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注】陈坡，党史专家，1982届北京大学中共党史研究生，法学硕士。现任北京大学历史文化资源研究所副所长。本文已取得授权，转载请注明出处。
引言
对于六十岁以上的中国人来说，饥饿的肚肠与为意识形态虚假叙事充塞的大脑是这个历史岁月的人的特有画像。人性的丰富，人格的尊严，个人的权利，人文的烂漫，遥不可及，消失于革命大批判的空洞文字。但对文革的历程，亿万人的生命处境与磨难，存在的荒谬与蒙昧，青春的暴力与压抑，却应以人性、人权、人文的视角反复考量。所有文革的亲历者，心里都有一本帐，一杆枰，都有权独立运用自己的理性审视与审判文革。
……我们应当可以期望，对文革的深入研究与彻底否定将导致中国的经济学、政治学、行为学、心理学、伦理学……直到史学和哲学的伟大发展。……中国人民流过的血和泪一定会凝成使自己今后不再那样流血的智慧。
——陈坡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一
什么是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精神”？这是反思文革碰到的首要问题。文革的性质当然不是什么反修防修，更不应从发动者的主观意图中去判断。从六十年代中期的困境看，大饥荒恢复时期的中国迫切需要一个既恢复经济也恢复人性与人道的修正主义阶段(无论是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式的修正主义，还是东欧式的修正主义以及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都是纠正与缓和激进的阶级革命之消极后果的有益偿试)……文革显然是与休养生息的现实需要背道而弛的，是悖道之举，那么，这个逆举的风暴起于坚守列宁原教旨的“伟大领袖”，虽然文革的发动者承诺一场灵魂深处的革命，纲领是斗私批修，修正主义被咒为罪恶之源，而文革的根本精神却首先是把这个偏执的伟大领袖塑造成亿万愚众的偶像，占据神圣性之缺位，以其“乾纲独断”导演一场毁灭文化文明人性与社会的荒唐戏剧。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二
以必然论阐述文革起源的理论模式应警惕陷入宿命论的观念陷阱，犹如对文革机制的制度性深层解析不能冲淡对个人责任的探究。勒庞讲得好，研究历史，应当极为警惕在宿命论掩盖下的无知。以史为鉴是中国的史学传统，但吸取历史教训却难上加难。在人的观念、知识结构与社会政治环境未有实质性的改进时，历史不是创新，而是循环。文革虽然过去四十年了，对文革的认知有多少进步？对文革究竟有多少反思反省？研究文革，有多种视角，从下到上，从基层到中层，从上到下，从首都到地方，从城市到农村，从国内到国际，从现在到过去，各有各的观察与判断……但文革毕竟是中央号召的，毛决策的，不是什么天然的群众运动，政治史，是文革的核心部分，是纲。因此，文革起源的谜底必须回答以下问题：毛为什么发动文革？毛为什么能够发动文革？毛如何发动文革？毛发动文革的真实动机与目的究竟是什么？毛对文革起因的论述前后是否一致？其中前三个问题的探寻必须追溯中国共产党的全部历史与理论，尤其是延安时期以后领导集团的分化组合，比如毛的神话是四十年代与六十年代两次造神运动的结晶，还要探索中苏关系之演变与国际共运的轨迹。因为国际反修与国内反修是恶性的互动。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三
个人崇拜是文革的突出现象，其规模与信众应为史无前例，亦是文革之祸因。怀疑一切的文革只有毛和毛思想不能怀疑、不准怀疑、禁止怀疑的。文革法是《公安六条》。毛是真理的化身，代表真理的领袖，片言只语皆是最高指示。个人崇拜即偶像崇拜，对领袖的偶像崇拜与盲目信仰。在无神论的国度、地区与文明，是否必然发生偶像崇拜，值得研究。历史经验证明，无神论的文化土质与心理结构容易滋生偶像崇拜的奇观。而六、七十年代举国上下导致走火入魔的崇拜狂潮，有其强力的政治推动，是封闭社会的特有现象。在文革结束时通称为个人崇拜，或因袭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反斯大林秘密报告的说法，亦称个人迷信。个人迷信更为准确。个人崇拜与迷信在共产国际与中共都有久远的历史。胡乔木曾说过，毛泽东是中国的斯大林，毛泽东也自认为是斯大林。所以，不仅应梳理评估延安至文革刘、彭、林、周鼓吹领袖崇拜编织领袖神话的历史，也要探明毛泽东崇拜毛主席的自弹自唱。毛从两种崇拜的诡辩到肯定和主张个人崇拜，鼓励党内外对他本人的崇拜，实为有意识地为其政治上的个人独断取得正当性。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四
什么是文革？这是文革的算术题，也是文革的代数题。作为文革中从属于单位共同体的中国人，几乎都被动员而自愿不自愿地卷进了这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时而叱咤风云时而身陷囹圄，经受无常命运的起伏与感受人世的沧桑。每个亲历文革十年的人都有一部自己的文革史，也有一部自己的文革图像。只要诚实地面对自我，谁也不能不拷问文革。不知为什么，胡风那拗口的名句“精神奴役的创伤”时时想起，余味无尽。精神被奴役后留下的深深的伤痕，曾以“伤痕文学”记录一代人沉痛的心灵历程。经历了，并不意味着理解。我以为应以人道主义的视野研究文革中的国人的人性，文革的状态，恐惧，政治恐怖，物质与精神的全面匮乏，意识形态疯狂，不是正常的心智所能参透的。那么，文革究竟是什么？谁的文革？两个文革还是一个文革？民众究竟从文革中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三年还是十年？文革是历史、文化与语言的断裂，偶然意志的促弄，还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实践史的必然？绘制怎样的一画文革图像才能更理性地把握文革的现实？文革，结束了吗？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五
对于文革的后果、后遗症及对中国政治与社会的长远影响，绝不能低估。估为文革残余是轻敌。毛的遗体展示在首都的广场上，其反资反修的魔咒活在国人的神经中。毛左，活跃在大街小巷，招摇过市。文革，亦被文革理论家巧伪包装。最悲哀的是，我们都从毛时代走过，曾是毛左、毛分子，红小兵，红卫兵，有毛思想的遗因，同一物种……韶山，会是毛崇拜者的圣地吗？领袖崇拜会死灰复燃？万物有灵论的原始巫教的崇拜中心是太阳，难道神洲还会升起人样的太阳吗？从文革到改革，改革的背景是经济的凋敝、社会的碎裂与文化的废墟……文革既连根铲除了传统文化，又根本摧毁了神圣性根基。这是真正的虚无主义。去神性化与去人性化是文革与文革精神的主要特征。反思文革的两个维度一一精神与理性，是人之为人不可或缺的，是首先应确立的“理论良心”。无神圣性的根基，精神落叶无根，百孔千疮的人心难以自安，而无科学的冷静逻辑，就不存在理性的条件。“然则吾人，其亦沉思而已夫，其亦惟沉思而已夫！”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六
59-62年是中共建政史上最关键性的三年，因为这三年的旷世灾难“粮食关”古今罕有，不仅是中共建政以来经济发展战略与举措的重大挫折，对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与良知底线也是一个极大的拷问与考验，与毛在58年豪情万丈的自吹自擂恰成对照，甚至应该说，47年内战以来一系列凯旋式胜利在大饥荒中化为尘埃……而自延安时期形成的中共核心层的分裂亦在此时，在一系列内政外交领域，八大以来确立的毛刘周朱陈林邓及两彭都发生了政治裂痕，其中包括政策分歧、形势判断、意识形态地位、对外方针、权力较量与认知差异……这些难以调和的争议与猜忌共同把中国推向了难以逆转的文革，一场五千年难遇的浩劫，而其主谋者是主张“独裁好”的毛。而领袖核心的集中制制度为毛提供了独断的条件。臥榻之上，岂容他人鼾睡，两个主席并立的局面摇摇欲坠，其问题仅仅在于，毛心目的中国赫鲁晓夫是何时并因何而成形的。这可是文革的头号敌人，革命的主要对象。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七
虽然我倾向于把文革的爆发溯自62年以后高层分歧的激化，但仍同意陆定一的判断，57年是转折点。因为在我看来，经典的社会主义革命实践在56年宣告终结，阶级基本消亡，单位为社会成员的栖存地。而57年反右后，改变了八大的基本判断，提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政治上思想上的剥削阶级”的新概念，康生后来解释说，毛看阶级问题，不仅从经济范畴来看，而且从政治范畴、思想范畴来看。这为阶级斗争无中生有与扩大化的理论根据。59一62年关于大跃进与调整政策的党内分歧发生后，毛把这种阶级斗争观念延伸到党内，发挥了阶级解释的随意性，与国内外所谓复辟与颠覆势力联系到一起，阶级斗争是毛终生奉行的法宝，直至到毛决定对党政军进行大清洗，到文革后期，毛总结出党内资产阶级的新概念，做为社会主义的长期对象，而在社会生活领域，把阶级斗争转化为集体主义与个人利益之争，从而排斥任何成员的物质利益欲求，权力特权为主要的甚至唯一的私欲餍足方式。权力政治的极端形态披着阶级意识形态的外衣覆盖了山河大地。因此，发生了冯友兰判断的思想史上的与实践的荒唐阶段。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八
我之认为59年庐山会议是毛建政以来遭遇的第一次滑铁庐，并不是说毛的政治权威受到削弱，而是彭德怀的“意见书”对其心理上的巨大冲击。毛对“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批评的高度敏感显然是忆起了其在三十年代与四十年代缠斗不休的“王明路线”，不能完全排除彭以其道还治其人迫毛反省改错的暗讽，毛知道自己心亏，理亏，但认错改错却不是他的品性，毛是从不下罪己诏的。毛的反应是从反左到反右的大逆转，并排兵布将发动了对彭的全面清算。毛彭的决裂对中共的震动远远超过高饶事件。刘周林配合了毛对彭的清算，彭受到了党内同志的轮番围攻，软硬逼迫，不得不违心检讨，因而中国人民注定要为毛的权威、空想与虚荣献上更多的生命更重的祭品。但耐人寻味的是，刘在会议后期要胡乔木转告毛勿将反右的中央决议传至县团以下，另外发一个反左的文件，以继续纠正泛滥成灾的共产风浮夸风，鉴于当时的政治气氛，胡未敢起草文件也未敢告毛。后来胡受到刘的责问后，竟以养病为名退出了中枢……毛刘的蜜月接近尾声。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九
大跃进的惨重失败及给农民造成的巨大苦难，在当时就引起了党内外有识之士的批评议论，其反映在更真实全面掌握信息的中共高层，也发生了种种或明或暗的不同意见，我不想在这篇概述性的文革史导论中旁征博引，史料俱在，千古不磨。陈云、邓子恢在农村调整政策(三自一包)与毛的分歧(陈向毛建议分田到户)，周恩来陈毅在知识分子性质上与毛的分歧，邓小平在平反右倾上的一风吹做法(平反600万)，朱德对公共食堂的尖锐批评和单干的主张，彭真对大跃进文件的清理并点名要毛检讨错误并承担责任，陈甚至讲集体化以后再搞……最重要的，是自称“非常时期大总统”的一线领导人刘少奇对形势、政策与三面红旗的评价，他在湖南调查时说大饥荒时期死的人比秦始皇和隋炀帝时还多，其主因是人祸，称中央必须承担大部分责任，他主张“退够”，这些核心领导层的意见、主张与批评都深深刺痛了自负自恋自我崇拜的毛。他在战友们心目中百战百胜的光辉形象蒙上了阴影，对其建设能力的怀疑在高层滋生，因此可以认为，毛的赫鲁晓夫情结与心病就是六十年代初形成的。
文化大革命沉思之十
（1）
毛的政治生涯有三个重要阶段——夺权时期，大跃进时期，文革时期。毛临终回首只讲了两个时期，夺权与文革。把文革视为生平创举，而迴避了毛进行经济大跃进与共产主义实验而导致四年大饥荒的极其重要的历史，为什么呢？
（2）
40后50后的中国人，最刻骨铬心的未必是文革的闹剧，而是饥饿，大饥荒。是粮食关。饥饿与饥渴症是这两代人成长的真正烦恼。而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是弥天大谎，是第一面神秘的面纱。这个面纱是文革织就的，因为里面有文革起源的全部密码。青少年的狂热犯罪可以压抑童年的匮乏。
（3）
毛的幸与不幸都在于其头脑始终是清醒的，刻意遮沒的往往是念兹在兹的，他的恶梦是遍野饥号的大饥荒而非文革，反官僚反修大民主的青春白日梦老少皆宜，轰轰烈烈，享足了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的后现代虚拟现实的况味，把二十年代兴起的左翼共产主义运动推向了闹剧式的高潮，而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旷野的哀音却不是那么惬意的。大跃进从农业生产跃进肇始，以农民受难终结。文革亦以学生造反爆发，以上山下乡冷却。
（4）
研究者与观察者可以把党内冲突远溯到二三十年代血腥肃反的苏维埃时期，也可以驻足于红太阳升起的延安，但对于文革，对于四十年代开始的毛刘联盟到决裂的文革，其主要成因却不必追溯那么远，因从庐山会议(59年)到庐山会议(70年)的政治轨迹足以见证文革的酝酿与运行轨迹，对毛思想的复杂性与单一性可作多视角的分析，尤其要联系其政治实践。千秋始皇谁欲求，毛刘，唯见红墙起洪流。
（5）
因此看来，最被掩饰的历史一一刘少奇声称”活人不揭，死后下一代揭”的大饥荒是文革的发源地。而1962年的七千人(大饥荒的主要责任群)大会，对中国共产党人尤其是高层领导人，是一次底线良知的测验。检讨大跃进是从这个大会开始的。江青68年讲，这次革命应该追溯到八届十中全会，就是1962年，我们伟大领袖在那个会上就提出了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这个问题。为什么提出呢？就是有人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群众高呼：打倒刘少奇！)。 而文革的真实目的却是，以反官僚主义的群众造反永远地埋葬这个秘密。从这个意义上说，文革胜利了。因为参与文革的一代青少年将有一个光荣的青春回忆与革命回忆，反官僚永远是正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