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中国现代作家都面对与中国革命的关系问题，他们都曾试图参与到中国革命的复杂建构中去，但又都无例外地被中国革命的政治所建构。因为他们不同的文化类型，他们与革命也形成了不同的关系形式。本文在此基础上论述了老舍参与革命建构的独特形式和基本的主体原因，以及他因此而被革命政治所建构而显示的独特之处。从这一视角观照思考，会使老舍文学的历史价值及其对于今天的文化与文学建设的意义更加凸显。
20世纪是中国历史的“大时代”。革命是中国20世纪最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和复杂性的实践，是中国人生活的根本时代环境。以人的生活状态与生命价值为关注对象的文学和它的创作主体，既是时代的产物，也是它的有机构成。“跨越东西方文化的百年老舍”与同样跨越东西方文化的一百多年的中国革命，是我们认识20世纪的中国与世界、认识20世纪的中国文学、认识我们生活的时代与我们时代的文学所须面对的重大客体世界。回首百年，“老舍与中国革命”只是我们面对对象世界时不得不去掘开的历史沉积的一个层面。但就是在这个层面上，老舍和中国革命仍然如同两个大小不同的球体，既相互映现着彼此斑驳的身姿而又程度不同地属于那另一个存在者。老舍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既是一种老舍现象，又具有普遍意义。
一
中国现代作家投身革命的里程，在动态的演变中满含着情绪的激越和酸楚。他们呼唤革命、参与革命、试图建构革命，也被革命的逻辑所建构，形成中国现代作家与中国革命的复杂关系。
老舍的时代是中国必须革命的时代，外部的压力和自身的发展决定了中国别无选择。但如何革命，前景又如何，决不是老舍这样的作家所了然的。他甚至没有形成鲁迅的启蒙与立人的成熟主张，反对群体对个体的压迫，而是长时间保持着让穷人翻身过幸福生活的朴素执着的追求。从1840年开始，中国已日益不能按照自己已有的方式生活。以新中国的建立为界，以前的一百五十多年是充满艰难与曲折的革命时期，之后的五十多年是充满艰难和曲折的新制度、新国家的建设时期。革命是一种特殊的建设，建设也包含着革命。在这一漫长的时期中，人们不得不去面对逐渐生疏、难以把握的生活的磨难和动荡时代的生命蹉跎。在不断“睁眼看世界”时，革命成为重振和再造中国不可回避的选择。但中国革命的形式却经历了一百余年的纷争。如果继续向上追溯，“基本上中国近几百年来是以‘变’：变革、变动、革命作为基本价值的”(注：余英时《知识分子立场：激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第9页，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近代以来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许多都曾一度是革命的先锋，而进行中的革命也一直试图将知识分子纳入到革命的行程和需要之中。这既形成革命与知识分子的共谋，也因革命呈阶段性的急剧变化而形成知识分子与革命的冲突。在这一意义上，中国现代作家与中国革命的关系也正是革命所达到的深度与广度的一种体现。
社会政治革命是中国革命的核心，但为实现这一目标却须人的普遍觉醒和最广大人群的参与。人、文化、社会等等是中国革命的多重命题，其中还内涵着复杂的民族与种族意义，使中国革命与人的关系提升到了空前的广度与深度。这一革命不断从世界范围获得思想智慧的资源，也须不断从民族智慧中获得支持，适应性的转化是革命面对的最迫切和复杂的问题。随着革命的发展，知识分子与革命的适应关系日益成为重大的现实问题，文学与革命也日益成为二元的。知识分子从来就不是一个清晰的概念。但从早期儒者“士志于道”、“君子不器”、“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弘毅”精神和担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使命的责任意识，到晚期儒者如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宏愿，士或者知识分子一直被定位在“道”的层面而居于社会良心和社会的指导者、批判者的位置，离社会的实际运作有较大的实践的与心理的距离。现代知识分子的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亦是如此。自由是思想的品性，也是知识分子的品性。知识分子的这种特性、知识分子所创作的文学，因此也正如鲁迅所说，“文艺和政治时时在冲突之中；文艺和革命原不是相反的，两者之间，倒有不安于现状的同一。惟政治是要维持现状，自然和不安于现状的文艺处在不同的方向”(注：鲁迅《文艺与政治的歧途》，《鲁迅全集》第7卷第11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现实的政治家对这种状况的解释也是毫不含糊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们总是经过种种方法，也经过文学艺术的方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宣传他们自己的主张，要求人们按照小资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75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革命家对革命的政治化理解与知识分子、作家对革命的较宽泛理解之间出现了话语屏障，这使知识分子和作家往往由革命的呼唤者、参加者、赞助者而不得已地演化为“革命的同路人”和革命要改造的对象。这不仅在旧中国如此、在革命后的新中国和海峡对岸如此，也是世界性的常规，波德来尔、叶赛宁以至罗曼罗兰甚至高尔基等等都只是显例。在知识分子所理解的变革、革命的意义上审视，可以说众多伟大的作家都处于他们所面对的政治革命的压抑和压制之中。
中国现代作家许多都是学者型的文化人。近代中国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阻断了读书人“学而优则仕”的进身之途后，近现代知识分子和作家已成为自由职业者，从政治体制中被剥离出来。中国现代作家的特殊性，还在于他们是一个成长于自己的历史中，又处于现代世界与中国政治与社会文化急剧而复杂变革当中的特殊群体，既具有与中外历史意识相牵系的现代理性精神，又具有与民族文化传统和现实处境不可分离的入世、救世热忱。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生存处境，使他们的精神世界与前代文人和同时代发达国家的作家相比显出特有的复杂，也成为他们创作的复杂性的基本构成。他们与革命的关系的复杂性即决定于此。对现代作家划分类型是困难的，但这种类型是存在的。从五四时代起，中国文学把关注的焦点集中于国民的精神。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两个作家群在批判现实和歌唱自由两个向度完成着彼此的互补。“‘五四’的作家自觉地寻求能够包容更多的社会学、伦理学、历史学、哲学，以至政治学内容的‘边缘’性质的文学形式”(注：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第2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集中火力反抗黑暗的现实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学潮流，也是辛亥—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共同的精神体现。国民革命的发动和新知识分子群的分化，在大革命之后出现了新的知识分子群体的快速重组和多个文学社团，也使一代知识分子和作家在党派阵营和文化类型上区分开来。在一个长时段中来看，无论这些作家倾向于哪个党派，他们与中国革命的关系都跟他们自身的文化类型紧密相关，而他们与自己向往的革命又都无例外地形成既共谋又冲突的关系。整体而言，政治型的作家——革命文学、左翼作家群体中的共产党人和作为他们直接对立面的国民党文人，基本将文学作为直接的社会政治斗争的一翼和号筒，在激变的革命时代自觉地将文学纳入政治轨道，并以凌厉的批判排击对方和文学自由的主张。他们比较熟悉“革命”的政治实践，也自觉地担负起以“革命”的政治目标整合文学创作的使命，是“革命”的政治实践中人。政治—文化型的作家——鲁迅、包括茅盾以至30年代以“京派”为中心的“自由主义”作家，虽站在并不全相同的党派立场上，但都在对于中国社会结构和意识结构及其现代变革的批判中，将文学作为新的文化建设、新的社会意识结构的有机构成。他们对革命的政治实践没有如某些专业革命者那样的理想主义的期待，与直接的革命政治也有一定距离。伦理—文化型的作家——老舍、包括曹禺、巴金、张爱玲等等，在人的解放与文化批判浪潮中反省、认识和呼唤着老中国儿女在新时代的精神蜕变，将他们的心理、道德、情感的变迁作为关注的焦点。他们的创作实际反映了革命的进程对中国人生活的深刻改变，但这一类作家又对现实的革命政治缺乏足够的了解和热情，有的甚至缺少文学群体意识，就文学创作方式而言是现代作家中连对文学的“自由主义”理念都缺乏热情的真正的“自由派”。这一派作家中除被革命文学史淡出的张爱玲外，被当作“民主主义作家”或“革命的同路人”是难免的。在革命而非仅仅是政治的框架中认识中国现代作家及其创作，人、文化、社会等等多重的革命命题，是在不同类型作家作品的历史集合中，反映了革命的现实及其成果的。这才应是中国革命和革命时代的文学之间的关系。
二
老舍是带着北京市民社会的血泪人生走进文学的。老舍文学对新文学的突出贡献，是成功表现了北京市民社会在近代以来沉沦蜕变中的生活与生命变迁。老舍也以对北京市民社会底层人生出奇的不公正的控诉、对市民社会灰色人生深入的文化批判而参与到文学与革命相纠结的行程中。新文化运动以凌厉的文化批判震动了中国社会，人和文化的革命，成为知识分子投身革命行列时的重要目标和个人自觉。老舍在经历了清末民初北京下层旗人社会的沉沦动荡之后，带着深沉的民族情感融入到新的国民精神再造和重建的行程中。这显示了老舍与中国革命特殊的认同方式。
老舍一生的创作，都在执着地探索着新的国民应具备的人格精神，关注着不合理的社会如何造就出不合格的国民这样一个问题。老舍跟其他现代作家一样不善于塑造和表现那时代的理想人物，他的理想人物也很少高大的英雄气质，但他在20、30、40年代一直持续地塑造着一个理想人物的形象谱系：马威、李子荣(《二马》)→李景纯(《赵子曰》)→王明远(《铁牛与病鸭》)→阚进→(《一筒炮台烟》)→尤大兴(《不成问题的问题》)。这些理想人物的共同特征就是拒绝中国礼俗文化人格的敷衍生命，他们都是“学真知识，用真本领”的“法理化的中国人”(注：吴小美、魏韶华《老舍的小说世界与东西方文化》，第34页，兰州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老舍说“看着外国国民如何对国家的事尽职责，也自然使自己想作个好国民，好像一个中国人能像英国人那样作国民便是最高的理想了。”(注：老舍《我怎样写<二马>》，《老舍文集》第15卷第17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以下版本同)。)老舍认为“作革命事业是由各方面作起。学银行的学好以后，能从经济方面改良社会；学商业的有了专门知识便能在商界运用革命的理想。同样，教书的，开工厂的，和作其他一切职业的，人人有充分的知识，破出死命干，然后才有真革命出现。”(注：老舍《二马》，《老舍文集》第1卷。)老舍的这些理想人物在现实中自然都失败了，正像血泪的生活将市民社会底层的那些苦人们推向生命的颠踬之中。老舍在持续地表现自己的人生理想时，更大的阴影一直是现实生活的不合理如何将人改造成了自己的异类，奴隶的生活如何造就了奴隶的道德。骆驼祥子这样一个具有骆驼一样坚韧的生命力的人力车夫，在生活的磨难和生命的摧残中丧失了一切好品行，最后沦落成为野兽群中的一员，成为社会黑暗的一部分。《月牙儿》、《我这一辈子》等作品中，那些曾经好强好体面的小人物最基本的做人愿望，也都被比他们强大得多的黑暗社会包括三翻四覆的“革命”毁灭了，他们也成为被黑暗吞没的对象。老舍在塑造这些形象、表现下层社会人物的生命里程时，一直执着地追寻着他们可怜人生中微末的理想光辉、尽可能获得做人的起码的权利和尊严的努力。正是在这样的表现和追寻中老舍写出的是一个人间地狱的景观，这些连卑微地做人都不可能的苦人们又怎么可能成为合格的国民呢?老舍是一个表现北京市民社会面很广的作家，国民教育即是其一。《老张的哲学》、《牛天赐传》、《赵子曰》以及多部作品中出现的新教育的混乱景象，都反映了与混乱的社会相一致的教育的混乱。从民国初年的学堂、市民社会家庭的日常传习，到新大学的“革命”教育，都做的是“出窝儿老”的奴才训练或无所不为的造反训练，都跟“学真知识，用真本领”的国民人格训育相差甚远。在这种决非无可争议之处的表现中，老舍所置重的仍然是新的国民人格必须以真的知识和本领垫底。他认为在新旧冲突的时代，光明决不是那些瞎混的人所能追求得到的。
国以民为本，国家的状况要由国民的状况决定，要由国民来改变。使国民成为人、能够健康生活、有人的尊严与现代国民应有的人格，担当起改造中国的责任，是老舍国民人格重建的重心，也是老舍与革命认同的重要方面。与不断表现他的理想人物和市民社会下层的苦人们跟生存环境苦苦周旋、奋斗、失败、沉沦的命运相一致，老舍也在不断地表现着市民社会的知识者在生活原则的新与旧之间坚韧的突围、挣扎、且战且走的命运。《离婚》中的老李、《四世同堂》中的祁瑞宣等都是市民社会知识分子中有真知识真本领、而且有思想、有国家观念、不甘于凡庸但又不能改变凡庸的环境、也很难逃出凡庸现实的人物。他们都厌恶市民气的凡庸低俗，在工作与生活等同于热闹与无聊的奔忙且敷衍的环境之中，保有一种高傲独立的知识者精神。但常常不是他们改造凡庸的生活，而是凡庸的生活改造了他们。这样，老舍就不只是从灰色的生活中去发现市民社会人生悲剧的根源，而是也从市民知识分子自身精神的灰色中去探寻悲剧的原因和实质。这种灰色不可能从内部打破，而必须整个从新作起，“打破地狱”。当祁瑞宣在不断搅动的内心风暴而非实际的反抗中挣扎时，真正“打破地狱”的却是来自地狱的邪恶力量——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占领，和亡城中人真正面对的亡国灭种的现实。在祁瑞宣生活的后半段，人、家、国的关系紧紧地缠绕为一体，救国才能保家，真正有国家观念、家庭责任的人才能担负救国的责任。整个市民社会都在变动，祁瑞宣自身也投身到整个民族抗战的洪流之中。经过抗战的洗礼，市民社会求生存的凡庸已显示出原来没有认识到的力量，它虽然以其封建性、宗法性、落后性和保守性融入黑暗的现实，却也以其求生存的坚韧而融入民族国家求生存的光明之中。这样，老舍在抗战时期不仅以祁瑞全(《四世同堂》)、孟良(《鼓书艺人》)等塑造得并不十分成功的形象直接表现了市民知识分子的投身革命，而且也以祁瑞宣包括早期的老李的挣扎和难以突围的生命体验，反映了要拯救中国就不得不革命的客观现实。我们有理由认定这是老舍对中国革命的认识中的闪光点。
以新国民的人格做事而建立一个新国家，是老舍改造社会的公式。其中隐含着老舍面对现代中国的现实时突出的国民—子民心态。它既显示了老舍与革命认同的独特性，也表明了老舍与革命认同的限度。写出生活的血与肉是现代文学大“家”共同追求的目标。在这个新与旧裂变的时代，国民与人子的冲突前所未有地突现出来。老舍是继巴金之后，这一观念冲突最突出的表现者。老舍的特点在于，与他的那些“吃的是糠，而道出来的是仁义”的人物一样，“对于一切负着责任：前五百年，后五百年全要管”(注：老舍《何容何许人也》，《老舍文集》第14卷。)。因为“新旧相通，才能产生新的而又是民族的东西”(注：老舍《可爱的成都》，《老舍文集》第14卷。)。因此对一切都以谨慎务实的态度来看待和取舍，将自己紧紧地与人情世态的酸甜苦辣联系在一起。“文化的深处时常并不是在典章制度之中，而在人们洒扫应对的日常起居之间”(注：费孝通《美国与美国人》，三联书店1985年版。)。正因为老舍真正深入到了苦难生活的底蕴，他也“不敢浪漫”。善恶对比是老舍创作基本的人物组合方式。旧式人物的好品性与他们保守的心态相辅相成，他们只有自己的生活而不知有国家，生命沉浮于生活的惯性之中，只求暂时做稳了顺民、奴隶，本能地抗拒着生活的变动。这些在痛苦的生活经验中获得的智慧有其天然合理性，但又是现代中国出于理性与民族图存的需要都急须改变的现状。凡庸的生活中的善与恶本是生活的常态，但在现代中国的民族危机中那种“善”已变得廉价，而恶必然会成为国家民族的祸患。老舍说“假若圣贤是道德修养的积聚；汉奸却恰恰的相反——是道德修养的削减”(注：老舍《四世同堂》，《老舍文集》第4卷。)。这是老舍衡量善与恶的基本尺度。在现代公民规范缺失的中国市民社会，传统道德尤其显示着重要的意义。这正是老舍创作中超历史主义价值尺度的道德主义价值尺度。老舍对五四争取自由解放的时代精神缺乏足够的理性与情感认同，从而对现代中国社会制度变革这一根本问题缺乏理解，对以暴力革命改变社会制度这一解决方式持谨慎的观望态度。这显然限制了他审视现代中国社会的思想高度，甚至对于新的革命伦理的理解还停留在市民意识的层面上。凡此，又局限了老舍在表现了中国不得不革命的现实的同时，却又停留在了社会文化批判的层面上。从长远来看，老舍对市民社会庸常人生的文化批判和社会历史批判所达到的深度与广度，都是中国革命的现实所铸造出的优秀成果，是中国革命于社会政治革命之外，在人的精神觉醒、文化批判和文化建设方面的重要收获。
三
在跨越新旧中国两个时期的文学生涯中，老舍由对革命持警惕态度、远离态度，到积极投身民族革命洪流、歌唱社会主义新生活，最后却“碰死在了所讴歌的理想上”(鲁迅语)。老舍的生命行程就包含着老舍与中国革命关系的解答式。
满民族出身是老舍这个作家长期远离革命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从戊戌到辛亥、“五四”的成长时期，他已在家庭生活的沉沦中饱尝了民族沉沦的酸楚。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沉沦，既是华夏历史上的一个噩梦，也是满民族历史上的一个噩梦。从辛亥革命到北洋军阀统治结束的这一时期，北京旗人社会的下层逐渐沉沦到市民社会的最底层，小商贩、洋车夫、巡警、佣工、艺人、妓女成为下层旗人主要的职业类型(注：关纪新《老舍评传》，重庆出版社1998年版。)。每一次社会的动荡都使他们成为承受灾难最重的人群。这个被革命的历史所淡化的事实却是老舍成长期最沉重的生命体验。老舍说“我很孤高，特别是在十七八岁的时候。”“自十七八岁到二十五岁，我是个悲观者。”(注：老舍《我的创作经验》，《老舍文集》第15卷。)老舍既以得自生命体验的“孤高”来抵挡生存境遇的刺激、戕害，也以“孤高”而形成对生存境遇的反省与认识。这就形成了他一生中都得去逼视“那么黑的一片”(注：老舍《小人物自述》，《老舍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以下版本同)。)，就是从《小人物自述》到《正红旗下》，从3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期先后25年的时段里，老舍在创作全里程中一直试图直接完整地表现，而又一直没有能够得到完整表现的题材。老舍是个“经过了生活的酸甜苦辣的，深通人情世故的人”(注：胡风《在文协第六届年会的时候祝老舍先生创作二十年》，《老舍和他的朋友们》，三联书店1991年版。)，在他的生命体验中“有许多人是神经过敏的，每每以过度的感情看事，而不肯容人”(注：老舍《谈幽默》，《老舍文集》第15卷。)。赵园以“梦与真”解释《微神》所表现的老舍初恋噩梦(注：赵园《老舍<微神>的梦与真》，《中华文学评论百年精华》，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从老舍表现其生命体验的角度来看，在表现革命方面有失误的备受争议的《猫城记》，也可以当作老舍以过去的噩梦来观照现实的一次并不成功而又意味深长的试验。老舍这个长于从市民社会下层人物的生命体验中反映现实和批判现实的作家，自己早期的生命体验一直是他把握表现对象的基础，这其中就包括他噩梦般的满民族沉沦的体验。
市民社会下层的穷苦生活体验和由此形成的对社会秩序的置重，也是老舍长期疏离革命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中国现代作家群中，像老舍这样出身于社会底层的作家是罕见的，而像老舍这样身受家境沦落和同一国度内民族地位沦落之苦的作家更是仅有的。“当初我干吗活着?怎样活着来的?”成为老舍的“天问”。他甚至能在一条“骨头全要支到皮外”癞狗身上“看见自己的影子”(注：老舍《小人物自述》，《老舍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以下版本同)。)，这种穷苦生活的体验与生活中丧失秩序的恐惧紧紧缠绕在一起。从八国联军进京、父亲战死、家中两次遭到洗劫、幼小的老舍也差点丧命(《正红旗下》)，到辫子兵兵变、民国改元(《小人物自述》)，每一次的变乱都使市民社会经历一次疯狂的洗劫和生活的沉沦。这种记忆，总使老舍偏向从“解放与自由的声浪中，在严重而混乱的场面中，找到了笑料，看出了缝子”(注：老舍《我怎样写<赵子曰>》，《老舍全集》第16卷。)，使老舍这个“做事人”对五四时代学生运动的第一印象仍然是“乱”——天台公寓中大学生的乱与混(《赵子曰》)、学生打老师(《大悲寺外》)；对于二三十年代国共两党的内战也统名之为闹“哄”(《猫城记》)，是“各祷神明屠手足，齐抛肝脑决雌雄”(注：老舍《赠友人》，《老舍旧体诗辑注》，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老舍的这种体验既是他接受一批英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影响的个性基础，也是他长期对革命保持距离的内在原因。如同狄更斯、康拉德、梅瑞狄斯、萨克雷、威尔斯等作家，“常常一方面是社会矛盾的伟大揭露者，另一方面，又是阶级调和的幼稚探索者”(注：宋永毅《老舍：纯民族传统作家——审美错觉》，《走向世界文学》，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老舍这个北京市民社会最伟大的表现者和最执着的批判者，对这一生活世界的深入体认和彼此的血脉相连，既成就了他，也局限了他。
老舍从来就不是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当然更不是一个只有“小市民见识”的“市民作家”。他是一个带着市民社会烙印的现代文化人、严格的现实主义作家、深沉博大的爱国主义者。当抗战的烽火燃起、民族面临毁灭的大灾难时，老舍毅然抛家舍子投身到民族战争的洪流之中。这是“勇于担当”的老舍一生中，继以文学创作融入目标广泛的中国革命进程以后，第二次巨大的人生转变。这一转变在方式上是决断的、义无返顾的。从此，老舍与革命政治的距离便大大缩小了。“抗战改变了一切”(注：老舍《我怎样写通俗文艺》，《老舍曲艺文选》第33页，中国曲艺出版社1982年版。)，他才真正接触了国共两党的政治人物，也真正卷入到了政治之中。但在很大程度上，他被卷入到政治之中倒是因为他反抗黑暗、热衷于抗战而又没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和政党色彩；因为他“非常欢喜交友，最能合群”，“包在谦和的言行里面的是舍己的胸怀”、“守正不移”(注：胡风《在文协第六届年会的时候祝老舍先生创作二十年》，《老舍和他的朋友们》，三联书店1991年版。)。这一转变，也是“寒苦出身”的老舍在新中国建国后毅然从美国回国的根本原因。老舍说他“自动地热爱这个新社会”，“我渴望把自己所领悟到的赶紧告诉别人，使别人也有所领悟，也热爱这个新社会”(注：老舍《生活，学习，工作》，《老舍全集》第14卷。)。这是老舍欣喜的心声，他此后的写作也一直起着这种引领以至示范的作用。这个反抗黑暗而长期寻找不到光明的作家，欣喜地发现他曾控诉的社会不公在新政权下得到了迅速的改变，“祥子”与“月牙儿”们有了新的生活出路；他曾寄希望于由古道热肠的侠客们去铲除的恶人，也被打倒了，一个一切都有秩序的生活建立起来了。总之，新政权以用“政治的力量把北京的五行八作都组织起来”的办法，解决了苦人们的生存与生活问题(注：老舍《老姐姐们》，《老舍全集》第14卷。)。《龙须沟》就是这种新旧两重天的直接反映。新旧对比，特别是对旧时代市民社会的成功表现使新主题得到了美好的阐释，这是新的时代给予老舍的新认识。全国各民族也以阶级平等的方式实现了民族平等。在这种心理支配下，他在思想改造过程中，不断对自己的早年创作无休止地反省和批评。跟所有以批判作为创作要素的作家一样，“文化批判者”的老舍在一段时期沉默了。但他的多才多艺和谦和舍己，使他成为建国后“写作最勤，产品最多，造诣最高的老作家之一”(注：周扬《怀念老舍同志》，“中国现代作家选集”《老舍》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在这十几年中，老舍当然有他艺术家的痛苦，他只是一个有自己独特创作个性的作家而远非政治家，他甚至不懂政治。他写作考虑的问题已经由自己能把握的“好不好”变成了很难、甚至不能把握的“对不对”(注：老舍《为人民写作最光荣》，《老舍全集》第14卷。)。他积极表态，“我要在毛主席的指示里，找到自己的新文艺生命”。“我得忘了我是有二十多年写作经验的作家，而须自居为小学生，从头学起”(注：老舍《毛主席给了我新的文艺生命》，《老舍全集》第14卷。)。老舍逐渐由新中国的歌唱者痛苦地演变，成了对他实际不甚懂的政治和各种现实政策的“应声”者、表态者；由与革命结缘，到与政治结缘、与政策结缘，这一系列的快速转变，使作为杰出作家生命的创作个性已日益难及了。只有在政治革命相对松驰的有限年月里，他才能获得主体自由的生命空间，才给当代和后世献出了像《茶馆》这样的撼世之作，形成了自己及当代文学创作奇突的高峰。太遗憾的是《正红旗下》未能完成的大惨痛，以及后来的“一切”就真的那样发生了。“老舍之死”或许是这个作家最后的自我确认?或许同时又是一直虔诚地追赶时代、追赶革命、多方主动拉近自己与革命的关系的“老舍们”终于得到的公众确认?!
四
“老舍之死”，联系着“老舍之魇”。作为一个沉重的人生句号，它是认识老舍的又一个起点，也是认识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视点。从这里我们也许能认识老舍之路的边界，并从中获得重要的启迪。
“历史时时在那儿牺牲人命，历史的新光明来自地狱”。“不必鼻一把泪一把的替他们伤心，用不着，也没用”(注：老舍《新韩穆烈德》，《老舍全集》第7卷。)。这是老舍的心声，面对历史的无情，老舍曾以他如此的冷静，如此的达观告诫过自己的主人公。综观老舍一生，如前所述，一系列噩梦般的体验曾紧紧地纠缠咬噬着他。一个是祥子、月牙儿们如何被不公平的世道驱赶到野兽之群成为非人；另一个是沉浮中的市民社会和它的知识分子以及整个中国，如何在艰难的蜕变中缓慢地建立起现代国民精神和国民人格；再一个是急剧变革中的社会动荡怎样使懦弱、蒙昧的国民变成疯狂、颟顸的自我毁灭者。对于这第三个噩梦，老舍解释说：“猫人的糟糕是无可否认的。我之揭露他们的坏处原是出于爱他们也是无可否认的。可惜我没给他们想出办法来……即使我给猫人出了最高明的主意，他们一定会把这个主意弄成个五光十色的大笑话；猫人的糊涂与聪明是相等的”(注：老舍《我怎样写<猫城记>》，《老舍全集》第16卷。)。“孤高”的老舍，在这样的社会中，作为体验者、表现者、批判者和时代社会全部重压的承担者，都曾试图寻找到解决矛盾之道。老舍在他自己各种样式的作品中，着力思考和表现的，正是与这些噩梦相牵系的我们民族在现代走向中新的主体建构问题。成为人、成为现代人、成为现代国民，这就是老舍思考的原点与归宿。作为现代文化人，他一方面深感民族的老大愚弱而神往民族的新生；另一方面又为古老文明在现代文明冲击下的式微表现出沉郁的担忧。激变的时代纷扰，造成了作家社会价值判断的艰难。特别是在旧的矛盾充分暴露、新的出路又尚渺茫的灾难深重的过渡时期，面对光怪陆离的社会现实，老舍，也包括大多数的现代文化人，已很难从五四时代那种比较单一的线性联系中去把握这个时代。老舍说“作一个现代的中国人，有多么不容易啊!五千年的历史压在你的背上，你须担当得起使这历史延续下去的责任。”(注：老舍《参加郭沫若先生创作二十五周年纪念会感言》，《老舍全集》第14卷。)这就是老舍的焦虑和承担。作为一个严格的现实主义作家，作为一个有强烈发展意识的现代文化人，老舍以鲜明的历史感，用“变”去反叛“不变”；但对于一个有深厚道德情感的艺术家来说，他又不能不格外关注伴随历史的变革而出现的非人性。老舍并不因为发展需要付出高昂的人性代价而否定发展，他从来都没有丧失作为一个中国现代文化人所需要的理性；但又总不忘从情感道德层次对现代化表示关注，期望传统中人性美的一面能融汇到现代化过程中。这是完整的“老舍的寻找”。抗战曾给他带来民族文化精神再造的自信；新中国人民当家作主、有计划建设现代国家的实践给他带来狂喜。在一个时期里，他有理由相信纠缠自己大半生的噩梦已经过去，光明终于到来了。人们常常在黑暗面前保持冷静，因为这是他们生命中早已习惯了的。人们也有理由在突然的光明面前晕眩，因为这是他们自己曾参与创造和热切期盼过的。老舍也不例外。
发达的意识形态是现代社会的特征之一。现代以来，人们已经生活在各种关于世界的解释之中。新中国永无休止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就是新政权在全国范围建立革命意识形态的过程，是把每个人及其思想都建构到革命队伍和意识形态规范中的过程。老舍在这个时期遇到的，是鲁迅在30年代所遇到和经受的。但鲁迅在30年代能够以抗争而获得社会批判者自由身份的社会政治环境已经完全改变了。经历30年代，至40年代在解放区完成的革命政治对文学艺术的建构模式，已经成为经典。这个在政治革命的对抗环境中建立起来的经典模式，也被放大为新中国在国际对抗环境中的经典模式。革命政治对“民主主义作家”的统一战线时期结束了。但与茅盾等更多懂得一些政治的老作家在这一时期中不再写作不同，与沈从文等躲不开革命、又“对政治无热情”的作家放弃写作去改行不同，也与解放区作家进城后已经不能表现政治重心转入城市后的现实生活不同，老舍不仅热情地投入这场思想改造运动，而且成为这一文学贫困时期的高产作家。这除了老舍的多才多艺，他作为伦理—文化型作家，对政治的理想化理解也是重要的原因。在老舍这个现代文化人的意识里，无论他受到过多少西方社会思潮的影响，国还是家的延伸而非个人的共同体，国格还是人格的集中与升华。老舍的政治理想中有一种典型的出之于忧国忧民的民本主义价值标准。他在40年代就借《大地龙蛇》中的人物之口说出，如果政治“要真能像孟夫子那样，一张口，就是：‘亦有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也未必不可以干”。老舍的人本、民本伦理观既是他早年远离政治因此远离革命的重要原因，也是他热爱新中国的重要原因。在他看来，新中国正是传统民本政治理想的实现。这也是他在“胡风反革命集团”、“丁玲、冯雪峰反党集团”、“反右”等一系列意识形态整肃运动中、在“大跃进”中所写的那些表态文章的基本心理基础。也因此，在无尽的思想改造运动中，他虽被来自解放区的一些作家和文艺工作的领导视为改造对象，他也痛感于文艺界的不真诚、不团结；但他一直都把自己当作新中国的主人，爱党、爱社会主义。他一直都不得不努力追赶这个时代。这正是老舍悲剧、时代悲剧的一种人性基础。
“文化大革命”只是这种革命意识形态的极端化。在革命不断被纯洁化、神圣化的过程中，革命已经被怪诞地建构成了圣人与圣徒的事业——时代的宗教。一切普通的、真实的历史，和其中也必然存在的个人恩怨都已可能成为罪证。一切历史都必然会有错误，甚至所有被意识形态需要所指认的“错误”都会成为罪恶。“又红又专”的“拔白旗”早已使所有文明人类都在坚守的最后底线都被践踏了。革命已经成为没有任何前提，当然也就不计任何后果的迷信与唯意志的狂热。这就是1966年8月23日老舍所面对的噩梦，他再一次直接而又有些突然地进入“老舍之魇”。噩梦重回，老舍重游“猫国”，“毁灭的手指”已指向他所珍视的文化的毁灭。但这一次老舍是被迫置身事件中的人，这是他的国。死，对于老舍，正像他笔下的那些自杀者一样，无须过多的思虑，顺理成章。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老舍之路的边界。那是“外圆内方”的老舍的“内”，是他的限度。超过了这个限度，他必定“守正不移”(注：对此，吴小美、古世仓《老舍个性气质论》(《文学评论》1999年1期)已在文化殉难的意义上作过论述。)。
当我们回首老舍与中国革命之间的关系时，时代已走向理性。这是老舍终生都期盼而不曾遇到的。历史的事实已沉重地表明，作家的创作自由正是文学艺术的生命。这是革命本身就应蕴涵的内容。再要说革命的政治要尊重和保护这种自由都已经是陈腐的了。作家当然需要去了解、理解政治，《茶馆》和《正红旗下》(未完)深沉的历史理性，就有老舍自身思想认识变化的因素。但老舍曾经对现实政治保有的清醒理性、老舍得自人生生命体验的发现，同样对我们有深长的警醒和警示的意义。人的生命尊严、人面对生活一切问题的现代理性、现代国民人格与现代国家国格的统一，和“学真知识，用真本领”的基本立场，在今天已经远不是过去人们用以批判老舍的罪状之一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所能解释得尽的了。伟大人物和他们的思想，常常“隔代相通”。近代以来的中国不得不革命，“告别”不了革命，但急剧的革命毕竟只是社会变革的极端形式，流水不断的革新才是永远使人类自新的常态。我们需要老舍，自然也需要老舍所倡导的“学真知识，用真本领”。在历史的教训中，我们应该、也可以进一步看到老舍们智者的焦虑和勇者的承担，看到百年来沉重的革命任务给众多文学者承载了那么多非文学的“使命”，从中获得警示。革命，是正当的，但政治上的愚蠢和失误招致的生灵的苦难，也是必须重视的。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十五”规划01JB75011—44008项目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