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名称】外国哲学

【专 题 号】B6

【复印期号】2002年11期

【原文出处】《学术月刊》(沪)2002年08期第5～10，63页

【作者简介】陈启伟，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内容提要】 本文对长期以来全盘否定现代西方哲学的倾向的来龙去脉作了考察，对马克思主义本 质上反对任何一种宗派主义作了深刻的理论分析。作者强调，重视马克思主义与人类一 切有价值的文化成果的联系与对话，才是马克思主义者应采取的正确态度。

【关 键 词】马克思主义/现代西方哲学/反对宗派主义

   放桐：

   我很高兴有机会参加在上海召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教学改革”研讨 会。会开得很好，应当特别感谢承办此次会议并对会议作出最大贡献的复旦的同志们。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对话”，乃至马克思主义与整个西方哲学的 关系问题，在会上许多同志的发言很有启发、很有见地，都是值得我学习的。其实这是 个老问题了，至少从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大家就一直在不断地讨论；我们过去也都写 过文章，说过许多话，但是总觉得问题似乎还没有穷究到底，话似乎还没有说透。下面 将一些想法写给你，算是学术“聊天”或学术“谈心”吧。This is a dialogue betwe en you and me，我可以随意议论，你也可以放手批评。

   　　　　一

   我国哲学界和苏联哲学界过去对现代西方哲学持全盘否定的态度(在这一点上我们是师 法苏联的)，正如很多同志曾经指出过的，其基本的理论依据是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和斯 大林的资本主义总危机学说。据此，现代西方哲学是帝国主义时代即资本主义的最后的 垂死的阶段的产物和反映，是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已经完全腐朽、趋于全面反动、陷 入总危机的垄断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因此已不可能提出任何有进步性的、有价值的、 合理的东西了，如：说实用主义是美国“金融帝国主义”的“市侩哲学”；说维也纳学 派的逻辑分析方法是秉承英美反动统治集团的意旨制造出来的；说尼采哲学否定一切传 统价值，使人道德沦丧，并从而为颂扬帝国主义的野蛮行径开辟了道路；如此等等。

   但是，彻底否定现代西方哲学的观念，事实上在更早的时候，即在19世纪下半叶马克 思、恩格斯在世之际就已经形成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他们所知道的同时代的非马克思 主义的哲学家(有些哲学家如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主要著作在19世纪70—80年代已经问 世，马克思、恩格斯虽从未提及其名，但似已注意到其哲学倾向(注：弗•阿德勒认为 ：“恩格斯还不知道马赫”，列宁批评这个说法没有根据，说不能因为恩格斯“没有提 到”他的名字就断言恩格斯不知道，又说“至于从1876年起就编辑一份‘科学’哲学季 刊的阿芬那留斯，恩格斯是不可能不知道的”。参见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51页。))，大概除了一个费尔巴哈(不过他们已将费氏唯 物主义列入德国古典哲学的范畴)，几乎无不施以严厉的批判或予以轻蔑的嘲讽。对青 年黑格尔派和杜林的批判是大家熟知的例子。对其他一些哲学家和哲学流派虽无专著或 专文批驳评说，但亦皆贬斥无遗，往往一言以“毙”之。例如，恩格斯在谈到19世纪下 半叶德国哲学状况时说：“1848年这一年在德国什么都没有完成，只是在哲学领域中发 生了一个全面的倒退。……从此以后，在公众当中流行的一方面是叔本华的、后来甚至 是哈特曼的适合于庸人的浅薄思想，另一方面是福格特和毕希纳之流的庸俗的巡回传教 士的唯物主义。大学里有各式各样的折衷主义进行着竞争，它们只在一点上是一致的， 即它们都只是由已经过时的哲学的残渣杂凑而成。”(注：列宁认为，恩格斯说的“各 式各样的折衷主义”就包括了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经验批判主义哲学。参见列宁：《唯 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50—51页。)例如新康德主义就是丢弃了康德哲学中任何 积极的东西，而把“康德哲学中最不值得保存的那一部分”即“永远不可知的自在之物 ”的学说保存下来，造成了“现在盛行的理论思维的纷扰和混乱”(注：恩格斯：《自 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7、154页。)。在另一个地方他又说，“现在流 行在德国各大学中的”是“那些最鄙陋的庸俗哲学”(注：恩格斯：《自然辩证法》， 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7、154页。)。在英国也是这样，哲学家们除了重新拾取已然 过时的哲学残渣，再也提不出任何新的东西了，如果说“德国的新康德主义者企图复活 康德的观点”，那末“英国的不可知论者”则“企图复活休谟的观点”，由于“这两种 观点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早已被推翻”，要复活它们的“这种企图在科学上就是开倒车” (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22页。)。对当时在法国 和其他国家流行的孔德的实证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十分鄙视，马克思斥之为“腐朽 的实证主义”(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6页。) ，而且明白表示：“我作为一个有党派的人，是同孔德主义势不两立的，而作为一个学 者，我对它的评价也很低”(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 ，第227—228页。)。恩格斯称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体系为“狭隘的庸人世界观”，其 中纵然“有许多天才思想”(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第374页。)，那也是从他的老师圣西门那里抄来的。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崭新形态的哲学，作为辩证的和历史的唯物主义哲学，它的出现 和发展，不可能不与其他各种形式、各种派别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发生对立和冲突， 马克思主义要与之论辩并加以批判，是当然而且必要的。但是，如果把马克思主义所批 判的各种哲学看做一堆充塞谬误、毫无价值而只待清扫的思想渣滓，那末这种批判就只 能是一种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简单的形而上学的否定。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同时 代的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哲学亦即他们那个时代的现当代哲学之所以持一种简单的全盘否 定的态度，也是基于对19世纪下半叶欧洲社会历史进程和阶级斗争形势的一种分析。在 他们看来，自从无产阶级登上政治斗争的历史舞台，特别是1848年革命之后，资产阶级 的历史进步性已经完结，开始走向反动和没落，政治上是这样，意识形态上也是这样。 资产阶级在理论上已不可能有任何富有生气的创造了。恩格斯说：

   随着1848年革命的爆发，“有教养的”德国抛弃了理论，转入了实践的领域。……但 是随着思辨离开哲学家的书房而在证券交易所里筑起自己的殿堂，有教养的德国也就失 去了在德国的最深沉的政治屈辱时代曾经是德国的光荣的伟大的理论兴趣，失去了那种 不管所得成果在实践上是否能实现，不管它是否违警都同样地热衷于纯粹科学研究的兴 趣。(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53—254、225、254、250、249页。)

   马克思也完全赞同这个说法，认为“被认为是德国世袭财产的卓越的理论能力，已在 德国的所谓有教养的阶级中完全消失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 社1972年版，第211、213页。)。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1848年革命使“有教养的德 国”即德国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遭到的打击是如此之沉重，以至再也不可能在哲学理 论上拿出任何像样儿的货色来了。恩格斯有一句话说得很干脆：唯心主义“在1848年革 命中受到了致命的打击”，“唯心主义当时已经智穷才竭”(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4卷，第253—254、225、254、250、249页。)。这样，资产阶级的学者们除了抛弃 学术良心去充当官方意志的应声虫和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士之外又能做什么呢?这就是 恩格斯说的：

   在包括哲学在内的历史科学的领域内，那种旧有的在理论上毫无顾忌的精神已随着古 典哲学完全消失了；起而代之的是不动脑筋的折衷主义，是对职位和收入的担忧，直到 极其卑劣的向上爬的思想。这种科学的官方代表都变成资产阶级和现存国家的毫无掩饰 的思想家，但这已经是在资产阶级和现存国家同工人阶级处于公开敌对地位的时代。( 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53—254、225、254、250、249页。)

   恩格斯的这段话不过是将马克思早在《资本论》中对资产阶级经济学所作的评价推及 于哲学和其他各门社会科学。马克思说：

   法国和英国的资产阶级夺得了政权(指19世纪40年代英法工业资本在经济和政治上都战 胜了土地贵族——引者注)。从那时起，阶级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了日益鲜 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它敲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现在问题不再是这 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 不违背警章。不偏不倚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公正无私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 护士的坏心恶意。(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1、2 13页。)

   关于19世纪下半叶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经济学及其他各门社会科学的状况如何，对 其各种哲学理论、经济学说等等应如何评价，我们不可能在这里作具体的研究和讨论。 对马克思、恩格斯上面这种说法我只是提出一点疑问，因为我觉得这种说法同他们一贯 坚持的对意识形态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似有相悖之处。例如，恩格斯说：

   任何意识形态一经产生，就同现有的观念材料相结合而发展起来，并对这些材料作进 一步的加工；不然，它就不是意识形态了，就是说，它就不是把思想当做独立地发展的 、仅仅服从自身规律的独立本质来处理了。头脑中发生这一思想过程的人们的物质生活 条件，归根到底决定着这一思想过程的进行，这一事实，对这些人来说必然是没有意识 到的，否则，全部意识形态就完结了(着重号为引者所加)。(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4卷，第253—254、225、254、250、249页。)

   恩格斯并且指出，哲学是“更高的即更远离物质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的一种形式， “在这里，观念同自己的物质存在条件的联系，愈来愈混乱，愈来愈被一些中间环节弄 模糊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53—254、225、254、250、249页。) 。既然如此，那么，又怎能设想到了19世纪下半叶资产阶级的哲学竟然失掉了一般意识 形态的特性，不再以十分迂曲而间接的方式反映经济基础，而是变成了十分自觉、非常 直接地为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利益进行论证的辩护论了呢?马克思也曾谈到，判定一种 思想或理论的阶级性质，并非指这个思想家、理论家原则上只是力求实现其自私的阶级 利益，而是说他的思想“不能越出”某个阶级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因此他“在 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在实际生 活上引导他们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一般说来，一个阶级的政治代表和著作方面的 代表人物同他们所代表的阶级间的关系，都是这样”(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32页。)。这就是说，我们判定一种思想、理论的阶级归属 ，是就其客观上反映了、表现了某个阶级的利益和要求而言的，并不是说这个思想家本 身就心知肚明、自觉自愿地为这个阶级的利益辩护。所以，列宁在阐述马克思关于阶级 分析原则时，特别指出阶级分析不是“一种简单的论战手法”，揭露某种思想、理论的 阶级性质，其目的决不“只是说些特别恶毒的话”(注：列宁：《评经济浪漫主义》， 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89页。)。

   　　　　二

   对与马克思主义同时代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学说作如此简单的阶级 分析和如此简单的全盘否定，就意味着对马克思主义来说，其他一切学说都是错误的、 荒谬的。这不免使人想起了曾被马克思痛斥过的拉萨尔的一句名言：“对它(工人阶级 ——引者注)说来，其他一切阶级只是反动的一帮”(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3页。)。如果说拉萨尔主义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在阶级 组织路线上的一种“左”的宗派主义倾向的话，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说，无论在苏联还 是在中国，过去对所谓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哲学和社会科学学说一概视为反动谬论而彻底 否定的做法，则是在思想文化问题上的一种“左”的宗派主义倾向?这种“左”的倾向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长期存在，可以说时轻时重，时温时热，但始终没有根绝。苏 联十月革命初期“无产阶级文化派”(所谓“拉普”)的活动是这种“左”的倾向的第一 次大表演，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则是其登峰造极。

   必须指出，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反对任何一种宗派主义的，包括思想文化问题上的“ 左”的宗派主义倾向。资产阶级学者有过这样一种论调，即“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某种‘ 有害的宗派’”，对此列宁坚决予以驳斥。他说：“哲学史和社会科学史都十分清楚地 表明，马克思主义同宗派主义毫无相似之处，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 一种故步自封、僵死不变的学说。”(注：《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第41页。)这里我们要特别注意，列宁是从“世界文明发展”的角度，或者说是从人 类思想史、人类认识史的角度来考察问题的。在这样博大恢宏的历史视野中，马克思主 义同古今出现的其他各家各派的学说一样，都是世界文明发展的结果，都是人类思想史 、认识史的产物，套用一句黑格尔讲哲学史的话来说，每一种哲学都是“精神发展的全 部锁链里面的一环”(注：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48 页。)。黑格尔认为，整个哲学史、人类思想史的发展不是“直线”的，而是“圆圈” 式的，而这个大圆圈又是由许多小圆圈构成的，从而形成一个螺旋式的发展。列宁非常 赞赏黑格尔的这个思想，说这是“一个非常深刻而确切的比喻!!每一种思想 = 整个人 类思想发展的大圆圈(螺旋)上的一个圆圈”(注：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6 0年版，第271页。)。人类认识史的这种圆圈式或螺旋式的发展“包含着无数的各式各 样观察现实、接近现实的成分(包含着从每个成分发展成的整个哲学体系)”，即使是唯 心主义的学说，也并不是离开人类认识发展的历史道路的一种简单的谬误或“胡说”， 而是有其深刻的“认识论的根源”，即“片面地、夸大地”表现了“认识的某一个特征 、方面、部分”，或者说“人的无限复杂的(辩证的)认识的一个成分”，但是唯心主义 毕竟也是生长在“人类认识这棵活生生的树上”的一朵花，尽管它是“一朵不结果实的 花”(注：列宁：《哲学笔记》，第411—412页。)。这样我们看到，列宁从人类认识发 展过程的辩证法指明和肯定了各种哲学学说(包括唯心主义)应有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价值 (它们都是人类认识史的一个环节，都包含着这样那样认识现实的某种成分)，从而使马 克思主义与宗派主义完全区别开来。

   宗派总是自我封闭、绝对排他的，总是唯我独尊、唯我独是的，凡不同于我者、有违 于我者，皆属异端，悉为谬论，必须大加挞伐，熄之灭之。这种狂妄的宗派主义的要求 是绝对违背人类思想史、认识史的发展规律的，无论过去和现在都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 。纵观两千余年的中外哲学史，无时不有各家各派哲学的论争，而每家每派都在论争中 提出自己的哲学思想，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在人类思想史上为自己赢得一席之地。任 何一种哲学体系，无论其思想如何博大精深，其影响如何震古烁今，都不可能包揽一切 真理，都不可能把其他一切哲学学说排斥净尽，扫荡无余，独霸哲学“武林”，成为“ 世界文明发展大道”上孤身无侣的独行客。

   马克思主义不是宗派，不是宗派主义，就是因为它正如列宁所说的并不“故步自封” ，不把自己封闭在绝对自满自足的狭隘圈子里。马克思主义诚然要以革命的批判的精神 对待一切传统的观念，但是它不否认自己与以往人类思想文化成果的联系，“它并没有 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 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62页。) 。列宁说马克思主义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的一个“宗派”，就是这个意思。 在世界文明发展大道上，永远会有各种其他的学说，会有与马克思主义互为论争的对手 或曰论敌；马克思主义与之论辩，与之争衡，既有相互驳难和批判，亦必有相互渗透和 补充。马克思主义永远是而且只能是在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 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这是人类思想史、认识史的辩证法，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辩证 法。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对思想文化问题的“左”的宗派主义倾向，就是无视、否认、 反对这个辩证法的。苏联建国初期“无产阶级文化派”的极左思潮甚嚣尘上，他们高唱 只靠无产阶级自己的力量去建设无产阶级自己的阶级文化，对“过去全部文化”即“资 产阶级世界的文化和封建主世界的文化”(注：波格丹诺夫：《论艺术遗产》，载《苏 联“无产阶级文化派”论争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13页。)，必须“坚持住 自己的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去防范，去批判。因为据说“当资产阶级变成反革命阶级 的时候，其全部科学就有变成对科学方法的全盘否定的危险”(注：斯切潘诺夫：《再 论胜利地进行争取文化的斗争的条件》，载同上书，第217页。)，就是说，资产阶级不 仅在政治上是反动的，而且其“科学”也会成为反科学的(这里说的是“全部科学”， 既包括社会科学，也包括自然科学)。“无产阶级文化派”的主要理论家波格丹诺夫(就 是列宁早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批判过的那个波格丹诺夫)说：“科学具有 阶级性。……这种性质不单是社会科学，而且是一切科学都具有的，甚至像数学或逻辑 学也都是这样”(注：波格丹诺夫：《科学和无产阶级》，载同上书，第91页。)。资产 阶级的社会科学、资产阶级的自然科学都是有害的，有毒的，都是要不得的，就连当时 身为教育人民委员但在思想上与“无产阶级文化派”划不清界限的卢那察尔斯基也说： “几乎全部资产阶级文化，直至自然科学，都有包含毒素的嫌疑，单单是这一点，就迫 使我们有必要为了批判而用一种自己的标准与之对抗”(注：《苏联“无产阶级文化派 ”论争资料》，第289、53、388页。)。在“无产阶级文化派”那里，所谓批判，实即 抛弃、破坏、摧毁。一个名叫基里洛夫的“拉普”诗人的一首题为《我们》的诗最为生 动、典型地表现了“无产阶级文化派”要悍然毁掉一切文化成果的疯狂心理。诗中写道 ：“我们狂热，我们好斗。我们如狂似醉。让人们对我们高喊：‘你们是刽子手，你们 扼杀美!’以我们明天的名义——我们要把拉斐尔烧成灰，把博物馆统统捣毁，把那艺 术之花踩得粉碎。”(注：《苏联“无产阶级文化派”论争资料》，第289、53、388页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这并不是个别诗人或整个“拉普派”的狂热，而是在当时传播 得很广泛、其影响甚至侵入俄共中央最高领导层的一股极左思潮，例如布哈林就明确主 张：“‘夺取’全部资产阶级文化，正如‘夺取’资产阶级国家一样，不摧毁它是不行 的”(注：《苏联“无产阶级文化派”论争资料》，第289、53、388页。)。

   列宁对“无产阶级文化派”的思想和活动一直非常注意，在他为俄共中央起草的一些 决议、发表的一些演说、若干批示或书信中，对“无产阶级文化派”的错误提出尖锐批 评，指出他们企图“臆造自己的特殊的文化，把自己关在与世隔绝的组织中”的做法“ 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并反复强调只有“吸收和改造”以往人类思 想和文化的成果，“去发扬现有文化的优秀典范、传统和成果”，才能创造和发展“真 正无产阶级的文化”(注：《列宁选集》第4卷，第362页；《关于无产阶级文化的决议 的草稿》，载《苏联“无产阶级文化派”论争资料》，第11页。)。列宁夫人克鲁普斯 卡娅根据列宁的思想也多次撰文批判“无产阶级文化派”的错误言行，痛斥他们“鼓吹 自我孤立，故步自封”，“使自己同所有其他阶级对立”，“同一切非无产阶级的东西 隔离开来”，指出：“这一切都是宗派主义的，非无产阶级的，因此要同它们作斗争” (注：克鲁普斯卡娅：《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和无产阶级文化协会》，载《苏联“无产阶 级文化派”论争资料》，第204—205页。)。

   在列宁和俄共中央的批判和干预下，“无产阶级文化派”在组织上逐渐解体，他们在 思想文化问题上掀起的这股极左宗派主义思潮也终于消散了，但是这股思潮的影响始终 没有彻底清除。如果说，在关于以往人类文化遗产的批判继承的问题上，人们可以从列 宁那里找到明确而肯定的回答，那么在如何对待现当代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哲学、社会 科学、文学、艺术等等)的问题上，人们从列宁、斯大林关于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走 向全面反动和腐朽的论断，则只能得出彻底否定的结论。苏联哲学界就一直是根据这个 结论来评价和对待现代西方哲学的。其实，列宁早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就 说过，资产阶级哲学教授虽然在物理、化学等具体科学的“专门领域内能够写出极有价 值的作品”，但是“一旦谈到哲学问题的时候，他们中间任何一个人所说的任何一句话 都不可相信”(注：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343页。)。(着重号是列宁 本人加的——引者注)。照此说法，我们只能把全部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看作纯粹的 谬误、简单的胡说，而不能承认它们是人类思想史、认识史的一些环节，不能承认它们 也包含着(即使是片面地、夸大地、歪曲地)“观察现实、接近现实的成分”，不能承认 它们也是生长在“人类认识这棵活生生的树”上的(哪怕是“不结果实的”)花朵。这显 然并不符合列宁本人所深刻揭示的人类认识史的辩证法。

   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一股极左的宗派主义思潮，“无产阶级 文化派”的影响远及苏联之外。当时的“无产阶级文化派”组织“无产阶级文化协会” 设有“国际局”以进行国际方面的联络和宣传。“无产阶级文化派”在中国虽然没有建 立组织上的联系，但是思想上的影响是有的。在上世纪20—30年代中国左翼文艺运动中 ，有些左翼作家自诩为“普罗”(无产阶级)文学家，唯我独革，唯我独左，连鲁迅和茅 盾都在他们讨伐之列。他们说鲁迅“对于普罗列塔利亚是一个罪恶的煽动家”，是“封 建余孽”，是“二重的反革命”；说茅盾的思想“是资产阶级的，对于无产阶级是根本 反对的”。我觉得，在这种“左”得可爱亦复可怕的面孔中就可看出“拉普”的影子。 不过20世纪20年代的“无产阶级文化派”这股极“左”思潮只是在半个世纪之后、在中 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才完全得到共鸣而大行其道。我们记忆犹新的那些口 号：“灭资兴无”、“破四旧”、“批封、资、修”等等以及“文革”期间“横扫一切 ”的种种暴举恶行，不就是昔日“无产阶级文化派”要否定和摧毁古今一切文化成果的 那种极“左”思想和理论的重演并付诸实践吗?当然，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是由“四人帮”所驱使、所推动的一场政治运动，绝不仅仅是如苏联“无产阶级文化派 ”那样一股极“左”的思潮，其影响至大至深、至惨至烈，也绝非“无产阶级文化派” 所能望其项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有其特殊的社会历史政治背景，有其特殊的理论 依据(“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在一切领域实行全面的无产阶级专政” 等等)，但是就思想文化问题来说，“四人帮”并没有什么新的理论“创造”，其思想 渊源就在苏联“无产阶级文化派”那股极“左”思潮。追溯和探讨这两者的深刻的内在 联系，对于我们如何正确对待以往和现代的文化成果(包括古今西方哲学)也会有所教益 。

   拉拉杂杂，竟写了几千字，信笔所至，未遑细作推究，错误之处，望直言指教。

   陈启伟

   2001年6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