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常说“老子英雄儿好汉”，俄罗斯人也说“有其父必有其子”。两国的俗语恰如其分地说明了现任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和他父亲、卓越的革命家和国务活动家习仲勋的共同之处。身材魁梧（习近平身高1.80米，习仲勋也没矮多少）、敦实，圆圆的脸上总是挂着亲切的笑容。他们的行为举止也很相似：在很多老照片中，习仲勋总是站得很直，充满自信地面对镜头；他的儿子则步履稳健，很有威严，也和蔼可亲，与人交谈时总是注视着对方。
遗传学是科学，它的规律是无法改变的。但是不是还有另一种可以预先决定亲属有相似政治命运的遗传学呢？了解了习近平主席的生活和升迁之路，研究了他父亲生活和斗争中的一些事件之后，就可以相信这一点了。
1913年10月15日，习仲勋出生在一个叫富平县的地方，那是陕西省有名的陶瓷产地。陕西到处都是黏土、黄土和贫瘠的土壤。从河南邓州迁到这里的习家在村里有一块面积不大的土地。习仲勋7岁开始上学，在学校里除接受传统的儒家教育外，也学习了一些简单的“西学”。他出生前两年，清王朝被推翻，中国人剪去了两个半世纪以来为了顺从征服者而留起的发辫。汉语中出现了一些新词——共和、民主、宪法，后来又多了革命、共产主义等。13岁时，已经是中学生的习仲勋加入了共青团，15岁时因参加游行而被抓进了监狱。
虽然落后的大清帝国被推翻了，中国也宣布成立了共和国，但生活并没有从此变得轻松和自由——北洋政府的权力实际上有名无实，国家被企图扩大自己地盘的军阀撕扯得支离破碎。军阀为了进行内战，从民众手中剥削各类资源，充实军需并中饱私囊。日益深重的压迫激起了反抗，全国范围内不断爆发起义。这些起义有时是自发的，但更经常的是由1921年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组织的。
师范学校学生习仲勋因参与抗议活动而被关进监狱，他在监狱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监禁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1930年初，这位年轻的共产党员根据党的指示到国民党军队中服役，任务是进行宣传并建立党支部。他完成了任务——1932年国民党军队中发生了兵变，习仲勋把他的一组士兵与游击队其他小分队联合起来，并成为一块小根据地的支部书记。次年，他与黄埔军校毕业生、军官刘志丹创建了陕甘根据地。尽管非常年轻，20岁的习仲勋就在解放区的共青团、共产党、军队内担任了一系列职务，最重要的职务大概是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
共产党当时的战略是建立并扩大根据地，然后将其合并为解放区。这一战术在西北地区取得成功。截至1935年，刘志丹已将两个相邻省份的根据地组建成了辽阔的陕甘边区，包括22个县。
这一战术在华中地区不太成功。由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领导的红军战士被蒋介石部队赶出了自己在江西的根据地，不得不边战斗边进行穿越全中国的撤退。在转移中几乎没有间断过作战，这段历程史称“长征”。从1934年10月至1935年10月的370天中，战士们走了9000公里，长征开始时有10万人，仅有8000人最后抵达了刘志丹和习仲勋所领导的稳固的根据地。正是在这里，延安这一“窑洞之城”在松软的黄土地上建立起来；也正是在这里，毛泽东领导了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直到1947年。
中国人常说：是刘志丹拯救了毛泽东和共产党，但同时毛泽东也拯救了刘志丹及其拥护者，其中就有习仲勋。山区和窑洞里的游击队员中不断进行思想斗争，时而是这批人、时而又是那批人被称为“反革命分子”“右倾分子”“投降派”。刘志丹和其他指挥官被来自上海地下党的斗士指控为在思想纯洁性方面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并被判处死刑。习仲勋回忆，在离执行死刑还有4天时他被救出来。毛泽东率领自己的部队赶到，上海地下党来的委员的所有决议被取消。刘志丹和习仲勋重新成为令人尊敬的指挥员，1936年4月游击英雄刘志丹在战斗中牺牲。
习仲勋幸运一些。他继续其革命生涯，在各种新的行政、军事和党务岗位上任职。他当时主要关心的是，如何解决迅速壮大的武装力量、中共领导层、大量的党校和军校、革命报刊和出版社、文工团等的吃饭问题，政府主席要对这一切负责。这位了解当地实际情况的陕西本地人，不得不排除马列主义专家要求加快土地改革、分富裕农民的财富、镇压大土地所有者的建议等干扰，最后实行了减租减息政策，这有助于土地所有者增加粮食生产。
战争结束了，战争开始了
1945年9月3日，持续14年的抗日战争结束，中国有3500多万人死亡，其中有2000万人是被打死的。苏联军队击溃了日本关东军，不仅将缴获的武器，还将东北的广大地区（即所谓的满洲）转交给共产党人。日本曾计划将这些土地并入自己的帝国，不惜投入资金用于重工业企业和公路、铁路的建设，发展“第二个日本”的农业生产。现在共产党人可以在东北建立最大的根据地，将其经济潜力用于无法避免的内战。
1945年残酷的抗战结束了，相对平静了一年后，1946年又爆发了另一场战争。国民党对中国的“红区”展开了大规模的进攻，对“红都”延安进行猛攻。1947年3月，延安被国民党军队攻占。习仲勋再次拿起枪，作为政委与已经赫赫有名的指挥员彭德怀并肩战斗。
延安在一系列战斗后被解放，整个西北地区也重新回到中国共产党控制之下。早在1945年6月，习仲勋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成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并于8月被任命为中央委员会分管干部任命的组织部副部长。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但解放战争还未结束。中国南部和西部还在战斗，西北也不太平。能管干部的人事专家有很多，但能管理艰苦地区的却很少。党的领导层委派习仲勋进入中共西北局领导层，以确保解放战争最后关键时期这个地区的稳定。当时一长串职务表明，习仲勋成了西北局的二号人物，甚至集党、政、军等核心权力于一身，负责各方面的工作。他管理的区域不仅有众所周知的陕西、甘肃和宁夏三省，还有毗邻的不稳定的少数民族地区的广大区域。
在幅员辽阔、人口稀少的青海省，主要居民不仅有汉族，还居住着藏族和多年来由马家军所统领的回族。1951年，解放军给马家军以沉重打击，但其残部开始煽动当地藏民造反。叛乱的昂拉部落首领中文名字叫项谦，派去平息事态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然而，兼任部队政委的习仲勋提议用和平方式解决。他请德高望重的西藏宗教领袖担任中间人调解。尽管新政府恩威并施，但项谦仍继续顽抗。造反头目的村庄被攻占后，藏族战士俘虏被释放。经过不断感化，项谦于1952年7月从山上的避难地下山，宣布效忠中国新政权。不久，他被任命为县长，成为当地政府负责人。毛泽东对习仲勋的调停艺术非常赞赏，将其比作每个中国人都知道的古典小说《三国演义》中的精明战略家“诸葛亮”。
北京——权力的雷区
全国的生活开始慢慢步入正轨。不久前的游击队员和住窑洞的人学着管理一个大国。北京正在建立一个强大的党和政府机构体系，需要精力充沛、经验丰富、久经战争考验的活动家。1952年9月，习仲勋令人意外地被任命为中央宣传部的负责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文化和教育委员会副主任。生活中的变化一个接着一个，1953年6月15日习仲勋和妻子齐心的儿子出生，取名“近平”。
习仲勋在北京时仍保持着在陕甘宁边区养成的作风，在日常生活中勤奋、谦虚，制定和实施决策时把握分寸合理。习仲勋与像他一样处于领导岗位上的大多数延安老兵保持着同志般的关系。1956年9月他在中共八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当时有97名成员的中央委员会领导着6亿中国人和1100万中共党员。1959年4月，习仲勋就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与具有传奇色彩的周恩来在国事和生活中密切合作。
习仲勋并未卷入当时党和政府高层对中国未来发展方向和速度的激烈争论。但有的事件也牵涉到习仲勋，尽管他努力做好平时的具体工作，与周恩来一起担负着管理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之重任。审查古代和现代文学作品也与中宣部的工作相关。习仲勋不仅要对各类出版期刊，还要对各种文学和戏剧作品的言论是否符合党的路线作出决定。
歌颂与国民党斗争英雄的长篇小说《刘志丹》是习仲勋踏入的雷区。小说创作之初，习仲勋似乎觉察到了小说将会带来的危险，按他的指示，作者对很多章节进行了几次重写。最终他同意小说出版，显然是从1956年5月确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出发的。习仲勋没有意识到领袖的复杂反应，尽管表面上一切如常，但他的头顶上开始笼罩阴云。1959年4月，习仲勋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同年8月至9月，他赴苏联学习重工业发展经验。这是他第一次访问苏联，也是最后一次。
高炉多，高炉小
一个国家的副总理对另一个国家进行正式访问，去的还是一个与本国签有军事政治同盟条约的国家，一个为本国重工业建设提供了大量援助的国家，这有什么可怕甚至是造反呢？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习仲勋的苏联之行看起来完全像是对毛泽东总路线的挑战。原因在于，当他在苏联考察大型冶金企业时，中国正建造着成千上万的矮小高炉，农民和市民不得不用手工方法在这些小炉里炼制劣质金属。
1958年8月，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在滨海度假胜地北戴河召开，每年夏天都集中到这里以非正式的形式讨论问题。毛泽东以一些未经验证的数据为基础，指出“粮食问题已基本解决”，并提议要尽一切力量在1958年将钢铁产量比上一年翻一番。“大跃进”就这样开始了。
随即中国到处都在用黏土搭建烧柴火的小高炉。至1958年秋，已有超过70万座手工炼炉在大力炼钢，上百万人被动员来参与这一工作。事实很快证明，劣质的生铁只配做犁和锄头，需要再深加工才能铸成为钢铁。
大量的农民还投身于运河、水库和大坝的建设。“苏联院士李森科的先进方法”被强加给农业，数百万人追捕麻雀，按照毛泽东的观点，麻雀吃了太多的粮食。对勤劳中国人所做的所有“试验”导致了可怕的饥荒，实际上1958年气候适宜，原本应有好收成。饥荒后来又持续了好几年，不少人死于1958年至1962年的饥荒。
“大跃进”的骇人后果没有让毛泽东那脱离实际的热情冷却下来，他更严格地要求党和国家领导层团结并统一思想。1959年7—8月彭德怀元帅在庐山会议上的“意见书”完全出乎他的意料。彭德怀这位中国革命的元勋、朝鲜战争（1950—1953年）期间中国军队司令、国防部长、副总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谴责了“大跃进”。他提出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党的领导人要为这场灾难承担个人责任，批评了个人崇拜，谴责偏离了集体领导原则。
很快，彭德怀便被指责参与了“反对党中央路线的阴谋活动”，根据是：1957年底彭德怀正式出访苏联时停留了一个月，1959年6月从东欧返回时在莫斯科停留了4天。苏共二十大揭露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后，中苏党际和国家间关系急剧恶化、相互间的言语和行动都极不友好，在这种背景下与苏联同行合作是败坏自己名誉的。就在彭德怀发表批评意见前夕，赫鲁晓夫发表长篇文章批评“大跃进”，而不久前莫斯科宣布停止中苏核技术领域的合作。
彭德怀在军队中是位受欢迎的元帅，因此并没有罢免其所有职务，他依然是政治局委员，但不再担任国防部长。很快政治局会议不再邀请他，他被安置在北京西郊的一个房子里，“文化大革命”前夕被派去建设位于国家西南部的防御工事。随着迫害党员干部的开始，红卫兵成立了“抓捕彭德怀小队”，直到他1974年去世前，一直受到迫害。
在这样的背景下，习仲勋前往苏联不可能不受谴责。最可怕的事发生在1962年8月，根据康生的提议，中央全会听取了《关于小说〈刘志丹〉的问题》。习仲勋因同意其出版被视为“反革命”。这种指控对习仲勋及其家人都会带来严重后果。所幸周恩来的干预将他的助手从既定的死亡中拯救出来，当时康生已经编造了“习仲勋反革命集团”的罪行记录，要求对该集团成员执行死刑。
党的机关对习仲勋案件的调查工作历时16年，直到1978年习仲勋才被彻底平反。这些年中，他被迫与妻子和孩子分离。最初的惩罚是可以承受的，“反革命分子”要反复进行“自我批评”。1965年，他被任命为洛阳矿山机械厂副厂长，但次年爆发了“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真正的考验才开始。习仲勋被带到北京监狱，遭到刑讯审问，直到1973年案件才得以重审，给他重新定了一个不太严重的罪名“反对群众路线”。他不久从监狱出来，1975年被安排去另一家工厂工作。他家人的命运也有所好转，比如，他那个在偏远村庄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儿子习近平获准入党和参加大学入学考试。但一个才华横溢的领导者，生命中少了原本可以为国家服务的16年时间。
失落的一代，找回的一代
邓小平、习仲勋以及数十、数百、数千名老干部、老战士和新中国的创建者，在风华正茂时无法进行创造性和建设性的工作，他们可以被称为“失落的一代”。数以百万计的红卫兵、造反派也同样如此。经过各种“批评和再教育”、非法折磨和刑讯逼供、监狱生活和外地流放，大多数“老干部”并没有自暴自弃。他们所积累的经验和潜力对国家仍然有所裨益。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整整一代人，在毛泽东去世后开始恢复正常工作。北方人习仲勋被派往南方沿海省份广东，这是之前他并不熟悉的地方。
这个与繁华的英国殖民地香港和葡萄牙的殖民地澳门相邻的省份给中央政府带来了很多问题，其中之一便是大量中国公民越境寻找更好的生活，只因香港平均工资要高出100倍。1978年4月，习仲勋成为广东省委第二书记，几个月后就任省委第一书记，后任省长兼广州军区政委，从而掌握了广东的所有权力。同年12月，在具有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被彻底平反并当选为中央委员。习仲勋开始了解这个他管理的省份，当时清华大学高年级学生习近平有时也陪他一起考察。习仲勋不仅看到了广东长期积累的严重问题，也看到了这个以当时中国的标准来看工业发达的传统商业省所蕴藏的极大机遇，这个省与富有且具影响力的“海外华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考察了广东全省和分析收集到的资料后，习仲勋向邓小平递交了一份报告。这位广东的新领导人建议不要加强对边境的管控，而是使广东的生活条件与港澳拉近。在“总设计师”的桌子上放着扩大广东省经济自主权措施的方案，要求放宽外贸和吸引投资的条件。这份文献在政府引起了警惕性反应，最终邓小平允许自己的老战友不是在广东全省，而是在与香港、澳门相邻的地区进行试验。“我们就叫它们‘特区’吧，你的陕甘宁边区当时也是这么叫的”，邓小平说。他强调，会给予相应的政策，但无法拨付资金，因此就像战争年代一样，必须“杀出一条血路来”。1979年7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准成立最初两个经济特区——广东的深圳和珠海（靠近港澳），后来又增加了广东东部的汕头和邻省福建与台湾相望的厦门。
经济特区的奠基人
时年66岁的老革命决定在偏远的六七千人口的深圳建造一个新的城市。当时，这里的居民唯一感到自豪的是一幢五层建筑。但很快“深圳奇迹”就开始了，也许没有它，也就没有“中国奇迹”。特区政府从北京那里获得了高度自治权，确定了较低的所得税税率，简化了创办合资企业、办签证、利润汇出和外汇兑换的手续。后来，分析经济特区成功原因的学者们将之比作一个自由经济的“绿洲”，比作吸收新技术和生产方法的吸纳器，比作“通往外部世界的窗口”。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但为经济特区奠基、盖最初几层楼的是习仲勋，可以称其为“建设工程主任”。
正如邓小平所说，最初需要“杀出一条血路”。当时，来自官僚及还很强大的支持毛泽东发展方式的人的阻力非常明显。习仲勋需要一边与“海外华人”会面、解决日常问题，一边在机关里修订各类法律和条例。深圳发展得非常快，明显超过了同时起跑的珠海和汕头。正是深圳的成功证明了“改革开放”政策是正确的。广东积累的经验对国家非常宝贵，因此1980年9月他被补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即中国的议会）副委员长。作为法律委员会的负责人，他领导制定新法律方面的工作，以促进经济发展。在1981年6月召开的中央全会上，习仲勋被增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1982年9月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领导书记处的日常工作。
1988年，习仲勋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而且是第一副委员长。离开领导岗位以后十几年，他大部分时间住在深圳这个他亲自创办的特区，这是他的新故乡。
2002年5月24日习仲勋逝世前，他亲眼目睹了深圳令人瞩目的快速发展。他可以漫步在这座有着500万人口、建有不少摩天大楼的城市街道上；他可以乘坐舒适的地铁，考察新落成的国际机场和重要港口，与大学生和科技园区的学者交流；他从报纸上、从交谈的百姓处得知，深圳的工资比中国其他城市高好几倍，深圳的工业生产增长了200倍。包括高科技企业在内的近千家合资企业在为全世界生产电视机、录像机和复印机等。
当你品尝自己亲手所种果树的果实时，或当你漫步在由自己所奠基的城市街头时，这是何等幸福啊！当你知道，你那被命运分离多年的儿子克服了所有的困难和挑战，走在由你所开创的为国服务的高尚道路上，这是何等幸福啊！
习仲勋：从配角到主角
在他的儿子习近平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前，我对习仲勋研究不多，甚至并不了解他非凡的个人生活的全部。只是从俄罗斯、中国、西方学者的著述中了解了习仲勋生活中的一些大事，在与熟悉他的一些人交谈后，我勇敢地提出自己的看法：这个英勇的、充满戏剧性的人属于新中国历史上伟大活动家之列的人物。在20世纪的转折关头，他经常与举世闻名的人物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站在一起。
在史诗《复兴之路》的纪录片中，有一段出现了习仲勋。有时配角会超越主角，以自己简洁的对白、不多的动作和特色鲜明的行为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我坚信，还会有历史学家和作家写有关习仲勋的书，会拍有关他的电影和电视剧。在所有这些作品中，他会当之无愧成为主角。
※ ※ ※采访伯尼·柳教授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教授、经济学博士）
尊敬的柳德米拉·德米特里耶芙娜女士，您曾见过中国杰出的国务活动家习仲勋。当时是怎样的场景？您还记得当时的一些事吗？
以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为团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应苏联政府的邀请于1959年8月抵苏。代表团此访的主要目的是了解苏联在重工业领域的先进技术，以确定中国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代表团成员包括煤炭和冶金工业部、机械工业部的领导。除了在莫斯科与部委和科学技术委员会见面会谈之外，代表团按计划还要参观几个城市的工业企业。在图拉，代表团考察了连续浇铸钢的工厂，顺道参观了位于雅斯纳亚·波良纳镇的托尔斯泰庄园。在基辅，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领导热情地接待了代表团成员。习仲勋和他的同行者主要是对冶金、机械制造、煤炭工业感兴趣。
中国代表团返回莫斯科后还有广泛的文化考察活动，包括参观莫斯科大剧院、苏联国民经济成就展览中心等。捷克斯洛伐克驻苏联大使邀请代表团参观了当时在莫斯科举办的捷克玻璃展。这里还有个有趣的故事。该大使曾在北京担任过商务代表，与习仲勋认识。参观结束后，他问习仲勋对玻璃展的印象，习仲勋回答说：“非常棒，像龙宫一样！”当时非常高兴的外交官高声地说：“是的！是的！我知道龙宫这个最美的宫殿！”但有趣的是，龙宫只存在于小说《西游记》中且位于海底……
访问结束后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著名的顿巴斯煤炭工业领导人扎西亚吉科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了招待会。9月初，习仲勋在中国大使馆举行了答谢招待会。
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苏联领导层以及代表团成员在工厂、街头遇到的普通民众对中国代表团的热情友好。同时，习仲勋也表现出他的友好态度。他几乎总是面带微笑，说话尽量用短句子，以便译员翻译。和他一起工作很轻松、很惬意。我也要指出习仲勋很有文化修养，举止优雅。代表团的所有成员都穿同一样式的华达呢灰色外套。但这外套穿在代表团团长的身上，就像天生贵族穿的最时髦的服装。
2013年3月您作为七名俄罗斯中国问题专家之一参加了与习仲勋之子习近平主席的会面，您的印象如何？
是的，天意如此，在那些事件过去54年后安排我和习仲勋副总理的儿子——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会面。在习近平就任后首次出访莫斯科期间安排他与几位中国问题专家会面。我马上就注意到了两位国务活动家的相似之处：同样的身材，只是儿子比父亲略高，同样和蔼可亲的面容；对交谈者的同样目光，这种目光只有文化素养很高、有巨大内在力量的人才有。
当有人向习主席介绍我们，他得知我很多年前曾是他父亲习仲勋率领的中国代表团的翻译时，他说：“这是天意。”在同中国问题专家交谈时，习近平讲述了自己父亲的生活经历，强调父亲是他生活上的高尚楷模，他说：“我们接过了历史的接力棒，我们要满怀敬意地将其举起。”
在2013年12月2日俄中友协和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举行习仲勋诞辰100周年的纪念会上，当得知2001年父亲88岁生日时习近平给生病父亲的拜寿信中的“儿子的誓言”时，我们的内心深处受到了触动。他对生病的父亲说，儿子保证要用毕生精力来完成父亲为之奋斗的目标，忠于职守，谦虚谨慎，关心家庭与朋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访问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不久以前出访俄罗斯——父子作为伟大中国的使者的出访之间，无疑存在着极大的继承性。他们的目标就是发展和深化我们两国、两国人民的合作和睦邻关系。我祝愿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在践行中国梦的道路上取得成功。
