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坡，党史专家，1982届北京大学中共党史研究生，法学硕士。现任北京大学历史文化资源研究所副所长。参与主编《文化大革命辞典》、《共和国重大决策内幕》(四卷八册》、《告別乌托邦》(上、下)。

一

二十世纪以列宁为标记的共产主义曾经是深刻影响了人类命运的世界体系的一极。苏联共产党最后一任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其回忆录里称他的政治改革思想基于正宗的列宁主义一一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由此导致的普遍自由的全民选举最终丧送了列宁缔造的苏联与苏维埃。毛泽东手中的一把刀子成了戈氏的民主利器，真是“情人眼里出西施”。翻阅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赫然在目的章节有“共产主义统治下的农村”、“共产主义统治下的生活与文学”，科尔奈的名著《社会主义体制》的副标题是：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美国人看来，文化大革命的中国就是共产主义的实验、运动与社会国家。布热律斯基称邓小平改革中的中国是“商业共产主义”。美国人对当代共产主义的识別从来未曾认错，列宁式共产党专政的土地，才有共产主义。那么，共产主义的祖师是谁呢？列宁、马克思、魏特林？还是布朗基、邦纳罗蒂、巴贝夫？以至有人追溯到伟大的基督？

二

即使对列宁主义，也是人言言殊。且不说列宁的同时代人考茨基在《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中批评“从废除一切形式的出版自由开始到实行大批处死的方法为止的恐怖主义”，是“共产主义方法的必然的结果”，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西班牙共产党理论家克劳丁在毛泽东高呼“列宁主义万岁”的时候，就尖锐地指出：“列宁一逝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统思想很快蜕化成了马克思主义历史上没有先例的教条主义，成了一种异己思想，代表了斯大林的工业化过程中产生的新的统治阶级的利益，并为这种利益服务”。另一位与恩格斯相识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比尔则称：“一个民族必须达到多么高的政治和精神文明水平，然后才能从事整个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青年马克思把野蛮状态下的共产主义称之为粗陋的“普遍奴役制”。

三

共产主义的思想与运动起源于法国大革命的后期，巴贝夫学说是其典型的表现。刚近而立之年的马克思与更年青的恩格斯以共产主义宗师的自信向全世界发布《共产主义宣言》时，曾对此前各种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学说冠之以“封建的”、“小资产阶级的”、“德国的或真正的”、“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批判的空想的”予以横扫式批判，只是字里行间偶尔对其创始人有所敬意，其追随者则“总是组成一些反动的宗派”，但对法国大革命恐怖时期的巴贝夫的“平等派密谋”无一字批评，这是意味深长的，因为这是把共产主义变为现实的首次尝试。法国大革命是现代共产主义的摇蓝。虽然共产主义是近世的产物，作为一种否弃私有财产与追求共同生活并强烈地向往返朴归真回到初民社会的共产主义情绪与思潮，却源远流长，较鲜明地体现于罗马后期的犹太教与基督教的信仰与信众及那时代的诗人思想家。

四

宗教与共产主义思潮往往活跃于文明的衰世，其时由财产分化与社会分化而创造的文明所导致的社会问题与道德问题也比较突出，人心返古。《死海古卷》有公元前二世纪以后犹太教艾赛尼派远离世俗创建公社式社会即库兰宗团的材料，古犹太史家约瑟福斯载库兰宗团“实行凡物公用，使得富裕的人与一无所有的人享用相同。这样共同生活的人约有4000，他们都不娶妻，也不用奴隶……生活在一起，彼此服务，互相帮助。他们还指派若干执事负责经管他们的收入和土地的出产”。《死海古卷》有文件记载了加入宗团的义务，如要使自己不染指不义之财，不要染指圣所的财产，要按照规定细则缴纳各项应交的费用，要爱邻居如同自己……斐罗也报导库兰宗团只有圣库，无私产，共用衣橱，共同在公共食堂吃饭，个人所得全部上缴公库。《会规》有财产公有制的条例。《死海古卷》的发现证实了公元前二百年间巴勒斯坦西部犹太人的宗教共产主义生活、社会与信仰。

五

对于人类而言，部落意识比文明意识更古老更根深蒂固，因为人类在部落群体中演化了几十万年甚至上百万年，而文明则至多只有七千年的历史。农作物的栽培，动物的驯养与青铜生铁运用于工具制造，才使人类有了剩余财富、分工与交换并把人类推入文明的创造，文明是极其脆弱的。文明之火在大地上的燃烧也是屡灭屡旺，而当文明陷入危机，人们本能地幻梦最初的乐园，如婴儿之恋母怀，是极其自然的。一千余年间，蒙古草原悍猛的铁蹄随时可以踏碎农夫的家园与城市帝国，阿提拉，成吉思汗，曾在漫长时期是农业种群的恶梦。罗马时代的大诗人称颂远古的农神之世：“没有篱笆和界石一一 來分开田垄，没有土地的争讼，天下为公”。贺拉斯对西徐亚人的赞歌：“平原上的西徐亚人，愉快地住在漫游的車子里。幸福的胖子格坦，耕种着共同享有的土地”，也是一种返古返祖的咏叹调。小国寡民……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六

对远古部落社会纯朴美德的理想化在各大民族的集体意识中都有表现，如中国春秋时《礼记》描述的大同世纪，孔夫子礼赞的尧舜之世，古希腊赫希奥德的黄金之世，《圣经》的伊甸乐园，而最生动描述原始共产主义的，是古罗马后期的世界哲学家塞涅卡，他写道：“在贪欲还没有打乱社会而带来贫困之前，社会的美德依旧保留着纯洁无瑕的面目，因为人类一旦把任何一件东西称为自己的所有物时，便不能共同拥有全部的东西了。原始的人类和他们的后裔都是真朴、纯结而无邪的。但是自从罪恶偷偷侵入之后，帝王便不得不行权力制定刑法了。在原始时代，大自然赐给的一切都是归公众所有，人们可以一律平等共同享用，也没有贪念和奢侈来分裂他们，使他们互相残杀，那时是多么快乐啊！他们共同享受自然的一切，因而能够安然占有公共财富”。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

七

原始基督徒的共产主义生活与情感是无可置疑的。使徒行传中载使徒把一切都归为公有。西比连称：“教会初成立时，信徒的心灵被新的信仰火焰燃烧着，思想里充满了伟大的美德，那时一切东西都归公有，他们仿效神法，仿效天父上帝的公平原则”。共产主义的核心意义是民主公有制。但这类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途径是严格地恪守宽恕克己的伦理法则，如耶稣那样以一己的从容牺牲为人类赎罪。保罗创立的普世救赎是以耶稣被钉十字架为标志而将人类世界划分了旧时代与新时代，末日审判就是新时代的开端。《福音书》是为末日审判做准备的创作。旧时代是以偶像崇拜的精神奴役为特征的，耶稣基督的启示使人类进入一个自由时代。天启末世论是一场人类的解放战争。那些选择严守律法的人类将在最后审判中获救。克雷孟一世演讲说：“正如空气无法分配一样，阳光亦是如此，尘世间赋予我们以使其共有的其他财产也再不应受到分配，而是确实应该受到共同的管理”。马克思亦认为共产主义是一场犹太教派以及第一批基督教修道院的运动。欧洲中古前期的基督教社会对私有财产的控制是这种宗教精神的兴盛时代。

八

如果说共产主义思潮因原始基督教而流行于世，那么，必须强调，这种返朴归真的愿景是以耶稣和平博爱的伟大精神为前提的，暴力、专权与政治奴役与此绝不相容。中世纪关于共产主义的讨论，是由神学思想家开展的。圣方济各会与圣多明我会是有力的推动者。欧洲中古时代百科全书式的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把共产主义划入理想境域，而承认纯朴状态已经消失，对穷人应施与救济，阿奎那称：“如果不是别人太少，一个人断不能有所多余”。托奎那的师长黑耳斯则称在自然状态下共产主义是公平、公正和良好的，而在腐化的自然状态下私有财产才是好的。也就是说，人性变坏以后，世俗政府便不得不保障私有财产了。格拉济亚努斯的《教令集》将公有财产视为准则。奥卡姆则指出，私有财产与政府权力，只有在有利于被统治者并获得被统治者的同意才是合理合法的。基督和他的使徒是绝无私产的，基督的志向远远高于共产主义。

九

十三、十四世纪是欧洲中古世界开始衰落与城市商业社会兴起的转折时代。对农村公社土地的侵蚀引起了英国和其它地区广泛的共产主义骚乱。奥卡姆的门徒威克里夫倡议用王权来保护农民公社，但其学说坚决排除以任何煽惑、叛乱、暴力和党争实现共产主义。他的弟子宣道师约翰-波尔在传道词中就号召拿起武器除恶扬善，“只要我们大家都联合起来……财产才会全被公有，既无农民、又无老爷的时候才会出现”。波尔的政治与革命鼓动使共产主义超出了中古神学的学术讨论。路德的宗教改革改变了德意志，改变了欧洲，也改变了世界，其实际影响大大超过了文艺复兴。路德的门徒闵采尔号召为实现消灭私有制消灭国家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发动圣战，以在尘世间实现无约束的兄弟之爱，称“今日的被拣选者必将踩着《圣经》中杀人犯的足迹前行。”共产主义的暴力面目初露峥嵘。

十

闵采尔是一位渊博的古典学者，也是再浸礼教派中神权政治的第一位领袖。他称基督进入他的灵魂，因而有了一双洞察神的意志的慧眼，负有神的使命。他认为不应在來世而应在现实生活中寻找天国，信教者的使命就是在地球上建立天国，以迎接基督的回归。他把图林根州一个镇上的矿工组织成“被选择者联盟”。这些穷苦大众将要建立一种强制的、平等派的共产主义的统治，将世上所有财产共同所有，人人平等，各取所需。闵采尔又到米尔豪森高擎十字架参加自发的起义，呼吁“应该把权力交给普通人民！”成为农民运动的领袖。他与其同志在1525年接管了米尔豪森市并颁布法令把财产沒收为公有，强占修道院，创办了共产主义公社，以至人们无所事事抢劫谋生。“托马斯[闵采尔]使这种抢劫成为制度化的行为，并且日甚一日”。他在鼓动农民反抗王室镇压的宣讲时，虽然天边突然出现了象征的彩虹，起义者仍被打败，闵采尔被处死。“万物公有”，是闵采尔的供词，也是遗言。闵采尔的追随者订书匠胡特又意图在惠特森蒂德建立共产主义千禧年王国，被地方当局投入监狱。闵采尔为恩格斯评价为共产主义的先驱。

十一

在十六世纪三十年代奋起反抗压迫的德国农民暴动所波及的西北部地区，有一个万人首府城市明斯特。再浸礼教派的牧师罗施曼宣称共产主义运动早已存在于共同享用财物的原始基督教教会中。他宣称所有的弥赛亚预言都会以完满的爱君临世界的明斯特变成现实。在他的呼唤下，大批流浪汉负债人涌进明斯特。闵采尔的后继者荷兰面包师马蒂斯在皈依者裁缝博克尔松及大批再浸礼教徒占领了明斯特并对全城进行了三天大规模抢劫后，成为明斯特名副其实的独裁者，发起了一次史无前例的共产主义实验。首先是清除那些不洁净不信上帝的人，将天主教徒与路德教徒赶出城市，包括老残妇孺，没收被驱逐人的财产，留住城市的只能是“上帝之子”，建立中心仓库，穷人按需分得物品，对异议者残酷镇压。马蒂斯宣布取消货币，工资以实物发放。沒收所有私人住房，建立了公共大食堂。1534年3月马蒂斯宣布除《圣经》以外所有书籍非法。于是将公共和私人藏书全部焚毀。全城信众只能听从马蒂斯及再浸礼教对圣典的解释以打造新人。與论一律。

十二

狂热的马蒂斯被围城的主教部队打死后，明斯特被自称为“更为强有力的先知”博克尔松所控制。他声称是大卫的继承人，通过在大街上裸奔吸引市民的关注并组织了十二名长老的统治委员会为辅助，独揽权力，主掌明斯特居民的生杀予夺，并以强迫劳动驱使居民为公社国家的雇工，对任何反抗行为判处死刑。博克尔松还决定在明斯特强制实行一夫多妻制，他自己娶了十五个妻子。长老们还规定一定年龄以下妇女必须结婚。不少拒不执行的女子被处死了。清教主义的社会瞬间变为滥交的公共娼所。1514年8月，博克尔松宣布自己是“新圣殿之王”、世界之王和末日救世主，声称有“支配地球上所有民族的权力”。他对有怨言的公众说：“就算你们所有人都会联合起来抵制我，我仍将君临天下，对你们不管不顾，不仅统治这城，还当统治全世界，因为天父心愿如此，而且我现在开始的统治将永不衰落地持续下去”。

十三

博克尔松在公共广场的金色王座上登基称王，其王家侍从都被封为高官。他的正夫人迪瓦拉被宣布为世界的王后。国王有200多人的豪华卫队拥挤在一所豪奢公馆内。明斯克所有的马匹被征用以组建国王的骑兵中队。博克尔松剥夺民众的剩余产品与其奉承者花天酒地，而居民在严格限额下过着饥饿的生活。博克尔松向居民保证将征服全世界，耶稣将降临，人人享有奢侈生活的平等的共产主义必将实现。1535年1月明斯克被王公与主教的军队围困，城里为饥荒笼罩，博克尔松保证上帝将变鹅卵石为面包，命令饥饿的民众开展连续三日的舞蹈与体育活动，以满足其对剧场的嗜好，对非议国王者一律立即斩首并由博克尔松亲自操刀。1535年6月24月被围困一年零三个月的明斯克被攻陷，几百名再浸礼教信徒在投降后惨遭杀戮。博克尔松被拴着铁链游街示众并被公开拷打致死，其尸首放进一个铁笼中悬在一个市场教堂的塔楼上。而今囚笼犹在，尸已不存。波尔布特的柬埔寨是明斯特共产主义实验的二十世纪版本。

十四

从十二世纪意大利修道院院长约阿基姆提出三段式修道院共产主义，到闵采尔的思想导师一一十四世纪极端塔波尔派的德意志神秘主义，都以千禧年末日审判为预设的目标，指明上帝在末日审判前要在地球上建立一个神圣纯洁的教会，为了重归昔日的黄金时代。极端塔波尔派提出要返回捷克早期无阶级无私有财产的状态，通过革命暴力在波希米亚创立共产主义上帝王国并将这种共产主义强加给全世界。其布道者称“所有的东西都是公共的，包括妻子。这里都是上帝的自由的儿女，他们将不会结婚，形成由丈夫和妻子两个人组成的联盟”。他们要帮助上帝加速实现这一目标。塔波尔派及其后继者波希亚亚当派都依据其教义进行过共产共妻的实验，也都失败了。法国学者内莫说：“在教皇革命的谱系中，某些人会追随世界渐进改善的理想，运用理性和法律的工具，使心灵深处的皈依、个体的努力和责任成为达成理想的动因。另一些人则按照前理性的和祭献的思想，否弃个人责任，倾向于为恶寻找'替罪羊'，意图自现在起就使千禧年来临，这样必将付出使世界血流成河的代价。”

十五

与德国农民暴动领袖闵采尔践行的千禧年共产主义之同时，是英国的另一个托马斯-莫尔，他构想了一个共产主义乌托邦。其时代背景是羊吃人的圈地制度，贵族领主把公共草地圈为私人所有，驱赶农民，如莫尔所言：“绵羊过去是那么地温顺，吃的是那么少，现在则变得贪婪、野蛮，竟把人本身也吞噬了……因为它们没有留下一块可供耕种的田地”，圈地制度侵蚀了中古的农村公社，加速了社会的贫富分化。所以，莫尔批评所谓国家都是富人保护本身利益的阴谋组织，“他们口称为了国家的利益，其实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金钱与虚荣是罪恶之源，世上一切罪恶都来自贪财，贪婪将毀灭英国，共产主义比私有财产更有益于美德。莫尔的另一个灵感的来源是航海家对美洲的报导，如“当地的人民过着原始生活……他们没有私产，一切东西都归公有。他们没有帝王，没有统治权，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主人”。莫尔认为自然状态就是纯朴无邪状态。莫尔1516发表的《乌托邦》把共产主义当做一个社会改革问题，宣示另一种可能的愿景与前景。

十六

《乌托邦》是以对话体撰作的一本小册子，刊行以后流传为一部不朽的文学经典，这与莫尔的人文素养有关。《乌托邦》有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对时弊的批评，第二部分是对一个典范的共产主义共和国的叙述。莫尔的乌托邦是以农业为基础的财物公有的共和国，由选举产生的议会加以管理，对社会经济与活动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要求每个成年人每天必须劳动六小时，晚八时入眠，晨四时起床，吃公共食堂，严格实行一夫一妻制，实行宗教信仰自由，对不宽容的基督徒予以逐出。莫尔评论：“乌托邦中有许多东西是我在英国只能想望而不能期待的”。莫尔对国王及王室大臣没有信心，他借书中人物抨击国王只想战争、征服与扩张权力，而大臣们只知逢迎、称颂、助纣为虐并对民众课以重税。所以，必须彻底改变私产至上的整个社会制度。莫尔也怀疑共产主义消除了个人利益的激励动机，可能导致懒散怠工因而产生普遍的贫困，又会因贫困而引起争权夺利的斗争。乌托邦岛的样板就是英格兰。

十七

十六世纪前三十年在欧陆与英国发生的普遍的农民骚乱与千禧年共产主义运动是中古世界衰落所引发的深刻不安，农村公社的农民是不安的主体。莎士比亚借戏中的人物表达了这种捍卫公社权利的愿望：“我已经想过了，必须这样。走吧，把这儿的文卷都烧掉，我的口就是英格兰议会……今后一切都将共有”。虽然德国的明斯特共产主义曾被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考茨基颂为“在共产主义青春光芒四射的时刻壮烈牺牲”，其恐怖统治却震惊了欧洲大陆，引起对共产主义幽灵的广泛警觉。莫尔的《乌托邦》，既有人文主义与自然神论的温和理性，又具方济各会属灵会修道院式理想国的要素。作为皇家大法官与伦敦公民的莫尔对失地农夫的悲悯情怀是感人至深的。其临刑前之陈词是：“愿做国王的忠仆，但要先效忠上帝”，他也因《乌托邦》而在共产主义思想史上留名千古。据载，莫尔被处死刑后的14年一一1549年一一英格兰半数农民都卷入了保卫土地的叛乱。

十八

英国伊丽莎白女王时代的济贫法改革及其他社会改革把中古共产主义推到幕后了，商业文明与个人主义在中古农村公社的土地上不可遏止地成长起来，开启了科学与实验的世纪，随着日不落帝国在全球范围内奠基，工业化时代的烟雾吞没了广阔的乡村。斯宾塞在“仙后”中描述共产主义巨人要用大秤平衡人间，引得“下流之徒人头钻动，围在四周听他的谬论，好象愚蠢的苍蝇看着糖罐，嗡嗡嗡嗡围着直转，希望通过他获得大量外快，毫无拘束自由自在”，虽然这个巨人豪言要“把富人的全部财富转归贫民所有”，还是被击败并投入汪洋大海，原想通过共产主义革命得到许多好处的流民希望幻灭，乌托邦变成了“逗人开心的笑谈”。而欧陆爆发的法国大革命，又把幕后的共产主义推向前台，这就是现代共产主义的真正起源一一巴贝夫“为平等而密谋”。

十九

1796年法国大革命后期的巴贝夫密谋对现代历史之影响不在当时，而在后世。被后來当做“革命者手册”广为传播的《为平等而密谋》，是幸免于死的巴贝夫战友邦纳罗蒂所作，其书详实地记述了巴贝夫密谋的全过程，尤其是密谋案件的审判细节，为断头而死的巴贝夫立传并使他成为现代共产主义的先驱。巴贝夫的《平等派宣言》实质上是一篇共产主义的政治声明。巴贝夫宣布私有财产是一切社会灾难的根源。土地与工业收归公有和财产均产才是国家的真正目标，为此目标可采用前所未有的恐怖手段。在雅各宾恐怖领袖被清除后，曾六次入狱的巴贝夫计划以其地下组织万神会为骨干并联合雅各宾派地下残余分子在巴黎夺取政权，建立以巴黎城市贫民与工人为主体的临时专政，立即没收财产，废除继承权，实行配给制，如《平等派宣言》称“大自然赋予每个人以平等享用财货的权利”，未来只有把财产捐献给公社的人才有公民资格，其余的人一律被排除为外国人，有嫌疑即可逮捕。所以，巴贝夫密谋明确地展开了穷人反对富人、无产者反对有产者的公开政治斗争并发现了革命专政的工具。

二十

巴贝夫是在法国革命过程中将社会问题提到生死存亡程度的最彻底的革命煽动家，在《平等派宣言》中称：“从现在起，在全法国要消灭私有财产拥有者”，他提出“财产和劳动的共有制”，其实施措施是“建立公共管理局，取消个人财产，人尽其才，各施所能，将劳动成果存放公仓，建立一个简单的给养分配管理局，由它对所有人的物品作翔实登记，并对物资进行最公平的分配”。巴贝夫在1796年3月秘密成立了起义委员会，核心是一个领导小组，试图策动巴黎武装部队一一治安军团兵变，一份“起义法令”已被草拟印发，箭发之时，被巴贝夫的军事联络员告发密谋，巴贝夫等128人先后被捕。他被装进铁笼车押送到旺多姆，接受审判。密谋失败。临刑前，巴贝夫写道：“我只是为了人民的正义与幸福活到了今天！”巴贝夫密谋仅仅是法国大革命终结时的一道闪电，却成为引发以后一系列暴力革命的狂风骤雨的诱媒。索布尔指出，巴贝夫领导的“平等派密谋”是以暴力摧毁现存社会结构使共产主义变为现实的第一次尝试，超过了空想的阶段，他紧密依靠少数忠诚的历经考验的革命积极分子，形成了革命专政的意识,对于创立新政权以推行共产主义改造社会来说，维持极少数革命者的专政是必要的。这一理念通过邦纳罗蒂传授给布朗基，后者又启发了列宁。

二十一

巴贝夫行动在共产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性是把共产主义思想首次变成了一种政治力量。他曾宣称：“法国大革命究竟是什么？是一场贵族和平民、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公开战争”。他在囚禁中嘱把他“关于民主和革命的全部计划、笔记和草稿”保存下来，以便把“称为我的幻想的东西介绍给全体追求平等的人”。巴贝夫的革命传人布朗基是不断密谋不断起义又不断坐牢的职业革命家，他自称是“共产主义者”，他认为共产主义并不是乌托邦，其本身就是革命，永远不能与政治分开，政治不过是共产主义的服务员，军队，学校，监狱，兵营，都是共产主义的萌芽。“社会发展的全过程都包含着共产主义性质的革新，共产主义不过是最终的協作方式而已”。共产主义应分阶段实施，必须有一个具有高度纪律的少数职业革命家的专政时期以对民众进行教育。这个觉悟的少数通过暴动夺取政权，建立专政。布朗基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起不断策动的革命到巴黎公社达到高潮。马克思称其为“无产阶级政党的真正领袖”。

二十二

巴贝夫与布朗基的共产主义已经脱离宗教的原生态。末日审判的恐怖图景已被未来社会的美丽新世界所取代。法国大革命反宗教的狂暴造就了一代又一代无神论者，传承着十八世纪法国霍尔巴赫拉梅特里为代表的“人是机器”的粗俗唯物主义，其与德意志中古神秘主义的结合还将主宰半个地球的一个世纪。巴贝夫在手撰的《耶稣-基督新史》中写道：“我毫无容情地攻击我们哲学家们所敬畏的这个主要偶像，迄今为止，他们只敢对他的随以、伴侣进行攻击……基督既不是无套裤汉，又不是真诚的雅各宾党人，既不是明哲之士，又不是理性论者，既不是哲学家，又不是立法者”。而在监牢中度过近半生的布朗基，则是一个“不断地斗争，不顾一切地斗争，一直斗争到死”的职业革命家的典范。他的名言是：合法的权力属于坚持抵抗的人，今天的选票就是子弹。

二十三

法国的卡贝是莫尔《乌托邦》共产主义设想在十九世纪中叶最具影响的代表。他发表的《伊加利亚旅行记》设计了一个功能齐全的共产主义社会，其中人类的一切活动都由国家安排，财产公有，计划经济，公共仓库，各取所需，家庭组织为社会的基础。但曾是烧炭党人的卡贝后来认为新社会决不能凭借暴力而要在说服与辩论中和平诞生。他和他的信徒在美国的伊利诺斯州的诺沃地区创办了一个乌托邦移民区一一“伊加利亚”。当然在实际建设中对卡贝的公社集体制有所变通，如容许个人保留财产，人数也不是原来构想的一百万而是一千五百人，却坚持下来了，后来的“新伊加利亚”一直实验到1895年。卡贝信仰上帝，其著《真正的基督教》主张以基督为榜样，复活原始教会时期基督徒的“共产主义”。卡贝的实验也证明空想社会主义并不空想。

二十四

可以说，现代意识形态起源于法国大革命，虽然从其结局来看，大革命未给大多数人带来好处，也沒有如承诺的那样给法国人带来稳定有序的自由平等博爱与民主，而是把法国人从传统与社会中连根拔出抛到无尽的困扰与动荡不安之中，共和国找不到自己坚实的根基。但为世界都市的巴黎却成为由报刊、小册子、俱乐部、社团与咖啡馆等形成的两个世纪的舆论中心，各类狂想家在这里摇唇鼓舌，舞文弄墨，都会聚集起自己的同志和战友。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各类学说大多是在巴黎传播出去的，也是它们的发源地。巴贝夫、邦纳罗蒂、圣西门、傅立叶、安凡丹、勒鲁、卡贝、布朗基、路易-勃朗、毕舍、浦鲁东都有大量的追随者和实践者，马克思博士也是在流亡巴黎时自觉地选择共产主义的，因自视有德国哲学的批判头脑，马克思以共产主义宗师炫世。

二十五

马克思与恩格斯选用共产主义作为自已政治社会学说的标记是基于内在的思想逻辑，以区別于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义学说与流派。马克思自诩其对共产主义的最大贡献是为闵采尔-巴贝夫系列的行动的共产主义确立一个科学的基础，并把这种共产主义的普世理想变为一种普世的国际主义运动。马克思学说从其诞生之日就如同他批判的资本主义一样自觉是一种普世的超越民族地域界限的国际思潮与运动。马克思学说的秘密不在其劳动价值论的经济学说中，而在于其根植于德国思辦哲学的世界体系,而对自十七世纪英国以自然神论和有限理性为特征的启蒙学说与十八世纪战斗的俗世的无神论的法国启蒙学说的德国批判，从浪漫派到世界历史的终极史构思的思辨哲学，又源自于欧洲中古时期日耳曼民族的神秘主义。检讨应从这里开始。地狱的深处才有天堂的幻想。

二十六

苏联斯大林版的马克思主义创造史之经典叙事是一个固定的模式，几乎适用于一切民族与一切国家，即知识阶层的共产主义思想是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途径资产阶级激进民主主义转变为无产阶级共产主义一一马克思主义，假如在这个进军中不误入各类空想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迷途的话，都会修成正果。其实，这就是马克思在清算德意志意识形态时发现的一个定律：所有时代的统治思想不过是统治集团或符合统治集团利益的思想。还应指出，马克思指控法德的“资产阶级”主要是君主专制制度中的官僚寄生阶层。就在马克思与魏特林在1846年为共产主义策略争论不休的时候，蒲鲁东代表巴黎提出了这样的倡议：“我们不要把自己树立为新的不宽容的主人吧，我们不要成为新宗教的信徒吧，尽管这种宗教可能是一种逻辑的或理性的宗教。”那么，马克思与德意志意识形态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呢？

二十七

德国思辨哲学-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源头活水一直溯源到9世纪的修道院院长拉班-莫尔，他认为世界就是有关圣灵的巨大隐喻，而所有的知识仅仅是找出证据肯定信仰。拉班-莫尔被誉为“日耳曼先师”。十三世纪的大阿尔伯特与十四世纪的艾克哈特发展了德国神秘主义的思维方式一一辩证法，从艾克哈特大师的讲道之中呈现了黑格尔讲演录中的辩证法的最初形态：对上帝的认识，都只有通过灵魂的自我遗弃才能获得。也就是唯有上帝自身的自我遗弃才有可能。思辨的神秘主义，通过十五世纪红衣主教库萨的尼古拉发现的对立统一观念与异化，十七世纪的鞋匠雅各-波墨揭示了存在的“巨大奥秘”：自我显现。存在只有在与之对立的“镜子”中才能被反思。上帝的自我设定(正题)，只能是对它自身和它自身的对立面(反题)的综合(合题)：真正的“是”，即“是”与“否”的合一。这就是辯证法的《大秘密》。

二十八

从十七世纪德国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沃尔弗到十九世纪的德国思辨哲学的最大代表黑格尔，完成了一个庞大而精密的思辨体系，其核心是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马克思自称从头足倒立的德国哲学中抢救了辩证法，并以之为现实世界的运行法则，为共产主义确立了牢固不拔的科学基础。而中国的顾准，在那个狂乱蒙昧的岁月中，却通过马克思同时代的工人哲学家狄慈根提供的线索，认定所谓辩证法就是共产主义的神学。这一石破天惊的洞见足以使智慧的顾准达到当世顶级思想家的水平。无怪乎我所敬佩的先哲李慎之先生倡议建立一门“顾准学”。中国，只有从理性思维中走出辩证法的困境，才会真正有科学与科学创造的春天，才会与现代世界主流接轨。这是当世中国新启蒙的首要责任。

二十九

对马克思而言，在其将辩证法嫁接在法国唯物主义的粗足之后，就既超越了黑格尔，又超越了狄德罗与费尔巴哈，辩证法不再是一种方法，而是现实与知识的真实法则，人类历史将循着否定之否定的法则从原始共产主义经过阶级统治的社会达到高级阶段的共产主义，马克思从大英博物馆的英国古典经济学文献中汲取并征引了巨量的知识材料只为了证实他发现的这一人类历史规律的辩证法。马克思的主要著作《资本论》在他生前只发表了第一卷，恩格斯后来依据其手稿整理出版了第二、第三卷，三卷对资本主义消亡的论证是互相矛盾的，第一卷是资本集中，第二卷是平均利润率，第三卷是工人阶级“贫困积累”的绝对贫困趋势。现代社会的运行是与《资本论》描述的趋向背道而弛的。而马克思沉迷的辩证法并不足以为科学的根据或前提，如雅科夫列夫所断言，实质上，马克思据以建立其科学社会主义世界观大厦的全部具体经济结论没有一个是在实践中得到证实的。庞巴维克在《卡尔-马克思及其体系的终结》对劳动价值论予以有力驳斥。马克思学说仍是前社会科学的德意志思辨。科学共产主义并不科学。

三十

对于资本运动的分析，马克思从黑格尔《逻辑学》的概念三段论中取得灵感，把黑格尔称作“概念的运动法则”转换为人类社会的历史运动，而“否定”这一“辩证法的灵魂的源泉”被视作阶级斗争，把否定的法则运用于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设计了现代社会矛盾的历史过程：“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協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辩证逻辑导致了资本的否定与自身否定。恩格斯称马克思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的运动规律”。

三十一

当代马克思学研究有一个重要发现，马克思本人认为他的著述是也仅仅是实际社会运动的理论表现而不是甚么指导思想，马克思是以他理解的科学立场对待他的思想的，故其生前断然宣布：“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记载于我少年时代反复研读的梅林《马克思传》中。顺便说一句，梅林的《马克思传》告诉我拉萨尔是唤醒德国工人运动的真正领袖，这在那个教条主义的全面专政年代，是一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启蒙。恩格斯讲“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的法国论敌滥用的。不幸的是，为了提高马克思学说的权威性，恩格斯采用了为马克思论敌杜撰的“马克思主义”，从而实际上成为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创始人。当拉法格忧虑“马克思派”可能沦为一个“宗派”时，恩格斯答称“我们一直称你们为'所谓的马克思派'，没有用过別的称呼……如果你们另有同样简单的名称，请告诉我们，在适当的场合我们也乐意使用。”

三十二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马克思为欧陆政府放逐而寓居英国的时候，完全有机会观察到英国工业化进程中工人状况的改善，而并不是如《共产党宣言》描述的那样“贫困也愈来愈严重”，在他指导第一国际的岁月里，始终不同意发行《共产党宣言》英文版，马克思以为这本小册子并不适于英国工会主义者阅读。马克思把革命的希望寄托于他在著述中理想化的歐陆工人阶层，而马克思历史社会学的核心观念一一生产力水平对于社会变革的主导作用一一则不见于《共产党宣言》。伯恩施坦指出，马克思的政治错误源自他理论的根本缺陷，即从黑格尔那里引入的辩证法。如果不是列宁与列宁主义的俄国革命与共产国际，马克思学说可能仅仅是欧美大学课堂上一种如孔德与韦伯那样的社会哲学学说。1992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的陆续问世，似乎表明马克思从东方的庙堂又回到了西方的研究所。

三十三

马克思的辩证法显然不是苏格拉底于对话中发现矛盾的形式逻辑，而是源于前苏格拉底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流变观念。伯恩施坦在与考茨基讨论时，正确地指出辩证法的危险性是对特殊事物不恰当的抽象，且在思维方法上是漠视形式逻辑的命题的。伯恩施坦还指出，《资本论》是一部具有高度倾向性的斗争著作，在其编写上不可能是对细节的客观叙述。伯恩施坦说：“我是一个熟悉这部著作至今几乎20年的人，我相信我多少还能够分辨，它在什么地方和多大程度上符合上述要求，在什么地方倾向或辩证的结构使他的著者丧失了科学的客观性。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出现了种种自相矛盾，他往往忽视他自己确认过的重要事实，这根本是无法再否认的……”伯恩施坦称“我不认为对立面的斗争是一切发展的动力，相似的力量的合作也是发展的一个巨大动力”。

三十四

恩格斯在与杜林的论战中，宣称“论战转变为……辩证方法如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比较连贯的阐述”，因为对恩格斯而言，以往全部哲学只有形式逻辑与辩证法留存下来，而辩证法则以现代科学的观点说明“相互作用是事物的真正的终极原因”，这可能是恩格斯对“思维着的理性”的最后意见。无论如何，伯恩施坦关于辩证法的批评意见是值得重视的：“不管事物在现实中是什么样子，一旦我们离开了可以凭经验确认的事实的土地并且超越这些事实而思考，我们就要陷入派生概念的世界，而如果我们然后遵循黑格尔所提出的那个样子的辩证法规律，那么我们就会不知不觉地进了“概念的自我发展”的圈套。黑格尔的矛盾逻辑的巨大科学危险就在于此”。辩证法与科学的理性思维难以相容，而通过辩证法，马克思主义与布朗基主义走在了一起。

三十五

恩格斯遗嘱的执行人伯恩施坦对马克思学说的审慎批评开启了社会民主主义的方向，现代社会民主主义在多大程度上受益于伯恩施坦，是一个有待估量的问题。而在列宁-毛泽东的共产主义谱系中，伯恩施坦则无可置疑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大叛徒。伯恩施坦本人亦承认马克思的革命急进性更类似列宁的布尔什维克，但伯恩斯坦确是从马克思学说的内在逻辑批评马克思主义的。伯恩施坦深刻地洞悉马克思对现代社会的全部理论奠基于劳动价值论与剩余价值论之上。而取自洛克和斯密李嘉图的劳动价值学说“只有作为一个纯思辨的公式或一种科学假说才能要求被接受”。伯恩施坦对马克思学说之根本一一价值理论作为“一个纯抽象概念”的是否科学性的质疑，是其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依据与基本出发点。也因这种修正，马克思依照辩证法原理精心构筑的整个资本体系摇晃起来了。

三十六

在讲巴枯宁-列宁之前，再说说老修正主义者伯恩施坦。对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的批评，伯恩施坦实际上否定了绝对贫困化观点，认为工人工资的增长使工人状况不断改善从而参与社会财富的再分配。欧洲议会民主的发展逐渐消除了国家的资产阶级性质乃至使其"萎缩”，也就不必以无产阶级革命颠覆国家以建立独断的无产阶级专政。因为社会民主是社会不断改善的渐进和平进程，也不必总是预言落空的革命。他以为近世欧洲有社会主义的两大流派，一是以建设为目的，通过提出改革建议促进和平进化，一是从革命的人民起义汲取灵感的启示，本质上以破坏为目的，在其表现上是密谋的、煽动的、恐怖的。而凭籍革命暴力解决政治与社会问题，是进化途程中的“政治返祖”，在政治上重返野蛮。“阶级的专政必须看做是一种倒退或政治的隔世遗传”。总之，不断改善工人生活与文化状况的进化过程才是一切，最终目标是微不足道的。伯恩施坦彻底埋葬了千禧年共产主义。

三十七

巴枯宁是漫游欧洲的职业革命家，与马克思是老友，也是宿敌。在第一国际的活动中，巴枯宁创立了秘密的无政府主义国际。克鲁泡特金称巴枯宁与他是“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者”，是贴切的。巴枯宁的理论围绕着人与国家之对立这个主题，抨击所有国家组织都是强制性的，实质是人为的压迫工具，是某些人为了通过武力或神权的欺骗手段对他人行使权力制造出来的，尤其是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国家。在巴枯宁为和平与自由同盟拟定的宣言称“同盟反对以任何类型的专制权力进行社会改革的一切尝试。”甚至各种形式的“民主集中制”，巴枯宁也以为这种制度会使普通人民沦为独裁者或官僚的棋局中的小卒。对巴枯宁而言，他所珍重的是自发的自然的社会组织，如俄国的村社与城市的協作组织，人始终是在社会中生活的，自由公社是基础。未来的欧洲是不分国界由自由公社组成的联合体。他主张财产集体所有制与“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对于国家，或许可提供某种安全，却绝无可能提供自由。巴枯宁称：即使国家由工人来领导，他们很快也会变得像他们所推翻的暴君一样腐败和专制。

三十八

巴枯宁与马克思互骂对方为“恶魔”，有误会的因素，有思想的争论，也有权力的角逐。巴枯宁的不幸是与不泽手段无视任何道德准则的俄罗斯青年恐怖分子涅恰耶夫的短暂合作。本來，巴枯宁在《国家政权与无政府状态》中一贯是坚持非暴力反集体的自我组织秩序的。涅恰耶夫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小说《群魔》里的主人公。他是一个狂热的革命者，对巴枯宁吹牛说他组织了一个遍及全俄的地下革命组织，诱使巴枯宁合作编写了《革命问答》的小册子，严重玷污了巴枯宁的声誉，也使马克思有理由认定其是彻底的虚无主义者。这本后来被奉为革命圣经的小册子称真正的革命者“蔑视和憎恨目前各种形式和动机的社会道德，他认为一切促成革命胜利的东西都是道德的”，“他必须用对革命事业的酷爱去消灭亲戚、友谊、爱情、感恩，甚至还有荣誉等一切软绵绵的、使人丧失力量的情绪”。涅恰耶夫后因谋杀了一个对其“革命委员会”有所怀疑的同志而最终囚禁于沙皇的彼得-保罗要塞。

三十九

无论马克思与巴枯宁如何相互谩骂诽谤，其共同点是对革命的崇拜。法国大革命的雅各宾派是革命的先驱。“没有恐惧，美德是无力的。”他们的革命意义如末日审判一样能够创造新人，只有革命才能洗刷旧制度与旧社会给予被压迫者的肮脏东西。也只有革命才能实现他们期盼的共产主义社会。如马克思所言：“这种共产主义是完美的自然主义，也就等于人文主义，正如完美的人文主义等于自然主义。由此便化解了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冲突，真正解决了存在与本质之间的矛盾，客观性与自我活动之间的矛盾，以及自由与必然、个別与种类之间的矛盾，人成为历史中已经得到了解答的谜，而且人知道他自己就是那个答案”。恰为当代马克思学家吕贝尔称，马克思学说是最彻底的乌托邦主义。而这样的主义被列宁树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的信条。雅科夫列夫说：其实可怕的并不是乌托邦本身，而是那种企图把乌托邦纳入社会制度的实践。

四十

与马克思巴枯宁魏特林同时代的，还有英国欧文的共产主义试验。欧文是自力奋斗成功的企业家，对工人尤其孩童的悲惨处境观察较实，他认为环境对人的影响是主要因素，“工人失业，贫穷，经常负债，他们常常酗酒并且以偷盗为生。他们习惯说谎和吵架”，穷人的孩子们比狄更斯小说描写的状况还差。欧文游说政府通过了工厂法案，限制工时。他推动建立国家救贫体系，使老有所终幼有所养。他认为应扩大消费，使它与生产平衡，普及教育，消除愚昧。他资助创办了乡村免费小学，试办公社，从罗契台尔先驱者合作社到奎因伍德公社。他起草的“致拉纳克郡报告书”启发了傅立叶。后来他远赴美国投巨资创办了印第安那州雷普社团的和谐区。欧文的努力为人称道，有德国纯朴的农民雷普信徒1814年到美国购荒地三万英亩，欧文为之规划，形成了兴旺的共产试验区，但仅三年就失败了。回到英国的欧文，参与了争取工人普选权的宪章运动。

四十一

十九世纪后三十年到二十世纪初，以马克思恩格斯为代表的欧洲社会主义者普遍认为俄国罗曼诺夫家族的沙皇统治是全欧的反动堡垒，俄国将爆发一场推翻罗曼诺夫王朝的1789年法国式的民主革命为共产主义清除障碍，而在俄罗斯，沙皇统治被称为“各族人民的监狱”，其时俄国发生了由革命的民意党人策动的针对沙皇统治集团的暗杀活动，是这种民主革命的征兆。列宁创立的布尔什维主义，就是吸收布朗基与民意党人的组织经验与策略，以一种高度集中的秘密的职业革命政党实践马克思设想的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在与司徒卢威争论时称“恐怖手段是一种进行政治斗争的方法”。社会民主党在原则上并不否定恐怖手段是一种斗争方法。目的是主要的，每一种斗争方法的好坏，要看它在当前条件下是有助于达到目的，还是相反，偏离目的。布哈林称要“有组织地削弱文明”。

四十二

涅恰耶夫事件是俄国革命的先兆。洞彻世道人心的俄罗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在1873年发表的长篇小说《群魔》，以预言家的冷酷想像力描述了五个阴谋家如何以全世界平等的信念开始并以对全世界的奴役为终结。被特卡乔夫称为“我们现代青年典型的代表”涅恰耶夫被审判与被监禁不是事件的结束而是开端，未来的俄国革命将充满涅恰耶夫事件。《群魔》里的涅查耶夫化身曾有一段对革命后他要创建的社会的独白：“社会的每个成员必须监视他人并揭发他人，所有的人都是奴隶，他们作为奴隶是平等的……只有那些天分更高的人才能获得更高的科学和能力水平，而我们不需要更高天份的人。有更高天分的人总是手握权力，而且是暴君……他们被抛弃或被处决，西塞罗的舌头被割掉了，哥白尼的眼睛被挖出来了，莎士比亚被石头砸死了”。这不是小说，是苏维埃共产主义的实践与现实。20世纪20年代，俄罗斯流传着一个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树立的纪念碑：献给费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自心存感激的恶魔。这也是斯大林时代查禁陀氏作品的原因吧。

四十三

巴枯宁与涅恰耶夫创作的《革命问答》，又译《革命者手册》、《革命者教义》，加缪称其“把革命的权术提高到至善的高度，而把所有的道德考虑都撇在了脑后，为了革命的利益，为了他自己断定的定义，所有的行为都是正义的，所有的罪犯都是合法的，无论它们是多么令人作呕。”巴枯宁认为，俄国的革命者要与匪盗世界联合起来，因为后者是天生的政府反对派。涅恰耶夫讲“我们的任务是破坏，猛烈地，彻底地，普遍地，而且是无情地”。对自由派，革命者必须假装盲目地跟从，但实际上将他们纳入到控制之中，掌握他们的秘密，使他们无路可退。革命者“无论白天黑夜，他必须只有一个念头，一个目标一一无情地破坏。冷酷无情、不屈不挠地向着这个目标前进，他必须时刻准备献出自己的生命，用自己的双手消灭所有障碍……革命组织须编写一个应该被消灭的人的名单……首先，他们必须消灭那些对革命组织极其有害的人。”雅科夫列夫称涅恰耶夫是布尔什维克的先驱。

四十四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使列宁觉醒为一个革命者，这部小说中的一个特殊材料制造的革命主人公一一拉赫美托夫也激励了涅恰耶夫，是涅恰耶夫崇拜的偶像。涅恰耶夫在《革命者手册》中设计了夺取国家政权的精干革命组织的架构，其组织原则是“服从，服从，再服从一一无条件服从”。要使服从渗透到追随者的血液里。涅恰耶夫将其革命团体分为一级革命者和二级革命者。为了革命的需要，一级革命者可以把二级革命者当作资本加以利用。如果一个一级革命者决定牺牲一个二级革命者的自由甚至生命，那也是他的无可非议的权力。革命组织必须想方设法全力促进社会的灾难与罪恶加深，逼迫人民失去耐性而自觉地起来暴动。涅恰耶夫谋划开展一场全俄的兵变以埋葬罗曼诺夫王朝。有人问他革命中多少人会死亡时，涅恰耶夫笑着说：“我们应考虑有多少人能活下来。”他的朋友也是诗人的塔卡切夫写道：“现在，我们需要大斧，我们需要利刃”。

四十五

布尔什维克的前驱是民意党。这是俄罗斯本土从暗杀沙皇集团百炼成钢的革命恐怖分子组建的秘密革命团体，与《革命者手册》的组织原则大体一致。它的最高领导机构是执行委员会，党的所有成员必须把他们的全部财产和生命都贡献给权力无边的执行委员会，一旦入党，绝不准自行退出或脱离，党的所有成员必须无条件地忠诚地遵守执行委员会的一切决定。执行委员会由十一人组成，他们配备级別不同的特工供其作为革命资本加以利用，“执委会的特工是由执委会指定的，只有义务，没有权利”。执委会选出三人组成行政委员会，在执委会闭会期间行使绝对的权力。党的主要目标就是以无情的不间断的恐怖行动推翻现存的政权。这就是1879年利佩茨克会议的结果，一个纪律严明的新型政党在沙皇的土地上诞生了。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普列汉诺汉曾经是民意党前身土地与自由社的重要成员。列宁的胞兄亚历山大也是民意党人。

四十六

旧俄时代的革命悲剧与民国时代的革命悲剧相同，革命的激进主义是以突出夸大社会经济问题的严重性尖锐性危机性而忽略乃至阻碍了打断了国家的立宪进程，对未来的幻象冲淡了实际相关的问题。德国史家施拉姆指出：俄国革命者“以一种正是被悲哀的现状和每日的危险激励的末世幻想，梦想着能够担当起全世界范围的拯救者角色。他们认为自己受托开启拯救全人类行动的序幕”。也就是说，他们将自己视为所有人民解放者的意义探求并为了使自己的生活更有超越性和更有意义而把自己的民族自己的国家引向万劫不复的深渊。屠格捏夫讲人们难以断定这些左派革命者是傻子还是圣人，而有人认为两名的混合正是俄罗斯所需要的。从民粹派到民意党，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涅恰耶夫是后者的理论家和实践家，将这条革命激进主义进行到底的是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的创造者一一列宁。

四十七

列宁为现代共产主义确立了一套组织原理，以此操纵并领导了最为广泛的群众运动，成功地在俄罗斯夺取政权且把共产主义的组织体系转换成政权体系，还创建了推进世界革命的组织中心一一共产国际。列宁与列宁主义的政党政权成为现代共产主义的主要特征，主要的识别标志。列宁以马克思主义的完整学说为这一共产主义系统的不容讨论与批评的信条。虽然巴贝夫首创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并于法国大革命中喊出了“工人共和国”的口号，如考茨基所言，巴贝夫被处决了，“他的以无产阶级代言人的专政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唯一工具的概念，并没有随他一起死亡”，马克思博士为共产主义提供了德意志传统的百科全书式的知识综合，使这一为欧陆统治集团感觉恐惧的战斗思潮具有了规范化的完备的理论体系并以第一国际的联合组织影响了各国的工人运动与革命运动。共产主义也由游荡的幽灵现身为“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的共产主义革命。

四十八

共产主义信条有两大要义，一是《共产党宣言》声称的共产主义之全部纲领是消灭私有制，主要是现代资本的私有制。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尤其是《资本论》第一卷提供了资本集中到垄断的全部分析，故断言资本的私有制几乎吞噬了全部的社会财产与个人财产。二是通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后者是一个消灭阶级的过渡阶段。列宁在《怎么办》中为共产主义补充了两个要点，一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政治的意识是共产主义专业知识阶层从外面灌输进去的，普列汉诺夫也有此类意见。二是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接受集中化、秘密化和专业化的组织要求与严格训练：“我们运动中的活动家所应当遵守的唯一严肃的组织是：严守秘密，极严格地选择成员，培养职业革命家。”列宁的集中制政党思想是布尔什维主义的核心意义。

四十九

列宁的先锋队政党自己赋予自己合法性与合理论。因为依据列宁的理论，只有布尔什维克的政治精英才能使工人阶层真正认识自己的利益、自己的意愿与自己的目标，才能使工人阶层成为工人阶级从而意识到阶级革命的条件、战略与策略，布尔什维克是无产阶级的先知和代表。因为布尔什维克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掌握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掌握了社会科学的真理。马克思主义是布尔什维克合法性的根源。而无产阶级专政只有通过共产党来加以实行，“无产阶级还都是那样分散，那样被人鄙弃，在某些地方还受人收买……以致无产阶级专政不以直接由包括全体无产阶级的组织来实现，只有吸收了阶级的革命力量的先锋队才能实现这种专政。”没有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政党，便不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所以，列宁的政党与政权首先是意识形态政党政权。

五十

与意识形态首要地位相称的，是列宁对政党规定的高度集中高度集权的组织原则。“组织能使力量增强10倍”。党必须拥有高度纪律的权威中心，必须用一种声音讲话，统一于领袖的意志。党内决不能容忍政治反对派，必须利用国家力量镇压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一切活动。列宁写道：“专政的科学概念无非是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不受任何法律或规章約束而直接依靠暴力的政权”。考茨基批评说：“列宁要求全体工人阶级都温顺地服从他的领导。党内如果有人对別的领导表示更大的信赖的倾向，或者为自己的见解辩护，就会被列宁认为是死敌，要用一切手段和他们进行斗争”。考茨基讥嘲说：“象一神教的神一样，独裁者是一个非常嫉妒的神。除他自己以外，他不能容忍有別的神存在”。中国的古话是：天无二日，民无二主。

五十一

专政的治理何以立竿见影？俄罗斯讽刺作家谢德林透露了其秘不示人的规则：“掌握尽可能多的恶棍，因为一般老百姓都忙于自己的事情，而恶棍们都是些无所事事的人，能干各种坏事……”，对于长官何为人间祸害的询问，恶棍们对长官说：“我们的纲领应该是这样的：只许我们恶棍们说话，而其他人都闭嘴，我们这些恶棍想起来的主意或建议必须采纳，而对其他人的愿望则置之不理……让我们这些恶棍们受到无微不至的爱护和照料，而给其他所有人都戴上镣铐。把我们恶棍所做的坏事看成是好事，而其他人即使做了好事，也应把它说成是坏事。还应做到，没有人敢说我们这些恶棍一句坏话，而我们这些恶棍想要骂谁就骂谁！”唯有如此，才会有真正的祸害。

五十二

列宁在《火星报》时期公开使用“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关乎俄国未來革命的关键用词时，即遭到社会民主党内马尔托夫等人的质疑。马尔托夫质问无产阶级专政是以谁的名义行使的，列宁的党称其代表无产阶级，又不属于无产阶级，因列宁称无产阶级不可能自发地生成阶级革命的意识，那么，马尔托夫指称列宁的党只代表它自己而缺少真正的社会基础，必类似法国大革命恐怖时期的雅各宾派。一个沒有真正社会阶层基础的政党夺权执政，只会重演恐怖统治的旧戏，最后的结局是革命的朋友与敌人同归于尽。这是所有自上而下的暴力革命的危险所在。考茨基指出，只有从属于社会的国家机器才能成为解放无产阶级的手段，而无产阶级专政使国家凌驾于社会之上的这种情况发展到顶点。

五十三

列宁在沙皇专制的警察国家以军事化原则创立的革命政党在国际范围内社会民主党左翼也引起了尖锐的批评。卢森堡称：“在一部分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中，这样迫切地试图通过无所不知和无所不在的中央委员会的监管，以防止充满希望的、生气勃勃的俄国工人运动出现失误，我们知道这就是一再同俄国社会主义运动开玩笑的主观主义……但是现在，这位俄国革命家的'自我'迅速把事情颠倒过来，再一次宣布自己是历史的全能舵手一一这一次是以社会民主工人运动中央委员会主宰者的身份出现”。的确如此，中央委员会有多大权力，完全由党的领袖说了算。而党的领袖又通过中央委员会强制推行其各项政策，所谓民主集中制，仅仅是最高层极少数寡头领袖的協商与自上而下征求意见而已。各基层支部只是执行上级意志的工具而对决策无发言权。党内民主难以逾出中央委员会的范围且这个范围的民主亦取决于领袖的意志而非制度化的安排，即使在革命成功以后。

五十四

列宁政党的组织原则在《怎么办》中浓缩为下面一段文字：“由最可靠、最有经验、经过最多锻炼的工人组成的一种人数不多的紧密的核心，它在各主要区域都有自己的代表，并且按照严格的秘密工作的种种规则同革命家组织发生联系一一这样的核心在群众最广泛的支持下，不必有详尽周密的规划，也能践履一个工会组织的一切职能，而且还能够以社会民主党人所期望的那种方式去践履这些职能”，其实践的结果，如列宁的十月起义的战友托洛茨基在1904年所批评：“党的组织取代了党本身，中央委员会取代了党组织，而最终独裁者取代了中央委员会”。又如罗莎-卢森堡所批评，列宁所谓的“无产阶级纪律”其实就是由中央委员会施行的纪律，而不是“社会民主主义的自愿的自律”。考茨基指出：“无论什么时候。只要独裁在党的机构内掌握了权力，那个机构就必然会在精神上堕落下去，因为独裁势必使最优秀的分子或者堕落下去，强迫他们放弃自己的独立，或者把他们驱逐出党”。

五十五

列宁的政党理论为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称为二十世纪政治组织学与政治控制的重大发明，因其建立的政府为有效控制的政体。亨廷顿说：“共产主义最有关的特点是它的政治理论和实践，不在于它有马克思主义，而在于它有列宁主义……对马克思来说，关键是社会阶级，而对列宁来说，关键却是政党”。列宁政党有三大不变的意识形态要素：其一，马克思主义是永恒的教义，代表了人类认识的真理，尤其是反映客观真理的辩证法，是打开世界一切玄秘的钥匙，是科学的科学。马克思主义的权威解释权为党的领袖。其二，党由人类自我选定的最优秀最革命的一小部分先进分子构成其核心骨干，在道德与智慧上因精通马克思主义而有特殊的优势，是经过千锤百炼千挑万选中产生的英明领袖并有洞见未来洞察一切的智力与能力。其三，党是一个严密的自上而下控制的中央集权的组织体系，所有的普通成员都必须服从严格的纪律，各级领导人也必须严守他们在等级权力制中的职责与规则。党的决定必须为全党不折不扣加以执行。党员的绝对服从与党员领袖对马克思主义的绝对忠诚,是列宁政党的绝对要求。列宁认为，只有这种精神上的高度统一与组织上的高度一致才能夺取政权。

五十六

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在十月政变中夺取政权后，建立了党治国家的集权政体。在列宁的坚持下，夺权前布尔什维克改名为共产党。列宁称：“我们共和国的任何国家机关未经党中央的指示，都不得决定任何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或组织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无产阶级专政实质上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专政”，即党的专政。党将自身的组织原则推广为政权组织之原则，党之组织亦为苏维埃政权之核心部分，党的信条成为国家意识形态。1919年，列宁发起创立了共产国际，如曾任共产国际主席的季诺维也夫所言，第三国际或共产国际是要建立一个单一的由各国共产党支部组成的实际集中控制的世界共产党。其目标是推动世界的共产主义。加入共产国际的各国共产党必须布尔什维克化，即按照俄共(布)的组织原则加以构建并受共产国际之决议决定的统一指导。共产国际与苏联的扩张，标志着地球将有半数人口卷入的国际共产主义体制的兴起。斯大林完全继承了列宁的政治遗产。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苏联被列宁看成是世界苏维埃共和国的样板，也成为共产主义革命与建設的中心。

五十七

曾任苏联共产党宣传部长的改革家亚-尼-雅科夫列夫称，布尔什维克革命及以后的不幸是“涅恰耶夫精神在列宁的实践中牢固地得到了确立”，是因为列宁彻底抛弃了改良主义。因此，恐怖统治是共产主义方法的必然结果。考茨基称：“布尔什维克政权所结的果，就是建成了一种新的阶级统治。……它们是从布尔什维克专政的条件下必然地产生出来的……它的最终的共产主义目标，也越来越成为装饰品了，仅仅成了一种记忆，或是作为诱骗社会主义的理想主义者们的工具，因为独裁者是要想利用这些理想主义者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的。”对于夺权后仍严肃对待共产主义的反对新特权的老布尔什维克，或被监禁、放逐，或被沉默，或束手无策，还有不少被处决了，而“多数老布尔什维克已经向独裁者屈服了，已经从革命者的水平堕落到谄媚的廷臣的地位……取得和保持这些特权就是他们唯一的目的。”

五十八

1919年2月社会党国际通过的谴责布尔什维克的无产阶级专政与赞同议会民主的布兰亭决议案，意味着社会民主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决裂，也表明两造的核心分歧是民主与专政问题。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是议会民主制还是无产阶级专政，这是社会民主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根本区别。列宁发起的共产国际邀请书中附有一个15条纲领草案，其要点是普遍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规定新国际应名为“共产国际”，其基本原则是“每个国家里的运动的利益，应服从于整个国际革命的普遍利益”，共产国际不是以前各国独立政党之间的松散联盟，而是指导世界革命运动的集中控制的权力中心。1919年3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发布了列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五人签署的宣言，称各国共产党必须完全服从共产国际的决定，号召“团结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之下”。宣言称共产国际是实行集中制的领导机构，即“国际共产党”，其目标是领导世界革命，“把整个世界变成一个合作联邦，从而实现真正的人类友爱和自由”，这个联邦就是“工人苏维埃的国际共和国”。

五十九

列宁在共产国际成立大会上要求各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制度。”会后，列宁在《真理报》撰文称：“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的成立是国际苏维埃共和国即将诞生的前兆，是共产主义即将在国际范围内取得胜利的前兆。”列宁在为1920年6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起草的《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中规定“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及其执行委员会的一切决定，所有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必须执行。”列宁写道：“一切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应当更改自己的名称。凡是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应该称为：某国共产党(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支部”。各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支部都必须绝对服从共产国际及其执行委员会的领导。列宁要求通过联邦制在全世界推广苏维埃制度，把一国的无产阶级专政“转变为国际的专政”。

六十

1920年7月19日到8月17日，列宁在莫斯科召集了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季诺维也夫为共产国际执行局主席。季诺维也夫在开幕词中称“两三年内整个欧洲就会苏维埃化了。”列宁称共产国际“已经不是宣传家的協会，而是世界范围内开始准备的实际作战大军的总和”。其时，托洛茨基、斯大林正在指挥红军攻打波兰，伏罗希洛夫致信斯大林“我们消灭了大量波兰人……砍杀和消灭的共有两万人”。列宁要求在已被红军占领的波兰地区建立俄国式的苏维埃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并策动意大利、匈牙利、捷克、罗马尼亚的起义，以加速世界革命的进程。红军兵败华沙，被俘达6万5千人，人称“维斯图拉奇迹”。波兰保住了欧洲，列宁的世界革命受挫，托洛茨基说：“当我们梦游般的状态下逼近华沙时，那里并没有革命的高潮……其结果出现了我们曾经在我们的军事战线上经历过的最重大的灾祸之一。”苏波战争后签署的《里加条约》划定的苏波边界线维持到1939年。

六十一

列宁托洛茨基的世界革命计划受挫于苏波战争。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在《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基本任务的报告草案和提纲初稿》中称“要利用危机进行革命”，战争创造了革命的条件，如世界大战触发了俄国革命一样，对波战争将引爆欧洲的革命。对波战争期间，在波兰的东部各省成立了60多个革命委员会。与红军进入波兰的还有捷尔任斯基实际负责的“波兰临时革命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实为俄共(布)组织指挥的波兰“流亡政府”，捷尔任斯基专注于筹组波兰红军。兵败华沙之后，捷尔任斯基的“波兰临时革命委员会”撤回了莫斯科。从此以后，列宁梦回俄罗斯，战时共产主义已是穷途末路，急待改弦更张以谋政权的生存。列宁在公开场合也罕提“世界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或“国际苏维埃共和国”了。

六十二

十月政变后，列宁的革命战略是从“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到“一切权力归布尔什维克”，实行战时共产主义和军事主义。曾任俄罗斯联邦总统属下的为政治镇压受害人平反委员会主席的雅科夫列夫在《雾霭》一书中依据档案资料与当事记录对十月政变后列宁的布尔什维克政党在内战中的情形做了真实报导。1918年8月捷尔任斯基称，布尔什维克负有引导和领导仇恨与复仇的历史使命。在革命后三天苏维埃政权就公布了“仇恨纲领”、“复仇纲领”、“人民公敌纲领”，12月人民委员会“宣布立宪民主党为……人民公敌”。1919年12月人民委员会成立了捷尔任斯基为主席的“革命之剑”一一全俄肃反委员会(全俄肃清反革命和怠工特设委员会，简称“契卡”)，捷尔任斯基称：“凡是胆敢稍稍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宣传的人，都将立即逮捕，关进集中营。”季诺维也夫写道：“我们应当将苏维埃政权治下一亿俄国居民中的九千万人争取到我们这边来。至于剩下的那部分人，对他们我们没有什么可说的，应当把他们除掉。”列宁称专政为“不受任何法律约束……而直接依靠暴力的政权。”

六十三

十月政变前，高尔基在《新生活报》刊文吁求布尔什维克不要起义，否则，“群众中所有的黑暗本能就会喷发而出，因为他们早已被生活的崩溃以及政治的虚伪和肮脏所激怒了。人们将要彼此残杀，而不会克服自身的兽性”。这类警示对列宁无济于事。1918年1月列宁解散了立宪会议，他宣布：“俄罗斯共和国的全部政权属于苏维埃和苏维埃机关。因此，任何人和任何机关攫取国家政权某种职能的任何尝试，都应视为反革命行动。任何这类尝试，苏维埃政权都将使用所拥有的一切手段予以镇压，直至使用武力”。同时，列宁撰文称贯彻“社会主义全科玉律”的方法之一是“将十分之一犯游手好闲罪者处决”。1918年9月布尔什维克政权颁布《关于红色恐怖的法令》，其中称“必须通过将阶级敌人隔离在集中营内来保障苏维埃共和国的安全，所有同白卫军组织、阴谋和暴乱分子有牵连的人均应处决”。

六十四

被列宁看作“极其可憎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曾预言俄国的革命“暴动将从禁欲主义和抢掠一切财富开始，将开始废黜宗教，毀坏神庙，将其变成兵营和畜舍，血洗全球，然后自己吓得魂不附体”，只有最后一句话错了，列宁视为“无产阶级的雅各宾派分子”的捷尔任斯基仅在1918年几个月时间就处死了5万多人，其死亡标准是其副手拉齐斯在捷尔任斯基创办的《红色恐怖》上刊文所称：“审讯中不要去寻找被告反对苏维埃政权言行的证据。您应当向他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他的家庭出身、所受教育或者职业是什么。这些问题就应当决定被告的命运。这就是红色恐怖的意义和实质所在”。1918年底布哈林等指控契卡握有无限权力，其组织“充斥着罪犯、暴虐狂和流氓无产阶级的腐败分子”，建议应加以限制，党的监察委员会主席加米涅夫要求取消全俄契卡。斯维尔德洛夫、斯大林、托洛茨基则为之辩护。列宁把对契卡的指责说成是“来自人数有限的知识分子的责难”。列宁称“重要的是肃反委员会在直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党中央决定禁止对全俄肃反委员会进行“恶意的批评”。

六十五

1923年捷尔任斯基为局长的苏维埃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发出的一个秘密通令，详细列举了要予以肉体消灭的社会族群：“沙皇机关职员”，包括所有原内政部职员和所有司法部职员。以及(1)，白军、非正规白卫部队……(2)，所有政府机关文职人员(3)，所有宗教活动家：东正教和天主教的主教、神甫、拉比、助祭、修士、合唱指挥、教民组长，等等(4)，所有原商人、商店和小铺的店主以及耐普曼(指新经济政策时期的企业主、商人)(5)，所有先前曾使用过雇佣劳动力的原地主、大佃户、富裕农民。所有原工业企业和作坊的厂主(6)，所有其直系亲属处于非法状态或反苏维埃的人(7)，所有外国人，不论其所属民族(8)，所有其亲友在国外的人(9)，所有宗教教派和宗教团体的成员(特别是浸礼宗教徒)(10)，所有旧学派的学者和专家，特别是其政治方向至今不明者(11)，所有过去曾因走私、间谍活动等受到怀疑或者判刑的人。 这就是列宁通向共产主义的“消灭阶级”。

六十六

内战与战时共产主义造成城市的饥荒。列宁把饥荒归因于富裕农民藏粮。列宁1918年提出“掠夺掠夺物”的政策对付有余粮的农民，并组织城市工人到农村武装搜集余粮，对农民进行“十字军讨伐”，把粮食收归苏维埃政府。列宁称：“同饥荒作斗争的任务不仅是从产粮区弄到粮食，而且要把所有余粮以及各种食品全部收集起来，作为国家储备”。列宁把将从农村掠夺来的粮食由苏维埃政权统一调配称之为“这里我们正在为打下共产主义分配的基础，为真正奠定共产主义社会的牢固基石而奋斗”。1919年1月人民委员会正式颁布了《余粮征集令》，规定农民必须上交全部余粮。农民留粮的标准就是一个人生存最低限度的需要量，这个需要量在实际执行中仍会降低。布尔什维克的武装征粮引起产粮区农民的反抗与起义，图哈切夫斯基用毒瓦斯镇压坦波夫起义的农民。“窒息性毒气的气味充溢整个森林，将藏身其中的一切都消灭干净”，其后果是坦波夫森林中农民尸横遍野，惨不忍睹。如列宁所言，创立红军的目的十之八九是为了“从事经常性的军事行动，以便获取、夺回、收集与运走粮食和燃料”。1916年俄罗斯中部地区人口总数有6800万，到1920年仅剩下3800万了。

六十七

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对农民的暴力掠夺与镇压是列宁执政时代极其血腥的历史篇章，对第聂伯河、顿河、伏尔加河、乌拉尔河和捷列克河一带的哥萨克居民实行了斩尽杀绝的政策，400余万哥萨克居民被镇压，几乎每个哥萨克集中区都发生了大屠杀，造成了俄罗斯历史上永久的创伤。列宁的武装征粮与斯大林“挖掉农业中的资本主义根子”的集体化是导致俄罗斯农业长期滞后的历史原因。伯恩施坦在1924年批评说：“布尔什维克的学说及其从马克思的武库里搬来的口号是一种非常粗暴化了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正是要人们认识意志力量在历史上的界限，而布尔什维主义作为学说却別有用心地无视这种界限，陷入了对暴力的无限创造力的迷信，这在实践中就成了一种祸患无穷的蹩脚试验的始祖。”

六十八

列宁对俄罗斯时代最杰出的知识界代表人物采取了驱逐出国的措施。他在1922年致斯大林的便笺上写道：“要让俄罗斯长时间保持清洁……将他们统统赶出俄罗斯”。160名俄罗斯哲学宗教与社会思想顶级学者作家乘“哲学家之船”被逐出境。托洛茨基称驱逐是一种“有远见的仁慈”，因为一旦有事，他们可能被处决。布哈林1925年在《真理报》刊文称，布尔什维克夺权执政“是踏着尸体过来的，为此不仅要有久经锻炼的神经，而且要有马克思主义分析为基础的对于历史赋予我们的道路的认识”。布哈林论证了只有具有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才能成为真正的学者，“要按照一定的方式使知识分子干部经受思想意识上的良好锻炼，不错，我们会像在工厂里那样制造他们。”为此，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在知识界潜伏了一张严密的谍报员网，其谍报机关定期向俄共及后来的苏共中央政治局报告知识界的思想动态。1917年俄罗斯有46名科学院院士，其中死5人，流亡8人，1923年仅余23人。

六十九

在情报机关的密报中，可以观察到作家艺术家对苏俄时代共产主义实践的真实看法，如列宁格勒的导演加夫龙斯基说，想想吧，都拍些什么电影：又是阶级斗争，又是把党的机关捧到天上。 导演别列斯涅夫说，我弄不明白艺术中的政治，我恨透了这一切。作家别雷说：“不该由暴徒在实际中运用社会节奏的思想。实际情况表明，村社、集体、个人的概念在我们这个时代是“长尾猴手中的眼镜”，“它时而拿来闻闻，时而又穿在尾巴上”……一切都带有某种愚钝、麻木不仁的色调。你对科学、世界、艺术、人的关心，在“苏联”有谁需要？……数千年来世界所关心的东西……近五年来在我国均成泡影。以法令将数千年的成就一笔勾销，因为我们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度发展”中，然而，街上行人眼中流露出喜悦吗？这些苍白、疲惫不堪、部分已经变形、貌似野兽的面孔，包含着过度疲劳、怨恨、恐惧和互不信任。那是驯熟的野兽的面孔，而不是人的面孔”。

七十

为了扼要叙述十月革命以后苏俄社会的精神状况与文化状况，1934年苏联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秘密对外散发的一张传单透露了一些作家代表的意见：“你们都应当明白，我国处于绝对排除任何自由发表意见的境地已经长达17年了。我们俄国作家，让人想起妓女，区別仅仅在于她们出卖的是自己的肉体，而我们出卖的是灵魂。她们无法走出妓院，除非饿死，我们也是一样……我们甚至在家里也往往避免畅所欲言，因为苏联有一套连环告密制度，要求我们作出相互告发的保证……请你们相信，俄国书籍比希特勒焚毁的马克思主义书籍要珍贵得多……我们自己担心的是，再过上一两年，连格鲁吉亚的中学都没有念完的约瑟夫-朱加什维利(斯大林)将不满足于世界哲学家的称号，会要求按照尼布甲尼撒二世的榜样，至少把他当作'圣牛'……整个苏联就是一座大军营，它在等待西方燃起火焰的时刻，好用刺刀给西欧带来现代文明“顶峰”的体现一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哲学”。

七十一

在情报机关送给斯大林的告密材料中，才可见识苏俄时期诗人作家们的内在世界。如诗人杰米扬-別德内经常抱怨：“苏联的压制和恐怖，已经到了文学、科学、任何自由研究均无可能的地步……原来我一直追随的党之中，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党员都是间谍和奸细。斯大林是个可怕的人，他经常从个人恩怨出发。凡是伟大的领袖，都在自己的周围有一大批杰出的战友。斯大林有谁呢？统统搞掉了，一个不剩……”別德内批评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每个农民都想当上富农，我认为对我们未来，特別重要的是拥有精力充沛能干重活的农民。他们才是真正的支柱，他们才能提供粮食，可现在对于所有从流放地回来的富农，不是除掉，就是再流放……”作家革拉特科夫说：“苏维埃政权搞了25年，可直到战前人们还是衣衫褴褛，食不果腹……”。作家索洛维约夫说：“应当解散集体农庄”。

七十二

从斯大林披阅的告密材料中研究列宁-斯大林时代的苏俄社会，就会知道无论何种深重的压迫与严酷的控制，都难以泯灭人们的自由思想。且看看卫国战争时期作家诗人们的言论。诗人乌特金说：“我国的制度和德国的制度一样地可怕……统治国家的官僚将任何独立性都扼杀在萌芽状态。他们的理想是让俄国人成为统一的羊群”。诗人戈洛索夫克尔说：“苏维埃制度是专制独裁制度，经济上最昂贵和效率最低的制度，掠夺式的经济”。作家费定说：“对我来说，自从布尔什维克一来，俄罗斯的一切早就完了……在这种情况下关于现实主义的一切谈论都是伪善或者蛊惑。文学现实主义的悲惨命运在各种专政的条件下都是一样的……不要误解，当代作家都变成了留声机。按照时下的需要灌制的唱片在这样的留声机上转动，全都发出一模一样的沙沙声。”

七十三

作家什帕诺夫说：“我们都生活在谎言、装假和最可恥的看风使舵之中”。俄罗斯古典文学丰厚的人道精神和写实风格在某些苏俄作家中还是有所传承的，即使是以作家们前仆后继的殉道为代价，仍生生不息，如爱伦堡坦言，苏维埃社会的“真相是血与泪”。这种俄罗斯文学血脉的传承，使苏俄时代仍涌出了一小批如帕斯捷尔那克阿赫玛托娃格罗斯曼布罗茨基肖洛霍夫索尔任尼琴左琴科世界级作家与作品。诗人感觉到的，理论家则以理性的方式去表达。这有必要重述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列宁主义之论战中考茨基对苏维埃制度的批评：没有人道的政治制度就没有社会主义国家，试图把这种制度建立在残忍横暴的基础上，这是最不好的。俄国的专政破坏了一切知识的自由，我们主张对我们西方说来是理所当然的自由，而反对俄国的专政。来自马克思主义内部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批评更切中要害。对于社会民主主义而言，保障自由的政治形式是也只能是议会共和国。

七十四

列宁对曾经的同志、同路人与同盟者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人更为苛酷。列宁的一位革命战友曾回忆革命前与列宁的一次对话：“我对他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如果你夺取了政权，恐怕你在第二天就会动手绞死孟什维克。'他扫了我一眼回答道：'我们将在绞死最后一个社会革命党人之后绞死第一个孟什维克。'然后，他皱起眉头笑了笑”。十月政变夺权后，列宁授命捷尔任斯基创建的全俄肃反委员会主要是为了对付立宪民主党、孟什维克、左派社会革命党这些联合政权的同盟者。1919年2月捷尔任斯基即指令各省肃反委员会对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进行“最严格的严视”。1921年苏维埃政权决定取缔一切非布尔什维克政党。1922年8月俄共(布)决定对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进行镇压。1923年2月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秘密通令中，所有革命前政党的成员都是肉体消灭的对象。史载：“沙皇政权在1826年至1905年间处决的政治犯共有894名，但布尔什维克执政第一个月，死于政治原因的人达十万人。”列宁坚持肃反委员会式的专政是实现向社会主义的唯一道路。全俄各地有610个契卡工作委员会，1000多个革命法庭，1918-1922年被契卡杀害的人不少于200万。契卡在其成立后的十年间都是秘密机构，1927年才公开。沙皇的秘密警察队伍最多时一万五千人，契卡在三年间便有了25万正式工作人员。

七十五

列宁创建的领导世界革命的共产国际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制订了《二十一条》，要求对加入共产国际的各国党派团体进行清查，以防止“实际上还没有真正成为共产主义的”的党派团体加入共产主义，在各国工人党与工会中清除“改良主义者和中派分子”，以使各种领导机构都由“经过考验证明是忠实于无产阶级事业的可靠的共产党人”担任，接受共产国际的集中化的纪律。列宁在第三次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对意大利代表说：“立即从你们党内把改良主义者开除出去，工人群众会跟着我们走”。共产党的历史使命，用共产国际常用的军事术语讲，就是使国际无产阶级大军信仰共产国际的战略，从而把这支大军改造成为革命大军。《二十一条》分裂与削弱了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共产国际所属各支部党员的人数也由1921年的887745人下降到1924年的648090人，到1928年又下降为445300人。

七十六

1921年以后，列宁托洛茨基预言的由俄国革命引起的欧洲革命并未爆发，共产国际命令全面退却。1925年国际社会党决议称：“共产国际幻想凭借百战百胜的红军的刺刀就可以实现工人的解放，认为为了完成世界革命必需进行新的世界战争。它支援亚洲和非洲的革命运动，并且希望依靠这种革命运动，用战争来给予资本主义以致命的打击”。欧洲革命与世界战争落空之后，列宁开始把目光转向东方，转向中国、印度这些人口众多的东方区域。列宁认为，世界革命需要一个新的序幕，即东方被压迫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922年11月在最后一次出席的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列宁称决议完全是依据俄国条件写出的，他建议“要从头学起”，不要对共产国际纲领通过什么决议，而其逝后，正如马克思被变成“列宁式的马克思”一样，斯大林也把列宁变成“斯大林式的列宁。”

七十七

本来，列宁依照布尔什维克集中制原则打造的共产国际就是高度集权的，其执行委员会直接指挥各国支部，其决议各国支部必须不折不扣贯彻执行，如考茨基所述，一切社会主义政党，凡不接受新国际创始者的要求的，就一律排除出去。布尔什维克，在列宁的指挥下，就组成了这个新团体的核心。与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的民主结构相反，“第三国际或共产国际是严格地独裁的。第三国际在莫斯科建立了常设机关，完全成了俄国政府的工具。”而列宁逝世后，共产国际各国支部又开展了“布尔什维克化运动”。这就使它们更成为俄国政府的国外代表人，成为“莫斯科中心的盲目的工具”。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到第六次代表大会，对章程的几次修改更加强了执行委员会的集中制权力。

七十八

以往对1917一1921年间苏维埃政权的研究较注重国内革命战争与对外战争，其实列宁在这一时期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与实验是最重要的内容，这就是“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1920年10月列宁对共青团员们说：“现在15岁的这一代人，就能够看到共产主义社会，也要亲手建设这个社会。”因此，“现在是15岁，再过10-20年就会生活在共产主义社会里。”1921年2月曾是十月起义强力支持者的喀朗施塔得水兵发起反苏维埃权的暴动，喊出了“打倒布尔什维克暴政”、“没有共产党的苏维埃”、“自由苏维埃”的口号，破灭了列宁的共产主义梦想，经济崩溃、饥荒与暴动逼迫列宁不得不转向与资本主义做交易的新经济政策。

七十九

高尔基对十月政变与战时共产主义的尖锐批评在苏联被封存了七十年，这些当时在《新生活报》刊发的犀利评论后以《不合时宜的思想》在彼得格勒结集出版。1921年10月诗人古米廖夫被枪杀后，高尔基侨居欧洲十二年。翻阅高尔基的这些历史记录，倾听这位自学成才的文豪“在这些普遍兽性化的日子里变得更人道一些吧”的恳求，仍令叙史者难以自控心灵的激荡。高尔基抨击战时共产主义是“列宁在用工人的血、工人的皮做一场极端的兽性试验，列宁为了自己的试验让人民血流成河。”高尔基说，在十月政变中，“无产阶级既不宽容大量也不公正，它没有创造出任何有生命力的东西。布尔什维克断送了、掏空了、毁坏了祖国，把俄国作为一个疯狂的大试验场，把人民变成他们革命梦想的试验品。”高尔基伤感地重提了他曾诅咒的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群魔》，“革命痞子”出世了。他致信列宁称：“你们谩骂吧，但我就是如此思考的，我从不想把自己的思想变成你们主义的附庸。”

八十

共产国际来到世间，如《共产国际宣言》所称：“只要我们没有建立全世界的苏维埃联邦，我们国际无产阶级就决不会让刀剑入鞘……共产国际是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起义的党”。名副其实，共产国际有三座共产主义大学为世界共产主义革命培训干部。包括后来为中共培训干部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列宁在国内饥荒饿死千百万人的人相食时期，仅在1918-1921年间用于援外革命812232600金卢布。而1920年苏俄总共产出1亿5000万金卢布价值的商品，同期的农业产值是20倍多(只有战前的64%)。其中1921年，外援6200万马克的外汇宝石支持德国革命，宝石中有俄国末代皇后的珍珠项琏。1922年援助意大利共产党400万里拉，援助德国4700马克，援助法共64万法郎。

八十一

共产国际是列宁依照布尔什维克的“民主集中制”建立的。列宁的政党与领袖理论决定了共产党金字塔式的等级权力结构：最高领袖或某几个核心领导控制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控制全党各级组织与全体党员，而党又作为核心权力控制政府和社会组织，党也就成了列宁所要求的把最高领袖的指令从最高层传达到最基层的“传送带”。共产国际自1919年成立之日起，即要求所属各支部严格遵守这样的民主集中制：共产党必须建立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是：上级党组织要由下级党组织推选，而且上级党组织的所有指示都对下级党组织有绝对的和必然的约束力，必须有一个坚强的党中央，而且在两届党代表大会期间，党的所有领导同志都必须完全而且毫无疑问地承认党中央的权威。后来毛泽东的纪律是：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

八十二

回顾1917年开端的从俄罗斯到中国的共产主义实践运动，可以发现其是两种人类思潮与实践的汇流，发源地不是巴黎公社，而是法国大革命后期的雅各宾恐怖统治，几乎现代以所有革命乌托邦裁决人类理想的源泉都从巴黎的断头台与咖啡馆奔涌而出。一是对现代社会的辩证法批判而产生的马克思主义独断体系，一是地下密谋的暴力革命传统，两者为共产主义革命的策略大师列宁的集中制军事化组织系统创造性结合，酿造成人类半个地球的共产主义政治经济与文化风暴，而他所创立的共产主义革命指挥中枢一一共产国际一一对各国人民的命运发生了重大的影响，共产主义的反思应始于列宁和列宁主义。反思二十世纪人类共产主义实践与理论的教训，才能充分认清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施加于人类心灵与社会的无尽的创伤，也更能清醒地把握改良的渐进和平演化是人类变革的坦坦大道。

八十三

从古代的共产主义到中古以降的共产主义，以及当代共产主义，其共同的一点是将人类文明史的罪恶归因于私有制与私有财产，而认为共有制的合作方式为消除文明祸根的有效途径。从实践上，除了在宗教小团体与近代若干社会主义小社区的财产共有制实践有其优点之外，以国家权力推行的财产国家制仅仅是以一种政治特权阶层取代传统的有产阶层而已，并因国有财产的责任机制之缺乏而导致大量的浪费，全盘国有制的制度安排除了方便高度集中的政制中特权集团之外，对绝大多数民众仅仅是享有平等的贫困。列宁“战时共产主义”的四年实践与毛泽东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实践是共产主义的典范。国有制下的人民并未分享文明的成果而是不断为政治斗争所困扰，共产主义承诺的美妙愿景注定是永远难以兑现的梦幻。财产不是公正之敌，而是人类自由幸福和谐的保证。

八十四

意识形态视角下的阶级与阶级斗争与现代社会学从实证观察研究的阶级与阶级斗争是不同的，前者的阶级与阶级斗争仅仅是社会革命运动的工具。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取自法国大革命及法国王朝复辟时代历史学家对法国大革命的认识。依据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阶级社会的存在是生产力不充分发展的历史阶段，这种观念赋予阶级某种历史的合理性，另外马克思认为现代阶级斗争必然导致以消灭阶级为目的的无产阶级专政，这种阶级斗争又是生产力全球化大发展的结果。马克思的所有革命预言都落空了。最文明的现代化国家并未发生无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如果说，无产阶级专政对马克思而言是现代经济危机引发的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自然产物，那么，对列宁来说，无产阶级专政是革命政党创造出来的。既然如此，阶级斗争又为什么不能人为制造出来呢？毛泽东显然较其宗师列宁更具创造的天赋。

八十五

列宁-毛泽东的辩证法强调对立面的斗争。这是共产主义的哲学基础。我们人类所属的智力种群究竟以何种方式从东非的森林遍布地球繁衍至今的？据经验的观察，人类凭借竞争制度下的合作所创造的文明成果与文明进化远远超过破坏性的斗争。据我观察，有史以来人类三种大规模世界性斗争的极端形式一一种族(民族)斗争、阶级斗争、宗教斗争，给文明社会造成了最深重的灾难。相互仇恨与不容异见就是这三类斗争的遗产与根源。而文明的生活则以竞争制度的法治秩序为优胜，人权在法治下的成长是最适于人性的人道关怀。在经过千曲百折的迷途与探索之后，人类的自由终于不再是哲学必然性的抽象，而是个人实实在在的权利。常识胜于玄辨。

八十六

1917-1921年间，俄共内部在政策制定之前还是有相当活跃的自由讨论的。如1918年与德国签署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时期，但到1921年3月关于工会问题的公开论争后，俄共第十次党代表大会专门通过了《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其中规定：“责令立即毫无例外地解散一切不论按何种政纲组成的集团……禁止任何派别活动”，还规定“代表大会授权中央委员合，在遇到违反纪律、恢复或进行派别活动的情况发生时，可以采取党内一切处分办法，直至开除出党”。此决议一出，党内派別消失了，自由讨论也消失了。到斯大林时代，党内异议变成反党集团的证据。1923年斯大林在他主持的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作报告时公布了当时是机密的《关于党的统一》决议关于取缔一切派别活动的第7条。列宁逝世后，斯大林讲列宁主义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是“排斥任何派别活动和党内权力分散现象的”，是“靠清洗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而巩固起来的。”

八十七

在探索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论述与展望之前，先玩味检讨其对通过共产主义的过渡过段一一无产阶级专政或无产阶级独裁的推论。 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者巴枯宁批评说：“马克思说，这个少数将由工人组成。是的，没错……是由先前的工人组成，但是他们很快就变成了人民的管理者或代表，而不再是工人，并且开始从国家权威的高度来向下俯视工人群众，所以他们不代表人民而只代表他们自己，代表他们自己对统治別人的要求权。谁要是怀疑这一点，只能说明他丝毫也不懂人性……他们(马克思主义者)声称，只有独裁(当然是他们自己的独裁)才能给人民带来自由。我们的回答是，独裁除了力图使它本身长久存在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目的，它除了使人民陷入奴役而依附于它以外，不会带来任何其他东西。自由只能通过自由来创造。”考茨基与德沃拉斯后来只是重复了巴枯宁的话。

八十八

共产主义曾经是一代人的旗帜，一代人的理想。当代共产主义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的学说。马克思对共产主义之构想迴异于魏特林卡贝巴枯宁之处，是他自以为运用科学的辩证法呈现了现代社会的自我否定。马克思以德国思辨学者的方式辛劳地蒐集了巨量材料论证了现代资本社会自我否定的运动直到炸裂，消亡，异化与阶级统治的消失，在历史的尽头，是马克思为人类设计的结束史前史的共产主义王国。共产主义是消灭了分工、交换与专业化的社会，劳动者摆脱了所有的限制而可以“全方位地发展他的全部能力，包括体力的和智力的能力，并将这些能力发挥到淋漓尽致的程度”。马克思写道：“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没有人再限于唯一的活动领域，每个人都能够完成他想要从事的任何活动。社会调节全部生产，因而使每个人今天做一件事情、明天做另一件事情成为可能，一个人可以早晨狩猎，下午捕鱼，晚上饲养牲畜，晚饭以后从事批评评论，就象我这样，拥有智慧，却没有专门成为猎人、漁夫、牧羊者或者批评家。”

八十九

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时代的劳动者，是以审美的态度对待工作的艺术创造家，所有劳动都是艺术的，共产主义条件下的人已经从异化的人升华为审美的人，他以艺术的品味对待人与事。因为消除了分工，物品非常丰裕，可以实现个性的全面发展。托洛茨基说：“人将变成无与伦比地强壮、聪明、优美，他的身体更加和谐，他的运动更有韵律，他的声音更有音乐味道……人类平均将提高到亚里士多德的水平，歌德的水平，马克思的水平。在这些巨人之上将会出现新的巅峰。”那么，不通过分工、专业化与竞争性的市场制度如何创造丰裕的财富呢？恩格斯说：“禁止竞争按照它唯一可能的方式通过对价格施压來决定价值，只不过证明……一个人对于经济规律采取了通常的乌托邦式的蔑视态度”。恩格斯还称“如果竞争现在被禁止通过价格的升降来使单个的生产者知晓这些，那么世界的市场将如何存在，那时他们完全成为了瞎子”。商人工厂主的恩格斯把他的老伙伴划进了乌托邦的队伍。

九十

在沉思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纯粹审美时代的艺术畅想之余，我忽然想到尼采，想到了孤独的超人，考茨基讲在共产主义时“一种新型的人将出现……一种超人……一种升华了的人”，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时代的新人是尼采的超人吗？惊人的会合，惊人的一致。尼采是倡审美代替宗教的先驱，他的阿波罗与狄俄尼索斯代表了人类的艺术理想。未来的畅想曲一一一位依据的是古希腊标准，一位自许为盗火的普洛米修斯。他们都深深根植于德国中古的神秘主义，都曾是浪漫派的弄潮儿，都反基督教的上帝，也都痛恨资本主义。一位创立了反现代的共产主义体系，一位创造了反现代的超人哲学，那么，从理想的殿堂到现实的人间，马克思与尼采究竟怎样影响了改变了人类的命运与心灵？

九十一

马克思运用唯物辩证法演示了人类历史在共产主义社会要达到其光辉顶点的必然性，同时，又以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干预加速事件的进程，马克思称革命是新社会的助产婆。米塞斯评论：“如果马克思能够保持一致性，他就不应该从事任何政治活动。他将静静地等待“私人资本主义财产的丧钟敲响”的那一天的到来”。马克思不会静静地等待，他从青年时代起就是以破坏为己任的革命家。在大学时代致恋人燕妮的诗中，马克思写道：“……我将永远摧毀世界，因为我不想创造世界，因为他们从不听从我的召唤……”马克思迫不及待要“自觉参与社会的历史革命过程”，亲自敲响现代社会的丧钟：“那时我将能够耀武扬威地前进，像神一样踏过他们王国废墟的遗痕。我的每一句话都在燃烧和战斗，我的胸怀等同于那造物主的胸襟。”

九十二

人与神合一在黑格尔是达到绝对理性，不是上帝转成耶稣转成人身，而是耶稣变成上帝变成神。黑格尔的神学辩证法被马克思改造成无神化的历史唯物主义，以异化或后来阶级统治的掘墓者一一无产阶级消灭哲学而实现哲学。对马克思而言，人类的罪孽甚至不能归咎于阶级与阶级剥削，因为后者也不过是人类之分化一一分工、交换与专业化的产物，是历史的工具。资本社会及其世界市场把这种分化达到极端，达到富有与贫困的两极，从而也使其山穷水尽，无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既消灭了自身也消灭了分化，人类重新合而为一。“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一一共产主义的神学法则高奏凯歌。波普尔说：“哲学家总是要让他们的周围笼罩着某些神秘的气氛。哲学被认为是一种奇怪的和深奥的东西，它要处理那些宗教要去处理的事情……它被认为是知识分子、有学问的和聪明的人的宗教和神学”。谁会猜想唯物主义的辩证体系里潜伏的一套苦心构建的救世神学呢？

七十三

从列宁回到马克思，从马克思回到黑格尔，回到德国十九世纪思辩哲学，就可以发现七十年来大陆知识界对西方世界与西方知识及宗教的整体世界观，在一些最基本的观念上与从苏格拉底到哈耶克的西方主流知识体系的误差，不消除这种意识形态造就的这种误差、隔绝与鸿沟，我们就无法从共产主义体系进入对现代文明的理解，就无法把握现代文明之精神与信仰的根基。比如，黑格尔体系中的自由概念从其严格意义上说是集权。或如黑格尔语言称把自身作为“一个自我充分理解的整体，即消除人们异化与有限性的悲哀。这与法权下的“自由”意义风马牛不相及。又如黑格尔把“国家”当做一个有机体并为其自己的目的而存在，把“国家”神化为当代世界中的精神及“天堂王国的现实”，更是无助于对现实国家的认识。

九十四

共产主义的秘密不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与人类学中，而在其哲学，在其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哲学手稿的“异化”中。马克思在黑格尔的辩证法里领悟了炸毁现代市民社会的否定原理，又从法国大革命的恐怖时期发现了否定的关键力量一一革命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泛政治化力量将在摧毁多样化的市民社会时使社会充分集体化，人类将作为一个完整的“物种存在”，马克思在1856年的一次演说中讲到德国中世纪的菲默法庭，他说“：如果一幢房子画上了一个红十字，那么人们就知道它的所有者受到了菲默法庭的判决。欧洲的所有房子现在都画上了神秘的红十字。历史就是审判官，而它的执行人就是无产阶级”。马克思的全部政治经济学，无产阶级的圣經一一《资本论》，是为共产主义的选民进行历史与道德论证，以使它们自觉为共产主义政治宗教的革命先知与使徒。

九十五

马克思初出道山的两篇短论一一《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一已经概述了其学说的要旨。后者讲哲学的要义仅仅是实践改造世界的目标……而前者，则宣称无产阶级以革命实现人的最高本质从而“宣告现存世界制度的解体”，也就是把哲学变成现实。奇诡的是，恩格斯整理出版的《资本论》第三卷即终卷，马克思写到“阶级”就结尾了(恩格斯脚注：手稿在这里中断了)，戏唱到终场没有观赏高潮，不免有些遗憾。叹息之余，马克思笔及“发展程度最高和最典型”的英格兰，无意识地信笔由心：“中间或中等的社会阶层，[它]在这里甚至淹没了所有的分界线”……非同小可，伯恩斯坦正是从这个缺口修正了并最终炸毁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革命救世体系，而将社会主义引向了改良现代制度的社会民主主义。也只有在社会民主主义开拓的现代福利社会的先贤祠里，马克思才能享有一个光荣的位置。'

九十六

据恩格斯回忆，马克思走的很安祥。静静地睡着了。而列宁死前仍在博斗，他要与托洛茨斯联手扼制斯大林与捷尔任斯基的大俄罗斯主义以捍卫格鲁吉亚的民族自决权，他要改组工农检察院监督官僚主义，他要撤换“太粗暴”的斯大林总书记的职位……他无能为力了，他似乎被他一手打造的苏维埃专政“利维坦”惊住了，但他也被控制，被斯大林监控，因为他中风了，患了失语症，“他的全部词汇只有几个词”。为了治病，必须停止工作。组织背后的个人权力有多专横，他自己也体会了，感受了。在他发表的最后几篇文章中，讲到中国，讲到“斗争的结局归根到底取决于如下这一点：俄国、印度、中国等等构成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非常迅速地卷入了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在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是完全和绝对有保证的”。恩格斯说，燕妮死时，马克思就死了。知情者说，听到情人伊涅萨的死讯，加速了列宁的死亡。

暴力革命曾被马克思赋予神奇的力量将最被异化的粗鄙的无产阶级改造为共产主义的新人，而于革命内战中成就的“革命者种族”却是“持久地、残忍地失去清白”，列宁的战时共产主义是俄罗斯历史上最悲惨的世界，军队与契卡主宰了人民的命运与生活，恐怖成为一种国家政策，十月起义的主力被迫发动反布尔什维克的喀琅施塔得叛乱并被残酷镇压，幸赖休生养息的八年新经济政策(l921一1929)，苏维埃政权才度过危险。十月政变以后，列宁心仪的涅恰耶夫被称道为“有着火焰般激情和非凡的气魄的革命者”，是俄国革命初期“唯一的阶级斗争的榜样”，其“超越道德束缚的政治行动理念”为列宁发扬光大，列宁在1920年教导共青团员们道德“完全服从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利益”，而斯大林始终在研究涅恰耶夫，三十年代初，他又全部调阅了涅恰耶夫的材料，就在大肃反的前几年。

九十七

暴力革命曾被马克思赋予神奇的力量可将最被异化的粗鄙的无产阶级改造为共产主义的新人，而于革命内战中历练的“革命者种族”却是“持久地、残忍地失去清白”，列宁的战时共产主义是俄罗斯历史上最悲惨的世界，军队与契卡主宰了人民的命运与生活，恐怖成为一种国家政策，十月起义的主力红水兵被迫发动反布尔什维克的喀琅施塔得叛乱并被残酷镇压，幸赖休生养息的八年新经济政策(l921一1929)，苏维埃政权才度过危险。十月政变以后，列宁心仪的“布尔什维克久远的先驱”涅恰耶夫被称道为“有着火焰般激情和非凡的气魄的革命者”，是俄国革命初期“唯一的阶级斗争的榜样”，其“超越道德束缚的政治行动理念”为列宁发扬光大，列宁在1920年教诲共青团员们说，道德“完全服从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利益”，而斯大林始终在研究涅恰耶夫，三十年代初，他又全部调阅了涅恰耶夫的材料，就在大肃反的前几年。

九十八

从俄罗斯大地上成熟的涅恰耶夫-列宁-斯大林队伍将走遍天涯海角，其培育壮大的“革命者种族”将在亚非拉广阔天地翻江倒海，因为共产国际将把重心转向东方并以布尔什维克原则打造各国共产党支部，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称“除了列宁主义，就不可能有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列宁关闭了与社会民主主义-自由主义的对话合作，对于任何政治异议贴以污辱性的标签肆意攻击。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到第六次代表大会，几次对章程加以修改，执行委员会之权力越来越大，1924年共产国际五大强调执委会的指示是命令，“必须执行”，执委会有权“撤消或修改各支部中央机关和代表大会的决议，并作出各该中央机关必须遵守的决议”。1928年共产国际设立西欧局、南部非洲局、东方局等机构以加强控制。恰如考茨基所言：“各国共产党只是它的训练有素的地方卫士。俄国现时统治者的共产主义已经成了沙皇的泛斯拉夫主义，所不同的是今天的共产党员对于独裁者，比泛斯拉夫主义者对于沙皇还更恭顺得多罢了”。

九十九

二十七前一埸夭折的民主抗议，或许是中国一百年革命最后的回响。枪声过后，大洋彼岸传来“告别革命”的反思。而开启现代革命的法国大革命，却吸收的是美国革命的灵感。对于跨洋而来的自由女神，美国开国者是以哀痛的思绪对法国人说，“要想自由能在旧世界生根，不得不先付出血流成河的代价”。合众国驻法大使杰斐逊直陈任何自由为“欧洲城市的暴民”所拥有，“都会瞬间扭曲为对一切私人的和公共事物的破坏和毁灭”。何况沙俄压迫下的臣民呢？法国大革命掀起的滔天巨浪将革命圣化为图腾，以德国辩证法的神威横行天下，其所呼啸而出的新型革命者“为了能够实现心中的某种理想目标，竟不知任何动摇和怀疑”，他们“从那一特定历史时刻诞生之日起，就培育了整个他们自己的种族，这一特殊的种族将在文明世界的各个领域里迅速地繁衍、壮大。无论在哪里，他们将保持着同样的面貌和同样的特性。我们知道这一种族的萌芽状态，而至今，它仍旧活跃在我们的眼前”。

革命，真的可以告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