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者：昝瑞春  郭平

一个普通的夜晚，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会议室里，一群研究生围坐在圆桌前，郑保卫老师正在同他们进行学习交流，主题是对半月来新闻界的学术动态进行综述和点评。

郑老师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他的教学与科研任务很重，社会活动也很多，但是，他与研究生的这种“圆桌”会面的习惯还是坚持了下来。通常这样的活动每半月都会举行一次，导师与博士生、硕士生们共同就当前热门和前沿学术话题进行交流，使每个学生都觉得获益良多。

“三进人大”

郑老师在57岁的时候被作为“引进人才”，从新华社中国新闻学院调入母校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自1964年高中毕业考上人大新闻系，1978年重回人大新闻系读研究生算起，这已是郑老师“三进人大”了。回忆起40年来自己所走过的新闻圆梦之路，郑老师打开了话匣子。

记者：您曾经三进人大，可以说每一次都有着不同的背景，您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承担着不同的任务。您可以给我们讲讲您的感受吗？

郑保卫： 1964年，我从福建省漳平一中以第一志愿考上人大新闻系，当时的喜悦心情到现在想起来依然让我十分激动。

当记者一直是我的一个愿望。记得初中毕业那年写过一篇作文，题目是《我的理想》。在这篇作文中，我写自己的理想是当记者，理由有两条：一是我喜欢走南闯北，喜欢旅行，所以新闻工作很适合我；二是新闻工作可以为老百姓说话，为社会与民众伸张正义，这种史书里英雄的行为给了我很强烈的印象。上高中后，我负责全校的板报工作，这使我的写作水平大有长进，积累了经验，培养了我对新闻宣传工作的感情。

应当说，从中学考入人大是把我领进了新闻的大门，为我圆新闻之梦奠定了基础。

可是令我失望的是，到1970年大学毕业（本来应该是1969年毕业，但我们这届学生又被留校一年搞运动）时，正赶上“文化大革命”最混乱的时期，我被分配到大连市第56中学当了教师，一干就是8年。8年中，我教过语文、政治，当过共青团书记，最后还做了副校长。可是，我心里对新闻的热爱与追求始终没有改变。一直盼望着有一天能够重新实现我的新闻梦想。

第二次进人大已经是粉碎“四人帮”后的1978年了。那一年，我以中学副校长的身份报考人大的新闻研究生，荣幸地成了人大复校后招收的首届108名研究生中的一员。当时因为我和童兵新闻理论分数最高，就被划到了甘惜分老师名下，成了新闻理论方面的研究生。

3年的研究生学习十分艰苦。我们几个研究生都已年过30岁，最大的已经40岁。大家都是不分平时和假日，尽可能地多读书、多学习，总想把“文化大革命”耽误的时间补回来，为将来从事新闻工作多做些知识和能力储备。“春风正有时，为国追科学”，是那时我们这些学生学习报国的一种理念和境界。

记者：我们知道您研究生毕业之后，先后在国际政治学院新闻系、新华社中国新闻学院任教，从1999年起您还被聘为北京广播学院的博士生导师。这期间，您当过系副主任、研究生部主任，取得了很多成绩，成为全国有影响的新闻学教授。那么您为什么在年届六旬之际，又离开新华社的中国新闻学院重回人大呢？

郑保卫：在新华社中国新闻学院工作的十几年中，对我的业务和理论素养的提高帮助很大。有段时间，我一面在学校搞教学，一面在新华社国内部当记者，这使我有了很多实际的感受和体会，增长了很多知识和经验。

原想在新华社干到退休就可以安享晚年了，但后来新华社决定停办中国新闻学院。2002年春天，我正式办理了调回母校中国人民大学的手续，那年我已经57岁。感谢母校的厚爱，在这样的年龄又接受了我这个游离了20多年的“老学生”。

记者：我们注意到，在您57岁回到人大后的研究成果很多，好像您又迎来了一个学术的春天，是这样吗？

对我本人而言，这确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它使我在学术研究方面有了更大的开拓与发展的空间。例如2002年9月，我申请的《中国新闻传播法制建设研究》课题，就是一个完全基于新闻工作现实需要的课题。另外，我和方汉奇教授共同主持的重大课题《中国共产党80年新闻思想研究》，已经在2004年12月完成，作为其最终研究成果的专著《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史》也已出版。它的完成，填补了我国新闻史学研究的空白，对新闻学科建设也具有重要意义。

回人大3年多时间，我已有多部学术著作出版，发表论文数十篇，组织了多场大型学术研讨会。在去年的加拿大蒙特利尔会议上，我代表基地与几位其他兄弟院校的老师一起成功赢得了2006年北京第7届世界传媒经济学术会议的主办权，为扩大国际学术交流开创了新的局面。

“保卫新闻学”

郑老师40多年来把新闻学看做是自己生命和生活的一部分。近年来当他听到有人提出要“用传播学替代新闻学”，对传统新闻学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提出质疑，使新闻学的地位受到冲击、新闻学的发展受到影响的时候，他挺身而出了。在2003年的教育部高等院校新闻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和中国新闻教育学会年会上，郑老师作了激情发言。他呼吁要正确看待传统新闻学，要维护新闻学的学科地位。一位在场的老教授笑称，“郑保卫老师在保卫新闻学。”

记者：近些年来，“新闻学将被传播学所取代”的论调冒了出来。不少原先研究新闻学的学者纷纷转向研究传播学，而您却一直在坚守新闻学的阵地，“保卫”着新闻学，究竟是什么使您对新闻学这样“情有独钟”呢？

郑保卫：新闻学研究在世界范围内已走过了近二百年的路程，在我国也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尽管与史学、哲学、文学等一些历史久远的传统老学科相比较，新闻学的学科体系还不是很完整，但是我认为，经过长期的积累和发展，新闻学的理论体系已经大体形成，学科内容逐渐丰富，研究方法也在不断扩展和更新，它作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学科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

在我国，从1987年开始，新闻学已由原先归在语言文学之下的二级学科提升为一级学科；2004年，中央又将它列为国家重点发展的九大学科之一，可以说，其学科地位已经得到了国家的权威认可。这实在是一件令人十分欣喜和振奋的事情。

不过也要看到，学界和社会上对新闻学学科地位的认识并不太令人乐观。“新闻无学论”已经失去市场了，但它的影响还没有完全消除。迄今为止，仍有不少人还戴着“有色眼镜”看待新闻学，轻估和贬低新闻学的观点还在时隐时现。而近年来传播学的快速发展也给新闻学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和影响，“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的声音始终不断。加之传统新闻学本身理论创新难度较大，出成果又慢，这也是不少人从研究新闻学转向研究传播学或做“两栖”学者的重要原因。

在20多年新闻教学和科研的过程中，我深深感受和体会到了新闻学的广度、深度与厚度，可以说它还有许多没有深入到的研究领域，这也是我近年来常常利用讲课、会议等场合，呼吁要加强新闻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原因。有人说我在“保卫新闻学”，这是因为我对新闻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充满信心，如果它真到了“穷途末路”的境地，为什么还要“保卫”它呢？

记者：在我们同一些研究生交流时，发现许多人还是愿意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对新闻实务的学习、研究上，而且这种“重实务，轻理论”的现状好像在其他新闻院校也都存在。一方面老师们都在倡导理论的重要性，而学生们似乎并不完全认可，这是不是有点“剃头挑子一头热”呢？

郑保卫：这个问题的确存在。我想，虽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还是因为同学们没有很好地意识到理论学习的重要性。

我记得在我原来任教的新华社中国新闻学院，当时兼任院长的新华社社长穆青为学校确定的办学方针是“坚持理实并重原则，培养德才兼备人才”。我想，搞了一辈子新闻工作的穆青强调学习新闻要“理实并重”是很有道理的。因为，没有科学的新闻理论的指导，没有正确的新闻观，要想做好新闻工作是很难的。

现在的学生比较实际，如今就业形势那么严峻，新闻单位又常常主要根据操作与动手能力的强弱来衡量学生的水平，在此情况下，学生注重实际操作能力，应当说是正常的。但是，我认为要想成为一个有作为的新闻工作者，单纯具有操作能力方面的优势是绝对不够的。

记者：理论的价值和意义应当是多方面的，您能给我们作个全面的介绍吗？

郑保卫：我认为，理论通常主要有三方面的作用：一是用于总结和认识实践，即运用已有的新闻理论知识对新闻实践中的经验与教训进行分析和总结；二是用于印证和诠释实践，即运用已有的新闻理论知识对新闻实践进行检验和解释，分析和论证其科学性与合理性；三是用于预测和指导实践，即运用已有的新闻理论知识对新闻实践未来的发展趋势做出分析和预测，并用具有前瞻性的理论来指导未来的新闻实践，这是理论运用的最高层次。

有人对我们的理论仅仅是用来印证和诠释实践的做法有看法，我想，首先应当承认的确存在这方面的问题，如果理论仅仅是用来印证和诠释实践，那么可以说在实现其功能方面就是不全面的；第二，按照对理论功能的全面理解，应当看到，印证和诠释实践是理论的基本功能之一，发挥好这一功能也是理论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不应笼统地否定这种做法；第三，在运用理论印证和诠释实践的时候要注意坚持实事求是，不能不顾事实，不能为了迎合某种需要去对实践做任意的解释，更不能让理论滑到公然去为错误东西做辩护的地步。

“该坚持的原则要坚持，该解放的思想要解放”

仔细阅读郑老师的论文和著作，感觉他对一些问题的论述非常严谨、周全和客观，既没有偏激的东西，也不因循守旧，总之“度”把握得较好。这和他一向信奉和提倡的“该坚持的原则要坚持，该解放的思想要解放”的理念不无关系。

记者：我们听到一种说法，说您给人的印象总是站在“主流立场”，代表“主流声音”，显得比较“正统”，不知您自己怎么看这个问题？

郑保卫：我也知道有这样的议论，但我没太在意。因为我觉得不同的学术观点完全可以自由争论，应当允许人家对你的观点品头论足。

我历来认为学术观点应该是多元的、多样化的。这些年来，在学术自由方面我们已有了很大的进步，各种不同的观点可以自由交流，这是一件好事。真理应当是越辩越明的，只要有适当的场合，大家可以通过交流来阐述自己的观点，求同存异，共同来探寻真理。我不希望非要人家（包括我的学生）同意我的观点，当然我也不希望别人把他的观点强加给我。总之，在学术交流和探讨中，大家应当相互尊重。允许人家讲话，不要轻易去贬低和评判人家的观点。

但是我想这里面应当有一个原则，那就是理论探讨应当遵循党和国家所确定的有关路线、方针、政策，应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如果哪个理论观点明显违反了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违反了四项基本原则，一个正直的学者应当自觉地亮明自己的观点，坚决维护正确的东西。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努力尽可能地按照这个要求去做，我想每当这个时候，可能就会有人说我“左”了。当然如果我发现有的人因循守旧，提出一些明显违反新闻学基本原理，违反新闻传播基本规律的观点时，我也会出来表达自己的观点，而这时可能有的人又会说我“右”了。

记者：我们很钦佩您坚持原则的精神，那么您怎么看作为学者还应当注意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呢？

郑保卫：这个问题问得好。我的完整的表述就是“该坚持的原则要坚持，该解放的思想要解放”。这是我这些年来一直信奉的一个理念，也是一直坚持的一条原则。

这条原则的基本内涵就是要实事求是，要敢于抵制来自“左”、“右”两方面的影响，不做“风派”人物。过去我们往往是一反“左”就“右”了，而一反“右”又“左”了，老是像翻烧饼一样。我想，作为一个学者应当善于总结这些历史的教训，力求在这方面做得好一些。

在20多年来的新闻教学和科研过程中，我一直在努力争取做到既不迎合和屈从“左”的东西，也不迎合和屈从“右”的东西。总之，注意做到不跟风，不做“风派”。具体说，就是力求做到既注意总结我国新闻工作历史上的传统和经验，也注意总结其失误和教训；既注意分清哪些是可以作为我国新闻工作的优良传统和成功经验继续保持和发扬的好的东西，又注意分清哪些是应当改革和创新的东西；既注意弄清西方国家新闻学中哪些是值得吸收和借鉴的好的东西，哪些是不符合我国国情，对我们的实际工作没有益处的甚至有害的东西。

“新闻学术研究很难与政治完全绝缘”

在我国新闻学研究中常常会碰到一个难以避开的问题：如何处理学术研究同政治的关系。有人主张学术就是学术，政治就是政治，不要把它们搅和在一起；有的人则将它们混为一谈，对此，郑老师明确阐释了自己的观点：“新闻学术研究很难与政治完全绝缘”。

记者：最近，在人大新闻学院院庆50周年所举办的《冲突·融合――新闻传播与社会发展》学术论坛上，有人对论坛上的一个议题《新闻传播与和谐社会建设》是政治话题还是学术论题提出质疑，作为论坛的组织者，您是否会觉得尴尬？另外，您如何看待我国新闻学术研究与政治之间的关系？

郑保卫：这个问题，我在研讨会最后总结时作了回答。我认为这个议题既是政治话题，也是学术论题。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传媒业要在其中发挥作用，这是从政治角度提出的，自然它是一个政治话题。但同时它也是个学术论题。这个议题所涉及的几个基本概念“和谐”、“社会和谐”、“和谐社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等，都是需要从理论上加以探讨的。例如，我们要研究中国古、近代思想家在这方面是如何论述的；西方国家近、现代资产阶级思想家，特别是空想社会主义者是如何论述的。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所论述的社会主义社会本身应当说就是一个和谐的社会，其中的理论内涵也很丰富。把有关和谐社会的这些问题梳理、论述清楚，是一个很大、很深的学术论题。另外，关于新闻传媒业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如何发挥好自己的功能、作用也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学术问题。

你们刚才所说的新闻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我认为，在我国，由于新闻学所具有的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新闻学术研究很难与政治完全分开。有些学科确实有纯学术、纯理论的东西，但是在中国，要让新闻学与政治完全绝缘、让新闻学完全脱离政治是很难的。恩格斯当年在批判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的“报纸应当绝对放弃政治”的论调时曾经说过：“绝对放弃政治是不可能的，主张放弃政治的报纸也在从事政治，问题在于怎样从事政治和从事什么样的政治。”

按照这一观点来理解，我认为在新闻学的研究中，完全脱离政治也是不现实的。

当然，毫无疑问，新闻学研究也要遵守一般的学术规范，要尊重其相对的学术独立性，以保证其研究过程和研究结论不受非学术因素的干扰和影响。比如涉及对新闻学基本原理、新闻传播基本规律和新闻工作基本规范的研究，就应当充分考虑其学术性质，按照相应的学术规则来开展研究。

应当说，新闻学研究中确实也有一些是属于单纯学术的，专业理念性的内容，如真实、客观、公正、自由、责任，等等。不过要看到，即使是这样的一些内容，在我国新闻学研究的视野中，也往往会显现出某些“政治”的因素。比如“客观”，我们在研究中就反对“纯客观”和“客观主义”的观点，这和单纯学术研究中所说的“客观”是有不同的；又如“责任”，我们不仅强调社会责任还强调政治责任；再如“自由”，虽然“自由”是一个中性的概念，西方国家可以用，我们也可以用，但是我们在使用这一概念时就赋予了它一定的政治内容。比如我们就强调要正确区别和看待西方国家新闻自由和我国新闻自由的不同性质及表现形式。因此，我们强调学生要具有政治眼光，增强政治意识，就是希望他们能立足于中国国情来看待一些学术问题（并非全部）。这样既可以准确掌握这些学术观点的基本内容，又能够运用政治眼光来进行分析，从而更好地认识这些学术问题的深刻内涵及其实质。有了这样的能力，学生们今后从事新闻工作就会更容易，而且可以避免少犯错误。相反，如果缺乏政治意识和政治眼光，那么即使掌握的学术上的东西再多，可能也无法很好地适应我国新闻工作的实际需要，这方面我们有很多教训。

我常想，作为一名教师，当你站在讲台上的时候，一定要想到台下的学生，是未来的记者和编辑，我们不仅要传授给他们丰富的理论知识和熟练的业务技能，更重要的是要给他们以积极的思想引导，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新闻观，立志做一个有事业心和责任感，真正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负责的人。

记者：郑老师，我们知道您是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的委员，近年来您除了关注新闻学科建设外，还有哪些思考和建树，能给我们谈谈吗？

郑保卫：在2004年6月举行的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成立大会上，我被教育部聘为新闻传播学科的两位委员之一，另一位是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丁淦林教授。

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是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最高咨询机构，共有99位委员。每个委员要对自己所在学科领域的学科建设和学科发展问题向教育部提供咨询和建议。正因为这样，近年来我一直在关心新闻学科建设与发展及其相关问题。在今年给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的年度咨询报告中，我就新闻学学科地位问题、新闻学教育与传播学教育异同问题、新闻教育发展规模与教学和教育质量问题，以及青少年媒介素养教育问题等，提出了一些建议和意见。今后我会尽力做好这方面的工作。

（作者昝瑞、郭平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