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书堂（1925年—2016），山东省威海市人。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全国高校政治经济学学科领军人物之一。历任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等职。长期致力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在商品经济、价值理论、分配理论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等方面有诸多建树。20世纪50年代曾提出了“两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共同决定价值”的理论观点和“把物质利益原则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根本经营原则”的理论主张。20世纪60年代再论“价值决定”，引起全国讨论。20世纪80年代初期主持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依据研究”，完成并出版项目成果《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系统提出并论证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1988年系统提出并论述“按要素贡献分配”的观点。他始终坚持“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主编《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北方本），被教育部定为全国文科院校统编教材，先后出版八版，发行逾150万册，并获国家级优秀教材奖和国家教委优秀教学成果奖。2009年8月，长达157万余字的《谷书堂文集》（上下卷）出版，集中反映其多年从事理论研究的成果。在国际上，入选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IBC）和美国传记研究所（ABI）“国际名人录”。
编者按
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全国高校政治经济学学科领军人物之一谷书堂教授于2016年3月27日19点56分与世长辞，享年91岁。
现将常修泽教授为《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撰写的谷书堂教授学术道路及理论贡献一文刊载如下，以此寄托我们对谷书堂教授的哀思。
一、成长之路
谷书堂于1925年10月18日出生在山东威海。威海地处胶东半岛东端，20世纪30年代时只有三、四万人口，但并不闭塞，从他记事起就有定期的航船通往大连、烟台、青岛、香港等地。中日甲午战争后，清政府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威海沦为日本殖民地。1898年又被英国强行签订租约，威海成为英国的“租借地”，与此同时，它也成为一座开放的小城。随着这些列强入侵而来的是宗教、学校及开办绣花工厂等，直到1930年中国政府才收回威海。
1938年在他上小学六年级时，日军再度侵占威海。威海沦陷后，鱼船不能出海打鱼，绣花工厂停工倒闭，人们生活更为困难。1939年谷书堂14岁时由舅父接济到烟台上中学。当时尽管物质生活条件很差，但学校的集体生活，展示给他一片新天地，他喜欢看文艺小说，从中受到启示和教益。渐渐地他有了自己独立的思考，开始对人生有朦胧追求，他渴求知识，憧憬未来，那时想成为一个有知识有学问的人。
1．选择人生道路
1945年，当时的社会处在动荡中。由于家庭经济困难，虽然被北京大学、辅仁大学和中国大学录取，但未能入学。1946年，又先后考取西南联大（南开大学）、山东大学、朝阳学院，结果他选择了公费的南开大学。在1946—1950年的4年大学生活中，前3年正处于解放战争时期，爱国学生运动风起云涌。正处在人生观形成时期的他，4年的大学生活，对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从1946年入学到1949年，他参加了多次民主学生运动，与大学同伴们切磋交谈，互相传阅一本本进步书籍，这些像土壤对小草的营养，滋润着他的成长。他要把自己投身于一种事业中去，为了理想，为了事业，为了民主和正义，最终他选择了新的社会道路。
2．崭露学术头角
1949年1月，天津解放。当时谷书堂正值大学三年级的后半期，他的学习和工作也经历了一些周折。1950年10月他从市里重新回到南开，从此开始了他持续一生的教学生涯。1951年高教部在原燕京大学（即现在北大校址），组织“政治经济学研究室”（师资培训班），从全国各高校抽调20多位教师，由苏联专家阿尔马卓夫、涅姆斯基和然明等讲课，为期一年。这一年主要攻读《资本论》。他从苏联专家那里听到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容，同时有机会与各兄弟院校的同行切磋教学、探讨理论。
1955年在南开大学科学讨论会上，谷书堂和魏埙教授联合发表了《价值法则及其在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各个阶段上的作用及形式》的论文，后应上海人民出版社之邀，将这篇论文扩充为一本单行本，约4万字，于1956年出版发行。文中提出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二重含义及其价值决定”的理论观点，引起当时经济学界的重视。就在人们的关注中，谷书堂开始初露头角。论文提出那年，他刚好30岁。
1957年，高教部组织编写全国通用《政治经济学》教学大纲，从全国抽调五位学者，有中国人民大学的宋涛教授，上海复旦大学的苏绍智副教授，厦门大学、东北人民大学和南开大学（谷书堂）三位讲师。后因“反右”运动开始，这一工作半途停顿下来，但却使他开始结识了上述几位同行。由此可见，谷书堂在当时被经济学界的认知和学术潜力。
3．运动屡遭厄运
“反右派”斗争之后，1959年底“反右倾”运动开始，在校担任系总支副书记的谷书堂突如其来地被定为重点批判对象，并遭停职检查。时年34岁的他，正怀着一颗年轻人火热的心，抱着积极进取的态度，对教学和科研满腔热忱地进行，这突然的批判无疑是当头一棒。而且他自己不知错误发生在哪里，也不懂什么是“右倾”错误。就在还没弄清怎么回事时，“严重右倾错误”的结论就已压将下来。这是他平生第一次受到如此的打击。但在当时“左”的思想指导下，思想的不通是无法说出来的，他开始新的思索。
1964年学校里开始所谓的“四清”运动。当时谷书堂的工作被停止，并对他宣布了不准上讲台，不准演讲，不准发表文章的“三不”政策（此后在“文革”期间更受到摧残）。从1964年起至1974年，谷书堂被迫离开讲坛达10年之久。1974年国家教育部在南开大学经济学系举办“政治经济学进修班”，谷书堂才又出来主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经典著作”（笔者恰好在这个班上学，对谷老师讲经典著作记忆犹新）。10年的时间在历史的长河中是短暂的，但在人生短暂的生命过程中却是相当长的，更何况这段时间正是谷书堂一生中的黄金时段。
4．焕发学术青春
改革开放为学校的教学与科研迎来春天。1979年初，谷书堂从经济系调到经济研究所担任第一副所长，主持工作。南开经济研究所是国内外知名的研究单位，他在研究所工作期间，大刀阔斧推进了如下工作：一是，配合学校对学科建设和所内研究方向进行了调整和重新配置，新建了相关研究室；二是，调整充实了经济研究所内的研究队伍，把一些有专长的研究人员安排到关键性岗位；三是，从1979年开始恢复和扩大招收研究生，一批如今在国内崭露头角、学业有成的中青年学者就是在此后陆续培养的。
1983年，在担任南开经济研究所所长的基础上，谷书堂出任刚刚恢复建院的南开大学经济学院第一任院长。同时从1988年1月起重新兼任经济研究所所长职务。他在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任上一干就是10年。1993年末（68岁），卸任经济学院院长职务。两年后的1995年（70岁），也卸去经济研究所所长职务。
从1978年底到1995年，他担任院长、所长的这17年，既是他为南开大学经济学科发展呕心沥血的17年，也是他理论研究大展宏图的17年。在这期间，他在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按要素贡献分配理论以及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理论体系等研究方面取得突出进展。关于这些理论探索的内容，笔者拟在下一部分详细展开论述。
5．晚年壮心不已
1995年，在70周岁前，谷书堂退出领导岗位。为表彰他的业绩，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特制“铜鉴”，以资纪念。两年后，即1997年办理离休手续。但他离休而未退休，仍接受学校返聘，他以“老骥伏枥，壮心不已”的精神，依然笔耕不辍，继续发表一些文章，出论文集。在他离休后出版的著作有《政治经济学通论》（修订再版），《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北方本”第七版和第八版，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路径之探讨》等。
他还给博士研究生上专题课，同时指导校内和校外（深圳博土生班）六名博士。此外，每年他都抽出一定的时间参加学术界的学术活动和少量的讲学活动。他仍在思考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具体道路、政治经济学的目标和对象、范围、体系、结构等。
综上所述，从在南开大学毕业（1950年）到2015年年末，在漫长的65年中，谷书堂孜孜不倦、锲而不舍，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领域内执着探索。谷书堂先生的夫人伏义琴女士在总结其学术生涯之时，曾选录了袁枚的一首名诗作为结语：“七龄上学解吟哦，垂老灯窗墨尚磨，除却神仙与福贵，此生原不算蹉跎”。知夫君者莫如伴侣——“此生原不算蹉跎”——这或许是谷书堂及其夫人几十年相濡以沫、无愧人生的写照吧。
二、学术成就
笔者于1974年9月进入南开大学经济学系政治经济学进修班学习，有幸受教于谷书堂老师主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经典著作课”（这是他自1964年被迫离开讲坛达10年之后第一次复出，但尚未落实政策）。毕业后，笔者即参加了谷老师在天津市主持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班”（编写政治经济学）。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谷书堂出任经济研究所第一副所长主持全面工作，笔者也随之于1979年初正式调入经济研究所从事理论研究。根据自己40多年之体验，深深感到：谷书堂教授在经济理论研究方面的贡献是多方面的，突出的归纳为以下三大方面，予以重点论述：
（一）关于商品经济、价值规律及其内在机制的理论探索
在谷书堂的经济学研究成果中，关于商品经济、价值规律及其内在机制研究是其最突出的理论贡献，也是其全部经济思想框架的基础。有人形象地说，这是谷书堂的“第一招牌菜”。
1．20世纪50年代关于社会必要劳动二重涵义的探讨
20世纪50年代，在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的作用在中国还未得到应有承认时，谷书堂与魏埙教授一起撰写了《价值法则在资本主义发生与发展各个阶段中的作用及其表现形式》一文，提出了“两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共同决定价值”的观点。文章认为，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生产社会所需要的某种商品总量所耗费的时间，是整个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不可分割的内容，它在商品价值中同样有直接的基础作用。
此文引起当时经济学界的重视。例如，吴树青在当年《读书月报》第10期发表书评，肯定魏埙、谷书堂的观点。同时，该书也引起了一些争论。例如，王章耀、萨公强两学者在《学术月刊》1958年第2期发表题为《关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问题——与魏埙、谷书堂、吴树青诸同志讨论》的文章，率先提出不同意见。为此，谷书堂与魏埙合作发表了《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含义答王章耀、萨公强两同志》，正面阐述自己的看法，继之在《学术月刊》第4期上，宋承先也发表了《关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问题——也与魏埙、谷书堂两同志商榷》。争论双方，指名商榷，你来我往，将50年代的这场讨论推向高潮。
从新中国经济理论史的角度分析，由这篇论文引起的关于两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价值问题的学术争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较早展开的一场较大范围的经济学大讨论，而魏埙、谷书堂则是这场经济学大讨论的引发者。
特别是，在论文中，魏埙、谷书堂还提出了社会主义条件下也应大力发展商品生产的思想，这是很有前瞻性的。
2．20世纪60年代关于“价值决定”的再探讨
1959年，谷书堂与魏埙合著的《价值规律在资本主义各个阶段中的作用及其表现形式》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第二版，结合前述理论界的讨论，作者对有关“社会必要劳动”的部分进行了充实和改写，进一步明确了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参与价值决定的观点。继之，1961年该著作又发行了第三版。
该著作第三版出版后的转年，即1962年，谷书堂与中国人民大学的林兆木（后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厦门大学的吴宣恭联名就此问题在《光明日报》上先后发表了《试论价值决定和价值实现》、《关于价值决定与价值实现的再认识》两文。这是两篇观点不同的文章。前文，谷的“认识出现反复”，但事过不久，在后文中“又回到原先的观点上来”。
这一阶段，围绕着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与价值决定问题，又展开了新一轮的讨论，吸引了众多学者（如著名学者骆耕漠、张卓元、卫兴华、曾启贤、孙膺武等）开展了更加深入的研究讨论。尽管这场讨论并未取得一致意见，但却吸引了更多学者投入到关于社会主义商品货币关系与价值规律等问题的深入研究和探讨中来，对后来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与实践产生了较大影响。
3．20世纪80年代前后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探讨
1978年12月，中国改革开放开始，但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依据是什么？亟待理论探索。就在改革开放开始不久，由他主持（杨玉川、常修泽二位参加）完成的“六五”期间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理论依据研究”，先作为内部研究文稿，报中央有关部门参阅；后凝结为一部专著《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在内部研究文稿和专著中，系统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思想，主张“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应以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理论作为依据”。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在总结报告中，高度评价此书是“一部带有开创性的学术著作”。
在此期间，谷书堂个人发表了《论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的调节作用》（1979年），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尽管这里尚有“有计划”字样，但其实质上是商品经济，这相对于50年代他关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观点而言，无疑是一个飞跃，并成为我国最早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性质的经济学家之一。
在同年提交全国价值规律讨论会的论文《重新认识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中，谷书堂提出了全民所有制企业之间的“商品关系论”，从而为论证社会主义经济也是商品经济提供了有力论据。
继而，1982年，谷书堂、杨玉川合作发表《对价值决定和价值规律的再探讨》一文，该文指出，决定价值的必要劳动时间，即指单个商品生产上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从总体上看，也是指符合某种社会需要的商品的总量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此文获《经济研究》创刊20周年优秀论文二等奖。
特别是1989年，针对当时理论界出现的怀疑甚至否定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倾向，谷书堂与笔者合作在《经济研究》上发表了《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论纲》，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的内在联系，指出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并不是矛盾的事物，两者是分属于不同序列的范畴，当然也谈不到根本性的对立。商品经济不属于某种经济制度所特有，而是一种适应性很强或者说是“中性”的生产方式，在此论证基础上，强调中国改革必须坚持商品经济的市场取向（与两年后邓小平关于计划与市场的观点不谋而合），论文发表后引起关注，《新华文摘》1990年第9期全文转载。在1989年底的背景下，坚持这种市场取向是有一定政治风险的，其观点不仅在理论界引起强烈共鸣，而且人们对这种理论勇气表示钦佩。
4．20世纪90年代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探讨
早在1988年《社会主义经济学通论》的初稿撰写和《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修订中，谷书堂就已经初次使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这与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说法也是一致的）。在1992年以后陆续发表和出版了一系列相关文献（如1992年他应《我的市场经济观》邀请，阐述他对市场经济的看法）。在这些文献中，他探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系列重要问题，为中国改革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
（二）按要素贡献分配理论
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一直把“按劳分配”当作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唯一分配原则和特征。然而，这种传统理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并不完全相符。实践向理论提出了挑战：在社会主义阶段，究竟应确立怎样的收入分配原则？谷书堂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思考。在对传统的社会主义分配理论进行反思的基础上，他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按贡献分配”的思想。史料表明，这一思想并不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才萌生的，是在其长期学术探讨的过程中逐步产生、发展并形成的。
1．20世纪50—60年代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物质利益关系的探讨
1956年，谷书堂与蔡孝箴合作撰写了《论物质利益原则及其在解决国家合作社和社员之间的矛盾中的作用》一文，于1957年公开发表。此文是立足于“作为生产力基本要素的劳动者的积极性的发挥”这一基点来讨论物质利益的。文中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由于“劳动还没有成为人们生活的第一需要，它们主要还是谋取生活的手段。换言之，劳动者仍旧需要物质利益的刺激。”基于这种认识，该文提出了“谋求个人物质利益是人们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主要目的，因而劳动者在生产中也需要获取物质利益”的观点。他们把此概括为“这就是社会主义的物质利益原则”，并由此得出结论，“它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根本经营原则”。这可以说是谷书堂“依据基本的物质利益原则来按贡献分配”思想的初始萌发，从此他走上了探索“按贡献分配”的学术道路。
2．20世纪70年代末期关于“按劳分配”的探讨
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从1977年开始，中国经济学界开展了“按劳分配”问题的大讨论，当时讨论的焦点是“按劳分配是不是物质刺激”、“物质刺激是不是修正主义”等当时较为敏感的话题。这场讨论由老一辈经济学家于光远等组织，在京借北京市委党校地点讨论，谷书堂积极参加讨论，并在此阶段撰写理论文章。比较有影响的是他与佐牧、汤在新合作在《红旗》杂志发表的关于批判“四人帮”歪曲“按劳分配”理论的文章。通过讨论，确认按劳分配是一种协调经济利益关系的分配制度，重新肯定物质刺激这种能够体现社会主义分配关系的激励手段。谷书堂在50年代基于物质利益原则而形成的“按劳动贡献分配”思想在此时被激活。
3．20世纪80年代对于按要素贡献分配思想的探讨
1984年中央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后，谷书堂即在次年召开的第一届全国高校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上，作了“按劳动贡献分配”的发言。此后，他进一步从市场经济考虑，联想到其它生产要素在产品生产中的贡献，认为只要生产要素还具有不同产权的存在，它对回报的要求便是必然。
1988年12月，他在与蔡继明合作完成《按贡献分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原则》，提交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理论讨论会。文章指出，社会主义现阶段的个人收入分配原则应该是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除了主要按劳动贡献分配，还应包括其他形式的分配，即非劳动要素参与的分配；其中，各种生产要素的边际收益可以相对地表现各种生产要素在生产中的实际贡献。这是我国学者第一次较为系统地阐述按要素贡献分配的思想，文章发表几年后引发了1995年4月专门讨论劳动价值论的全国性学术研讨会，推动了中国经济学界关于按贡献分配理论的发展。
4．21世纪初关于“收入差距过大”问题的探讨
随着“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在体制上和政策上得到社会的认可，现实中的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以及非劳动收入性质等问题，也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和激烈争议。谷书堂注意到这一问题。1995年在“北方本”修订版中，他就提出注意财富分配的“累积效应”问题（即富者愈富的问题）。此后，又撰写了《价值创造、产品分配和剥削关系的嬗变》等文章，阐述了他的看法：在转型时期，虽然从中国社会的整体来看占主导的部分已不再具有剥削的关系，但在非主要部分、在逃避法律制约的一些地方和单位，对抗的关系并没有完全消除。而且，随着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基层结构的巨大变化，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确实进一步拉大。他建议大力加强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切实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最低收入水平；从长远看，应扩大中间收入阶层的比重，并重视城乡职业教育等。上述观点表明，他不仅主张经济的市场化，而且注重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体现了一位经济学家可贵的人文情怀。
（三）对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理论体系的探索
谷书堂作为长期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和教学的著名经济学家，对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情有独钟，为建立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理论体系不懈探索。
1．主持编写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北方本”
早在1959年，谷书堂就参加了河北省委宣传部组织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编写酝酿工作（后因“反右倾”运动谷被批判而未能继续参加）。1975年到1977年他还在天津市委党校主持“政治经济学研究班”，系统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但当时受政治环境所限，编写工作无法实现，后来也借地震等自动停止。
粉碎“四人帮”以后，经济学界迎来科学的春天。1978年国家教委在武汉召开会议，决定由中国南北两地分别组织编写政治经济学教材。南方本由复旦大学蒋家俊和厦门大学吴宣恭负责主编，“北方本”由南开大学谷书堂和辽宁大学宋则行担任主编（辽宁大学章宗炎和南开大学朱光华担任副主编）。经过在北京、沈阳等地的讨论修订，“北方本”于1979年12月出版。这本书被教育部定为全国文科院校统编教材，后来获国家教委优秀教学成果奖。
从政治经济学理论来说，“北方本”的贡献是多方面的，突出的有：
其一，该书把研究范围限定在中国所处的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而不是不切实际地针对所谓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
其二，把物质利益关系作为《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主线，按照生产、流通和再生产的“过程法”，探索社会主义特有的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及其经济规律在各个过程作用的特点和形式。
其三，把研究对象锁定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及与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而这个生产方式指的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也就是社会主义的社会化大生产。
其四，书中较早地提出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思想，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出作了铺垫。
以上尝试，可以说是对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体系结构的“根本改造”（在他1988年主持撰写的《“北方本”第三次修订会述评》中，明确提出了“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根本改造”的命题）。
自1979年12月出版第l版到2003年，《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共出版了八版，发行逾150万册，为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由此谷书堂也成了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全国性的领军人物之一。
2．主持编写《社会主义经济通论》
在不断修订和再版“北方本”的过程中，由谷书堂主编的《社会主义经济学通论》在研究对象和框架体系上进行了拓展和革新。《通论》围绕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运行与发展，建立了包括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微观经济运行、宏观经济运行以及经济发展等主要内容的全新理论体系。该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后，获得各界好评，获天津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3．提出构建“转型期中国经济学”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成为中国学术界探讨的问题。谷书堂在此时期提出了构建“转型期中国经济学”的理论观点。以“经济转型”为理论轴心的“转型期中国经济学”正在创建过程中。
除以上三大理论贡献以外，谷书堂还在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特区经济和对外开放理论、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理论、经济增长理论等方面也有深入研究，并发表一批成果。因篇幅所限，不再一一论述。
2009年8月，长达157万余字的《谷书堂文集》（上下卷）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这是谷书堂多年从事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研究的集中总结，也是新中国六十年经济理论进展的一个缩影。透过这个文集，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忠诚的知识分子探索真理的脚步和心路历程。
2013年，由张卓元、厉以宁、吴敬琏三位经济学家主编的《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经济学卷·第一分册），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书中载有“谷书堂篇”，记叙谷书堂作为一位理论经济学家的生平和学术成就。此书的出版，标志着中国学术界对谷书堂几十年学术成就和历史定位的充分肯定。《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和前一年在学校获“荣誉教授”并被授予“特别贡献奖”，对其一生科研教学工作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2016年3月27日，谷书堂教授在与病魔顽强斗争了79天之后，离开了我们。他的去世是中国经济学界的一大损失。回顾老师的坎坷一生，笔者不禁潸然泪下。当夜，即给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发去如下挽联，悼念敬爱的谷书堂老师：
堂堂正正坦诚处世屡遭厄运首遭“五九”厄运再遭“社教”厄运更遭十年浩劫厄运岁月坎坷成历史
兢兢业业潜心治学执著探索先探价值理论继探分配理论再探商品经济理论学术求真启后人
一代宗师
（本文作者常修泽教授，谷书堂先生的早期学生之一，曾长期在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从事理论研究，现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入选《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经济学卷））
本文原载中国经济时报，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