的情况下，俄2015财政年度的预算支出削减了10%，但军费开支却上涨33%，共计3.3万亿卢布，约合500亿美元。种种迹象显示，乌克兰危机相关当事方不约而同地采取了软硬兼施的办法，一手握橄榄枝，一手持枪炮，谈判场上没能实现的目标争取在战场上得到。以斗争求合作、以战争求和平是其精髓所在。
事实证明，普京的两手都要硬的应对方略是合理的。1月6日诺曼底四方会谈拟定的将于近期举行的“诺曼底形式”阿斯塔纳峰会本已看上去板上钉钉，但很快这些缓和迹象就因更尖锐的相互指责而消弭一空。1月13日满载平民的公共汽车在乌克兰东部的沃尔纳瓦哈被击毁，交战双方都将破坏停战的责任归咎于另一方。1月21日，诺曼底四方在柏林紧急召开外长会议，乌方“在口头上”同意俄罗斯有关交战双方撤出重型武器的提议。但短短48小时后和平的曙光再次被血腥的相互报复和残酷的激烈厮杀吞没，顿巴斯地区的战事进一步升级。22日顿涅茨克城市公交车站遭袭和24日马里乌波尔地区的炮击平民事件让紧张局势达到沸点。
新的“黑天鹅效应”与新的和平文本
战争与和平的交替反复背后有一个关键因素往往为人所忽视，即乌东部战事与当前乌国内错综复杂的权力结构有很大关系。构成国民近卫军主干力量的“右区”、自由党和爱国者党分子自恃在推翻亚努科维奇政权中的功劳，拒不接受基辅政权的改编，并且在东部自行其是。而政府军的多处失利给“右区”领导人亚罗什提供了新的壮大自身的契机，总计约16000人的武装志愿者被整合到他麾下，成立了他领导的参谋本部，要求基辅政权为其配备包括战机在内的重型装备。同样，顿巴斯地区的民兵武装在获得外部援助后也变得更为不可控。
事情的发展似乎越来越不可控，新的“黑天鹅效应”似乎随时可能发生。美国的政策倾向已经超越了经济制裁的范畴，开始露出了本来面貌，日益倾向于与俄罗斯开展正面对抗。不久前，美国国会已经通过了援助乌克兰法案。数位美国前高官和顶级智库的智囊们联合发出了直接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首先是武器装备的建议。奥巴马政府对此似乎准备全盘接受，将其作为威慑俄转变立场的新工具。实际上，这套做法与层层加码制裁俄罗斯的逻辑是一样的。华盛顿的意图是加强基辅政权的军事实力，让更多的乌克兰东部南部“叛军”和俄罗斯军人牺牲，从而迫使普京走向谈判桌。
当初美国倡议结成统一战线制裁俄罗斯时，欧盟内部虽有分歧但仍达成了共识。因螺旋式上升的制裁与反制裁之争，欧盟也遭遇了重大损失。但当看到局势有可能演变为正面对抗之际，德国、法国等“老欧洲”国家再也坐不住了。即便是在布里斯班四小时会谈后认为此后与俄对话的空间几乎减少到零的默克尔，也改变了姿态。1月26日，普京和默克尔举行了电话会谈，31日又同法国总统奥朗德就乌克兰问题通话。2月6日，德法领导人联袂对基辅和莫斯科进行穿梭访问，继续致力于和平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尝试。在2月7日举行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默克尔和美国副总统拜登及部分欧洲政客的反俄立场构成了鲜明对比，转而强调“欧洲陷入分裂有损所有人利益，德国愿与俄罗斯共同构建欧洲安全，而不是同俄罗斯对立”，并明确反对西方向乌提供致命性武器。
新的和平曙光在2月11日终于初露端倪，诺曼底四方明斯克峰会在一场持续16个小时的悠长谈判后最终形成了最低限度的共识：2月15日起停火、撤出全部重型武器、建立有效的安全区、对顿巴斯地区的武装分子进行大赦、举行地方选举、通过新的立法赋予乌克兰东部地区高度自治权。新协议得以达成首先在于俄美欧三方都有需求：俄希望证明自己不是麻烦的制造者，而是和平的天使队，力图让西方在后续对俄制裁失去口实，让国内民众更为支持当局，让周边邻国对俄安心；欧洲希望证明要基于理解而非一味压制俄的立场制定乌克兰危机的解决方案更为合理，向乌提供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实无必要，也减轻因自身内部事务无暇在乌克兰问题上更多有所作为的战略负担；美国出于对欧亚地缘政治规律和俄罗斯战略文化的熟稔，希望协议限制俄在顿巴斯地区“无节制”的活动，并为形势一旦再度动荡后对俄更强硬政策预作铺垫。某种意义上，这一来之不易的《明斯克协议》既给脆弱和平带来契机，也给新的强硬互动提供了可能。这也是默克尔、奥朗德和美国国务卿克里都强调协议得不到执行将继续制裁的原因所在。俄罗斯得到了暂时的停火，表面上看是最大赢家，但实际上可能被戴上新的枷锁。莫斯科其实很清楚，指望通过此次峰会解决乌克兰危机的所有问题只能是一种美好的幻想：没有欧安组织或其他国际组织派出维和部队监督，安全区在多大程度上不会重新沦为战场未可而知；作为乌克兰危机背后最重要的那双“看不见的手”，未参与明斯克四方会谈的美国是否会终止向基辅方面提供杀伤性武器也有变数；波罗申科总统能否在协议规定的生死时速区间和乌克兰内部复杂的权力结构框架内说服政府、议会以及以“右区”民族主义狂热分子为主体的亚速营代表的拥战派同样有不小的不确定性。
诺曼底四方峰会在内外诸多因素的制约下达成了未超出外界期许的底线协议，一旦日后的实施出现挫折，俄罗斯和西方将很难避免更直接的介入，正面相撞的可能性反而大大增加。
乌克兰：分离、分权还是内战
乌东部局势在新的形势下至少有以下几种发展的可能性：
情境一：统一国家框架内的重新分权。乌克兰内政的一大鲜明特征即东部和西部的二元化，从产业分布到身份认同，从宗教信仰到语言文化都呈现出一定的碎片化表象。英国肯特大学著名俄罗斯问题专家萨克瓦教授指出，乌克兰危机的内因在于截然不同的国家性的相互博弈：一种是基于一元论逻辑的“乌克兰化”，即强调乌克兰族的独特性将自身与俄罗斯、白俄罗斯等斯拉夫民族和国家严格区分的传统思维；另一种是奉行多元论的“小俄罗斯主义”，主张乌克兰作为一个不同民族构成的多元文明共同体，域内各民族承认同处于一个主权国家。这一糅杂了国内和国际因素、作为认同的精神因素和作为利益的物质因素在内的结构性矛盾体，在乌克兰少数精英忙于操纵民意争权夺利的过程中，急剧释放破坏效应且无法消弭横亘于东西部之间的心理鸿沟后，包括俄罗斯和西方在内的国际社会亟须提出一个建设性的、超越赢者通吃模式的方案。
为此，有两种可能的方案值得探讨。一是改单一制为联邦制，但这本身需要复杂的制度安排。联邦化方案一直遭到基辅政权的强烈反对，乌当局非常担忧乌克兰在中长期前景内因此完全分裂为两部分，而顿巴斯地区最终会并入俄罗斯。另一种方式则是对乌克兰做“波黑化”的处置。1995年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在国际社会干预下签署了《代顿协议》，最终避免了更大的暴力纷争。俄罗斯更倾向于效仿“代顿模式”给予乌克兰东部地区高度自治的特殊权力，在联邦制的框架下确保东部地区俄罗斯族的合法权益。一旦央地关系结构获得新的配置，对外政策实现在俄西方间秉持中立、更接近于“芬兰化”的平衡外交，才有可能为乌克兰带来持久和平。
情境二：从现在相对可控的军事对抗陷入局部乃至全面内战。俄罗斯在“拿下”克里米亚后一度积极推动乌克兰的中立，以避免与西方关系陷入恶性循环。问题在于克里米亚归属问题横亘于各方之间难以绕开，而俄无论是从国内政治还是对外事务的需求都不可能将“回归历史祖国”的荣耀之地拱手相让。西方国家正是基于这一点形成了全面制裁俄的共识。更关键的是，一种新的不确定性已经出现。在欧美俄乌四方都无法化解彼此矛盾的情况下，乌克兰东部部分精英成为乱局的最大推动者。大国也好，基辅也好，都只掌握了局部的主动权而无法控制整个局势的走向，因而只能采用顺水推舟的战略。美国曾讨论加大对基辅政权的军事支持，如果新的《明斯克协议》执行不力，烈度更高的战争爆发的几率将大幅增加。
情境三：以分离为手段的乌克兰解体。乌克兰的解体将可能以四种方式呈现：一是东部各州从乌克兰一一分离并各自为政，即出现多个类似顿涅茨克共和国的政治实体；二是独立各州重组为类似历史上被称为“小俄罗斯”的统一国家实体；三是各州依次独立并集体加入俄罗斯；四是部分州独立自成一体，部分加入俄罗斯。解体之后，乌克兰的西部地区将彻底甩掉与俄罗斯的共同历史而谋求回归欧洲，东部地区则重新建立起与俄罗斯的紧密联系并最终可能重返“历史祖国”。
诺曼底四方峰会刚刚结束，危机的后续发展到底会按照哪种基本情境演化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波黑化”的乌克兰或许会成为有关各方最终不得不靠近的一个选择。
其他“黑天鹅事件”的可能性及俄罗斯的未来
整个俄罗斯似乎带着一种悲观情绪走进了2015年：深度卷入乌克兰危机的负面后果正在陆续发酵，自2012年以来即开始走下坡路的俄罗斯经济在外部经济制裁和国际油价走低的背景下日益窘迫。关键在于，这种大势似乎短期内很难逆转，也必然对俄罗斯的国力倍增计划及民众的日常生活产生负面影响。
俄罗斯新媒体《每日杂志》对2014年的总结和对2015年的展望更是充分见证了俄罗斯的集体焦虑，它连续提出了几个带有“历史循环”悲观倾向的重大问题：谁能说2014年对俄罗斯而言不是一个类似于1914年的历史转折点？谁敢说100年之后不会重复出现一个“十月十七”？谁会说当下的困境不是上世纪80年代的又一次重复？难道当时不是同样举行了奥运会、同样卷入了军事冲突、同样面临着整个外部世界的非难吗？如果再往前推，在勃列日涅夫表面繁荣的“停滞”时期，谁能想象五年之后一切都天翻地覆、十年之后强大的苏联不复存在？
无独有偶，西方对于乌克兰危机背景下的俄西方关系走向同样并不看好。欧盟外长特别会议在1月底同意延长对俄制裁并考虑进一步扩大的可能性。2月11召开的诺曼底四方峰会在内外诸多因素的制约下达成了未超出外界期许的底线协议，在某种程度上已经用尽了各方的政治信任和战略耐心，一旦日后的实施出现挫折，俄罗斯和西方将很难避免更直接的介入，正面相撞的可能性反而大大增加。
乌克兰危机的复杂性就表现在其复合型的矛盾结构上，而其中大国在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较量并涉及特定国家的政权安全不容忽视。冷战以一种非对称的方式终结，并且未能以国际条约的签署予以确认，从而导致欧洲安全架构仍表现为俄西方平行推行相互制衡的国际机制。戈尔巴乔夫设想的欧洲共同家园、叶利钦倡议的俄美共治的合作型新两极世界、普京孜孜以求的俄欧统一空间都沦为一纸空文。超级大国间的全面对抗没有被全方位合作取代，以零和博弈、大国均势以及势力范围为基本特征的旧地缘政治没有被强调相互依赖、协作共管的新地缘经济代替，阵营政治、集团政治没有被共同体政治嬗递，分裂的世界没有被全球化的、无界线的世界所替代。在此意义上，欧洲冷战终结的物质过程以柏林墙的倒塌作为起点但却因北约的存续而迄今未能全部完成，而作为一个心理过程则是从未停止过，其鲜明的表现就是冷战思维的活跃依旧。西方公共话语中承认“冷战无输家”，但在内心层面上始终自视为“胜利者”，而将俄看作“失败者”。
一种被萨克瓦教授界定的“新大西洋主义”获得了持续的发展，即北约和欧盟借助双东扩而在事实上变得更为一体化，使得俄传统的势力范围不断被挤压，由此俄的挫败感和耻辱感日积月累。当乌克兰危机爆发之际，这一负面情绪上升到历史最高点。莫斯科显然认为自己无路可退，别无选择。因此，乌克兰危机中俄罗斯的行为彰显的是俄罗斯式的底线思维，即俄有足够实力应付任何外部力量在欧亚地区对其利益的强烈挑战，但俄本身不是麻烦制造者而是负责任力量。如果西方尊重俄利益，则可推动局势缓和；如继续对俄逼压，俄会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好在似乎更多的“黑天鹅事件”正在或将会出现并至少会影响到美欧之间的团结，从而使得俄罗斯营造更为有利外部环境的努力不至于白费。渐次逼近的欧元危机、亲俄极左希腊新政府的诞生、沙特老国王的辞世及“伊斯兰国”活跃背景下的中东动荡都已经冲击了欧洲原本的对俄制裁立场。分析人士指出，新的“黑天鹅事件”仍有可能多次出现，包括未来可能发生的乌克兰因巨额债务而导致国家破产、俄因应外部压力而推动欧亚经济联盟扩员至土耳其、印度、伊朗甚至埃及，金砖国家今年夏季乌法峰会将在俄罗斯主导下通过新的去西方化的国际议程以及俄罗斯继“重返亚洲”后再开展“非洲再平衡”的战略，等等，一旦上述出人意料的猜想化为现实，乌克兰危机的国际背景和各相关方的决策过程都将更为复杂，反倒有可能给俄松绑。
我们希望，此次诺曼底四方会谈所达成的协议不会重复历史套路，而真正让和平来得更快更持久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