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毕业留校工作，是幸运还是不幸？北京大学成了最敏感的政治风标，一切冲突都首先在这尖端放电。总之是阶级斗争不断：批判《武训传》，批判俞平伯，批判胡适，镇压反革命，镇压胡风集团，接着又是肃清反革命……记得1955年夏，我头脑里那根“阶级斗争的弦”实在绷得太紧，眼看就要崩溃了。我不顾一切，在未准假的情况下，私自回到贵阳老家。再见花溪的绿水青山，我好像又重新为人，不再只是一个政治动物。父母非常看重我的“衣锦荣归”，总希望带我到亲戚朋友家里去炫耀一番。可是我身心疲惫，我太厌倦了！只好拂父母一片美意，成天徜徉于山水之间，纵情沉迷于儿时的回忆。

一回校就受到了批判，罪名是在阶级斗争的关键时刻，临阵脱逃。从此，领导不再让我去做什么重要的政治工作，我则十分乐于有时间再来念书。恰好1956年是全民振奋，向科学进军的一年。我竭尽全力教好我的第一次高班课，大学四年级的中国现代文学史。

大学毕业后，我就选定现代文学作为我的研究方向，我喜欢这门风云变幻、富于活力和挑战性的学科。我的老师曾劝告过我，不如去念古典文学，研究那些死人写的东西。至少他对你的分析不会跳起来说：不对，我不是那样想！现代文学可难了，如果你想公平、正直，活着的人就会为维护个人声誉而说东道西。但我没有听他的话。1956年，是我在教学研究方面都大有收获的一年，我研究鲁迅、茅盾、郭沫若、曹禺，极力想法突破当时盛行的思想内容加人物性格，不切实际地追索思想意义、教育意义、认识意义的研究模式。我的长文《现代中国小说发展的一个轮廓》在当时发行量最大的文艺杂志《文艺学习》上多期连载。我自以为终于走上了正轨，开始了自己的学术生涯。当时，在刘少奇和周恩来的关注下，学校当局提倡读书，我还当选了“向科学进军”的模范、“读书标兵”。这年春天，毛泽东提出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知识分子更是为此激动不已。

1952年，我是中文系最年轻的助教，是解放后共产党培养起来的第一代“新型知识分子”。我也以此自豪，决心作出一番事业。到了1957年，中文系陆续留下的青年教师已近二十名，我所在的文学教研室也有整十名。当时人文科学杂志很少，许多杂志又只发表学已有成的老先生的文章，年轻人的文章很少有机会发表。我们几个人一合计，决定在中文系办一个中型学术杂志，专门发表年轻人的文章。我们开了两次会，商定了两期刊物准备用的文章，并拟定了文章标题；大家都非常激动，以为就要有自己的刊物了。后来又在刊物名称上讨论了很久，有的说叫“八仙过海”取其并无指导思想，只重“各显其能”之意；有的说叫“当代英雄”，俄国作家莱蒙托夫创造的那个才气横溢却不被社会所赏识的“当代英雄”别却林在大学年轻人中正是风靡一时。会后，大家分头向教授们募捐，筹集经费。这时，已是1957年5月。我的老师王瑶先生是一个绝顶聪明而又善观形势的人，他警告我们立即停办。我们还莫名其妙，以为先生不免小题大做，对共产党太不信任。

我不“认罪”

然而，历史自有它的诡计，这一场“千古大手笔”的“阳谋”伤透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心，使他们的幻想从此绝灭。我们参加办刊物的八个人无一幸免，全部成了右派。因为，图谋办“同仁刊物”本身就是想摆脱党的领导，想摆脱领导，就是反党！况且我们设计的刊物选题中还有两篇大逆不道的东西：一篇是《对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再探讨》，拟对文艺为政治服务，思想性第一、艺术性第二等问题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按反右的逻辑，这当然是反党，反毛泽东思想。第二篇是一篇小说，标题是《司令员的堕落》，作者是一位十六岁就给一位将军当勤务员的军队来的学生。这位将军因罪判刑，伺候了将军半辈子的勤务员，很想写出这一步步堕落的过程，以资他人借鉴。按反右逻辑，这也是诬蔑我党我军，“狼子野心，何其毒也！”就这样，1949年后文学教研室留下的十名新人，九个成了右派。右派者，敌人也，非人也！一句话，只配享受非人的待遇。尤其是我，不知怎么，一来二去竟成了右派头目，被戴上“极右派”的帽子，开除公职，每月十六元生活费，下乡劳改。

在北京远郊的崇山峻岭中，我们从山里把石头背下来，修水库，垒猪圈，我尽全力工作，竟在劳动中感到一种焕发，除了专注于如何不要滑倒，不要让石头从肩上滚下来，大脑可以什么也不想。累得半死，回住处倒头一睡，千头万绪，化为一梦。我越来越感到和体力劳动亲近，对脑力劳动逐渐产生了一种憎恶和厌倦，尤其是和农民在一起的时候。这几年，正值全国范围内无边无际的大饥饿，我们每天吃的东西只有杏树叶、榆树叶，加上一点玉米渣和玉米芯磨成的粉。后来，许多人得了浮肿病，我却很健康。我想，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不会享受那种劳动中的舒心和单纯，另一方面也是得益于我是女性。男右派们有很多，他们只能群居在一间又阴又黑的农民存放工具的冷房里；而女右派只有我一人，既不能男女杂居，就只好恩准我去和老百姓同住。他们替我挑了一家最可靠的老贫农翻身户，老大爷大半辈子给地主赶牲口，五十多岁，分了地主的房地、浮财，才有可能娶一个老大娘过日子。遗憾的是老贫农却划不清界限，老两口竟把我当亲女儿般看待，我也深深爱上了这两个受苦的人。老大爷给生产队放羊，每天在深山里转悠，山上到处都有核桃树，树上常有松鼠成群。老人常在松鼠的巢穴中，掏出几个核桃，有时也捡回几粒漏收的花生、半截白薯、一棵玉米。隔不几天，我们就可以在一起享受一次这些难得的珍品。老大娘还养了三只鸡，除了应卖的销售定额，总还有剩余让我们一个月来上一两次鸡蛋宴，一人吃三个鸡蛋！

由于我不“认罪”，我不知道我有什么罪，因此我迟迟不能摘掉右派帽子，也不准假回家探亲，虽然我非常非常想念我的刚满周岁的小儿子！直到1961年初，大跃进的劲头已过，饥饿逐渐缓解，水库被证明根本蓄不了水，猪回到了各家各户，集体猪圈也白修了，农村一下子轻松下来。我也被分配了较轻松的工作，赶着四只小猪满山遍野寻食，领导者意在创造一个奇迹，不买粮食也能把猪养肥。从此，我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早赶着小猪，迎着太阳，往核桃树成林的深山里走去。我喜欢这种与大自然十分贴近的一个人的孤寂，然而，在这种情形下，不思考可就很难做到了。思前想后，考虑得最多的就是对知识分子的生活着实厌恶了。特别是那些为保自己而对他人的出卖，那些加油加醋、居心叵测的揭发……我为自己策划着未来的生活，以为最好是找一个地方隐居，从事体力劳动，自食其力。然而没有粮票，没有户口，到哪里去隐居呢？寺庙、教堂早已破败，连当“出家人”也无处可去。人的生活各种各样，我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深入了解过农民的生活。他们虽然贫苦，但容易满足。他们像大自然中的树，叶长叶落，最后是返回自然，落叶归根。我又何必一定要执著于过去的生活，或者说过去为将来设计的生活？转念一想，难道我真能主宰自己的生活吗？在中国，谁又能逃脱“螺丝钉”的命运？还不是把你摁到哪里就是哪里！想来想去，还是中国传统文化帮了忙：随遇而安，自得其乐。我似乎想明白了，倒也心安理得，每天赶着小猪，或引吭高歌，长啸于山林；或低吟浅唱，练英语，背单词于田野。

“史无前例”

我于1962年底，奉命返回北京大学，恢复公职，职务是数据员。据说为避免再向纯洁的学生“放毒”，我再也不能和他们直接接触了。我的任务是为上课的教员预备材料，注释古诗。这对我来说，倒真是因祸得福。一来我可以躲在数据室里，逃过别人的冷眼；二来我必得一字一句，对照各种版本，求得确解，这是硬功夫，大大增强了我的古汉语功底；三来这些极美的诗唤起了我儿时的回忆，给我提供了一个可以任意遨游的世界。可惜好景不长，据说经过考验，我的“毒性”已过，不到一年，又让我“重返神圣的讲台”。分配给我的课程是政治系的“政论文写作”。如此具有崇高政治性的课程，怎么让一个“摘帽右派”去承担？我真的受到了惊吓！后来我逐渐懂得了其中奥妙。中文系的人原来就不喜欢教写作课，因为要花很多时间改作文，自己没有提高，不能写书，提升就成了问题。况且“政论文写作”是新课，谁也不知如何开，加之一碰到政治，大家都心惊胆战，怕“犯错误”，于是这一光荣重担就落在了我的肩上。我果然中了圈套。1964年夏，学生们暑假后从家乡回来，我给的作文题目是就自己的耳闻目睹发一些议论。大部分文章都是歌功颂德，唯独班上的共青团书记写的却是家乡大跃进和共产风给老百姓带来的危害，并从理论上讨论了杜绝这种危害的办法。文章写得文情并茂，入情入理，而且与我在农村的经历全然相合。我当然给了高分，并让他在全班朗读，得到了同学一致好评。这时，正值全国全面大反右倾翻案风，我一下子就被揪了出来，成为煽动学生恶毒攻击“三面红旗”（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的头号“典型”，我的例子还说明右派人还在，心不死，随时准备“翻天”！我从此再度被逐出讲台，并被“监督”起来。最使我难过的是那位团支部书记本来可以飞黄腾达的，却被开除了团籍，毕业分配大受影响，分到了一个穷山恶水的异乡（他做得很出色，八十年代当了那里的县长）；更遗憾的是他班上的一位同学拿了这篇文章到其他系的同学中去宣读，于是有了“聚众煽动”的嫌疑，又听说他还有什么别的“背景”，不久就被抓进监牢，后来不知所终。

就这样，迎来了1966年“史无前例”“震撼世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折辱、受屈，都不必细说了。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中国头号哲学家冯友兰先生后来回忆的：“他们把我置于高台‘批斗’，群情激昂，但我却在心中默念‘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看来中国文化传统，特别是老庄、佛道思想确实帮助中国知识分子渡过了难关。说来别人也许难以相信，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是翻天右派，我丈夫是走资派黑帮，我们转瞬之间就被“打翻在地，踏上一万只脚”，不但家被查抄，每天还要在烈日之下“劳改”挨斗，但是我们真的从心里为这次“革命”欢欣鼓舞。尤其是得知这次大革命的伟大统帅下令从上到下撤销各级党组织，并且说，你们压了老百姓那么多年，老百姓起来放把火，烧你们一下，有何不可？这真是大快人心，我似乎预见到中国即将有天翻地覆的大变化了。当时还广泛宣传巴黎公社原则，这就意味着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工资不得超过技术工人的最高工资，意味着全民选举、人民平等。我们都想，如果国家真能这样，在这新生命出现的阵痛中，个人受点苦，甚至付出生命，又算得了什么？后来才明白，这些都不过是一种幌子，和以往一样，我们又受骗了。我们付出了极高代价，但是，一无所获，倒是国家大大伤了元气！

当然，话又说回来，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当权派的路就没有走绝，就不会有对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反右运动的平反，不会有“四人帮”的倒台，不会有人们的破除迷信、独立思考，也不会有今天的改革开放。因此，从物极必反的意义来说，如果真有人高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我大概也不会全然反对。

1969年刚过元旦，林彪公布了他的第一号令：为了备战，实行全民疏散。北京大学已经三年没有招生，在校学生（红卫兵一代）几乎全部发配到军垦农场和边远地区。现在，绝大部分教员也被命令在一周内全家一起搬迁到江西南昌远郊的鲤鱼洲。这样，除极少数领导信任的心腹，学校就完全空了。

鲤鱼洲是在鄱阳湖边围湖造田的产物，也就是筑一道堤挡住湖水，在堤这边种田。这与湖水一堤相隔的湖底是一望无际的沼泽，荒无人烟，没有房屋。我们自己动手，就地取材，用芦苇和竹子造屋，在湖底种田。从湖底看鄱阳湖上时点点白帆，就像白天鹅在蓝天上航行。我俩带着十一岁的儿子，在这个因血吸虫肆虐而被农民遗弃的土地上生活了近三年。我们虽然分住在不同的连队，但两周一次的假期总可以一家人一起沿着湖滨散步，那就是我们最美好的时光。如果没有什么急行军、紧急集合、“深挖细找阶级敌人”之类的干扰，日子过得也还挺平静，比起以往阶级斗争的急风暴雨，总算松了一口气。既然前途渺茫，连猜测也难，人们倒也不再多想，我又做起归隐田园的好梦，幻想有一间自己的茅草屋，房前种豆，房后种瓜，前院养鸡，后院养鸭，自得其乐。

本文节选自乐黛云教授新作《何处是归程》，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1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