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读的杂书
我虽然本行是做经济学研究的，但读书却很杂。这大概和我大学时期养成的习惯有关。我是1980年代早期上的北大地理系。那时上大学没有现在这么大的压力，因此我养成了自己读书的习惯。至今仍然引以为自傲的是，我曾经花了半个暑假的时间，在图书馆二楼的文科阅览室里把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读了一遍。尽管似懂非懂，但是这段读书经历提高了我对哲学的兴趣。在大学时期对我影响最大的，还不是这本书，而是《六人》和《走向未来丛书》。鲁多尔夫•洛克尔的《六人》以西方文学中六个著名人物来展现个人生活的态度。我对其他人物的印象已经不深了，但浮士德和唐吉诃德却记得很清楚。浮士德是个纯粹思想家，唐吉诃德则是个行动家。读了这本书，我明确了人生的态度，就是把这两个人结合起来，既要思想，又要行动；至今我仍然信奉这种态度。《走向未来丛书》则开启了我知识的大门。这套书是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的，前后大概出了七八十种，在1980年代早中期影响非常大。那时国门刚刚打开，一切都是新的，这套丛书恰逢其时，向读者展现了西方思想界的重要学术成果，同时也介绍国内一些新锐学者的新观点。我记得其中有一本书，名字是《GEB：一条永恒的金带》，我从这本书里第一次知道了哥德尔定理，当时的感受可以用“震撼”来形容。丛书的装潢设计也极具冲击力，小开本，白色封面配上黑白的抽象画，在当时是独一无二的。
到美国读书后，和大多数经济学研究生一样，我埋头于经济学的技术细节，读书反倒不多了。回国之后才又开始读。阿玛蒂亚•森的《以自由看待发展》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本书。森是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但他在哈佛兼任哲学系的教授，他的这本书因此也可以当作一本政治哲学的书来读。森把发展看作提高个人能力、使人享受充分自由的过程。在这一点上，他和马克思、恩格斯对共产主义是人的全面发展的构想是一致的。森出身于印度贵族，文笔非常优美。对于不懂经济学的人来说，读这本书也是一种享受。自打读了森的这本著作之后，我开始关注自由和平等问题，同时又促使我去读与此相关的书籍。在这方面，我想向读者推荐三本书。
第一本是罗尔斯的《正义论》。这是一本改变了西方现代世界的划时代的书。罗尔斯从自由主义出发，批评了统治西方政治哲学一百多年的功利主义学说，并提出了著名的自由优先原则和分配的差异原则。他的学说成为西方自由派的理论基础。第二本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福山的文笔如行云流水，以历史的眼光推论出自由、民主将终结历史的结论。第三本书是扎卡内尔的《自由的未来》。这本书还没有被译成中文，但我希望某家出版社慧眼识珠，把它译出来。扎卡内尔出生在印度，在哈佛大学政治系读博士期间就得到基辛格的赏识，毕业之后就当上了《外交》杂志的主编，当时才28岁。现在他是《新闻周刊》国际版的主编。在《自由的未来》这本书里，扎卡内尔通过对历史的梳理，向我们展现了民主和自由之间的复杂关系。他反对平民式的民主，尤其反对以全民公决为基础的激进民主，因为这样的民主极易导致个人的不自由。他的论述让我们重新思考权威和社会等级的作用，对于处在转型躁动过程中的中国知识界无疑具有启发意义。
与扎卡内尔这本书相关的，是福山的另一本书，《信任》。讨论信任的著作不少，福山的独到之处，除了他的历史眼光，还在于他把信任和中间组织联系在一起。中间组织是市民社会的标志，它为民众提供了一个交流和合作的平台，因此有利于信任的建立。福山在这本书中对比了中国和日本，认为中国是低信任度的国家，而日本是高信任度的国家，原因就在于中国缺少中间组织，而日本却有许多中间组织。中国人对于福山的论断多有微词，但读了《菊与刀》之后，我开始相信福山的论断。《菊与刀》是二次大战期间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受命于美国政府为研究日本国民性而写的，但它至今仍然是日本研究领域的经典之作。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书中对“忠”和“情义”在日本人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忠”要求武士效忠幕府将军，“情义”要求武士效忠供养自己的大名。下面的故事最能反映日本人的性格。一位大名想谋杀将军。他把将军请到家里做客，事先准备了两套谋杀办法。一套是由一名武士在将军面前舞剑，并伺机杀死将军；另一套是在第一套方案失败之后，把自己的屋子推倒，压死将军。当武士开始舞剑之后，他犹豫了，因为杀死将军违背了“忠”的原则。最终他杀开一条血路，带领将军从一个密道逃离了大名家。将军邀请他一同回江户去，他却拒绝了，因为协助将军逃跑违背了他对大名的“情义”。他返身回到大名家，跳进了正在倒塌的房子里，以死践行了对大名的情义。武士的死，在中国可以被称为“愚忠”；但日本人就是认死理，在社会组织方面，这反倒成为日本文化的长处。反观中国，我们的文化中除了“忠”之外，还多了一个“仁”；中国士大夫的最高境界是“仁”，他们对皇帝的“忠”，是在皇帝施“仁政”的基础上的“忠”。由此我想到了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在这本书里，我们看到了一个被大臣的仁义说教束缚得无所作为的万历皇帝，也看到了一个靠直言相谏而步步高升的海瑞。中国的“仁”成了有效的帝国统治的包袱。《菊与刀》里引用一位日本学者的话，说日本人的诚信是流淌在他们的血液里的素质，而中国人需要“仁”来约束，正说明中国人的劣根性。此话虽然刻薄，但也说出了一定的道理。中国人不盲信，诚信是一种思考之后的行动；这样，当道德式微的时候，关于“仁”的思考就会被关于利益的思考所代替。
《菊与刀》可以和孙隆基的《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比照着来读。孙隆基在书里对中国人的性格表达了许多恨铁不成钢的批评，书的内容也有一些凌乱，但他的批评对我们有警醒作用。对我来说，他关于中国人的智识尚未脱离肛门期的说法很有意思。他想说的是，中国人对待公共秩序就像没有自控能力的幼儿一样，完全遂自己的意愿行事。中国文化受两大传统的影响。一个是儒家学说，一个是道教；前者教人治理社会，后者教人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对于一般百姓来说，道教的影响可能更大一些。道教崇尚自然的生活，人就是自然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人之不遵守规则，与其说是一个道德问题，毋宁说是他们没有把自己从自然中分裂出来。
当然，要深入了解中国人的文化，梁漱溟老先生的《中国文化要义》是一本不能不读的书。在“五四”之后一片“打倒孔家店”的呼声中，梁漱溟对中国文化进行总结并和西方文化进行对比，以发现我们的长处和短处，实属难能可贵。他对中国文化的概括，至今仍然是一流的，所谓的新儒家们并没有超越。和梁漱溟的著作相对应的，是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生育制度》。梁漱溟在经学的层面上总结了中国文化，费孝通则从社会结构的层面为我们展示了中国文化在基层的式样。他的差序结构学说很好地描述了中国人的社会交往行为。中国人的人际交往圈子就像一圈圈的涟漪，自己是涟漪的中心，越往外，和自己的血缘和地缘关系越淡。中国社会至今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熟人社会；但是，我们的经济和政治结构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把我们投入到一个生人社会里。我们今天所体验的许多个人和社会痛苦，都与这种张力有关。
我与朗润园
我与朗润园的渊源——确切地说，我与朗润园里的几位前辈的渊源——起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当时，我是北大管理中心的研究生，有幸参加了体改所和发展所组织的北大、人大、南开三校经济学研究生研修班，近距离地接触到了周其仁、王小强、陈锡文、宋国青等一批青年明星学者。当时的他们尽管也只有三十出头，但已经是我们这些更年轻一些的学生们膜拜的对象。从他们身上，我们学到最多的东西，是养成了关注现实世界的兴趣。尽管我们可能无法理解他们的家国情怀以及改造世界的雄心，但是，对现实的关注却让我们受益终身。
和林毅夫老师相识，当然是我和朗润园缘起的起点。那天是1988年1月2日，刚刚下过一场大雪，我和另外两位同学转了好几次车，才到达西直门内一座军队招待所里，去见孙来祥老师介绍的那位神秘的留学归来的“台湾老师”。林老师和我们谈了一上午，现在记下来的，只有他问我们的一个问题：如果你去新疆贩西瓜回到北京来卖，你会贩最好的西瓜、还是最差的西瓜？这个问题现在成了我在面试研究生时常问的一个问题，但当时的我们，连回答这个问题的门都摸不着。自此和林老师结下的26年缘分，影响了我的一生。和林老师做硕士论文的一年半时间里，大概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发展所度过的，但是，作为小字辈，对那些敬仰的明星学者——周其仁、陈锡文、邓英淘、杜鹰、罗小朋等 --- 还只敢远眺，没有直接交流过。有一次，和周老师同时在六里桥下公共汽车，往发展所走，但就是不敢和周老师打招呼，尽管周老师闪着他招牌式的水晶般明亮的眼睛看了我一下（估计他不认识我）。
和林老师做论文，是从在电脑前输数据开始的。后来在芝加哥的一次留美经济学会的聚会上，我才从林老师那里知道，我输入的数据，是他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那篇著名文章用的。后来又学会了查英文论文。文革期间的外文期刊，只有社科院经济所图书馆里有。记得我到那里查论文的时候，图书馆的老师兴奋不已，带我到地下室找到了蒙满灰尘的杂志。我后来的托福和GRE考试成绩还能达到差强人意的标准，和读英文论文分不开。林老师给我布置的硕士论文题目是研究中国是否存在剩余劳动力，要我应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后来论文答辩的时候，管理中心的陈良焜老师的评语是：“林毅夫带学生做的东西比较俏。”期间也有和林老师争论的时候，现在想起来，都是因为我没搞懂造成的。记得那次争论之后，第二天再见到林老师，刚好是中秋节，他拿起桌上的一块月饼，掰成两半，自己吃一半，给我一半，说：“都是年轻人嘛！”这就算过去了。
那时大家都申请出国，而申请需要报名费。我向林老师提出借钱，他让我到他家去取。那时他们家住在黄寺一带。我骑自行车到他们家的时候，已经大汗淋漓，林老师夫人陈老师来开门，我发现林老师家里铺着地毯，正不知所措之时，见林老师光着脚走过来，自己也就把凉鞋脱了，光脚跟着林老师走进客厅。那是我第一次走在正儿八经的地毯上，而且是光着脚！甫坐定，陈老师就端出一碗绿豆汤给我喝，那甘爽的滋味，至今记得。我拿了林老师给的钱，从此再没有还过。
第一年申请没有成功，我只好回到西安，进工厂工作两年。这当然是我最低谷的两年，因此给林老师写过一封信，他回信鼓励我要坚持。两年之后，我终于到威斯康辛大学农经系读博士。1994年夏天，沈明高到麦迪逊开会，告诉我林老师要在北大成立一个研究机构，而这年秋天，林老师到麦迪逊做讲座，我就和他提出要回去工作的想法。到1996年初，我上市场上找工作。当年的AEA年会在旧金山开，CCER的三位主任和副主任，林毅夫、易纲、海闻，都到了。我的面试大概是在海闻的房间里。因为刚下飞机，林、海二位老师基本上在睡觉，只有易纲老师问我问题。其实也没有问什么，现在只记得易老师说：“我们对你都很熟悉。你回去等消息。”现在每次参加AEA年会面试求职者的时候，我都会觉得汗颜：如果当初易纲老师也像我今天面试求职者这样面试我自己，恐怕我得不到CCER的工作。
因为要等太太读完书，我回国的时间推迟了半年。我们全家回到北大的时间是1997年1月1日深夜，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校园既熟悉、又陌生。第二天，张维迎和卢锋、胡大源、张帆到勺园请我吃饭，这个待遇太高了，至今难忘。因为燕北园的房子还没有完成，我们全家在勺园住了一个月。天天吃食堂，有些腻了，一天晚上我就拿着饭盆去北大南墙外的饭馆里买饺子，发现价格是28元一斤，掐指一算，北大给我的月工资只够吃十斤饺子，于是我明白，这饺子不是我能够吃得起的，扭头回到勺园，和太太、儿子接着去吃食堂。想到当初我一个穷学生还能够时常到西南门外的长征食堂吃半斤饺子、喝一瓶啤酒，心里当然不是滋味。好在有福特基金会资助两年，其后CCER又开办了BiMBA项目，形成了自我造血机制，否则生活水平真会低于学生时代。
最欣慰的是，CCER已经于1996年底搬入朗润园，我不再需要像前辈们一样，在老地学楼挤两间半的办公室了。由此，CCER开始了和朗润园不解的情缘。
回顾起来，CCER和今天的国家发展研究院（NSD）有两个渊源，一个是发展所和体改所，另一个是留美经济学会。林毅夫、周其仁、黄益平和沈明高是发展所的，宋国青和张维迎是体改所的；易纲和海闻做过留美经济学会的会长，其后加入CCER或NSD的陈平、张晓波、刘国恩和林双林也做过留美经济学会的会长，留美经济学会的现任会长是CCER第一届硕士毕业生倪金兰。CCER和NSD的性格，也是由这两个渊源决定的。二十年来，CCER和NSD开创了中国经济学界的多个第一，但很快被其它地方所模仿（比如，除CCER之外，国内还有三个“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但是，CCER和NSD的灵魂是他人无法模仿的，这个灵魂就是现代经济学和中国现实的紧密结合；这里的老师们不仅做严谨的经济学研究，而且关注和参与中国的经济和社会进程，用林毅夫老师的话来说，就是：“我们在创造历史”。
民国离今天并不遥远，但众多民国人物已经成为人们畅谈的传奇。这样的传奇正在朗润园里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